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计量违法行为处一万元以上罚款的决定是否受《计量法实施细则》第六十条调整的请示的答复（2001年6月25日 [2000]行他字第17号）
【摘要】即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辽宁省计量监督条例》第五十条的规定与经国务院批准、国家计量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第六十条规定是一致的，人民法院认定诉计量行政罚款１万元以上决定的案件的行政处罚主体资格时，亦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第六十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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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1989年第4期(总20期)】
【摘要】具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与不具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共同作出行政行为属超越职权——被上诉人上海市徐汇区工商行政管理局，非药品监督部门，不具备实施处罚的主体资格，在对上诉人行使处罚时，违背了药品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关于卫生行政部门行使药品监督权的规定，属越权行政，上诉人的起诉理由是正确的，但不影响行政处罚的正确性。据此判决：维持被上诉人上海市徐汇区卫生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中对上诉人处以责令停产；没收非法所得５１３５３．０４元；罚款３５６６５５元；对已查扣的６１瓶“人α─干扰素”监督销毁部份。撤销被上诉人上海市徐汇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在该行政处罚决定中的处罚主体资格。
摘要2：【注解】（１）具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与不具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共同作出行政行为属超越职权（属于“超越部门管辖权”的性质）；（２）如实体上没有问题，为避免浪费行政和司法资源，切实解决行政纠纷，应作出确认该行政行为违法的判决而不宜作出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驳回请求判决意味着法院确认没有部门管辖权的行政机关具有该项职权）。
摘要1：【裁判摘要】房屋登记机构为债务人办理房屋转移登记时，债权人是否具有对该转移登记行为提起诉讼的原告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保护规范标准，将法律规范保护的权益与请求权基础相结合，以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行政实体法和所适用的行政实体法律规范体系，是否要求行政机关考虑、尊重和保护原告诉请保护的权利或法律上的利益，作为判断是否存在上述法条中规定的“利害关系"之重要标准。据此，影响原告主体资格是否成立的因素就可分为以下两种，一是起诉人诉请保护的权益类型，二是行政实体法律规范的规定。只有当起诉人诉请保护的权益，恰好落入行政机关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行政实体法律规范的保护范围时，起诉人起诉该行政行为的原告主体资格才能被承认。反之，如果起诉人虽有某种权益，但并非行政机关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时需要考虑的，或者起诉人并不具有行政机关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时需要考虑的权益，人民法院均不宜认可其原告主体资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三条就债权人原告资格所作之规定，亦是遵循了上述原则。根据该条规定，债权人以行政机关对债务人所作的行政行为损害债权实现为由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就民事争议提起民事诉讼，但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应予保护或者应予考虑的除外。这主要是由于，债权是一种相对权，即债权的实现主要依靠作为债权债务关系相对一方债务人履行义务；这种特点就决定了债权人如果要主张债权，一般情况下只能对债务人提出要求，而不能向债权债务关系之外的第三人提出，这里的第三人也包括行政机关。故而，债权人通常不因其债权而与第三人形成法律关系，据此，债权人与被诉的行政行为之间通常亦不产生行政诉讼法上的利害关系。换言之，虽然债权是法律明确规定的一项权利，而且行政行为不利于债权行使的情况亦可能在事实结果层面出现，但行政机关在进行特定领域的行政管理活动时，法律不会要求其因相对人的负债情况而异；除非，有相关的行政规范明确，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应予保护或者应予考虑。关于房屋登记机构为债务人办理房屋转移登记时，债权人是否具有对该转移登记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了四种承认
摘要2：（续）债权人原告资格的例外情况：（一）以房屋为标的物的债权已办理预告登记的；（二）债权人为抵押权人且房屋转让未经其同意的；（三）人民法院依债权人申请对房屋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并已通知房屋登记机构的；（四）房屋登记机构工作人员与债务人恶意串通的。可见，通常情况下，债权人并不具有基于其享有的债权而对债务人的房屋转移登记行为提起诉讼的原告资格，除非债权人对该房屋本身已经享有区别于其他普通债权人的需要保护的特别权益，且该特别的权利和利益于行政机关作出转移登记行为时已经知晓并应当予以考虑。．．．．．．之后，卓锦公司以其作为建设工程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受损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撤销永安市房产管理局向原审第三人长城公司颁发的永房权证字第××号、第××号、第××号、第××号、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上述《房屋所有权证》均由长城公司于2016年9月12日登记取得。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之规定，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其所包含的法律直接规定的债权实现上的优先效力，通常应当符合以下条件：1.建设工程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2.建设工程已竣工或超过合同约定的竣工日期，3.发包人未按约定支付工程价款，4.承包人在合理期限内对发包人进行催告，5.不属于“不宜折价、拍卖”的建设工程。因此，于房屋上是否可能存在承包人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在相关的生效法律文书予以确定之前，显然不属于房屋登记行政机关在审查第三人就该房屋申请转移登记时应当予以考虑并保护的范围。具体到本案，永安市房产管理局于2016年9月12日作出被诉房屋转移登记行为时，显然无法考虑本院于2017年10月12日在后作出的（2017）闽民终312号民事判决所确定的卓锦公司所享有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之情形，并予特别的权利保护。综上，卓锦公司作为债权人提起的本案行政诉讼，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情形。原审法院认定卓锦公司不具有原告资格并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
摘要1：【裁判摘要】土地登记与房屋登记的法律后果相同，土地登记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进行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0]15号）第五条第三款规定，原房屋权利人、原利害关系人未就首次转移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对后续转移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虽为土地登记案件，但因土地与房屋均属于不动产，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规定均以登记作为发生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土地登记与房屋登记的法律后果相同，故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进行审理。本案中，再审申请人作为原利害关系人，其仅对后续变更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应不予受理。一、二审法院以丽水市政府向施××、周××颁发的丽国用（2007）字第45××号和4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系由丽水市粮食局持有的原丽国用（2007）字第34××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变更登记而来，被诉颁证行为属于土地使用权的变更登记，并未对吴××等109人的权利义务产生新的影响，吴××等109人未就对其产生实际影响的在先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而是直接对后续变更登记行为提起诉讼，不具有诉的正当利益，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进而裁定驳回起诉和上诉，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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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退休返聘人员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工作原因发生事故可以认定为工伤——《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未规定劳动者年龄上限，上诉人以冯××发生事故时年满69岁，已超过退休年龄，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主体资格，不能作为劳动关系当事人的法律依据不足，故作出不予受理工伤认定不正确。
摘要2：【注解】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被聘用后发生事故可以认定为工伤。
摘要1：【裁判摘要】非该信息公开行为的行政相对人与该信息公开告知书无利害关系，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本案中，由于《依申请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人信息中，“姓名"及“申请人签名或者盖章"栏中均体现为杜××，故被上诉人受理后，才针对申请人杜××作出（2018）第123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现上诉人林××针对（2018）第123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提起行政复议，因林××非该信息公开行为的行政相对人，与该信息公开告知书无利害关系，所以被上诉人据此作出不予受理上诉人行政复议申请决定，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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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一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具有原告资格，即应为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向国务院部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部门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根据该项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行政机关申请公开的信息，应当是对其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方面产生直接影响的政府信息，否则不具有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人的资格。行政机关因此作出的不予公开或者不予答复行为，对其实体权利义务产生均无实际影响，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与政府信息公开行为不具有利害关系，即不具有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本案中，上诉人张×先后向福建省人民政府申请公开“闽汛电”[2016]45号文件和福建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及指挥部办公室机构设置、机构职能、岗位编制等文件，但未陈述其与该信息存在利害关系，并提交相应证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对其申请答复或者不予答复的行为，均不会对其实体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上诉人张×对福建省人民政府答复行为提起行政诉讼，不具有法律保护的权益，无原告主体资格。原审法院裁定不予立案并无不当，依法应予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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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因行政协议是一类特殊类型的行政行为，对行政协议效力的判断首先应当适用行政诉讼法关于无效行政行为的规定。同时行政协议作为体现双方合议的产物，又可在不违反行政诉讼法的情况下适用民事法律规范中关于合同效力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重大且明显"的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规定了四种情形：（一）行政行为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二）减损权利或者增加义务的行政行为没有法律规范依据；（三）行政行为的内容客观上不可能实施；（四）其他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在对行政协议的效力进行审查，要对依法行政、保护相对人信赖利益、诚实信用、意思自治等基本原则进行利益衡量，从维护契约自由、维持行政行为的安定性、保护行政相对人信赖利益的角度，慎重认定行政协议的效力。……弋江区政府将陶××作为丁××家庭的成员进行补偿安置并未构成行政协议无效的情形，丁××１、丁××２、王××要求确认涉案补偿安置协议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一、二审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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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在实践中，基于工作的便利性或统筹性需要，市、县人民政府可能确定并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行政机关下属机构或其他组织承担房屋征收部门的相关职能。对此,不宜简单以市、县政府的征收决定为依据确定被告，还应当根据行为主体与职权主体相一致的原则，确定法律意义上“房屋征收部门”——市、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实施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过程中作出行政行为，被征收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房屋征收部门为被告。征收实施单位受房屋征收部门委托，在委托范围内从事的行为，被征收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房屋征收部门为被告。但在实践中，基于工作的便利性或统筹性需要，市、县人民政府可能确定并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行政机关下属机构或其他组织承担房屋征收部门的相关职能。对此，不宜简单以市、县政府的征收决定为依据确定被告，还应当根据行为主体与职权主体相一致的原则，确定法律意义上的“房屋征收部门"。本案中，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义乌市政府虽然在征收决定中明确了被申请人义乌征收办为房屋征收部门，但根据《义乌征收办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被申请人义乌征收办作为浙江省义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所属全额拨款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并不具有独立承担行政法律责任的能力，其行为的后果应由所属的行政机关承担。同时，义乌城投公司并非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实施征收补偿的主体，亦不具有承担行政责任的主体资格。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义乌市政府作为征收人，并非被诉行政协议的签订主体，在能够确定相应行政机关承担责任的情况下，不宜直接以征收人为本案被告。据此可知，再审申请人起诉的三个主体均非本案适格被告，经原审法院释明告知其以浙江省义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为被告另行提起行政诉讼，但再审申请人拒绝变更被告。因此，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再审申请人的起诉，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均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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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１）被征收人已签订补偿安置协议、领取相应补偿费用且交出土地后,又起诉征收行为的，人民法院不予立案；（２）但补偿安置协议明确约定保留提起诉讼权利,或者协议存在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损害国家利益等无效情形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法官专业会议纪要(五)》】8.补偿安置协议的效力
人民法院应当尊重依法订立的补偿安置协议的效力。补偿安置协议个别约定需要明确和调整的，当事人应当按照诚实信用原则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解决补偿安置争议。
被征收人已签订补偿安置协议、领取相应补偿费用且交出土地后,又起诉征收行为的，人民法院不予立案；但补偿安置协议明确约定保留提起诉讼权利,或者协议存在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损害国家利益等无效情形的除外。
摘要2：【注解１】被征收人接受补偿并自愿交出房屋，其后房屋被拆除的不应认定为是强制拆除行为，对拆除行为不具有可诉性。——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5565号
【注解２】被征收人签订相关补偿安置协议后不能当然视为其与征收拆迁行为即不再具有利害关系｜（１）被征收人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并领取相应补偿费用后，如坚持认为征收行为违法，仍可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对征收行为提起行政诉讼，而不能认为签订补偿安置协议或领取相应补偿费用后，被征收人即丧失相应原告主体资格，无权提起相关行政诉讼；（２）除非补偿安置协议对被征收人放弃相关诉讼权利并取得相应之补偿，已经进行了明确约定。——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144号；其他参考案例：(2017)最高法行申1145号、(2018)最高法行申5133号
摘要1：【裁判摘要】行政机关在土地征收过程中不直接解决土地权属争议｜（１）一般而言，土地权利人的确定应以有权机关依法颁发的土地权属证书或确无争议的土地承包合同、土地承包清册为准。若行政相对人不能提供有效的土地权属凭证或土地权属存在争议时，应当在解决权属争议、确定权利人以后，再行维护其在征收过程中的权益；（２）征收实施机关在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既无职权，亦无法定程序，对土地权属争议直接进行解决——本案系被申请人邳州市政府在征收江苏省××经济开发区××村“南湖”、“东南湖”地块土地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再审申请人边××所诉请的“侵占”土地行为，实质上是被申请人组织实施的征地行为。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关于“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在公告规定的期限内，持土地权属证书到公告指定的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征地补偿登记”的规定，一般而言，土地权利人的确定应以有权机关依法颁发的土地权属证书或确无争议的土地承包合同、土地承包清册为准。若行政相对人不能提供有效的土地权属凭证或土地权属存在争议时，应当在解决权属争议、确定权利人以后，再行维护其在征收过程中的权益。征收实施机关在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既无职权，亦无法定程序，对土地权属争议直接进行解决。再审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组织实施的征地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应当以其能够提供确切的权属证明为基础。在再审申请人既不能提供权属证明，也未先行解决权属争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不予认可其原告主体资格并驳回起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均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对政府征收村集体土地的行为不服提起诉讼，只有作为土地所有权人的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才是权利主体，与征收行为具有利害关系；（２）个人未经授权不能代表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对外主张权利，包括提起行政诉讼——再审申请人只有在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情况下，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合法权益”应当是法律上客观存在而能独立提出主张的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条的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不属于农民个人或部分人所有。再审申请人因对栾川县人民政府征收村集体土地的行为不服提起诉讼，只有作为土地所有权人的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才是权利主体，与征收行为具有利害关系。因此，如果再审申请人认为村农民集体享有的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受到他人侵害，需要主张权利的，应通过法定的途径和形式，将农民个人的意愿转化为村农民集体的意愿，以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的名义对外主张权利，个人未经授权不能代表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对外主张权利，包括提起行政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村民委员会或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涉及农村集体土地的行政行为不起诉的，过半数的村民可以以集体经济组织名义提起诉讼”；第四条规定：“土地使用权人或者实际使用人对行政机关作出涉及其使用或实际使用的集体土地的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本案中，一方面再审申请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对涉案土地享有直接、独立、排他的合法权益，不是涉案土地的承包人和实际使用人；另一方面，也不存在过半数的村民以集体经济组织名义提起诉讼的情形，再审申请人以自己的名义起诉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被征收人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并领取相应补偿费用后，如坚持认为征收行为违法，仍可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对征收行为提起行政诉讼，而不能认为签订补偿安置协议或领取相应补偿费用后，被征收人即丧失相应原告主体资格，无权提起相关行政诉讼；除非补偿安置协议对被征收人放弃相关诉讼权利并取得相应之补偿，已经进行了明确约定——关于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后能否对征地拆迁行为起诉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四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实践中，整个征收补偿过程约略可划分为征收行为、补偿行为和强制或非强制实施行为，其中补偿行为是征收行为的必然结果，也是实施行为的前提条件。由于征收行为、补偿行为与实施行为的分离，被征收人既可能认为上述三个阶段的行政行为均不合法，也可能仅认为征收过程中的某一行政行为不合法，因而提起行政诉讼。为了更好地推进征收补偿依法、有序、平稳进行，应当允许被征收人在对征收行为合法性保留异议权利的前提下，先行鼓励和引导其以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的方式先行解决补偿问题，以减少纠纷。但被征收人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并领取相应补偿费用后，如坚持认为征收行为违法，仍可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对征收行为提起行政诉讼，而不能认为签订补偿安置协议或领取相应补偿费用后，被征收人即丧失相应原告主体资格，无权提起相关行政诉讼；除非补偿安置协议对被征收人放弃相关诉讼权利并取得相应之补偿，已经进行了明确约定。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宣××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即实际处分自己权益，因而征地拆迁行为对其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是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六项规定的错误理解，一审法院以此为由对宣××的起诉裁定不予立案，不符合法律规定。
摘要2：【裁判摘要２】关于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实施前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能否作为行政案件受理的问题｜《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明确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提起的诉讼，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该规定并未以《行政诉讼法》实施日期为标准，来区分2015年5月1日之前或者之后的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案件的性质；且《行政诉讼法》作为行政诉讼程序的基本法，其条文主要系诉讼程序规定，实体规定较少，因此，《行政诉讼法》修改后的条款除非明确规定不溯及既往或者因条款性质不适宜溯及既往，原则上对有关受案范围、审理程序、裁判种类等属于法院裁判职权专属事项的规定，人民法院均应当适用该新的规定作出裁判。本案中，案涉补偿安置协议虽然签订于2015年5月1日之前，但如被征收人在2015年5月1日之后依法起诉，仍应当依据《行政诉讼法》上述规定，作为行政案件予以受理。二审法院将用于调整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拆迁事项的《关于受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等案件问题的批复》，作为裁判本案集体土地房屋征收拆迁行为的依据，并认为宣晓明所诉纠纷性质属于民事合同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显属适用法律错误。事实上，《行政诉讼法》经修改于2015年5月1日实施以后，《关于受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等案件问题的批复》第二条即与《行政诉讼法》规定相抵触，应当不再予以适用。而对于2015年5月1日之前形成的国有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2015年5月1日之后提起诉讼的，也应当作为行政案件受理立案，而不再作为民事案件受理立案。
摘要1：【摘要】在被征收当事人已经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的前提下，对征收实施机关的征收土地行为已经不存在可以主张的合法权益，不具备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第三人撤销之诉受起诉期间（不是诉讼时效期间）约束——关于唐×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是否超过了六个月时效期间的问题。第三人撤销之诉是2013年1月1日起修订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新规定的制度。该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诉讼。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看，唐×在（2006）越法民一初字第540号案和（2006）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008号案审理中就已经知晓（2000）穗中法经终字第01354号民事判决的内容，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订施行之日2013年1月1日起算六个月，唐×应当在2013年7月1日之前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但其迟至2016年1月6日才提起本案诉讼，显然已经超过六个月的时效期间。而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七条的规定可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六个月期限为不变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延长的规定，故唐×以提起另案诉讼而主张时效中止、中断、延长的理由不能成立。因此，即使唐×具备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其起诉也超过了六个月的起诉期限。由此可见，原审裁定驳回唐朝的起诉，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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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食堂和保洁工作非公司主营业务，要求确认劳动关系不予支持——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焦点为杨××与镇远农商行羊场支行之间是否成立劳动关系。参照劳社部发[2005]12号《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1条:“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从查明事实来看，杨××在向镇远农商行羊场支行提供劳务期间，其只需要完成固定工作任务，即为该支行员工按时做好饭菜和保洁工作，而不受镇远农商行羊场支行的其他任何劳动规章制度的管理。且从杨××所提供劳务的内容看，并非镇远农商行羊场支行业务的组成部分，不符合该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结合《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2条认定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时可参照的情形看，一审认定杨××与镇远农商行羊场支行不成立劳动关系，判决驳回杨××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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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程序从新、实体从旧的法律适用规则，当事人针对新行政诉讼法之前作出的行政行为所提起的行政诉讼，实体问题应当遵循新行政诉讼法之前的相关规定。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是否应当予以受理，属于行政诉讼的实体问题。请求确认行政行为无效属于新行政诉讼法作出的新规定，在新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之前，不存在相应的法律规定。因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2015年5月1日之前作出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立案。本案中，张×请求确认2013年12月16日作出的房屋征收决定无效，原审法院可以应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的法律精神，裁定不予立案。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因此，二审法院裁定驳回张×的起诉，结论并无不当。需要指出的是，一、二审法院针对确认行政行为无效请求作出处理的理由存在瑕疵，应当予以纠正。第一，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作出时间在新行政诉讼法实施之前，且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立案或驳回起诉。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不属于无效情形，未经释明直接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二审法院未针对当事人的确认行政行为无效请求作出处理，均不符合法律规定。重大且明显违法的行政行为即无效行政行为自始、绝对无效，不因时间的推移而具有合法效力，当事人可以随时对无效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因此，当事人针对新行政诉讼法实施之后作出的行政行为提起确认无效请求的，不受起诉期限的限制。为避免当事人滥用确认无效请求以规避起诉期限制度，原告一方应当对行政行为符合无效的情形承担举证责任，被告一方亦可提出证据否定对方主张。人民法院应当审查行政行为是否属于无效情形，认为行政行为属于无效情形的，则不受起诉期限的限制；认为行政行为不属于无效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向原告一方予以释明。原告请求撤销行政行为的，应当继续审理并依法作出相应判决；原告请求撤销行政行为但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裁定驳回起诉；原告拒绝变更诉讼请求的，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第二，二审法院以张×不具有诉的利益为由认定其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房屋征收决定虽属于征收程序的在先行为，但其与征收补偿决定属于两个独立的行政行为。张×未对征收补偿决定提起行政诉讼，并不直接导致其丧失对房屋征收决定提起诉讼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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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申请公示催告与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是并列关系，不是前置关系，失票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未设置前置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21条的规定是赋予公示催告申请人向法院起诉的权利，该法条并没有限定该起诉权利只能由公示催告的申请人和申报人行使，失票人作为该票据的利害关系人亦应该可以行使该诉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15条第三款明确规定“失票人应当在通知挂失止付后三日内，也可以在票据丧失后，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此款规定的申请公示催告与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是并列关系，不是前置关系，失票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4条明确规定“票据丧失后，失票人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或者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此规定也未给失票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设置前置程序。
摘要2：【案号】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辽03民终1780号
【摘要】关于华俊公司上诉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华俊公司作为失票人完全可以不经过挂失或申请公示催告而直接起诉，法院应当受理一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八条规定，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持有人因票据被盗、遗失或者灭失，可以向票据支付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本案中，华群公司作为71张票据的持有人因票据遗失而向一审法院申请公示催告，该院亦受理了华群公司的申请，在对该71张票据公示催告程序中均列华群公司为申请人，申报人则分别为深圳市联诚医药有限公司等票据利害关系人。至于华俊公司上诉称其为票据失票人的身份，因在一审法院受理公示催告程序中未予确认，且华俊公司亦未提供任何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不予采信。同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一条规定，在公示催告案件因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而被法院裁定终结后，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可以向法院起诉的，应为特定主体即公示催告申请人或利害关系申报人。而华俊公司既非涉案票据的公示催告的申请人亦非申报人，依法不具有法院裁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后作为原告向法院起诉的主体资格，故一审裁定驳回华俊公司的起诉，本院予以维持。
【解读】华俊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深圳联诚公司、华群公司返还票据，并依法享有票据权利。
摘要1：【裁判摘要】行为人私下交易丧失对票据的占有不具有申请公示催告的主体资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票据法》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的可以申请公示催告的失票人，是指按照规定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在丧失票据占有以前的最后合法持有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按照规定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持有人，因票据被盗、遗失或者灭失，可以向票据支付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在本案中，原告并非丧失本案票据占有的失票人，原告工作人员将涉案票据交给潍坊××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进行贴现，欲将票据权利转化为相应的对价。原告系因贴现行为将涉案票据进行了处分而丧失对票据的占有，而非被盗、遗失或者灭失，因此不具有申请公示催告的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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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因贴现行为而丧失对票据的占有而非涉案票据被盗、遗失或者灭失不具有申请公示催告的主体资格——根据200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涉案票据只有在被盗、遗失或者灭失的情况下，利津强盛公司才可以向票据支付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本案中，利津强盛公司自认其工作人员将诉争票据交给潍坊××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进行贴现，潍坊××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虽未当场支付对价，但出具了约定支付期限的证明，利津强盛公司因贴现行为而丧失对票据的占有，而非涉案票据被盗、遗失或者灭失，因此，利津强盛公司已经不具有申请公示催告的主体资格，原判决驳回其主张诉争票据权利的诉讼请求，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管辖恒定原则适用的范围不包括法院受理案件后，原告撤回对作为确定原审法院管辖的唯一联结点的当事人的起诉，导致受诉法院丧失管辖权的情形；（２）法院受理案件后案件进入实体审理前，原告撤回对作为确定管辖的唯一联结点的当事人起诉且其他被告于法定期间内提出管辖权异议，受诉法院丧失管辖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因票据权利纠纷提起的诉讼，依法由票据支付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票据支付地是指票据上载明的付款地,票据上没有载明付款地的,汇票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的营业场所、住所或者经常居住地为票据付款地……”。本案涉案的十六张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的出票人及承兑人均为案外人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开户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营业部）。康佳集团公司行使票据追索权，选择向被告之一的××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住所地的原审法院提起诉讼，本案当事人合肥华峻公司、武汉家莲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均不在广东省辖区内，且诉讼标的超过5000万元未超过50亿元，故原审法院受理本案时符合地域管辖和级别管辖的相关法律规定。但在原审法院受理本案后,康佳集团公司却撤回了对××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的起诉，导致本案的票据支付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两个法定管辖连结点均不在原审法院辖区，原审法院对本案丧失管辖权。管辖恒定原则是指法院对民事案件是否享有管辖权以起诉时为准，包括受诉人民法院的管辖权不受当事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变更的影响等。但管辖恒定原则适用的范围不包括法院受理案件后，原告撤回对作为确定原审法院管辖的唯一联结点的当事人的起诉，导致受诉法院丧失管辖权的情形。本案康佳集团公司在法院受理其起诉后，却撤回了对作为本案与原审法院管辖本案的唯一联结点的当事人××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的起诉，导致本案的票据支付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两个法定管辖连结点均不在原审法院辖区，使原审法院不再对本案享有管辖权。故本案不属于管辖恒定原则适用的情形。原审法院以管辖恒定原则裁定驳回合肥××商贸有限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不当，应予纠正。合肥××公司认为因作为原审被告之一的××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经被上诉人撤回对其起诉后已经不再具备本案被告的主体资格，作为其所在地法院的原审法院丧失了管辖权，本案应当移送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上诉理由和主张于法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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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平煤集团于2008年8月8日最后一次以特快专递的方式向柳江造纸厂催收过欠款，并于2010年7月5日就本案纠纷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后申请变更原告为中平能化公司，一审法院将此变更申请告知了柳江造纸厂和两面针纸业公司，并对变更资料进行了质证。虽然一审法院未准许平煤集团的变更申请，但该事实可以证明在平煤集团对柳江造纸厂和两面针纸业公司的诉讼过程中，中平能化公司亦参加主张过权利，可以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中平能化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摘要2：【案号】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豫法民三终字第00138号
【摘要】权利主体被兼并，被兼并主体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提起诉讼所具有的诉讼时效中断效力应及于兼并主体——平煤集团于2010年7月5日就本案纠纷，以柳江造纸厂、两面针纸业公司为被告，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后发现河南省人民政府已于2009年10月23日，批准同意中平能化公司吸收合并平煤集团并承接及继承了平煤集团的所有职工、资产、负债、权利、义务、业务，遂申请变更原告为中平能化公司，原审法院亦将此变更申请告知了柳江造纸厂和两面针纸业公司，并对变更资料等进行了质证。虽然原审法院未准许平煤集团的变更申请，以平煤集团不具备法人主体资格为由驳回平煤集团的起诉。但该事实可以证明在平煤集团对柳江造纸厂和两面针纸业公司的诉讼过程中，中平能化公司亦参加主张过权利，可以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中平能化公司本次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摘要1：【裁判摘要】债权人变更新的投资方的申请未获批准不属于诉讼时效中止事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的‘其他障碍’，诉讼时效中止：（一）权利被侵害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法定代理人，或者法定代理人死亡、丧失代理权、丧失行为能力；（二）继承开始后未确定继承人或者遗产管理人；（三）权利人被义务人或者其他人控制无法主张权利；（四）其他导致权利人不能主张权利的客观情形。”科朗曼公司主张自2010年初，其新的投资方申请变更审批被拒，至2011年4月2日，经商务部下文特批后完成审批和工商注册登记，科朗曼公司处于瘫痪状态，没有任何人可以代表公司行使民事权利，且不能行使权利的状况具有客观性，符合诉讼时效中止的相关法律规定。本院认为，对于“其他导致权利人不能主张权利的客观情形”的理解应当具有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严重程度，即构成权利人的主体资格丧失或不确定，以及客观上的不能。经审查，科朗曼公司并不存在客观上不能主张其权利的情形，因为：1.从科朗曼公司举证来看，2010年1月科朗曼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决议，新的投资方及新任管理层2010年1月形成决议，重组公司，解聘原公司董事及经理岑×，并令岑×全面移交公司印章、许可证件、业务资料等。证明在2010年1月科朗曼公司新的的股东会、董事会是可以行使权力的，对涉案磷酸欠款即使不便以诉讼方式主张权利，也可以以催收的方式主张。2.申请人的投资人先后委托无锡开炫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向武汉市商务局提交全套变更审批材料，向各级政府部门申诉，直至商务部。同理，申请人的投资人亦可委托律师向被申请人主张权利。3.科朗曼公司在再审申请书中所述新的投资方申请变更审批被拒等理由，均系科朗曼公司所发生的一系列内部事务，并不影响科朗曼公司对外向天辰公司主张权利，故不构成诉讼时效中止的法定事由，科朗曼公司就磷酸项目所涉工程款的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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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实际实施了部分工程，已取得了相应工程款的承包人，应当认定其确为建设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并且具备原告主体资格，可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欠付工程款。
摘要2：【注解】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274号认定承包人为实际施工人的特殊点在于——（1）翔龙公司将2号楼、部分地下室工程分包给案外人施工（属于非法再分包），将3号楼、会所工程以劳务分包形式转包给案外人施工（劳务分包不属于工程分包）；（2）所涉工程款亦由中铁十二局转入翔龙公司账户内。
摘要1：【裁判摘要】司法鉴定是就查明事实的专门性问题所使用的证据方法，鉴定资格所作出的行政管理政策调整不足以影响质量鉴定意见书的证据效力——经查，原审法院于2017年9月22日委托云南建科所对案涉工程质量进行司法鉴定，云南建科所在接受委托时具备工程质量鉴定资质。云南建科所于2019年4月1日至7月15日对案涉工程进行了现场鉴定。2019年7月17日，云南省司法厅作出了《云南省司法厅对云南建科建筑工程质量司法鉴定所予以注销登记的决定》，对云南建科所及鉴定人予以注销登记。2019年8月20日，云南建科所向原审法院出具了质量鉴定意见书。云南省建筑科学院（以下简称云南建筑院）系云南建科所与云南建筑检验站的母体单位。云南建筑检验站系云南建筑院全额出资的子公司，日常运行机制为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云南建筑检验站具有建设工程质量检测资质，亦在原审法院诉讼资产网注册备案，其向原审法院出具情况说明：“依据云南省司法厅2019年5月22日下发《关于注销“四类外”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登记的通知》及母体单位的要求依法概括承受云南建科所的权利义务，我司依法享有云南建科所的一切权益，承担云南建科所的一切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司法鉴定是就查明事实的专门性问题所使用的证据方法，鉴定人万某、宋某、杨某、吴某、商X、赵XX在鉴定时具有鉴定资质，针对云南建科所的鉴定资格所作出的行政管理政策调整不足以影响质量鉴定意见书的证据效力。原审法院对于中铁公司以云南建科所不具有鉴定主体资格否定质量鉴定意见书的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美国电影协会驻北京代表处是我国认可的涉外版权的认证机构，其有权代表美国电影协会对涉外版权进行认证。根据该代表处出具的《版权证明书》，可确认环球国际电影公司是美国影片《憨豆特派员》（JOHNNY ENGLISH）的版权持有者。著作权人可以许可他人行使著作财产权当中的一项或者多项权利。该公司将上述影片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影音产品的发行权独家授予了原告，并授权原告对诉争电影作品的所有载体（包括录像带、数码激光视盘等）的一切盗版行为作出合理且必要的打击活动和阻止任何未经授权的复制、销售、出租及其他行为。原告的上述权利来源于著作权人环球国际电影公司，原告据此取得的涉案电影作品的独家发行权应受法律保护。被告称原告没有诉讼主体资格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业主委员会根据业主大会的授权对外代表业主进行民事活动，可以成为民事诉讼活动的主体；（２）业主委员会符合“其他组织”条件，是业主大会的执行机构，根据业主大会的授权对外代表业主进行民事活动，对于业主共有事项和物业共同管理事项，可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湖新村业主委员会是否具有民事诉讼主体资格请示一案的复函》([2002]民立他字第46号)载明：“金湖新村业主委员会符合“其他组织”条件，对房地产开发单位未向业主委员会移交住宅区规划图等资料、未提供配套公用设施、公用设施专项费、公共部位维护费及物业管理用房、商业用房的，可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春雨花园业主委员会是否具有民事诉讼主体资格的复函》([2005]民立他字第8号)载明：“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业主委员会是业主大会的执行机构，根据业主大会的授权对外代表业主进行民事活动，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全体业主承担。业主委员会与他人发生民事争议的，可以作为被告参加诉讼。”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及答复意见，业主委员会根据业主大会的授权对外代表业主进行民事活动，可以成为民事诉讼活动的主体。业主委员会符合“其他组织”条件，是业主大会的执行机构，根据业主大会的授权对外代表业主进行民事活动，对于业主共有事项和物业共同管理事项，可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虽然国电业委会并非国电家园小区业主与宏基房产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当事人，但是国电业委会该项起诉请求涉及国电家园小区的工程质量缺陷、供水系统、排水系统、安防系统、小区幼儿园等配套设施未建设等问题，系国电家园小区业主基于该小区共有部分享有的共有利益，属于该小区业主因共有部分物权产生的法定之债，并非仅限于《商品房买卖合同》范围内的合同之债，故国电业委会有权代表国电家园小区业主就该项请求提起诉讼。．．．．．．．因该两项诉讼请求系基于《商品房买卖合同》而主张的权利，合同之债具有相对性，业主是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权利义务主体，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国电业委会并非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当事人，且业主委员会的诉讼权利能力应仅限于业主大会有权决定的事项范围，即业主共有和物业共同管理事项，而该两项诉讼请求涉及的事项不属于上述范围，故二审法院裁定驳回国电业委会针对该两项请求的起诉并无不当。．．．．．．
摘要2：（续）本案中，国电公司该项诉讼请求系源于宏基房产公司未签订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及未提供前期物业服务，却收取了业主的物业费而主张的权利，该事项属于损害全体业主公共利益的情形，业主委员会应当依法履行与物业管理有关活动的职责，故国电业委会在有业主大会授权的情形下，可以就该项诉讼请求提起诉讼。综上，对于国电业委会一审起诉请求涉及国电家园小区的工程质量缺陷、供水系统、排水系统、安防系统等配套设施未建设及退还物业费等事项，国电业委会系适格原告，一、二审法院认定国电业委会不是本案适格原告系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摘要1：【裁判摘要】村民以个人名义诉请返还农村集体土地不具备行政诉讼主体资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村民委员会或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涉及农村集体土地的行政行为不起诉的，过半数的村民可以以集体经济组织名义提起诉讼。该条司法解释赋予了集体经济组织中的过半数村民在村民委员会或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起诉的情况下，可以以集体经济组织的名义起诉的权利。本案中，刘××等117人的诉讼请求是请求荥阳市政府返还狼窝刘村村民委员会195亩土地。该诉讼请求涉及到返还农村集体土地，在村民委员会或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起诉的情况下，过半数的村民可以以集体经济组织名义提起诉讼。因此，刘××等117人以个人名义提起本案诉讼，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承包人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受偿顺位优先于约定的抵押权，与享有抵押权的第三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抵押权人有权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中信银行主张抵押权的标的物与上述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闽02民初808号案确认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所指向的标的物存在重合。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属于法定优先权，其受偿顺位优先于约定的抵押权，中建公司就讼争工程是否享有建设工程款价款优先受偿权将直接影响中信银行的权益，二者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一审法院认为中建公司与源生公司之间建设工程合同案件的处理结果与中信银行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认定有误。综上，中信银行具备针对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闽02民初808号案件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实际施工人向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行使诉权，应证明其实际施工人地位，并提供起诉证据证明发包人可能欠付工程款，或者其合同相对方有破产、下落不明、法人主体资格灭失等严重影响实际施工人权利实现的情形——2005年1月1日起施行的《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据此，实际施工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向发包人主张权利。但实际施工人起诉索要工程款的，首先应当向其合同相对方主张权利，这是实际施工人主张权利的主渠道，而不应直接向发包人(业主)主张权利。考虑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监管制度的健全及建筑市场发生的客观变化，同时为防止实际施工人对发包人诉权的滥用及虚假诉讼的发生，实际施工人原则上不应向与其没有合同关系的转包人、分包人、总承包人、发包人提起诉讼。对实际施工人向与其没有合同关系的转包人、分包人、总承包人、发包人提起诉讼的，要严格依照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审查；不能随意扩大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适用范围，并且要严格依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明确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因此，具体到本案中，弘达路桥公司向核工业中南公司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行使诉权，应证明其实际施工人地位，并提供起诉证据证明发包人可能欠付工程款，或者其合同相对方有破产、下落不明、法人主体资格灭失等严重影响实际施工人权利实现的情形。从双方签订的《设备租赁合同》来看，并不必然可以认定弘达路桥公司的实际施工人地位。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由于弘达路桥公司与核工业中南公司并无直接的合同关系，因此，原审法院裁定驳回弘达路桥公司对核工业中南公司提起的诉讼，并无不妥。
摘要2：【裁判摘要２】管辖权异议的裁定不再可以申请再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07年修正)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七)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的。但根据2012年8月31日《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的”不再成为人民法院应当再审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一条规定，当事人认为发生法律效力的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的裁定错误的，可以申请再审。可见，管辖权异议的裁定不再可以申请再审。因此，弘达路桥公司就二审法院(2014)湘高法立民终字第130号民事裁定申请再审，也应当予以驳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