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京02民终3357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京02民终3357号
【裁判要旨】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以事实行为放弃股东权利并为股东会决议解除股东资格后，虽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但在公司及股东之间具有拘束力。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如何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四）项和第三十四条规定的答复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如何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四)项和第三十四条规定的答复（2001年12月24日[2001]行他字第10号）
【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四）项和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因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引起的行政赔偿，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应当符合第二十一条第（四）项规定的起诉条件；因行政机关的事实行为引起的行政赔偿，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的，应当适用第三十四条的规定。
摘要2：无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提字第18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提字第189号
【裁判要旨】
（一）本案中不存在与被执行人存款混同的情形。被执行人的银行账户被冻结时，其余额为零。除存款利息外，并无其他资金进入该账户，故该款并未因为进入被执行人账户而混同，已特定化。
（二）案外人没有转移存款权属的意思，被执行人亦没有占有存款的意思。该案中，金赛公司系错误汇入，其没有向被执行人支付的主观意思；被执行人则因帐户已被查封，未以权利人的意思占有该存款，也无法使用、处分该存款。综上，案外人排除执行的主张应予支持。
【解读】误付款系事实行为，双方无转移该笔款项的合意，收款方并非该笔款项的实际权利人，误付款未与账户内其他资金混同，误付款人可以以此为由阻却另案执行程序。
摘要2：【参考意见】本案合议庭的分析主要在于论证被执行人何以未能取得案涉存款的权属。
像物权变动一样，存款权属变动也可以分为继受取得和原始取得。继受取得中最典型的是依法律行为发生的变动，而这需要双方当事人有存款权属变动的意思表示。本案中，最高法院认为由于汇款时账户已经被查封，依常理并不存在该等意思表示。原始取得的事由中与本案比较相关的是混合（裁判文书中写为混同，但因混同在物权法上另有含义，此处应为混合）和占有。混合是动产（严格来说银行存款系债权而非动产，但司法实务多不作此区分）原始取得的一种。即当不同所有人的动产相互混合后，如果不能识别或者识别费用过大，而发生所有权变动。金钱的混合，亦有混合之适用。（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册，315页）但本案中，由于帐户已经被法院查封，且查封时余额为零，因此不存在混合的问题。至于占有，由于汇款时账户已经被查封，被执行人既无占有的意思，也无实际控制可能，因此虽然案涉存款在被执行人账户之内，但被执行人不构成对该存款的占有。
可见，本案中案外人错误汇款时被执行人的帐户已经被冻结此点非常重要。那么如果是先错误汇款，后冻结账户的情况下，情形会否存在差别呢？估计依然还是会有争议的吧。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一终字第16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一终字第168号
【提示】结算行为是法律行为而非事实行为。
【裁判摘要】《关于沈阳金碧辉煌国际俱乐部工程竣工结算确认书》中约定的内容，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应当认定该竣工结算确认书有效。涉案竣工结算确认书是双方当事人对于涉案工程造价的最终确认。
【摘要】2010年12月21日，双方当事人签订《竣工结算确认书》，明确双方同意达成最终结算意见，即涉案工程总造价确认为120150000元；就中建六局承包的建设工程的造价结算，双方不再另行增加任何费用；上述总造价作为本工程最终结算价款；该款尚未扣减甲供材、甲方垫付工程款等；上述应扣减项目尚需双方继续核对。《竣工结算确认书》中约定的内容，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应当认定该《竣工结算确认书》有效。涉案《竣工结算确认书》是双方当事人对于涉案工程造价的最终确认。双方对于涉案工程价款应扣减的项目约定得很明确，即甲供材与甲方垫付工程款等，并不包括甲方外委分包项目。且从常理看，《竣工结算确认书》是在中建六局结束施工已近两年之后签订，若溢利公司应当给付中建六局的工程款中包括7800余万元的其他外委分包项目，则应在该《竣工结算确认书中》注明。另，按照溢利公司的主张，扣减7800万元后涉案工程造价每平米仅为400余元，亦不符合常理。故溢利公司主张涉案工程《竣工结算确认书》中确认的工程价款包含其外委分包项目，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合同的解释应当结合双方约定的具体内容与案件的实际情况综合作出认定。法官对于合同的解释不能偏离双方当事人订立合同时真实意思表示。当事人对合同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
【来源】《合同的解释应当结合双方约定的具体内容与案件的实际情况——辽宁省沈阳溢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载《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59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161-162页
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鄂0606民初403号
摘要1：【案号】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鄂0606民初403号
【裁判要旨】律师函虽然不构成侵犯名誉权，但律师函违反《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律师出具法律意见，应当严格依法履行职责，保证其所出具意见的真实性、合法性的要求”之规定的，判决收回律师函。
摘要2：【裁判摘要】本院认为，本案是因律师函所引起的名誉权纠纷。依据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的规定，公民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的名誉。公民的名誉权，是指公民就其自身属性和价值所获得的社会评价，享有的保护和维护自身权益的人格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第七条规定：“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本案中，被告湖北××律师事务所接受谢××忠等人的委托，以自己的名义向相关金融机构发出律师函，从发函行为的主观上看，其目的在于提醒上述金融机构在对安达公司办理贷款时审慎处理，合理规避贷款风险，而不是为了达到贬损原告曹××个人名誉的目的，其在主观上没有侵权原告名誉权的过错；从发函行为的结果上看，上述金融机构依据被告的律师函没有为安达公司发放贷款，但不必然造成原告曹××个人名誉的受损和社会评价的降低；从发函行为的方式上看，被告在其律师函中引用谢××等委托人认为的“滥用”、“假以”、“损害”等措辞，与侵害公民名誉权所使用的侮辱、诽谤等方式不相符。故被告发送律师函的行为不构成对原告曹××名誉权的侵害。但是，被告湖北××律师事务所在接受谢××等人的委托，以自己的名义向相关银行及单位发放律师函的过程中，没有严格按照《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律师出具法律意见，应当严格依法履行职责，保证其所出具意见的真实性、合法性的要求。在对安达公司的经营状况及是否需要贷款没有确凿证据证实的情况下，就在其律师函中引用其委托人认为的“安达公司是一家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现无贷款需求”的行为不妥，故对原告要求被告立即收回发放给襄阳各家银行的律师函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76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763号
【裁判摘要】
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且需达到享有权益排除执行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
执行异议之诉中，利益和主张相对的双方首先是案外人和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对案件事实的承认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但不能据此当然免除案外人的举证证明责任。
摘要2：【解读１】案外人基于与债务人合作开发房地产提起执行异议之诉，鉴于其不足以证明其为审批手续载明的合法建造主体、投资事实、占有权利外观，不属于合法建造人，不能取得案涉房屋所有权。
【摘要1】合法建造取得物权，应当包括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必须有合法的建房手续，完成特定审批，取得合法土地权利，符合规划要求；二是房屋应当建成。根据查明事实，案涉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建筑用地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等记载的权利人均为佳佳公司。即在案涉房屋开发的立项、规划、建设过程中，佳佳公司是相关行政审批机关确定的建设方，崇立公司仅依据其与佳佳公司的联建协议，并不能直接认定其为《物权法》第三十条规定的合法建造人，并因事实行为而当然取得物权。
【摘要2】《物权法》规定物权公示原则，即物权的变动必须将其变动的事实通过一定方法向社会公开，其目的在于使第三人知道物权变动情况，以免第三人遭受损害并保障交易安全。本案中崇立公司与佳佳公司之间存在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关系，崇立公司有权另案向佳佳公司主张基于合作开发合同产生的相关权利。但在其提交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为相关审批手续载明的合法建造主体、投资事实、占有权利外观情况下，仅依据其与佳佳公司合作开发合同关系，不属于《物权法》第三十条规定的合法建造人，原判决认定崇立公司基于合法建造取得案涉房屋所有权属，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解读２】
（１）执行异议人崇立公司核心待证事实：Ａ．其对争议标的物享有物权；Ｂ．强制执行所需保护的权利不具有有效性。
（２）二审法院认为：《物权法》第３０条规定的适用，其“建造”房屋的事实行为应当严格遵守“合法”前提，且该建造行为已经完成，形成“物”具备物权条件。只有同时符合“合法建造”（必须有合法的建房手续、完成特定审批、取得合法土地权利、符合规划要求）以及建造完成的两个前提，才符合适用《物权法》第３０条的条件。
【解读３】合作建房的出资方以“合法建造”取得物权为由提出执行异议难以获得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529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5297号
【提示】不动产买受人办理了物权预告登记后虽有权排除对该不动产的处分，但却不能绝对排除对该不动产的执行。
【裁判要旨】受让人对被查封的不动产提出停止处分的异议，只要符合该不动产已经办理了受让物权预告登记的条件，即可获得人民法院支持；而受让人提出异议，请求排除对该不动产的强制执行，则应视是否符合预告登记物权的取得条件而定。
【裁判摘要１】苏××针对案涉房屋办理预告登记后，并不享有排除执行的物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条规定：“当事人签订买卖房屋或者其他不动产物权的协议，为保障将来实现物权，按照约定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预告登记。预告登记后，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同意，处分该不动产的，不发生物权效力。预告登记后，债权消灭或者自能够进行不动产登记之日起三个月内未申请登记的，预告登记失效。”该条规定确立了专门的买卖房屋或者其他不动产物权预告登记制度，这是一项既重要又特殊的制度，是为避免“一物数卖”特别是商品房预售中的“一房二卖”等违规违法现象，促进市场交易的健康发展，保护经营者与消费者正当、合法的利益。预告登记制度以风险防范为价值取向，旨在保障债权人将来实现物权。预告登记所登记的，不是不动产物权，而是将来发生不动产物权变动的请求权，即不动产物权的取得权。预告登记的本质特征是使该取得权被登记的请求权具有物权的效力，即纳入预告登记的请求权，具有对后来发生的与该项请求权内容相同的不动产物权的处分行为的排他效力，以至于将来能发生预告登记的请求权所期待的法律后果。因此，苏××进行预告登记的对象是基于《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而产生的债权，苏××进行预告登记后，其对案涉房屋享有的仅是完成本登记的请求权。苏××进行预告登记后，泰润公司开发建造的案涉房屋所有权在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前仍归属泰润公司，泰润公司是基于事实行为而取得房屋所有权。
【裁判摘要２】苏××在办理房屋预告登记后享有的权利不能阻却强制执行措施。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
摘要2：（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本条是关于无过错不动产买受人物权期待权保护条件的规定，之所以要对买受人物权期待权进行保护，实际上隐含的理念是，物之交付的债权优于金钱债权，而本案中抵债协议的目的是消灭金钱债，不应优先于另外一个金钱债权的实现。另据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宏建公司、苏××、泰润公司均确认“现在房子是在泰润公司控制下，没有交房”，即苏××在2016年8月9日人民法院采取查封措施之前并未合法占有该不动产。即使依照苏××再审申请主张是由于宏建公司原因导致其未办理过户登记，但其也不满足该条款第二项之规定，因此，苏××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可以排除执行的情形。
【裁判摘要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对被查封的办理了受让物权预告登记的不动产，受让人提出停止处分异议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符合物权登记条件，受让人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应予支持。”该条司法解释根据物权法关于预告登记法律效力的规定，对金钱债权执行过程中，不动产物权受让人基于其请求权已经办理预告登记的事实提出案外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如何审查，确立了具体标准。所谓金钱债权，指以给付一定数额之金钱为目的之债权而言。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对不动产享有的是物权期待权，并未完成本登记，尚未取得不动产所有权。其案外人异议能否被支持，还要视异议的具体内容而定。本条司法解释对预告登记权利人提出的案外人异议区分了两种情况：一是如果受让人请求停止处分不动产，人民法院对停止处分的异议请求应予支持；二是如果受让人请求排除人民法院查封，则应审查其是否符合取得物权的条件，如果符合，则受让人应确定无疑地取得不动产物权，人民法院应当解除查封。处分是为拍卖等变价措施，由于会影响到标的物所有权的变动，所以会妨碍预告登记权利人行使权利。预告登记期内，预告登记权利人的不动产物权期待权，虽然尚处于债权状态，但已经具备了对抗所有权人和第三人的物权效力，未经预告登记权利人同意，处分该不动产的，不发生物权效力。预告登记权利人的请求权，在性质上属于能够阻止人民法院处分该不动产的实体权利。停止处分不动产和排除对不动产的执行，对于预告登
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盐民终字第01318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盐民终字第01318号
【裁判摘要】争议焦点一：关于案涉人防地下车位的权利性质及权利归属问题。（一）关于土地使用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在土地的地表、地上或者地下分别设立。新设立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得损害已设立的用益物权。”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采取出让或者划拨等方式。”被上诉人提交证据证明其已经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取得了相应的土地使用权。被上诉人与国土资源部门签订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第四条约定了土地使用权的平面界址和空间界址，故被上诉人对本案所涉人防地下车位（在本部分指整个地下车位及其构筑物，下同）相对应的土地，拥有合法的土地使用权。（二）关于建筑物所有权。《物权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建造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所有权属于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但有相反证据证明的除外。”该人防地下车位是被上诉人投资建设，属于其建造的构筑物或者附属设施，被上诉人应当对此享有所有权。（三）关于人民防空法的相关规定是否影响物权权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十八条规定：“人民防空工程包括为保障战时人员与物资掩蔽、人民防空指挥、医疗救护等而单独修建的地下防护建筑，以及结合地面建筑修建的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室。”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对人民防空工程建设，按照不同的防护要求，实行分类指导。”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人民防空指挥工程、公用的人员掩蔽工程和疏散干道工程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组织修建；医疗救护、物资储备等专用工程由其他有关部门负责组织修建。”第二十二条规定：“城市新建民用建筑，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修建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室。”可见，人防工程既有为保障“战时”而单独、专门建筑的工程，也有战时可用、“平时”民用的建筑工程，且不同类人防工程的建筑主体不同，其权属也当然不同，但都要服从防空法的管理，而管理主体与权属主体并不等同。另该法第五条规定：“国家对人民防空设施建设按照有关规定给予优惠。国家鼓励、支持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个人，通过多种途径，投资进行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人民防空工程平时由投资者使用管理，收益归投资者所有。”结合前述几条规定，可见这是对人防工程“平时”与“战时”的使用问题所作的规定，不是对权
摘要2：（续）属问题的专门界定，相反，该条规定恰恰也说明民用建筑的人防工程应为“投资者”所有。总之，被上诉人对案涉人防地下车位享有除土地所有权之外的较为完整的物权，并且根据《物权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因合法建造设立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人民防空法的有关规定不是对人防工程权属的专门规定，与物权法的规定并不存在冲突与矛盾，对案涉人防地下车位的权利性质及其归属的认定并无影响。
【解读】人防工程的地下停车场产权归属于开发商所有。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505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5059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所谓有事实根据，是指诉讼标的能够固定，且能够被特定化或者被识别所需的最低限度的事实。一般情况下，起诉人要明确指出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如果是针对行政机关作出的书面行政决定等行政行为，应当提供该书面决定，如果是针对行政机关的事实行为，则需要提供初步的证据证明行政机关实施了该事实行为。本案中，邓某主张海棠区政府对其实施了征地拆迁行为，但没有履行补偿职责，故提起诉讼，该项诉讼请求是明确的。在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实施征地安置补偿系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履行的职责，但该职责成立的前提是行政机关有实施征地拆迁的具体行为。本案中，邓某仅能提供其与林日武签订的《水产养殖场合作协议书》，尚不能证明海棠区政府或镇政府实施了征地拆迁行为。经过本院当庭询问，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涉案地块至今仍然是集体土地，并未被征收为国有。故，邓某主张海棠区政府实施征地行为缺乏事实根据，海棠区政府当然也不存在履行补偿的法定职责。至于海棠区政府是否实施了拆除行为，邓军提供的证据亦未完成初步的举证责任，不能证明该事实行为存在。本院经询问还查明，邓某所称的鲍鱼场没有工商登记、营业执照等合法手续，也不能提供鲍鱼场进行过生产经营的其他有效证明材料。综上，邓某提起本案诉讼没有事实根据，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摘要2：
民法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问答汇总
摘要1：【目录】1.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情形有哪些？１.１联合承包能否视为转包？2.超越资质等级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否无效？3.未取得规划审批手续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否无效？4.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法院能否收缴非法所得？5.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如何确定损失赔偿责任？发包人能否追究承包人工期延误赔偿责任？6.装饰装修承包人能否主张行使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7.因挂靠施工质量不合格，发包方能否主张挂靠方与被挂靠方承担连带责任？8.企业合作开发房地产的合作方是否需要对外承担连带责任？9.建设工程施工期间建材价格大幅上涨，施工方未主张变更、解除合同，工程竣工后结算时能否以情势变更原则提出变更、解除合同？10.在建房产项目拍卖后，购房者的购房款能否优先受偿？11.农民自建房屋是否适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12.无资质的装修施工合同是否无效？13.中标通知书能否产生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成立的法律效果？14.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发包人能否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14.1发包人能否请求确认转包合同和违法分包合同无效？15.劳务分包人是否属于实际施工人？劳务分包人能否以实际施工人身份向发包人主张权利？16.监理工程师签证能否作为工程结算依据？17.发包方请求承包方返还多支付的工程价款适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还是不当得利纠纷案由？18.承包人对与其不具有合同关系的实际施工人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还款责任？19.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被挂靠单位是否应当对实际施工人承担工程款的支付义务？20.商品房买受人符合哪些条件才能排除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和担保物权的强制执行？21.建筑企业分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否有效？22.施工合同备案取消后如何认定“白合同”？23.分期付款买卖合同能否适用于建设工程合同领域？24.承包人起诉前单方委托鉴定机构出具的造价鉴定报告能否作为法院认定工程价款的依据？2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的暂行意见》是否有效？26.工程价款结算是事实行为还是法律行为？27.法院能否执行品房预售资金监管账户内资金？28.建设工程监理合同是否属于建设工程合同范畴？29.监理单位在哪些情形下应当承担赔偿责任？30.装修工程合同是否属于适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司法解释规定？31．建设工程分包合同是否属于专属管辖？32．装饰装修合同纠纷是否适用不动产专属管辖规定？
摘要2：33.境外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能否约定协议管辖？34.建筑企业与发包方签订建筑合同后，能否由建筑企业分公司提供建筑服务和结算工程款开具增值税发票？35.口头建设工程合同是否合同成立？36.必须招标工程项目范围有哪些？37.能否将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和施工等总承包给只有施工资质的承包单位？38.如何认定违法分包行为？39.如何认定违法发包行为？40.如何认定挂靠行为？41.如何认定转包行为？42.主体工程中钢结构工程能否分包？43.如何区分劳务分包和非法分包行为？44.如何认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实质性内容？45.保修条款和质量保证金条款是否相同？46.承包人未按照约定取得发包人或者监理人工期顺延签证，人民法院能否支持承包人顺延工期主张？47.《招标投标法》禁止低于成本价中标，是指投标单位个别成本还是行业平均成本？48.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权利主体范围有哪些？49.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顺位有哪些规定？50.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范围包括哪些？51.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间多长？52.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行使方式有哪些？53.承包人承诺放弃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行为是否有效？54.承包人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条件有哪些？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29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295号
【裁判摘要１】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将“具体行政行为”的概念修改为“行政行为”，目的是为了引入行政不作为、事实行为以及以行政协议为标志的双方行政行为，使行政诉讼法的适用范围具有更大的包容性。但除此之外，通常意义上的行政行为，仍需具有单方性、个别性和法效性等特征。单方性强调的是，法律效果系基于行政机关单方意思表示；个别性强调的是，行为的对象必须是特定之人和具体事件；法效性强调的则是，行为直接对外发生法律效果。所谓直接，是指法律效果必须直接对相对人发生，亦即行政行为一旦作成，即导致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消灭。所谓对外，是指行政行为对于行政主体之外的人发生法律效果，行政机关之间或行政机关内部的意见交换等行政内部行为因欠缺对外性而不具有可诉性。
【裁判摘要２】所谓多阶段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须有其他行政机关批准、附和、参与始能完成之情形。各行政机关之间，既可能是平行关系，也可能是垂直关系。后者一般如下级机关的行政行为须经上级机关批准才能对外生效，或者上级机关指示其下级机关对外作出发生法律效果的行政行为。在存在复数行政行为的情况下，只有直接对外发生法律效果的那个行为才是可诉的行政行为，其他阶段的行政行为只是行政机关的内部程序。
摘要2：【裁判摘要３】将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复数的诉讼进行合并审理，在诉讼法上称为共同诉讼。法律设置共同诉讼的目的在于节省法院与当事人的时间与劳动，而且也可以避免出现不同法院作出的裁判相互抵触的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共同诉讼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因同一行政行为发生的行政案件”；二是“因同类行政行为发生的行政案件、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其中后一种共同诉讼的具体情形，既包括复数当事人分别起诉，人民法院建议合并审理，也包括复数当事人合并提起共同诉讼，人民法院经审查予以认可。通常情况下，复数当事人无论是针对同一行政行为提起诉讼，还是针对同类行政行为提起诉讼，只要具备以下程序上的要件，人民法院就应当准许合并审理：第一，各诉讼的诉讼标的可以适用同一程序；第二，受诉法院对各诉讼标的具有管辖权；第三，没有其他专属管辖的规定，且没有禁止合并审理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273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2734号
【裁判摘要】本案被诉的强拆行为系事实行为，长安区政府在一审阶段提交的《长安区西兆通镇东兆通城中村改造拆迁安置补偿方案》《拆迁清包工实施协议》《西兆通镇东兆通村委会通告》《东兆通村关于拆迁问题的情况说明》以及《东兆通村民代表召开旧村改造专题会议》等证据，能够证明该强拆行为并非长安区政府直接实施。同时，申请人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长安区政府对涉案房屋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其起诉缺乏事实根据。
摘要2：
（2009）沪二中行初字第28号
摘要1：【裁判要旨】原告未经规划管理部门许可，擅自搭建的建筑物、构筑物虽被认定为违法建筑，但原告对该建筑物、搭建物的建筑材料享有所有权。被告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后，将拆下的部分建筑材料运离现场并作建筑垃圾处理，缺乏法律依据，属违法的行政事实行为，应承担相应的行政赔偿责任。
【案号】（2009）沪二中行初字第28号
摘要2：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晋行再31号
摘要1：【案号】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晋行再31号
【裁判摘要１】本案被强制拆除房屋所在的宅基地为集体土地，改造过程中用于城市公共道路建设用地，万柏林区政府主导辖区内城中村改造，组织整村拆除工作，故大井某社区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发生的征收拆迁行为，包括本案被诉的拆除行为，应由万柏林区政府按照征收集体土地相关法律规定承担责任。由于大井某社区并非行政主体，不享有《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土地征收实施权，更不享有《行政强制法》规定的行政强制权，其直接实施的拆除行为应视为接受万柏林区政府的委托，万柏林区政府对大井某社区实施的拆除行为负有监督管理职责，并承担拆除行为的法律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五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万柏林区人民政府是本案被诉拆除行为的责任主体，属于适格被告。
摘要2：【裁判摘要２】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征收农村集体土地过程中不享有强制执行权，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责令交出土地的决定，是其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实体性依据——关于本案被诉的行政强制拆除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规定，阻挠国家建设征收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交出土地；拒不交出土地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决定的，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依照本章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第五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前，应当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催告书送达十日后当事人仍未履行义务的，行政机关可以向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对象是不动产的，向不动产所在地的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在被征收人拒不搬迁时，应当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及时作出责令交出土地的行政决定，然后再依法催告、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征收农村集体土地过程中不享有强制执行权，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责令交出土地的决定，是其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实体性依据。本案中，涉案房屋在被强制拆除前，被申请人并没有按照上述法律规定履行相应程序，没有向再审申请人作出责令交出土地的行政决定，没有向再审申请人发出催告，也没有告知再审申请人可以行使复议、诉讼等权利，而是直接实施本案被诉行政强制拆除行为，既没有职权依据，也没有执行依据，明显违反了强制执行的法定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二）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判决履行没有意义的”。本案中，被诉拆除行为属于行政事实行为，实施后不具有可撤销内容，依法应当确认被诉行政强制拆除行为违法。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最高法行申262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最高法行申2621号
【裁判摘要】诉讼类型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在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而要实现此一目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诉讼种类之完善。如果对于侵犯公民权利的每一种国家权力行为都有一个适当的诉讼种类可供利用，则公民合法权益的受保护程度势必会得到大幅提高。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虽然没有直接引入诉讼种类的概念，但通过判决方式的丰富和整合，事实上完成了诉讼类型化改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适用解释》）第二条通过对“具体的诉讼请求”的解释，也对各诉讼种类作出了明示性规定。设置诉讼类型的目的既然在于为公民权利的保护提供一种具体方式，那么选择一个适当的类型就不应成为公民的任务甚至额外增加的负担。诉讼类型制度的根本意义更在于对法院的诉讼行为作出规范，以使法院根据不同的诉讼类型选择最适宜的救济方式和裁判方式。通常情况下，原告对于诉讼类型并不表现得多么疏离，因为他在诉讼请求中表达的想要实现的目的本身就已经自然而然地体现为一个具体的诉讼种类。对于诉讼类型不习惯、不熟悉甚至有意排斥的往往是法官，因为他已经在单一的撤销之诉的环境之中浸淫太久，以至于对于任何争议都习惯性地运用合法性审查的方法。
本案中，郭××针对补偿决定提起行政诉讼，他的诉讼请求，除了要求撤销补偿决定，还包括要求对其房屋全部按照商用房给予577.35万元的征收补偿。从诉讼类型上说，提出这种金钱支付请求通常属于一般给付之诉。由于一般给付之诉涉及的往往是行政事实行为，而本案之前已有一个补偿决定，因此更进一步归类于作为一般给付之诉亚类的义务之诉，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履行职责之诉。义务之诉与撤销之诉的趣旨有所不同。撤销之诉旨在撤销一个对原告不利的行政行为，一经撤销，该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就会随之消除，原告所寻求的权利救济也就不待执行即已实现。义务之诉却不像撤销之诉那样源于经典的干预行政，而是产生于给付行政。义务之诉的原告，总是希望通过他的请求获得授益，总是希望通过判决达到一种较之于初始状态更佳的境况。义务之诉中也可能有一个撤销行政决定的请求，但撤销行政决定本身不是目的，也不是必须，原告的终极目的是要求法院判决行政机关履行他所期待的某项义务。正因为如此，法院在义务之诉中并非只是
摘要2：（续）对行政机关已经作出的决定进行合法性审查并一撤了之，而要进一步对行政机关的义务进行裁判。只要原告对所申请的行政行为有请求权，法院就应当直接宣布行政机关的义务。具体到针对补偿决定的诉讼，法院不能仅仅止于对违法的补偿决定的撤销，更要根据原告的请求，对于具体补偿问题作出裁判。本案一审法院对被诉补偿决定进行了合法性审查，以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由予以撤销；对于原告要求判令被告补偿577.35万元的诉讼请求则不予支持，理由是“确定涉案房屋征收行政补偿金额并作出征收补偿决定系被告行政职权范围，原告可在被告作出征收补偿决定的过程中提出证据主张自己相应的权利”，很显然是不适当地采用了撤销之诉的审理方式，其结果是将本来是案件审理重点的补偿问题一推了之。诚然，在义务之诉中也并非所有的案件都能直接宣布行政机关的义务，作出这种具体到位的判决，需要原告具有请求权，也需要裁判时机成熟，也就是所有事实和法律上的前提皆已具备。在有些情况下，法院可以一方面通过责令行政机关补作所欠缺的事实调查，另一方面通过自己判定尚不清楚的法律问题等途径，促使裁判时机成熟。如此一来更能减少循环诉讼、实质解决纠纷。但在有些情况下，如果这种事实调查过于繁重，或者存在行政裁量或判断余地之情形，法院也可以作出一种答复判决，即法院不是直接宣布行政机关的义务，而是责令行政机关按照法院的法律观重新作出决定。显而易见的是，原审法院尽管表示了司法权对于行政权的必要尊重，但却忽视了作出一个必须作出的答复判决。再退一步讲，即使仍然适用撤销判决的方式，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也规定，“……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重作判决针对的正是行政行为被撤销后仍有需要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情形。
【注解】撤销之诉与义务之诉区分——法院在义务之诉中并非只是对行政机关已经作出的判决进行合法性审查并一撤了之，而是要进一步对行政机关的义务进行裁判，只要原告对所申请行政行为有请求权，法院就应当直接宣布行政机关义务。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 (2020)最高法行再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 (2020)最高法行再1号
【裁判摘要1】《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第二十三条第三款、第五十四条规定，在国务院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的期限和区域内，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粘土砖，违反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继续生产、销售的，由地方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国办发（2005）33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墙体材料革新和推广节能建筑的通知》规定，要分批禁止或限制生产、使用实心粘土砖，并逐步向小城镇和农村延伸。到2010年底，所有城市禁止使用实心粘土砖。2011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明确将砖瓦24门以下轮窑以及立窑、无顶轮窑等土窑列为淘汰类产业。根据前述规定，全面停止粘土实心砖生产，是国家产业政策调整的基本导向，人民法院应当支持行政机关为落实国家产业政策调整依法实施的关闭、取缔、强制拆除粘土实心砖砖厂等行政行为。但是，落实国家全面停止粘土实心砖生产政策，也要区分不同情况，依法作出处理：对于责令停止生产时尚拥有合法的生产经营手续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并对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的财产损失依法给予补偿；对于责令停止生产时已经不具有合法生产经营手续的，则应当依法予以取缔；需要强制拆除砖窑等设施的，则应当依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依法予以强制拆除。
【裁判摘要2】对违法采矿行为的取缔，属于行政处罚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第三十九条规定，行政机关按照一般程序给予当事人行政处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告知被处罚人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汉寿县政府对祝家岗砖厂作出取缔的行政处罚，违反法定程序。鉴于撤销对祝家岗砖厂的取缔行政处罚，将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依法应当判决确认取缔行为违法，不撤销保留效力。
摘要2：【裁判摘要3】本案中，法律并未授予任何行政机关对违法采矿予以取缔的行政处罚行为有权自行强制执行，汉寿县政府或者沧港镇政府并无强制执行的法定职权。祝家岗砖厂被强制拆除，属于行政机关超越职权，强制拆除的实施之前，亦未催告履行、作出强制执行决定，未给予祝家岗砖厂陈述权和申辩权，严重违反行政强制执行的法定程序。鉴于强制拆除行为系事实行为，并无可撤销内容，依法应当确认违法。
【裁判摘要4】本案中，祝家岗砖厂取土制砖的采矿许可证已经过期，采矿许可证过期后继续取土烧制粘土砖的生产行为，属于违法生产经营活动。违法取粘土生产出来的未烧制的砖坯，属于违法所得，并非合法权益；烧制粘土砖的轮窑、制砖机等机器设备的残值，在合法经营期限届满时，原本属于祝家岗砖厂的合法财产。但是，用于非法生产粘土砖后，轮窑、制砖机等机器设备成为非法生产经营活动的工具。取缔违法生产经营活动的行政处罚决定，当然包含对违法行为所使用的专门工具的销毁，否则取缔将成为无强制执行内容的处罚，亦无法彻底根除违法取土烧制粘土砖行为。轮窑、制砖机等机器设备等违法生产活动的专用工具，亦不属于应予赔偿的合法权益损失范围。
【裁判摘要5】《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两个以上行政机关作出同一行政行为的，共同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共同被告。也就是说，只有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或者共同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才是适格被告。政府组织、协调相关职能部门配合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进行行政管理活动的，政府的组织、协调行为，和相关职能部门的配合行为，都不属于共同作出行政行为的情形，不是被诉行政行为案件的共同被告。
（2010）瓦民初字第4578号;（2014）大民二终字第00717号;（2014）瓦民初再字第12号;（2017）辽民再1号
摘要1：——联建房屋未登记也可对抗普通债权人的执行异议
【裁判要旨】在联合开发建设的房产未办理不动产登记的前提下，依据房屋建造这一事实行为，联合建设各方可以实际取得对该建造房屋的不动产物权。依据双方生效的产权分配协议内容及其实际履行行为，在客观上具备分割条件的情况下，可以进一步产生对该在建房屋的不动产物权归属予以分割和变动的法律后果。
【案号】一审：（2010）瓦民初字第4578号 二审：（2014）大民二终字第00717号 原再审：（2014）瓦民初再字第12号 抗诉再审：（2017）辽民再1号
摘要2：【载《人民司法·案例》2018年第23期，第108页】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126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1260号
【裁判摘要】（１）承包人或者实际施工人“施工”与物权法中的“建造”并非同一概念，建造是事实行为；（２）以房抵顶工程款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２８条的规定——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沃尔德公司与中宁县第二建筑安装工程公司、李×于2013年8月21日签订《协议》，约定：都市花园19某楼1号商铺工程竣工后，一半产权归二建公司李×所有。李×据此主张因其作为施工人“合法建造”取得涉案商铺所有权。需要说明的是，“施工”与物权法中的“建造"并非同一法律概念，建造是事实行为，李×的该主张法律依据不足，不能成立。一审判决关于李×依据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法律关系中关于不动产物权分配的约定依法享有涉案房屋一半面积所有权的认定，说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本案中，沃尔德公司开发建设的都市花园项目中的涉案商铺及6某楼、广场工程及室外辅助工程由李×实际施工完成，沃尔德公司与李×于2013年8月21日签订《协议》，于2014年12月25日签订《商品房顶工程款协议》，约定以交付涉案商铺的另一半抵顶工程款。一审结合双方已作价抵顶工程款、李×已实际占有或控制使用房屋至今、李×对未办理过户登记没有过错等情况，综合考虑全案因素，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作出认定，长城资产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4073号
摘要1：【裁判摘要】关停行为具有行政可诉性|（１）“关停行为”包括下发相关通知、批复、督查送阅件、供电局停电、水务局停水等一系列行政行为，以起诉不符合“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的起诉条件为由驳回起诉存在不当；（２）“关停行为”本身完全可以表现为一种行政事实行为，不宜苛求当事人必须择出其中的某一个具体程序性环节才允许起诉——本案在案证据显示，被申请人二连市政府于2012年4月9日作出限期关停重点区域粘土砖厂的22号通知以及于2014年5月13日作出同意对和平等三家砖厂予以关闭的29号批复，上述行政行为已经产生了外化效果。本案在卷材料亦反映出存在停水、停电等一系列行政强制行为。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的起诉缺乏事实根据，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根据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二款之规定，针对当事人未能正确表达诉讼请求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释明。人民法院审查诉讼请求是否明确、具体，应根据原告的起诉状等材料予以综合审查、审慎判断。有权利则有救济，对于当事人提出的合法合理的诉求，人民法院应当高度重视，依法及时受理。在本案在案证据可以证明存在关停砖厂行为，且可以初步推定该关停行为系被申请人组织实施的情形下，一审法院以荣兴砖厂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为由裁定驳回起诉，显失偏颇。而二审法院则指出所诉“关停行为”包括下发相关通知、批复、督查送阅件、供电局停电、水务局停水等一系列行政行为，以起诉不符合“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的起诉条件为由不支持当事人的上诉请求，亦存在不当。“关停行为”本身完全可以表现为一种行政事实行为，不宜苛求当事人必须择出其中的某一个具体程序性环节才允许起诉。二审法院的分析理由碎片化了政府组织实施下的一系列关停政策表现，且未履行相应释明义务，即迳行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确有不妥。本案从当事人权利救济的便捷性和可得性角度看，给予其相关诉权有利于人民法院统筹多方面因素综合作出审查判断，有利于实质性化解涉案行政争议。
摘要2：
【笔记】关停行为是否具有行政可诉性？
摘要1：解读：关停行为具有行政可诉性。
摘要2：【注解】（１）“关停行为”包括下发相关通知、批复、督查送阅件、供电局停电、水务局停水等一系列行政行为，以起诉不符合“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的起诉条件为由驳回起诉存在不当；（２）“关停行为”本身完全可以表现为一种行政事实行为，不宜苛求当事人必须择出其中的某一个具体程序性环节才允许起诉。
公务协助关系中的行政诉讼被告
摘要1：【要旨】在公务协助关系中涉及两个行政行为：
（１）请求方的行政行为——当事人如果对于请求方的行政行为不服，则应当以请求方行政机关作为被告；
（２）被请求方的执行行为——被请求方的执行行为的性质取决于其是否超越请求方行政机关的公务协助范围：
Ａ．如果被请求方完全按照请求方行政机关的要求作出执行行为,则此执行行为属于实质意义上的事实行为,行政诉讼被告为请求方行政机关;
Ｂ．如果被请求方行政机关的执行行为超出请求方行政机关要求协助执行的范围，则在超出范围内以被请求行政机关作为被告，即请求方行政机关就其请求另一行政机关为公务协助行为以合法性承担法律责任，被请求方行政机关就其公务协助的执行行为负法律责任。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2301号
摘要1：——起诉条件中“事实根据”的认定
【裁判摘要１】通常认为，所谓“事实根据”，是指一种“原因事实”，也就是能使诉讼标的特定化或者能被识别所需的最低限度的事实。通俗地说，是指至少能够证明所争议的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客观存在。例如，如果请求撤销一个行政决定，就要附具该行政决定；如果起诉一个事实行为，则要初步证明是被告实施了所指控的事实行为。再审申请人提起本案诉讼，系指控再审被申请人津南区政府、咸水沽镇政府对其房屋共同实施了强制拆除的行政行为，故本案的被诉行政行为是实施强制拆除房屋的事实行为。．．．．．．因此，再审申请人对津南区政府提起本案行政诉讼不具有事实根据，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的起诉条件。
【裁判摘要２】移送管辖｜一审法院对再审申请人针对另一被告咸水沽镇政府的起诉亦一并驳回，但驳回起诉的理由并不是没有事实根据，而是违反了级别管辖的规定。行政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对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所作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如果案件属于共同诉讼，数个被告中既包括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又包括低于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其他行政机关，则采取“就高不就低”的原则，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因为按照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上级人民法院有权审理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法律并没有规定下级人民法院可以审理上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因此，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予以受理符合前述规定。但是，共同诉讼之管辖的要件之一是须有被告数人。在被告之一津南区政府被驳回起诉后，被告只剩下咸水沽镇政府，共同诉讼既不成立，咸水沽镇政府又非“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也就不再具有管辖权。不过值得斟酌的是一审法院的处理方式，即，在这种情况下，究竟应当裁定驳回起诉，还是应当将针对咸水沽镇政府的起诉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二条对移送管辖作出规定：“人民法院发现受理的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本案中，一审法院已经受理，受理后发现不属于本院管辖，且案件尚未作出实体判决，应当符合移送管辖的要件。尽管有观点主张，移送管辖主要发生在同级法院之间，对于上下级法院之间主要适用管辖权转移，但是本院认为，管辖权转移是人民法院将本由自己管辖的案件移交给原本没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摘要2：（续）移送管辖则是人民法院将不属于自己管辖的案件移送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本案应当更符合移送管辖的情形，并且，采取移送管辖而不是裁定驳回起诉，更有利于当事人诉权的保护。综上，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针对津南区政府的起诉并无不当；针对咸水沽镇政府的起诉亦裁定驳回，而非移送至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虽有不妥，但念及并不影响当事人另行起诉，且已时过境迁，因此没有纠正的必要。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4080号
摘要1：【裁判摘要】房屋登记争议可能因房屋被拆除而缺乏诉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条、第二条的规定，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在于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也就是说，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应当有合法权益遭受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侵害，需要通过提起行政诉讼使他们受损害的权益得到救济和恢复，即具有诉的利益。具体而言，一是原告要有可能受到行政行为侵害的合法权利或利益，二是该权利或利益具有通过所提诉讼予以救济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本案中，杨××、严××起诉要求撤销常德市政府作出的常政复决字〔2014〕6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61号复议决定），其目的在于撤销王××的房屋登记，将案涉房屋恢复登记至杨××、严××名下。但是，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案涉两套房屋已被征收并拆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因此，案涉房屋在被拆除时物权即已消灭，针对案涉房屋的不动产登记亦失去了载体。在此情况下，常德市政府作出的61号复议决定是否撤销，以及案涉房屋登记是否恢复、恢复至何人名下等，均因房屋灭失而失去了执行的基础。因此，杨××、严××针对案涉房屋的不动产登记及相应行政复议行为提起诉讼，均无法实现其权益救济的目的。同时，不动产登记仅是行政机关对不动产权属予以确认和记载的行为，本身并不直接创设物权，当事人对基础民事法律关系有争议的，应当直接解决基础民事争议。案涉两套房屋已被拆除，征收补偿款已经冻结，尚未支付，本案当事人就案涉房屋登记的争议，实质是杨××、严××与王××之间就房屋及补偿款权属产生的争议，对此，争议双方可直接通过民事确权途径解决。杨××、严××提起本案行政诉讼，不具有诉的利益，二审在裁定驳回起诉的同时，释明争议双方可通过民事确权解决补偿款分配问题，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
行政许可与合同效力关系
摘要1：【要旨】行政许可与合同效力的关系：（１）准予实施某一事实行为的行政许可（不存在被合同行为所违反的问题；（２）准予实施某一类法律行为（应当依据《民法典》第153条有关违法无效及其例外规；（３）准予实施某一具体法律行为（批准是合同的法定
生效条件，应当依据《民法典》第502条有关批准生效合同的有关规则来认定未报批合同的效力）。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