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辖6号
【裁判摘要】请求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应按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来确定本案管辖法院——本案属于合同纠纷，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根据本案程×与孙××之间于2014年9月签订的《协议书》，约定孙××控制的恒泰艾普公司意向收购程×控股的AbrahamLimited持有的Range公司的股权，意向收购价为1200万美元及其按年化20%固定收益等，因此，支付“1200万美元及其按年化20%固定收益”是孙××依《协议书》应履行的义务。而本案原告程×的诉讼请求为：判令孙××向程×支付约定款项及固定收益，如该项诉请不能得到支持，则请求恒泰艾普公司支付上述款项。可见，本案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案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应按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来确定本案管辖法院。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辖61号
【裁判摘要】涉互联网金额纠纷案件双方约定由非真实合同签订地法院管辖条款无效——本案系互联网借贷引发的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案涉《最高额循环贷款合同》系通过互联网方式签订，其中，案涉合同明确约定因履行合同发生争议、不能协商解决时，双方当事人同意向合同签订地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出借人千方公司、借款人黄××住所地均不在北京市海淀区，现有证据材料无法证明当事人系在北京市海淀区签订。此类互联网借贷纠纷，出借方一方主体特定、借款方一方主体不特定，存在着面广量大的情形，虽然协议选择所谓的协议签订地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管辖，系双方当事人在案涉合同中进行的明确约定，但是，在无证据材料可以证明北京市海淀区系案涉合同签订地的情况下，如就此认定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是本案的管辖法院，势必造成大量案件通过协议管辖进入约定法院，破坏正常的民事诉讼管辖秩序，故案涉协议管辖条款无效。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辖55号
【裁判摘要】一般合同纠纷区别于互联网金融纠纷，双方约定“合同签订地”与实际签订地不一致的，以约定为准确定管辖法院——本案系商品房委托代理销售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本案中，链家高策公司与宇晟公司签订的《项目销售合作协议》约定“发生争议可提请本协议签订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签订地点：成都市金牛区”等内容，上述约定系链家高策公司与宇晟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从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报请指定管辖的情况看，尽管可能存在着链家高策公司陈述的案涉合同系项目办公地重庆市签章后交与宇晟公司签章的情形，即：实际的合同签订地与约定的合同签订地不一致，但是，链家高策公司与宇晟公司作为民事主体，约定实际合同签订地之外的地点作为合同签订地，进而作为协议管辖的连接点，系自行决定如何行使诉讼权利的行为。区别于诸如互联网借贷纠纷中出借方一方主体特定、借款方一方主体不特定，产生的纠纷案件存在着面广量大的情形，本案合同主体相对固定，产生的纠纷进入法院诉讼后表现为个案或者一定数量的类案，不会破坏正常的民事诉讼管辖秩序，故四川法院关于链家高策公司与宇晟公司上述约定无效的处理意见，缺乏法律依据，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裁定移送本案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解读：股权作为被执行财产时，《民事诉讼法》第２３１条规定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是指股权所在公司的住所地（即公司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或公司登记的住所地）。
【注解】被执行的财产为股权或者股份的——该股权或者股份的发行公司住所地为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终1047号
【裁判摘要】邮寄送达退回缺席案件属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受理兰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城支行起诉甘肃星通物资有限公司、民和乐华冶炼有限公司、甘肃金洲颐和园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梅××、薛××、马××１、马××２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后，采用邮寄方式向被告甘肃金洲颐和园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工商登记的住所地送达受理案件通知书、起诉状、传票等诉讼材料，邮递信息显示退回。此后，一审法院未依法采取其他合理方式进行送达即缺席审理并判决，属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本案依法应当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审。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000号
【裁判摘要】法院可以按照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送达地址送达诉讼文书｜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送达地址的，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事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第八条的规定，按照该约定送达的地址为当事人送达相关诉讼文书的，符合法律规定。同时，上述“约定送达地址”既可以是合同双方因为合同履行而送达相关文书的地址，也可以是为将来发生诉讼、仲裁时，审判机关、仲裁机构为当事人送达诉讼和仲裁文书的送达地址——《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通知》第八条规定：“当事人拒绝确认送达地址或以拒绝应诉、拒接电话、避而不见送达人员、搬离原住所等躲避、规避送达，人民法院不能或无法要求其确认送达地址的，可以分别以下列情形处理：（一）当事人在诉讼所涉及的合同，往来函件中对送达地址有明确约定的，以约定的地址为送达地址；（二）没有约定的，以当事人在诉讼中提交的书面材料中载明的自己的地址为送达地址……”。潘××在《委托贷款质押合同》第二十条明确其联系地址为“南宁市青秀区金州路××号金旺角商住楼×层×号”，送达方式约定为“以邮政信函递交的，寄出后满七日视为送达”，在其递交的《民事上诉状》确认的地址也是“南宁市青秀区金州路××号金旺角商住楼×层×号”。一、二审法院按照潘××在《委托贷款质押合同》约定的送达地址送达诉讼文书，符合法律规定。
摘要2：
摘要1：【案号】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闽09民申92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据此，两审终审制是我国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当事人如认为一审判决错误，应当提起上诉，通过二审程序行使诉讼权利，即当事人首先应当选择民事诉讼审级制度设计内的常规救济程序，通过民事一审、二审程序寻求权利的救济。再审程序是针对生效判决可能出现的重要错误而赋予当事人的特别救济程序，如在穷尽了常规救济途径之后，当事人仍然认为生效裁判有错误的，其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一审程序后是否上诉，属于当事人对自己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处分。对于未提起上诉的当事人，不应再为其提供特殊的救济机制，否则将变相鼓励或放纵不守诚信的当事人滥用再审程序，从而使得特殊程序异化为普通程序。这不仅是对诉讼权利的滥用和对司法资源的浪费，也有违两审终审制的基本原则。本案中，福安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10日作出(2019)闽0981民初402号民事判决，并以法院专递方式向一重集团大连国际科技贸易有限公司工商登记的住所地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因“查无此单位”被邮政机关退回后于2020年7月21日向其公告送达了本案的判决书，程序并无不当。一重集团大连国际科技贸易有限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提起上诉，应视为其接受一审判决结果。现一重集团大连国际科技贸易有限公司又提出的再审请求，主张一审判决有误应予撤销，明显与其放弃上诉这一行使处分权的行为相悖。故本院对其申请再审事由依法不予审查。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知民辖终274号
【裁判观点】
1.民事案件的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法律关系的，应当依据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案由；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结案时应根据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确定案件的案由。据此，管辖权异议案件不对实体内容审查，相关案由以原告起诉时所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
2.技术合同纠纷中，合同所涉争议的技术标的物，不属于应当由各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院、有关中级人民法院一审的，在诉讼标的额符合级别管辖的情况下，被告住所地所在基层人民法院有权管辖。
3.对于下级人民法院有管辖权的案件，在上级人民法院已经立案受理的情况下，为避免程序多次回转、减少当事人诉讼负累，案件可不再移送。
摘要2：
摘要1：票据权利的行使与保全，应当在票据当事人的营业场所（无营业场所则为住所）和营业时间内进行——（１）权利是指持票人向票据债务人请求支付票据金额的权利；（２）票据权利的行使是指票据权利人请求票据债务人履行票据的行为；（３）票据权利的保全是指票据权利人为了防止票据权利的丧失而采取的行为。
摘要2：【注解】为了保障票据的正常流通和使用，法院在一般情况下不应轻易对票据采取保全措施，只有在法律或者司法解释规定的特定情况下才可以对票据采取保全或者执行措施（对票据保全措施的一般原则——被保全票据现实持票人为非法持票人或者系被起诉要求确认为非法持票人即持票人不享有票据权利或者被诉要求确认其不享有票据权利）。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闽行终654号
【裁判摘要】集体土地及其上房屋承租人作为集体土地的实际使用人对案集体土地征收引起的行政补偿行为有权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对于大运公司是否具有本案原告资格的问题，不应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条等规定为参照，而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可见，行政诉讼原告应当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案中，福州市人民政府的征收行为引起了对涉案被征收房屋价值、搬迁费用和停产停业损失等的行政补偿行为，该行政补偿行为正是大运公司起诉请求福州市人民政府履行的行政行为，即被诉行政行为。根据本案《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租赁合同》等证据，涉案被征收房屋属用于经营的房屋，其由大运公司承租用作住所，且用于生产经营，福州市人民政府对涉案土地和房屋的征收行为造成承租人大运公司搬迁和停产停业等损失，故大运公司与该征收行为所引起的行政补偿行为即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有权诉请给予补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土地使用权人或者实际使用人对行政机关作出涉及其使用或实际使用的集体土地的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本案中，大运公司承租使用涉案集体土地及其上房屋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是涉案集体土地的实际使用人，福州市人民政府的征收行为涉及该集体土地，故对于因涉案集体土地征收引起的行政补偿行为，作为土地实际使用人的大运公司根据该条司法解释的规定，亦有权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从本案事实看，大运公司与先锋公司解除《租赁合同》的主要原因在于福州市人民政府对涉案土地的征收行为，而福州市人民政府作出该征收行为之时，大运公司还是涉案被征收土地及其上房屋的承租人。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租赁合同》已于2013年12月解除，大运公司不再是承租人而无权请求补偿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先锋公司和先锋村虽认可收到福州市人民政府的补偿款6152万元，但主张该补偿款不包括拆迁奖励、停产停业损失等，且没有证据表明大运公司取得拆迁和停产停业等损失的补偿。而且，《租赁合同》未约定涉案房屋补偿问题，大运公司也曾以先锋公司为被告提起租赁合同诉讼，
摘要2：（续）请求解除《租赁合同》并赔偿损失，但未获审理法院支持。综上，大运公司有权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请求福州市人民政府依法予以补偿，具有本案原告资格。
摘要1：因票据纠纷提起的诉讼，依法由票据支付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注释】（１）票据权利纠纷仅限于因行使票据的付款请求权（３２４）和票据追索权（３２５）而引发的纠纷，适用票据特殊地域管辖；（２）票据交付请求权、票据返还请求权、票据损害赔偿请求权、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和汇票回单签发请求权等纠纷不适用票据特殊地域管辖。
摘要2：【注解】票据纠纷属于典型的财产纠纷，故票据纠纷的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管辖法院。——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一终字第8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一终字第88号
【裁判摘要】票据纠纷属于典型的财产纠纷，故票据纠纷的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管辖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各方当事人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最高额担保合同》、《票据代理贴现业务合作协议》、《商业汇票贴现协议》，均确定如发生争议，由济南民生银行住所地即山东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该协议管辖条款有效，应予认定。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辖54号
【裁判摘要１】债务主合同未约定管辖条款但担保合同作出约定，应按照主合同确定管辖法院——本案中，港联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胡野双方之间的主合同《融资租赁合同》并未约定发生纠纷时的管辖法院，虽然在《担保协议》约定管辖条款，但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债权人一并起诉债务人和担保人的，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管辖法院”。本案的管辖应按照主合同《融资租赁合同》确定。
【裁判摘要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九条，财产租赁合同、融资租赁合同以租赁物使用地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有约定的，从其约定。本案涉案标的物是车辆，车辆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确定的“特殊的动产”，按照《民法典》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其权利公示采“登记对抗主义”，本案的管辖从便于人民法院查明相关案件事实出发，虽无法查明车辆实际使用地，可以认定车辆登记地作为合同履行地。本案车辆登记在案外人沈阳世捷开元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名下，故该公司住所地可以认定为《融资租赁合同》的合同履行地，而沈阳世捷开元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的住所地在沈阳市于洪区××街××号，故本案可以指定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管辖。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7)最高法执复16号
【裁判摘要】不能将请求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作为申请执行人无条件的权利，应当允许执行法院在特定案件中根据被执行人的申请，根据双方在履行债务过程中的表现及过错等相关因素酌情减轻或免除加倍支付迟延利息——依照民诉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该条规定于执行措施一章中，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通过制裁不按照生效法律文书指定期间履行的行为，达到促使债务人及时履行义务的目的，同时也进一步补偿债权人因迟延履行造成的损失。通常情况下，生效判决确定的债权未得到实现，执行程序被启动的，可以推定是因为被执行人迟延履行义务的结果，执行部门因而主动依法起算迟延履行利息。但是，在个案中查明债务人有积极履行债务的具体行动，而债权人对债务未履行负有一定责任的情况下，如果对此具体情况完全不予以考量，一律无条件要求被执行人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则将对积极诚信履行债务的人施以制裁，此与设置迟延履行利息以达到促使债务人普遍积极履行义务的立法目的不符。因此，不能将请求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作为申请执行人无条件的权利，应当允许执行法院在特定案件中根据被执行人的申请，根据双方在履行债务过程中的表现及过错等相关因素酌情减轻或免除加倍支付迟延利息。本案需要考虑以下因素：首先，本案判决生效后，武汉国土局为了履行债务作了如下工作：一是在判决确定的给付期间内提请财政审批拨付了案款；二是在判决确定的给付期间内采取邮政快递、报纸公告等方式通知债权人受领案款；三是2015年2月12日发函并派员前往审判部门询问债权人账户信息并请求将案款付至法院账户。上述做法表明，武汉国土局在判决生效后并无怠于履行债务、拖延还款的意图，其曾已经取得了财政部门审批准备了案款，具备了向时利和公司支付的条件，且通过一定途径向债权人发出通知，向审判机关寻求帮助，即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准备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此种诚信履行义务的积极行动应当得到肯定。人民法院缺乏在判决生效后、执行程序启动前接受债务人向法院账户支付债款的相关制度，也是债务人不能及时解除责任的原因之一。而时利和公司作为债权人，对于武汉国土局履行债务应当给予基本的配合，即提供账号信息。如果在此期间时利和公司与武汉国土局取得联系，
摘要2：（续）则完全不需要启动强制执行程序而使判定债权得到实现。由于时利和公司未预留账户信息，住所地无人办公，未在判决确定的期限内与武汉国土局联系，致使武汉国土局未能在具备案款支付条件时顺利履行判决确定的债务，时利和公司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其次，武汉国土局亦并未充分尽到使债务得到履行的责任。当然本院认为该责任不在于其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一条的规定进行提存。依该条规定，债务人可以选择提存方式清偿债务，但该选择应是债务人的权利，而非债务人的法定义务。提存公证收费的通常做法是，提存公证的申请人先行交纳公证费用，办理提存后，受领人受领时可以提取的是提存本金及其产生的活期存款利息。因此，如果确实进行提存，不仅增加债务人负担，债权人在利息方面的利益也将受到减损。且武汉国土局申请财政审批该费用确实存在现行财务规则方面的障碍。因此，将武汉国土局未办理提存公证视为其未尽到履行责任，不尽合理。．．．．．．第三，本案生效判决将武汉国土局支付一般债务利息的截止期限设定为“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即判决生效后三十日。此类判项实际上是适应2014年8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施行前，人民法院在执行实务中将判决确定的一般债务利息计算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日期，此后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双倍计算迟延履行利息的做法。但本案判决生效于上述司法解释之后，依该解释，人民法院在执行中计算迟延履行利息的方法发生了变化，将迟延履行利息区分为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部分的迟延履行利息，一般债务利息按照判决确定的方式计算，加倍部分的迟延履行利息的利率标准统一确定为日万分之一点七五，其计算结果接近于一般债务利息。鉴于本案债务未能实际履行的客观情况，可考虑以加倍部分的迟延履行利息弥补债权人一般债务利息的损失。综合以上因素，本院酌定将湖北高院审判人员就武汉国土局询问时利和公司账户信息及向该院账户付款的请求作出明确答复之日作为加倍部分迟延履行利息计算的时间节点。自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截止该答复之日，可视为武汉国土局的行为不构成迟延履行，不承担该期间内的迟延履行利息；从该答复之日起，武汉国土局应当承担迟延履行利息。
摘要1：——约定管辖虽不能确定具体管辖法院，但可以排除内地法院管辖的，内地法院无管辖权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4205号
【裁判观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三十一条规定，涉外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侵权行为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地点的外国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民事诉讼法关于专属管辖的规定。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签订的《保证书》中约定了“台湾＿地方法院为第一审管辖法院”。上述协议虽未明确本案具体由台湾地区哪一个地方法院管辖，但当事人可以根据台湾地区的法律规定确定由哪一个地方法院管辖，且可以确定的是该协议已经排除了内地法院对本案的管辖权。据此，原审裁定认定原审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并驳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起诉，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97号
【裁判摘要】法院邮寄诉讼文书被退回，退回原因应以“退改批条”记载为准而非以邮政速递系统查询记录为准——传票退回原因以司法专邮退改批条记载的内容为准，悠派公司的名称和地址未曾变更，在本案诉讼过程中能够持续收到其他诉讼材料，因此，悠派公司仅凭邮政速递物流回单主张传票因“收件人名址有误”被退回，依据不足。
摘要2：【解读１】悠派公司提交的快递单查询打印页显示邮件曾因名址有误的原因两次未妥投，第三次投递结果为“退回，妥投”。2016年5月18日邮件被退回，司法专邮所贴的退改批条记载邮件退回原因为“拒收”。一审法院于2016年6月27日对本案进行了缺席开庭审理。
【解读２】二审法院认为：经查，一审法院在受理本案后，以法院专递方式将本案相关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证据复印件等诉讼文书资料寄送至悠派公司的住所地，虽两次未妥投，但第三次因被拒收而被退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法释[2004]13号）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因受送达人自己提供或者确认的送达地址不准确、拒不提供送达地址、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人民法院、受送达人本人或者受送达人指定的代收人拒绝签收，导致诉讼文书未能被受送达人实际接收的，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一审法院对悠派公司的送达依法可视为已经送达。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进行了缺席审理，符合法律的规定。此外，本案悠派公司的地址并未变更，人民法院向相同的收件地址进行送达，悠派公司能够收到一审判决和一、二审的其它诉讼材料，却唯独不能收到一审的开庭传票，不符合常理。悠派公司应对此提供证据证明，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悠派公司关于一审法院程序违法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5931号
《黄某某与厦门双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946号
【摘要】股权受让人提出执行异议之诉成立要件应当包括：其一，受让人与被执行人应当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签订真实有效的转让合同；其二，受让人应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完成公司股东名册的变更，其可依据股东名册向公司主张股东权利；其三，受让人在查封之前已足额支付转让价款或已依约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关于股权被依法查封后，受让人提出执行异议之诉成立的要件|执行异议之诉的基本功能在于通过实体审理程序判断金钱债权申请执行人基于生效裁判对执行标的享有的权利与异议人对执行标的享有的权利谁更具有优先性。申请执行人基于对被执行人享有合法债权，而对被执行人名下执行标的具有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处置，所得价款用于清偿其债权的权利。执行异议之诉制度基本价值取向是基于公平原则，给予符合特定条件的异议人优于普通债权人的特别保护。基于执行异议之诉基本功能与价值取向，除存在法定优先权情形下，受让人提出对执行标的具有优先性因而可以排除强制执行的，一般应当具备以下要件。1.受让人对执行标的权利应当是真实的，且该权利早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即已客观存在。真实性是受让人提出的执行异议能够成立的前提条件，如受让人对执行标的权利为虚假，则无保护之必要，遑论优先保护。人民法院查封之后，任何针对执行标的处分行为均应属无效，故受让人的权利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即已客观存在亦属于其异议能够成立的前提条件。因此，受让人与被执行人应当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签订真实有效的转让合同。2.受让人已实际占有或控制执行标的。在受让人没有实际占有或者控制执行标的情况下，其所享有的仅是请求被执行人依约交付执行标的的权利，该权利属于债权请求权，而债权具有平等性，不能对抗强制执行。在受让人因被执行人的履约行为已实际取得对执行标的占有或控制后，受让人已经可以对执行标的进行占有、使用、收益，而被执行人对执行标的即不再享有上述权益。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对被执行人所采取的强制执行措施，应当以其实际享有的财产或财产性权益为限。在被执行人因丧失对执行标的的占有或控制而对该执行标的不享有任何权益之时，即具有将该财产排除强制执行的可能，
摘要2：（续）也即受让人实际占有或控制执行标的是赋予其优先保护的实质要件。在转让对象系股权的情况下，在认定受让人实际控制执行标的要件时应当考虑到股权的基本特性。股权是股东或出资人对公司所享有的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该权利行使的对象是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据此，股东名册是股东行使股东权利的依据。受让人能够实际行使股权的前提应当是公司股东名册已经变更、受让人已经作为股东记载于股东名册。故受让人应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完成公司股东名册的变更，其可依据股东名册向公司主张股东权利。3.被执行人的责任财产没有因转让行为而不当减少。首先，执行标的原本属于被执行人的责任财产，系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处置，用于清偿债务的对象。受让人取得对执行标的占有或控制是基于转让合同关系，而在该基础法律关系中，被执行人转让执行标的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转让价款。被执行人转让执行标的与受让支付价款构成对待给付关系，两者相互依存，相互构成受领给付的基础。在受让人已经实际支付转让价款或者已依约支付部分价款、剩余价款交由人民法院执行的情形下，被执行人名下财产由该执行标的转化为转让价款，其责任财产范围并没有因转让行为而不当减少。考虑到受让人依约履行支付价款等合同主要义务的情况下，其有权继续保持受领给付状态，可以赋予其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而在受让人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转让对价的情况下，受让人因未履行对待给付义务，缺乏对执行标的继续占有的基础。在该执行标的被人民法院依法查封时，即不应赋予受让人排除执行的权利。其次，执行异议之诉基本价值系公平原则。在受让人未支付价款且不愿意将剩余价款交付人民法院执行的情况下，如赋予受让人优于对执行标的采取查封措施且已支付对价的债权人特别保护则有悖于执行异议之诉制度基本价值。再次，现行司法解释关于受让人能够排除执行的规定中均将转让价款的支付作为核心要件之一。2004年颁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以下简称为《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被执行人将其所有的需要办理过户登记的财产出卖给第三人，......
摘要1：在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依据银行账户名称认定银行账户内存款的所有权人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884号
【裁判观点】货币作为特殊的动产及种类物，自交付时所有权即发生转移。在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依据银行账户名称认定银行账户内存款的所有权人。非银行账户户主即便实际控制了该银行账户，也不影响银行账户内存款的所有权归属。
【裁判摘要１】关于林×对案涉执行标的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问题。货币作为特殊的动产及种类物，自交付时所有权即发生转移。银行账户中的存款，一般情况下，第三人可直接根据该账户名称判断存款的所有权人。林×自认其和建瓯市加丰贸易有限公司（简称加丰公司）汇给坤源公司股东的2000万元款项系为坤源公司增资目的。该款项经坤源公司两股东收取后又转至坤源公司验资账户，坤源公司即成为账户上该存款的权利人，林×主张其对该2000万元存款享有所有权，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林×及加丰公司汇给坤源公司股东2000万元，其可依法向接受该款项的坤源公司股东主张权利。至于林×主张的其对坤源公司案涉账户的实际控制问题，即便其实际控制了该账户，其控制行为也仅是其确保债权实现所采取的手段，并不影响案涉存款的所有权归属，林×应自行承担其债权不能实现的法律风险。关于林×认为二审法院在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对银行账户存款权利归属应进行实质审查问题，本院认为，就银行账户存款而言，在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无论是采用形式审查标准，还是实质审查标准，都应依据账户名称认定账户内存款的所有权人。据此，二审法院认定林×对案涉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关于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对坤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是否影响本案审理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五条规定：“被执行人住所地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案件的，执行法院应当解除对被执行人财产的保全措施。被执行人住所地人民法院裁定宣告被执行人破产的，执行法院应当裁定终结对该被执行人的执行。被执行人住所地人民法院不受理破产案件的，执行法院应当恢复执行。”本案执行异议之诉于2015年7月15日立案，一审法院于2015年12月24日又裁定受理案外人黄×１、林×２对坤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
摘要2：（续）但目前坤源公司尚未被宣告破产，案涉执行程序也未终结。故一、二审法院对本案执行异议之诉审理并作出判决，并无不当。案涉执行程序应否中止属于执行程序中的审查事项，不属于本案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范围。
摘要1：【裁判摘要】（１）债权人代位权诉讼和普通的债权债务诉讼可以并存，债权人可以同时向债务人提起普通的债权债务诉讼和向次债务人提起代位权诉讼；（２）代位权诉讼已经得到法院支持，在次债务人实际履行清偿义务前，债权人有权向债务人提起普通的债权债务诉讼；（３）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并得到法院支持后、次债务人实际履行债务前，不能当然免除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清偿责任及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关于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并得到法院支持后，次债务人实际履行债务前，能否免除债务人的清偿责任及保证人的保证责任问题。本院认为，从债权人代位权纠纷的请求权基础规范看，债权人可以同时向债务人提起普通的债权债务诉讼和向次债务人提起代位权诉讼。同时，债权人代位权不是形成权，即债权人单纯行使代位权，提起代位权诉讼并得到人民法院支持后，次债务人实际履行债务前，不能直接引起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动的法律效果，故也就不能当然免除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清偿责任及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具体评述如下：其一，设立债权人代位权诉讼制度是为保障债权人实现其债权，也是为保持债务人的财产。如果按照债权平等原则，债权人只能代为受领次债务人的给付或者只能由债务人受领后加入债务人的责任财产。那么，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并得到法院支持后，次债务人实际履行债务前，如免除债务人的清偿责任及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既不利于债权人实现债权，也不利于债务人的次债权的保护，这与债权人代位权诉讼制度设计的初衷不符；其二，在次债务人未实际履行债务前，债权人无法实现债权受偿的目的。债权人代位权纠纷的请求权基础规范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债权人的代位权是指债务人怠于行使自己的到期债权，因此对债权人造成损害时，债权人为保全自己的债权，可以诉请法院以自己的名义行使债务人对第三人享有的债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一》）第十五条规定：“债权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债务人以后，又向同一人民法院对次债务人提起代位权诉讼，符合本解释第十四条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起诉条件的，应当立案受理；
摘要2：（续）不符合本解释第十四条规定的，告知债权人向次债务人住所地人民法院另行起诉。受理代位权诉讼的人民法院在债权人起诉债务人的诉讼裁决发生法律效力以前，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五）项的规定中止代位权诉讼。”根据该规定，债权人可以同时向债务人提起普通的债权债务诉讼和向次债务人提起代位权诉讼，即债权人代位权诉讼和普通的债权债务诉讼可以并存。浦发银行忻州支行提起的代位权诉讼不必然导致华融资产公司失去向债务人另行起诉的诉权。《合同法解释一》第二十条规定：“债权人向次债务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代位权成立的，由次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予消灭。”本案中，浦发银行忻州支行提起的代位权诉讼已经得到法院支持，在次债务人实际履行清偿义务前，即债权人与债务人间的债务未实际清偿前，债权人有权向债务人提起普通的债权债务诉讼。原审法院在没有审查案涉债权是否已经实际履行的情况下，仅以“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的条件是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代位权成立”为由作出裁判，适用法律不当。
摘要1：【裁判摘要】本案中，案涉《汽车贷款合同》约定了贷款人主要办公场所所在地人民法院的管辖权，《补充协议》约定借款人户籍所在地人民法院的管辖权。《补充协议》对《汽车贷款合同》中的管辖约定进行了变更，本案应按照变更后的协议管辖条款确定管辖法院。在案涉《补充协议》中，约定的是借款人的户籍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的借款人为个体工商户，个体工商户虽然没有户籍所在地，但是，探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该合同条款中借款人户籍所在地应理解为借款人住所地，即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登记的住所地，南京市秦淮区××服装店注册登记地为南京市秦淮区胡家巷××××号，原告对借款人户籍所在地的理解亦是如此，并向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裁定将本案移送管辖不当。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双方签订的《协议》未能形成真实的商品房买卖意思表示，不具备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核心条款，不符合“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的要件——而案涉《协议》不属于规范的商品房销售合同，亦没有经过规范的合同备案、网签以及预登记等手续，其外观要件上不符合常规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形式要件，可从《协议》是否构成实质合法有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进行审查。首先，从形式要件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商品房的认购、订购、预订等协议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并且出卖人已经按照约定收受购房款的，该协议应当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当明确以下主要内容：（一）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二）商品房基本情况；（三）商品房的销售方式；（四）商品房价款的确定方式及总价款、付款方式、付款时间；（五）交付使用条件及日期；（六）装饰、设备标准承诺；（七）供水、供电、供热、燃气、通讯、道路、绿化等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交付承诺和有关权益、责任；（八）公共配套建筑的产权归属；(九）面积差异的处理方式；（十）办理产权登记有关事宜；（十一）解决争议的方法；（十二）违约责任；（十三）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本案中，买受人乔××与华耀公司签订的《协议》第3条约定，甲方（华耀公司）在收到乙方（乔××）总房款之日自2012年10月7日至2018年10月7日至6年满如数返还乙方所付总房款。该约定明显有异于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一般条款。同时，该《协议》还缺少关于商品房的交付使用条件及日期、办理产权登记有关事宜等事项，而商品房买受人支付价款、出售方交付房产、继而将房屋过户至买受人名下，这是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基本合同目的，这些要件对于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成立来说至关重要，本案《协议》缺乏上述商品房买卖合同成立的基本要件。其次，从意思表示要件看，如前所述，案涉《协议》一方面约定一定期限内退回房款，另一方面没有关于房屋交付和过户登记事宜的约定，双方对于商品房买卖法律关系最基础的条件没有约定，或与一般商品房买卖法律关系约定不同，难以构成房屋买卖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实施下列行为之一，
摘要2：（续）符合本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处罚：（一）不具有房产销售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房产销售为主要目的，以返本销售、售后包租、约定回购、销售房产份额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及《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房地产开发企业在销售商品房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１万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罚款：（三）返本销售或者变相返本销售商品房的；……”的规定可以看出，利用“返本销售”模式吸收资金可能构成犯罪，至少也是行政机关应当采取处罚措施的违法行为。从房款交纳的方式上看，相关款项未打入监管账户，相关款项仅开具收据，未开具交纳房款发票等，种种均有异于普通的商品房买卖方式，从侧面印证双方之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房买卖法律关系。因此，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协议》未能形成真实的商品房买卖意思表示，不具备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核心条款，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项规定的“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的要件，二审判决以此认定乔××就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实体权益，依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
摘要1：【裁判摘要】当事人以原审法院对于其他当事人存在程序或实体违法为由提出再审申请不具有再审利益——丽晶公司称原审法院对于庄××的送达及缺席判决存在程序违法，但丽晶公司与庄××并非同一民事主体，庄××没有就此提出异议。丽晶公司的诉讼权利已得到充分保障，丽晶公司对庄××的诉讼权利不具有再审利益。丽晶公司主张原审法院不应将抵押物被采取保全措施后产生的利息纳入优先受偿的范围，但该抵押物为李××、庄××名下的房产，该财产权属与丽晶公司无关，原审法院认定被采取保全措施后产生的利息在抵押物担保范围之内，亦不损害主债务人丽晶公司的权益，故丽晶公司对抵押物的担保范围亦不具有再审利益。综上，丽晶公司的再审申请与其自身权益无关，原审法院的认定并未损害丽晶公司在程序及实体上的权益。
摘要2：【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闽民终1501号
【摘要】被羁押当事人在看守所当着法官面签署《送达地址确认书》及《授权委托书》有效——经查，原审法院经办法官于2019年6月10日到晋江市看守所对在押人员李××进行调查，李××确认收到了法院之前寄送的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并于当日发表了答辩意见和质证意见，表示对借款事实无异议，对签字保证、提供抵押担保的事实也无异议。李××在法官面前签署了《送达地址确认书》及《授权委托书》，授权其妻子庄××为本案诉讼代理人，并明确送达地址为：泉州市丰泽区。该地址为李××、庄××在泉州共同的住所，在2019年1月9日庄××恋向本院刑三庭邮寄的ＥＭＳ信件封面上，庄××使用的亦是该地址。另外，原审法院于2019年6月13日向庄××该住址邮寄送达开庭传票，邮件面单显示有人代为签收。综合以上情况，本院认为李××授权其妻庄××进行诉讼的意思表示真实且不违反法律规定，是有效的授权委托行为，其所确认的送达地址是李××、庄××在泉州共同的居住地，原审法院通过法院专递向该地址寄送的开庭传票亦有人代为签收，是有效送达。在此情形下，庄××拒不到庭参加一审诉讼，应视为放弃其诉讼权利。一审法院对此不存在违反程序的情形。
摘要1：【裁判摘要】上诉人恶意拖延诉讼，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按撤回上诉处理——送达是人民法院民事审判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不仅关系到当事人双方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的实现，也直接制约和影响着民事裁判的质量和效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法释[2004]13号)第二条规定：“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其送达与人民法院送达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因受送达人自己提供或者确认的送达地址不准确、拒不提供送达地址、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人民法院、受送达人本人或者受送达人指定的代收人拒绝签收，导致诉讼文书未能被受送达人实际接收的，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中山市××照明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本案的上诉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本应积极参加二审诉讼，但在本院已成功向其电子送达案件受理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后，拒不接收本院向其电子送达的开庭传票，且本院按其工商登记的住所地址，也即中山市××照明科技有限公司上诉状载明的住所地址邮寄送达开庭传票，经邮递员多次投递，以拒接电话、甚至以“电话拉黑”的方式拒收送达邮件，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意欲拖延诉讼、恶意逃避法律责任，不仅影响了人民法院正常的诉讼秩序，更重要的是妨碍了另一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及时行使和对实体权利的维护。上诉人中山市××照明科技有限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十一项、第一百八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本案按上诉人中山市××照明科技有限公司撤回上诉处理。一审判决自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债权人在约定“纠纷由原告所在地法院管辖”条款情形下转让债权的，债权受让人起诉时如何确定管辖法院？｜此处的“原告”应为《协议书》的签订主体，债权受让人起诉的实质是行使债权转让人对债务人的请求权，故债权转让人住所地人民法院应为管辖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三条规定，“合同转让的，合同的管辖协议对合同受让人有效，但转让时受让人不知道有管辖协议，或者转让协议另有约定且原合同相对人同意的除外。”本案中，南昌××重庆渝北分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受让了即科金融公司对黄×享有的债权，依据《金融信息服务居间协议》等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黄×履行债务。在南昌××重庆渝北分公司未主张受让案涉权利时不知道有管辖协议或者转让协议另有约定且原合同相对人同意情形下，案涉《金融信息服务居间协议》关于“纠纷由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的约定，对南昌××重庆渝北分公司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本案中，即科金融公司与黄×签订的《金融信息服务居间协议》关于“纠纷由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的约定，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其中，《金融信息服务居间协议》签订时，“原告”虽无法具体确定，但能够明确的是，此处的“原告”应为合同签订主体即科金融公司、黄×。南昌××重庆渝北分公司作为即科金融公司对黄×债权的受让人，起诉的实质是行使即科金融公司对黄×的请求权，因即科金融公司住所地位于上海市杨浦区，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是本案的管辖法院。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将本案移送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３３条规定，合同转让的，合同的管辖协议对合同受让人有效；但转让时受让人不知道有管辖协议，或者转让协议另有约定且原合同相对人同意的除外。（２）债权人在约定“纠纷由原告所在地法院管辖”条款情形下转让债权的，此处的“原告”应为《协议书》的签订主体，债权受让人起诉的实质是行使债权转让人对债务人的请求权，债权转让人住所地人民法院应为管辖法院。
摘要2：【注解１】原合同管辖协议对债权受让人是否具有约束力？——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３３条规定，除非存在除外情形，债权转让原合同管辖协议对债权受让人具有约束力。
【注解２】哪些情形下原合同管辖协议对债权受让人不具有约束力？——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３３条规定，原合同管辖协议对债权受让人不具有约束力两种情形：（１）转让时受让人不知道有管辖协议的；（２）转让协议另有约定且原合同相对人同意的。
摘要1：【裁判摘要】原被告通过第三人完成借贷并约定由该第三人所在地（属于“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法院管辖有效——依照《中华人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协议管辖制度的核心是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让双方当事人选择法院审理涉诉纠纷。一旦以达成协议管辖的方式共同作出决定，当事人双方都应接受协议管辖的约定。关于如何理解“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应当结合具体案件情况具体分析，结合争议的法律关系的具体情形，综合考虑当事人的情况及涉诉法律行为等诸多因素，确定该地点是否与争议有实际联系。本案中，当事人通过丙方砚下公司的金融平台签订《砚下金融借款协议》电子合同，明确约定“如发生纠纷，由丙方(砚下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同时，出借人和借款人均授权通过砚下公司完成借贷行为。由此可见，砚下公司的所在地与本案争议有实际联系，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作为砚下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裁定将本案移送管辖不当。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通常情况下协议管辖只能约束合同双方而不能约束第三人，但在合同转让中第三人受让合同权利或承担合同义务同时应视为接受合同关于协议管辖的约定——航汇公司与中航信托签订的《借款合同》第12.2条约定：“……如发生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向债权人住所地(即南昌市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约定表明，中航信托、航汇公司就《借款合同》及后续协议发生争议的管辖法院已形成一致意见，由南昌市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十三条规定：“合同转让的，合同的管辖协议对合同受让人有效，但转让时受让人不知道有管辖协议，或者转让协议另有约定且原合同相对人同意的除外。”该法条的立法本意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通常情况下，合同中关于管辖法院的约定，只能约束合同双方，而不能约束第三人。但在合同转让中，对第三人而言，其受让合同权利或承担合同义务同时应视为接受合同关于协议管辖的约定。本案中，鑫海汇公司亦自认接受原管辖条款。故债权转让后，管辖条款效力不变，对鑫海汇公司与航汇公司均有约束力。故本案应由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
摘要2：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华庆自行车(深圳)有限公司诉招商局保险有限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受理问题的复函（2003年6月7日 [2002]民四他字第20号）
【摘要】本案《火险投保书》中被保险人的住所地、保险标的物所在地均在广东省深圳市，故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应当依据我国有关法律确定该投保书的仲裁条款的效力。由于《火险投保书》中仲裁条款没有约定仲裁地点和仲裁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八条的规定，该仲裁条款为不可执行的条款，应确认其无效。据此，同意你院意见，本案应由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
摘要2：
摘要1：【要旨】（１）保险公司县级营销服务部办理人身保险业务；（２）保险公司提供了由公司省分公司批准生效而加盖总公司(住所地在北京)印章的格式合同；（３）保险费则由该公司的市中心支公司收取并出具了发票——该公司市中心支公司是适格主体。
【注解】保险公司支公司有诉讼主体资格。——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１５６.保险公司支公司有无诉讼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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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被告向原告出具的欠条虽载明“该纠纷由××法院管辖”，但该欠条系被告单方出具的对双方当事人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确认，现无其他证据材料用以证明原、被告就协议管辖达成一致意思表示，故该协议管辖条款不成立——本案系劳务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本案中，刘××主张与徐×存在着劳务合同纠纷，请求法院判令徐×支付人工工资。案涉欠条虽载明“该纠纷由兴化法院管辖”，但欠条系徐×单方出具的对当事人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确认，现无其他证据材料用以证明刘××、徐×就协议管辖达成一致意思表示，案涉协议管辖条款不成立，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以案涉协议管辖条款有效为由，裁定将本案移送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法院处理，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被告徐×的住所地在杭州市西湖区，刘××作为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在江苏省兴化市，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和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法院对本案均有管辖权。……在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和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法院对本案均有管辖权的情况下，考虑本案原告刘××选择在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起诉，且本案已经移送至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为避免诉讼迟延、减轻当事人诉累，本案可以由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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