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什么是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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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纠纷，是指双方当事人就计算机软件开发等相关事宜达成的协议（包括计算机软件的委托开发合同、合作开发合同）而发生的纠纷。
经典案例：
——合同解释与变更的认定和应用
【裁判要旨】认定讼争软件是否属于合同项下争议软件，可从该软件的命名是否系臆造词、是否与软件开发合同的相关开发项目名称重合，原告主张著作权的软件上传时间是否正值双方软件合同履行期，两者的开发团队人员是否基本一致，争议软件是否具有线上属性等自身特质，受托方是否深度参与争议软件开发，争议软件在整个委托开发的软件架构中的定位及其是否属于合同约定范围，开发及交付的相关产品是否符合约定要求，原被告双方有无动机独立于合同之外进行开发等角度出发，合理应用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举证规则进行审查。
【案号】一审：（2017）浙02民初1495号；二审：（2019）最高法知民终694号
——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中开发标的的认定
【裁判要旨】系争软件是否属于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开发标的的判断，不应拘泥于合同的字面约定，而应考虑涉案合同的目的、系争软件与合同约定软件的关联性或者功能配套性以及合同履行情况等因素综合判断。
【裁判摘要】对于被控侵权软件是否属于合同范围的理解不应机械、静态的分析其是否属于线上还是线下软件，特别是考虑到合同履行过程中，当事人根据业务需求以及软件开发的进程亦有可能对开发范围进行调整。故应该综合考虑涉案合同的目的、被控侵权软件与合同软件的功能配套性以及合同履行情况进行判断——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控侵权软件是否属于合同约定的范围，进而应由快发公司享有著作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七条规定：“受委托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的归属由委托人和受托人通过合同约定。合同未作明确约定或者没有订立合同的，著作权属于受托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合同文本采用两种以上文字订立并约定具有同等效力的，对各文本使用的词句推定具有相同含义。各文本使用的词句不一致的，应当根据合同的目的予以解释。”本案中，××××公司认为被控侵权软件系线下的购票机软件，不属于涉案合同约定的“QCHouses线上平台开发”项目。对此，本院认为对于被控侵权软件是否属于合同范围的理解不应机械、静态的分析其是否属于线上还是线下软件，特别是考虑到合同履行过程中，当事人根据业务需求以及软件开发的进程亦有可能对开发范围进行调整。故应该综合考虑涉案合同的目的、被控侵权软件与合同软件的功能配套性以及合同履行情况进行判断。根据涉案合同的约定，××公司为快发公司设计和开发的项目版权归快发公司所有。因此，判断被控侵权软件是否属于合同范围不应拘泥于其是否属于线上软件，而是综合判断被控侵权软件是否属于合同范围内为快发公司设计和开发的项目。．．．．．．综上，现有证据能够形成被控侵权软件属于涉案合同范围的证据优势，可以证明被控侵权软件系在涉案合同范围内为快发公司的业务需要而开发设计，根据涉案合同的约定，被控侵权软件的著作权应当归快发公司所有。
【裁判观点】派遣能够提供专业开发和技术服务的服务协议纠纷案由的确定——协议约定派遣公司派遣员工为用工单位提供技术开发服务，用工单位向派遣公司支付报酬，派遣公司根据合同条款向用工单位派遣拥有具备合适能力和经验的员工提供专业服务。该协议主要条款约定的是关于委托派遣人员、派遣期间、派遣人员的级别评估及结算单价等劳务派遣权利义务内容，并未对软件开发的相关权利义务作出明确约定且协议项下的费用支付以用工单位所确认的派遣人员的实际评估及级别为主要依据，而非以某个软件开发完成作为结算条件，因此，涉案协议系劳动派遣协议，涉案纠纷为劳动派遣合同纠纷。
【裁判要旨】在合同内容是基于委托方特定需求量身定制的情形下，对于已履行部分不适用恢复原状的赔偿责任。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浙02民初30号
【裁判摘要】（１）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中出现传销条款，合同自始无效；（２）法院对软件开发款予以收缴——经审查附件1和附件2的相关内容，．．．．．．显然，前述发展进阶等级、分级计酬模式，与“缴入门费、拉人头、团队计酬”的传销特征极为吻合。《禁止传销条例》第七条规定，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对发展的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滚动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包括物质奖励和其他经济利益，下同），牟取非法利益的；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交纳费用或者以认购商品等方式变相交纳费用，取得加入或者发展其他人员加入的资格，牟取非法利益的；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形成上下线关系，并以下线的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上线报酬，牟取非法利益的，均属于传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综上，涉案《合作研发协议书》中约定开发的内容涉嫌传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绝对无效。．．．．．．合同无效的后果为自始无效，双方当事人不得基于合意行为获得其所期待的合同利益。本案中，六度公司委托开发的软件涉嫌传销行为，由于该软件尚处于开发阶段即因故涉诉，并未实际投入市场应用，故暂不涉及行政、刑事责任问题。但从结果来看，其自愿支付软件开发款91000元表明其能够通过合同的订立和履行获取更高的收益，判令将软件开发款返还六度公司，无异于纵容当事人通过非法行为获益，违背了任何人不得因违法行为获益的基本法理，亦会导致披着技术外衣的各种新类型传销行为不能得到有效遏制。故对六度公司要求返还合同开发款并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本院认为，在六度公司具有明显主观过错的情况下，其基于非法原因向许考微给付的款项不能产生民法上返还的法律后果。而对于许考微，其辩称将涉案软件当作一款普通的软件进行开发并为此付出了劳动，即使合同无效，其仍可依约获得相应费用的主张，表明其缺乏法律意识，仅追求个人利益，本院对此亦不予支持。为倡导遵守法律、行政法规的法律精神，发挥司法裁判价值导向和社会指引功能，同时考虑到本案呈现出运用新技术开发应用于传销行为的软件，具有相当的技术复杂性和隐蔽性，一旦该软件被应用，将对社会经济秩序及公共利益造成严重的损害，需通过个案的处理表明司法对此类行为的否定态度，本院将另行制作决定书，对许考微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收取的软件开发款91000元予以收缴。
【裁判观点】在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履行中，当事人一方在技术上发生的能够及时纠正的差错，或者为适应情况变化所作的必要技术调整，不影响合同目的实现的，不应认为是违约行为。根据计算机软件开发工作的特点，软件的功能需求可能在签订合同时通过合同文本或附件明确，也可能在合同履行中随着双方交流、委托工作的阶段性完成而逐渐明晰，在软件开发过程中，对软件开发的内容和功能进行调整较为常见。如果双方在合同文本中约定了软件名称和软件实现的目的，而在合同履行中通过电子邮件、即时通信、通讯群组等网络应用服务的通信信息对功能需求进行磋商、沟通的，经双方确认的功能需求是对合同内容的补充，构成软件开发合同的内容。
【裁判摘要】开发软件过程中证明软件权属的有力证据是软件开发过程中的建档日志和相应的源代码——《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九条规定：“软件著作权属于软件开发者，本条例另有规定的除外。如无相反证明，在软件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开发者。”第十一条规定：“接受他人委托开发的软件，其著作权的归属由委托人与受托人签订书面合同约定；无书面合同或者合同未作明确约定的，其著作权由受托人享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均主张自己系诉争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人，依法应承担相应举证责任，证明自己系软件开发者，或者依条例相关规定享有著作权。本案中，乐网公司声称自己是软件开发者，对诉争计算机软件享有著作权，为此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软著登字第0775510号《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根据该证书记载，“乐网受理”软件著作权人为乐网公司，开发完成日为2014年2月28日。根据《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七条规定：“软件登记机构发放的登记证明文件是登记事项的初步证明。”该证据可作为乐网公司享有诉争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初步证据。．．．．．．从前述分析可见，虽然双方当事人均提供一定证据证明自己系“乐网受理”系统或“管控系统”软件著作权人，但两者提供的证明力度并不相同，乐网公司只能提供登记证书这一初步证据而无法提供开发软件一般应有的建档日记，相关开发过程陈述缺乏常理且相互矛盾。联通分公司提供了大量证据证明了软件从需求产生到委托开发、实施过程，相关软件完成时间明显早于乐网公司证书记载的时间。根据一审勘验结果，联通分公司的“管控系统”中部分源代码与乐网公司“乐网受理”系统中的“集中受理系统”源代码构成实质性相似，再考虑到乐网公司“集中受理系统”部分源代码中存在反编译特征、存在联通分公司个性化要素、乐网公司的员工以华工公司员工身份参与过助销系统开发、接收邮件等情况，本院认为，一审认定诉争软件的著作权人为联通分公司，乐网公司侵犯了联通分公司对软件的复制权和署名权，符合相关证据规定，并无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