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

（１）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恶意串通的证明标准为“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民事诉讼法解释》第１０９条、２０１９年《证据规定》第８６条第１款）；

（２）高度可能性证明标准——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代理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以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名义订立合同，损害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合法权益，“恶意串通”证明标准为“高度可能性”＋作出陈述或提供相应证据（要求相关事实作出陈述或者提供相应证据，其无正当理由拒绝作出陈述或者所作陈述不具合理性又不能提供相应证据的，法院可以认定恶意串通的事实成立）。

解析１：恶意串通证明标准为“排除合理怀疑”标准——

（１）《民事诉讼法解释》第１０９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２）２０１９年《证据规定》第８６条第１款新增规定：“当事人对于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于口头遗嘱或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３）根据上述规定，恶意串通采取“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高于一般证明标准），是指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解析２：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代理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以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名义订立合同，损害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合法权益，对“恶意串通”证明标准为“高度可能性”＋作出陈述或提供相应证据（要求相关事实作出陈述或者提供相应证据；其无正当理由拒绝作出陈述或者所作陈述不具合理性又不能提供相应证据的，法院可以认定恶意串通的事实成立）。

（１）根据法人、非法人组织的举证，综合考虑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合同在订立时是否显失公平、相关人员是否获取了不正当利益、合同的履行情况等因素，人民法院能够认定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代理人与相对人存在恶意串通的高度可能性的，可以要求前述人员就合同订立、履行的过程等相关事实作出陈述或者提供相应的证据。

（２）其无正当理由拒绝作出陈述，或者所作陈述不具合理性又不能提供相应证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恶意串通的事实成立。

【理解与适用１】三是从举证的角度对如何认定恶意串通进行了规定。《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09条明确将对恶意串通的证明度界定为排除合理怀疑，导致实践中常常因当事人无法完成证明责任而不得不承担败诉的风险，法律、司法解释关于恶意串通的规定也成为一纸空文。为此，本条第2款对如何认定恶意串通作出了指引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研究室编著，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２３年１２月第１版，第２７１－２７２页。

【理解与适用２】本条第2款就恶意串通的认定作出了指引性规定，本质上需要进行个案认定。从法院的认定角度看，要综合考虑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合同在订立时是否显失公平、相关人员是否获取了不正当利益、合同的履行情况等因素来认定是否存在恶意串通。从当事人举证的角度看，法定代表人、代理人或相对人都要就合同订立、履行的过程等相关事实作出陈述或者提供相应的证据；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代理人与相对人无正当理由拒绝作出陈述，或者所作陈述不具合理性又不能提供相应证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恶意串通的事实成立。——《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研究室编著，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２３年１２月第１版，第２７５页。

法条链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一百零九条　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２０１９年）

　　第八十六条【提高和降低证明标准的情形】当事人对于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于口头遗嘱或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与诉讼保全、回避等程序事项有关的事实，人民法院结合当事人的说明及相关证据，认为有关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较大的，可以认定该事实存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三条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代理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以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名义订立合同，损害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合法权益，法人、非法人组织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法人、非法人组织请求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代理人与相对人对因此受到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根据法人、非法人组织的举证，综合考虑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合同在订立时是否显失公平、相关人员是否获取了不正当利益、合同的履行情况等因素，人民法院能够认定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代理人与相对人存在恶意串通的高度可能性的，可以要求前述人员就合同订立、履行的过程等相关事实作出陈述或者提供相应的证据。其无正当理由拒绝作出陈述，或者所作陈述不具合理性又不能提供相应证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恶意串通的事实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