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解读：行政机关错误告知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救济途径，法院不因行政机关的错误告知而必须受理案件。
摘要2：【注解】48.行政机关错误告知不影响起诉条件的审查——（2017）最高法行再88、89、90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人民法院的审理启动必须在现行有效的法律范围内开展，不能超出法律范围。行政机关对诉权和救济途径的告知不能违背法律、法规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进行审查，不因行政机关的错误告知而必须受理案件。来源：《最高人民法院行政案件裁判要点汇编200则（上）》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8）最高法执监666号
【裁判摘要】债务人企业资不抵债且不能破产的，执行价款在扣除执行费用及清偿优先受偿的债权后对普通债权按照财产保全和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先后顺序清偿——根据执行规定第89条之规定，被执行人为企业法人，其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应当通过破产程序处理；而因各种原因未能进入破产程序的，执行规定第96条规定了处理方式，即在企业法人未经清理或清算而撤销、注销或歇业的情况下，可以对各债权人的债权按比例清偿。但是，2015年2月4日施行的民诉法解释第五百一十六条作出了新的规定，即在执行程序中，对于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企业法人，当事人不同意移送破产或者被执行人住所地人民法院不受理破产案件的，执行法院就执行变价所得财产在扣除执行费用及清偿优先债权之后，应按照法院采取的保全、查封、扣押、冻结等执行措施的先后顺序清偿债务。本案系莱芜中院于2013年立案执行，被执行人汇昶豪公司系企业法人。邱××等虽然自2014年6月开始申请参与分配。但因申请参与分配的债权人较多，莱芜中院从接受各债权人参与分配的申请到实施分配行为之间存在一个周期，实属正常。在该周期中，民诉法解释生效，为保护案涉全部债权人的利益，莱芜中院在发现汇昶豪公司的现有资产不能清偿全部到期债务的情况下，已经依照民诉法解释第五百一十三条的规定，于2015年5月26日移送其住所地法院莱城法院进行破产审查，但莱城法院于2015年7月15日裁定不予受理破产案件。在此情况下，莱芜中院依照民诉法解释第五百一十六条的规定，决定对案涉拍卖款按照法院采取执行措施的先后顺序予以分配，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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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10378号
【裁判摘要】当事人举报违法建房应举证证明对其合法权益产生实际影响对处理行为才具有“利害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所谓“利害关系”仍应限于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即指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亦即法律上的权益存在受到行政行为影响的当事人，才与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案中，李××在原审请求撤销莲都区政府作出的莲太农建处[2017]89号《莲都区农民占用集体土地违法建住宅处理通知》（以下简称89号《占地处理通知》）。该《占地处理通知》的相对人为第三人李××１，李××并非相对人。关于李××与被诉的89号《占地处理通知》是否具有利害关系。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李××１未经批准在集体土地上违法建造住宅，已受到处罚。李××举报李××１违法建房，莲都区政府针对该举报作出的处理行为，因李××尚未在与李××１相邻的该土地上建造房屋，并未对李××的合法权益产生实际影响，因此该处理行为与李××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关于李××提出李××１违反“一户一宅”的问题，不属于本案审查的范围。故一、二审裁定驳回其起诉与上诉，维持原裁定，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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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最高法民再114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案涉工程款优先受偿权的行使期限。《建工司法解释二》(2019年2月1日施行)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本解释施行后尚未审结的一审、二审案件，适用本解释”。本案中，建工公司于2018年10月8日起诉，一审法院于2020年6月18日作出一审判决，二审法院于2020年12月29日作出二审判决。一、二审适用《建工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承包人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期限为六个月，自发包人应当给付建设工程价款之日起算”的规定，确定案涉工程款优先受偿权的行使期限为六个月，并无不当。建工公司主张适用《建工司法解释一》(2021年1月1日施行)，并据此确定其优先受偿权的行使期限为十八个月，本院不予支持。且如下文所述，本案即使适用《建工司法解释一》，建工公司行权期限也超过了该解释规定的十八个月。
【裁判摘要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一)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二)建设工程没有交付的，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三)建设工程未交付，工程价款也未结算的，为当事人起诉之日。”该规定虽然针对利息计付，但同样适用于工程款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间。案涉工程于2013年12月30日竣工验收，并于2014年5月27日前，由建工公司交付给通耀公司投入使用；建工公司于2014年7月25日向通耀公司提交工程结算书。上述日期均早于2015年1月31日，建工公司并未在此后的六个月内行使优先受偿权。
【裁判摘要３】（１）在发包人进入破产程序的情形下，承包人的工程款债权加速到期，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间以承包人债权申报时间为起算点而不以工程款结算为必要；（２）承包人直接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优先受偿权应当以达成工程折价协议为必要，否则承包人的单方主张并不能起到催告优先受偿权的法律效果——本案不能以《建设工程结算审核定案表》签订日即2018年4月11日为工程款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的起算日。《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未到期的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到期。”武隆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24日受理了通耀公司破产重整申请，即使在通耀公司破产前，建工公司主张的工程款未到应付款时间，
摘要2：（续）进入破产程序后，该债权也应于2015年9月24日加速到期。建工公司在2016年1月29日向管理人申报了共计55470547元的债权，该债权被列入了《重整计划》的临时表决权额，但未主张工程款优先受偿权。况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该工程折价，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之规定，承包人直接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优先受偿权，应当以达成工程折价协议为必要，否则，承包人的单方主张并不能视为正确的行权方式，不能起到催告优先受偿权的法律效果。建工公司虽于2016年7月22日向管理人主张优先受偿权，但未得到管理人的确认，故该日期不能认定为建工公司行权时间。此时，作为债权人的建工公司如认为其享有优先受偿权，应当及时提起确认之诉，但其直到2018年10月8日才提起诉讼。概言之，在发包人进入破产程序的情形下，承包人的工程款债权加速到期，优先受偿权的行使期间以承包人债权申报时间为起算点，而不以工程款结算为必要。本案从2016年1月29日至2018年10月8日，远超六个月，也超十八个月。因此，本案即便如建工公司主张应适用《建工司法解释一》关于十八个月的行权期间，亦不能使建工公司享有优先受偿权。
【裁判摘要３】优先受偿权的行使期间为除斥期间，一旦经过即消灭实体权利，再次申报优先受偿权的行为并不能使优先受偿权失而复得——《重整计划》经法院批准进入执行阶段后，2018年4月11日《建设工程结算审核定案表》审定债权金额为62000006.89元。同日，建工公司再次申报工程款优先受偿权，后未被管理人确认。优先受偿权的行使期间为除斥期间，一旦经过即消灭实体权利，故审定债权金额及再次申报优先受偿权的行为并不能使建工公司的优先受偿权失而复得。况且，优先受偿权对其他债权人利益有重大影响，如允许建工公司在重整计划执行过程中，依然可以行使优先受偿权，实际上是将其未及时行使优先权的法律后果转嫁给其他债权人，对其他债权人不公，也不利于重整计划的执行。
【裁判摘要４】《破产法司法解释三》第八条规定的十五日的起诉期间虽然不是除斥期间，但过长时间不起诉，可能导致相关实体权利失权，这也是规定十五日期间，督促债权人尽快起诉的意义所在。因此，建工公司关于2018年4月11日结算之后才具备付款条件，工程款优先受偿权应以此起算的主张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裁判摘要】政府代表被安置对象与房地产公司签订安置房屋买卖合同，政府有权排除法院对安置房屋强制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三）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本案中，执行法院于2017年2月7日对案涉房产进行查封之前，树屏镇政府及苦水镇政府已于2015年8月11日、2016年9月27日与远东公司签订《成本价回购“远东•锦绣华府”小区商品房协议》，政府回购该部分房产系因兰州至中川城际铁路建设征收沿途土地,对相关村民进行房屋补偿安置的需要,且在双方签订书面商品房买卖合同之后,树屏镇政府及苦水镇政府已依约支付的价款为房屋总价款的89.6%。虽另外两案判决确认金山公司对工程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二条规定,树屏镇政府及苦水镇政府就案涉房产已经交纳了大部分款项，金山公司就案涉房产享有的优先受偿权不得对抗买受人，据此一、二审判决认为树屏镇政府等三单位对案涉房产的民事权益足以排除法院的强制执行，事实及法律依据充分，并无不妥。
摘要2：【注解】政府为拆迁安置购买商品房属于代被安置人员购买房屋，应认定为购房消费者。
摘要1：解读：（１）相当多法院认为是否交纳各项税费不属于法院审查范围，当事人应按照该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金额履行还款义务；（２）在执行生效民事判决书时被执行人应按照判决书所确定的金额予以执行而无需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摘要2：【注解】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三种观点——（１）支持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的税款应当视为是其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给付款项的组成部分。——参考案例：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粤执监114号；（２）不支持用人单位代扣代缴。——参考案例：（2015）深福法执异字第44号、（2015）深中法执复字第89号；（３）不支持用人单位代扣代缴且对异议不予审查。——参考案例：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京03执复5号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私营客车保险期满后发生的车祸事故保险公司应否承担保险责任问题的请示的复函（１９９３年８月４日 法经﹤１９９３﹥１６１号）
【摘要】根据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２８日四川省财政厅、交通厅、保险分公司、人寿保险公司８９字第５６号文件批准实施的《公路旅客意外伤害保险条款》的规定，旅客乘坐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营运的客车，均应向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投保公路旅客意外伤害保险。投保的形式是旅客购买由交通管理部门统一印制的客运票，车票注明“内含保险费”，保险公司不再另行签发保险凭证。客票中所含保险费由公路客运部门代收汇缴保险公司。公路旅客意外伤害保险条款属法定强制保险，旅客购买车票经验票进站后，或者中途上车购票后，即为投了意外伤害险，至于公路客运部门（或私营客车车主）是否向保险公司汇缴保险费，并不影响保险责任的发生。你院请示的问题，符合上述情况，保险公司应承担保险责任。至于私营客车不按规定投保，保险公司有权依有关规定要求私营车主承担相应的责任和赔偿有关损失，你院也可向有关主管机关提出司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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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中国保监会关于加强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保监发〔2014〕8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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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在重大疾病保险等寿险类保险合同中，由于保险期限较长，投保人可以分期缴纳保险费用。投保人未及时缴纳保险费的，此时合同处于中止状态。投保人向保险公司补交保险费及延期利息的，保险合同效力应即恢复，被恢复的保险合同的效力期间应当从原合同中止之日起连续计算，而并非从补交保险费之日起重新计算。
摘要2：【裁判摘要】纵观本案，本案真正的争议焦点应是保险合同的复效期如何计算。对此本院认为：一、本案所争议的保险合同的复效期应从2011年3月14日起算。在主险的保险条款的合同效力恢复（复效）条款中规定“自投保人补交所欠的保险费及利息、借款及利息的次日起，本合同效力恢复”，但对“合同效力恢复”确未作进一步解释。结合本案，投保人朱某才每年缴纳保险费的时间应是3月14日，人保扬中支公司给予投保人60日宽限期，即至5月13日为最后缴费期限，否则保险合同效力则处于中止状态。2011年3月14日，朱某才未缴纳当年保险费，朱某才于当年6月21日交纳了2011年3月14日至2012年3月13日的保险费及自2011年5月14日至6月21日止的利息，双方保险合同于交费当日效力恢复（即复效）。此处恢复的是因未及时交费而被中止的保险合同，被恢复的保险合同的效力期间应当是2011年3月14日至2012年3月13日，而保险人收取的也是2011年3月14日至2012年3月13日的保险费，并且收取了延迟交费的利息。因此，2011年6月21日是保险合同恢复效力的时间节点，但恢复的是2011年3月14日至2012年3月13日之间的保险合同，复效之日应当从2011年3月14日计算。二、保险人认为复效应当从2011年6月21日起计算是错误的。1、如按上诉人的理解，复效应当从2011年6月21日起计算，则2011年6月21日起计算的就不是复效期，而是合同的重新生效，是新的保险合同，而复效恢复的则是被中止的合同的效力。2、如从2011年6月21日起计算复效期及复效观察期，保险人自2011年3月14日至2011年6月21日收取的保险费及利息则没有对应的义务。3、保险人收取了延期交费的利息，保险人并未因投保人的延迟交费受到损失；投保人交纳了延期交费的利息，应视为等同于投保人在宽限期内交纳了保险费用。三、在附加险的保险条款中，对复效未作解释，应当以主险的解释为准。保险人在保险合同条款中对有可能导致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赔付义务的相关条款未进行特别提示，且保险人对复效的解释与被保险人的理解又不一致，也与通常理解不一致。因保险合同是格式合同，由保险人提供，应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因此，被保险人被确诊患有CML疾病时已超过复效观察期，被保险人应当理赔。
摘要1：【裁判摘要】加州公司与华尔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已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无效。华尔公司与化建公司达成回购协议，化建公司已于2017年8月16日向华尔公司支付回购款171.89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六项的规定，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化建公司回购华尔公司对其债权，使债权债务同归于化建公司，从而终止了华尔公司与化建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华尔公司对化建公司的案涉债权由此消灭，嘉泰公司与加州公司之间《债权转让协议》项下约定转让的标的（债权）已不存在，故该协议在事实上也履行不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对于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的债务，当事人不得要求强制履行。加州公司要求华尔公司、嘉泰公司履行债权转让通知义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2：【案号】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黑民终546号
【摘要】华尔公司取得案涉债权后，因其欠付嘉泰公司工程款，华尔公司与嘉泰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及《债权转让补充协议》，根据该两份协议内容，能够看出华尔公司与嘉泰公司的真实意思是由嘉泰公司对案涉债权进行清收，以清收回的债权金额抵偿华尔公司欠付嘉泰公司的工程款，清收金额少于20万元的差额部分，华尔公司予以补齐，清收金额超出20万元部分归华尔公司所有。因此，双方虽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但并未履行债权转让后合同义务，故嘉泰公司并未实际受让取得案涉债权。后嘉泰公司与加州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嘉泰公司以30万元价格将该债权转让给加州公司。因嘉泰公司不享有案涉债权的实际所有权，加州公司亦无法通过本次受让行为取得案涉债权的所有权，故加州公司、嘉泰公司与华尔公司经协商，加州公司与华尔公司另行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加州公司再向华尔公司支付80万元对价。合同签订后，华尔公司履行了通知债务人的义务，加州公司依据与华尔公司的转让协议向法院申请变更其为申请执行人。通过以上事实，能够认定加州公司系从华尔公司受让案涉债权，加州公司与华尔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已变更了之前加州公司与嘉泰公司的《债权转让合同》的约定。对此，加州公司在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审理的另案诉讼中亦认可其替华尔公司偿还嘉泰公司工程款，解除其与嘉泰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加州公司取得案涉债权。加州公司在本案诉讼中虽否认其之前的主张，但并未提出充分合理的理由。故应当认定加州公司与嘉泰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已经协商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据此，加州公司应向嘉泰公司主张返还30万元转让款，其要求嘉泰公司继续履行《债权转让合同》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注解】名为债权转让、实为委托清收，非善意的债权再转让不保护——债权人虽与受让人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但协议目的是由受让人负责清收债权的，该受让人实际上并未取得债权。若第三人在对此事实明知的情况下仍与受让人签订债权受让协议，后因债权出现消灭情形，该第三人则无权要求受托清收人履行债权买受协议义务。
摘要1：【要旨】（１）违法送达行政决定文书视为未送达；（２）因此只能理解为相对人不知道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从其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起诉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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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本案罗某、罗××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损伤后分别在江西省××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治疗88天和31天。人寿财保抚州公司对罗某、罗××的住院天数持有异议，提出两人存在挂床现象。罗某、罗××住院治疗的合理天数涉及专门性问题，超出了法官专业知识范围而必须进行专业性的鉴定以查明有关事实真相。一、二审法院仅凭合议庭对证据的理解来确定专门性问题欠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就查明事实的专门性问题向人民法院申请鉴定。当事人未申请鉴定，人民法院对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的，应当委托具备资格的鉴定人进行鉴定。本案人寿财保抚州公司诉讼中对罗某、罗××的住院天数提出了异议，该举证责任应在人寿财保抚州公司。基于异议内容系专门性问题，法院应该向人寿财保抚州公司释明，是否就该异议内容申请鉴定机构鉴定。但一、二审法院均未向保险公司做出释明工作欠妥。现人寿财保抚州公司在再审审理过程中向法院申请对罗某、罗××的住院天数合理性进行司法鉴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严格依法适用指令再审和发回重审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人民法院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再审案件，发现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一般应当通过庭审认定事实后依法作出判决。但原审人民法院未对基本事实进行过审理的，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的，上级人民法院不得以基本事实不清为由再定发回重审。鉴定所涉专门性问题系一审法院未审理的内容，依据上述规定，本案应发回一审法院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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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江必新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88-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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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公告只是一种单纯的公示行为，其目的是将公告中载明的内容进行告知发布，其本身并不创设新的权利义务，对被告知人的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具有可诉性；（２）但是，如果公告为当事人设定了新的权利义务，当事人对该部分内容不服提起的诉讼应该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八）项的规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通常情况下，公告只是一种单纯的公示行为，其目的是将公告中载明的内容进行告知发布，其本身并不创设新的权利义务，对被告知人的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具有可诉性。但是，如果公告为当事人设定了新的权利义务，当事人对该部分内容不服提起的诉讼应该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具体到本案，89-1号征收土地方案公告只是将经陕西省人民政府批准的征收土地方案的内容和办理征地补偿登记的事项等进行了告知发布，没有为被征地人创设新的权利义务，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因此不具有可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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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被告苏中建设公司背书给原告鸿昌建材公司的××号汇票因承兑人账户余额不足被拒付，原告鸿昌建材公司的相应货款未得到实现，故该汇票的票面金额1752811.89元不应计入已付货款，被告苏中建设公司仍应就该笔货款履行支付义务。因此，被告苏中建设公司未付货款为6453712.43元。但原告鸿昌建材公司应将××号汇票的票据权利退还被告苏中建设公司，因客观上该汇票现处于无法退还被告苏中建设公司的状态，为保障被告苏中建设公司向其前手也即该汇票出票人兼承兑人长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票据追索权，本院确认自被告苏中建设公司向原告鸿昌建材公司履行完毕本判决确定的义务之日起，被告苏中建设公司成为该汇票的票据权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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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金融机构员工协助他人非法贴现给他人造成损失的，金融机构及其直接责任人员依法承担责任——长治中行在办理本案票据贴现业务中具有一定过错。李××将该汇票交给长治中行英雄路分理处职员黄××后，黄××在无相关交易合同、增值税发票的情况下，为编造票据贴现业务所需资料提供帮助，并通过了该行相关业务部门的审核，致使该票据最终顺利贴现。本院认为，长治中行办理贴现业务时，在贴现申请表上载明黄××为经办人，黄××的犯罪行为虽属个人行为，但因其作为长治中行下属部门的工作人员，违反规定办理本案票据贴现业务，亦因长治中行未能尽到严格审查义务，在业务办理及管理上存在一定过错，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五条关于“依照票据法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由于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在票据业务中玩忽职守，对违反票据法规定的票据予以承兑、付款、贴现或者保证，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该金融机构与直接责任人员依法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长治分行应就其在本案中的过错行为对煤运公司的损失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长治中行关于“黄××的行为属个人行为，其所在长治中行英雄路分理处无贴现业务；长治中行办理本案汇票贴现合法合规，不存在过错，不应对煤运公司的损失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及理由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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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诚实信用原则在诉讼中的适用
【裁判要旨】诉讼参与人之间在进行民事诉讼活动过程中形成的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无法割裂，基于民事诉讼法律关系而依法产生的责任、权利，人民法院可在同一案件中一并处理。技术合同类纠纷案件因履行标的技术性、无形性，履行过程的密集交互性，导致查明事实难度大，对诚实信用的民事诉讼基本原则具有更紧迫的需求。在举证质证过程中，一方当事人故意或者过失不实陈述，导致增加诉讼活动，另一方当事人可以要求其补偿因增加诉讼活动而支付的交通、住宿、餐费、误工、证人出庭等必要费用。
【裁判摘要】此外，经庭审核实，未发现原告方提交的工作日志与在线版本不一致，本院难以认定原告伪造了证据或者提供了虚假的证据。但是，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未能进行审慎核实，将被告方工作人员的工作日志作为原告的证据提交，未能遵守诚实信用的民事诉讼原则。当事人之间因民事法律纠纷而引发民事诉讼，在民事诉讼活动中，当事人、诉讼代理人等诉讼参加人以及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专家辅助人等诉讼参与人之间形成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的诉讼行为。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这项民事诉讼活动中的基本制度落实在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诸多具体措施中，这些制度不仅包括对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进行制裁的相关规定，也包括对违反诚实信用原则需承担对方当事人额外诉讼成本的相关规定。例如，证人出庭作证的出庭费用由败诉方承担。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四条规定，证人因某某出庭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必要费用以及误工损失，由败诉一方当事人负担。又如，一方逾期提供证据应补偿另一方额外的诉讼成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要求另一方赔偿因逾期提供证据致使其增加的交通、住宿、就餐、误工、证人出庭作证等必要费用的，人民法院可予支持。参照此等规定，本院认为，在举证质证过程中，一方当事人故意或者过失的不实陈述，导致增加诉讼活动，另一方当事人可以要求其补偿因增加诉讼活动而支付的交通、住宿、餐费、误工、证人出庭等必要费用。在知识产权诉讼案件中，聘请律师代理民事诉讼，是正当的维权措施，因此，合理的律师费开支也可认定为“必要费用”。民事诉讼活动的目的是审理民事法律关系，诉讼参与人在进行民事诉讼活动过程中又形成了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二者无法割裂，
摘要2：（续）据此，基于民事诉讼法律关系而依法产生的责任、权利，人民法院可在同一案件中一并予以处理。就本案而言，在本案诉讼程序开始时，本院已向双方当事人以书面形式充分释明了本院在先案件(2017)沪73民初89号中的裁判理由，当事人在庭审活动中应当如实陈述，若未能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应当承担对方额外的诉讼成本。对此，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本案原告的不诚信诉讼行为造成被告额外的应对，包括被告提交质证和答辩意见指出原告的不实陈述之处、本院经过远程视频听证、现场勘验质证，在现场勘验过程中被告有两名员工出庭，被告需花费相应的时间成本、来往法庭的差旅费用，现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本院酌情确定原告补偿被告额外的诉讼成本为1万元。（并判决原告补偿被告额外诉讼成本１万元）
摘要1：交通部关于印发《公路养护工程市场准入暂行规定》和《公路养护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暂时规定》的通知（交公路发〔2003〕89号）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执行和解协议不是执行依据，执行和解协议不具有强制执行力——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以及调解书和其它应当由人民法院执行的法律文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2条也规定，执行机构负责执行下列生效法律文书：（1）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判决、裁定、调解书，民事制裁决定、支付令，以及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2）依法应由人民法院执行的行政处罚决定、行政处理决定；（3）我国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和调解书；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有关规定作出的财产保全和证据保全裁定；（4）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关于追偿债款、物品的债权文书；（5）经人民法院裁定承认其效力的外国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以及国外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6）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执行的其他法律文书。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只有上述法律文书在一方不履行时，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即也只有上述法律文书才具有强制执行力。而执行和解协议是在执行程序中，双方当事人经过协商自愿达成的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义务主体、标的物及其数额、履行期限和履行方式等内容，并通过自愿履行来终结强制执行程序的协议。虽然执行和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在执行程序中真实意思表示，但该协议是否履行，如何履行等完全取决于各方当事人，其与生效的法律文书具有本质的区别。法律文书是否具有强制执行力应遵循法定原则，只有法律、司法解释有明确规定的，该法律文书才具强制执行力。
摘要2：【裁判摘要２】如果各被执行人的责任是独立的、可分的，在部分被执行人按照执行和解协议履行义务后，因为其他被执行人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而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执行时，应视为其已经按照和解协议履行完毕，不应再恢复对其采取执行措施——执行和解协议有多个被执行人，如果其中部分被执行人履行了执行和解协议确定的义务，在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时，是否还可以对其恢复执行的问题。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条第二款，申请执行人因受欺诈、胁迫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或者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六十七条的规定，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在执行中双方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对方当事人申请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应当恢复执行，但和解协议已履行的部分应当扣除。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不予恢复执行。据此规定，申请执行人因受欺诈、胁迫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或者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执行和解协议，对方当事人申请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就应当恢复执行。在有多个被执行人情况下，只要有其中一个被执行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致使和解协议目的不能实现的，就可以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但是，如果各被执行人的责任是独立的、可分的，在部分被执行人按照执行和解协议履行义务后，因为其他被执行人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而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执行时，应视为其已经按照和解协议履行完毕，不应再恢复对其采取执行措施。
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对被执行的财产，人民法院非经查封、扣押、冻结不得处分。对银行存款等各类可以直接扣划的财产，人民法院的扣划裁定同时具有冻结的法律效力。”本条规定是关于人民法院取得被执行财产处分权的条件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对被执行财产采取强制拍卖、以物抵债等处分措施之前，根据不同的财产类型，必须先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控制性措施，否则，其处分行为违法。轮候查封尚不产生查封效力，轮候查封法院对被执行财产没有处分权，首封法院处置财产时不需要轮候法院或者其他轮候查封机关同意。本案中，根据本院查明事实，案涉两户商服首封法院为本院，尖山区法院对案涉两户商服的查封为轮候查封，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本院对案涉两户商服具有处分权，而尖山区法院作为轮候查封法院，对案涉两户商服不具有处分权。故，尖山区法院对案涉两户商服采取评估、拍卖、以物抵债的执行措施存在错误，即龙唐公司所主张的异议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1)最高法执复89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二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百二十一条规定：“在执行终结六个月内，被执行人或者其他人对已执行的标的有妨害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申请排除妨害，并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进行处罚。因妨害行为给执行债权人或者其他人造成损失的，受害人可以另行起诉”。本案中，虽然深圳中院在执行(2012)深中法执恢字第134号一案的过程中，通过强制变卖的方式将香港捷华电子制品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东莞市清溪镇渔樑围银兜工业区捷华1号厂房、喷油房、汽车房、电房、宿舍A、工人宿舍、浴室等房产变卖给了协荣公司，但截至目前上述房产仍登记在香港捷华电子制品有限公司名下，且深圳中院尚未将上述房产交付给协荣公司，因此深圳中院对该案并未执行完毕。因此，协荣公司在深圳中院执行案件尚未执行完毕的情况下，直接另行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上述规定。原审认定正确，予以确认。
【裁判摘要２】再审法院认为：原一审和二审认为深圳中院的执行案件尚未终结，故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百二十一条驳回协荣公司的起诉。关于深圳中院的执行案件，从执行事实看，深圳中院通过拍卖程序，以变卖的方式将执行标的变卖给协荣公司，并于2015年5月29日作出（2012）深中法执恢字第134-3号执行裁定，将案涉房产强制转让给协荣公司，故从执行的角度，应认定深圳中院的执行程序已经完成。虽然目前涉案房产仍然登记在案外人香港捷华公司的名下，但此不影响受让人协荣公司根据深圳中院的执行裁定到房管部门办理房产过户手续，故一审和二审认为涉及深圳中院的执行案件尚未完毕，认定事实有误。即使执行未终结，但深圳中院强制变卖的执行裁定为合法有效的法律文书并已经送达生效，即该执行裁定已经导致涉案房产权利发生转让，根据《物权法》第二十八条“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依照物权法第二十八条至第三十条规定享有物权，但尚未完成动产交付或者不动产登记的物权人，根据物权法第三十四条至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请求保护其物权的，应予支持”的规定，应认定协荣公司取得了对涉案房产的物权，协荣公司作为物权人，在其物权受到侵害时有权通过诉讼的方式请求司法保护。
摘要2：【解读】请求判令：一、荣辉公司赔偿协荣公司自2015年5月29日至实际返还涉案房产之日的损失，暂计3927128.89元（．．．．．．）；二、荣辉公司赔偿协荣公司因不能交房产生的利息损失114332.15元；三、荣辉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及其它相关费用。
摘要1：【裁判摘要】悔拍没收保证金并补足拍卖差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拍卖成交后，买受人逾期未支付价款而使拍卖目的难以实现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重新拍卖。重新拍卖的价款低于原拍卖价款造成的差价、费用损失及原拍卖中的佣金，由原买受人承担。人民法院可以直接从其预交的保证金中扣除。扣除后保证金有剩余的，应当退还原买受人；保证金数额不足的，可以责令原买受人补交；拒不补交的，强制执行。本案中，西城法院在涉案房屋的拍卖公告及拍卖须知中明确公示了竞买人应当注意的有关事项，赵××应当对该内容进行充分了解后再行决定是否参加竞买，现赵××在拍卖成交后未在西城法院指定期间支付价款，致使拍卖目的无法实现，构成悔拍，西城法院重新拍卖后，拍卖价款低于原拍卖价款，该差价应当由赵××承担。赵××的关于撤销北京二中院(2020)京02执复125号执行裁定、西城法院(2020)京0102执异344号执行裁定、撤销西城法院(2018)京0102执11764号之四执行裁定、请求返还扣除保证金9万元后剩余交纳的房款及不予交纳剩余差价款35万元或继续依法履行拍卖合同的申诉请求及理由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鉴于本案申请执行人熊××书面承诺不再执行赵××剩余35万元的差价款，西城法院未对赵××采取执行措施，对此本院不持异议。
摘要2：
摘要1：行政复议申请人（《行政复议法》第１４条第１款）；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转移（《行政复议法》第１４条第２款）；法定代理人（《行政复议法》第１４条第３款）；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组织法律适用（《行政复议法》第８９条）
行政复议申请人是指依照《行政复议法》申请行政复议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申请人（《行政复议法》第１４条）。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