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898号
摘要1：【裁判摘要】关于一审程序中双方当事人的代理人系同一律师事务所律师的问题。《律师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律师不得在同一案件中为双方当事人担任代理人，不得代理与本人或者其近亲属有利益冲突的法律事务”，但并未对同一律师事务所不同律师的代理权限作出限制，故该代理行为并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并且本案二审审理期间已不存在该问题，该事由亦非为人民法院应当再审的法定情形，故对凯兴公司的该项再审申请理由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申147号
摘要1：【裁判摘要】未就委托代理费用进行约定无权主张委托代理费——本案焦点问题在于达民律所与通用公司之间未就委托代理费用进行约定的情况下，对达民律所主张的300万元委托代理费债权应否予以确认。达民律所主张，委托代理法律关系中以有偿委托为原则，无偿委托为例外，律师行业也以有偿代理为惯例，判断律师提供法律服务有偿性与否应以合同法为依据而不能以律师法为依据。本院认为，达民律所与委托客户之间的委托代理法律关系当然属于合同法领域的委托合同关系，该委托代理法律关系当然受合同法调整。但是，不能以此为凭就认定双方之间为有偿委托代理关系。达民律所作为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机构，理应具备更强的法律规范意识，在为客户提供法律服务过程中，应当依据律师法以及相关规范和惯例，与当事人签订书面委托合同，明确约定委托代理事项、代理权限以及收费标准等，规范自身法律行为，发挥自身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应有作用。实践中，律师事务所与委托客户之间也是以签订规范的委托代理协议并明确约定委托代理服务收费标准为一般惯例，而非达民律所所言不签订委托代理协议、不约定收费标准为常态。本案中，达民律所既未与委托人通用公司签订书面委托代理合同，又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双方对相关代理费用有明确约定。在此情形下，将达民律所视为普通民商事主体，依照一般商事交易惯例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为有偿委托，有鼓励律师事务所的不规范行为，导致委托法律关系中双方权利义务的不确定性，引发其他不必要的纠纷或风险之嫌；也不利于规范律师服务收费行为，引导律师认真履行社会责任，促进律师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本案原审诉讼进行过程中，通用公司已经进入了破产重整程序，达民律所的债权应依法由管理人召开债权人会议予以确认，仅凭已不再担任通用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阎××作出的《情况说明》，不足以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已就委托代理的费用进行过明确约定。因此，原审法院认定达民律所主张对通用公司享有300万元债权依据不足，合理有据，本院予以确认。
摘要2：【注解】律所无证据证明双方已达成委托代理合同并约定代理费情形下对其律师费主张不予支持——律师事务所与委托客户之间的委托代理法律关系受合同法调整，但不能以此即认定双方间为有偿委托代理关系。实践中，律所与客户间以签订规范的委托代理协议并明确代理费标准为一般惯例，而非以不签订代理协议、不约定收费标准为常态。在律所既未提供书面委托代理合同，又未能证明双方对代理费有明确约定情形下，将律所视为普通民商事主体，依照一般商事交易惯例认定双方间为有偿委托，有鼓励律所的不规范行为，导致委托法律关系中双方权利义务的不确定性，引发其他不必要的纠纷或风险之嫌，也不利于规范律师服务收费行为，引导律师认真履行社会责任，促进律师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因此，对于原告律所主张的代理费不应支持。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三中民终字第1783号
摘要1：【裁判摘要】就杨××的无权代理问题，本院认为，依照相关法律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因此，在涉及无权代理与越权代理的纠纷中，如果行为人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出现的后果是合同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法律效力，而非合同无效。据此，陈××以杨克飞无权代理为由请求确认杨××与岳××之间房屋租赁合同无效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就陈××主张杨××与岳××之间恶意串通侵害其权益一节，本院认为，当事人有责任对其主张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案中，陈××仅依据案外人的租赁合同的租金标准，尚不足以使本院确信杨××、岳××降低租金标准，构成恶意串通；就杨××是否存在无权处分一节，本院认为，出租行为并非物权法领域中的处分行为，因此不适用该领域中的无权处分的相关规定。在陈××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杨××、岳××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存在其他无效情节的情况下，本院对陈××要求确认杨××与岳××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无效的主张不予支持。进而，对陈××基于杨××与岳××之间的商铺租赁合同无效而提起的杨××、岳××赔偿损失及岳晓强腾退房屋的诉讼请求，本院也不予支持。
摘要2：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黑01民终1510号
摘要1：【裁判摘要】表见代理出具汇票的法律后果应由被代理人承担（根据《票据法》第１４条第２款规定，表见代理出具汇票的签章真实仍应承担票据责任）——票据伪造是指行为人假借或虚构他人名义在票据上为一定的票据行为。实践中，行为人未经他人授权而擅自在票据上以他人名义签章是票据伪造的典型特征。本案中，中宇公司主张案涉汇票系毕××偷盗并加盖中宇公司印章形成，出具汇票未经该公司授权，不是该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鉴于中宇公司在二审中自认案涉汇票签章真实，且毕××系中宇公司负责网银工作的员工，如经中宇公司授权，毕××即有权代表中宇公司出具汇票。根据上述出票事实及中宇公司的自认，可以认定毕××虽没有代理权，但相对人根据毕××在中宇公司的职责范围及案涉汇票签章真实的实际情况，有理由相信案涉汇票系根据中宇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出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人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毕××出具票据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出具汇票的法律后果应由中宇公司承担。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票据上有伪造、变造的签章的，不影响票据上其他当事人真实签章的效力”。根据票据行为独立性和无因性的要求，票据上伪造签章虽不发生法律效力，但也不对真实签章产生任何影响，签章人仍应依据票据所载文义承担票据责任。现中宇公司对案涉汇票上签章的真实性无异议，且中宇公司不能举示证据证明西子西奥公司在取得案涉汇票时对汇票伪造一事知情，故西子西奥公司应享有合法有效的票据权利，有权要求真实签章人履行票据义务。中宇公司上诉主张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七条“依照票据法第十四条、第一百零三条、第一百零四条的规定，伪造、变造票据者除应当依法承担刑事、行政责任外，给他人造成损失的，还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被伪造签章者不承担票据责任”的规定，中宇公司作为被伪造签章者不应承担票据责任。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票据上伪造、变造的签章，不影响票据上其他真实签章的效力”。结合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可以看出，案涉汇票虽系因缺乏授权被毕××伪造，但中宇公司的签章真实，中宇公司仍应就签章的真实性向西子西奥公司承担票据责任。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537号
摘要1：【裁判摘要】债权人变更新的投资方的申请未获批准不属于诉讼时效中止事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的‘其他障碍’，诉讼时效中止：（一）权利被侵害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法定代理人，或者法定代理人死亡、丧失代理权、丧失行为能力；（二）继承开始后未确定继承人或者遗产管理人；（三）权利人被义务人或者其他人控制无法主张权利；（四）其他导致权利人不能主张权利的客观情形。”科朗曼公司主张自2010年初，其新的投资方申请变更审批被拒，至2011年4月2日，经商务部下文特批后完成审批和工商注册登记，科朗曼公司处于瘫痪状态，没有任何人可以代表公司行使民事权利，且不能行使权利的状况具有客观性，符合诉讼时效中止的相关法律规定。本院认为，对于“其他导致权利人不能主张权利的客观情形”的理解应当具有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严重程度，即构成权利人的主体资格丧失或不确定，以及客观上的不能。经审查，科朗曼公司并不存在客观上不能主张其权利的情形，因为：1.从科朗曼公司举证来看，2010年1月科朗曼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决议，新的投资方及新任管理层2010年1月形成决议，重组公司，解聘原公司董事及经理岑×，并令岑×全面移交公司印章、许可证件、业务资料等。证明在2010年1月科朗曼公司新的的股东会、董事会是可以行使权力的，对涉案磷酸欠款即使不便以诉讼方式主张权利，也可以以催收的方式主张。2.申请人的投资人先后委托无锡开炫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向武汉市商务局提交全套变更审批材料，向各级政府部门申诉，直至商务部。同理，申请人的投资人亦可委托律师向被申请人主张权利。3.科朗曼公司在再审申请书中所述新的投资方申请变更审批被拒等理由，均系科朗曼公司所发生的一系列内部事务，并不影响科朗曼公司对外向天辰公司主张权利，故不构成诉讼时效中止的法定事由，科朗曼公司就磷酸项目所涉工程款的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摘要2：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粤01民终2502号
摘要1：【裁判摘要】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应当属于其他导致不能行使请求权的障碍，诉讼时效中止——关于郭××请求是否已过诉讼时效。郭××于2008年7月2日至2009年11月5日期间，向管××出借共计6.6万元。其中2008年7月2日的《借款单》中约定2009年4月前归还，郭××于2016年8月18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按照法律规定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郭××与管××于2010年2月9日登记结婚，于2016年5月9日被判决准予离婚，即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郭××与管××处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基于双方的特殊关系，此时郭××难以向管××主张债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四条规定：“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下列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一）不可抗力；（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法定代理人，或者法定代理人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丧失代理权；（三）继承开始后未确定继承人或者遗产管理人；（四）权利人被义务人或者其他人控制；（五）其他导致权利人不能行使请求权的障碍。自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满六个月，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另外，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郭××于婚前借款给管××，该债权应属于郭××婚前的个人财产，不作夫妻共同财产分配，如认定郭××因在婚姻存续期间没有主张债权而导致超过诉讼时效，显然有失公平。故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应当属于其他导致郭××不能行使请求权的障碍，诉讼时效中止。广州市***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9日作出判决，准予双方离婚，此时郭××、管××的婚姻关系正式结束，可以认定因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情形已经消失，诉讼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后，郭××于2016年8月18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898号
摘要1：【裁判摘要】法定代表人以外的人持有公章应否认定其代表公司意志？｜尽管公章是公司对外作出意思表示的重要外在表现形式，但法律并未规定法定代表人以外持有公司公章的人仅凭其持有公章的事实就能够直接代表公司意志，其是否依授权真正体现公司意志仍需进一步审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法定代表人作为最基础的公司意志代表机关，是法人意志的当然代表，能够对外代表公司的人一般仅有法定代表人；而法定代表人以外的其他人以公司名义对外为民事法律行为需要由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进行授权，适用有关委托代理的法律规定。鉴于《协议书》及其附件非由三方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签订，而由各自其他职员加盖公司公章签订，《协议书》及其附件是否依法发生效力，需要根据具体签订的经办人员是否具有公司的授权（具体由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授权）而定。．．．．．．尽管公章是公司对外作出意思表示的重要外在表现形式，但法律并未规定法定代表人以外持有公司公章的人仅凭其持有公章的事实就能够直接代表公司意志，持有公章是一种客观状态，某人持有公章只是反映该人可能有权代表公司意志的一种表象，至于其是否依授权真正体现公司意志，仍需进一步审查。．．．．．．．综上所述，应当认定黄××、汪××均无权代理抚顺太平洋公司、浙江太平洋公司签订《协议书》及其附件，辽宁立泰公司也无正当理由可以相信黄××、汪××有代理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案涉《协议书》及其附件对抚顺太平洋公司、浙江太平洋公司而言，依法应属不发生法律效力的合同。
摘要2：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苏民申6884号
摘要1：【裁判摘要】委托人未事前同意或事后追认，特别授权的律师代签协议放弃部分款项须赔偿——律师违法执业或者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泽×所指派的律师袁××在赵×案件和赵×案件执行过程中以姜×的名义签订执行和解协议，基于袁××是特别授权，就外部相对人而言，执行和解协议对姜×发生法律效力，但并不影响姜×在代理人存在不当行为时对内享有向代理人索赔的权利。袁××在执行和解协议中放弃部分款项，现并无证据证明得到了姜×的事前同意或事后追认，故一、二审判决将放弃款项数额认定为损失判令泽×所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苏11民终3734号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受托人超越权限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代理人不履行职责而给被代理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2012修正）第五十四条规定：“律师违法执业或者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承担赔偿责任。律师事务所赔偿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的律师追偿”。．．．．．．．上述赵×１、赵×２两案执行中，泽×所指派律师袁××代理姜×参与执行和解，在泽×所没有证据证明征得案件当事人姜×同意的情况下，对执行案件标的数额作出较大减让，致使案件当事人姜×的利益明显受损。因此，原审法院认定泽×所应当向姜×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泽×所上诉主张其指派的律师袁××代理姜×系特别授权，在执行和解中，无需征得当事人同意的问题，本院认为，姜×特别授权泽×所律师袁××代理案件，袁××有权在案件执行中对相关执行事项行使特别授权代理权，但是，在该委托代理关系中，袁××行使代理权不当，造成姜×损失的，应当向姜×承担赔偿责任。
【笔记】代理人能否以特别授权主张免责？
摘要1：解读：（１）特别授权代理人对外有权行使特别授权代理权；（２）但特别授权代理人行使代理权不当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不能以特别授权为由主张免责。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719号
摘要1：【裁判摘要】出借银行账户与损失之间并无因果关系不承担责任——关于添光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问题。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约定金锋公司将股权转让款汇入添光公司的账户，但该约定与林××实施的无权代理行为之间并无关联性，金锋公司并非据此认为林××具备代理权限，因此添光公司出借账号与金锋公司的损失之间并无因果关系。原审法院以添光公司并未参与合同的缔约，也未对金锋公司造成损失为由判令添光公司不承担责任，符合本案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申请人金锋公司以添光公司出借账号的行为违反管理法规，应与林××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申请理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424号民事判决书
摘要1：——容忍代理在股权转让代签行为中的认定
【裁判摘要】股权转让合同中，股东家庭成员的代签行为在没有取得股东明确授权和事后追认的情况下，属于无权代理。股权虽然具有人身属性，但是夫妻、父子关系作为特殊社会关系，在其中一方处置另一方所有且如此巨大的财产时，另一方完全不知情，不符合日常经验法则，应当结合案件的相关事实进行综合判断，如因被代理人容忍家庭成员作为其代理人出现，股权受让方有理由相信代股东签字的行为人有代理权，则构成容忍型表见代理。
【案件索引与裁判日期】一审：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琼民初24号民事判决（2017年11月23日）；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终210号民事裁定（2018年9月29日）；再审一审：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琼民初64号民事判决（2018年12月29日）；再审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424号民事判决（2019年6月28日）
摘要2：
【笔记】越权代表是否准用无权代理法律后果？
摘要1：解读：（１）越权代表对法人、非法人组织不发生效力，法人、非法人组织不承担合同有效情况下的违约责任；（２）但并不意味着法人、非法人组织不承担任何责任，法人、非法人组织有过错的，仍要对其过错行为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区别于无权代理的被代理人不承担责任）。
【注释１】《民法典》第５０４条仅有越权代表规定而无无权代表规定——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对外从事行为仅是越权代表并非无权代表，即便越权行为本质上也属于履职行为，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缔约过失责任）。
【注释２】无权代理的代理人根本没有代理权，其行为与被代理人无关，不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而应由代理人自身承担责任。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