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定：关于本案票据时效的问题，根据《票据法》第十七条第四项的规定：“持票人对前手的再追索权，自清偿日或者被提起诉讼之日起三个月不行使而消灭。”本案中时效问题的争议点有三：一是再追索权时效的起算点。一审法院认为，票据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并未明确界定清偿日的概念。司法实践中，清偿日一般被理解为“前手向持票人进行清偿”，并不会考虑清偿的自愿性问题。“清偿日”或“被诉之日”在时效起算点的计算上确实是选择关系，但这种选择是基于一个日期难以确定的情况下将另一个日期作为备选。本案中，蓝星公司于2019年11月30日向无锡康兴公司履行了清偿责任，那么“清偿日”即为2019年11月30日。二是在清偿方式为承兑汇票的情况下，再追索权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是应从转让汇票的时间起算还是从汇票到期日起算。票据法中的清偿日应做广义理解，即具有清偿义务的债务人实施了清偿这一行为的时间点就可以被认为是“清偿日”，不必以承兑汇票到期日作为时效起算点，否则不利于保护其前手的票据权利。因此，对蓝星公司提出的汇票到期日即2020年2月28日应为“实际清偿日”的主张不予采纳。蓝星公司再追索权的时效起算点为2019年11月30日，其应当在2020年3月1日前向其前手神马公司行使再追索权。三是关于蓝星公司主张的票据权利时效因不可抗力是否可发生中止中断并顺延的问题。庭审中，蓝星公司主张受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可抗力影响而无法行使票据权利期间，申请应当适用诉讼时效中止的规定。《票据法》第十七条第四项中的“三个月”应当为除斥期间，为法定的诉讼期限，不应适用民事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定：关于再追索权利时效的起算点问题。根据《票据法》第十七条第四项规定：“持票人对前手的再追索权，自清偿日或者被提起诉讼之日起三个月不行使而消灭。”本案中，蓝星公司于2019年5月7日被无锡康兴公司起诉至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11日作出民事判决，蓝星公司为履行上述判决中的金钱给付义务，于2019年11月30日以背书转让给无锡康兴公司承兑汇票形式进行了清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七十条规定：“持票人行使追索权，可以请求被追索人支付下列金额和费用：（一）被拒绝付款的汇票金额；（二）汇票金额自到期日或者提示付款日起至清偿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计算的利息；

（续）（三）取得有关拒绝证明和发出通知书的费用。被追索人清偿债务时，持票人应当交出汇票和有关拒绝证明，并出具所收到利息和费用的收据。”第七十一条规定：“被追索人依照前条规定清偿后，可以向其他汇票债务人行使再追索权，请求其他汇票债务人支付下列金额和费用：（一）已清偿的全部金额…”根据上述规定，再追索权的权利主体应为票据持票人。本案中，蓝星公司于2019年11月30日向其后手无锡康兴公司清偿票据债务后，取得涉案票据及其他清偿相关证明，此时其作为涉案票据持票人取得向其前手神马公司的再追索权。虽然蓝星公司于2019年5月7日被提起诉讼，但2019年9月11日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才作出民事判决，在判决之前无锡康兴公司的追索权尚未得到支持，蓝星公司是否承担清偿义务尚未确定，且在没有履行偿还义务之前，蓝星公司无法收回票据及其他相关证明向神马公司展开再追索，故一审认为蓝星公司清偿后成为票据持票人进行再追索，从2019年11月30日即“清偿日”开始起算再追索权利时效符合本案实际。故神马公司上诉认为一审以“清偿日”起算蓝星公司再追索权利时效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该项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注解】票据权利时效系除斥期间，属于不变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延长的规定，但可以适用票据权利时效中断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