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鲁民申27号
【裁判摘要】职时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不属于法律、法规规定的劳动关系的主体范围——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是双方之间是否形成劳动关系的首要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本案中，孙××与春雨公司并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孙××于2017年5月到春雨公司处上班时年满51周岁，已超过《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企业职工“法定退休年龄的”涵义的复函》规定的女工人的法定退休年龄，不属于法律、法规规定的劳动关系的主体范围。且《山东省劳动合同条例》第六十一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已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人员或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人员，以及年满十六周岁的在校学生的，应当与被招用人员订立书面劳务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故张××１、张××２请求确认孙××与春雨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由不能成立，其可通过确认二者之间的其他法律关系另行主张权利。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6202号
【裁判摘要】债务人对案涉催收通知书签章确认仅表明其收到该催收通知书，并无同意履行诉讼时效已经届满的债务的意思表示，不构成对债务的重新确认——本案中，案涉债权最后一笔到期日为1999年12月21日，而农行屈原支行最早催收时间为2007年5月10日，故农行屈原支行在催收案涉债权时，案涉债权早已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自愿履行的，不受诉讼时效限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中适用诉讼时效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对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债务的重新确认须具备债务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的要件。本案中，从原审查明的事实来看，营田镇政府对案涉催收通知书签章确认仅表明其收到该催收通知书，并无证据证明债务人有同意履行诉讼时效已经届满的债务的意思表示，并不构成对债务的重新确认。据此，原审法院认定案涉债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并驳回信达公司湖南分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退一步讲，即使将营田镇政府在案涉催收通知书上签字盖章的行为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诉讼时效期间于2007年5月10日、2010年4月8日重新起算，案涉债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也于2012年4月7日再次届满。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岳阳市分行于2011年10月12日、2013年10月9日、2015年9月25日分别在《湖南日报》《三湘都市报》发布催收公告，对营田镇政府债权进行公告催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四）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对方当事人在国家级或者下落不明的当事人一方住所地的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具有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的，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本案中，营田镇政府一方并非下落不明，信达公司湖南分公司亦没有证据证明存在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的情形。
摘要2：（续）据此，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岳阳市分行在《湖南日报》《三湘都市报》发布催收公告的行为并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原审认定信达公司湖南分公司于2019年向法院提起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并无不当。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岳阳市屈原管理区营田镇人民政府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湘民终568号
【解读】2007年5月10日，农行屈原支行向营田镇政府发出（430710101）屈农银催通字（2007）第48号《贷款逾期催收通知书》，“致：营田镇政府：截止二00七年四月十二日，贵单位仍欠我行债务本金人民币壹仟陆佰贰拾肆万陆仟元整及利息陆佰零贰万柒千肆佰叁拾贰元叁角贰分。详见下列《欠款清单》……。上述债务均已逾期，贵单位已构成违约，请履行还款业务，特此通知"。营田镇政府加盖公章，确认收到上述催收通知书。2010年4月8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岳阳直属支行向营田镇政府发出《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营田镇政府经办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确认已收到《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694号
【裁判摘要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受诉人民法院有管辖权，但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远洲公司在原审中提交管辖权异议申请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期限，远洲公司所称基于《关于有关债权债务处理的协议》应由其他人民法院管辖亦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级别管辖或专属管辖的范围。原审法院对远洲公司所提管辖权异议不予审查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裁判摘要２】根据远洲公司与金可尔公司签订的《关于有关债权债务处理的协议》，远洲公司承诺在三个月内还清上述欠款，故诉讼时效应从2012年4月13日起算至2014年4月12日届满。金可尔公司于2013年10月24日与王××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处理有关金可尔公司债务问题，该合同约定以王××持有的远洲公司30%股权转让给金可尔公司结清金可尔公司的债权。合同签订时王××仍是远洲公司股东，对于金可尔公司来讲其作为债权人，面对存在内部纠纷的远洲公司，其与作为远洲公司股东的王××协商解决债务问题，应当认定其积极主张权利。而且，在远洲公司与金可尔公司签订的《关于有关债权债务处理的协议》中也有远洲公司不能付清欠款则将王××所持股份转让给金可尔公司的约定，从该约定来看，金可尔公司主张权利亦存在事实上的关联性和延续性。故而可认定金可尔公司该行为主张了债权，可以引起时效中断。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6270号
【摘要】合同无效但签订合同的事实表明债权人主张了债权，可以引起时效中断——案涉《露天煤矿开采协议书》于2012年1月12日终止，远洲公司与金可尔公司签订了《关于有关债权债务处理的协议》，远洲公司承诺在三个月内还清上述欠款，故诉讼时效应从2012年4月13日起算至2014年4月12日届满。金可尔公司于2013年10月24日与王某某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处理有关金可尔公司债务问题，该合同约定以王某某持有的远洲公司30%股权转让给金可尔公司结清金可尔公司的债权。该合同虽被认定为无效，但签订合同的事实表明金可尔公司主张了债权，可以引起时效中断。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知民终1926号
【裁判摘要】增加的诉讼请求与原诉讼请求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不属于可以合并审理的情形——人民法院对于原告增加的诉讼请求予以合并审理至少应满足如下要件：其一，该增加的诉讼请求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其二，该增加的诉讼请求可以与原诉讼请求合并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基于此，人民法院对于原告增加的诉讼请求予以合并审理至少应满足如下要件：其一，该增加的诉讼请求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其二，该增加的诉讼请求可以与原诉讼请求合并审理。本案中，行知公司增加诉讼请求虽然在原审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但根据该增加的诉讼请求内容，即“判令光辉公司、孙××立即停止生产、销售与行知公司相同、相似的产品，即停止侵害行知公司行知艺术学科统考平台、行知艺术素质模测与学习平台两款软件技术秘密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可知，其争议内容属于侵害技术秘密法律关系，与本案争议的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法律关系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故行知公司增加的诉讼请求与其在起诉状中提出的诉讼请求，不属于可以合并审理的情形。对于其主张的光辉公司侵害技术秘密的行为，行知公司可以另行起诉主张权利，原审法院亦予以告知。因此，原审法院对于行知公司该增加的诉讼请求不予准许，并不违反法定程序，亦不影响行知公司的诉讼权利，并无不当。．．．．．．此外，需要指出的是，鉴于行知公司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虽然原审法院对行知公司变更第3项诉讼请求未予准许存有程序瑕疵，但对其实体权利并未产生不利影响，故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应当发回重审之情形。综上，本院在对上述瑕疵予以纠正的基础上，对原审判决予以维持。
摘要2：【摘要】根据《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三条、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计算机软件程序包括源程序与目标程序，同一计算机软件程序的源程序和目标程序为同一作品。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或者部分复制著作权人的软件的，构成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行为。据此，计算机软件程序相同或者存在实质性相似是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构成要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人应当对被诉侵权软件与其主张保护的权利软件构成“相同或实质性相似”负有举证责任。故权利人应当至少提交初步证据证明被诉侵权软件与权利软件整体上高度近似，具有侵权的较大可能性，例如被诉侵权软件与权利软件在运行界面、运行结果、采用的数据结构等可视化内容方面存在实质相似，或者存在相同的权利管理信息、相同的特征性缺陷等情形。．．．．．．然而，根据前文所述，在行知公司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诉侵权软件与其权利软件相比，在整体上构成实质性相似的情况下，本案并无源代码比对的必要，原审法院基于查明事实的需要进行的源代码比对，虽存有瑕疵，但并不影响本案的事实认定，其判决结果正确。
【注解】法院对于原告增加的诉讼请求予以合并审理至少应满足如下要件：（１）该增加的诉讼请求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２）该增加的诉讼请求可以与原诉讼请求合并审理。
摘要1：【案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新民再104号
【裁判摘要】受害人由其退休配偶护理能否主张护理费？——原审已裁决且无争议的赔偿项目不再赘述，现就有争议的翟××主张其妻子作为护理人员的护理费是否应当支持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该条仅是对实际进行护理人员所发生的护理费用计算标准及依据，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第二十条规定受害人误工费计算，但并不等同于受害人的误工费计算及支付条件。本案中，翟××右侧股骨颈骨折，行右髋人工关节置换术，必需有人对翟××进行护理，无论任何人作为护理人员提供了护理劳务，都应产生护理费用。此时，翟××不可能自行护理，姜××对其加害行为产生的损害后果既不自行护理减少经济损失亦不提供护理人员从事护理工作，在此情形下，翟××妻子替代姜××所应当承担的护理责任，姜××就应承担支付护理费责任。护理费是加害人支付给代替其履行护理责任的护理人员的劳务报酬，受害人家属对受害人进行护理，并不是加害人的免费义工，故护理人员与受害人之间是否存在亲属关系以及有无固定收入，并不当然影响护理人员收取护理费用的权利。根据侵权赔偿的基本原则，侵权人的赔偿范围应当以权利人的损失为准，以达到弥补权利人的损失为目的，在人身损害赔偿中，对权利人的损失的赔偿应当以实际产生的损失为限，护理人员提供的劳务亦属于实际产生的损失范畴。固定收入并不当然完全等同于工资，退休人员所领取的养老金是劳动者在工作期间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或根据政策规定作工龄认定视同缴费后，在其达到退休年龄或条件时，退出劳动岗位，不依赖提供劳动而依法领取的养老金，虽为固定收入，其性质已非劳动报酬。原审以翟××的妻子系退休人员,有退休工资作为固定收入,因其未能提交在护理期间收入减少，故对其主张的护理费不予支持的理由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因昌吉回族自治州统计局发布的各县市平均工资中无护工工资标准，故本院酌定翟××妻子的护理费用按奇台县2013年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51095元计算，护理期限为120天，不再另行按日折算，以该标准计算护理费为17031.67元，
摘要2：（续）因其一审主张护理费12765.60元，超出部分视为未主张权利，故本院按其一审主张的12765.60元支持其护理费请求。
摘要1：【案号】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苏01民终10886号
【裁判摘要】关于路易公司主张宋××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请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院认为，路易公司称宋××2018年9月至2019年1月阻扰正常办公和车辆运营，导致公司经济损失7万余元。因此，该诉讼时效应当从2019年1月起算，路易公司称应当从2020年3月起开始计算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本案中，该经济损失争议系在宋××和路易公司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发生，路易公司在仲裁及一审中系基于双方劳动关系主张权利，一审法院认定已过时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对于路易公司称该损失系侵权损失，本案应当适用侵权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路易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宋××赔偿路易公司经济损失71523.38元；2、宋××协助路易公司申报雇主责任险(×××)；3、宋××退还2018年12月至2019年4月为其缴纳的社保4481.35元；4、宋××退还路易公司为其垫付的医药费共计30132.49元。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路易公司的诉讼请求。二三判决：驳回上诉。
摘要1：【案号】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8)苏05民终8862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并未赋予用人单位在对外赔偿后向劳动者追偿的权利。劳动部《工资支付暂时规定》第16条规定了用人单位可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要求劳动者赔偿经济损失，本案中特种守押公司与何××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并无相关约定。根据特种守押公司《关于运钞车及交通安全管理规定》第五条，驾驶员在执行任务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的，根据事故责任的轻重承担不同比例的经济损失。特种守押公司该规定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在该规章制度已向劳动者公示的情形下可作为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但特种守押公司在一审中明确不以劳动争议纠纷主张权利，因此其向何××进行追偿的法律依据和合同依据不足。
摘要2：
摘要1：【案号】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粤06民终5655号
【裁判摘要】（１）合同相对人选择要求公司承担责任是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必要条件；（２）在合同相对人未选择要求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情况下，公司主张应以其为合同主体作为原告主张权利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条规定：“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合同相对人请求该发起人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成立后对前款规定的合同予以确认，或者已经实际享有合同权利或者履行合同义务，合同相对人请求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名义对外订立的合同，原则上应当坚持合同的相对性和名义主义原则，即合同只在特定的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效力，合同相对人应向发起人主张合同权利，而不能向合同关系以外的公司主张合同权利。例外的情况，如果公司成立后确认了该合同或者实际享有合同权利、履行合同义务，并且合同相对人也起诉要求公司承担责任，可以由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由此可见，合同相对人选择要求公司承担责任是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必要条件。本案中，无证据显示合同相对人选择要求派诺公司承担合同责任，并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可由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情形。派诺公司上诉主张应以其为《转让协议书》的主体在本案中作为原告主张权利，其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派诺公司作为原告主体不适格，裁定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495号
【裁判摘要】破产衍生诉讼中债务人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案件，除非法院判决债务人承担民事责任，否则不应将其理解为《企业破产法》上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案件”——骊盟公司在诉讼中仅要求徐××承担保证责任，并未向新吉鸿公司主张权利，也未涉及新吉鸿公司股权质押问题，故本案不适用《破产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四川省彭山县人民法院受理新吉鸿公司申请破产案不影响本案的管辖权的确定。骊盟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徐××根据《预付款买卖合同》约定，以保证人的身份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故骊盟公司主张的法律关系为保证合同关系。涉案《预付款买卖合同》约定，因履行合同发生的争议，“可以向甲方（即骊盟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该约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本案诉讼标的额超过1120万元，应属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范围，因此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787号
【裁判摘要】债权人无权对离婚判决中财产分割、债务承担提出第三人撤销之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鉴于第三人撤销之诉是针对生效裁判提起的诉讼，其起诉条件较普通诉讼更为严格，须同时具备主体、程序、实体等条件要求。第一，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仅限定于有独立请求权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要求第三人与申请撤销的生效裁判内容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且普通债权人原则上不能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本案中，李某享有的是普通金钱之债，不属于法律明确规定给予特别保护的债权，虽然离婚诉讼部分裁判内容有可能影响沈某的偿债能力，对其造成事实上、经济上不利影响，但并不构成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对离婚诉讼标的亦不具有独立请求权，离婚诉讼生效判决结果也仅对沈某和王某的权益产生影响，并未侵害李某的绝对性民事权益，其不具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主体资格。第二，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立法目的是对因故未能参加诉讼可能受到生效裁判拘束的第三人提供事后救济途径，以保护其合法权益不受错误生效裁判所侵害。因第三人撤销之诉撤销的对象是已经生效的裁判内容，其效果上与审判监督程序基本相同，故第三人撤销之诉作为最后的司法救济程序应当以没有其他救济途径为必要前提。本案中，李某以其向沈某出借款项属于沈某和王某夫妻共同债务、101号房屋为沈某单独所有却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判给王某损害其合法权益等为由，就离婚诉讼民事判决第一、第六判项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诉请主要目的是保障其债权的实现。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五条“当事人的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已经对夫妻财产分割问题作出处理的，债权人仍有权就夫妻共同债务向男女双方主张权利。一方就共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基于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向另一方主张追偿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的规定，即便离婚诉讼已经对夫妻财产分割问题作出处理，李某仍有权就夫妻共同债务向沈某和王某二人主张权利，享有法律赋予的救济途径，
摘要2：（续）并非只能通过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程序解决争议。
摘要1：【案号】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苏08民终134号
【裁判摘要】法定代表人在任职期间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是否解除其法定代表人职务应当由公司根据其章程规定并通过合法程序决定（属于公司自治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违反前款规定选举、委派董事、监事或者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该选举、委派或者聘任无效。本案上诉人要求确认象富公司2015年1月26日聘任韩××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行为无效，但上诉人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决定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虽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2006年已被失信列为被执行人，但未提供证据证明，经法院查询被上诉人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最早时间为2015年12月11日，晚于其被聘任为总经理、法定代表人时间。由于上诉人所主张的事实不足以认定象富公司聘任韩××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行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故本院对上诉人的请求不予支持。对被上诉人在任职期间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是否解除其法定代表人职务应当由公司根据其章程规定并通过合法程序决定，本院不予理涉。对上诉人主张因韩××作为失信被执行人不能正常履行职务，损害股东权益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股东提起代表诉讼的前提是公司拒绝或怠于向实施不正当行为的当事人提起诉讼，只有在公司明确拒绝股东请求或者对股东请求置之不理时，股东才能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因上诉人未履行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其直接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最高法执监291号
【裁判摘要１】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人民法院受理执行申请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执行通知书之日起十日内提出"。依据该规定，对管辖权有权提出异议的只能是案件当事人，本案中，南京环强公司作为案外人，不具备提管辖异议的主体资格，其提出管辖权异议缺乏法律依据。
【裁判摘要２】执行程序也可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关于异议、复议裁定认定优先受偿权问题不属于执行异议、复议审查范畴是否正确问题｜首先，权利不经主张难以实现，优先权也是如此。根据我国民诉法的一般理论，实体问题应经过审判程序裁决，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作为一种特定的债权优先权涉及到的实体认定包括确认优先权人及优先受偿的范围，故原则上优先权问题应通过审判程序予以认定。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零八条第二款规定“对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有优先权、担保物权的债权人，可以直接申请参与分配，主张优先受偿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房地产纠纷案件和办理执行案件中，应当依照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的规定，认定建筑工程的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优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从上述规定来看，在执行程序中，也可主张优先权。．．．．．．其次，权利的行使都是有期限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六十四条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的，应当在该执行标的执行程序终结前提出。”也就是说，在执行阶段，一般来说优先权人应在执行过程中、执行标的物执行终结前向执行法院主张优先受偿权。具体到本案，南京环强公司应在执行标的江滨大厦执行终结前向执行法院主张权利，对于其主张的优先权能否成立，法院在审查中会结合实体问题及上述期限规定予以确认。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南京环强公司在涉案房地产被以物抵债后方提出异议，请求撤销以物抵债裁定，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北京高院复议裁定关于南京环强公司的主张实质系要求对以物抵债的标的物之一江滨大厦工程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该主张应当通过执行实施程序提出的认定正确。
摘要2：【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京执复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1423号
【裁判摘要１】债权人未申报债权在重整期间提起诉讼裁定驳回起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专章规定了企业重整制度，旨在维持企业经营，摆脱危机以达再生目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一条之规定，重整计划包括债权调整方案等有利于债务人重整的相应方案。经人民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对债务人和全体债权人均有约束力。因而，为了保障重整计划的顺利进行，不允许债权人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随意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二款禁止未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行使权利，其立法本意即是为了保障重整计划的顺利实施。根据该条文的立法旨意，禁止债权人行使的权利应当指将影响重整计划实施的权利，包括最终体现为要求企业清偿债务、履行合同或者进行赔偿等权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二款“债权人未依照本法规定申报债权的，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之规定，陈××在债权申报期限内未申报债权，便不得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通过行使诉权达到主张债权或者请求赔偿的目的。故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未受理陈××的起诉并无不当。另外，考虑到案涉重整执行计划期间已经结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二款“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之规定，陈××依然可以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而且据城乡建设公司上诉称，其已经在重整款中按照同等顺序债权的受偿比例为案涉债权预留受偿资金。若城乡建设公司所言属实，陈××可依据重整计划向管理人主张权利。故原审法院驳回陈××的起诉并未剥夺其实体权利或者诉讼权利。
摘要2：【裁判摘要２】法院发布的确认债权申报期的公告无须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债权人应当在法院确定的债权申报期限内申报债权——关于原审法院未对一审法院在《人民法院报》刊发公告的事实进行质证即予认定是否属于程序违法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主体是当事人，需要证明的对象是当事人在诉讼中提出于已有利的事实主张。本案一审、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2012年12月15日、20日，湛江中院在《湛江日报》、《人民法院报》等报纸上发布公告，告知各债权人在公告的30日内申报债权”这一事实主张。因此，本案双方当事人均无需就该项事实进行举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五条之规定，债权申报期限自人民法院发布受理破产申请公告之日起计算，故嘉粤集团等34家公司管理人在《南方日报》上刊登《债权申报催促公告》这一事实对本案债权申报期限的计算无实质性影响，该事实不能作为本案关键性证据，即便二审法院未就该事实进行质证，亦不至于成为本案需要再审的理由。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968号
【裁判摘要】主债务人破产后，保证人不能免除支付主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的利息——关于案涉债务计息计算的问题。韶峰公司主张案涉债务利息应计算至主债务人破产之日。原判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关于“保证期间，人民法院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的，债权人既可以向人民法院申报债权，也可以向保证人主张权利。债权人申报债权后在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的部分，保证人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应当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六个月内提出”的规定，认定韶峰集团作为保证人应当对于本案债权在岳阳建材破产程序中未清偿的部分承担保证责任，适用法律尚可。
摘要2：
摘要1：——主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连带保证人的责任范围
【来源：《人民司法·案例》2017年第14期】
【案号】 一审：（2016）浙1002民初2951号；二审：（2016）浙10民终1872号
【裁判要旨】在主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如果该债权附有连带保证担保，保证人责任范围应与主债权一致，对于债权人不能列入破产债权的部分，如破产受理后债权停止计息的规定，其效力应及于保证人。对于债权人已经申报债权后或已部分受偿后又向保证人主张权利，法院无需中止审理案件，可以作出附履行条件判决。
摘要2：【注解】主债务人破产后，基于保证债务的从属性。主债权停止计息的效力及于保证人。
摘要1：规避企业破产法的重整计划条款有效
【裁判要旨】重整计划中包括逾期申报的债权人不得向重整后的企业主张权利的内容，该重整计划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和法院裁定批准，对全体债权人具有约束力。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逾期申报的债权人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支持其清偿债权的主张，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案号】一审：(2017)浙08民初378号；二审：(2018)浙民终93号
摘要2：【来源：《人民司法·案例》 2019年第32期第71-74页】
摘要1：解读：（１）主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债权人向主债务人申报债权同时又起诉保证人的保证纠纷案件，法院应当受理；（２）在具体审理并认定保证人应承担保证责任的金额时，如需等待破产程序结束的，可裁定中止诉讼；法院如径行判决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应当在判决中明确应扣除债权人在债务人破产程序中可以分得的部分。
摘要2：【注解１】（１）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未限定必须以破产程序终结为前置程序和前提条件；（２）债权人可以在破产程序终结后６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而不受原约定保证期间限制）。——参考案例：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闽0582民初9384号
【注解２】企业破产申请被受理后，执行法院中止执行的对象应是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并非对其他被执行人中止执行，执行法院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债务人进行强制执行未违反法律规定。——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最高法执监460号
【注解３】破产程序尚未终结，在债权人已经申报债权并得以确认的情况下债权人能否起诉连带责任保证人？｜（１）债权人既可以向人民法院申报债权，也可以向保证人主张权利，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冲突，债务人破产不应当构成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程序障碍；（２）“应当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六个月内提出”，指的是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最后期限，即债权人在破产程序终结后超过六个月提出权利主张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从该条规定的内容分析无法得出债权人在破产程序终结前不得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意思。——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1676号
【注解４】债权人能否在申报全部债权的同时起诉连带债务人？｜《企业破产法》并未有限制性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２３条的规定精神，破产债权确认之诉与担保之诉并不互斥。——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最高法知民终81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5127号
【裁判摘要】超付工程款发包人以侵权为由主张返还不予支持——根据一审、二审法院已查明事实，润昌置业公司与南京中洲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发生纠纷，现润昌置业公司依据侵权法规定请求判令南京中洲公司、芮××返还侵占财产并赔偿损失，陈××、芮××１承担连带责任。经一审法院释明，润昌置业公司仍坚持以侵权为由主张权利。润昌置业公司应就南京中洲公司、芮××存在侵权行为及其损失承担举证责任，但其提供的证据均与案涉工程施工、工程造价确定及支付情况有关，不足以证明南京中洲公司及芮××的行为构成侵权，也不足以证明南京中洲公司及芮××的行为导致润昌置业公司产生约2000万元损失，二审判决未支持润昌置业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润昌置业公司关于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主张不成立。．．．．．．至于润昌置业公司所称二审法院未对案涉工程造价进行司法鉴定并进行庭审调查以进一步查明事实的问题，因润昌置业公司主张南京中洲公司承担侵权责任，其应当就南京中洲公司存在侵权行为及损害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其在侵权纠纷中请求法院对案涉工程造价进行鉴定及调查缺乏法律依据。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44号
【裁判摘要】承包人向发包人主张优先受偿权的形式之一是协议将工程折价，如果双方在协商过程中，发包人拒绝将工程折价，承包人可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其权利。……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行使期限不由当事人约定加以改变，故双方在《协议》中所作约定，不产生河北建设行使优先受偿权的期间无限延长的法律效果，故河北建设关于其有权在任何时候行使优先受偿权的主张，亦不能成立。鉴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如不及时行使可能影响其他权利人的利益，导致大量社会关系处于不确定状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及在后的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二均明确规定，承包人行使优先受偿权的期限为六个月。对于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起算时间，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二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规定的“自建设工程竣工之日或者建设工程合同约定的竣工之日起计算”变更为“自发包人应当给付建设工程价款之日起算”，目的在于更好地维护承包人的利益。对于何为“发包人应当给付建设工程价款之日"，应当结合个案情况具体分析。……据此，世邦公司的应付工程款尚未完全确定，河北建设具有与世邦公司协商确定工程款数额的合理预期，一审法院自世邦公司应付已确定部分工程款时起算河北建设应当主张优先受偿权的时间并不妥当，应当延长至双方协商不能时。本案中没有证据显示双方协商不能的准确时间，但是河北建设云南分公司曾在2017年7月5日起诉世邦公司主张工程价款及优先受偿权。此案虽因主体不适格被人民法院驳回起诉，但无论享受承包人权利的主体是河北建设还是其云南分公司，均可认定承包人在2017年7月5日以起诉方式向世邦公司主张了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此时，距离2016年11月30日仅有七个月零五天，即使按照世邦公司主张从2016年11月30日起算主张优先受偿权的时间，也仅超过了一个月零五天。本院认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对于承包人具有重大意义，本案中无证据显示河北建设怠于主张权利，将双方协商期间推定为覆盖了一个月零五天符合常理，应当认定承包人在2017年7月5日以起诉方式主张优先受偿权未超出法律规定的除斥期间，河北建设有权在工程款范围内就施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
摘要2：【注解】（１）《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二》将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６个月起算时间规定为应当给付工程价款之日；（２）应付工程款尚未完全确定，承包方与发包方具有协商确定工程款数额的合理预期，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起算点应当延长至双方协商不能时，承包方起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虽然超过６个月除此期间但扣除合理协商时间后未超出除此期间应予支持。
摘要1：解读：（１）一般取回权纠纷以债务人即破产企业为被告；（２）一般取回权纠纷以债务人管理人为被告应裁定驳回起诉。
摘要2：【注解１】（１）破产清算程序中管理人不同意权利人的破产取回权主张，权利人提起一般取回权诉讼的，权利人须以债务人即破产企业为被告；（２）权利人坚持以债务人的管理人为被告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注解２】债权人提起取回权诉讼应当以破产企业为被告而不得以管理人为被告。
摘要1：１.卢某诉福建省某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道路交通行政处罚检察监督案（检例第146号）
【关键词】行政检察 类案监督 定罪量刑 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抗诉 统一执法司法标准
【要旨】对于醉酒驾驶机动车被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吊销行为人持有的所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对行政执法与司法裁判存在适用法律不一致的共性问题，可以采取个案监督和类案监督相结合的方式，在监督纠正个案的同时，推动有关机关统一执法司法标准，保障法律正确统一实施。
２.湖南省某市人民检察院对市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执行活动检察监督案（检例第147号）
【关键词】行政检察 类案监督 行政诉讼执行活动 程序违法 异地管辖
【要旨】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应当对执行立案、采取执行措施、执行结案全过程进行监督，促进行政裁判确定的内容得以依法及时实现。发现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执行活动存在同类违法问题的，可以就纠正同类问题向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并持续跟踪督促落实，促进依法执行。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域集中管辖的行政案件，原则上由受理案件法院所在地同级对应的人民检察院管辖并履行相应的法律监督职责。
３.安徽省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申请执行强制拆除违法占用土地上的建筑物行政处罚决定检察监督案（检例第148号）
【关键词】行政检察 类案监督 违法占地 非诉执行 不予受理 法律适用错误
【要旨】人民检察院在行政非诉执行监督中，对不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应当依法进行监督。发现人民法院在多个行政非诉执行案件中存在同类法律适用错误的，可以通过对其中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件进行监督，解决一类案件法律适用问题，促进建立长效机制，确保法律监督效果。
４.糜某诉浙江省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某市人民政府信息公开及行政复议检察监督案（检例第149号）
【关键词】行政检察 类案监督 送达日期 有效送达 诉源治理
【要旨】人民检察院办理因对送达日期存在争议引发的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发现法律文书送达不规范、影响当事人依法主张权利等普遍性问题，在监督纠正个案的同时，督促人民法院规范送达程序，促使邮政机构加强管理，确保有效送达。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再45号
【裁判摘要】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均于2015年5月1日起实施，缘汇农业公司、京山县政府双方于2010年6月8日签订《关于处理京国用[2006]第335号土地使用权证范围内国有农用地问题的协议》，因缘汇农业公司于2015年3月17日已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其在新法施行前以民事诉讼途径主张权利并无不当。二审裁定撤销一审判决，直接驳回缘汇农业公司的起诉，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
摘要2：【案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鄂民终971号
【摘要】本案双方当事人系因《335号地协议》的履行引发纠纷。该协议约定京山县政府无偿收回缘汇农业公司持用的京国用[2006]第335号土地使用权证范围内的228亩国有农用地，京山县政府另在京山县城市规划范围内无偿为缘汇农业公司置换100亩土地，如缘汇农业公司摘牌则京山县政府退还土地出让金，如第三方摘牌，则将剩余土地价款在扣除征地成本后拨付缘汇农业公司。上述约定系政府作为协议一方与享有土地使用权的法人企业之间就征地补偿事项作出的土地征收补偿协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第十二条第十一项关于“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诉讼”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关于“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协议”的规定，本案所涉《335号地协议》在法律性质上应属行政协议。本案的特殊性在于缘汇农业公司于2015年3月17日提起民事诉讼，而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于2014年11月1日通过公布，于2015年5月1日起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对2015年5月1日前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或者行政赔偿调解书不服申请再审，或者人民法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程序性规定适用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该条款虽未直接规定新法实施前人民法院以民事案件受理的行政协议纠纷应否按修订后的行政案件受案范围规定全部纳入行政诉讼范畴，并不再以民事纠纷案件予以立案受理，但该条款确立了在行政诉讼领域程序性事项适用新法的从新原则。本案双方争议的受案种类及范围问题属程序性事项，依据前述条款规定，本案应作为行政案件审理。故缘汇农业公司主张案涉协议权利应另行提起行政诉讼。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611号
【裁判摘要】借款用于公司生产经营，即使债务人系公司股东，也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本案中，马××１向飞宏公司提供担保在前，马××２与马××１登记结婚在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三条有关“债权人就一方婚前所负个人债务向债务人的配偶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所负债务用于婚后家庭共同生活的除外”之规定，飞宏公司如主张453号判决中马××１所负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就应当举证证明案涉所负债务用于婚后家庭共同生活。再审申请中，飞宏公司明确表示该借款用于建宏公司的生产经营。即使如飞宏公司所述，马××１与其父母***宏、马××３三人为建宏公司股东，建宏公司作为独立法人使用案涉借款，毕竟不同于案涉所负债务用于婚后家庭共同生活。该债务本身不能直接为夫妻双方带来共享的利益，无法认定为夫妻共同生活所需，故原判决以马××１所负债务设立于婚前以及该债务系担保债务为由，未支持飞宏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另，飞宏公司以马××１、马×＊２夫妻无工作、无收入但生活消费较高为由，主张其消费来源于案涉借款。该理由不仅与飞宏公司再审申请中所述款项用途不符，而且即使如其所述马××１夫妻无工作无收入来源，该情形亦不能证明其消费来源于案涉借款。
摘要2：【解读１】股东（夫妻一方）对外借款用于公司经营，公司作为独立法人使用该笔借款，毕竟不同于股东将借款用于其婚后家庭共同生活。该债务本身不能直接为股东夫妻双方带来共享的利益，无法认定为夫妻共同生活所需。
【解读２】债权人（出借人）以债务人（借款人）夫妻二人无工作、无收入但生活消费水平较高为由，主张其消费来源于对己方的借款，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加以佐证，而且即使如债权人所述，债务人夫妻二人无工作无收入来源，该情形亦不能证明其消费来源于对债权人的借款。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1952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规定：“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列举的民事权益中虽未列有债权，但是也未将债权排除在保护范围之外。原判决在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存在主观过错，无偿划转案涉股权行为直接损害了华星公司债权人权益，长城资产公司吉林分公司向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主张权利也不违反债权公平受偿原则的情形下，认定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侵权，适用法律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自破产程序依照本法第四十三条第四款或者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终结之日起二年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按照破产财产分配方案进行追加分配：（一）发现有依照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六条规定应当追回的财产的；（二）发现破产人有应当供分配的其他财产的"。本案中，案涉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事宜的过户登记手续于2009年1月15日办理完毕，华星公司破产管理人于2011年4月15日申请破产时，已经超过管理人行使撤销权的一年期间。2011年8月24日华星公司破产清算程序终结，破产程序终结时，案涉的2000万股国有股权也已经超过了两年追回期，也无法列入破产债权，故案涉的国有股权不属于破产财产范围，长城资产公司吉林分公司在普通程序中单独受偿，并不侵害其他破产债权人的债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最高法执监359号
【裁判摘要】当承包人在执行程序中提出享有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的主张时，执行法院应予充分关注并先行审查，在拍卖、抵债或者分配程序中依法保护其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法释〔2002〕16号）规定，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是法律赋予建设工程承包人的一项法定优先权，承包人可自行行使，亦可向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主张权利，在向人民法院主张权利时既可以通过诉讼程序予以主张，亦可在执行程序中提出，人民法院均应予以保护。当承包人在执行程序中提出享有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的主张时，执行法院应予充分关注并先行审查，在拍卖、抵债或者分配程序中依法保护其合法权益。如果其尚未取得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的执行依据，通过审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等证据仍无法确定优先受偿权范围的，可以告知承包人尽快通过诉讼程序取得优先受偿权的执行依据。虽然承包人关于优先受偿权的主张并不能阻止执行程序的继续推进，但执行法院在处置该执行标的前，应对承包人的建设工程价款予以预留。本案中，针对执行标的，双维集团曾多次提出执行异议、复议及案外人异议之诉，明确主张其对执行标的的地上建筑物享有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但河北两级法院在办理执行案件中，并未依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对其优先受偿权进行审查并予认定。若邯郸中院确实无法在执行程序中确定双维集团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以及范围，至少在作出以物抵债裁定前，应先对双维集团的工程价款作出预留，待双维集团通过诉讼途径明确优先受偿权的范围后予以分配，而非不顾双维集团的优先受偿权，径直将执行标的抵债给申请执行人。之后，双维集团取得优先受偿权的执行依据并提出异议复议申请，但河北两级法院又以作出以物抵债裁定之前，双维集团未提供相应证据为由驳回其异议复议申请，剥夺了双维集团通过执行程序依法主张优先受偿权的权利，应予纠正。
摘要2：
摘要1：【目录】一、可以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请求发包人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的实际施工人不包括借用资质及多层转包和违法分包关系中的实际施工人。(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2021年第20次专业法官会议纪要)；二、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与发包人形成事实上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且工程经验收合格的，可以请求发包人参照合同约定折价补偿。(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2021年第20次专业法官会议纪要)；三、承包人已起诉发包人支付工程款的，实际施工人可以在一审辩论终结前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其另诉请求发包人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不应受理。(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2021年第21次专业法官会议纪要)；四、实际施工人不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2021年第21次专业法官会议纪要)；五、合同无效，承包人请求实际施工人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管理费的，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2021年第21次专业法官会议纪要)；六、承包人对违章建筑不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2021年第21次专业法官会议纪要)；七、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因工程建成的房屋已经办理网签而消灭。(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2021年第21次专业法官会议纪要)；八、不能既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又告知当事人就此另行主张权利。(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2021年第21次专业法官会议纪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1853号
【裁判摘要】分公司与他人签订合同并因此发生纠纷，总公司作为原告提起诉讼、分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符合法律规定——村镇开发公司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司，依法可以成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一分公司系村镇开发公司设立的分支机构，无独立法人资格，虽然可依法成为民事诉讼当事人，但不能据此否认村镇开发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本案中，一分公司与张××建立委托关系，并因此产生纠纷，村镇开发公司作为设立一分公司的法人，以原告的身份提起诉讼，一分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符合法律规定。张××关于应由一分公司而非村镇开发公司向其主张权利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7069号
【裁判摘要】当时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根据本案业已查明的事实，2010年海城市政府决定关闭大顶山果树场，马×当时就已知晓该关闭行为，同时与辽宁省海城市林业局（以下简称海城市林业局）就房屋及附属物、私有树木补偿、解除承包合同等事项签订了安置补偿协议，其于2017年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关于马×称一直通过信访主张权利，因此没有超过起诉期限的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三条关于“不属于起诉人自身的原因被耽误的时间"是指基于地震、洪水等不可抗力耽误的期间，或者基于对相关国家机关的信赖，等待其就相关争议事项进行处理的期间。当事人一方向有关部门申诉信访，其因申诉信访耽误的期间，并不属于上述司法解释第四十三条规定的不计算在内的期间。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7679号
【裁判摘要１】承受行政协议权利义务的第三方可以替代原行政协议相对人成为适格诉讼主体——关于讯驰公司是否具有本案行政诉讼主体资格问题。虽然涉案《合同书》是以正泰公司与市政府之间签订的，但双方《合同书》第二条第1项明确约定，双方对于长安路建设问题由正泰公司在安丘市注册成立房地产开发公司，负责长安路两侧沿街商铺和住宅开发。后正泰公司成立了讯驰公司并负责安丘市长安路的建设等，且根据原审中讯驰公司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长安路的建设等均是以讯驰公司的名义进行拆迁、建设，包括各项费用的支付均是讯驰公司行为，正泰公司亦认可长安路的建设由讯驰公司负责并将其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转让给讯驰公司，讯驰公司实际代替正泰公司履行与市政府之间签订的《合同书》约定的内容，在无其他利害关系人主张权利的情况下，讯驰公司作为实际施工人以及利害关系人，具有本案的行政诉讼主体资格。上诉人市政府上诉所称讯驰公司不具有本案行政诉讼主体资格的理由，不应予以支持。．．．．．．本院认为，正泰公司与市政府签订的《合同书》约定由正泰公司注册成立房地产开发公司，负责正泰公司的合同约定的承建内容，后正泰公司成立讯驰公司，由讯驰公司负责完成了正泰公司合同中约定的内容，且根据原审法院对正泰公司法定代表人进行的调查，正泰公司明确表示讯驰公司承继正泰公司《合同书》中的权利义务，正泰公司不再享有《合同书》约定的权益和履行义务。根据以上事实可以证实，讯驰公司是本案的责任主体，无需追加正泰公司作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因此市政府关于原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关于市政府主张讯驰公司不具备施工资质，《合同书》无效的问题。双方签订的《合同书》中约定了由讯驰公司负责长安路的道路建设以及房地产开发建设。讯驰公司在实际履行道路施工合同中，仅是作为缔约方对合同的约定内容全面履行，对于长安路的道路具体施工并非由讯驰公司承担，而是另行由其他施工单位具体施工，现长安路已施工完毕并交付使用，且本案道路施工并非是以兑价的方式支付工程款项，而是以减免、返还税款的方式进行结算，即使讯驰公司不具备道路施工资质，亦是对工程价款取费标准产生影响，而对于合同中关于减免、返还税款的约定不产生约束力，因此，市政府认为讯驰公司不具备道路施工资质整个合同无效的陈述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鲁行终495号
【解读１】行政协议无效的审查，应当优先适用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也可以适用民事法律规范的规定——脱离行政协议的行政行为属性，单纯援用民事法律规范中合同无效事由条款否认行政协议的效力，既阻碍行政协议功能发挥，有悖于协议设立之初的目的实现，又不利于保护行政协议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解读２】行政协议部分条款无效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整体无效。
【解读３】行政协议中有关税款减免、返还约定效力及履行——相对人要求行政机关依约履行行政协议中减免税款、返还费用的诉讼请求，行政协议中减免税款、返还费用的条款合法有效，可以判令行政机关继续履行协议或者返还相关费用。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沪01民辖终99号
【裁判摘要】合并审理时如不同的诉讼标的之间既有约定管辖又有法定管辖则约定管辖中的管辖利益应更具优先性——首先，本案为保理合同纠纷，虽债权转让是业务的核心内容，但保理合同的内容不仅仅是简单的债权转让。作为金融创新的一种方式，其功能主要体现为贸易融资。故应认为债权转让之内容是在整个保理合同框架下运作的。同时本案中张某、陈某也是属于保理合同的担保人而非债权转让合同的担保人，故原审法院只以债权转让合同确定本案管辖不妥。其次，在案件存在并列的客观合并时，当基于案件审理的需要、纠纷一次解决之要求、程序利益保障等因素不宜分开审理的，如不同的诉讼标的之间即有约定管辖又有法定管辖的，约定管辖中的管辖利益应更具优先性。故在本案保理合同存在约定管辖的情况下，应以上述约定确定本案管辖更为妥当。
摘要2：【案号】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浦民六(商)初字第13327号
【摘要】原告起诉至本院的依据是《国内保理合同》第12.2条的管辖约定，但本院注意到，该合同仅有原告和被告朗特公司的盖章，故该管辖约定对被告红湖公司不能产生效力，因此，本案管辖应依据原告起诉的诉由和诉因予以确定管辖依据。本案案由为保理合同纠纷，但从原告起诉的诉因看，原告作为保理商同时向被告红湖公司、朗特公司主张权利，其权利基础并不相同。原告主张被告红湖公司支付应收账款本金，其权利基础系基于原告自被告朗特公司处受让了被告朗特公司在基础合同《订单合同》下对被告红湖公司享有的债权，即通过债权转让而取得；原告主张被告朗特公司对被告红湖公司未清偿的本金承担清偿责任，其权利基础则系基于原告与被告朗特公司双方签订的《国内保理合同》，即通过保理业务而取得。就两种权利基础的关系而言，债权转让是保理业务开展的基础，保理合同以基础合同的债权转让为前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债权转让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因此，取得被告朗特公司在基础合同中的债权人地位的原告，应当受基础合同《订单合同》的约束，故本案的管辖依据应当按照基础合同《订单合同》予以确定。
【注解】保理商依据保理合同、基础合同及保证合同起诉债权嗯、债务人和担保人，虽然债务人不是保理合同的签订主体，但是应收账款转让发生在保理业务框架内，依据保理合同协议管辖或者法定管辖确定管辖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