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政府应否对罗庄街道办事处的债务承担责任问题的请示的复函（2004年7月8日 [2004]执他字第15号）
【摘要】同意你院审判委员会少数人意见，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鲁政函民字[2000]36号批复，“以原罗庄镇的行政区域设立罗庄街道办事处。办事处机关驻原罗庄镇人民政府驻地。”鉴于罗庄街道办事处设立的区域及机关驻地与原罗庄镇政府完全一致，且罗庄区人民政府在《关于设立罗庄、傅庄、盛庄、汤庄街道办事处的请示》报告中亦明确表示，新设立的街道办事处“财政体制执行原财政体制，原镇政府的债权债务由设立后的相应办事处承担”，我们认为，新设立的街道办事处与原镇政府在行政区域和财产上具有承继关系，此案可参照我院法释[1997]1号批复的精神，由新设立的街道办事处承担原镇政府的债务。
摘要2：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城市街道办事处是否应当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１９９７年６月２７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９１７次会议通过 法释[１９９７]１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城市街道办事处是否应当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已于１９９７年６月２７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９１７次会议通过，自１９９７年８月２日公布起施行。
【摘要】街道办事处开办的企业具有法人资格的，街道办事处只在收取管理费范围内承担民事责任；其开办的企业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应先由企业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不足部分由街道办事处在企业注册资金范围内独立承担。街道办事处财产不足以承担时，不能由设立该街道办事处的市或区人民政府承担民事责任。街道办事处进行自身民事活动产生纠纷的，应当独自承担民事责任。
摘要2：【备注】废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部分司法解释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决定（附目录）》
摘要1：无效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是指当事人所缔结的合同虽然已经成立，但因违反了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以及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而不能发生当事人所预期的法律效果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摘要2：【注解】规划条件未纳入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是否无效？——（１）《城乡规划法》第３９条规定“规划条件未纳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无效；对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建设单位批准用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撤销有关批准文件；占用土地的，应当及时退回；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赔偿。”（２）规划条件未纳入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无效。
摘要1：【摘要】我们认为，新设立的罗庄街道办事处与原镇政府在行政区域和财产上具有承继关系，此案可参照我院法释[1997]1号批复的精神，罗庄区罗庄镇的债权债务应当由罗庄街道办事处予以承担。
摘要2：
摘要1：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政府应否对罗庄街道办事处的债务承担责任问题请示案
摘要2：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将刑事案件判决书抄送当事人所在单位的通知（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２０日法（研）发〔１９９１〕４３号发布）
【摘要】为了配合刑事案件当事人所在单位的劳动人事管理，促进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工作，今后，人民法院判决的刑事案件，应当在判决生效后，由作出终审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将生效的判决书、裁定书及时抄送当事人的所在单位。如当事人原无工作单位，可抄送其原户籍所在地的乡（镇）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
摘要2：
摘要1：【目录】1.王风俊诉北京市房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拆迁补偿安置行政裁决案；2.孙德兴诉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案；3.王江超等3人诉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紧急避险决定案；4.陆继尧诉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政府济川街道办事处强制拆除案；5.吉林省永吉县龙达物资经销处诉吉林省永吉县人民政府征收补偿案；6.焦吉顺诉河南省新乡市卫滨区人民政府行政征收管理案；7.王艳影诉辽宁省沈阳市浑南现代商贸区管理委员会履行补偿职责案；8.谷玉梁、孟巧林诉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闽民申1940号
【裁判摘要】讼争土地位于城厢区内，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政府作为讼争房屋、土地主管部门的上级部门，有权就土地的权属进行认定，其维持凤凰山街道办事处作出的答复意见，即维持凤凰山街道办对相关事实的认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关于“国家机关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所记载的事项推定为真实，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制作文书的机关或者组织对文书的真实性予以说明”之规定，城厢区人民政府于2012年10月30日作出的莆城信复查[2012]43号《信访事项处理复查意见》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且其证明效力高于《社员群众用地计划申请表》以及《证明》，二审法院予以采信符合法律规定。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京民申3130号
【裁判要旨】即便买方将户口迁入房屋所在地，不同集体经济组织的村民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仍然无效。
【裁判摘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相关法律规定，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权利，与享有者特定身份相联系，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权取得或者变相取得。张某某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此张某某与侯某某国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侯某某称其户籍于2003年7月7日自房山区大峪沟村迁到南街村，其本人及妻子、子女户籍均登记在争议院落并在争议院落居住，称其属于南街村村民，且为农民户口，有权利购买10号院。但是南街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以及城关街道办事处出具的证明中均明确载明，侯某某及家属均不是南街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经原审法院向南街村村委会调查，南街村村委会称1982年前户口迁入南街村的属于南街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侯某某及家人的户口均系1982年后迁入南街村，故侯某某及家人不属于南街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亦不享受南街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过年过节的分红、福利等待遇。在上述调查的基础上原审认定侯某某非南街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不当之处，并据此确认张某某与侯某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也无不妥。
摘要2：
摘要1：【案号】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豫民申1759号
【裁判摘要】李某某于2002年11月5日经鹤壁市天平拍卖行竞拍取得鹤壁市物华镁业有限公司房地产及设备，已经拥有了拍卖所得的土地及房产的所有权，在其财产受到损害时，有权向侵权人提出赔偿请求。根据鹤政[2005]43号鹤壁市人民政府文件、2015年1月31日山城区“5+1”研判信访会议记录，结合鹤壁市山城区人民政府工农关系办公室作出的会议纪要及2008年9月8日鹤壁市山城区长风中路街道办事处出具的情况说明、鹤政（2005）43号鹤壁市人民政府文件、鹤壁市采煤沉陷区农村分级一次性处理受损建（构）筑物基本情况调查登记表等证据，足以认定鹤壁市物华镁业有限公司财产损害与鹤煤六矿采煤沉陷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生效判决判令鹤煤六矿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并无不当。在李某某举证责任已经完成的情况下，举证责任发生了转移，鹤煤六矿应当就自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鲁行终202号
【裁判摘要】上诉人所在的褚庄村村民委员会公示了旧村改造方案，上诉人也与村民委员会签订了旧村改造拆迁补偿协议，因此该旧村改造行为系褚庄村村民委员会组织的村民自治行为。被上诉人寿光市人民政府根据寿光市洛城街道办事处的请示作出的《关于同意褚庄组团城中村改造的批复》系内部行政行为，未送达上诉人，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亦不产生直接影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八）项之规定，上诉人对该批复行为的起诉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原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203号
【裁判摘要】天龙公司主张本案发生了南坪东环高架路穿过该地块、政府规划调整、南坪街道办事处搬迁滞后等事由以及由此导致的“政府储备用地”等客观情况，属于“情势变更”情形，应适用情势变更原则解除合同。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的规定，情势变更是当事人在缔约时无法预见的非市场系统固有的风险，是指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本案中合同无法履行的直接原因是天龙公司未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而天龙公司未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的直接原因是其未按时缴纳土地出让金。虽然本案客观上也存在南坪东环高架路穿过该地块、政府规划调整等影响合同不能履行的原因，但并不是合同不能履行的直接和根本原因。上述原因属于合同之外第三人的原因，不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的情势变更情形，不能成为天龙公司的免责事由。因此，天龙公司应承担违约责任，至于天龙公司与政府之间发生的影响合同履行的事由，应由其与政府另行协商解决，不属于本案处理的范围。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5824号
【裁判摘要１】乡镇政府对村规民约、村民决议有责令改正的权力和监督职责，不履行法定职责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六）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根据该项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请求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所保护的权利范围，并不仅限于人身权、财产权，也包括法律、法规规定的人身权、财产权以外的其他合法权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村民会议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并报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备案。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违反前款规定的，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责令改正。”据此，村民认为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侵犯其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有权请求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行使行政监督权，有管辖权的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具有履行法定监督职责的义务，未履行监督义务，即构成不履行法定职责，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本案中，再审申请人提起本案诉讼，是请求判令再审被申请人金水区政府、国基路街道办责令路砦村村委改正违法的村规民约并责令金水区政府、国基路街道办监督落实恢复再审申请人村民待遇，本案应属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二审法院认为再审申请人的起诉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属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当指令再审。
【裁判摘要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市辖区、不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经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设立若干街道办事处，作为它的派出机关”。街道办事处作为市辖区或者不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虽然不是一级人民政府，但在授权范围内具有独立承担责任的行政主体资格，可以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故此，国基路街道办应当具有行政主体资格。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苏行终637号
【裁判摘要】鼓楼区住建局拆除房屋时虽然应当设置围挡，但在考虑围挡的范围时，首先应当结合围挡的目的，正当行使该行政自由裁量权决定围挡的范围。设置围挡的目的是防止扬尘和污水污染施工现场周围的环境。鼓楼区住建局实现该行政目的，决定围挡的范围时，应当建立在正当考虑的基础之上，不得考虑不相关的因素，根据房屋拆除的范围合理确定围挡的范围。其次，在房屋拆除现场设置围挡应当符合“比例原则”。所谓“比例原则”是指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首先考虑行政措施的有效性，同时应当选择对他人权益侵害最小的行政措施实现行政目的。由于马某某等26人的房屋系临街营业用房，设置围挡必然影响顾客流量，从而影响经营效益，故鼓楼区住建局在设置围挡时，应充分考虑围挡对马某某等26人合法权益的影响，尽量缩小围挡的范围，较少对马某某等26人合法权益的影响，将侵害降低到最小。．．．．．．鼓楼区住建局设置围挡时，包括马某某等26人在内的大多数被征收人的补偿安置问题尚未解决，马某某等26人的房屋所在的大楼尚不具备拆除的条件，且事实上被拆除的房屋位于涉案房屋的北侧和西侧。鼓楼区住建局扩大围挡范围，将不具备拆除条件的房屋予以围挡，影响马某某等26人的正常经营，对马某某等26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不必要的侵害，违反“比例原则”，构成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三、鼓楼区住建局设置涉案围挡，客观上构成采取中断道路通行的非法方式迫使被征收人搬迁。
摘要2：【解读１】行政自由裁量权依法应受比例原则约束。
【解读２】一审判决：确认鼓楼区住建局设置涉案围挡的行为违法；鼓楼区住建局于原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20日内拆除围挡,停止干扰马某某等26人合法使用相关房产的行为；驳回马某某等26人对鼓楼区政府和丰财街道办事处的起诉。
摘要1：【案号】一审：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县人民法院（2011）台玉行初字第2号行政判决书（2011年5月3日）；二审：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浙台行终字第136号行政判决书（2011年8月31日）
【裁判摘要】虽然按照《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农村村民建造住宅用地，应当向户口所在地的村民委员会或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提出书面申请，经村民委员会或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讨论通过并予以公布，乡（镇）人民政府审核，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但经查明，当地在实践操作上，农村村民建造住宅申请材料在报给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进行审核前，均先由国土资源部门予以审查，无异议后再按上述规定的程序办理。本案中，尹某某申请宅基地建房的办理流程，遵循了此种操作办法。
摘要2：
摘要1：解读：行政机关对业主委员会备案行为属于可诉行政行为。
摘要2：【法条链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物业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第十九条理解与适用有关问题的答复》（［２０１４］行他字第１１号，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２９日）：《物业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物业所在地区、县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和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对业主委员会的备案行为，属于可诉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应依法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包括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人事决定，上述行政主体认为决定违反法律、法规的均有权依法作出处理。
摘要1：——行政机关负有法定职责的时间节点
【摘要】行政机关负有法定职责的时间节点应以其收到相对人申请之时为时间节点，此后行政机关发生的职责变更不能成为其不作为的正当理由——根据1998年12月10日发布实施的《上海市门弄号管理办法》第八条的规定，门弄号牌的安装，由公安派出机构组织实施。因此，被告于2009年4月7日收到原告等居民要求安装弄号标牌的信访件时，具有为原告所在小区安装弄号标牌的法定职责，但被告未能及时履行。此后，根据2009年5月1日起实施的《上海市门弄号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虽然安装门弄号标牌的法定职责改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具体实施，但被告在已经发现原告所住小区无弄号标牌，且未能在2009年5月1日前履行相应法定职责的情况下，应当及时与当地镇政府联系，将相关职责移交给当地镇政府履行，并给予原告答复。但被告既未自行履行法定职责，也未在新的规章实施后将相关法定职责移交给当地镇政府，又未给予原告任何答复，故其行为违法。鉴于目前被告已经不再具有安装弄号标牌的法定职责，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确认被告大华新村派出所在收到2009年3月30日行知路356弄部分居民要求为其居住的小区安装弄号标牌的信访件后未履行相应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
摘要2：
摘要1：行政处罚权地域管辖：（１）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２）县级以上地方政府以外的行政机关（国家各部、委、办、局等）需要配置行政处罚权应通过法律、行政法规另外做出规定（部门规章无权创设）；（３）省级（省级人大常委会还是省级人民政府未明确）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决定将基层管理迫切需要的县级人民政府的行政处罚权授权（行政授权而非行政委托）能够有效承接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行使。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京02民终5974号
【裁判摘要】顺公司以电力公司违反供用电合同中约定义务及相关法定义务，在未提前通知的情况下对29号房屋断电的行为构成违约为由，起诉要求电力公司予以赔偿。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电力公司系按照街道办事处协助函的要求，采取的断电措施，该协助函上明确写明街道办事处对29号房屋进行违建拆除工作需要电力部门配合，相关法律并未规定此种情形下电力公司应当履行提前通知义务。宏顺公司基于电力公司违约，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依据不足，本院无法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1)最高法行申2117号
【裁判摘要】户口迁入农村不等于取得农村集体组织成员身份｜户口虽迁入农村，但未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民主议定程序接纳或与该组织未建立起相对稳定的生产生活联系或依赖该组织所有的土地作为其生活基本保障的，仍不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征地安置对象为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本案中，金××之母蔡××系陈家坪组村民，金××2008年出生时随父亲金××１将户籍登记在安徽省定远县，2017年6月以未成年人投靠其母的名义将户口迁入陈家坪组。2018年8月望城区政府决定征收陈家坪组土地，2018年11月金××之母所在的家庭户签订了拆迁腾地补偿合同，金××未被列入安置补偿对象。金××以其属于陈家坪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要求望城区政府、望城分局对其进行补偿安置，但未提交陈家坪组通过民主议定程序接纳其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证据。一、二审法院以金××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陈家坪组建立起相对稳定的生产生活联系或依赖该组土地作为其生活基本保障为由，未支持其要求补偿安置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
摘要2：金某1、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政府资源行政管理:其他(资源)二审行政判决书
【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湘行终462号
【摘要】认定是否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应当从我国集体经济组织所具有的自然共同体特征出发，以成员权理论为基础，以是否依法登记所在地常住户口作为形式要件，以是否实际在本集体经济组织生产生活为实质要件，考虑是否需要本集体经济组织土地作为生存保障及是否在其他组织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等因素，一并进行综合判断。金某1出生时并未落户在望城区，其于2017年6月5日以夫妻投靠子女随迁的方式随母落户。铜官街道办事处与蔡××签订房屋协议拆迁腾地补偿合同时，金某1在房屋所在地的集体经济组织并不拥有相关生产资料，与集体经济组织未形成作为成员应该具备的权利义务关系。金某1在本案中提出望城区政府、望城区自规局对其安置的请求，应予驳回。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81号
【裁判摘要】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的案件，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定对其财产进行保全。但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的申请保全错误赔偿责任为一般侵权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关于“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申请人承担损害责任在构成要件上须有过错。关于申请人过错的认定，应从当事人的主观过错、行为客观不法性等方面，结合案件事实综合判断。从主观因素来看，申请人一般应尽到合理、谨慎的注意义务，达到一般合理人标准，无故意或重大过失。从客观方面看，申请人的财产保全申请应有基本的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对其诉讼请求有相应的证据予以支持，不能有显而易见的不法性。
摘要2：【摘要】本院认为，厦门国际银行珠海分行虽对伟雄集团提供的座落于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办事处卫红社区居民委员会环安路13号房产享有抵押权，但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第一百零二条的相关规定，并不禁止抵押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向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也不禁止查封抵押财产之外的其他与案件有关的财产。一审判决认为不动产的变现本身存在一定市场风险，且现行法律并未禁止享有抵押权的债权人申请财产保全的认定并无不当。
摘要1：解读：在村委会、居委会自认实施强制拆除行为的情况下，由于居委会、村委会并非行政主体，不享有行政强制权，其直接实施的拆除行为应视为接受政府的委托，委托的政府是属于适格被告。
【解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确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行政诉讼被告资格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３条规定：（１）集体土地征收中强制拆除房屋等行为——除有证据证明系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体实施外，以作出强制拆除决定的行政机关为被告；没有强制拆除决定书的，以具体实施强制拆除等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被告。（２）已经作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决定的强制拆除房屋等行为——以作出强制拆除决定的行政机关为被告；没有强制拆除决定书的，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为被告。
摘要2：【注解１】如何认定县级人民政府是否系违章建筑拆除主体？——（１）县级人民政府具有组织实施辖区内征地拆迁以及责令有关部门拆除违法建筑的法定职责，在其未举证证明或合理说明案涉拆除行为的实施主体之前，并不能排除其实施强制拆除行为的可能性；（２）如果县级人民政府能够举证证明由其他行政机关对违章建筑实施了拆除行为，且并无证据证明县级人民政府组织实施了强制拆除，则县级人民政府不是适格责任主体，应由具体实施机关为适格被告；（３）在违章建筑已被拆除且不能排除系县级人民政府拆除，相对人不能举示其他证据可能系因行政机关原因所致的情况下，法院仍要求相对人举证证明系政府实施拆除，属对举证责任的分配有误；（４）村民委员会对违章建筑组织实施强制拆除行为，但有证据证明系受其他行政机关委托实施，应由委托实施机关承担法律责任。——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再306号
【注解２】街道办自认案涉房屋拆除系其所为，又欠缺有效证据证明该办系受区政府或房屋征收部门委托的情况下，难以认定区政府应对该强制拆除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应认定街道办是适格被告主体。——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5042号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二批行政协议诉讼典型案例（2022年4月20日）
【目录】一、赵某某诉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政府不履行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案；二、王某某、陈某某诉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办事处变更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案；三、王某诉安徽省怀宁县国土资源局土地管理行政出让案；四、凤冈县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诉贵州省凤冈县人民政府请求撤销补偿安置协议案；五、某国际有限公司、湖北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诉湖北省荆州市人民政府、湖北省人民政府解除特许权协议及行政复议一案；六、某停车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诉北京市门头沟区城市管理委员会行政协议解除通知案；七、中山市某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诉广东省中山市自然资源局要求解除行政协议案；八、宁某某诉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案；九、韩某某诉辽宁省锦州市松山新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办公室不履行预征收行政协议案；十、成都某商贸有限公司诉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行政决定案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2823号
【裁判摘要】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瓯海区政府是否具有与吴锡铭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职责。吴××的一审诉讼请求是“判令瓯海区政府依照吴××的产权登记与建房许可证的合法面积，及历史遗留原有房屋40平方米面积，以本村拆迁统一政策，与吴锡铭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因此，吴××要求瓯海区政府履行与其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职责，系要求瓯海区政府按照该村城中村改造房屋拆迁与补偿实施方案与其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第一，《梧田街道寮东村城中村改造房屋拆迁与补偿实施方案》已明确梧田街道办事处为房屋拆迁实施单位，承担房屋拆迁与补偿的具体工作，而非瓯海区政府，故瓯海区政府不属本案适格主体。因此，吴××诉请要求瓯海区政府与其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依法不能成立。第二，吴××已经以梧田街道办事处为被告并提起实质相同的诉讼请求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梧田街道办事处按照温瓯政办抄[2017]290号《梧田街道寮东村城中村改造房屋拆迁与补偿实施方案》抄告单规定，和吴××已签订协议的第二条1、2点已确定的合计面积，与其签订正式的拆迁补偿安置补偿协议”，已经生效的浙江省温州市中级法院（2018）浙03行终410号行政判决驳回吴××的诉讼请求。第三，2017年6月27日梧田街道办事处与吴××签订《房屋产权置换（货币置换）腾空协议书》（以下简称《腾空协议书》），对吴××合法房屋及未经登记房屋经查证认定为合法（视同合法）的房屋建筑面积进行了约定，并明确吴××最终的安置面积及购房款以产权置换（货币补偿）补偿安置协议书为准。梧田街道虽未在该《腾空协议书》上盖章确认，但梧田街道办事处已确认与吴××签订的《腾空协议书》合法有效。协议双方主要对未登记房屋的性质及面积发生争议，吴××对未登记房屋的性质及面积的认定可另行主张。据此，一审裁定驳回其起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1980号
【裁判摘要】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诸多的法定条件，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即是其中之一，否则人民法院可依法裁定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2017年12月27日，甲方七里社区居委会与乙方庄×（身份证号码：32xxx76××××××××）签订的《搬迁协议》载明：“因赛博电子周边地块项目实施，乙方位于朱方路沿线的非居房屋（调查号Ｂ-59），调查面积共605.74平方米需搬迁，经甲乙双方商议……乙方须在签订本协议一周内，将所属房屋腾空移交甲方。乙方交房屋后15日内，甲方一次性付清乙方房屋搬迁补偿款。”本案中，再审申请人庄×以润州区政府、蒋乔街道办为被告，请求法院判决确认强迫其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的行为违法。然而，再审申请人提供的《搬迁协议》的“甲方”并非是本案所诉的润州区政府、蒋乔街道办。此外，虽然再审申请人提供了确有人员与其沟通房屋拆迁事宜的证据材料，但是不能初步证明其所述的被强迫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的相关事实。据此，再审申请人的起诉缺乏事实根据。一审法院裁定不予立案，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符合法律规定。
摘要2：【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苏行终529号
【解读】原告诉讼请求为确认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政府、镇江市润州区蒋乔街道办事处强迫其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的行为违法。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13635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董××针对其与原越城区灵芝街道办事处签订的《安置补偿协议书》申请行政复议。根据原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对﹤交通运输部关于政府特许经营协议等引起的行政协议争议是否属于行政复议范围的函﹥的复函》的规定，行政协议不属于行政复议的范围，故绍兴市人民政府对董××的复议申请不予受理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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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1954号
【裁判摘要１】一般认为，行政诉讼中的被告是因为其以行政主体名义实施了行政行为而成为被告，而行政主体概念与行政机关概念并不完全相同。一般认为，确定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能否成为行政诉讼的适格被告，可按以下思路依次进行：1.是否为行政主体，即行为人只有具备法律规定的行政主体身份和地位，才能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2.是否为行为主体，即行为人只有以自己的名义作出了被诉行政行为或者有怠于履行职责的不作为行为，才能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3.是否为责任主体,即行为人只有能够以自己名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和诉讼后果，才能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由于行政权行使过程的多样性以及行政组织系统内部关系的复杂性，准确理解行政主体、行政机关以及行政机关与其内设机构、派出机构、职能部门的关系，并依法确定行政诉讼的被告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并辅之以作出行政行为时的名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第五款规定，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作的行政行为，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行政机关组建并赋予行政管理职能但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作出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组建该机构的行政机关为被告。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授权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超出法定授权范围实施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实施该行为的机构或者组织为被告。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行政机关授权其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行使行政职权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委托。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因此，确定行政案件的适格被告，既要根据作出行政行为时的名义和身份，也要依据其权力的来源，并结合所依据的实体法律规范，综合判定。
摘要2：【裁判摘要２】街道办事处以拆除危房的名义实施房屋拆除谁是适格被告？|（１）街道办事处实施的强制拆除系以房屋征收部门委托的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名义而实施，相应的法律后果也应由房屋征收部门承担；（２）街道办事处超出房屋征收部门委托范围，违法以拆除危房名义实施的房屋拆除行为，应当由其自己承担法律责任——本案中，各方对街道办事处以拆除危房的名义实施拆除的事实，并无异议，分歧仅在于谁是最终的责任主体并以此确定适格被告。具体而言：首先，街道办事处作为派出机关可以自己名义独立作出行政行为并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可以设立行署，县、自治县的人民政府可以设立区公所，市辖区、不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可以设立街道办事处，分别作为同级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与行政机关设立的行使该行政机关部分行政职权的派出机构不同，地方人民政府设立的派出机关是独立的行政主体，能够以自己名义独立作出行政行为并独立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街道办事处在有关人民政府未进行委托的情况下，其以自己的名义单独作出相应的行政行为，对由此产生的诉讼，街道办事处是适格被告并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而不宜以派出机关即相应的人民政府为被告。因此，否定街道办事处的被告主体资格，而主张一律以设立的人民政府为被告的观点，不符合上述规定精神，也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范目的落空，也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其次，即使认定街道办事处实施的强制拆除，系以房屋征收部门委托的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名义而实施，对相应的法律后果也应由房屋征收部门承担，而不应由作为征收主体的市、县级人民政府承担。……据此，街道办事处既非征收主体，也非组织实施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的房屋征收部门，而只可能是按照本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分工，接受房屋征收部门的委托，承担房屋征收与补偿具体工作的被委托单位。因此，街道办事处作为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在委托范围内所从事的行为，由委托人房屋征收部门承担其后果，由此引发的诉讼，亦由房屋征收部门作为适格被告并承担相应责任。……再次，街道办事处超出房屋征收部门委托范围，违法以拆除危房名义实施的房屋拆除行为，应当由其自己承担法律责任。
摘要1：解读：街道办事处以拆除危房的名义实施房屋拆除行为，应当由街道办事处作为被告并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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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赋予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部分行政处罚权的决定（闽政文〔2022〕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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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不构成恶意不诚信的迟延履行情形下恢复执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杨树房街道办事处按照《执行和解协议》及《补充和解协议》履行的最后一笔款项，是否构成迟延履行。本案中，被执行人杨树房街道办事处按照其与申请执行人迟××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及《补充和解协议》履行还款义务，前面五笔均在约定期限内履行，合计1300万元。虽然双方当事人在《执行和解协议》中约定，“乙方在约定的给付日前将相应的款项存入大连中院执行代管账户，即视为履行完该次给付义务。”但是，在双方履行和解协议过程中，杨树房街道办事处依照执行和解协议，按期支付的前五笔执行款，第一笔和第二笔执行款是以支票的方式付款，支付到大连中院，大连中院向其出具了《辽宁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第三笔、第四笔、第五笔执行款是在双方均在场的情况下，大连中院主持杨树房街道办事处将支票交给迟××，迟××在支票存根上签字并出具收条。可见，双方在履行和解协议过程中，通过第三笔、第四笔、第五笔执行款的实际履行方式实际变更了《执行和解协议》中约定的履行方式。因此，申诉人迟××所主张的杨树房街道办事处的最后一笔执行款未按照执行和解协议约定向法院账户付款的方式还款的理由不能成立。杨树房街道办事处在最后一笔执行款还款期限2016年12月31日前，于2016年12月20日开出了用途为迟××法院执行款，金额为280万元的中国农业银行转账支票一张。且2016年12月中旬，杨树房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向大连中院工作人员反映，该单位向迟××履行和解协议约定应归还的欠款，但联系不到迟××。此后，大连中院工作人员多次拨打迟××的手机电话，均没有接通。可见，杨树房街道办事处积极按照《执行和解协议》和《补充和解协议》履行最后一笔款项。虽然杨树房街道办事处最终在2017年2月24日，才将280万元汇入大连中院账户。但是，杨树房街道办事处不存在恶意不诚信的迟延履行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六十七条规定，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在执行中双方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对方当事人申请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应当恢复执行，但和解协议已履行的部分应当扣除。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不予恢复执行。本案按照《执行和解协议》及《补充和解协议》，约定的履行金额合计1580万元，
摘要2：（续）杨树房街道办事处在约定期限内已经履行了五笔，合计1300万元。大连中院（2017）辽02执恢202号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载明大连中院已恢复对（2010）大民二初字第75号民事判决的执行，责令杨树房街道办事处自该通知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向迟××支付欠款1700万元。显然没有按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扣除和解协议已履行的部分。并且在最后一笔执行款履行，并不构成恶意不诚信的迟延履行情形下，大连中院（2017）辽02执恢202号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辽宁高院裁定撤销大连中院（2018）辽02执异11号执行裁定、（2017）辽02执恢202号执行通知书和（2017）辽02执恢202号报告财产令，本院予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