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１）行政诉讼起诉要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即要有明确的被诉行政行为，未对具体的被诉行政行为予以明确属于诉讼请求不明确的情形；（２）笼统请求确认征收土地行为违法、笼统请求撤销或者确认行政协议行为违法、行政赔偿诉讼未明确具体的损失内容和赔偿数额，属于诉讼请求不明确；（３）对于诉讼请求不明确的情形，法院未经释明即驳回起诉属于程序违法。

解析：

（１）根据《行政诉讼法》第４９条第３项之规定，提起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所谓“具体的诉讼请求”，就是要有明确的被诉行政行为，未对具体的被诉行政行为予以明确属于诉讼请求不明确的情形。

Ａ．征收土地行为是由一系列行政行为构成，笼统要求确认征收土地行为违法的，属于诉讼请求不具体；

Ｂ．行政协议行为包括协议的签订、履行、变更以及解除等一系列行政行为，笼统请求撤销或者确认行政协议行为违法，属于诉讼请求不明确；

Ｃ．行政赔偿诉讼未明确具体的损失内容和赔偿数额，属于诉讼请求不明确。

（２）根据《行政诉讼法》第５１条第３款规定：“起诉状内容欠缺或者有其他错误的，应当给予指导和释明，并一次性告知当事人需要补正的内容。不得未经指导和释明即以起诉不符合条件为由不接收起诉状。”对于诉讼请求不明确，法院未经释明即驳回起诉属于程序违法。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业务意见】1、诉讼请求不明确的处理。依照处分权主义，人民法院不得为诉外裁判。诉讼标的是原告提起诉讼时必须予以明确的内容,也是法院审理的对象。诉讼标的通过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予以固定，因此诉讼请求必须满足实现诉讼标的个别化的要件。在撤销诉讼中，明确原告争议的行政行为即可;在课予义务诉讼中,明确原告申请作出的行政行为即可；在确认诉讼中,明确原告要求确认存在或者不存在的诉争法律关系即可；在给付诉中，原告需明确根据何种法律关系请求给付。明确的诉讼请求要求原告具体陈述被诉行政行为的违法之处以及损害其权利的内容。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但诉讼请求不明确的，人民法院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指导和释明,要求其予以补正,法院不能未经释明直接自行确认被诉行政行为,或者直接以诉讼请求不明确为由驳回起诉。在起诉状内容欠缺或者未正确表达诉讼请求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进行指导和释明,要求当事人完善起诉状内容、明确诉讼请求,尤其要注意要求当事人明确被诉行政行为。行政诉讼多是对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当事人所诉行政行为不明确，人民法院将无法进行案件的审理和裁判。原告诉讼请求不明确，一审法院未向原告释明要求其明确诉讼请求的，二审法院不宜简单以诉讼请求不明确为由认定原告的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因为法院未经释明即以诉讼请求不具体为由裁定驳回当事人的起诉,违反诉讼程序,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建庭以来行政案件审理情况分析报告——以申请再审案件为核心(2015.01-2020.06)》(二),载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微信公众号“第二巡回法庭”2020年12月31日

法条链接：

《行政诉讼法》

　　第三十八条【原告的举证责任】在起诉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向被告提出申请的证据。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被告应当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的；

　　（二）原告因正当理由不能提供证据的。

　　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

　　第四十九条【起诉条件】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二）有明确的被告；

　　（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

　　（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第五十一条【立案】人民法院在接到起诉状时对符合本法规定的起诉条件的，应当登记立案。

　　对当场不能判定是否符合本法规定的起诉条件的，应当接收起诉状，出具注明收到日期的书面凭证，并在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不符合起诉条件的，作出不予立案的裁定。裁定书应当载明不予立案的理由。原告对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

　　起诉状内容欠缺或者有其他错误的，应当给予指导和释明，并一次性告知当事人需要补正的内容。不得未经指导和释明即以起诉不符合条件为由不接收起诉状。

　　对于不接收起诉状、接收起诉状后不出具书面凭证，以及不一次性告知当事人需要补正的起诉状内容的，当事人可以向上级人民法院投诉，上级人民法院应当责令改正，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

　　第六十八条　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的“有具体的诉讼请求”是指：

　　（一）请求判决撤销或者变更行政行为；

　　（二）请求判决行政机关履行特定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

　　（三）请求判决确认行政行为违法；

　　（四）请求判决确认行政行为无效；

　　（五）请求判决行政机关予以赔偿或者补偿；

　　（六）请求解决行政协议争议；

　　（七）请求一并审查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

　　（八）请求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

　　（九）其他诉讼请求。

　　当事人单独或者一并提起行政赔偿、补偿诉讼的，应当有具体的赔偿、补偿事项以及数额；请求一并审查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的，应当提供明确的文件名称或者审查对象；请求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应当有具体的民事诉讼请求。

　　当事人未能正确表达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要求其明确诉讼请求。

经典案例：

·姚某某诉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政府征收土地公告及行政赔偿案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6929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所谓具体的诉讼请求，关键是要有明确的被诉行政行为。起诉人提起诉讼的被诉行政行为不明确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第三款规定予以指导和释明，经释明起诉人仍然不能明确被诉行政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裁定不予立案；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是，经释明起诉人明确被诉行政行为的，无论起诉人明确起诉的是一个行政行为，还是数个行政行为，人民法院都应当对被诉行政行为是否符合其他起诉条件逐一进行审查，不得以起诉多个行政行为为由不予受理。本案中，姚某某起诉时的诉讼请求是确认从化区政府的征收土地行为违法，诉讼请求不明确。经一审释明后，姚某某将其诉讼请求进一步细化为确认从化区政府发布征地公告、批准并发布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以及“清障活动”违法。释明后的诉讼请求尽管包含多个行政行为，但被诉行政行为已经具体明确，一审本应围绕姚某某提出的三个相互关联的行政行为，分别审查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并作出裁判。但是，一审却以姚某某的诉讼请求包含多个行政行为为由，要求姚某某进一步予以明确，在姚某某仍坚持其全部诉讼请求时，一审又自主决定只审查从化区政府发布征地公告的合法性，这一做法没有法律根据，本院予以指正。鉴于批准并发布征地补偿安置方案行为属于行政机关内部程序性行为，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因此不可诉。“清障活动”发生于2013年2月1日，姚某某于2015年6月提起行政诉讼，超过2年法定起诉期限。在此情形下，再以漏审批准并发布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和“清障活动”为由，对本案予以再审，没有实际意义，本案不予再审。

【解读】一行为一诉讼系对法律的错误理解。

·惠州市富名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人民政府资源行政管理：其他（资源）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行政裁定书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5549号

【裁判摘要】所谓“具体的诉讼请求”就是要有明确的被诉行政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应当要有具体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起诉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所谓“具体的诉讼请求"，就是要有明确的被诉行政行为。行政诉讼的起诉条件中，受案范围是对当事人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可诉“行政行为"，原告资格是起诉人要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适格被告是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起诉期限是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之日起计算；进入实体审理后，行政诉讼的审理对象是被诉行政行为，没有明确的被诉行政行为，人民法院无法对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因此，行政诉讼中，诉讼请求不明确，就是行政行为不具体、不明确。行政诉讼的第一要务是要明确被诉行政行为。被诉行政行为不明确，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本案中，富名公司第一项诉讼请求为确认惠东县政府、惠东县资源局、巽寮管委会向淡水港组、红石湾组征收涉案土地的行为违法。征收土地行为包括审批、备案、公告、补偿、安置、实施等一系列行政行为，涉及到不同级别的多个行政机关。起诉征收土地行为，属于被诉行政行为不具体、不明确。经释明，富名公司拒不明确被诉行政行为。一、二审裁定驳回其该项诉讼请求的起诉，处理结果并无不当。

【注解】（１）行政诉讼请求不明确就是行政行为不具体、不明确；（２）行政诉讼第一要务是要明确被诉行政行为，被诉行政行为不明确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

·梁某某、甘某某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行政裁定书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4586号

【裁判摘要】未对具体的被诉行政行为予以明确属于诉讼请求不明确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必须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本案中，梁某某等23人一审提出的诉讼请求为“请求确认湖南省政府作出批准（2014）第12号《征收土地方案公告》范围内的火炬村集体土地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实际上并未对具体的被诉行政行为予以明确，属于诉讼请求不明确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对于当事人提起的起诉存在内容欠缺或者有其他错误的，应当给予指导和释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未能正确表达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要求其明确诉讼请求。第六十九条第一、二款则规定，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所列情形可以补正或者更正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期间责令补正或者更正，在指定期间已经补正或者更正的，应当依法审理。根据上述规定，对于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但是诉讼请求不明确的，人民法院负有教示义务，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指导和释明，并指定期间要求其对诉讼请求不明确的情形予以补正。本案中，一审认为“起诉人所诉的湖南省政府批准芙蓉区政府征收土地的行为，系行政机关作出的审批行为”，对起诉人的合法权益不产生实际影响，据此裁定对其起诉不予立案。一审实际上并未明确被诉的行政行为，亦未载明存在对起诉人进行释明和引导的过程，即作出不予立案裁定，未充分保护起诉人行使诉权，本院予以指正。

【摘要】省级政府征地决定属于最终裁决，省级政府对该征地决定的复议决定亦属于最终裁决——《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根据国务院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行政区划的勘定、调整或者征用土地的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认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行政复议决定为最终裁决。”最高人民法院（2005）行他字第23号《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二款有关问题的答复》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的最终裁决应当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国务院或者省级人民政府对行政区划的勘定、调整或者征用土地的决定；二是省级人民政府据此确认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行政复议决定。依照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省级人民政府征用土地的决定属于最终裁决行为，省级人民政府对该征用土地决定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亦属最终裁决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四项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行政行为提起的诉讼。本案中，湖南省政府作出的（2014）政国土字第1228号《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审批单》，系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的征收土地决定，属于上述规定的最终裁决行为，故该审批单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梁某某等23人所诉的湖南省政府作出的（2014）政国土字第1228号《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审批单》，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应当裁定不予立案。

·黄某某、郭某某错误执行赔偿行政赔偿赔偿裁定书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赔申315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被诉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行政赔偿是在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遭受违法行政行为侵害的情形下，行政机关对受害人合法权益损失进行的赔偿；行政行为违法，但未给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不予行政赔偿。本案中，尽管强制拆除养猪棚的行为已经被生效行政判决确认违法，但是，生效行政判决确认强制拆除行为违法的理由是在复议和诉讼期间强制拆除，违反法定程序，并未否定涉案养猪棚未经合法审批手续建设、属于违法建筑的性质。因此，违法强制拆除黄某某、郭某某的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并未造成其合法权益的损失。黄某某、郭某某请求赔偿贱卖生猪损失,但并没有证据证明强制拆除行为造成贱卖生猪损失。一、二审判决驳回黄某某、郭某某的行政赔偿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摘要】笼统要求赔偿属于诉讼请求不明确——应当指出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八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当事人单独或一并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有具体的损失内容和赔偿数额。当事人未能正确表达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要求其明确诉讼请求。因此，当事人不能笼统请求予以行政赔偿，否则属于诉讼请求不明确，赔偿请求缺乏相应的事实根据。本案中，黄某某、郭某某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并未明确具体的损失内容和赔偿数额，属于诉讼请求不明确的情形，一审法院应当向当事人释明，要求其列明具体损失内容、提出具体的赔偿数额。至于将来人民法院支持的数额，确需通过司法评估程序确定的，由人民法院自主决定，而不是由当事人在起诉时主张诉讼中通过司法评估程序确定其赔偿请求的数额。一审未予释明不妥，本院予以指正。

【解读】行政赔偿诉讼原告未明确具体的损失内容和赔偿数额属于诉讼请求不明确的情形。

·田某某诉邵阳市双清区人民政府等征收补偿协议案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3772号

【裁判摘要１】行政协议行为不是一个单一的行政行为，包括协议的签订、履行、变更以及解除等一系列行政行为，当事人针对行政协议行为提起诉讼必须明确具体的被诉行政协议行为，笼统请求撤销或者确认行政协议行为违法，属于诉讼请求不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根据上述规定，原告提起行政诉讼，必须要有明确的被诉行政行为，只有认为被诉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对被诉行政行为提出具体的诉讼请求和理由，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行政诉讼是对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当事人所诉行政行为不明确，人民法院将无法进行案件的审理和裁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的规定，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行政协议的行为，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但是，行政协议行为不是一个单一的行政行为，包括协议的签订、履行、变更以及解除等一系列行政行为。当事人针对行政协议行为提起诉讼，必须明确具体的被诉行政协议行为，笼统请求撤销或者确认行政协议行为违法，属于诉讼请求不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第三款之规定，起诉状内容欠缺或者有其他错误的，应当给予指导和释明，并一次性告知当事人需要补正的内容；不得未经指导和释明即以起诉不符合条件为由不接收起诉状。指导和释明应当是人民法院的法定程序义务，未履行相应的指导和释明义务的，属于审判程序违法。在起诉状内容欠缺或者未正确表达诉讼请求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进行指导和释明，要求当事人完善起诉状内容、明确诉讼请求，尤其是要明确被诉行政行为。

【解读】行政协议违法不属于具体明确的诉求，法院应当对当事人释明。

【注解】笼统请求撤销或确认行政协议行为违法或无效属诉讼请求不明确——《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的行为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行政协议行为不是一个单一的行政行为，包括协议的签订、履行、变更以及解除等一系列行政行为。当事人针对行政协议行为提起诉讼，必须明确具体的被诉行政协议行为，笼统请求撤销或者确认行政协议行为违法，属于诉讼请求不明确。

·董某某、河北省唐山市路南区人民政府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行政裁定书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3438号

【裁判摘要】征收土地行为是由一系列行政行为构成，包含诸多独立的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土地征收行为的，应当针对征地过程中的某一具体行为提起诉讼，笼统要求确认征收土地行为违法的，属于诉讼请求不具体，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所谓“具体的诉讼请求”，是指当事人的请求需指向明确的被诉行政行为或者要求行政机关履行具体的给付义务。征收土地行为是由一系列行政行为构成，从征收决定到征收安置补偿决定或协议，再到责令交出土地、强制拆除地上附着物等，包含诸多独立的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土地征收行为的，应当针对征地过程中的某一具体行为提起诉讼，笼统要求确认征收土地行为违法的，属于诉讼请求不具体，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这主要是因为，征地过程中的系列行为在作出主体、法定程序、适用对象等方面均有不同，人民法院在对这些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时所适用的审查标准和范围也将不同，有必要由当事人明确其具体的诉讼请求，以利于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本案中，再审申请人主张本案存在未批先征的违法问题，但却未明确其诉的是土地征收程序中的哪个行政行为，原审法院认为再审申请人笼统的诉路南区政府土地征收行为违法,属诉讼请求不明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的起诉条件，并无不当。但需要指出的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对起诉状内容欠缺或者有其他错误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指导和释明，要求当事人补正、明确被诉行政行为。本案一审法院未履行法定释明义务，直接以超过起诉期限为由裁定驳回董××的起诉，确有不妥，本院予以纠正。

·孔某某、李某某资源行政管理：土地行政管理（土地）再审行政裁定书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再443号

【裁判摘要】笼统要求确认征收土地行为违法的属于诉讼请求不具体，法院应当进行释明后分别不同情形进行处理；法院未经释明，径行以超过起诉期限为由裁定驳回起诉违法——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孔××等8人提起本案诉讼，请求确认案涉土地的“征收行为”违法，判令归还土地、恢复原状并赔偿经济损失，是否超过起诉期限。一般法律意义上的征地由一系列行为构成，包括征地批复、发布征地公告、进行征地补偿登记、签订补偿协议或者作出补偿决定、责令交出土地等行为。当事人起诉要求确认征地行为违法的，因为被诉征地行为是可以拆分的，且按照法律规定，对于诸如征地补偿协议等征地中的行政行为提出的诉讼，人民法院均应受理并作出裁判，故一般不宜简单认定为诉讼请求不明确，而应当予以释明，对于符合起诉条件的诉讼予以受理审查。本案中，根据会泽县政府作出的《行政执法督查书》，被诉土地“征收行为”属于未签定任何流转协议的情况下将土地以流转方式占用并改变使用用途的违法行为。被诉行政行为同样具有可拆分性，是否属于合法有效行政行为以及对其起诉是否超过法定期限有待司法审查。原审法院对于孔××等8人笼统起诉请求确认案涉土地的“征收行为”违法未予释明，迳直以《大井镇集镇建设告知书》作为孔××等8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的起算点计算起诉期限，裁定驳回起诉，剥夺了孔××等8人的诉讼权利，并使其对于被诉行政行为再无权利救济的机会和渠道。对于孔××等8人起诉要求确认侵犯其土地权利的行政行为违法，人民法院应当进行释明，对于符合法定条件的起诉可以受理；对于被告适格，但根据级别管辖有关规定应当移交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依法移送管辖；对于起诉期限依法查明并作出裁判；对于不符合法定条件的起诉，依法裁定不予立案或裁定驳回起诉。

·郭某某诉山东省巨野县人民政府等征收补偿决定及复议决定案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最高法行申2621号

【裁判摘要】诉讼类型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在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而要实现此一目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诉讼种类之完善。如果对于侵犯公民权利的每一种国家权力行为都有一个适当的诉讼种类可供利用，则公民合法权益的受保护程度势必会得到大幅提高。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虽然没有直接引入诉讼种类的概念，但通过判决方式的丰富和整合，事实上完成了诉讼类型化改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适用解释》）第二条通过对“具体的诉讼请求”的解释，也对各诉讼种类作出了明示性规定。设置诉讼类型的目的既然在于为公民权利的保护提供一种具体方式，那么选择一个适当的类型就不应成为公民的任务甚至额外增加的负担。诉讼类型制度的根本意义更在于对法院的诉讼行为作出规范，以使法院根据不同的诉讼类型选择最适宜的救济方式和裁判方式。通常情况下，原告对于诉讼类型并不表现得多么疏离，因为他在诉讼请求中表达的想要实现的目的本身就已经自然而然地体现为一个具体的诉讼种类。对于诉讼类型不习惯、不熟悉甚至有意排斥的往往是法官，因为他已经在单一的撤销之诉的环境之中浸淫太久，以至于对于任何争议都习惯性地运用合法性审查的方法。

本案中，郭××针对补偿决定提起行政诉讼，他的诉讼请求，除了要求撤销补偿决定，还包括要求对其房屋全部按照商用房给予577.35万元的征收补偿。从诉讼类型上说，提出这种金钱支付请求通常属于一般给付之诉。由于一般给付之诉涉及的往往是行政事实行为，而本案之前已有一个补偿决定，因此更进一步归类于作为一般给付之诉亚类的义务之诉，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履行职责之诉。义务之诉与撤销之诉的趣旨有所不同。撤销之诉旨在撤销一个对原告不利的行政行为，一经撤销，该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就会随之消除，原告所寻求的权利救济也就不待执行即已实现。义务之诉却不像撤销之诉那样源于经典的干预行政，而是产生于给付行政。义务之诉的原告，总是希望通过他的请求获得授益，总是希望通过判决达到一种较之于初始状态更佳的境况。义务之诉中也可能有一个撤销行政决定的请求，但撤销行政决定本身不是目的，也不是必须，原告的终极目的是要求法院判决行政机关履行他所期待的某项义务。正因为如此，法院在义务之诉中并非只是对行政机关已经作出的决定进行合法性审查并一撤了之，而要进一步对行政机关的义务进行裁判。只要原告对所申请的行政行为有请求权，法院就应当直接宣布行政机关的义务。具体到针对补偿决定的诉讼，法院不能仅仅止于对违法的补偿决定的撤销，更要根据原告的请求，对于具体补偿问题作出裁判。本案一审法院对被诉补偿决定进行了合法性审查，以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由予以撤销；对于原告要求判令被告补偿577.35万元的诉讼请求则不予支持，理由是“确定涉案房屋征收行政补偿金额并作出征收补偿决定系被告行政职权范围，原告可在被告作出征收补偿决定的过程中提出证据主张自己相应的权利”，很显然是不适当地采用了撤销之诉的审理方式，其结果是将本来是案件审理重点的补偿问题一推了之。诚然，在义务之诉中也并非所有的案件都能直接宣布行政机关的义务，作出这种具体到位的判决，需要原告具有请求权，也需要裁判时机成熟，也就是所有事实和法律上的前提皆已具备。在有些情况下，法院可以一方面通过责令行政机关补作所欠缺的事实调查，另一方面通过自己判定尚不清楚的法律问题等途径，促使裁判时机成熟。如此一来更能减少循环诉讼、实质解决纠纷。但在有些情况下，如果这种事实调查过于繁重，或者存在行政裁量或判断余地之情形，法院也可以作出一种答复判决，即法院不是直接宣布行政机关的义务，而是责令行政机关按照法院的法律观重新作出决定。显而易见的是，原审法院尽管表示了司法权对于行政权的必要尊重，但却忽视了作出一个必须作出的答复判决。再退一步讲，即使仍然适用撤销判决的方式，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也规定，“……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重作判决针对的正是行政行为被撤销后仍有需要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