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一终字第3号
【裁判摘要】北京一建起诉时，就诉讼请求标的额人民币102770978.39元的构成，提供了双方所签合同、工程结算资料、工程项目变更资料等证据予以证明，至于其所举证能否证明其诉讼请求，需经开庭审理后方能确定。三上诉人主张北京一建虚增诉讼标的额、恶意规避管辖缺乏证据支持，其理由不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08]10号）第一条的规定，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可管辖诉讼标的额在1亿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50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本案的诉讼标的额超过5000万元，且当事人不在同一辖区，符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第一审民商事案件的标准。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辖终191号
【裁判摘要】恒丰银行重庆分行起诉请求担保人对案涉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罚息及违约金承担连带担保责任，金额超过1亿元。恒丰银行重庆分行的诉讼请求是否能得到支持应在审理阶段认定。立案受理阶段，应以恒丰银行重庆分行起诉请求给付的金额确定诉讼标的额。因此，本案诉讼标的额已超过1亿元，且宋××住所地位于浙江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5]7号)第二条第二款之规定，本案符合重庆高院级别管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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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浙民辖终240号
【裁判摘要】（１）被诉请求行为的实施与网络有关但不属于信息网络侵权行为，不适用《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２５条规定；（２）商标侵权案件中“侵权结果发生地”不是管辖连接点，也不能将网购收货地作为管辖连接点——第一，关于本案是否可以适用民诉法解释第二十五条。民诉法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信息网络侵权行为实施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计算机等信息设备所在地，侵权结果发生地包括被侵权人住所地。”本院认为，上述规定中的信息网络侵权行为指的是侵权人利用互联网发布直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信息的行为，主要针对的是通过信息网络侵害他人人身权益以及侵害他人信息网络传播权等行为，即被诉侵权行为的实施、损害结果的发生等均在信息网络上，并非侵权行为的实施、损害结果的发生与网络有关即可认定属于信息网络侵权行为。本案中，根据科丰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被诉侵权行为包括徐××制造、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但根据科丰公司提交的公证书记载，徐××在淘宝网店中展示了被诉侵权产品的图片，科丰公司在该网店购买了被诉侵权产品，徐××在线下完成发货等事宜。上述交易中，淘宝网仅是双方交易的媒介，被诉侵权行为的实施仅与网络相关，不属于通过信息网络侵害他人人身权益及侵害他人信息网络传播权，故被诉侵权行为不属于信息网络侵权行为，本案不应依据民诉法解释第二十五条的规定确定管辖。原审法院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第二，关于本案是否可以适用民诉法解释第二十条。民诉法解释第二十条规定：“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通过信息网络交付标的的，以买受人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通过其他方式交付标的的，收货地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有的，从其约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因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提起的民事诉讼，由侵权行为的实施地某某侵权商品的储藏地或者查封扣押地某某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本院认为，在侵犯知识产权案件中，由于附着了商标或者其他权利的商品具有大范围的可流通性，如何确定侵权行为地有不同于一般民事纠纷案件的特殊性。在商标侵权案，除了大量侵权商品的储藏地以及海关某某工商等行政机关依法查封某某扣押侵权商品的住所，仅侵权行为的实施地或者被告住所地可以作为管辖依据管辖依据，而不再依据侵权结果发生地确定管辖。
摘要2：（续）至于通过网络购物方式取得被诉侵权产品，虽然形式上与“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买卖合同"并无区别，但权利人所提出的侵权主张并非仅针对这一特定的产品，而是包含了特定权利的所有产品。因此，在侵害商标权案件中，不能适用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将网购收货地作为管辖连接点。本案为侵害商标权纠纷，虽然科丰公司通过淘宝网购买被诉侵权产品后，在浙江省温州市接收了装有被诉侵权产品的快递，但浙江省温州市作为网购收货地不是本案的侵权行为实施地，不能据此确定本案的管辖。
摘要1：解读：（１）除侵犯专利纠纷案件外，侵犯其他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的管辖连接点均不包括侵权结果发生地；（２）商标侵权案件中“侵权结果发生地”不是管辖连接点，也不能将网购收货地作为管辖连接点；（３）被诉请求行为的实施与网络有关但不属于信息网络侵权行为，不适用《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２５条规定。
摘要2：【注解１】（１）“信息网络侵权行为”仅限于行为实施地及结果地均发生在信息网络的侵权行为；（２）对于“仅利用网络方式实施但侵权行为的完成在网络之外”或“仅利用网络之外的方式实施侵权但侵权行为的结果发生在网络上”两种情形，行为实施地或结果发生地二者之一存在具体的侵权行为地。
【注解２】在网络环境下如果在网站、网店页面中未经许可展示他人注册商标的标识属于信息网络侵权行为（注册商标标识的载体是网络），适用《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２５条规定。
【注解３】侵权人仅在网络上销售侵犯商标权的商品，商标标识展示或使用的载体仍然是相关的商品，网络只是推广、销售侵权商品的渠道，不应认定为信息网络侵权行为，不适用《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２５条规定。
【注解４】在侵犯商标权案件中，除了大量侵权商品的储藏地以及海关、工商等行政机关依法查封、扣押侵权商品的所在地外，仅侵权行为实施地或者被告住所地可以作为确定管辖的依据，而不再依据侵权结果发生地作为确定案件管辖的依据。——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终899号
【注解５】（１）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权结果发生地具有不确定性，不应作为确定管辖的依据；（２）在确定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的管辖时，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１５条的规定，即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指导性案例223号：张某龙诉北京某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程某、马某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
摘要1：【案号】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鄂06民辖终84号
【裁判摘要】本案原审原告陶××向原审法院起诉称，原告购买了位于襄州区澜岸还建房一套，2017年初，原告收看了原审被告襄阳世匠装饰设计有限公司在襄阳广播电视台滚动播出的装修广告之后，凭着对襄阳广播电视台的信任，原告与原审被告襄阳世匠装饰设计有限公司签订了装修合同，并支付工程款78000元，被告襄阳世匠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仅完成工程量约18000元。2018年6月8日，被告襄阳世匠装饰设计有限公司突然撤离，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原告认为，被告襄阳世匠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作为广告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襄阳广播电视台作为广告发布人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襄阳世匠装饰设计有限公司赔偿原告工程款损失60000元，被告襄阳广播电视台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在案件管辖权异议审查阶段，应依据原告诉讼请求、依据的事实和理由确定案由并据此确定案件管辖。据原审原告陶××的起诉情况，本案系基于侵权法律关系提起的诉讼，并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所规定的不正当竞争中的虚假宣传案件，不属知识产权纠纷。且本案诉讼标的额为60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本案属于应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原审被告襄阳世匠装饰设计有限公司的住所地在襄阳市襄州区钻石大道298号，属原审法院辖区，故原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上诉人认为本案应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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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受害人在Ａ地受伤，在Ｂ地医疗治疗，在Ｃ地家中养伤，Ｃ地法院作为侵权结果发生地有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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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鄂0104民初1137号
【裁判摘要】网购产品侵权纠纷不适用网购收货地法院管辖——原告以所购产品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当给予十倍赔偿为由起诉至法院，本案所涉纠纷系因通过电子商务平台购买的商品，侵害他人财产权益而产生的产品责任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原告网购收货地虽在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但是其未能提供本案侵权行为地的证据，故应依被告所在地确定本案的管辖法院。被告深圳市思润达商贸有限公司的住所地为深圳市福田区菩提路金桂大厦某某某某，该地属于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的管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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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穗中法立民终字第417号
【裁判摘要】收货地只是买卖合同的履行地而不是侵权行为地——被上诉人以产品责任纠纷为由提起诉讼，故本案属侵权类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和侵权结果发生地，本案被上诉人并未有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因上诉人的侵权造成其损害结果的发生，故侵权结果发生地并不能确定在广州市荔湾区。侵权行为实施地是指产品制造地和产品销售地，收货地只是买卖合同的履行地，不是侵权行为地。因本案产品制造地和产品销售地均不在原审法院的辖区内，即侵权行为实施地和侵权结果发生地均不在原审法院的辖区内，原审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另上诉人（原审被告）世纪卓越公司的住所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56号楼第11层1101房，属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辖区范围，故本案应由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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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皖0202民初11534号
【裁判摘要】网络购物收货地为侵权结果发生地——本案系产品责任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因产品、服务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提起的诉讼，产品制造地、产品销售地、服务提供地、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原告住所地系其网络购物收货地，为本案侵权结果发生地，位于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故本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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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7)苏0104民初11129号
【裁判摘要】通过信息网络购买货物约定的收货地即为侵权结果发生地——因侵权行为提起的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本案中，原告通过信息网络向被告购买货物，约定的收货地为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璇子巷71号，该地址即为本次纠纷中的侵权结果发生地，故根据民事诉讼法对侵权纠纷管辖的有关规定，本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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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4)厦民终字第2869号
【裁判摘要】原告起诉网络公司的侵权行为造成的结果是其没有收到向相关商家购买的货物，故收货地点可以作为侵权结果发生地——本案林×是以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关闭涉案淘宝商家等行为致其无法收到所购买的货物造成损失为由提起的诉讼，属于侵权责任纠纷，依法应由被告住所地或者侵权行为地人民法院管辖。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和侵权结果发生地，根据原审原告林×起诉诉称的事实，其起诉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的侵权行为造成的结果是其没有收到向相关商家购买的货物，故收货地点可以作为侵权结果发生地，原审法院将原定收货地点厦门市湖里区认定为侵权结果发生地，并无不当。上诉人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主张与林×之间系网络服务合同关系，但林×并非基于该服务合同提起本案诉讼，而是基于上诉人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的侵权行为提起诉讼，林×作为原审原告可以对自己的诉权作出选择，故本案系侵权之诉，而非合同之诉，上诉人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主张按合同约定确定管辖的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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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穗中法立民终字第2765号
【裁判摘要】网购收货地认定为侵权结果发生地——本案为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属于侵权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本案的收货地点在广州市荔湾区芳村大道中311号，该地为侵权结果发生地，故原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综上所述，原审裁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摘要2：
摘要1：【案号】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沪73民辖终407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第二十五条规定，信息网络侵权行为实施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计算机等信息设备所在地，侵权结果发生地包括被侵权人住所地。本案中，欢唱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称，看见音乐公司在其官方网站、微博、微信中多处使用“看见音乐”等标识，构成商标侵权。鉴于被诉侵权行为发生于网络环境下，属于信息网络侵权行为，故欢唱公司可向其住所地法院提起诉讼。根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调整基层法院知识产权案件管辖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管辖上海市虹口区内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案件，由于欢唱公司的住所地位于上海市虹口区，故一审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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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沪73民辖终327号
【裁判摘要】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第三十五条规定：“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原告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起诉；原告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的，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第二十五条规定：“信息网络侵权行为实施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计算机等信息设备所在地，侵权结果发生地包括被侵权人住所地。”本案中，被上诉人玄霆公司以上诉人尚米公司通过网络推广游戏时，擅自使用被上诉人的注册商标“超级医生”以及被上诉人知名商品小说《超级医生》的特有名称，构成商标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为由提起侵权之诉。鉴于被诉侵权行为发生于网络环境下，系信息网络侵权行为，被上诉人向其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无不妥，一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辖终107号
【裁判摘要】在侵犯知识产权和不正当竞争案件中，原告通过网络购物取得被诉侵权产品，能否以网络购物收货地作为侵权行为地确定管辖？——侵犯知识产权案件和不正当竞争案件均属于侵权类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法释[2015]5号）（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侵犯知识产权案件中，由于附着了商标或者其他权利的商品具有大范围的可流通性，如何确定侵权行为地有不同于一般民事纠纷案件的特殊性。《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2]32号）第六条规定，因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提起的民事诉讼，由商标法（指2001年修正的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五十二条所规定侵权行为的实施地、侵权商品的储藏地或者查封扣押地、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根据该条规定，在侵犯商标权案件中，除了大量侵权商品的储藏地以及海关、工商等行政机关依法查封、扣押侵权商品的所在地外，仅侵权行为的实施地或者被告住所地可以作为管辖依据，而不再依据侵权结果发生地确定管辖。本案中，新百伦公司认为马某公司的侵权行为是基于周××的授权，通过“百伦BOLUNE”微信公众账号销售被诉侵权产品，参照前述司法解释规定，新百伦公司可以在马某公司被诉侵权行为的实施地以及该公司住所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马某公司住所地位于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新百伦公司亦无其他证据证明其在公司住所地之外的其他地区实施了侵权行为，故应以该住所地作为对马某公司相应行为确定管辖的依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十条规定：“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通过信息网络交付标的的，以买受人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通过其他方式交付标的的，收货地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有约定的，从其约定。”该条规定是对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第三十四条关于合同履行地的补充规定。对于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确定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存在一定的困难，故司法解释该条进行了明确。由于合同案件与侵犯知识产权及不正当竞争案件存在较大的不同，合同案件一般发生在合同当事人之间，
摘要2：（续）且其影响基本仅限于特定的行为和特定的当事人，而在侵犯知识产权和不正当竞争案件中，当事人通过网络购物方式取得被诉侵权产品，虽然形式上与“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买卖合同”并无区别，但其所提出的侵权主张并非仅针对这一特定的产品，而是包含了特定权利的所有产品；其主张也并非仅针对合同的另一方主体，而可能是与此产品相关的、根据法律规定可能构成侵权的其他各方主体。考虑到上述区别，并考虑到侵犯知识产权案件和不正当竞争案件中对侵权行为地的确定有专门的规定，在此类案件中，如果原告通过网络购物方式购买被诉侵权产品，不宜适用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来确定案件的地域管辖。一审法院援引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认定南京市既是马某公司的侵权行为实施地，也是侵权结果发生地，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1：【案号】福建省福鼎市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闽0982民初2209号
【裁判摘要】本案为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所在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关于本案合同履行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通过信息网络交付标的，以买受人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地；通过其他方式交付标的的，收货地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有约定的，从其约定。"参芝梦公司通过快递物流的方式向吴××交付了涉案产品，收货地为福建省宁德市福鼎市福临路×××号。在吴××与参芝梦公司未对履行地有约定的情况下，通过快递物流等其他方式交付标的的，应以快递收货地即福建省福鼎市为合同履行地。即福建省福鼎市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裁定如下：驳回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本案管辖权异议受理费100元，由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负担。本裁定一经作出即生效。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京02民辖终1047号
【裁判摘要】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在请求权竞合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当事人自主选择行使的请求权，根据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相应的案由。本案中，张×以其在京东商城平台购买了阑途公司的电瓶，阑途公司派第三方进行安装，在安装过程中正负极接错，导致车辆电脑烧坏为理由，以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为案由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判令京东公司、阑途公司赔偿车辆维修费13237元、期间交通费3000元、车辆贬值20000元等，故本案属于侵权之诉，应当按照法律有关侵权行为的特殊地域管辖规定确定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鉴于京东公司住所地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据此对本案有管辖权。张×选择向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关于“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原告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起诉；原告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的，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本院应予支持。另外，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故此，人民法院应是对案件进行了实体审理，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才能认定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是否一致，而对案件管辖权的确定是在案件进行实体审理前做出的。综上，一审法院在本案管辖权异议审理阶段，就认定本案纠纷属于网络购物合同纠纷，进而将本案移送至北京互联网法院处理的结果有误，应予纠正。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辖终513号
【裁判摘要】（１）铁路建设合同纠纷由铁路运输法院专门管辖而不适用地方法院专属管辖；（２）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级别管辖的案件由高级人民法院管辖——本案系铁路建设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铁路运输法院案件管辖范围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六项规定，与铁路及其附属设施的建设施工有关的合同纠纷，由铁路运输法院管辖。铁路工程作为一项特殊的不动产，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铁路运输法院案件管辖范围的若干规定》已对其管辖法院作出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应当优先适用该特别规定，中铁七局主张本案应由案涉工程（不动产）所在地法院专属管辖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案应由铁路运输法院专门管辖。在级别管辖上，根据其时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5]7号）第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受理法院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吉林、江西等高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5000万元以上一审民商事案件。案涉铁路工程在南昌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辖区内，但因永德信公司主张的诉讼标的金额为29344.5016万元，已超过其时南昌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的级别管辖标准，故依法应由其上级法院即原审法院管辖。江阴铁路公司认为本案应由南昌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主张有违本案实际，缺乏事实依据。
摘要2：
摘要1：【案号】济南铁路运输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鲁7101民初150号
【裁判摘要】不属于铁路专门法院管辖案件约定由铁路专门法院管辖的协议管辖无效——本院系专门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铁路运输法院案件管辖范围的若干规定》（法释〔2012〕10号）一文受理案件。该文第三条明确规定，涉及铁路运输、铁路安全、铁路财产的民事诉讼，由铁路运输法院管辖。本案系因建设新疆S2某某线尼勒克至巩留公路工程引发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不属于以上规定确立的受案范围。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产生纠纷向被起诉人法人工商住所地有管辖权的铁路运输法院起诉"的条款，因违反了专门管辖的规定，应认定无效。综上所述，此案不属于我院管辖范围。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苏01民辖终351号
【裁判摘要】属于铁路运输法院专门管辖协议选择管辖法院有效——与铁路及其附属设施的建设施工有关的合同纠纷、铁路设备、设施的采购、安装、加工承揽、维护、服务等合同纠纷，由铁路运输法院管辖。案涉合同标的物为钢绞线，用于盐城至南通铁路站前工程YTZQ5标项目，依法应由铁路运输法院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案涉《钢绞线买卖合同》中约定，发生争议友好协商解决不成时，采用向买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方式解决争议。该约定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载明买方为中铁三局广东公司，住所地位于广州市，故一审法院裁定将本案移送广州铁路运输法院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8）最高法执监666号
【裁判摘要】债务人企业资不抵债且不能破产的，执行价款在扣除执行费用及清偿优先受偿的债权后对普通债权按照财产保全和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先后顺序清偿——根据执行规定第89条之规定，被执行人为企业法人，其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应当通过破产程序处理；而因各种原因未能进入破产程序的，执行规定第96条规定了处理方式，即在企业法人未经清理或清算而撤销、注销或歇业的情况下，可以对各债权人的债权按比例清偿。但是，2015年2月4日施行的民诉法解释第五百一十六条作出了新的规定，即在执行程序中，对于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企业法人，当事人不同意移送破产或者被执行人住所地人民法院不受理破产案件的，执行法院就执行变价所得财产在扣除执行费用及清偿优先债权之后，应按照法院采取的保全、查封、扣押、冻结等执行措施的先后顺序清偿债务。本案系莱芜中院于2013年立案执行，被执行人汇昶豪公司系企业法人。邱××等虽然自2014年6月开始申请参与分配。但因申请参与分配的债权人较多，莱芜中院从接受各债权人参与分配的申请到实施分配行为之间存在一个周期，实属正常。在该周期中，民诉法解释生效，为保护案涉全部债权人的利益，莱芜中院在发现汇昶豪公司的现有资产不能清偿全部到期债务的情况下，已经依照民诉法解释第五百一十三条的规定，于2015年5月26日移送其住所地法院莱城法院进行破产审查，但莱城法院于2015年7月15日裁定不予受理破产案件。在此情况下，莱芜中院依照民诉法解释第五百一十六条的规定，决定对案涉拍卖款按照法院采取执行措施的先后顺序予以分配，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浙10执复12号
【裁判摘要】（１）被执行企业只是进入破产程序尚不属于应当解除限制消费令的法定事由，对不影响破产程序正常进行的限制消费措施并不必然解除；（２）被执行人被宣告破产执行法院应当裁定终结执行，包括限制消费令在内的所有执行措施均应解除——本案中，复议申请人被执行法院限制消费，是因为被执行人汇都公司被执行法院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作为时任汇都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复议申请人也同时被限制消费。因此，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限制消费的被执行人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后至宣告破产前，是否应当解除限制消费措施。首先，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有关消费，是人民法院对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的重要措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也同时被限制消费。如果法定代表人等四类责任人员因私消费以个人财产实施被限制消费的行为的，可以向执行法院提出申请。执行法院审查属实的，应予准许。对于解除限制消费令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在限制消费期间，被执行人提供确实有效的担保或者经申请执行人同意的，人民法院可以解除限制消费令；被执行人履行完毕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本规定第六条通知或者公告的范围内及时以通知或者公告解除限制消费令。”因此，如果被执行企业只是进入破产程序的，尚不属于应当解除限制消费令的法定事由。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05条的规定，被执行人被人民法院宣告破产的，执行法院应当裁定终结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被执行人住所地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案件的，执行法院应当解除对被执行人财产的保全措施。被执行人住所地人民法院裁定宣告被执行人破产的，执行法院应当裁定终结对该被执行人的执行。”上述规定以裁定宣告破产为终结执行的条件，是因为破产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至宣告破产前，作为被执行人的债务人企业仍有退出破产程序的可能，而一旦退出破产程序，对该被执行人的执行程序就有可能恢复。故此时应当解除的是对该被执行人财产的保全措施，
摘要2：（续）以便破产程序正常进行，而对不影响破产程序正常进行的限制消费措施并不必然也要解除。如果破产法院已经裁定宣告被执行企业破产的，则该企业就将确定地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执行法院就应当对该被执行人裁定终结执行。终结执行后，所采取的包括限制消费令在内的所有执行措施均应解除。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执行法院在被执行人汇都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前即已裁定终结了本次执行程序，而申请执行人的债权至今尚未得到实现，被执行人汇都公司也未被裁定宣告破产。故不存在复议申请人所称的破产清算程序与强制执行程序相冲突的情形，也无法律依据应当对被执行人汇都公司终结执行。复议申请人仅以被执行人汇都公司已进入破产程序，且申请执行人也已申报破产债权为由，要求解除限制消费令，缺乏依据。
摘要1：【案号】安徽省凤阳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凤民一初字第00784号
【裁判摘要】物权权属确认之诉布不具有财产给付内容不适用级别管辖——本案刘××要求确认2010年1月21日安徽省凤阳县国土资源厅将安徽省凤阳县灵山矿山区原凤阳县陆××石英矿整合后评审剩余的矿石储量50.73万吨的一半25.365万吨属于刘××所有。因该诉讼系确认之诉，刘××要求人民法院确认物体权属关系，不具有财产给付内容，不适用级别管辖。本案诉讼由被告陆××住所地人民法院即安徽省凤阳县人民法院管辖，符合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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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辖6号
【裁判摘要】请求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应按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来确定本案管辖法院——本案属于合同纠纷，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根据本案程×与孙××之间于2014年9月签订的《协议书》，约定孙××控制的恒泰艾普公司意向收购程×控股的AbrahamLimited持有的Range公司的股权，意向收购价为1200万美元及其按年化20%固定收益等，因此，支付“1200万美元及其按年化20%固定收益”是孙××依《协议书》应履行的义务。而本案原告程×的诉讼请求为：判令孙××向程×支付约定款项及固定收益，如该项诉请不能得到支持，则请求恒泰艾普公司支付上述款项。可见，本案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案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应按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来确定本案管辖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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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辖61号
【裁判摘要】涉互联网金额纠纷案件双方约定由非真实合同签订地法院管辖条款无效——本案系互联网借贷引发的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案涉《最高额循环贷款合同》系通过互联网方式签订，其中，案涉合同明确约定因履行合同发生争议、不能协商解决时，双方当事人同意向合同签订地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出借人千方公司、借款人黄××住所地均不在北京市海淀区，现有证据材料无法证明当事人系在北京市海淀区签订。此类互联网借贷纠纷，出借方一方主体特定、借款方一方主体不特定，存在着面广量大的情形，虽然协议选择所谓的协议签订地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管辖，系双方当事人在案涉合同中进行的明确约定，但是，在无证据材料可以证明北京市海淀区系案涉合同签订地的情况下，如就此认定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是本案的管辖法院，势必造成大量案件通过协议管辖进入约定法院，破坏正常的民事诉讼管辖秩序，故案涉协议管辖条款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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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辖55号
【裁判摘要】一般合同纠纷区别于互联网金融纠纷，双方约定“合同签订地”与实际签订地不一致的，以约定为准确定管辖法院——本案系商品房委托代理销售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本案中，链家高策公司与宇晟公司签订的《项目销售合作协议》约定“发生争议可提请本协议签订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签订地点：成都市金牛区”等内容，上述约定系链家高策公司与宇晟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从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报请指定管辖的情况看，尽管可能存在着链家高策公司陈述的案涉合同系项目办公地重庆市签章后交与宇晟公司签章的情形，即：实际的合同签订地与约定的合同签订地不一致，但是，链家高策公司与宇晟公司作为民事主体，约定实际合同签订地之外的地点作为合同签订地，进而作为协议管辖的连接点，系自行决定如何行使诉讼权利的行为。区别于诸如互联网借贷纠纷中出借方一方主体特定、借款方一方主体不特定，产生的纠纷案件存在着面广量大的情形，本案合同主体相对固定，产生的纠纷进入法院诉讼后表现为个案或者一定数量的类案，不会破坏正常的民事诉讼管辖秩序，故四川法院关于链家高策公司与宇晟公司上述约定无效的处理意见，缺乏法律依据，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裁定移送本案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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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股权作为被执行财产时，《民事诉讼法》第２３１条规定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是指股权所在公司的住所地（即公司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或公司登记的住所地）。
【注解】被执行的财产为股权或者股份的——该股权或者股份的发行公司住所地为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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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终1047号
【裁判摘要】邮寄送达退回缺席案件属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受理兰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城支行起诉甘肃星通物资有限公司、民和乐华冶炼有限公司、甘肃金洲颐和园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梅××、薛××、马××１、马××２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后，采用邮寄方式向被告甘肃金洲颐和园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工商登记的住所地送达受理案件通知书、起诉状、传票等诉讼材料，邮递信息显示退回。此后，一审法院未依法采取其他合理方式进行送达即缺席审理并判决，属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本案依法应当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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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闽09民申92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据此，两审终审制是我国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当事人如认为一审判决错误，应当提起上诉，通过二审程序行使诉讼权利，即当事人首先应当选择民事诉讼审级制度设计内的常规救济程序，通过民事一审、二审程序寻求权利的救济。再审程序是针对生效判决可能出现的重要错误而赋予当事人的特别救济程序，如在穷尽了常规救济途径之后，当事人仍然认为生效裁判有错误的，其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一审程序后是否上诉，属于当事人对自己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处分。对于未提起上诉的当事人，不应再为其提供特殊的救济机制，否则将变相鼓励或放纵不守诚信的当事人滥用再审程序，从而使得特殊程序异化为普通程序。这不仅是对诉讼权利的滥用和对司法资源的浪费，也有违两审终审制的基本原则。本案中，福安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10日作出(2019)闽0981民初402号民事判决，并以法院专递方式向一重集团大连国际科技贸易有限公司工商登记的住所地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因“查无此单位”被邮政机关退回后于2020年7月21日向其公告送达了本案的判决书，程序并无不当。一重集团大连国际科技贸易有限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提起上诉，应视为其接受一审判决结果。现一重集团大连国际科技贸易有限公司又提出的再审请求，主张一审判决有误应予撤销，明显与其放弃上诉这一行使处分权的行为相悖。故本院对其申请再审事由依法不予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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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知民辖终274号
【裁判观点】
1.民事案件的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法律关系的，应当依据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案由；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结案时应根据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确定案件的案由。据此，管辖权异议案件不对实体内容审查，相关案由以原告起诉时所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
2.技术合同纠纷中，合同所涉争议的技术标的物，不属于应当由各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院、有关中级人民法院一审的，在诉讼标的额符合级别管辖的情况下，被告住所地所在基层人民法院有权管辖。
3.对于下级人民法院有管辖权的案件，在上级人民法院已经立案受理的情况下，为避免程序多次回转、减少当事人诉讼负累，案件可不再移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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