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沪民终274号
【裁判摘要】该章程已在巨潮资讯网上备案公示，并可当庭查询。故而对瀚辉公司而言，随时可以查询并知晓慧金公司章程对担保所作限制性规定。瀚辉公司既然主张其系善意相对方，则其应对自己尽到了审查义务进行举证，否则应承担不利后果。鉴于慧金公司是一家上市的公众公司，系争担保超越法定代表人权限，且瀚辉公司对此应当知晓，并非善意相对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最终认定系争担保无效，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177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877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对公司对外担保的法定限制，应为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债权人知晓并遵守，未经决议程序对外提供公司担保的，属于越权行为；债权人接受公司担保时对公司章程及董事会或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未尽到形式审查义务的，不属善意相对人；若公司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未予追认，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的规定该担保行为无效。本案中，按照2017年11月20日《差额补足承诺函》出具时捷尔公司的公司章程规定，对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作出决定，应事先征得董事会一致同意，否则决定无效。捷尔公司、工行九龙坡支行均认可《差额补足承诺函》系保证担保，工行九龙坡支行既未提交证据证明《差额补足承诺函》的出具得到捷尔公司董事会的一致同意，亦未有充分证据证明捷尔公司出具《差额补足承诺函》时直接或间接控制韵恒公司，或征得捷尔公司唯一股东西藏华慈公司的同意，或者捷尔公司与韵恒公司之间存在相互担保等商业合作关系，其关于捷尔公司系一人公司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差额补足承诺函》合法有效，应由捷尔公司对韵恒公司案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主张，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均不能成立。捷尔公司关于《差额补足承诺函》无效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614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4565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该规定就公司对外担保事项对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进行了限制，因此，在判断公司法定代表人违反该规定越权签订担保合同是否对公司有效时，还应考察其行为是否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的表见代表，即相对人是否为善意，是否尽到了合理的审慎义务。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2114号
【裁判摘要】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签订的担保合同，相对人是否对公司担保决议尽到形式审查义务，其法律后果是担保合同的效果是否归属于公司而不是担保合同是否有效——案涉担保系诺奇公司为其股东丁某的个人债务提供担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和诺奇公司章程之规定，该担保事项应经诺奇公司股东会决议，且丁某应当回避表决。而在本案中，既没有证据证明诺奇公司的其他股东就案涉担保事宜以会议的方式作出决议，也没有其他证据能够证明案涉担保得到了诺奇公司其他股东多数表决权的同意。故原审法院关于案涉担保系越权担保的认定，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因案涉越权担保行为系违反法律关于代表权限的强制规定，在陈某某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有理由相信该担保系诺奇公司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担保合同的效果并不归属于诺奇公司。申请人陈某某关于其系善意相对人、案涉担保不损害诺奇公司及其债权人利益的申请理由，并无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因越权代表行为是否有效的法律后果，是效果是否归属于诺奇公司，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范范围。申请人陈某某关于诺奇公司应当对无效担保造成的损失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申请理由，对法律的理解并不正确，本院不予支持。在案涉担保合同的效果不归属于诺奇公司的情况下，对案涉保证的保证期间的讨论即无必要，故本院对申请人陈某某关于案涉保证合同并未超过保证期间的申请理由，不再予以理涉。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2995号
【裁判摘要】公司对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行为的追认也可以在诉讼中不提出异议而默示认可——本案讼争发生后，鑫盛源公司对其法定代表人付某某在《担保合同》上签名捺印并加盖鑫盛源公司印章的事实没有提出异议，且一审判令鑫盛源公司对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鑫盛源公司没有上诉，故应视为鑫盛源公司自认其应当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邓某某明知或应当知晓付某某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即以公司为其自身债务提供担保，不应再主张某某的行为可得构成表见代理。鑫盛源公司自认承担担保责任，是对其自身权利的处分。好思嘉公司抗辩担保未经过公司股东会决议而不应承担担保责任，邓某某确又对此明知或应当知晓，故二审改判好思嘉公司不承担担保责任正确。
摘要2：
摘要1：【案号】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皖行终522号
【裁判摘要】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项目应依法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选择投资者或经营者——案涉垃圾焚烧发电BOT项目应当采取公开招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126号《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是指政府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通过市场竞争机制选择市政公用事业投资者或者经营者，明确其在一定期限和范围内经营某项市政公用事业产品或者提供某项服务的制度。城市供水、供气、供热、公共交通、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行业，依法实施特许经营的，适用本办法"。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案涉垃圾焚烧发电BOT项目，显然属于“城市供水、供气、供热、公共交通、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行业，依法实施特许经营的"范畴。对于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项目的招标方式问题，《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第八条亦明确规定“主管部门应当依照下列程序选择投资者或者经营者：（一）提出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项目，报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开发布招标条件，受理投标……"。故，案涉垃圾焚烧发电BOT项目应依法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选择投资者或经营者。此也正是本案上诉人之一北京正和公司没有经过公开招标，通过招商与涡阳县政府达成《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处理特许经营协议》，被有关部门查处，而被迫终止的根本原因。
摘要2：北京正和睛阳投资有限公司、山西省灵石正和实业有限公司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行政裁定书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6191号
【摘要】经过招投标最终未订立书面合同不能认为合同已成立并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书面合同。招标人和中标人不得再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本案中，根据一、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北京正和公司、山西灵石公司中标后，因故最终未能与涡阳县政府订立书面合同，北京正和公司、山西灵石公司认为特许经营权协议已成立并生效，涡阳县政府应当承担违约赔偿责任的再审申请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1：【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8)浙民二终字第193号
【裁判摘要】不具有与招标项目相应的经营范围，不构成中标无效的理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相关规定，除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以外，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并不导致合同无效。通某某司虽然不具有船舶修造的经营范围，但在当前情况下，造船业并不属于国家特许经营、限制经营或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情形；海峡××在招标文件中也只是载明，招标项目（即船厂）的经营范围是用于船舶修造，而对投标人本身的经营范围并未提出特别的限制条件。因此，通某某司不具有船舶修造的经营范围，不构成其对船厂整体租赁权中标无效的理由。其次，通某某司虽不直接从事修造船舶业务而不具有独立的船厂经营业绩，但根据原判查明的事实，其在1996年曾与盐仓船厂签订为期10年的合作经营船舶建造、修理、改装等业务的协议。该种合作经营事实，有双方的《合作协议》、股东会决议及相关财务资料等证据佐证，他人有理由予以信赖。龙江××主张通某某司与盐仓船厂间的合作协议未实际履行，缺乏证据证明，无法予以采信。在合作经营事实成立的前提下，投标人以合作经营方式修造船舶业务所形成的经营业绩，能否归入招标文件确定的“同类规模船厂经营业绩”，是当事人争执的重点之一。我国《招标投标法》第十八条规定：“招标人可以根据招标项目本身的要求，在招标公告或者投标邀请书中，要求潜在投标人提供有关资质证明文件和业绩情况，并对潜在投标人进行资格审查；国家对投标人的资格条件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正如前述，造船业不属于国家特许经营、限制经营或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情形，对于类似本案船厂整体租赁权的招投标，国家对投标人的资格条件并不存在特别的规定，故本案招标项目的潜在投标人应当具备的资格条件以及对投标人的资格审查标准，属于招标人海峡××自行解释与判断的事项，而不属于国家强制干预的范畴。海峡××根据实际情况，将通某某司与他人合作经营修造船舶业务所形成的经营业绩，纳入其招标文件关于“同类规模船厂的经营业绩”范畴，既未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也未与招标文件产生冲突，应当予以尊重。龙江××提出“通某某司不具备同类规模船厂经营10年以上业绩，不符合招标文件确定的投标人资格条件”的上诉理由缺乏依据，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赣民终82号
【裁判摘要】招标文件对相关条款中采用了下划线并加粗字体的醒目凸显表述方式，应当认定招标人已充分尽到提请投标人注意之义务——本院认为，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招标投标法》第十九条规定：“招标人应当根据招标项目的特点和需要编制招标文件，招标文件应当包括招标项目的技术要求，对投票人资格审查的标准、投标报价要求和评标标准等所有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以及拟签订合同的主要条款。……招标项目需要划分标段、确定工期的，招标人应当合理划分标段、确定工期，并在招标文件中载明”。六个标段招标文件关于人工工资不另行调整的规定，是对赣州市中心城区滨江四期危旧房（棚户区）改造工程实行的统一标准，是一个工程项目中的计价标准，对参与投标单位而言是公开公平的，不存在重复使用同一合同条款的情形。况且二标段招标文件对人工工资是否调整的问题在“投标报价风险”相关条款中采用了下划线并加粗字体的醒目凸显表述方式，应当认定招标人已充分尽到提请投标人注意之义务，既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的情形也不存在免除己方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投标人主要权利的情形。因此，中鼎公司主张开发公司出具的招标文件中“工程实施中将不再对人工工资进行调整”系格式条款，应认定为无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案号】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粤06民终7920号
【裁判摘要】自然人参加投标因不符合招投标法的规定，双方之间的行为不受该《招标投标法》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投标人是响应招标、参加投标竞争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招标的科研项目允许个人参加投标的，投标的个人适用本法有关投标人的规定。”廖某某系自然人，涉案租赁物亦无证据显示涉及科研项目，虽然文行经济社以招投标的方式对租赁物进行招租，但因不符合招投标法的前述规定，双方之间的行为不受该法调整。本案中，虽然因廖某某的投标报价低于竞租文件的最低起拍价致使双方未能就租赁物使用达成一致，但纵观文行经济社发布的招租公告和竞租文件，其希望承租人通过竞租的方式与其缔结租赁关系的意思表示应不存在争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寄送的价目表、拍卖公告、招标公告、招股说明书、商业广告等为要约邀请。”因此，文行经济社发布的招租公告和竞租文件的行为，其法律性质应为要约邀请。相应的，廖某某参与竞租报价的行为应视为要约。现廖某某以低于要约邀请规定的最低竞租价格向文行经济社发出要约，文行经济社不予承诺，并在开标时未选定廖某某作为承租人，即双方之间未能通过竞租的方式缔结租赁关系，双方之间的租赁合同未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系当事人缔结租赁合同后对合同效力的评判，一审法院在双方未能缔结合同的情况下适用该司法解释，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本案中，廖某某在明知招租公告和竞租文件明确规定涉案租赁物竞租地价为13元/月/平方米的情况下，依然填写11元/月/平方米的竞争报价，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但合同法第四十二条明确规定缔约过失责任应以给对方造成损失为前提，现涉案租赁物已于竞租当天被他人以16元/月/平方米竞得，即本案不存在因廖某某的行为而导致竞租无法进行或需要另行组织竞租的情形，文行经济社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存在相应损失，因此文行经济社不能据此要求没收廖某某缴纳的120000元诚意金。故，本院对文行经济社要求没收廖某某缴纳的120000元诚意金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青01民终831号
【裁判摘要】投标人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投标人资格条件，不具备法定资格条件的，其中标无效——招标投标是由交易活动的发起方在一定范围内公布标的特征和部分交易条件，按照依法确定的规则和程序，对多个响应方提交的报价及方案进行评审，择优选择交易主体并确定全部交易条件的一种交易方式。招投标是合同订立之初要约邀请与要约的过程，中标通知书为对要约的承诺，全部环节为缔约阶段，受合同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对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本案上诉人华跃公司作为投标人，其制造压力容器的资质并不符合招标人在招标公告中罗列的资质条件，违反《中国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投标人应当具备承担招标项目的能力；国家有关规定对投标人资格条件或者招标文件对投标人资格条件有规定的，投标人应当具备规定的资格条件”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博众公司发出的承诺，即中标通知书属于无效合同。无效的合同，自始无效。
摘要2：【解读】原审判决确认中标通知书无效。
摘要1：【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川民终字第1019号
【裁判摘要】投标文件没有对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作出响应的，招标人可以取消其中标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一条关于“投标文件没有对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作出响应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否决其投标”的规定，因成都金属制品公司未对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作出响应的事实客观存在，本次招标的评审委员会于2014年7月15日作出了废标的质询意见。在此情形下，剑阁供水公司向成都金属制品公司发出通知取消其中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关于“在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下，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据此，案涉合同虽在剑阁供水公司向成都金属制品公司发出中标通知书后成立，但基于成都金属供水公司并不具备招标文件要求的资质，剑阁供水公司解除合同具有正当的理由，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据此，成都金属制品公司主张本案合同应当继续履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755号
【裁判要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七条规定，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主体是与发包人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相对方，即承包人，法律并未赋予实际施工人该项权利。因此，实际施工人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渝民申1412号
【裁判摘要】联合体不对分包合同承担连带责任——关于俏世公司是否为案涉《环氧地坪施工承揽合同》的相对方和是否因此承担合同责任的问题。首先，……综上，现有证据仅能证明恒彩公司与乾亨公司之间就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达成了合意，不能认定恒彩公司与俏世公司之间就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达成了合意，即不能认定俏世公司为案涉《环氧地坪施工承揽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本案中，恒彩公司举示的证据，即使能够证明俏世公司参与了合同的履行，但恒彩公司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俏世公司为合同当事人，至多只能证明俏世公司为代为履行合同义务的第三人，恒彩公司无权据此要求俏世公司直接承担合同责任。再次，合同相对性原则，是指合同只对缔约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对合同关系以外的第三人不产生法律约束力；除合同当事人以外的任何其他人不得请求享有合同上的权利；除合同当事人外，任何人不必承担合同上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该条也确立了我国的合同相对性原则在合同法上的地位。但基于市场经济的广泛性和复杂性，严格的合同相对性原则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利益、实现司法公正的需要。合同相对性原则存在一些例外规定，以体现对合同自由的尊重、对第三人信赖利益的保护和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即突破合同相对性。但突破合同相对性，仅是对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修正和补充，应持十分慎重的态度，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调整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义务，在合同相对性问题上，应秉持谦抑的态度，只有在有明确规定作为依据的情形下，方能突破合同相对性，而不能随意突破合同相对性。本案并不存在可以突破合同相对性判令俏世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依据。最后，乾亨公司与俏世公司之间签订的《联合体承包协议书》虽然约定“俏世公司对其自身完成的工作承担全部责任，对联合体其他单位的工作承担连带责任"，但该约定仅对合同双方即乾亨公司与俏世公司具有约束力，非合同当事人恒彩公司不能据此请求享有该合同上的权利。综上，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认定俏世公司为案涉《环氧地坪施工承揽合同》的相对人，俏世公司亦不应因此承担合同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苏民终464号
【裁判摘要】当事人在招投标之前就合同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实际上确定中标人且签订协议，之后进行招投标，应当认定串通投标，中标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投标人不得与招标人串通投标，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第四十三条规定，在确定中标人前，招标人不得与投标人就投标价格、投标方案等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本案中，中设公司于2010年8月27日就涉案工程进行投标，金丰公司于2010年9月3日向中设公司发出中标通知书。但在此之前，中设公司与金丰公司已于2010年6月29日签订《施工承包合同》确定涉案工程由中设公司承包施工，双方还就工程质量、工期、工程价款结算方式、付款方式等实质性内容作出明确约定，并明确待邀请招标程序结束后纳入格式化合同中专用条款。中设公司亦于2010年7月10日即开始参加金丰公司的工地会议。上述事实表明，中设公司与金丰公司在招投标前即确定中标人，剥夺了其他投标人公平竞争的权利，破坏了市场竞争秩序，属于串通招投标，违反了上述法律禁止性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之规定，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应属无效，故中设公司与金丰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施工承包合同》及补充合同、附属合同均属无效，中设公司关于上述合同有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4）九中民一初字第09号
【裁判摘要】在因评标委员会认识错误下的行为造成投标人的损失时，投标人有权获得司法救济，评标委员会的非实体及无自身利益的性质决定了其不应作为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评标委员会的行为的法律后果由招标人承担，其错误否决投标的，招标人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四十五、四十六、四十八条关于中标的规定，应认为招标人进行招标，投标人参加投标，直到最后中标人确定前，整个招标投标活动都处于合同的缔约阶段。缔约过程中的赔偿责任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关于缔约过失责任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条的规定，本案所涉工程是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在缔约阶段虽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强制性规定必须以招标投标的形式确定中标人，但在合同的缔约过程中招标人与投标人地位是平等的，缔约活动是自由的，主要应以民法来调整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评标由招标人依法组建的评标委员会负责”。评标委员会的专家委员虽是招标人从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专家库中抽取的，但专家委员的专业素养并不保证其认识及评标行为永远正确。在因评标委员会认识错误下的行为造成投标人的损失时，投标人有权获得司法救济，评标委员会的非实体及无自身利益的性质决定了其不应作为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专家委员在评标过程中的认识错误实质是专家依凭专业知识进行主观性判断时难以彻底避免的风险。招标人虽不能控制这种风险，但这种风险早已隐藏在招标人组建评标委员会时所包含的对专家委员的信任关系之中，即便此等信任是因国家强制力而引起，信任中的风险亦应由招标人承担。另评标委员会虽以独立于招标人的意志进行评标，但其工作任务在于确定招标人提出的招标项目的中标人，类似于受托人完成委托人的委托事项。故评标委员会与招标人可界定为委托关系，评标委员会行为的法律后果由招标人承担。评标委员会的评标活动应依法进行，做到客观、公正。本案中，评标委员会以原告湖南建总擅自变更法人委托人为由作出了废标决定，但是评标委员会依据的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七部委第30号令及《评标委员会和评标方法暂行规定》均没有规定投标人擅自变更委托人可予以废标。参加投标作为投标人的一种经营活动，委托及变更委托均为投标人的意志自由，
摘要2：（续）受托人行为的法律后果由委托人承担，受托人的变更并不影响委托人的信用，对于合同缔约相对方而言不形成任何商业风险。投标人湖南建总的工作人员持投标人的委托书参加投标，评标委员会作出废标决定属错误理解行政法规，违背了合同缔约过程冲的诚实信用原则，对投标人造成的损失应由评标委员会的委托人招标人九江市林科所承担。原告湖南建总诉请“判决三被告取消我公司天花井森林公园道路、隧道工程投标资格的行为无效”，虽然评标委员会的废标决定没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依据，但鉴于该工程已确定了中标人，中标人的施工亦接近尾声，投标人的投标资格是否有效没有现实意义，且对原告要求赔偿损失的支持足已包含对评标委员会废标决定的否定性评价。故在判决主文中对该项诉请不作为一项判决内容单独进行确认。原告湖南建总诉请“三被告共同赔偿581013．68元”，包括了原告认为的预期利润550163．68元，因本案适用缔约过失责任，赔偿范围不能包括预期利益损失，故550163．68元的损失赔偿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投标保证金10000元，招标文件约定：“投标截止以后，投标人不得撤回投标文件，否则其投标保证金将被没收”，按照投标人与招标人平等地位的理解，投标保证金于特定情况下的惩罚性质应对等适用于双方，故此投标保证金具有定金的特征。投标人于招标人违反招标文件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时，有权利要求招标人双倍返还投标保证金即20000元。评标委员会违反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废标决定，此行为后果理应由招标人承担，招标人应向投标人双倍返还投标保证金20000元。关于旅差费1342．3元，虽有部分发生于2003年9月15日开标评标会之后，但原告为处理此纠纷发生的旅差费系因错误的废标决定而起，理应包括在赔偿范围之内。原告已花费的标书制作费6000元、工本费350元、图纸押金1500元，均为原告湖南建总缔约过程中的直接损失，招标人第一被告九江市林科所亦应予以赔偿。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813号
【裁判摘要】试验工程在招投标之前形成不违反《招标投标法》规定，应为有效合同——关于案涉合同的效力问题。本案系神信公司就其负责建设的新疆甘泉神信铁路专用线项目中的1.6公里试验段先发包由二十四局施工，后由于二十四局在神信铁路专用线工程招投标中未中标并由此形成已完工程的工程款纠纷。虽然双方未订立书面合同，但二十四局对神信铁路进行了部分施工，神信公司对此也予以接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双方以实际履行的方式订立了合同。由于案涉合同关系在案涉工程正式招投标之前形成，且所涉工程主要为试验工程。因此，应认定案涉合同并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相关规定，应为合法有效。神信公司主张案涉合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最高法执监470号
【裁判摘要】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范围不包括土地价值，房地产进行整体拍卖后拍卖款应当由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人以及土地使用权抵押权人分别优先受偿——本案的焦点问题是，是否应当对涉案在建工程和土地使用权的价值分别确定，并由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人和抵押权人分别优先受偿。《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一百四十七条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的，附着于该土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等一并处分，建筑物、构筑物等转让的，所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因此，即便房地分属不同权利人，在处置程序中，也应遵循一并处分的原则，以使受让人取得完整的土地使用权。本案中，上海二中院基于“房地一体"原则对涉案在建工程及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进行整体拍卖，符合法律规定。但根据物权法第二百条规定，“房地一体"应当理解为针对处置环节，而不能将建筑物与土地使用权理解为同一财产。因此，虽然对房地产一并处分，但应当对权利人分别进行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精神，建设工程的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建设工程的价款是施工人投入或者物化到建设工程中的价值体现，法律保护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主要目的是优先保护建设工程劳动者的工资及其他劳动报酬，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而劳动者投入到建设工程中的价值及材料成本并未转化到该工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中。因此，上海高院和上海二中院以涉案房地产应一并处置为由，认定宝业公司享有的工程款优先受偿权及于涉案土地使用权缺乏法律依据，在对涉案房地产进行整体拍卖后，拍卖款应当由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人以及土地使用权抵押权人分别优先受偿。本案涉案房地产经过拍卖后，宝业公司以8568万元价格竞买，对于拍卖款中属于土地使用权的部分，应当由杭州银行优先受偿。鉴于该部分款项数额不清，由上海二中院重新依法确定后，由宝业公司和杭州银行分别优先受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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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5311号
【裁判要旨】合同已经解除，一方起诉请求确认该合同效力如何处理？——（１）双方签订的合同已经解除，作为原告的其中一方起诉至法院请求确认该合同的效力，此时确认效力之对象实际已不复存在，其也没用提出其他任何与合同履行或浩特效力相关的诉讼请求，缺乏诉的利益，故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２）受诉法院基于原告起诉时合同已经解除的事实状态，认定该合同失效，实系指该合同对当事人再无拘束力，处理结果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辽民终1451号
【解读】（１）许某某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确认唐某某与许某某于2006年7月1日签订的《海底承包合同》具有法律效力；（２）一审法院认为：唐某某未经政府准许私自向许某某违法发包海域的行为，属于非法转让海域，违反了《海域使用管理法》规定，亦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应属无效合同，判决：确认许某某与唐某某签订的涂改日期为2006年6月15日的《海底承包合同》无效；（３）二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通过上述规定可知，合同自解除时起失效。本案中，唐某某在二审中主张其与许某某签订的涂改日期为2006年6月15日的《海底承包合同》早已解除，且2018年4月23日许某某在原审法院（2018）辽72民初29号的笔录中也确认其与唐某某签订的涂改日期为2006年6月15日的《海底承包合同》在该案诉讼发生之前早已解除，故许广发与唐陆兴签订的涂改日期为2006年6月15日的《海底承包合同》已于解除之时失效，故许某某要求对已解除失效的涂改日期为2006年6月15日的《海底承包合同》确认有效的诉讼请求显然不能得到支持。虽然原判以许某某与唐某某签订涂改日期为2006年6月15日的《海底承包合同》违反法律法规效力性禁止性规定，实质上是违反了公序良俗，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为由确认该合同自始无效不当，但根据许某某与唐某某签订的涂改日期为2006年6月15日的《海底承包合同》在本案诉讼时的自然状态未支持许某某诉讼请求的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故本院对原判的判决理由不予认可，但对原判结果予以维持。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314号
【裁判摘要】首先，招投标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下列工程建设项目包括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必须进行招标：(一)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二)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三)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援助资金的项目。”案涉工程系非国有资金投资建设的住宅项目，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必须进行招投标的工程项目。其次，招投标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在确定中标人前，招标人不得与投标人就投标价格、投标方案等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违反本法规定，与投标人就投标价格、投标方案等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的，给予警告，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该条第二款规定：“前款所列行为影响中标结果的，中标无效。”施工合同司法解释第一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本案双方在签订927合同之前，签订《框架协议》对工程范围、取费标准以及履约保证金、垫资施工等进行了约定，并约定该项目采用邀标方式招标，开泰公司承诺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国泰公司中标，存在招投标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的情形。招投标法是规范建筑市场招投标活动的具有公法性质的一部法律，目的是通过规范建筑项目的招投标活动，进而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及公共安全。本案无证据证明双方当事人的招投标行为损害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及公共安全。如上所述，案涉工程并非必须进行招投标的项目，而招投标法第五十五条关于因招标人和投标人就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导致中标无效的规定是针对“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本案不属于因违反上述施工合同司法解释第一条第三项规定而应认定无效的情形。《框架协议》、927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927合同关于工程范围、建设工期、工程质量、工程价款等内容与招标文件基本一致，国泰公司具有案涉项目的建设工程施工资质，也不存在法律规定的其他无效情形，应认定有效。《施工补充协议》《施工补充协议(二)》系双方在施工过程中所形成，主要内容为对已发生的工程进度款数额以及8000万
摘要2：（续）元垫资工程量的审核确认，并对欠付进度款及垫资款的支付时间、担保事项等进行的约定，属于具有结算性质文件，具有相对独立性，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亦应认定有效。一审判决认定《框架协议》《施工补充协议》《施工补充协议(二)》有效正确，但认定927合同无效不当，本院予以纠正。928合同是双方用于备案并非实际履行的合同，一审法院未将其作为确定合同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并无不当。
【解读】（１）非国有资金投资建设的住宅项目不属于必须进行招投标的工程项目；（２）《招标投标法》第５５条关于因招标人和投标人就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导致中标无效的规定是针对“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非必须进行招投标的项目不因此认定无效。
【摘要１】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承包人有权主张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开泰公司、欣成公司上诉主张，只有施工合同有效才能适用法定优先受偿权，案涉工程施工合同无效，故国泰公司对案涉工程价款不享有优先受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发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价款。发包人逾期不支付的，除按照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价、拍卖的以外，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该工程折价，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建设工程的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该条和相关司法解释均未明确规定施工合同有效才能主张工程价款优先权，而且，如上所述案涉927合同应认定有效，案涉工程亦竣工验收合格。开泰公司、欣成公司的此项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２】关于国泰公司提出的鉴定费分担问题——国泰公司主张，一审法院对鉴定费的分担与双方诉讼中的主张不对等，应予调整。本院认为，一审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以及裁判结果确定由国泰公司承担70%的鉴定费，并无不当。
摘要1：【案号】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川01民终758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案涉违约条款的性质。案涉合同第八条“如20日内不能如数付清款项，甲方（红南桥建材公司）将按1‰按天支付乙方（兴然石粉厂）余款利息。”约定内容系对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进行的约定；案涉合同第十三条“甲乙双方任何一方违约，需向对方支付违约金10万元。”约定内容系对违约方向守约方支付具体数额的违约金的约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的规定，案涉违约条款对违约后果的约定在性质上均具有违约金性质。
【裁判摘要２】关于如何确定本案的违约金标准问题。首先，如前所述，案涉违约条款均具有违约金性质，只是适用情形不同而已。案涉合同第八条的适用情形仅限于逾期付款的情形；案涉合同第十三条的适用情形包括逾期付款但不限于逾期付款的其他违约情形。本案中，红南桥建材公司逾期付款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兴然石粉厂选择适用或一并适用案涉合同的两个违约条款均符合合同约定。但是，一并适用该两条违约条款确已过分高于因违约给兴然石粉厂造成的损失。一审法院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数，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对案涉合同的违约金进行了确定，虽然表述为“利息和违约金”有所不当，但所确定的标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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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4925号
【裁判摘要】通过发函催告发包方支付工程款并表示对之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行为是否属于行使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关于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的行使方式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发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价款。发包人逾期不支付的，除按照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价、拍卖的以外，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工程折价，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建设工程的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规定：“建设工程质量合格，承包人请求其承建工程的价款就工程折价或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正太公司可以采取与金凤桐公司协议将工程折价，或者是在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向人民法院申请将该工程拍卖的方式行使优先受偿权。而在本案中，无论是《撤场协议》的约定，还是正太公司于2015年10月18日向金凤桐公司发函催告金凤桐公司将第二批款项支付至指定账户，并表示对全部工程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行为，均不包含正太公司与金凤桐公司就案涉工程折价抵偿工程款的意思表示。在金凤桐公司并未依《撤场协议》的约定于2015年9月30日之前支付第二批款项，且在正太公司发函催告后仍拒不支付工程款的情况下，正太公司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在自2015年9月30日起六个月内，及时与金凤桐公司协商将工程折价，或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将工程拍卖，要求将工程款在折价款或拍卖款中优先受偿。故原审判决关于正太公司并未依照法定方式在法定期限内依照法定方式行使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的认定，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申请人正太公司关于《撤场协议》和发函行为共同构成行使建设工程优先权的要件，其已经在法定期限内依法主张了权利的申请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注解】承包人发函催告并表示对工程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行为均不能包含承包人与发包人就工程折价抵偿工程款的意思表示，承包人发函不属于在法定期限内依照法定方式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4635号
【裁判摘要】股权转让合同已经履行完毕，请求确认合同有效不予受理——当事人在确认之诉中提出的确认请求必须具有权利保护的利益，否则不具有诉的利益，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对合同关系提出的积极确认之诉的权利保护利益是当事人基于合同享有的合同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民事法律行为自成立时生效，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一）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二）……"。本案中，李某与前海公司于2013年12月7日签订案涉协议，约定李明将其持有的帕米尔公司15%的股权以36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前海公司，至2015年4月1日，李某将其持有的公司股权转移登记至前海公司名下，前海公司支付了相应的股权转让价款和费用。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合同义务业已履行完毕，李明基于合同享有的合同权益已经实现。因此，李某提起本案确认之诉，不具备通过法院判决对案涉协议效力和履行状态进行确认的必要性，缺乏权利保护的利益。一、二审法院先后裁定驳回李某的起诉和上诉，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二审判决认为：（１）李某起诉的意图是要求法院确认其与前海公司于2013年12月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为有效协议。根据李某的陈述，双方均已按该协议履行了各自义务，李某明已将其持有的帕米尔公司15%的股权交付给前海公司，前海公司也已将股权转让款支付给了李某，且在工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在合同相对人前海公司没有对合同效力提出异议，并对合同效力进行仲裁、诉讼的前提下，《股权转让协议》亦已经履行完毕，所以李某的诉讼请求，既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也不需要法院和法律进行保护。所以，李某起诉要求确认该协议为有效协议，不符合起诉条件，法院不应受理。（２）对于李某要求确认《股权转让协议》已经终止的诉讼请求，因双方对该协议履行完毕后，前海公司向李某发出了要求解除该《股权转让协议》的通知，对此双方就合同解除问题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双方可协商解决，亦可通过仲裁、诉讼等合法方式进行处理，此系双方当事人自身的权利。而李某的诉讼请求是想通过法院确认合同的履行状态，该诉讼请求并无需要特别保护的法律利益，法院亦不需要干涉当事人行使自身的权利。
【解析】确认合同无效必须具有确认之诉利益，否则不予受理。
【注解】履行完毕的合同不能再启动确认合同效力（有效）之诉——合同义务业已履行完毕，基于合同享有的合同权益已经实现，提起本案确认合同有效之诉不具备通过法院判决对案涉协议效力和履行状态进行确认的必要性，缺乏权利保护的利益。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885号
【裁判摘要】合同约定“签章后生效”，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合同上签字合同即成立，不要求再加盖公司公章——就约定价款为128万元的《环保治理施工合同》是否成立并生效的问题，根据该合同约定，合同经双方当事人签章后生效，但并未明确要求合同生效需要同时具备当事人的签字、盖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法人行使职权，其在合同上签字的行为，代表法人的意思表示，并不要求再加盖公司公章而使合同成立。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82号
【裁判摘要１】在案商品房买卖合同对违约金已有明确约定且买受人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因出卖人逾期办证而遭受实际损失的情况下，主张“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逾期办证证违约金不予支持——本案的审查重点是原判决以年利率2%计算逾期办证违约金是否有误。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十五条第二项约定，出卖人逾期办证的违约金，按已付房款的0.1%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已于2021年1月1日废止)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林某某、黄某某主张逾期办证违约金约定过低，请求调整为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逾期贷款利率计算。对此，本院认为，原判决在林某某、黄某某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因新鸿源公司逾期办证而遭受的实际损失的情况下，综合考虑林某某、黄某某因新鸿源公司违约所受到的影响，以及新鸿源公司违约性质和程度、合同的履行情况、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酌定按年利率2%计付逾期办证违约金，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自2003年6月1日起施行)第十八条规定：“由于出卖人的原因，买受人在下列期限届满未能取得房屋权属证书的，除当事人有特殊约定外，出卖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一)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的期限；(二)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标的物为尚未建成房屋的，自房屋交付使用之日起90日；(三)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标的物为已竣工房屋的，自合同订立之日起90日。合同没有约定违约金或者损失数额难以确定的，可以按照已付购房款总额，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适用该规定“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确定违约责任的前提，是合同没有约定违约金或者损失数额难以确定，而本案中《商品房买卖合同》对违约金已有明确约定。因此，原判决未适用该规定并不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摘要2：【裁判摘要２】同案不同判不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中的“法律”是指法律、立法解释、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林某某、黄某某关于本案与广东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云中法民二终字第215号民事判决属于“类案不同判”的主张，并不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3344号
【裁判摘要】合同双方当事人排除适用关于违约金调整条款的约定为有效约定，当事人应当自行承担相应风险——原审判决认定双方当事人放弃调整违约金的约定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具体分析如下：首先，合同双方当事人放弃违约金调整的约定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从主观上看，双方当事人均是为了自身商业利益而从事本次交易活动，是在自愿平等的情形下签订《预租赁协议》和《租赁合同》。从客观上看，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合同在内容上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其次，合同双方当事人放弃调整违约金的约定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房屋预租协议》第三条第三款、第三条第四款以及《租赁合同》第十条第五款的约定已经明确放弃调整违约金。即无论损失是多少，违约金均按人民币500万元金额计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人民法院应尊重双方当事人在本案中预先放弃调整违约金的约定。最后，原审未以租金价差确定违约金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合同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为，500万元违约金数额的确定是在保障双方当事人利益的前提下，违约方承担的最大范围且具有惩罚意义的赔偿数额，这是双方当事人基于商业利益角度的决定，应自行承担相应风险。同时，关于违约金的确定是否以“违约造成实际损害"为条件，可以由当事人约定。本案中，在双方对违约金已经有了明确约定的情况下，法院不变动违约金数额，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１）合同双方约定一方违约，对方无需就损失承担举证责任，也无论损失多少，违约金均按人民币５００万元定额计算，不以实际损失多寡为由进行调整；（２）一审法院判决赔偿经济损失２５９９．４１１５元；（３）二审法院变更判决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500万元。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京03民终4026号
【裁判摘要1】当事人是否享有风险代理委托合同的任意解除权．．．．．．本院认为张某享有合同法第410条规定法定解除权，具体理由如下：1．案涉合同类型属于法律规定的可以行使任意解除权的合同类型。案涉合同虽属于风险代理的法律服务合同，但究其合同性质依然属于法律规定中的委托合同的类别，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之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2．本案履行情况符合行使任意解除权解除合同的情形。任意解除权是特殊的法定解除权，法律之所以赋予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系由于委托行为通常以较强的信赖信任为基础，信任丧失则委托的基础不复存在。．．．．．．因此基于委托合同特别是以代理案件为主要内容的委托合同以信赖为基础，张某在丧失对于北方律所信赖的基础上行使委托合同的任意解除权符合法律规定。
【裁判摘要２】北方律所因风险代理委托合同解除的损失如何认定。根据合同法410条之规定，委托人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4．期待利益损失是否属于北方律所可获赔偿的损失范围。鉴于北方律所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期待利益的取得条件成就，亦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委托律师的代理行为足以促使期待利益条件成就，及期待利益的损失与张某解除行为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故结合本案中张某的解除合同时间节点和原因，无法认定张洁的解除行为直接导致北方律所丧失应得的期待利益。
摘要2：【解读】风险代理期待利益构成要件：（１）证明期待利益的取得条件成就或者委托律师的代理行为足以促使期待利益条件成就；（２）证明期待利益的损失与解除行为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摘要1：【案号】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黔06民终960号
【裁判摘要】（１）开具发票不能适用同时履行抗辩权或先履行抗辩权制度；（２）付款操作流程≠履行先后顺序——关于开具发票能否作先履行抗辩事项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出卖人开具增值税发票属于从给付义务。由于主给付义务与从给付义务之间并不构成对等给付关系，因此不能适用同时履行或先履行抗辩权制度。也就是说，买受人不得将开具增值税发票作为其付款的前提，不能以出卖人未开具增值税发票或开具增值税发票金额不足为由拒绝支付货款。同时，双方合同中“甲方审核完乙方提交的付款当期进度阶段报告，收到乙方的发票并认证通过，完成付款审批后15日内，按照付款当期审核确认结算金额的80%支付材料款”之约定，属于付款操作规程的指引性条款，所涉增值税发票的部分，不构成对履行先后顺序或者付款条件的特别约定。故对于中国建筑公司、中国建筑华南分公司所持“开具发票为先履行抗辩事项”的上诉请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解读】（１）开具发票属于合同附随义务，不管合同是否约定当事人都应当履行；（２）从义务不能抗辩主义务，故不能适用同时履行或先履行抗辩权；（３）合同中约定的“开具发票及付款程序”的约定属于付款操作规程的指引性条款，不构成对履行先后顺序或付款条件的特别约定；（４）合同约定“开具发票是付款前提条件”构成对履行先后顺序或者付款条件的特别约定，依法有效。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沪02民终2425号
【裁判摘要】公司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能否行使法定解除权？——根据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款之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相对方可以主张合同解除权。本案中，强某某虽未履行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但一是双方的系争转让协议中并未明确进行相关变更登记及办理时间，二是陈某某在起诉前也未曾进行过催告，三是强某某在陈某某提起本案诉讼后明确表示若陈某某需要进行上述变更登记其愿意履行，但需陈某某本人到场配合，故不存在陈某某应系争股权转让的合同目的不可实现的情形。此外，陈某某作为股东，并不必然需要直接参与到公司的经营管理中。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2458号
【裁判摘要】（１）一般债权人不具有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２）实际施工人不享有工程款优先受偿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有权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为第三人，包括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首先，圣大公司不是天乐公司与生源公司、工矿公司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法律关系的主体，不享有该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亦不承担义务，即对（2017）甘12民终263号案件的诉讼标的不具有独立请求权，不是该案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其次，圣大公司基于与生源公司、工矿公司、甘肃第一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的调解结果，享有要求生源公司给付金钱债务的一般债权，与（2017）甘12民终263号民事判决结果没有法律上的牵连关系，亦不具备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特征。圣大公司基于（2016）甘12民初48号民事调解书享有对生源公司的一般债权，不在第三人撤销之诉保护的民事权益的范围。虽然圣大公司为实现前述债权申请对涉案土地采取保全措施，并不因此对涉案土地享有实体上的权利。圣大公司主张其对生源公司的债权中有部分系工程款，属于优先受偿的债权。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七条：“与发包人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根据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请求其承建工程的价款就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人民法院在审理房地产纠纷案件和办理执行案件中，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的规定，认定建筑工程的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优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建设工程价款的优先受偿权的请求权主体是承包人。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仅赋予实际施工人突破合同相对性向发包人主张欠付工程价款的权利，并未规定其可以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故圣大公司作为实际施工方不享有工程款优先受偿权。圣大公司作为一般债权人，也不具备《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规定的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特别情形，因此不具备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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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皖03民终973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该规定的情形实质上可以区分为无偿行为和有偿行为两种。针对无偿行为行使撤销权应当具备以下构成要件：1.债权人对债务人存在合法有效的债权。2.债务人存在无偿处分的行为。3.债务人的诈害行为影响债权人债权的实现。依据生效民事判决的认定，许某某存在对年某某合法有效的债权；年某某１一审提交的收购清单等证据，欲证实在股权转让前年夫德即欠其款项。但在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中，并未明确约定将价值41万元的股权以0元价格转让系年某某抵付所欠年某某１款项，即以股权抵债，而该协议中明确了“8.2%的股权(41万)以0元的价格转让”，故能够认定年某某系无偿转让财产权益；因年某某实施的减少其责任财产的行为，影响到许某某债权的实现，对许某某实现其债权造成了损害。故本院对其要求撤销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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