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920号
【裁判摘要】发包人对工程未经竣工验收擅自使用，只是推定工程质量合格，并不能免除承包人对工程质量保修义务，发包人有权按照约定在欠付工程款中扣除保证金——关于工程价款中是否应当扣除1%质保金的问题｜东阳三建对保修期自2015年4月30日起算无异议。根据《烟台经纬广场施工总承包合同》专用条款第26.3条约定，至2020年4月30日，剩余的1%质保金全部到期，对此，烟台经纬亦予以认可。综合考虑本案实际情况，为避免当事人诉累，本院认定，在计算案涉工程总价款时，不再扣除质保金。当然，是否扣除质保金不影响施工人按照合同约定对工程质量承担保修责任，如烟台经纬有证据证明东阳三建施工的工程出现质量问题，自可另行主张权利。
摘要2：
摘要1：解读：发包人擅自使用未竣工验收工的建设工程，承包人仍应承担保修责任。
【注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１４条规定：“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后，又以使用部分质量不符合约定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 不予支持；但是承包人应当在建设工程的合理使用寿命内对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质量承担民事责任。”——发包人擅自使用未经竣工验收的建设工程，视为发包人认可了承包人的施工质量，其后果是发包人丧失了以质量问题作为拒付工程价款的抗辩权利（即发包人“又以使用部分质量不符合约定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 不予支持”），而非指发包人丧失了要求承包人进行质量保修的权利。
摘要2：【注解】（１）发包方在未经竣工验收的情况下擅自使用案涉工程丧失了以工程质量不合格为由抗辩拒付相应工程款的权利；（２）法院可以根据鉴定意见判决承包人对不合格工程项目承担返工返修直至工程质量合格的义务。——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2575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发包人擅自使用未竣工验收工的建设工程，承包人仍应承担保修责任——天誉合公司为案涉工程支出的维修费用1,401,581元应计入国贸公司收到的工程款中。首先，案涉三个5万平方米工程虽然分别进行了竣工验收，但工程整体上没有竣工验收，国贸公司作为施工方，依法应对其施工存在的工程质量问题承担质量保证责任。而国贸公司主张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后，又以使用部分质量不符合约定为由主张权利的，承包人不承担维修责任。因案涉工程的质量问题均发生于质量缺陷期内，故国贸公司依法应当承担案涉工程的维修费用。一审法院认为天誉合公司可以维修费用抵扣本案的工程款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施工合同约定工程结算总价下浮比例另行协商，补充协议约定结算总价的下浮比例与工程施工合同的约定相衔接和呼应，是对工程施工合同的补充和完善，且并未与中标合同有实质性抵触的内容，补充协议》合法有效——案涉工程价款应否按照《补充协议》约定下浮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一款规定，招标人和中标人另行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工程范围、建设工期、工程质量、工程价款等实质性内容，与中标合同不一致，一方当事人请求按照中标合同确定权利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该条规定，以招投标形式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当事人不得再行签订另外的施工合同或者补充协议变相压低工程价款以损害承包方的合法权益。如果当事人之间另行签订的施工合同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与中标合同约定不一致的，一方当事人请求按照中标合同确定权利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在同一天内分别签订了两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以及《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中约定工程最终价款为按照经审计的工程项目总投资下浮6％。本院认为，《补充协议》中所约定的案涉工程价款下浮并非对中标合同作出了实质性变更或变相降低了工程价款。首先，天誉合公司与国贸公司签订的两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含东区和西区）均约定：“工程项目总投资下浮后作为乙方最终结算总价，下浮比例双方另行协商。"表明双方对工程价款下浮具有合意，且该合意不违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同日，天誉合公司与国贸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将下浮比例予以明确，符合法律规定和双方的合同约定。
摘要2：（续）其次，《补充协议》关于工程项目总投资下浮6%的约定与两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约定相衔接和呼应，是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补充和完善，且并未与中标合同有实质性抵触的内容，《补充协议》系与两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在同一天签订，合同内容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规定，故《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受其约束，并按《补充协议》约定来确定案涉工程的最终结算价款。一审法院对案涉工程结算价款的认定，并无不当。
【解读】本案属于非必须招标项目。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2539号
【裁判摘要】首先，根据查明的事实，本案原为重庆一建公司诉亚东房产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并根据衡××的申请，追加其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亚东房产公司在一审时提出，因重庆一建公司和衡××都提出支付工程款的请求，其面临两方向其主张权利的情形，但其只能支付一份剩余的工程款和利息，如果重庆一建公司明确表示放弃,其对衡××所主张的余下的工程款请求权无异议。为此，重庆一建公司申请撤回对亚东房产公司的起诉，并在撤诉申请书中载明，鉴于衡××作为实际施工人参与亚东房产公司案涉工程的招投标，并取得该工程的施工，其与亚东房产公司所签施工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义务均由衡××享有承担,在诉讼中已将所签施工合同项下剩余的工程款、利息等全部债权再次转让给了衡××；亚东房产公司反诉重庆一建公司赔偿损失，衡××在庭审中同意由其承担，亚东房产公司在庭审中也同意向衡××主张。可见，重庆一建公司将其与亚东房产公司所签《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转让给衡××，由衡××直接向亚东房产公司主张权利，且亚东房产公司对此予以认可。因此，依据重庆一建公司与亚东房产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四川亚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紫钻时代”4号、5号、6号楼及相对应地下室建筑工程补充协议》、备忘录、竣工验收报告、施工过程中的技术核定单、往来文件、鉴定书等相关证据材料，一审判决亚东房产公司向衡××支付工程款、管理和配合费、停窝工损失、质保金、逾期支付工程进度款的利息以及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的利息等费用，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粤01民终10259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乾鼎公司在二审中增加请求权基础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问题。本案案由是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乾鼎公司起诉主张康景公司承担责任的理由和依据是康景公司作为发包人应当在欠付工程款额度内对承包人违法分包拖欠实际施工人的工程款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也是围绕建设工程的发包和分包关系进行了审理和判决。现乾鼎公司在二审时增加了其主张康景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即康景公司系案涉工程发生时筑品公司的唯一股东，其未能证明财产独立于筑品公司，乾鼎公司的请求权基础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因请求权基础和法律关系涉及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范围和方向，乾鼎公司不能随意进行变更或增加，且对于乾鼎公司主张的康景公司财产是否独立于筑品公司的问题，一审法院并未进行实体审理，若允许乾鼎公司在二审增加请求权基础，将变相剥夺对方当事人的上诉权，违反法定程序。因此，对于乾鼎公司二审中关于增加请求权基础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二审亦不应当对康景公司财产是否独立于筑品公司的相关问题进行审理，乾鼎公司可以另案主张权利。
【裁判摘要２】《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所指的实际施工人应系无效的转包合同和分包合同的承包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该司法解释规定涉及的转包、分包行为均系违法行为，相应的转包合同、分包合同均系无效合同，故该司法解释规定所指的实际施工人应系无效的转包合同和分包合同的承包人。本案中，乾鼎公司与筑品公司均具备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筑品广州分公司与乾鼎公司设立的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合法有效，故筑品广州分公司不是违法分包人，乾鼎公司也不是无效的分包合同的承包人即上述司法解释规定所指的实际施工人。因此，本案纠纷不适用上述司法解释规定处理。乾鼎公司以康景公司为发包人为由诉请康景公司对筑品广州分公司欠付涉案工程款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也无法律依据，不应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389号
【裁判摘要１】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应随付款期限的延长同步顺延——《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发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价款。发包人逾期不支付的，除按照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价、拍卖的以外，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该工程折价，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建设工程的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根据该条规定可知，建设工程优先受偿的对象是工程折价或者拍卖价款，而工程需折价或者拍卖的前提是发包人逾期不支付工程价款。当发包人支付工程价款已届履行期时，承包人通过诉讼要求支付工程款才可能得到支持，并相应主张优先受偿权才有意义，故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宜从发包人应付工程款期间届满之日起算。《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承包人就未付工程款对所承建工程享有优先受偿权，系为保护承包人对工程价款的实际受偿，在认定该优先受偿权的行使期限时，应当尊重当事人之间关于支付工程价款期限的约定，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的起算点，不应早于当事人之间约定的工程价款支付期限，以保证实现该优先权权能。《优先受偿权问题批复》第四条规定建设工程承包人行使优先受偿权的期限自建设工程竣工之日或者建设工程合同约定的竣工之日起计算，宜理解为前述起算点与应付工程款的期限一致的情形。本案中，汉华公司在2014年10月24日办理竣工结算备案之日，向协和公司出具“欠条”，确认实际拖欠工程款3316万元，承诺于2015年1月27日之前完成支付，并在“欠条”中载明协和公司就拖欠的工程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由此可见，虽然案涉工程已于2012年10月18日竣工，但双方实际办理竣工结算备案的时间是2014年10月24日，约定的付款时间是2015年1月27日之前。因此，本案优先受偿权宜从2015年1月28日起算，计算6个月至2015年7月27日止。
摘要2：【裁判摘要２】优先受偿权的主张不以法院立案为标准，承包人提交起诉装主张优先受偿权应视为行使了优先受偿权——原审查明，协和公司于2015年5月15日向株洲中院提交起诉状，主张欠付工程款及优先受偿权。因协和公司无力缴纳诉讼费，其降低了诉讼请求标的额并重新提交起诉状后，株洲中院于2015年7月29日予以立案。虽然本案一审立案时间是2015年7月29日，但协和公司第一次提交起诉状的时间是2015年5月15日，在株洲中院对协和公司第一次提交起诉状未作处理的情形下，应认定协和公司后面提交的起诉状是对之前起诉状的变更，其通过起诉主张权利的效力处于延续状态，故本案应认定协和公司提起优先受偿权主张的时间是2015年5月15日。该时间点未超过优先受偿权保护期限，协和公司主张就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最高法民再168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成虎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罗××为成虎公司的唯一股东，而成虎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存在大量资金转入罗××个人账户的情况。二审判决在罗××不能证明成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财产的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关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认定罗××应对成虎公司欠付张新平的工程价款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同时，基于本案已查明的事实，成虎公司系罗成虎一人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而张××作为罗××配偶担任公司监事，且2017年至2018年，成虎公司转入张××个人账户7995017元，张××转出至成虎公司账户4702240元。可见，张××实际参与了成虎公司的经营管理，其财产与成虎公司财产亦发生明显的混同。张××１再审主张成虎公司系“典型的夫妻店”，案涉债务系罗××、张××１夫妻共同债务，有基本的事实依据。在罗××依法应对成虎公司欠付张××１工程款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况下，一审判决基于前述事实认定张××亦应与罗××共同承担连带责任，符合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2018年施行)第三条关于“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的规定，亦有利于减少当事人诉累，便于一次性化解矛盾纠纷；二审判决改判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最高法民再168号
【解读】被告自然人系作为公司的唯一股东，其配偶不仅在公司任职且公司与其之间存在账务往来，可见其实际参与了公司经营管理，其财产与公司财产亦发生明显的混同，该公司系属“典型的夫妻店”，故案涉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应承担共同偿还责任。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2755号
【裁判摘要１】确认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属于确认之诉，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确认之诉是指一方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确认某种民事法律关系存在或者不存在的诉，给付之诉是指一方当事人请求法院判令对方当事人履行一定民事义务的诉。衷××的诉讼请求为“确认84号判决确定的被告申××向原告衷××连带偿付借款本金968万元及利息和律师费8万元的担保之债系申××与黄××夫妻共同债务”，该诉请系确认案涉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没有给付内容，原审判决认定本案诉讼系确认之诉，并无不当。诉讼时效制度仅适用于请求权，本案系确认之诉，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裁判摘要２】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由夫妻共同经营，股东为公司债务提供担保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借款人系华平公司，华平公司系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股东申××及公司监事黄××系夫妻关系，公司的经营状况决定其家庭收益，故华平公司实际是申××和黄××夫妻共同经营，申××为华平公司债务提供保证担保，实际上也是为家庭利益所负债务，应当由夫妻二人共同承担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温鹿商初字第4683号
【裁判摘要】被告红晨鞋业公司为债务人浙江犀牛鞋业有限公司向原告借款提供最高额保证，理应在合同约定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依照规定，破产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对债权人依照破产清算程序未受清偿的债权，依法继续承担清偿责任，故被告应在债务人浙江犀牛鞋业有限公司破产程序终结后未得清偿的部分继续承担保证责任。未到期的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到期；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故主债务应全部在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到期并停止计息。部分票据款虽系在浙江犀牛鞋业有限公司破产程序开始后由原告继续予以付款，但原告依法可对该部分款项主张权利。原告主张对逾期利息计收复利，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解读】判决被告在主债务人破产程序终结后一个月内，对原告所享有的债权10245008.78元未得清偿部分继续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承担保证责任的总额以430万元为限。
摘要2：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沪02民终4222号
【裁判摘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在涉案票据被拒绝兑付后，港盛公司能否基于原因债权向电力公司主张权利。结合一审查明的事实，涉案票据被拒绝兑付后，持票人双凯公司基于原因债权向其前手科源电器厂主张货款，得到法院支持，科源电器厂依据生效判决向双凯公司清偿了货款。随后，科源电器厂基于原因债权向其前手港盛公司主张货款，同样得到法院支持，港盛公司亦依据生效判决向科源电器厂清偿了货款。港盛公司清偿货款后，涉案票据的权利归港盛公司享有，而此时港盛公司的前手为电力公司。鉴于电力公司以交付涉案票据的方式履行其与港盛公司之间的货物支付义务，而涉案票据被拒绝兑付，则电力公司与港盛公司之间的货款实际并未结清，原因债权亦未消灭。在此情况下，又基于电力公司系港盛公司的直接前手，港盛公司既可以依据原因债权向电力公司主张货款，也可以基于票据权利向电力公司追索。港盛公司在本案中选择以原因债权主张自身权利，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应予支持。港盛公司在行使原因债权项下权利后，涉案票据的权利归属于电力公司。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赣民再119号
【裁判摘要】债权人无法返还相关票据，债务人无须履行原因债务，对债权人行使原因债权不予支持——本案中江钨钨合金公司和鑫旺钢铁公司存在两种法律关系，一是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二是票据债权债务法律关系。在本案所涉电子银行承兑汇票至今未能兑付的情况下，持票人江钨钨合金公司享有两种请求权，即基于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原因债权请求权和基于票据债权债务关系的票据追索请求权，江钨钨合金公司有权择一选择票据权利或者原因债权提起诉讼。但因电子银行承兑汇票为有价证券权利凭证，故江钨钨合金公司在以原因债权主张权利的同时，应当将原票据返还鑫旺钢铁公司，以保障鑫旺钢铁公司可以向前手及出票人、承兑人再行主张票据权利。然而，本案电子银行承兑汇票目前的票据状态为“逾期提示付款待签收”、“质押解除已签收”，江钨钨合金公司客观上无法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将案涉电子银行承兑汇票返还给鑫旺钢铁公司。二审判决依据原因债权买卖合同关系判决鑫旺钢铁公司继续支付600万元货款，但又未对五张电子银行承兑汇票进行处理，导致江钨钨合金公司对货款和票据双重占有，鑫旺钢铁公司给付了双倍的货款，但却不能依法取得票据权利进行追索，明显不当，应予纠正。由于本案电子银行承兑汇票目前仍处于无法返还给鑫旺钢铁公司的状态，为保障鑫旺钢铁公司的票据追索权，本院对江钨钨合金公司基于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要求鑫旺钢铁公司支付案涉汇票对应的600万元款项并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江钨钨合金公司可以依法行使其票据权利，另行向宝塔石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鑫旺钢铁公司或其前手主张票据权利。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049号
【裁判摘要１】单位出具的证明中无负责人或经办人签名且其内容也无其他证据辅证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关于博能小贷公司是否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二审判决的问题。博能小贷公司提交的《证明函》作为单位证明仅有单位加盖印章，并无单位负责人或经办人签名，不符合单位证明的形式要件，且该函所载明的内容也无其他证据加以辅证，以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故本院对该《证明函》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裁判摘要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权人在保证期间以特快专递向保证人发出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但缺乏保证人对邮件签收或拒收的证据能否认定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请示的复函》系最高人民法院就个案请示所做的答复意见，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博能小贷公司提交了债务催收通知书、EMS快递单存根(寄件人存联)及EMS投递网络查询情况截图,证明其已经在保证期间内向滕××、占××、万力公司主张了相关权利。但是博能小贷公司提交的EMS快递单存根在“经办人”、“签发时间”、“收寄人员”、“寄件人签名”等处均是空白，不符合常理。从博能小贷公司提供的邮寄单载明的收件人地址看，既不是万力公司工商注册登记地，也不是滕××、占××身份证载明的住址，更不是《客户材料邮寄地址确认函》或合同中明确约定的通讯地址。涉及万力公司的邮单上，收件人并非万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滕××，而是公司员工洪×，而洪×否认收到了案涉邮件，万力公司亦未授权或指示洪×接收案涉债务催收函件。从博能小贷公司与万力公司及滕××的相互关系看，万力公司系博能小贷公司的股东，滕××系万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亦担任过博能小贷公司的董事，万力公司也经常派员参加博能小贷公司的股东会和董事会等，博能小贷公司完全可以采取更为直接和有效的方式向万力公司、滕××等主张保证责任，而博能小贷公司怠于主张，相应的法律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二审判决根据已查明的事实，结合邮政南昌寄递事业部出具的《复函》及法院依职权形成的《调查笔录》，认定博能小贷公司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在保证期间向滕××、占××、万力公司主张了相关权利，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权人在保证期间以特快专递向保证人发出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但缺乏保证人对邮件签收或拒收的证据能否认定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请示的复函》系最高人民法院就个案请示所做的答复意见，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
摘要2：【注解】本案关键点在于债权人提供的ＥＭＳ存根本身存疑，导致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在保证期间张了相关权利，不构成诉讼时效中断。
【裁判摘要３】类案检索规定并非适用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关于类案检索的规定，系就相类似案件作统一裁判尺度的参考，并非适用法律的强制性规范。
摘要1：【案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桂民终70号
【裁判摘要１】汇票记载事项欠缺出票人签章应为无效汇票——票号为001××××1712的案涉汇票记载其名称为“商业承兑汇票”，付款人为“桂林客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付款人的开户银行为“中行桂林分行营业部”，收款人为“梵高科(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出票金额为“肆仟万元”，出票日期为“贰零壹肆年零叁月壹拾肆日”，汇票到期日为“贰零壹肆年零玖月零玖日”，该汇票左下栏记载“本汇票已经承兑，到期无条件付票款”，并加盖桂客公司财务专用章以及时任桂客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赵×和时任桂客公司财务总监的张××的私人印章，该汇票右下栏记载“本汇票请予以承兑于到期日付款”，该栏的“出票人签章”处为空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二十二条“汇票必须记载下列事项：(一)表明‘汇票’的字样；(二)无条件支付的委托；(三)确定的金额；(四)付款人名称；(五)收款人名称；(六)出票日期；(七)出票人签章。汇票上未记载前款规定事项之一的，汇票无效”的规定，案涉汇票未记载出票人签章，应为无效票据。铭信嘉德公司辩称案涉汇票记载了出票人签章，系指该汇票左下栏处加盖了桂客公司及法定代表人的签章，该栏记载的是桂客公司以汇票付款人的身份承诺在汇票到期日支付汇票金额，而非桂客公司作为汇票出票人签发票据并将其交给持票人，故铭信嘉德公司该辩解不能成立。铭信嘉德公司还辩称，根据《退票说明》记载的退票原因，案涉汇票被退票的唯一原因是付款人桂客公司在中行桂林分行的余额不足而非缺乏出票人签章。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支付结算办法》第八十九条第二项“商业承兑汇票的付款人开户银行收到通过委托收款寄来的商业承兑汇票，将商业承兑汇票留存，并及时通知付款人……(二)银行在办理划款时，付款人存款帐户不足支付的，应填制付款人未付票款通知书，连同商业承兑汇票邮寄持票人开户银行转交持票人……”的规定，中行桂林分行作为桂客公司的开户银行，在收到铭信嘉德公司通过渤海银行天津保税区支行委托收款寄来的商业承兑汇票后办理划款时，付款人桂客公司存款账户不足支付的，应填制付款人未付票款通知书，连同商业承兑汇票邮寄持票人铭信嘉德公司的开户银行转交持票人。因此，中行桂林分行于2014年9月15日出具的《退票说明》实际为付款人未付票款通知书，只是一项事实说明，不能以此认定案涉汇票具备出票人签章
摘要2：【裁判摘要２】票据权利时效是指票据权利的消灭时效，即票据权利人在一定时间内不行使票据权利的，票据债务人可以拒绝履行票据义务。．．．．．．铭信嘉德公司于2020年4月13日向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邮寄本案起诉状，此时案涉汇票已过票据权利时效。因此，案涉汇票权利时效已过，且案涉汇票欠缺出票人签章，属无效票据，铭信嘉德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八条规定主张民事权利依法有据。综上所述，本案案由应为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纠纷，一审法院确定本案案由为票据纠纷，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关于票据追索权的相关规定有所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裁判摘要３】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的起点应为票据权利时效届满次日——关于案涉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是否已经届满。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是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的特别规定而产生的权利，其立法本意是通过补偿丧失票据权利人的损失来谋求票据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具有普通民事债权的属性。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行使需要满足以下构成要件：一是持票人系合法取得票据；二是持票人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或者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三是出票人或者承兑人享有与未支付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因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为普通民事债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七条规定，票据权利人应当知晓行使票据权利的期间，如果在相应期间内未行使权利的，即应知晓自己已经取得了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且权利已经受损。如果持票人因自身懈怠导致票据权利灭失，属于自身过失，诉讼时效从案涉汇票被承兑人拒付之日起计算则意味着其可在票据权利消灭之后无期限任意时点主张权利，显然与诉讼时效的立法目的相悖，也与公平、诚信原则相冲突。因此，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的起点应为票据权利时效届满次日。
【裁判摘要４】持票人铭信嘉德公司主张返还票据利益，应就出票人桂客公司获有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承担举证责任。由于出票人依法签发票据以后就负有支付票据金额的义务，故铭信嘉德公司陈述票据未获兑付的事实并出示未兑付的票据即完成举证责任。桂客公司否认其在签发票据时获有利益的，应当就此提供证据。
摘要1：【案号】北京金融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京74民终610号
【裁判摘要】票据权利时效不属于除斥期间，持票人被拒付之后在6个月内的追索权时效期内向票据前手主张权利的，发生票据权利时效中断的效果——案涉汇票的出票日为2019年9月23日，到期日为2020年9月23日。2020年9月28日，筑诚义经销部提示付款被拒付。根据法律规定，筑诚义经销部为案涉汇票的合法持票人，在汇票到期被拒绝付款后，依法有权向作为出票人和背书人的团泊公司、中建二局三公司、金坛公司行使追索权，团泊公司、中建二局三公司、金坛公司应当承担支付票据金额的义务，并支付自票据到期日或提示付款日起的利息。根据已查明的事实，2020年10月16日筑诚义经销部将团泊公司、中建二局三公司和金坛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行使对案涉汇票的票据追索权，虽然该案因筑诚义经销部未在法律规定的时间交纳诉讼费按其撤回起诉处理，但能够证明筑诚义经销部在被拒绝承兑后六个月内通过提起诉讼的方式向团泊公司、中建二局三公司和金坛公司行使了票据追索权，且团泊公司、中建二局三公司和金坛公司也已经知晓该情况，应视为发生了票据时效的中断。中建二局三公司上诉认为筑诚义经销部超过除斥期间怠于行使票据追索权，其的票据追索权于2021年3月28日消灭，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的规定，票据权利时效发生中断的只对发生时效中断事由的当事人有效，也就是说票据权利时效是可以发生中断的，由此可知中建二局三公司认为票据追索权属于除斥期间的上诉意见，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筑诚义经销部于2021年4月9日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票据追索权行使期限，中建二局三公司应承担支付票据金额的义务，并支付自票据到期日或提示付款日起的利息。
摘要2：
摘要1：【案号】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浙0683民初739号
【裁判摘要】票据权利时效系消灭时效而非除斥期间，类似于民法上的诉讼时效，在中断事由发生时，票据权利时效中断。持票人提示付款被拒付后，以诉讼方式向票据前手行使追索权的，发生时效中断的效果——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原告向各被告主张权利是否超过了票据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持票人对前手的再追索权，自清偿日或者被提起诉讼之日起三个月”之规定，而致其向前手再追索权的丧失。本院认为，票据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中关于再追索权期限三个月的规定，属于消灭时效而非除斥期间，类似于民法上的诉讼时效，在中断事由发生时，票据权利时效中断。原告在2019年11月8日被其后手四川同诚包装有限公司和遵义市春福瑞贸易有限公司以诉讼的方式追索后，即于同年12月2日起诉向上述各被告行使再追索权，且本院以公告方式向各被告发送了诉状副本等诉讼文书，后虽因未按时交纳诉讼费用于2020年2月27日被本院裁定按撤诉处理，但时效中断事由已经发生，因此原告再次在2020年3月2日向本院起诉各被告行使票据再追索权时，并未超过《票据法》规定的行使再追索权的票据权利时效。原告享有向被告嵊州市田野物资经营部、上海妃律实业有限公司行使再追索的权利。但原告请求被告嵊州市田野物资经营部、上海妃律实业有限公司共同支付票据票款缺乏法律依据，被告嵊州市田野物资经营部、上海妃律实业有限公司对票据票款互负连带清偿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辽民申6131号
【裁判摘要】关于本案承担案涉工程劳务费的主体。建设领域工程项目违规发包、层层转包、分包等问题突出，部分施工企业将工程转包、分包给不具备资质的企业或个人，而后者又雇佣农民工进行施工，这是导致农民工欠薪问题难以从根本解决的重要原因。2020年5月1日，《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条、第三十六条的有关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包括违法分包、转包等各类情形下，施工总承包单位的工资清偿主体责任。因为拖欠农民工工资，其重要源头在于施工总承包单位以包代管，没有履行用工管理的义务和对分包单位的监督管理义务，因此由施工总承包单位承担层层分包转包项目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清偿责任，符合源头治理和根治欠薪的原则性要求。本案中，李×应对未支付完毕的劳务费承担直接给付责任，五建公司作为案涉工程的承包人和违法分包人，将劳务工程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自然人李×，亦应当承担农民工张××欠薪的连带清偿责任。起重公司作为案涉工程的发包人，未全额支付五建公司工程款，原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的规定，判令起重公司在其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李×欠付张××的劳务费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亦未实际损害其利益。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6476号
【裁判摘要】在《公司法解释二》施行之前，没有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清算主体不履行清算义务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责任，而在《公司法解释二》于2008年5月19日起施行后，相关债权人应当知道若其权利受到侵害有权据此提起诉讼。2010年10月18日，伍峰公司以受让象屿工行债权为由，申请变更其为（2001）厦经执字第284号案件的申请执行人。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1月1日作出的（2001）厦经执字第284-1号执行裁定，将伍峰公司变更为该案的申请执行人。即便认为本案的诉讼时效应当自2010年11月1日伍峰公司变更为申请执行人之日起算，诉讼时效也已在2012年11月届满。原审判决认定伍峰公司于2015年2月2日才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已超过两年诉讼时效并无错误。换言之，即便认为《公司法解释二》对本案具有溯及力,且同济公司无法清算确系杨××怠于履行清算义务所导致，但也因伍峰公司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而无法得到支持。至于伍峰公司提出的本案诉讼时效应当适用《强制清算纪要》第29条的特别规定,则属理解错误。《强制清算纪要》第29条规定“债权人申请强制清算，人民法院以无法清算或者无法全面清算为由裁定终结强制清算程序的，应当在终结裁定中载明，债权人可以另行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的规定，要求被申请人的股东、董事、实际控制人等清算义务人对其债务承担偿还责任。股东申请强制清算，人民法院以无法清算或者无法全面清算为由作出终结强制清算程序的，应当在终结裁定中载明，股东可以向控股股东等实际控制公司的主体主张有关权利”。该条是对终结强制清算裁定中法院释明义务的规定，并非对诉讼时效的特别规定。不论法院是否进行释明，当事人认为自己权利受到侵害的均有权依法主张权利，伍峰公司诉请主张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责任不以法院必须在裁定中进行释明为前提。
摘要2：
摘要1：【案号】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津0110民初3215号
【裁判摘要】原告将承兑汇票交付被告，被告代为贴现并收取利润，被告作为自然人不具备从事票据贴现业务的相关资质，双方实施的上述行为违反国家相关金融法律法规，应为无效的民事行为，被告应当按照法律规定返还从原告处取得的票据。现被告无法返还票据，且持票人已对三张承兑汇票申报权利，原告因被告的行为遭受经济损失，被告应当承担支付相应票据款的责任。原告实际控制人庄××与被告就支付票据款项达成的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第三人认可由原告向被告主张权利，被告应当按照约定的付款期限向原告支付票据款项。现被告未完全履行支付义务，原告有权要求其承担继续履行的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山西省阳泉市矿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晋0303民初397号
【裁判摘要】根据原告所持银行承兑汇票记载，票据到期日为2014年9月15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票据权利在下列期限内不行使而消灭：(一)持票人对票据的出票人和承兑人的权利，自票据到期日起二年。见票即付的汇票、本票，自出票日起二年。”原告作为案涉票据持票人，对票据出票人和承兑人的票据权利自票据到期日起二年即2016年9月15日灭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八条：“持票人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或者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的，仍享有民事权利，可以请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返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原告虽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而丧失票据权利，但其仍享有民事权利，可以请求承兑人返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此种权利即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并非票据权利，而是普通民事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故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超过诉讼时效的，权利人丧失胜诉权。具体到本案，被告在庭审中提出时效抗辩，本院应予以审查。案涉票据到期日为2014年9月15日，该票据权利自票据到期日起二年内不行使而消灭。原告持有该票据，其对于票据到期日应当是明知的，对于票据权利消灭时间亦应明知，故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票据权利灭失之日起算，且原告应在票据权利消灭之日起三年内向承兑银行行使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即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为2016年9月15日至2019年9月15日。原告未举证证明其在上述期间内向被告主张过权利，也未举证证明在此期间发生过法定的中断、中止事由。原告陈述将票据遗忘而未及时向被告主张权利的理由，不属于法定诉讼时效中止的情形。因此，原告于2021年3月1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主张返还票据利益，已超过诉讼时效，其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晋01民终6779号
【裁判摘要】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为三年，从持票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利益返还请求权成立之日起计算——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八条规定：“持票人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或者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的，仍享有民事权利，可以请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返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本案中，北京碧海舟腐蚀防护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持票人已丧失票据权利，但是其对出票人及承兑人的民事权利并未丧失。其次，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收取了全部的票据款，但其并未在票据已过承诺期及权利期后，将该款返还出票人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最后，北京碧海舟腐蚀防护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行使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是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八条规定而产生的，是票据法直接赋予持票人在丧失票据权利后，对获得该权利下的利益的票据债务人行使的非票据上的偿还请求权。利益返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为三年，从持票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利益返还请求权成立之日起计算。本案中，上诉人主张其在向一审法院起诉时才知道票据利益款100万元被上诉人并未退还出票人，被上诉人未能提出相应的反驳证据。故上诉人主张权利并未超出诉讼时效，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应当向上诉人交付票据利益款100万元。
摘要2：
摘要1：【案号】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狮民初字第3704号
【裁判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有关“第第三款规定的可以申请公示催告的失票人，是指按照规定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在丧失票据占有以前的最后合法持票人”的规定，晶彩公司既未在讼争票据上加入背书，也未最终实际持有讼争票据，因此，晶彩公司并非票据法上的票据权利人，无权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和除权判决。即便晶彩公司确为失票人，票据丧失的事实亦不能妨碍后续的合法票据行为，其权利也应当向拾得票据的主体主张。京利华公司经过背书转让有偿取得涉案票据，是善意的合法持票人，所以在晶彩公司丧失票据后，票据权利即为善意第三人京利华公司享有。讼争票据虽然已经过本院在特别诉讼程序中作出除权判决，但在特别诉讼程序中作出的除权判决并不优于普通诉讼程序。除权判决虽然重新确认了票据权利，但并不创设新的权利，其所确认的权利内容应与被宣告无效的票据权利一致，而不能优于票据上记载的权利。因此，晶彩公司即非诉争票据的背书人与被背书人，亦非该票据的最后持有人，其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和除权判决并最终获利，导致原告本应享有的票据权利无法实现，应赔偿原告的票据损失10万元及相应利息损失。本案系票据损害责任纠纷，诉争票据的除权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其他持票人的票据权利丧失并不可恢复。原告京利华公司不能依据票据权利向其前手及出票人行使追索权，只能以票据侵权为由要求恶意申请公示催告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或以基础法律权利义务关系向其前手主张权利。但原告京利华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金福茂公司对票据被除权判决存在主观上的恶意或过错，故其主张被告金福茂公司与晶彩公司构成共同侵权，应对其票据损失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同时，也无权向被告金福茂公司主张票据法上的追索权。综上，原告京利华公司的诉讼主张部分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京民申4004号
【裁判摘要】执行程序终结后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不予受理——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解决的是在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主张其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合法权益时，人民法院针对执行标的就案外人与申请执行人进行权利比较、利益权衡问题。本案金唐王酒楼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但相关执行程序已经终结，因此客观上不具备通过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处理金唐王酒楼诉讼请求的条件。金唐王酒楼应当通过其他合法渠道主张权利。原审法院根据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适用情形、本案的具体案情，裁定驳回金唐王酒楼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
摘要2：【案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京01民终9236号
【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的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提出异议的，应当在执行程序终结之前提出，但对终结执行措施提出异议的除外。案外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提出异议的，应当在异议指向的执行标的执行终结之前提出；执行标的由当事人受让的，应当在执行程序终结之前提出。本案中，金唐王酒楼提出执行异议所指向的执行标的执行程序已经终结，其已无法在执行异议之诉中获得权利救济，故一审法院驳回金唐王酒楼的起诉并无不当，金唐王酒楼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吉民初45号
【裁判摘要】若票据“清单交易”最终被认定为资金融通行为的，接受资金一方当事人是否承担还款责任，取决于借出资金一方当事人是否已将资金收回：如果证明已收回资金的，接受资金一方当事人不承担还款责任；如果无法证明已收回资金的，接受资金一方当事人应向借出资金一方当事人承担还款责任，并且有权按照借款合同关系向其下手进行追索——双方当事人仅采用了银行业关于票据回购的格式合同文本，按照票据回购法律关系约定了回购金额、回购利率等相关内容，但双方交易均仅发生了清单交易，均未见到银行承兑汇票原件，即无交付票据或审核票据的意愿或行为，而在未发生验票、交票的情况下，径行发生了付款行为。双方之间并无票据回购的合意，双方的实际履行行为不符合前述银行业规定的票据回购的实质要件，亦不符合案涉《回购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从而可以认定，双方签订《回购合同》系外在的表面行为，其内部的隐藏行为是资金通道行为。因此，根据本案已查明事实及双方诉辩主张，综合分析双方订立合同目的、票据是否交付、资金划转过程以及双方收益对比等事实，双方形成名为“银行承兑汇票回购合同”而实为资金通道合同的法律关系，故敦化农商行主张其与宁波银行绍兴分行系票据回购合同关系的主张不能成立。……综上所述，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系名为票据回购合同而实为资金通道合同关系，且双方均对此权利义务关系应为明知，故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应当按照实质法律关系予以确认。敦化农商行通过宁波银行绍兴分行、宁波银行温州分行划出案涉资金，并通过其他交易环节流向实际融资方，而敦化农商行事实上已将划出的资金收回，其又向宁波银行绍兴分行、宁波银行温州分行主张权利，本院亦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粤01民终1530号之一
【裁判摘要】选择以基础法律关系主张权利以票据转让给后手即票据权利未发生转移为条件——东浦混凝土公司向建业公司供应混凝土后，建业公司应当按合同约定按期向东浦混凝土公司支付相应的货款。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建业公司向东浦混凝土公司以电子商业承兑汇票作为付款工具支付其中部分货款，而建业公司作为出票人或者背书转让方式向东浦混凝土公司交付电子商业承兑汇票作为支付货款方式的部分汇票中，东浦混凝土公司收到且未背书转让的汇票，到期后未能兑现的情况下，应视为建业公司未实际支付对应票面金额的货款。对于该部分货款，东浦混凝土公司作为持票人以及买卖合同出售方，可以选择以基础法律关系(买卖合同关系)主张相应货款，也可以作为持票人向建业公司主张票据权利，东浦混凝土公司以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在本案中一并主张未背书转让且未能兑现的汇票票面金额对应的货款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但对于东浦混凝土公司已将建业公司出具或背书转让的电子商业承兑汇票通过背书转让给后手，票据权利因背书行为已发生转移，东浦混凝土公司已从背书转让行为中实现票据权利，相应票据即使未能兑现，相应权利也应由持票人享有。东浦混凝土公司在未被后手因无法实现票据权利被追索承担或被应认定需履行票据义务的情况下，东浦混凝土公司以已由其背书转让的票据未能兑现为由，一并在本案中以买卖合同关系主张该部分货款属于重复主张权利，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如东浦混凝土公司日后因后手持票人向其行使追索权而承担相应票据义务的情况下，东浦混凝土公司可再行使追索权以保障其权益。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2716号
【裁判摘要】二、关于确认本案案由为“合同纠纷”是否正确的问题。案涉《票据代理贴现业务合作协议》和《商业汇票贴现协议》是案涉票据行为的基础合同关系。本案一审庭审中，民生银行济南分行明确其在本案中向兖州煤业公司主张权利的依据是《票据代理贴现业务合作协议》和《商业汇票贴现协议》，实际上是选择票据行为的基础合同关系主张权利，故原审法院认定本案为合同纠纷，并确认兖州煤业公司承担《商业汇票贴现业务》项下的合同义务，并无不当。兖州煤业公司所提本案应定性为票据纠纷并仅能适用票据法规定的再审申请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三、关于东大能源公司拒绝付款是否缺乏事实证明的问题。如前所述，本案系合同纠纷，民生银行济南分行主张权利的依据为《商业汇票贴现协议》而非行使票据追索权。因此，在《商业汇票贴现协议》并未约定对汇票拒付的事实确认应以出具“拒绝证明”未前提的情况下，东大能源公司是否明确出具了拒绝证明、退票理由书等，都不影响民生银行济南分行合同权利的行使。因此，对于兖州煤业公司以东大能源公司未出具拒绝证明的免责抗辩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1215号
【裁判摘要】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公司法解释三第十八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受让人根据前款规定承担责任后，向该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中，中信公司受让股权时，从澳普尔公司的工商档案、营业执照及绥芬河广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绥广验字2007第45号验资报告、黑龙江天衡同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黑天衡会审字[2010]4号审计报告看，中信公司受让股权之前该公司股东的实缴资本为一亿元，中信公司通过审查上述公司文件已经尽到了注意义务。根据以上事实和法律规定，二审法院认定李×未能提供澳普尔公司原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中信公司受让股权时对此知道或应当知道的相关证据，驳回李新要求中信公司承担责任的请求，该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案号】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黑民终280号
【摘要】关于中信公司应否对澳普尔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对此牡丹江中院认为：第一、李×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有关规定，向澳普尔公司、范××主张权利的，本案的法律关系为追偿权纠纷。李×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向中信公司主张权利的，该法律关系为与公司有关的纠纷。因此，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不同，本案不宜一并审理；第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十八条第一款“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澳普尔公司债权人向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可同时请求转让股权的该股东的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原告李×做为澳普尔公司债权人，在未请求转让澳普尔公司股权的原股东西安汉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薛×、范××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澳普尔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情形下，径行要求受让人中信公司对此承担连带责任，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故即使李×此项诉讼请求可与本案一并审理，李×亦无权径行要求中信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对李×要求中信公司对澳普尔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4565号
【裁判摘要１】（１）债权人认为破产管理人行使职务行为不当而给其造成损失可以诉请赔偿，但债权人个人无权直接干涉破产管理人行使职务行为；（２）个别债权人对管理人处置破产财产的职务行为不直接享有诉权｜债权人认为破产管理人与案外人签订低价资产竞买合同，未经债权人会议同意，损害债权人利益，起诉请求确认该竞买合同无效，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本案系隆川公司等四名债权人认为鸿元公司管理人与银帆公司签订低价资产竞买合同，未经债权人会议同意，损害债权人利益，请求确认该竞买合同无效。该纠纷属于与企业破产有关的纠纷，应当按照企业破产程序处理。鸿元公司管理人变卖大理鸿元戴斯酒店相关资产的行为属于执行职务行为。由于破产程序中债权人之间往往存在利益冲突和意见分歧，为保障破产管理人依法行使职权、推进破产程序的顺利进行，破产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赋予债权人通过债权人会议对破产管理人的职务行为予以监督之权，如债权人会议认为破产管理人不能依法、公正执行职务或者是有其他不能胜任职务情形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予以更换。债权人认为破产管理人行使职务行为不当而给其造成损失，亦可以诉请赔偿。但债权人个人无权直接干涉破产管理人行使职务行为。因此，本案隆川公司等四名破产债权人起诉请求确认竞买合同无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原审法院驳回隆川公司、跃峰公司、王××、赵××的起诉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破产管理人并非债务人，债权人无权对破产管理人行使债权人撤销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是针对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无偿转让财产或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情形下，债权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行为。因鸿元公司管理人并非隆川公司、跃峰公司、王××、赵××的债务人，隆川公司等人亦无权依据该法条提起本案诉讼。
【案号】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云民终293号
【摘要】本案属于在破产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对破产管理人处置破产企业的财产，个别债权人是否有权对管理人的财产处置行为提起诉讼，要求确认管理人在履行职务行为中处置破产企业财产的变卖合同无效的案件，本案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债权人撤销权诉讼，系限定于破产程序中的债权人提起诉讼的情形。本院认为，
摘要2：（续）本院认为，个别债权人无权对管理人处置破产企业财产的变卖合同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无效，理由如下：第一，四上诉人上诉主张其享有本案诉权，所依据的法律规定主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七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九条第二款、第二十三条第三款、第三十三条，纵观以上法律规定，均没有明确规定债权人个人可以有权对管理人履行职务中财产处置的变卖合同提起确认无效诉讼的内容，上述法律规定的内容均与本案事实不相符，并非规定本案的情形，不是上诉人对本案享有诉权的规定，均不适用本案，对本案情形四上诉人享有诉权无法律依据；第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五条之规定．．．．．．该条款明确规定了破产管理人在处置破产财产时如何进行操作的程序及救济途径，对管理人存在处分财产不当行为时应当按照该条规定的程序进行救济，依该条规定在管理人财产处置不当时能够主张权利的主体为债权人委员会，并未赋予个别债权人独立的诉权，且本案四上诉人也并未获得债权人会议的授权或债权人委员会的委托可以代表债权人委员会行使权利，因此，四上诉人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无权提起本案诉讼；第三，破产管理人的变卖行为属于执行职务的行为。由于破产程序中债权人之间往往存在利益冲突和意见分歧，为保障破产管理人依法行使职权、推进破产程序的顺利进行，破产法赋予债权人通过债权人会议对破产管理人职务行为予以监督之权，如债权人会议认为破产管理人不能依法、公正执行职务或者有其他不能胜任职务情形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予以更换或按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五条的规定由债权人委员会进行救济解决，但债权人个人无权直接干涉破产管理人行使职务行为。本案中，四上诉人对管理人处置破产财产的变卖行为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变卖合同无效，主体不适格，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人民法院不应受理。
【注解】破产债权人是否可以诉请管理人处置资产行为无效？——破产债权人个人无权直接干涉破产管理人行使职务行为，破产债权人起诉请求确认破产管理人签订的竞买合同无效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
摘要1：解读：（１）根据《企业破产法规定三》第１５条规定，在管理人财产处置不当时能够主张权利的主体为债权人委员会，并未赋予个别债权人独立的诉权；（２）个别债权人无权对管理人处置破产企业财产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无效。
【注释】（１）当事人不服破产管理人依照企业破产法程序对破产企业财产处置变价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或者执行异议，法院不予受理；（２）当事人认为管理人在财产处置变价过程中未尽勤勉、忠实执行职务给债权人造成损失可以另行起诉管理人主张赔偿。
摘要2：【注解１】（１）《企业破产法》第６９条规定“管理人实施下列行为，应当及时报告债权人委员会：．．．．．．（十）对债权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财产处分行为。”／“未设立债权人委员会的，管理人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应当及时报告人民法院。”（２）《企业破产法规定三》第１５条第１款规定“管理人处分企业破产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的债务人重大财产的，应当事先制作财产管理或者变价方案并提交债权人会议进行表决，债权人会议表决未通过的，管理人不得处分。”——管理人未经债权人会议同意的重大财产处分行为构成越权代表，适用无权处分规定处理。
【注解２】管理人未经债权人会议决议同意低价转让财产，个别债权人虽不能请求确认处置行为无效，但债权人有权请求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827号
【注解３】（1）个别债权人能够代表全体债权人向管理人请求赔偿，赔偿所得纳入破产财产；（2）债权人有权对管理人的财产处置行为提起赔偿诉讼（赋予债权人在管理人财产处置后的赔偿请求权）。——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再198号
【注解４】破产管理人责任案件应以担任管理人的具体单位为被告，以某某公司管理人作为被告不具诉讼主体资格。——参考案例：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闽09民终1276号
摘要1：【目录】1.另案中抗辩的内容与本案的诉请一致，且另案已经对是否构成违约作出认定的，构成重复诉讼；2.不满足具有同一性的要求则不构成重复起诉；3.约定管辖虽不能确定具体管辖法院，但可以排除内地法院管辖的，内地法院无管辖权；4.被告提出民事级别管辖异议，认为原告故意虚高诉讼标的额、抬高案件级别管辖，人民法院经初步审查属实的，应依法予以支持；5.普通共同诉讼中在答辩期内未提起管辖权异议的被告，对驳回其他被告管辖权异议的裁定无上诉权；6.原告主体是否适格不宜在管辖权异议阶段予以审查；7.对当事人隐瞒证据恶意提起民事诉讼的虚假诉讼行为应进行民事制；8.在双务合同中，一方以对方未履行相应义务为由不履行合同，该抗辩构成对其合同相应权利诉讼时效的中断；9.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不应与生效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和处理结果相悖；10.银行法定代表人以银行名义并加盖其私刻银行印章从事的民事行为应当由银行担责；11.挂靠经营者无权以挂靠单位名义为他人担保；12.监护人为获取银行贷款，利用未成年人子女名下房产进行抵押，代未成年子女订立抵押合同，并承诺抵押合同不损害未成年子女利益，在获得银行贷款后，监护人又以抵押合同损害未成年子女利益为由，主张抵押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13.不当得利的善意受领人无现存利益的，不负返还责任；14.债权人明知夫妻一方的借款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15.夫妻一方作为债务加入人而承担的个人债务是否能作为夫妻共同债务；16.质押监管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监管义务造成质权人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17.在建工程抵押权的范围应当以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内容为依据；18.数人连带保证中一人虚假签名不影响其他保证人的保证责任；19.债权人直接通过公告方式向保证人主张权利时不能产生主张权利的法律效果；20.以担保债权实现为目的的股权转让，其性质为股权让与担保。债务人未能清偿到期债权的，债权人不得径行取得股权、而应清算；21.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的性质应当据实判定；22.对于合同性质的认定，不能仅依据合同的表现形式进行判断，还应注意审查合同中权利义务的设置、合同的实际履行状况、合同的真实目的等综合判断；23.存在牵连关系的合同应当综合判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24.在向第三人履行的合同中，合同债权并不发生转移，债务人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而非向第三人承担违约责任；
摘要2：（续）25.双务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均存在违约行为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一方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适用合同关于单方违约情形下违约责任承担的约定判令对方承担违约责任的，不应支持；26.合同解除权的默示放弃应设定严格的认定标准；27.附解除条件的合同，其解除的发生不依赖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当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时合同自行失效；28.涉及公共政策的金融监管规定是审查合同效力的考量因素；29.民营企业投资参与政府融资平台土地一级开发，约定以土地挂牌出让溢价收入分成的方式获取投资回报的，应为合法有效；30.地方政府向企业提供集体土地用于开发建设，双方为此签订的民事合同无效，地方政府对该合同无效存在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31.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的结算协议应当作为建设工程价款的认定依据；32.当事人对工程款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建设工程未交付，工程价款也未结算的，欠付工程款利息应从当事人起诉之日计付；33.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的起算点，不应早于当事人之间约定的工程价款支付期限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最高法执监123号
【裁判摘要】(一)本案对于百邑纪元公司的执行是不是对债权的执行｜根据百邑纪元公司向北京二中院出具的《关于协助执行拆迁补偿款的函》，百邑纪元公司承认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其将向被执行人支付一定数额金钱。因此，被执行人对百邑纪元公司享有附条件的金钱给付债权，百邑纪元公司系本案执行案件的次债务人。本案对百邑纪元公司的执行，系对被执行人对第三人享有的债权的执行，依法应当适用对债权执行的法律规定。申诉人关于百邑纪元公司的地位是协助执行义务人、本案不是对债权的执行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直接对百邑纪元公司的财产采取执行措施是否合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零一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执行被执行人对他人的到期债权，可以作出冻结债权的裁定，并通知该他人向申请执行人履行。”该条第二款规定“该他人对到期债权有异议，申请执行人请求对异议部分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执行工作规定第61条规定，人民法院执行被执行人对第三人的到期债权，应当向第三人发出履行到期债务的通知(以下简称履行通知)，在通知书中告知第三人对履行到期债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收到履行通知后的十五日内向执行法院提出。根据执行工作规定第63条规定，第三人在履行通知指定的期间内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得对第三人强制执行，对提出的异议不进行审查。本案中，北京二中院向百邑纪元公司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要求其协助冻结对上地兴达公司的拆迁补偿款，待补偿数额确定后将相应款项支付至法院，虽然没有根据执行工作规定发出履行通知书，但实质上仍然属于对被执行人享有债权的执行。百邑纪元公司于2018年5月24日向北京二中院回函，称其尚未与上地兴达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相关资产及房屋的暂估价未经审计公司认可，暂评估价值可能涉及东小口村的相关利益，故难以在要求时间内划款。根据该回函内容，可以认定百邑纪元公司对债权执行提出了异议，认为拆迁补偿款的金额及权利主体未确定，补偿款的支付条件尚未成就，上地兴达公司对百邑纪元公司的债权还不属于到期债权。2018年7月27日，百邑纪元公司向北京二中院提供《关于账户信息的更正函》，更正了《关于协助执行拆迁补偿款的函》中有关账户的信息，
摘要2：（续）但并没有改变《关于协助执行拆迁补偿款的函》中对债权提出的异议。根据执行工作规定第63条规定，人民法院对百邑纪元公司的异议不予审查，亦不得对百邑纪元公司强制执行。因此，北京二中院在百邑纪元公司对债权执行提出异议的情况下，直接裁定冻结、扣划百邑纪元公司账户内的资金，违反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北京高院复议裁定对北京二中院的执行行为予以撤销，符合法律规定。申诉人提出拆迁补偿款金额和权利主体已经明确、中宏晖公司案外人异议之诉不影响案件执行等主张，实质是认为应该对百邑纪元公司提出的异议进行审查并认为其异议不成立，相关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
《浙江文华控股有限公司等民事执行裁定书》【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2019)京执复195号
【摘要】被执行人对第三人享有未到期债权的，执行法院可以依法冻结，待债权到期后依照到期债权予以执行。第三人对该债权有异议的，人民法院不得对第三人强制执行，对其提出的异议不进行审查。本案中，北京二中院向百邑纪元公司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要求其协助冻结对上地兴达公司的拆迁补偿款，待补偿数额确定后将相应款项支付至法院，实质属于对上地兴达公司享有债权的执行，符合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百邑纪元公司回函称其尚未与上地兴达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相关资产及房屋的暂估价未经审计公司认可，暂评估价值可能涉及东小口村的相关利益，故难以在要求时间内划款，表明拆迁补偿款的金额及权利主体未确定，上地兴达公司对百邑纪元公司的债权未到期。并且，中宏晖公司通过案外人异议及异议之诉对拆迁补偿款主张权利，表明上地兴达公司是否对拆迁补偿款享有债权及具体金额均不确定。在此情况下，北京二中院直接裁定冻结、扣划百邑纪元公司账户内的资金，违反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北京二中院对百邑纪元公司账户内资金采取的冻结、扣划措施，应予撤销。北京二中院(2019)京02执异43号执行裁定适用法律错误，亦应予以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