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案例214号：上海某某港实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转破产重整案
摘要1：【裁判要点】
1.人民法院审理涉流域港口码头经营企业破产重整案件，应当将环境污染治理作为实现重整价值的重要考量因素，及时消除影响码头经营许可资质存续的环境污染状态。
2.港口码头经营企业对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缺失造成环境污染，不及时治理将影响其破产重整价值的，应当由管理人依法进行治理。管理人请求将相关环境治理费用作为共益债务由债务人财产随时清偿的，人民法院依法应予支持。
摘要2：
广东省高州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粤0981民再2号
摘要1：【裁判摘要】原审判决作出后法院审理的其他案件判决书中就与本案原审判决所涉同一事实作出不一致认定的，原审当事人可以另案判决书作为“新的证据”申请再审——关于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09民终573号民事判决及(2018)粤09民终583号民事判决均认定李××与卢×之间的9660000元借款并没有真实发生,该两份民事判决与本案是否存在关联性，是否属于本案新的证据的问题。．．．．．．本案中，债权人吕×欲代位行使债务人李××对次债务人卢×的债权，根据法律规定，债权人吕×应当对债务人李××享有合法的到期债权，债务人李××亦应当对次债务人卢×享有合法的到期债权。也就是说，债务人李××对次债务人卢×享有合法的到期债权是债权人吕×行使代位权的前提之一，如果债务人李××对次债务人卢×的债权并未真实发生，则次债权并不成立，此等情形，债权人吕×就无权在本案中行使代位权。而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09民终573号民事判决及(2018)粤09民终583号民事判决均认定李××与卢×之间的9660000元借款并没有真实发生，且根据再审查明的情况，本案涉及的卢×与李××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上述两份民事判决涉及的卢×与李××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属于同一事实，因此，上述两份民事判决与本案存在关联性。．．．．．．再审申请人卢×提供的该两份民事判决符合法律规定，本院认定上述两份民事判决属于新的证据，可以作为本案的有效证据使用。
摘要2：
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浙09民终666号
摘要1：——保证人在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前死亡可作为保证合同约定事项
【裁判要旨】对于自然人作为保证人在主债务履行期限内死亡，无论是主张继承人承担责任的“即时产生保证责任”观点，还是主张继承人免除责任的“待时转换保证责任”观点，均过分追求逻辑上的圆满而忽视实践中的运用，司法裁判不宜将其直接作为裁判依据。基于风险管控和利益平衡，司法应侧重于保护保证人继承人的利益。同时，债权人对风险管控能力更强，应主动规避保证人死亡风险，可在合同中约定当保证人死亡时，债权人可提前行使保证债权。
【案号】一审：(2016)浙0902民初1965号 二审：(2016)浙09民终666号
【裁判摘要】保证人去世时债务还未到期，相应的保证义务还未转化为保证责任，而相应的保证义务也因其死亡而消灭，保证人的继承人无须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对涉案借款承担还款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王××、陈××作为王××的继承人是否应对其担保的涉案债务承担还款责任。保证义务是债权人和保证人通过订立保证合同为保证人设定的民事义务，保证义务自保证合同有效成立时产生，并在条件成就时转化为保证责任，因此被称为保证人的“或有负债”。保证责任是债务人到期未清偿债务，保证人依照约定所承担的民事责任，属于保证人真实的债务负担。保证义务是保证责任的前提，保证责任是保证义务的转化。本案中，王××作为保证人在借条上签字，对涉案借款承担相应的保证义务，但只有在债务人傅××到期未清偿债务的情形下，张××向王××主张还款，其相应的保证义务才转化为保证责任。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涉案借款并未载明借款期限，在王××2015年5月18日去世时，涉案借款还未到期，债务是否能够得到清偿也并不确定，王××相应的保证义务还未转化为保证责任，而相应的保证义务也因其死亡而消灭。因王××对涉案借款不承担保证责任，其继承人也无须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对涉案借款承担还款责任。
摘要2：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浙民申250号
摘要1：【裁判摘要】当保证义务转化为保证责任后保证人才需要承担保证之债，故保证人的遗产是否应用来承担保证责任关键在于保证人死亡之时保证责任是否已经产生——本案的争议问题为张××的法定继承人即傅××、张×、张××１、王××是否应在遗产继承的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在保证法律关系中，保证义务是债权人和保证人通过订立保证合同为保证人设置的民事义务，其内容是保证人可能的债务负担，保证责任则是债务人到期未清偿债务，依照约定或法律的规定，保证人所承担的民事责任。当保证义务转化为保证责任后，保证人才需要承担保证之债。故保证人的遗产是否应用来承担保证责任，关键在于保证人死亡之时，保证责任是否已经产生。本案中，张××系案涉借款的保证人，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其死亡时，借款尚未到期，借款人大光明公司亦在正常付息过程中，债务是否能够得到清偿并不确定，其保证义务尚未转化为保证责任就因其死亡而消失，故原审法院认定张××的遗产不应用于承担保证责任有相应依据。
摘要2：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粤民申5915号
摘要1：【裁判摘要】在保证人死亡后应以保证人的遗产承担保证责任——在保证合同关系中，保证人以自身信用作担保，其实质是以保证人不特定的财产为债务人的债务提供担保，保证责任是一种财产责任，在保证人死亡后，应以保证人的遗产承担保证责任。如上所述，林某名下39×××70账户中的存款16231975.32元属于万××与林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则其中的一半即8115987.66元属于万××所有，另外的一半8115987.66元属于林某的遗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二审法院据此认为，林某的遗产8115987.66元应当首先用于清偿林某的债务。根据工行潮州分行与林某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及亚太公司与工行饶平支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林某应对亚太公司向工行潮州分行的1.5亿元的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工行潮州分行依据《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对林某的遗产8115987.66元予以划扣，具有法定的法律依据与约定的合同依据，故二审法院纠正了一审法院关于工行潮州分行返还万××4057993.83元及利息的判决，于法有据，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395号
摘要1：【裁判摘要】保证人死亡后其生前约定的保证义务如何承担？｜保证人死亡后虽然其民事权利能力终止，但其生前个人所负有的债务并不因死亡而免除，其遗产仍将作为生前所负担债务的责任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规定：“本法所称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第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根据徐×与国开行、渤海银行签订的《保证合同》第二条、第三条的约定，徐×对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借款本金、利息、罚息等（以下简称主债权）承担的是连带责任保证。因此，徐×应以其所有的全部个人财产对主债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徐×死亡后，虽然其民事权利能力终止，但其生前个人所负有的债务并不因死亡而免除，其遗产仍将作为生前所负担债务的责任财产。唐××关于徐×死亡后不再承担保证义务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
摘要2：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苏民申6873号
摘要1：【裁判摘要】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应中止而未中止审理程序确有瑕疵但不属程序严重违法再审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或者仲裁应当中止；在管理人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后，该诉讼或者仲裁继续进行。2019年1月25日的本案二审庭审仍系盐城二建公司在破产程序启动前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参加，程序上确有瑕疵，但该瑕疵尚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中规定的程序严重违法应当再审的情形，且盐城二建公司的破产管理人在再审审查期间要求驳回淮安丽都公司的再审申请，表明其对原盐城二建公司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参加二审诉讼已予以认可，故淮安丽都公司以此为由要求再审本案亦不能成立。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研究室负责人就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答记者问
摘要1：【目录】问：能否请您们简要介绍一下解释的起草背景、指导思想和过程？问：请问制定该司法解释遵循了哪些工作思路？问：在较为复杂的交易中，当事人先签订意向书再签订正式合同的情况较为常见。实践中，人民法院对于各种各样的意向书、备忘录等究竟是交易的意向还是预约合同，往往难以作出判断，解释就预约合同的认定是否提供了更加明确的裁判规则？此外，实践中究竟应如何判断当事人是否违反预约合同？当事人一方违反预约合同，对方是否有权请求强制其订立本约合同？问：违反强制性规定哪些情形下导致合同无效，哪些情形下合同仍然有效，是一直困扰司法实践的疑难问题。解释对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规定是如何解释的？问：民法典第533条规定了情势变更原则。实践中，较难处理的是如何区分情势变更与商业风险。在很多人看来，凡是价格的波动都应该认定为商业风险而不能认定为情势变更。这种观点对不对？此外，在发生情势变更的情况下，人民法院究竟是变更合同还是解除合同？当事人事先能否约定排除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问：合同的保全制度对于维护债权人利益，防止债务人不当减少财产具有重要作用。我们注意到，解释第五部分以较大篇幅对合同的保全问题作了规定，能否具体介绍一下本部分的主要考虑？问：解释在合同的变更和转让部分重点解决了哪些问题？体现了什么价值导向？问：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是合同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请问解释在该部分就哪些问题统一了裁判思路？问：违约损害赔偿的认定是合同纠纷案件中经常遇到的问题。能否介绍一下有关情况？问：我们注意到，最高人民法院在公布解释的同时，还配套发布了十个典型案例，能否简要谈谈此次配套发布的典型案例的情况？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3）最高法民辖99号
摘要1：【裁判摘要】合同双方约定债权转让后受让人与债务人之间发生纠纷之管辖法院的条款无效——金××、姚××作为甲方，万事利公司作为乙方，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第十五条约定，“甲、乙双方之间因本合同发生的一切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可向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起诉。如乙方债权转让，向债权受让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借款合同》第七页载明“合同签订地：杭州市江干区”。该协议管辖条款包含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对甲乙双方之间因履行协议发生争议时，如何确定管辖法院的问题。这部分的约定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案应当按照该条约定确定管辖法院。第二部分是对乙方将债权转让给第三方后，第三方与甲方之间发生纠纷时，如何确定管辖法院的问题。在签订《借款合同》时，乙方是否会将债权转让给第三方处于不确定状态，在此情形下订立的管辖协议，因该法律关系的不确定、当事人的不确定，通常会损害合同一方当事人的管辖利益，造成诉讼的不公平和不便利，故该部分协议管辖条款应认定为无效。依据第一部分管辖约定，本案可以由原《借款合同》约定的合同签订地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管辖。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1201号
摘要1：【裁判摘要】买卖双方关于“货到未付款的，货款单价增加×元”的约定是否属于违约金条款？｜“每日每吨加收3.5元”的约定应属双方对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对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计算方法的约定——关于“每日每吨加收3.5元”的性质是否属违约金、应否对其进行调整的问题。经查，秦南商贸公司与中交航务公司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第十条结算方式及期限(2)约定，货到工地后付款，如未付，则从当日起每天每吨加收3.5元计算，直至付清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依据以上内容，“每日每吨加收3.5元”的约定应属双方对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对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计算方法的约定。秦南商贸公司虽认为该条款属于附条件的对钢材结算价格的变更，但并不否认该条款具有担保债权履行、补偿守约方损失的功能，原审认定该条款属违约金条款并无不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结合本案，秦南商贸公司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实际损失，原审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认定秦南商贸公司的实际损失与逾期付款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相当，并据此对2016年2月之后的违约金数额予以调整，即以欠款总额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最高法民申706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违约金不等同于利息；（２）违约金、利息合计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同时支持不意味着可以同时先行抵充，违约金并不在优先抵充的顺序之列——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就本案而言，各方当事人确认博森企业已收取91617021.62元，且对该部分款项的清偿顺序没有特别约定，依法应遵循实现债权的费用、利息、本金的清偿顺序进行抵充，而违约金并不在优先抵充的顺序之列。一、二审判决将乔普公司已支付的91617021.62元款项先抵充违约金，与上述司法解释规定明显相悖，适用法律有误。具体分析如下：首先，违约金不等同于利息。违约金与利息的内涵、性质并不相同，在当事人对违约金和利息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不宜将违约金等同或混同于利息。二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违约金是依照约定或者法律规定，一方当事人违约时应向另一方支付的金钱或相应财产；违约金具有担保债务履行的功效，又具有补偿守约方损失及惩罚违约方的效果，往往作为违反合同义务的一种责任承担方式；而利息作为本金的孳息，是指资金所有者因出借资金而取得的报酬，在经济学上系指生产者使用该笔资金发挥营运职能而形成的利润的一部分，是货币资金向实体经济注入并回流时所带来的增值额。由此，违约金与利息的内涵、性质并不相同，具有不同的制度功能、目标定位。鉴于民商事交易的意思自治原则，法律允许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主约定违约金、利息的有无以及相应的具体标准。就本案而言，《收购协议》中约定的目标权益收购溢价款实则为年利率12%的借款利息，逾期还款，则按照日万分之五的标准支付违约金。就上述约定而言，双方就利息和违约金的约定均是明确的，不存在因约定不明而将违约金视为利息的情形。其次，违约金、利息合计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同时支持，但不意味着可以同时先行抵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施行)第三十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2：（续）该规定是对逾期利息、违约金及其他费用合计最高限额的规定，当事人在总计不超过年利率24%的范围内一并主张，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实际上，在不存在先付款项以及抵充顺序的情形下，违约金、利息并不一定需要进一步区分，但若存在先付款项以及抵充顺序的情形，就有必要进行区分。就本案而言，博森企业已收到91617021.62元，应先行抵充借款本金157000000元依约产生的利息(按年利率12%计算)，若有余款再抵充本金；因余款已不足抵充本金，故不存在再抵充违约金的问题。当然，案涉逾期付款违约金可依约正常核算，并作为乔普公司应付款项的一部分依法给予认定，但不能优先抵充。最后，二审判决认为借款期限内按年利率12%计算的利息加上逾期日万分之五违约金，合计并未超过总借款金额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总和，系理解错误，二者合计实为30%，显然已经超过当时生效司法解释所保护的24%最高年利率上限。基于上述审查分析，一、二审判决认定已付款项91617021.62元应先行抵充违约金，然后再抵充借款本息，适用法律有误，进而导致最后认定的尚欠借款本息存在较大错误，需要重新核查认定相关具体事实。二审法院再审本案过程中，应严格依据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遵循先息后本的抵充顺序重新核算尚欠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等，依法确定应支持的金额。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桂民终84号
摘要1：【裁判摘要】破产管理人取得承租人添附价值没有法律依据，应属于共益债权——关于奥斯玛公司申报债权的性质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二条“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发生的下列债务，为共益债务：(一)因管理人或者债务人请求对方当事人履行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所产生的债务；(二)债务人财产受无因管理所产生的债务；(三)因债务人不当得利所产生的债务；…”的规定，奥斯玛公司对快菱公司享有的债权，是奥斯玛公司对快菱公司厂房、办公楼等设施建设装修后，快菱公司破产管理人拍卖了厂房、办公楼所取得了基于建设装修部分添附的价值，快菱公司破产管理人取得该添附价值没有法律依据。根据本院核查的结果，有证据证明的奥斯玛公司投入建设装修的款项合计1249942.9元，应属于公益债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由债务人财产随时清偿”的规定，奥斯玛公司对快菱公司享有的公益债权，应由快菱公司随时清偿。
摘要2：
福建省福安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3)闽0981民初3106号
摘要1：【裁判摘要】租赁合同解除后装修拍卖款属于不当得利的共益债务——二、案涉债务系因不当得利而产生。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原因取得利益致使对方受损的法律事实。航博公司基于租赁合同的约定对案涉房屋投入资金进行装修建设，该装修部分已经形成添附，案涉租赁合同解除后，美格公司占有该部分添附物所转换的现金价值，无合法依据，构成不当得利。三、本案债务构成共益债务。案涉债务系在破产申请受理后因美格公司不当得利而产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二条的“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发生的下列债务，为共益债务:...(三)因债务人不当得利所产生的债务”规定，本院认定本案债务构成共益债务。且从共益债务设立目的来讲，共益债务是指破产程序开始后为了全体债权人的共同利益而负担的非程序性债务。案涉装修添附于租赁房屋，有利于破产财产的增值，进而有利于全体债权人的共同利益，符合共益债务的设立目的。
摘要2：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粤执复1059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民事调解书确认金钱债务的具体金额但并未确认清偿债务的方式与期限，无明确给付内容的民事调解书申请执行不符合执行案件受理条件；（２）当事人在生效民事调解书确认金钱债务金额后另行达成具体履行债务的和解协议不具有强制执行法律效力——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新东方公司申请执行是否符合执行案件立案条件。对此具体判析如下：首先，据以申请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是否具有明确给付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8条第1款第(4)项规定，申请执行的法律文书有给付内容，是人民法院受理执行案件应当符合的条件之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应当给付内容明确。本案中，新东方公司申请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为执行法院作出的(2018)粤12民初42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确认了恒业公司对新东方公司所负金钱债务的具体金额，但并未确认清偿债务的方式与期限，即新东方公司据以申请执行的民事调解书相应的给付内容并不明确。故根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新东方公司根据无明确给付内容的民事调解书申请执行，不符合执行案件受理条件。其次，当事人自行达成的和解协议不属于应由人民法院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二百三十四条、二百三十六条的规定，民事调解书属于应由人民法院执行的法律文书。但当事人之间自行达成的和解协议并非人民法院应予执行的法律文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可以自愿协商达成和解协议，依法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义务主体、履行标的、期限、地点和方式等内容。”第九条规定：“被执行人一方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申请执行人可以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也可以就履行执行和解协议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据此可见，当事人之间可以自愿协商达成和解协议，但若债务人不履行和解协议，人民法院仍应依照生效法律文书予以强制执行，而非对和解协议予以强制执行，和解协议并不具有交付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本案中，新东方公司与恒业公司在生效民事调解书确认金钱债务金额后，另行达成具体履行债务的和解协议，该协议虽与生效民事调解书相互关联，但并非民事调解书的内容，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不能以此作为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依据。
摘要2：【案号】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粤12执258号
【摘要】(2018)粤12民初42号民事调解书的调解内容为确认涉案债务金额及由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另行协商具体还款方式。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及案外人在本案申请执行前已就该民事调解书约定的具体还款方式另行协商达成了和解协议。和解协议约定乙方仍拖欠甲方的工程款乙方应当按照工程款项优先权的有关规定，在取得其他款项的同时支付给甲方，直至清偿完毕。因此，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的内容不符合(2018)粤12民初42号民事调解书的调解约定，故对本案申请执行人的执行申请，应予以驳回。
【笔记】涉外裁判法律文书向境外当事人支付外汇如何执行？
摘要1：解读：《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办公室关于中奥（珠海）塑料包装有限公司执行申诉一案的复函》，债务人应按生效判决之判定以美元给付债权人。若给付美元不能的，应按实际给付之日的国家外汇牌价汇率予以折算成人民币给付。
摘要2：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7)川执复236号
摘要1：【裁判摘要】申请执行人放弃主债务人债务的法律效果及于连带债务人，申请执行人单独申请连带债务人应予驳回——根据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川01民初289号民事判决，润成公司对中铁物资公司应付款项承担连带付款责任，两者系连带债务关系，浙商银行成都分行有权单独或同时向中铁物资公司、润成公司主张付款义务。中铁物资公司、润成公司任何一方向浙商银行成都分行履行付款义务，其法律效果均及于另外一债务人。根据浙商银行成都分行与中铁物资公司2016年7月21日达成的《和解协议》，浙商银行成都分行自愿放弃（2016）川01民初284号、（2016）川01民初289号案件票据欠款本金在清偿日前对中铁物资公司的所有利息，同时放弃上述案件中对中铁物资公司的其他一切诉讼请求，并自愿承担为实现债权所发生的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费用。据此，浙商银行成都分行已免除中铁物资公司作为连带债务人在履行《和解协议》后，基于（2016）川01民初289号民事判决所负的其他全部债务，债务免除之法律效果应当及于连带债务人润成公司。因此，浙商银行成都分行基于（2016）川01民初289号民事判决，对中铁物资公司润成公司享有的全部债权，经《和解协议》之履行到位，应当认定为已全部实现。浙商银行成都分行另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2016）川01民初289号民事判决项下资金利息等债务，缺乏法律依据，亦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其强制执行申请应予驳回。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8)最高法执监240号
摘要1：【裁判摘要】在原审法院没有对各连带责任人之间的责任先后和份额作出确定的情况下，连带责任人则要通过提起新的诉讼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追偿权——首先，根据本院1992年复函的意见，如果原审法院在判决中载明了各个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的先后或份额，那么已经承担超额责任的连带责任人可以直接向原审法院请求行使追偿权，由原审法院直接作出裁定要求主债务人或其他连带责任人对申请人偿还超额履行的部分；在原审法院没有对各连带责任人之间的责任先后和份额作出确定的情况下，连带责任人则要通过提起新的诉讼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追偿权。1996年复函对1992年复函进行了补充，明确了判决主文中已判定连带责任人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的数额，可根据生效判决和连带责任人的申请立案执行，不必再作裁定。本案执行依据（2010）辽审二民再字第26号民事判决虽然判令金百公司对鞍钢修造厂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但并无金百公司承担责任后可以对鞍钢修造厂进行追偿以及追偿数额的判项。因此，金百公司主张依原判决直接行使追偿权，与本院1996年复函和1992年复函精神不符。其次，从本案执行依据的判项内容看，金百公司和鞍钢修造厂要分别返还富地公司加工费，金百公司还应对鞍钢修造厂返还富地公司的加工费328375元承担连带责任，判决同时明确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可见，无论是金百公司还是鞍钢修造厂，只要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均应依法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执行依据作出的时间是2010年10月18日，鞍山中院强制金百公司履行判决义务是在2014年，金百公司对鞍钢修造厂在向鞍山中院提出执行异议时所称金百公司与富地公司是通过和解的方式履行义务的事实未予反驳，现金百公司主张其支付给富地公司的491280元中，有451875元是代鞍钢修造厂偿还的本金和迟延履行利息，没有判决依据，且鞍钢修造厂对金百公司追偿的金额持有异议。故金百公司代偿债务后，若要行使追偿权，应当向人民法院另行起诉。
摘要2：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沪01民终12794号
摘要1：——连带债务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涉他性
【裁判要旨】
连带债务制度和诉讼时效中断制度均是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维护债权实现。两种制度出现交集时引发连带债务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涉他性问题，通过目的解释和当然解释等方式，涉他性在理论上能够自洽，实践中也有法律依据。
抵押权作为物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但是若其永久存在则不利于抵押财产的交易价值和担保秩序，故法律上以存续期间的形式规定了抵押权经过一定期间则消灭。
【案件索引】一审：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2民初18727号（2016年9月12日）；二审：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沪01民终12794号（2016年12月26日）
摘要2：【摘要】因申请执行诉讼时效中断且执行程序未终结则作为抵押权行使期间未超过——根据法律规定，申请强制执行与提起诉讼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抵押权人应当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内行使抵押权。本案由于工商银行对作为连带债务人之一的曹××申请强制执行且执行程序并未终结，因此，工商银行对张××的本案诉请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工商银行亦有权行使抵押权。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浙执复32号
摘要1：【裁判摘要】执行时效中断不具有涉他性——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申请执行时效制度，申请执行时效期间，是人民法院依国家强制力对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的权利予以保护的期限，法律规定申请执行时效期间的目的在于促使当事人及时行使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的权利，促使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内容及早实现，尽快稳定交易秩序，促进社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的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的规定。在本案中，发生法律效力的（2012）浙绍商外初字第50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债务人在2012年7月31日前履行债务，权利人应在该债务履行日届满后二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其权利才能得到人民法院依国家强制力的保护。权利人兴业银行于2012年8月8日以汇鹏公司、胡××、徐××为被执行人向绍兴中院申请执行，而未请求对建业公司强制执行。信达公司于2018年10月8日以其在2013年6月18日受让了本案债权为由，以建业公司为被执行人向绍兴中院申请执行，绍兴中院以（2018）浙06执728号立案执行。建业公司以信达公司申请执行已超过法律规定的申请执行期限等为由，请求不予执行（2018）浙06执728号案。根据法律规定，绍兴中院应对建业公司的异议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定。本案中，（2012）浙绍商外初字第50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债务人在2012年7月31日前履行债务，至信达公司于2018年10月8日向人民法院申请对建业公司强制执行，显然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二年申请执行期间。信达公司在复议中提出原债权人兴业银行已向绍兴中院申请执行，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本案时效中断的主张，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的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的规定，指的是法律对诉讼时效的一般规定，而并非指法律对审理某类案件的诉讼时效的特别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该条针对的是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适用时效制度的特别规定，不能适用于申请执行时效中断。原债权人兴业银行对主债务人汇鹏公司、
摘要2：（续）连带清偿责任人胡××、徐××因申请强制执行而中断申请执行时效，不应认定对建业公司也发生申请执行时效中断的效力，故信达公司的前述复议理由不能成立。绍兴中院经审查支持建业公司的异议主张，对（2012）浙绍商外初字第50号民事调解书中建业公司的连带清偿责任不予执行，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粤执监79号
摘要1：【裁判摘要】终本执行时效仍处于中断状态，执行时效中断效力应及其他连带债务人，申请执行其他连带债务人并未超过申请执行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六项规定，申请强制执行应当认定与提起诉讼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规范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规定（试行）》第八条规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被执行人应当继续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被执行人自动履行完毕的，当事人应当及时告知执行法院；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以向执行法院申请恢复执行。申请恢复执行不受申请执行时效期间的限制。执行法院核查属实的，应当恢复执行。2014年7月11日，本案执行依据（2013）穗萝法民二初字第627号民事判决发生法律效力，该判决书明确判令周某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4年8月21日，田某向黄埔法院申请对广洋环保公司、吴某强制执行，可见并未超过申请执行时效。根据前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黄埔法院在该案执行中因广洋环保公司和吴某没有财产可供执行而终结本次执行，此时田某胜诉债权尚未得到实现，执行程序可以依法恢复，被执行人应当继续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执行时效仍处于中断状态。周某与广洋环保公司、吴某系连带债务人，田某申请执行广洋环保公司和吴某的时效中断效力应及于周某，故田某申请执行周某并未超过申请执行时效。黄埔法院根据田某申请增列周某为被执行人，符合前述法律及司法解释关于申请执行时效的规定，并无违法不当之处，周某申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1)苏13执复75号
摘要1：【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本案执行依据(2015)泗商初字第00780号民事判决书规定的履行期间为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义务，该判决书于2016年1月12日生效，故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为2016年1月22日。泗阳县三联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于2016年1月19日向泗阳法院申请执行，申请执行时效中断，虽然未申请执行丁×和李××，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此时，对丁×、李××的申请执行时效中断，执行时效重新计算二年至2018年1月18日届满。而泗阳县三联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于2021年3月8日向泗阳法院申请对丁×、李××立案执行，已超过法定执行时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双方就原债务达成新的协议，债权人主张义务人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于丁×于2020年4月14日出具的申请书，虽然此时执行时效已届满，但丁×作出了“申请先执行泗阳鑫农养殖有限公司资产，对缺口部分按份额还款”的意思表示，属于义务人丁×作出新的承诺，诉讼时效重新计算。因该申请书内容不是对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义务作出同意继续履行的承诺，而是改变了原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数额、履行条件、保证责任承担方式等，属于泗阳县三联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丁×达成了新的协议，不应在本案执行依据的执行案件中执行。如双方对新的协议的履行产生争议，可另行主张权利。
摘要2：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8)川执复329号
摘要1：【裁判摘要】本案中，伍××依据396号判决于2017年5月15日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申请执行人超过申请执行时效期间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执行人对申请执行时效期间提出异议，人民法院经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不予执行”的规定，执行法院应当受理伍××的强制执行申请。执行中，因被执行人东洋公司提出申请执行时效异议，执行法院应当予以审查。396号判决于1999年发生法律效力，伍××于2017年5月依据该判决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早已超过二年的申请执行时效期间，且其未提交申请执行时效存在中止、中断法定情形的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据此，执行法院认定伍××申请执行期间超过二年，东洋公司的异议成立，并裁定对伍兴全请求执行事项不予执行有事实基础，于法有据。故伍××的复议理由不能成立。本案另需阐明的是，申请执行人超过申请执行期间丧失的只是请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程序性权利，但这并不导致当事人经生效判决确定的实体权利的消灭，可由权利人另行向债务人主张。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6)最高法执监433号
摘要1：【裁判摘要】关于本案是否应参照适用《纪要》规定于正中公司受让债权后停止计算利息的问题。……第二，《纪要》第九条“关于受让人收取利息的问题”规定：“受让人向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不良债权受让日之后发生的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十二条“关于《纪要》的适用范围”规定：“不良债权转让包括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政策性和商业性不良债权的转让。政策性不良债权是指1999年至2000年上述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国家统一安排下通过再贷款或者财政担保的商业票据形式支付收购成本从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以及国家开发银行收购的不良债权；商业性不良债权是指2004年至2005年上述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政府主管部门主导下从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收购的不良债权。”可见，《纪要》是对特定范围内的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确立了特殊的处置规则,对金融不良债权的转让时间及转让主体均有明确限定，应当严格按照其适用范围的规定适用。如果将《纪要》适用范围以外的一般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一律参照适用《纪要》精神，既没有明确的法律及司法文件依据，也与依法平等保护各类民事主体财产权益的司法精神相悖。同时，鉴于一般金融不良债权转让中，最初的债权受让人往往是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如一律适用《纪要》止付利息，不仅不利于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而且损害合法受让人的利益。本案中，案涉金融不良债权最初转让发生于2011年9月，从农行流花支行转让给东方资产广州办事处；该债权第二次转让发生于2014年1月15日，由东方资产广州办事处转让给正中公司。可见，债权最初的转让时间与转让主体，均与《纪要》第十二条的规定不符，故不应适用《纪要》关于自受让日后停止计付利息的规定。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6426号
摘要1：【裁判摘要】“不良债权受让日”以银行受让转让债权时受让日为准——金融不良债权受让人受让的是合同权利，其权利不能大于原权利人，也不能享有原权利人依其为金融机构特殊身份而特别享有的权利。本案中，杭州炳盛虽然从长城资产河南分公司处受让了案涉不良债权，但杭州炳盛并非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并不当然享有长城资产河南分公司作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特殊身份而享有的权利。根据《纪要》第九条的规定，受让人向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利息的计算基数应以原借款合同本金为准；受让人向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不良债权受让日之后发生的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杭州炳盛主张长城资产河南分公司享有自工行河南分公司受让债权之后的相应利息、罚息的权利，其作为受让人也享有相应权利，本案利息、罚息应计算至2019年4月22日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3397号
摘要1：【裁判摘要】“不良债权受让日”以最后受让人受让债权时的受让日为准——《海南会议纪要》的立法目的在于规范金融不良债权转让行为，维护企业和社会稳定，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本院(2009)民二他字第21号答复指出：“根据《海南会议纪要》的精神和目的，涉及非国有企业债务人的金融不良债权转让纠纷案件，亦应参照适用《海南会议纪要》的规定。”本院(2011)执他字第7号答复指出：“在执行程序中，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的案件，应当参照适用《海南会议纪要》的相关规定。非国有金融机构受让人向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已经发生转让的金融债权利息，应当按照第九条的规定执行，即以借款合同本金为计算基数，利息计算至金融不良债权转让之日止，不能计收复利”。本院(2013)执他字第4号函指出：“一、非金融机构受让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融不良债权能否在执行程序中向非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受让日后利息的问题，应当参照《海南会议纪要》的精神处理。二、根据《海南会议纪要》第十二条的规定，《海南会议纪要》不具有溯及力。《海南会议纪要》发布前，非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机构或个人受让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不良债权，或受让的金融不良债权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发布日之前的利息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计算；发布日之后不再计付利息。《海南会议纪要》发布后，非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机构或个人受让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融不良债权的，受让日之前的利息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计算，受让日之后不再计付利息”。上述答复虽然是本院针对个案作出的答复，但答复中对《海南会议纪要》的精神和目的进行了充分的阐述。根据《海南会议纪要》的精神和目的，以及近年处理同类案件的意见，非国有企业的金融不良债权转让纠纷案件中关于不良债权受让人主张债权受让日之后的利息计算问题，可以参照适用《海南会议纪要》的相关规定。二审判决不予支持华锋正通公司主张的不良债权受让日之后发生的利息，符合《海南会议纪要》的精神和目的，并无不妥。此外，基于案涉不良债权的特殊性，易购公司的资产本就不足以偿还债务，再加重其债务负担只会降低其偿还债务的积极性。且华锋正通公司受让不良债权所支付的对价远低于债权本身的价值，支持其不良债权受让日前的利息足以保障其财产权益，并不违背公平原则。故华锋正通公司提出的请求易购公司支付不良债权受让日后利息的主张，不应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63号
摘要1：【裁判摘要】“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表述无误——关于逾期利息和违约金计算的起止时间，原审法院确定为“自2012年11月12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对于起算时间，福信公司并无异议。对于终止时间，福信公司提出了异议，认为终止时间应确定为“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本院认为，原审法院确定的终止时间具有法律依据，并无不当。理由如下：首先，根据原审法院指定的债务履行期间，以及如出现迟延履行该指定期间时债务人须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承担迟延履行责任的规定，对于债权人福信公司来讲，原审法院对其所主张的逾期利息和违约金的保护是连续的，不会出现免除部分时段债务人支付义务的情形。其次，如将逾期利息和违约金计算的终止时间确定为“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则会出现部分时段债务人须重复履行支付义务的情形，这对债务人来讲，是不公平的。第三，原审法院确定的逾期利息和违约金计算的终止时间，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并不相悖。
摘要2：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7)粤执监148号
摘要1：【裁判摘要】“利息计至本生效确定应付清之日止”，一般债务利息应当计算判决确定应付清之日，此后为迟延履行期间，只能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不再计算一般债务利息——关于迟延履行期间利息的计算方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计算之后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包括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根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生效法律文书未确定给付该利息的，不予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计算方法为：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一般债务利息，是指在生效法律文书中，根据实体法规定所确定的利息。本案中，[2013]霞法民三初字第73号民事判决已经明确了一般债务利息的计算方法，即“利息按（1998）霞法小字第224号判决书主文的计算方式和比例计至本生效确定应付清之日止。”根据上述判决结果，该判决于2014年9月1日发生法律效力，一般债务利息应当计算至2014年9月12日，此后为迟延履行期间，只能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不再计算一般债务利息。霞山法院（2016）粤0808执恢31号通知书计算方法并无不当。申诉人认为本案一般债务利息应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最高法执监378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关于一般债务利息计算的截止日期问题。本案执行依据（2014）郑民四初字第58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的第一项“被告信德祥公司偿还原告工行陇海路支行借款本金29981286.43元并支付利息3381851.72元,2013年5月2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复利按涉案《小企业循环借款合同》第3.1条第(2)项及第3.4条约定计取;上述款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该判决确定了计算利息、罚息、复利的截止日期，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之后，进一步明确该还款之日是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判决没有载明利息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据此，本案执行依据已经明确了一般债务利息的计算方法和截止期间，一般债务利息应当自2013年5月21日起开始计算，计算至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同时执行依据要求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因此，一般债务利息的截止时间为判决生效之日再加上十日的履行期间。
【裁判摘要２】迟延履行期间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纳入优先受偿的范围缺乏法律依据——关于迟延履行利息是否应当优先受偿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部分债务利息，是债务人没有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而产生的法律后果，其立法本意是最大限度地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给迟延履行的债务人以惩罚，该债务利息具有惩罚的性质。而民事法律文书中确定的金钱给付之债中的利息是当事人基于合同法律关系而产生的，具有收益、补偿损失的性质，因此，两种利息的性质明显不同。而且本案中，(2014)郑民四初字第586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二项明确，原告工行陇海路支行对上述第一项确定款项享有优先受偿权，而从第一项确定的款项中并不能得出包含迟延履行期间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内容。因此，信达河南分公司主张的应将迟延履行期间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纳入优先受偿的范围缺乏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最高法执复91号
摘要1：【裁判摘要】债务人以案涉债权转让未通知全部债务人为由要求撤销法院关于变更申请执行人的裁定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变更追加当事人规定第九条规定：“申请执行人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依法转让给第三人，且书面认可第三人取得该债权，该第三人申请变更、追加其为申请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重庆信托公司已与重庆遵晟富公司签订了《债权转让合同》，对案涉债权进行了转让，且出具了同意变更申请执行人的函件，符合前述规定，并无不当。这里需要着重分析的是，遵义新奥公司所提“重庆信托公司未向生效执行依据确定的全部债务人履行债权转让的告知义务，其债权转让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复议理由是否成立。重庆高院查明，重庆信托公司向债务人发出了债权转让通知书，已履行了债权转让的告知义务，而遵义新奥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但事实上，即使重庆信托公司未向所有债务人履行债权转让的告知义务，也并不影响债权转让本身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据此，债权人转让债权应当通知债务人，但是该通知并非是债权转让本身发生效力的条件。未经通知债务人，并不意味着债权转让本身无效，而是指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其意义在于当债务人因未经通知而仍然向原债权人清偿的，法律认可其债务清偿的法律效果，避免债权受让人要求债务人重复清偿，以保护债务人合法权益。因此，即使重庆信托公司未就债权转让事宜通知所有债务人，其后果只是该债权转让对未受通知的债务人不发生效力，该债务人可以继续向原债权人清偿，而一旦债权转让通知到达该债务人，即对该债务人发生效力，其不得再向原债权人清偿，但是无论是否通知所有债权人，均不影响债权转让本身的效力。故遵义新奥公司以案涉债权转让未通知全部债务人为由，主张债权转让不符合法律规定，进而要求撤销重庆高院关于变更申请执行人的裁定，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最高法执监340号
摘要1：【裁判摘要】因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发生转让而变更申请执行人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１）申请执行人已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依法予以转让（不要求通知债务人）；（２）申请执行人在执行程序中书面认可受让人取得该债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申请执行人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依法转让给第三人，且书面认可第三人取得该债权，该第三人申请变更、追加其为申请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据此，因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发生转让而变更申请执行人的，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第一，申请执行人已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依法予以转让；第二，申请执行人在执行程序中书面认可受让人取得该债权。关于第一个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根据该规定，在债权转让中，是否通知债务人，并不是决定债权转让本身是否有效的因素，未经通知债务人，不能成为否定债权在债权人和受让人之间发生转让的理由；之所以规定债权转让在未通知债务人的情况下，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主要是为了保护债务人合法权益，避免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向原债权人作出的清偿行为被认定为无效。本案中，先登公司、谢××等各方当事人，对于签订了案涉债权转让协议并无异议，其仅是对转让是否通知了债务人存在异议。如前所述，不论转让是否通知了债务人，均不影响债权转让本身的效力，但是重庆四中院、重庆高院却围绕债权转让是否通知债务人来审查、判断债权转让是否有效，偏离了审查重点，不符合法律规定，应予纠正。关于第二个条件。之所以在债权已合法转让的情况下，再要求申请执行人向执行法院作出第三人取得债权的书面认可，原因在于债权转让是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法律行为，未经过生效法律文书确认，通过申请执行人向执行法院作出该书面认可，表明其对债权转让的行为及结果已经没有实体争议，避免执行程序变更申请执行人陷入不必要的实体争议之中。本案中，先登公司虽然已经与谢××签订了转让协议，将案涉债权转让给谢××，但先登公司又于2018年2月8日向重庆四中院出具《关于先登小贷公司诉郭××等人借贷纠纷案件兑现情况说明》，声称案涉债权已由债务人向其履行完毕。不论债务人是否实际向其清偿，先登公司宣称自己已接受清偿并保留清偿效果的行为，表明其在实质上并不认可谢××取得案涉债权。
摘要2：（续）故本案并不具备申请执行人在执行程序中书面认可受让人取得债权的条件，执行程序依法不应变更谢××为申请执行人。因此，重庆四中院于2019年1月4日裁定变更谢××为申请执行人错误。谢××如果认为先登公司违反了债权转让协议，可以依法另行向先登公司起诉主张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