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4545号
【裁判摘要】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条“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给予公平补偿"的规定，被征收人是房屋所有权人。一般而言，房屋承租人与征收行为没有利害关系，不具有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本案中，周某某、刘某某申请再审主张其是计划经济时期长沙机床厂自建福利分房的合法住户。现未取得房产证，是由于政府职能部门没有按照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补充意见》的规定履行法定职责，属于历史遗留问题。本院认为，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投资兴建、自行管理的自管公房的承租人，实际系福利分房的享有者，不等同于普通的承租人，其与征收行为之间具有利害关系。原裁定认为周某某、刘某某与被诉《房屋征收决定》不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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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4934号
【裁判摘要】享受国有公房或国有单位产权房租赁权的承租人与征收决定具有利害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也就是说，只要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就应当具有原告主体资格。所谓“有利害关系”，应当是指被诉行政行为有可能直接对起诉人的权利义务造成损害或者不利影响。房屋征收案件中，房屋所有权人是征收决定的行政相对人，与征收决定当然有利害关系，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同时，享受国有公房或国有单位产权房租赁权的承租人，对被征收的国有公房或国有单位产权房实际享有以低于市场价格占用、使用的权利，这种权利是一种合法的社会福利权利，完全不同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房屋租赁关系。征收决定不仅造成房屋租赁关系的解除，而且对承租人依法享受的低价租赁房屋的社会福利权利将会产生现实的、直接的影响。因此，公房或国有单位产权房的承租人，与征收决定有利害关系，具有原告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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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当事人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程序性行政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对其权利义务产生明显的实际影响，且无法通过提起针对相关的实体性行政行为的诉讼获得救济，而对该程序性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解析】（１）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程序性处置、中间阶段的行为，尚不属于最终的行政决定，根据行政法上的成熟原则，这种程序性处置、中间阶段的行为是不能直接接受司法审查的，排除于受案范围之外；（２）如果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认为“程序违反”已经影响到行政行为之“实体决定”，对其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则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注解１】程序性行政行为属于可诉行政行为要件——（１）程序性行政行为具有终局性；（２）对相对人权利义务产生实质影响；（３）并且无法提供提起针对相关的实体性行政行为的诉讼获得救济。
【注解２】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第６９号裁判要点针对某个具体程序性行政行为是否可诉确立了两个司法判断标准（程序性行政行为只有同时具备两个要件才具有可诉性）——（１）该程序性行政行为侵犯了当事人的人身权、财产权，对其合法权益产生了明显的实际影响；（２）该程序性行政行为作出以后，当事人无法通过提起对相关联的实体性行政行为的诉讼获得救济。
【注解３】（１）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的过程中可以依法予以中止，行政机关的中止一般属于过程性行为，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２）但构成拖延履职或者拒绝履职的，当事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参考案例：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渝05行终115号
摘要2：【注解４】违法发包人应承担工伤保险责任｜（１）发包人将自己的建筑施工业务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的自然人，应对该自然人聘用的职工在从事发包业务时发生的伤亡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参考案例：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渝01行终62号；（２）违法发包的发包人应当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参考案例：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黑行再12号
【注解５】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用人单位是否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核心为其是否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工程违法发包、转包、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１）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将承包业务违法转包、分包给没有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需要承担用工主体责任；（２）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也应当依法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和工伤保险责任。——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3）最高法行申1473号
【注解６】承揽合同不构成违法发包关系，承揽人雇佣人员受伤依法不适用违法发包、转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质的单位承担工伤主体责任的相关规定。——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3）最高法行申1473号
【注释】（１）发包人违法发包应当承担工伤保险责任；（２）但承揽关系的发包人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摘要1：【解读】行政机关对业主委员会备案行为属于可诉行政行为：（1）行政机关对业主委员会的备案行为，实际是物业管理行政管理部门对业主委员会是否依法成立、是否具备主体资格等一系列事实及法定要件的确认，其结果对业主委员会或其他利害关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属于可诉行政行为；（2）行政主管机关超越权限对业主委员会进行备案，应当依法撤销其备案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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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4)行提字第10号
【裁判摘要】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原告资格——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既可能是该具体行政行为直接针对的对象，也可能是受到具体行政行为实际影响的其他主体。根据当时有效的《海南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以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为出资条件，与他人联合举办企业，涉及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应当拟定土地使用权处置方案，并报有批准权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与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因此，海口市政府、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在办理涉案土地使用权转让登记时，应当将相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对土地使用权处置方案的批准文件作为必要条件。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与涉案土地使用权转移登记、颁证行为也因此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认为土地转让登记行为违法的，可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行政诉讼。否定此类案件中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原告主体资格，不利于国有资产管理和保护，不利于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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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1210号
【裁判摘要】集体土地完成征收后相关行政行为利害关系的认定——本案被诉的是福建省莆田市人民政府批准出让涉案土地以及莆田国土局出让该土地的行为。在涉案土地经福建省人民政府批准并完成征收，土地性质已由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的情况下，陈某某、魏某某与被诉的批准出让及出让土地行为已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关于“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之规定，陈某某、魏某某不具有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
摘要2：【解读】在案涉集体土地经批准并完成征收，土地性质已由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的情况下，当事人与被诉的批准出让及出让土地行为已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对当事人权利义务直接影响的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及强制拆迁行为，其如对实体补偿不满宜通过其他途径主张。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1759号
【裁判摘要】行政复议的申请人和行政诉讼的起诉人，只要能提供初步的证据证明其存在合法权益被侵犯的可能性，则应当认可其申请复议和提起诉讼的资格——申请人在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时，应当举证证明其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易言之，应当提供证据初步证明其存在一项合法权益、该项合法权益已经或者可能受到行政行为侵犯。但此种举证应当是初步的、表面成立的，而不能要求在申请阶段就必须证明其权利确实已经受到侵犯；在相邻权案件中尤其如此。是否具备申请人资格与其请求能否在行政复议中得到支持，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正如承认起诉人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并不意味着必然会判决支持其实体诉讼请求；起诉权与胜诉权虽然有关联，但两者有着明显的区别。行政复议的申请人和行政诉讼的起诉人，只要能提供初步的证据证明其存在合法权益被侵犯的可能性，则应当认可其申请复议和提起诉讼的资格；不能以事后查明的不具备合法权益或者其合法权益未被侵犯事实，来否认其申请复议和提起诉讼的资格。在行政复议申请人是否具备合法权益，是否存在合法权益被侵犯的可能性，与原行政行为是否存在利害关系，应当按照有利于人民群众通过行政救济或者司法救济渠道维护权益的角度来理解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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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2057号
【裁判摘要】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被免职后不能以公司名义提起行政诉讼——元氏县人民政府于2002年撤销了元氏县商业局，成立了元氏县商业总公司。元氏县商业总公司变更其下属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更换公章等行为，均属其履行管理职责的范围。本案再审申请人武某某被免去公司经理职务后，使用作废公章，仍以元氏县石化产品总公司名义提起诉讼，并不是该企业真实的意思表示，也不能代表该企业主张诉权，故不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商业总公司的机构设置属于公司经营管理的内部事务，与武某某个人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该机构的设置、成立未侵犯武某某的合法权益，故武某某以个人名义对元氏县人民政府设立元氏县商业总公司的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因缺乏诉的利益而不能成立。故原审法院依法裁定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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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7584号
【裁判摘要】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人在知情权已经得以实现的情况下提起行政诉讼不具有诉的利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向行政机关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应当符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一条所规定的立法目的。否则，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度功能非但无从发挥，反而有可能产生制度异化后的负面效果。行政诉讼是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法律救济途径。对于行政争议，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寻求权利保护。人民法院既要充分保障当事人正当诉权的行使，也有义务识别、判断当事人的请求是否具有足以利用国家审判制度加以解决的实际价值或必要性，从而避免因缺乏诉的利益而不当行使诉权的情形发生。本案中，张某某请求判令天元区政府向其公开《通知》，但起诉时已将《通知》作为证据提交一审法院。张某某在知情权已经得以实现的情况下，提起本案诉讼，明显不具有诉的利益。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1546号
【裁判摘要】近亲属诉权应当与原始原告诉权保持一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有权提起诉讼的公民死亡，其近亲属可以提起诉讼"。自然人死亡涉及原告主体资格转移的，因其近亲属是继承前手的原告资格而介入到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因此近亲属的诉权应当与原始原告的诉权保持一致，且受到原始原告诉讼状态的影响。原始原告已经超过起诉期限的，其近亲属也超过起诉期限，原始原告已经自愿放弃诉权的，其近亲属也不再拥有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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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再24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债权人以行政机关对债务人所作的行政行为损害债权实现为由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就民事争议提起民事诉讼，但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应予保护或者应予考虑的除外。"由债权的相对性所决定，在一般情况下，债权人不具有基于其债权针对行政机关对债务人所作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原告资格。上述规定中关于“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应予保护或者应予考虑的除外"属于有限地承认债权人原告资格的例外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房屋登记机构为债务人办理房屋转移登记，债权人不服提起诉讼，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一）以房屋为标的物的债权已办理预告登记的；（二）债权人为抵押权人且房屋转让未经其同意的；（三）人民法院依债权人申请对房屋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并已通知房屋登记机构的；（四）房屋登记机构工作人员与债务人恶意串通的。"据此，在债权人已经依循法定方式对债务人相关财产权施以限制的情况下，行政机关作出房屋转移登记行为时应当预见到该行为可能对债权实现产生不利影响，此时行政机关应当对债权人的利益予以保护，并对是否作出相应的行政行为慎重考虑。在行政机关未予以保护或考虑的情况下作出了房屋转移登记行为时，债权人有权对该转移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上述规定虽然与本案情形稍有不同，即上述规定针对的是债权人对房屋登记机构为债务人办理房屋转移登记提起诉讼，本案属于债权人对房屋登记机构为债务人办理房屋初始登记提起诉讼，但是，转移登记与初始登记均属于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法定情形，且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在职权依据、适用法律等方面均无本质区别，故上述司法解释的精神可以适用于本案。本案中，十堰中达公司以十堰市房管局违法给十堰特铁厂办理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侵犯其对十堰特铁厂享有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撤销上述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然而，根据十堰中达公司提供的证据，本案并不存在前述规定中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应予保护或者应予考虑的相应情形，此时如要求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考虑对债权实现的影响既无法律法规依据，亦不符合一般登记规则。
摘要2：【注解】（１）在债权人已经依循法定方式对债务人相关财产权施以限制的情况下，行政机关作出房屋转移登记行为时应当预见到该行为可能对债权实现产生不利影响，此时行政机关应当对债权人的利益予以保护，并对是否作出相应的行政行为慎重考虑；（２）在行政机关未予以保护或考虑的情况下作出了房屋转移登记行为时，债权人有权对该转移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３）以办理房屋登记侵犯其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为由提起行政诉讼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
摘要1：解读：建设工程承包人基于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针对行政机关对发包人房屋原始登记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只有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才具有原告资格，否则不具有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
摘要2：【注解】（１）于房屋上是否可能存在承包人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在相关的生效法律文书予以确定之前，显然不属于房屋登记行政机关在审查第三人就该房屋申请转移登记时应当予以考虑并保护的范围；（２）房屋登记机构作出房屋转移登记行为时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并未确定且为房屋登记机构知悉，不属于应予特别的权利保护，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人不具有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参考案例：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闽行申16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再36号
【裁判摘要】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实质上涉及的是人民法院启动对被诉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的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条、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需主张其合法权益受到被诉行政行为的侵犯，人民法院随之以该主张为起点，客观地审查其是否确实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经审查之后，只有那些确实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才被认可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通常认为，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是指被诉行政行为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已经或将会产生实际影响。若进一步精确审查利害关系的形成，则基于上述条款，因袭司法实践积累，可从三个呈阶梯型的要件着手：一是合法权益范围要件，即提起诉讼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诉请保护的属于一种合法权益，这种合法权益可规定于民事法律等私法，亦可规定于行政法律等公法；二是合法权益个别化要件，即提起诉讼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享有这种合法权益，并非仅仅是一种间接的反射利益；三是合法权益受损害要件，即这种合法权益受到或将会受到被诉行政行为的损害。对这三个要件的审查，宜依次逐级进行。
摘要2：【解读】审查“利害关系”三个要件：（１）合法权益范围要件，即提起诉讼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诉请保护的属于一种合法权益，这种合法权益可规定于民事法律等私法，亦可规定于行政法律等公法；（２）合法权益个别化要件，即提起诉讼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享有这种合法权益，并非仅仅是一种间接的反射利益；（３）合法权益受损害要件，即这种合法权益受到或将会受到被诉行政行为的损害。
摘要1：第49号案例┃普通债权人不具有要求撤销肇事车辆行政登记的主体资格——吕某某诉山东省烟台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行政登记案
【裁判要旨】在由交通肇事引发的债权债务关系中，债务人将肇事车辆转让他人，行政机关为其办理了转移登记，债权人与该转移登记行为不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不具有起诉该登记行为的原告资格。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原告主张的权利与被诉行政行为无因果关系的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安邦保险公司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1992年李某生冒用李树森的名义考取的机动车驾驶证，并非是因为李某生本人不具有学习驾驶和考取驾驶证的资格。学习驾驶并考取驾驶证的本人即李某生与填报的名字不符，吉林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审查不细，便为李某生颁发了名为李某森的驾驶证，该行为虽然不当，但该行为并不必然引起李某生2009年发生交通事故，更不能必然引起安邦保险公司予以理赔。故吉林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1992年由于审查不细为李某生颁发名为李某森的驾驶证的行为不侵犯安邦保险公司的合法权益。
摘要2：
摘要1：【案号】（2010）五行初字第1号行政判决书; （2010）海南一中行终字第38号行政判决书
【裁判要旨】公司依抵押权主张房屋登记行为违法具有诉讼主体资格——（１）作为债权担保的抵押权可使权利主体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２）在行政机关为该抵押物办理所有权证及他项权证行为违法导致权利主体的债权以及抵押权可能无法实现时，该主体是行政法上的适格原告，可以与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为由提起行政诉讼。
【摘要１】关于原告的诉讼主体问题。原告的债权人身份是通过合法正当的程序取得的，作为债权人，其就享有对抵押物的清偿权利。原告作为债权人，就相当于这个他项权证书的行政相对人，．．．．．．因此原告认为被告所颁发他项权证的行为违法而向法院起诉，是合法的，是适格的原告。
【摘要２】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在本案中，虽然该他项权证早在1997年就已经颁发，也就是说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在1997年就已经作出，但是作为原告的双泽公司却是在2010年1月18日才享有了对万达公司的债权，所以原告是在2010年1月18日知道了该他项权证，而对于该他项权证的内容，应该是在原告到被告处查阅他项权证的相关材料的时候才知道的，因此，原告的起诉并没有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法院认为1996年第三人向三亚工行贷款并到被告处办理抵押登记时，本案原告并不是该他项权证的持有人，所以即使当时的债权人知道该他项权证的内容，也不能约束原告在取得他项权证后的诉讼时效的起算。因此，本案原告的诉讼时效并没有超过法定期限。
摘要2：【解读】诉讼请求——被告对不存在的房产颁发他项权证的行为违法并严重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鉴于此，原告请求依法确认被告于1997年4月10日颁发房他证字第8-3568号房屋他项权证的行为违法。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12868号
【裁判摘要】被诉行政机关因职权调整不再具有相应职责但并未撤销的情形下赔偿义务的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该条第七款规定，赔偿义务机关被撤销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本案中，东西湖区政府注销东花服装公司国有土地使用证的行为，已经另案生效行政判决确认违法，东花服装公司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东西湖区政府虽因职权调整不再具有土地登记职责，但并未撤销，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应当为赔偿义务机关，为本案适格被告。
摘要2：
摘要1：【案号】新华区人民法院（2008）新行初字第13号判决；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石行终字第135号判决
【裁判要旨】依据法律、法规、规章授权行使社会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具有行政诉讼被告的主体资格。
摘要2：【解读】规章授权的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事业单位法人，虽然不属于行政机关，但仍然具有公开其在履行相关职责过程中制造或者获取的信息的职责，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主体。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京民终191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本案《贷款合同》由中讯建通公司、中国银行吉林分行、伯爵公司三方签订，系三方真实意思表示。《贷款合同》第16条明确约定：对于借款人违约的，委托人有权直接或受托人在取得委托人授权后行使担保物权。伯爵公司对中讯建通公司与中国银行吉林分行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以及《贷款合同》的上述约定系明知的。中国银行吉林分行接受中讯建通公司委托与伯爵公司签订《抵押合同》，该《抵押合同》所担保的主合同指向明确，担保的主债权即本案《贷款合同》所涉中讯建通公司的债权，故该《抵押合同》直接约束中讯建通公司和伯爵公司。虽然相关抵押登记载明抵押权人为中国银行吉林分行，但抵押登记仅具有对外公示效力，并不影响委托人（债权人）、受托贷款人及债务人（抵押人）的内部权利、义务约束力及抵押权的实现，更无从影响各方当事人诉讼主体资格的确定，且中国银行吉林分行亦明确确认应由中讯建通公司就本案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川民终654号
【裁判摘要】财政局提供保证担保无效（承担不能清偿１／６责任）——西昌市财政局作为国家机关，其向农发行凉山分行提供的保证担保无效。根据担保法第五条第二款关于”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以及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七条关于”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的规定，西昌市财政局作为国家机关，明知其不具备提供保证担保的主体资格，仍然出具具有保证担保性质的《承诺书》，存在过错；农发行凉山分行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明知我国法律禁止国家机关担任保证人，仍然接受西昌市财政局提供的保证担保，自身亦存在过错。由于涉案贷款系地方调控粮食收购贷款，西昌市财政局为该贷款提供保证担保主要是为了保障西昌市粮食市场平稳和粮食生产发展，解决农民”卖粮难”问题，确保完成救灾粮、军粮和退耕还林补助粮等特定政策性粮食的供应等任务，因此，综合考虑农发行凉山分行、西昌市财政局的过错程度以及涉案贷款的性质等因素，本院认为，西昌市财政局应对西昌攀星公司不能偿还涉案贷款本息部分承担六分之一的连带赔偿责任。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九条第一款关于”担保人因无效担保合同向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债务人追偿”之规定，西昌市财政局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西昌攀星公司追偿。
摘要2：
摘要1：【案号】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东中法民二终字第69号
【裁判摘要】（１）居民小组提供担保合同无效；（２）经济合作社提供担保合同有效——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陈屋居民小组、陈屋经济合作社是否具有保证人资格。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第三条的规定，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其任务是办理本居住地区居民的公共事务的公益事业，由上述规定可见，居民委员会是从事公益事业的自治组织，不具有保证人的资格，不应作为保证主体。居民小组由居民委员会分设而来，自然不能作为保证主体。所以，陈屋居民小组与中信东莞分行签订的案涉保证合同为无效合同。中信东莞分行作为具有专业知识的金融机构，在签订保证合同时，未审慎审查合同相对方的保证主体资格，对该保证合同无效负有一定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陈屋居民小组应对陈满发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承担民事责任。陈屋居民小组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陈满发追偿。第二、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三条、第四条的规定，陈屋经济合作社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享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具有一定的经营权与收益权，属于具有代为清偿债务能力的其他组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规定，陈屋经济合作社可以作保证人。中信东莞分行与陈屋经济合作社签订的案涉《保证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合法有效。中信东莞分行诉请陈屋经济合作社对陈满发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合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陈屋经济合作社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陈满发追偿。
摘要2：
摘要1：【案号】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青民终55号
【裁判摘要】青海湘亚医院是否具备保证人的主体资格，应以其是否以公益为目的为要件，对此应综合审查判断。首先，根据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财政部、国家计委《关于城镇医疗机构分类管理的实施意见》的规定，医疗机构分为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和营利性医疗机构，其中，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是指为社会公众利益服务而设立和运营的医疗机构，不以营利为目的，其收入用于弥补医疗服务成本，实际运营中的收支结余只能用于自身的发展；营利性医疗机构是指医疗服务所得收益可用于投资者经济回报的医疗机构。青海湘亚医院所持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标注其为“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其应系为社会公众利益服务而设立和运营的医疗机构，不以营利为目的。其次，青海湘亚医院经西宁市民政局核准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的规定，青海湘亚医院应系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第三，2016年6月23日西宁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批复青海湘亚医院按照二级综合医院登记标准建设，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条“医疗机构以救死扶伤，防病治病，为公民的健康服务为宗旨”的规定，青海湘亚医院作为医疗机构，服务于全体社会成员利益，具有公益性质。由上，可认定青海湘亚医院是以公益为目的的民办非企业法人。根据《担保法》第九条“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为保证人”以及《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条“国家机关和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违反法律规定提供担保的，担保合同无效”的规定，青海湘亚医院作为非营利性机构，具有公益目的，其不得作为保证人，案涉担保条款无效。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11588号
【裁判摘要】法定起诉条件的审查逻辑（在确定了存在可诉的行政行为之后，审查是否符合其他法定起诉条件）——关于法定起诉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罗列规定了十余种。就处理具体案件而言，有无比照审查次序，不可一概而论，原因是并非每个案件都必得全部涉及所列众多法定起诉条件。法定起诉条件只要不符其一，便应驳回起诉。尽管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的起诉需有事实根据和第四项规定的起诉事项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这两个法定起诉条件却需优先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章总则中的第六条规定的对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的原则决定了必须首先存在可诉的行政行为，第二章规定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进一步界定了可诉行政行为的种类。若不以存在可诉的行政行为为前提和基础，便审查是否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是否错列被告等法定起诉条件，则不合法定起诉条件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在确定了存在可诉的行政行为之后，审查是否符合其他法定起诉条件才得以顺理成章。本案中，二审法院仅查明再审申请人起诉称2016年1月其房屋被再审被申请人断水断电至今，但并未查明再审被申请人是否确实作出了再审申请人所诉称的断水断电行为。尚未认定存在再审申请人所诉称的行政行为及再审申请人当时已较为完整地知道或应当知道行为主体为再审被申请人等行政行为的内容，二审法院便直接以再审申请人诉称的时间计算起诉期限，实属欠妥。
摘要2：
摘要1：【摘要１】综合整治指挥部是城市管理局内设协调机构，不具有行政诉讼被告资格，城市管理局应为适格被告——因综合整治指挥部是城市管理局的内设协调机构，且2002年8月21日晚暂扣原告陈×物品行为是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实施的，该局是依法成立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行政组织，故本案中城市管理局应作为适格的被告，暂扣陈×物品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城市管理局承担。故综合整治指挥部不具行政诉讼的被告资格，区人民政府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无直接的法律关系，也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摘要２】上诉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视为申请撤诉，并且应当负担对方当事人因诉讼而支付的直接、合理的费用——城市管理局在一审被判决败诉后，虽然提起上诉，却怠于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未向法院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也未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在接到第一次开庭传票后，既未申请延期开庭也未提供任何材料且拒不到庭，后也未按要求提供有关不能到庭的正当理由的说明；第二次接到开庭传票后，仍然拒不到庭且不说明任何理由，应视为申请撤诉。由于城市管理局不正当地行使了自己的诉讼权利，实际上加重了被上诉人陈某的负担，基于公平原则，城市管理局应当负担陈某因此次诉讼而支付的直接的、合理的费用，即二审期间的委托代理费用及诉讼参与人两次往返必需的交通费用共计人民币1570元。
摘要2：
摘要1：【判决书字号】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07）行字第74号
【裁判摘要】参照《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转让股权的，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并应当提交新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明、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依照《公司法》作出的变更决议或者决定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规定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申请文件，材料的真实性由申请人负责。本案中，远兴商贸公司于2006年5月申请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时提交的文件齐全，符合《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上述规定，房山工商分局已尽到形式上的审查义务，但鉴于刘某某已于2002年5月29日去世，其在签署日期为2006年5月3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上的签名显系伪造。在此情况下，房山工商分局依据并非刘某某本人签名的股权转让协议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虽无主观过错，但缺乏事实依据（判决撤销登记）。
摘要2：——行政机关作出股权变更登记的事实根据缺失的，应当撤销该股权变更登记
【要旨】公司通过提交虚假股权转让协议和股东会决议的手段骗取股权变更登记，违背了有关公司登记的相关规定，行政机关作出的变更登记即使形式上合法，实质上也是不合法的。因其所依据的事实虚假，符合具体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的法定情形，法院应当判决撤销该股权变更登记。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2362号
【裁判摘要】申请人徐某某一审诉讼请求为撤销紫云县政府作出的15号《批复》。该批复作出于1993年4月26日，徐某某于2015年9月10日提起诉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行政行为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徐某某的起诉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徐某某认为被诉行为自始无效、其起诉不受起诉期限限制的理由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的规定，构成行政行为无效的违法情形包括实施行为的主体没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行政行为没有依据，并且违法情形须达到重大且明显的程度。本案被诉15号批复不属于上述情况。综上，原审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3832号
【裁判要旨】对行政机关在签订行政协议后又以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为由提出协议无效的主张法院应当更加严格进行审查。
【裁判要点】
（１）行政协议对行政职权、签约资格和签约程序的特殊要求：无论是行政协议还是民事合同，缔约双方的主体资格都是关涉合约法律效力的基础性条件。不同于一般民事合同中的权利主体可以通过事前委托或者事后追认程序赋予无权处分人签订的合同效力，签订行政协议中行政主体一般须具有法律、法规、规章等赋予的行政职权。与民事合同中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认定相比，无行政职权、无签约主体资格的行政主体签订的行政协议的效力认定，在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等有关无处分权人订立的合同的效力转换条件应更为严格。无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行政主体签订的行政协议，将可能因合同归于无效而无法得到履行。
为了保护公平竞争权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法律文件规定必须采取招拍挂程序签订行政协议的，不能以契约自由为借口，通过协议程序，取代法律规定的竞争性招拍挂程序。
（２）行政协议无效后的无效后的损失确定与责任承担：一般认为，合同无效情形下产生的赔偿责任系缔约过失责任，合同有效情况下的赔偿责任系违约责任；合同无效的赔偿责任范围主要是信赖利益损失，违约责任范围则包括履行利益损失。信赖利益损失主要指过错方赔偿对方因合同无效（不成立或被撤销）而遭受的损失，即过错方赔偿对方因信赖合同有效成立而实际遭受的损失，包括缔约过程中发生的费用损失、为履行合同而增加的场地设施设备价值减损损失、为履行合同而发生的其他费用损失等。赔偿信赖利益损失的目的，在于使无过错方利益能够恢复至合同签订之前的状态：即如果不是为了签订和履行合同，无过错方本不会发生上述费用；而如果合同有效，无过错方发生的上述费用将从合同履行的利益中得以补偿。但是，信赖利益损失的赔偿依法不应包括若合同有效而可能获得的预期履行利益损失；只有在合同有效且违约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守约方造成损失的情况下，守约方才可以主张履行利益，以及主张合同履行后可以期待获得的利益，且履行利益不得超过违约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
（３）行政协议无效后行政机关采取补救措施的附随义务:实践中，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引发的纠纷，有通过民事诉讼程
摘要2：（续）序解决，也有通过行政诉讼程序解决。选择通过行政诉讼程序解决的，人民法院在适用《合同法》等民事法律规范认定合同效力、确定损失范围、分配违约责任的同时，还应依据行政实体法律规范和《行政诉讼法》对行政机关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行为是否具有法定职权、是否滥用职权、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是否遵守法定程序、是否明显不当、是否履行相应法定职责等进行合法性审查。由于行政协议的一方主体恒定为行政机关，且行政协议均系为实现公共利益而签订，行政协议应当比民事合同更加强调合同效力的稳定性，以尽快实现行政管理目的和公共服务目标；否定已经依法成立并生效的行政协议的效力应当更加审慎。人民法院在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合同无效条款，特别是以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确认合同无效时，应当采用比普通民事合同更加严格的标准；认定合同是否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应当权衡所保护的法益类型、违法性程度以及交易安全等因素综合考量。与行政协议相对人相比，行政机关更加熟悉并知晓所签订行政协议领域的法律、行政法规等规定，居于签订行政协议的优势地位，对签约主体、协议条款的合法性具有更高的注意义务。因此，对行政机关在签订行政协议后又以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为由提出协议无效的主张，人民法院应当更加严格地进行审查；坚持将行政机关诚实守信作为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行政协议，不支持因市场环境变化、政府换届、领导人员更替等原因动辄以行政协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由违约、毁约。行政协议确因缔约主体、缔约程序和缔约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而无效，行政机关需依照《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承担法律责任的，人民法院可在尊重合同相对性原则的前提下，注重发挥行政权统一性和行政机关间的协同性，要求行政机关主动协调相关行政职能部门，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承担相应的附随义务，以促进行政协议目的实现。为了使行政协议所确定的行政管理目的和公共服务目标尽快实现，条件成熟的，人民法院可参照《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六条、第七十八条第一款，《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的规定，责令行政机关采取补救措施，通过完善手续和程序，变更协议主体或者重新依法定程序签订新的行政协议等方式，以保障行政协议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交易安全。
摘要1：问题：在层层转包、分包的情况下，是只有发包人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还是其他承包人、分包人也应当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
解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４３条第２款之规定，（１）层层转包和分包的实际施工人有权请求发包人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承担责任；（２）如果发包人已经向总承包人支付全部工程款，不存在欠付工程款的情况，则总承包人应当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向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３）如总承包人不存在欠付工程款的情况，则由总承包人下一级分包人或者转包人在欠付工程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依次类推，由发包人、分包人、转包人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向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的范围。
摘要2：【解析１】发包人、总承包人、分包人不论是否与实际施工人存在合同关系，均应当在欠付下家工程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即发包人、总承包人、分包人是否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并非取决于合同相对性，而是取决于其是否对下家履行了付款责任）。
【解析２】另外观点：实际施工人请求无合同关系的承包人承担连带责任无法律依据。——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4495号
【注解１】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请求发包人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的实际施工人不包括借用资质及多层转包和违法分包关系中的实际施工人。——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3）最高法民申659号
【注解２】实际施工人向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行使诉权，应证明其实际施工人地位，并提供起诉证据证明发包人可能欠付工程款，或者其合同相对方有破产、下落不明、法人主体资格灭失等严重影响实际施工人权利实现的情形。——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20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闽民申2830号
【裁判摘要】自然人参加依法必须招标的科研项目投标的，适用《招标投标法》；参加其他项目投标的，其不具备投标人的主体资格不适用《招标投标法》——本案系租赁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投标人是响应招标、参加投标竞争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招标的科研项目允许个人参加投标的，投标的个人适用本法有关投标人的规定。”该规定属于法律对投标主体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曾某某系自然人，案涉虾池的出租经营亦无涉科研项目，本案招租虽参照了招投标法有关程序，但曾某某并非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具备投标人的主体资格，故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一、二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认定案涉投标保证金超过估算价2%的部分无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围垦管理局通过竞价方式对外出租虾池，曾某某交纳押金并竞价的行为，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摘要2：【案号】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闽03民终446号
【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闽民再85号
【摘要】本院再审认为，后海管理局对讼争虾池租金进行招标投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规定“提高经济效益”的基本精神，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相关规定。后海管理局对讼争虾池的租金公开进行招投标，曾某某以14.02万元的价格中标，双方当事人的行为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讼争虾池租赁招标文件明确规定，中标者应补足合同期的租金后与后海管理局签订租赁合同。曾某某参加投标，即为接受该招标条件规定，其应当按照约定于2015年7月15日前将超过履约保证金以外的4.02万元租金支付给后海管理局并签订租赁合同。曾某某没有按照约定支付租金和签订合同，存在缔约过失，曾某某继续占有使用讼争虾池已无法律依据，后海管理局有权收回讼争虾池并要求赔偿损失。原审判决曾国清返还给后海管理局西区第21某虾池是正确的，应予维持。曾某某中标虾池的年租金为14.02万元，以该标准来计算曾国清占用虾池给后海管理局造成的损失，合情合理，即日租金损失为384.1元。二审按年租金9.8万元的标准计算后海管理局的损失，不合情理，予以纠正。后海管理局于2016年6月15日收回讼争虾池，曾国清占用讼争虾池的时间已经明确，即自2015年8月1日起至2016年6月15日，共计320日，损失数额应为122912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招标人在招标文件中要求投标人提交投标保证金的，投标保证金不得超过招标项目估算价的2%。”本案讼争虾池的标底价为9.8万元，后海管理局收取10万元的投标履约保证金，违反了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超过9.8万元的2%的部分应当依法退还给曾某某，即应当退还98040元。后海管理局应退还的投标履约保证金与曾某某应当赔偿的损失可以相互抵销。抵销后，曾国清还应赔偿后海管理局损失24872元。
摘要1：【案号】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宁03民终933号
【裁判摘要】政府采购行为除了采购工程适用招标投标法外，其他政府采购行为不适用招标投标法——本院认为，本案中，红寺堡资源局通过政府采购行为采购涉案枸杞苗木，采购的苗木属“货物"类而非“工程"类，根据《政府采购法》第四条“政府采购工程进行招标投标的，适用招标投标法"规定，只对采购工程进行招标投标的适用招标投标法，本案采购的枸杞苗木属“货物"类，故虽采用招标投标形式，但不适用招标投标法的相关规定，应适用《政府采购法》。根据《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一条，个人可以参与政府采购，故吴某具有合同主体资格，双方签订的合同有效。一审法院认定吴某没有投标资质，签订的合同无效系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