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解读：被执行人法人不能清偿债务，可以直接执行分支机构的财产，但不能追加分支机构为被执行人。
【注释】分支机构虽有自己财产但所有资产隶属于法人并列入法人的资产负债表——（１）法人作为被执行人可以直接执行分支机构的财产；（２）分支机构作为被执行人，可以申请变更、追加法人为被执行人。
【解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１５条第１款之规定——（１）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分支机构不能清偿债务的，可以变更、追加该法人为被执行人；（２）法人直接管理的责任财产仍不能清偿债务的，可以直接执行该法人其他分支机构的财产。
摘要2：【注解】分支机构仅是其他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以及个人独资企业挂靠到公司名下但以分公司名义依法注册的，即应受分公司的财产即为公司财产、分公司的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的规则调整，分公司与公司之间内部协议约定不能对抗申请执行人和排除法院对分公司财产的执行。——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14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210号
【裁判要旨】（１）名义股东通过让与担保的方式获得标的公司90%的股权，其目的在于保证自身的借款安全，如果允许另一股东不经其同意即以公司资产对外提供担保，可能损及担保财产的价值，从而导致该担保目的不能实现。（２）本案另一股东私刻印章、以公司名义为其父的个人债务提供担保，该行为超出了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特定目的范围，违反《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应当认定该担保行为系越权行为，亦系故意损害名义股东利益的侵权行为。相对债权人在接受标的公司提供的担保时，对另一股东实施的侵权行为至少存在应知而未知的重大过失，故标的公司不应承担担保责任，原审判决以印章真伪、法定代表人身份等形式要素来判断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另一股东代表权的有无和第三人信赖利益的范围，对法律的理解并不准确。
摘要2：
摘要1：【法律问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者其他人员违反法定程序即未经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决议而擅自实施的以公司名义对外担保行为的效力如何认定？
摘要2：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沪01民终11641号
【裁判摘要】法定代表人损害公司利益，监事有权以公司名义起诉法定代表人——萄享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仍显示顾某某仍为萄享公司监事的客观事实，顾某某委托律师依据《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一）、（五）项，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提起本案诉讼，并将萄享公司列为本案原告，于法有据。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287号
【裁判摘要】公司起诉后股东会出具撤诉申请无公司盖章、无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不具有撤回起诉的效力——本案中林贸易、中林物业以中林实业的名义向法院递交的撤诉申请不符合撤诉条件——意思自治原则是民法的核心理念，法人的意思是通过其意思机关来表达的。公司由股东会形成意思，董事会执行意思，法定代表人对外表达意思。因此，独立意思的存在或完整与否，是衡量公司独立人格的重要标准。公司之意思独立是公司法律制度赋予公司人格独立并以自己名义独立参与经济活动，独立进行民事法律行为之基本假设与制度前提，没有公司的意思独立，公司之民事权利能力即公司独立人格将受到严重影响甚至不复存在。多数情况下，公司意思通过公司法定代表人传递，法定代表人的意思传递行为在法律上一般即可视为公司的行为。因此，只要是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对外从事与公司经营业务有关的法律行为，公司就应当承担因此而产生的法律效果。本案中，辽工大提出的中林实业没有诉讼主体资格，中林实业股东会已经以自己的名义提出撤诉申请应予准许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公司法》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人民法院对于诉状所表现出的公司意思的审查原则上应当只是形式审查。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首要条件是主体资格适格，公司作为企业法人，是适格民事主体。本案中林实业以自己的名义起诉，主体适格。公司印章以及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均是公司意思表示的初步证据，在起诉材料中只要有公司印章或者法定代表人签字，对人民法院而言，均可以推定为公司做出了发起诉讼的意思表示。中林实业的股东大会，作为公司的权力机构，不具有以其名义行使中林实业诉讼权利的主体资格，其决议是公司内部文件，是否能得到执行是公司内部事务。其撤诉申请没有中林实业盖章，也没有中林实业法定代表人签字，不能对外当然发生法律效力，不能认定为以中林实业名义提出。因此，原审判决认定中林贸易、中林物业以中林实业的名义向法院递交的撤诉申请，不具有中林实业撤回起诉的法律效力，本案不符合撤诉条件，对于其该项诉讼主张不予支持，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2：【裁判要旨】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其他当事人。债权债务概括转让须以相对人同意为生效要件，否则不发生法律效力。
【注解】债权债务概括转让，必须经合同对方当事人同意。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1735号
【裁判摘要】项目部在借条上盖章的行为应结合出具人的职务及其日常管理行为、出借款项的流向等因素综合认定——项目部公章的使用范围一般限于工程报告、计量、变更及决算资料方面，不包括对外借款用途。但从建筑行业现实情况来看，部分建设施工单位不规范，使用项目部公章确认原材料供货、工人劳动报酬数额等债权债务关系的情形也不鲜见，故对在借条上加盖项目部印章的行为，应结合出具人的职务及其日常管理行为、出借款项的流向等因素综合认定。本案中，2014年7月28日，海博建设公司《海博建司〔2014〕010号文件》任命康某某１为文帝西路项目部现场负责人；随后，海博建设公司同意文帝西路项目部启用“安徽海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文帝西路（汤王大道－希夷大道）道排工程项目部”印章，虽然海博建设公司与康某某签订《项目部印章使用合同》对项目部印章使用范围进行了专门的约定，但该约定对第三方不具有直接约束力。就康某某以海博建设公司名义向康某某２借款，并在有关协议、欠条上加盖“安徽海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文帝西路（汤王大道-希夷大道）道排工程项目部”印章（事后补盖）的行为，对其中与工程建设相关的垫付款项2937505元部分，鉴于海博建设公司在未与康某某１结算工程量就接管案涉工程，系上述垫资借款的受益人，原审判决判令海博建设公司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符合本案实际情况。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5258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第31、32层《认购协议书》的效力问题。《湘商·鑫贸大楼主体建安工程施工合同书》第十八条约定，闽南公司同意用工程款购买本工程写字楼两层，购买价格为开源公司的开盘价。闽南公司与叶某某签订的《认购协议书》虽无原件，但落款日期并无涂改痕迹，且内容符合《湘商·鑫贸大楼主体建安工程施工合同书》的约定，叶某某亦拥有以公司名义全权监督、处理案涉项目一切事宜的权限，因此二审判决认定《认购协议书》有效、能够产生以房抵扣工程款的效力，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2：【解读】二审法院认为：该31、32层《认购协议书》签订日期无涂改痕迹，从证据表面形式上看无瑕疵。闽南公司辩称该31、32层《认购协议书》系倒签并提出对签订日期进行鉴定的申请，虽然因开源公司、叶某某拒不提供原件导致无法鉴定，但该份证据不具有明显瑕疵，且主要内容与闽南公司认可的施工合同约定的两层楼抵扣工程款相对应，故本院对其辩称该份协议系虚假的理由不予采信。
摘要1：——执行异议中银行账户资金的权属
【裁判要旨】货币为种类物，虽然权利人对货币的占有可以认定为所有，但在特定条件下，不能简单根据占有即认定为所有。对于一般账户中的货币，应以账户名称为权属判断的基本标准。对于特定专用账户中的货币，应根据账户当事人对该货币的特殊约定以及相关法律规定来判断资金权属，并确定能否对该账户里的资金强制执行。
【案号】一审：(2015)廊民三初字第74号；二审：(2015)冀民一终字第430号；再审审查：(2016)最高法民申2528号
【来源：《人民司法·案例》2017年第5期】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2528号
【摘要】货币为种类物，虽然权利人对货币的占有可以认定为所有，但在特定条件下，不能简单根据占有即认定为所有。对于一般账户中的货币，应以账户名称为权属判断的基本标准。对于特定专用账户中的货币，应根据账户当事人对该货币的特殊约定以及相关法律规定来判断资金权属，并确定能否对该账户资金强制执行，如信用证开证保证金、证券期货交易保证金、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质押保证金、基金托管专户资金、社会保险基金等。对特定账户中的货币主张权利，符合法定专用账户构成要件及阻止执行条件的，可以排除对该账户的执行。就本案而言，50×××28账户系以被执行人汇通公司名义开立的一般账户，而非保证金专用账户或其他专用账户，故该账户中的款项应作为汇通公司的责任财产清偿民事债务。澳凯公司所提河北省永清县人民法院(2014)永民初字第1747号民事调解书中因开发永清县凯悦花苑小区项目所产生的债权或债务全部由原告澳凯公司享有或负担的内容，系关于债权债务的安排，仅具有债权性质的效力，并未直接确定上述账户中款项的归属。澳凯公司未提供其他充分证据证明上述账户中的款项属于其所有。因此，澳凯公司对该账户中款项的权利不能排除执行，其再审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1：【裁判要旨】
1.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他人以法定代表人的名义代表公司从事的行为，性质上属于代理行为而非代表行为。在该他人构成无权代理且不构成表见代理的情况下，应当区别相对人是否善意，分别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三款、第四款之规定来确定无权代理人的责任。
2.他人以公司名义从事行为时，相对人应当依法审查该他人是否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是否具有代表或者代理权限。鉴于法定代表人须依法登记，相对人既未审查该他人是否为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亦未审查其是否具有代表或者代理权限，则无权请求该他人承担合同责任，只能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第四款之规定，由相对人与行为人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辽民终1212号
【裁判摘要】关于金厦公司与张××是否承担连带责任问题。宋××、张××以金厦公司名义签订的借款合同，现没有证据证明金厦公司同意担保和事后对此追认，且金厦公司公章及董事会决议系伪造的，原审法院认定保证合同不是金厦公司意思表示双方未达成保证合意，保证合同未成立，金厦公司不承担保证责任正确。关于张××是否承担责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实事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张××在一审诉讼时承认保证合同及借款借据上的签名是其本人所签，虽然其签字的身份是法定代表人，但张××明知自己不是法定代表人，还在担保合同和借款借据上签字，张××对造成担保合同未成立有一定过错，其应承担宋××不能履行判决部分的20%赔偿责任。本案朝阳银行长江支行在签订保证合同时，没有尽职审查张××是否是金厦公司法定代表人义务，其对担保合同不成立亦负有一定责任，因此，本案朝阳银行长江支行主张张××承担连带责任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3445号
【解读】（2021）最高法民再49号朝阳银行、张某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判决：张××对宋××不能履行判决部分的70%承担赔偿责任。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5114号
【裁判摘要】中间环节的工程转包人、违法分包人、挂靠人等不属于实际施工人，无权起诉发包人——实际施工人是通过筹集资金、组织人员机械、支付农民工工资或劳务报酬等实际从事工程项目建设的主体为实际施工人，包括挂靠、转包、违法分包、肢解分包等情形下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有别于承包人、施工班组、农民工个体等。在层层转包、多次违法分包、挂靠后再次转包或违法分包等情形下，实际施工人仅指最后进场施工的民事主体，工程承包流转中的仅为其中流转一环的转包人、违法分包人、挂靠人等不属于实际施工人，无权突破合同相对性，越过其合同相对方直接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的权利。本案凯××作为委托人以重庆德感公司名义与盘南管委会在前期签订了数份案涉工程合同，结合《工程项目内部承包经营合同》内容，其与重庆德感公司形成了挂靠关系，但凯××又通过违法分包或肢解分包等方式将案涉工程交由他人实际施工。在2015年12月案涉项目引进贵州申安公司作为投资主体后，凯××并未再以重庆德感公司代理人身份参与合同签订。大量的另案诉讼生效法律文书表明案涉工程被重庆德感公司肢解分包或非法分包，存在着多位实际施工人，凯××主张其为唯一实际施工人缺乏事实依据，反而印证其实质上为案涉工程承包多次流转中的中间一环或其仅为重庆德感公司的项目管理人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该规定只赋予了实际施工人能够突破合同相对性的权利，工程多次流转环节中的有关人员或项目管理人员无权以自己名义独立起诉发包人。
摘要2：【案号】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黔民终1092号
【摘要】虽然《工程项目内部承包经营合同》就凯××与重庆德感公司之间对于案涉工程如何投资、管理、结算等作出约定，但凯××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经履行了实际出资、组织人员、机械进行案涉工程施工的事实。同时，交纳保证金、签订合同、与施工班组进行结算等事宜均是以重庆德感公司的名义进行，数份法院生效判决也亦认定重庆德感公司应就案涉工程引发的多起纠纷向案外人承担相应款项的支付责任，故在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凯××系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的情况下，凯××与本案不具有直接利害关系，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一审判决对此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解读】（１）一审判决驳回诉讼请求；（２）二审裁定驳回起诉。
【注解】（１）实际施工人是实际从事工程项目建设的主体，仅指最后进场施工的民事主体；（２）中间环节的工程转包人、违法分包人、挂靠人等不属于实际施工人，无权突破合同相对性起诉发包人。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知民终512号
【裁判摘要１】依据公司法解释三(2014年修正)第二条规定：“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合同相对人请求该发起人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成立后对前款规定的合同予以确认，或者已经实际享有合同权利或者履行合同义务，合同相对人请求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条系关于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名义对外签订合同时的责任承担问题的规定，即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名义对外订立的合同只在特定的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效力，合同相对人应向发起人主张合同权利，而不能向合同关系以外的公司主张合同权利。但是，公司成立后如果确认了该合同或者公司已实际成为合同主体，即享有合同权利或者履行合同义务，而且合同相对人也起诉要求公司承担责任，这表明公司愿意成为合同主体且合同相对人也愿意接受公司作为合同主体，反之则不应当由公司承担合同责任。
【裁判摘要２】无正当理由未出庭证人以书面等方式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畅鱼公司未提交委托合同、授权委托书等有效证据足以证明其发起人扶××与胡××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委托关系，也无证据表明涉案协议系畅鱼公司的投资经营行为，因此发起人扶××与胡××之间存在委托关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涉案协议无法约束畅鱼公司发起人扶××，相应的合同权利亦无法由畅鱼公司承继。另外关于畅鱼公司提交的署名为“胡××”的情况说明，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年修正)第六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要求证人出庭作证，接受审判人员和当事人的询问。证人在审理前的准备阶段或者人民法院调查、询问等双方当事人在场时陈述证言的，视为出庭作证。双方当事人同意证人以其他方式作证并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以书面等方式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即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以书面等方式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本案中，畅鱼公司提交的署名为“胡××”的情况说明，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无法达到畅鱼公司的证明目的。即使情况说明符合证据要件，该份胡××单方出具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案外人胡××签订涉案协议系畅鱼公司发起人扶瑞英的委托行为。因此，畅鱼公司不是××涉案协议、××涉案协议的签订主体，其无权就该协议提起本案诉讼。
摘要2：【解读】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２条、第３条规定，合同相对人可以请求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情况包括两种：（１）发起人以自己名义签订合同，公司追认，或者已经实际享有合同权利或者履行合同义务；（２）发起人以设立中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合同。
【注解】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２条（修订），发起人以自己名义签订合同由成立后公司承担责任，不再要求公司追认或者已经实际享有合同权利或者履行合同义务。
摘要1：解读：（１）《公司法解释三》第２条（修订后）、第３条只是规定合同相对人可以请求成立后公司承担合同责任两种情况，未明确规定成立后公司能否向合同相对人主张合同责任；（２）发起人为设立公司委托他人签订合同，合同相对人可以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２条（修订后）、第３条之规定请求成立后公司承担合同责任，但成立后公司能否向合同相对人主张合同责任法律并未明确规定。
摘要2：【注解】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２条（修订后）、第３条之规定，合同相对人可以请求成立后公司承担合同责任包括两种情况：（１）发起人以自己名义签订合同；（２）发起人以设立中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发起人为自己利益且相对人非善意除外）。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7号
【裁判摘要１】合同盖章后扫描形成电子扫描件不属于原件和电子签章，对扫描件中盖章是否真实无法鉴定——本案中，瑞斯特公司提交了其通过电子邮箱接收的与中燃上海公司签订的《煤炭供需合同》和《声明》，其中加盖有中燃上海公司的公章，用以证明其与中燃上海公司之间存在煤炭买卖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电子签名，是指数据电文中以电子形式所含、所附用于识别签名人身份并表明签名人认可其中内容的数据。”本院认为，电子签章是电子签名的一种表型形式，利用图像处理技术将电子签名操作转化为与纸质文件盖章操作相同的可视效果，同时利用电子签名技术保障电子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以及签名人的不可否认性。本案中，崔××通过××@szeland.com邮箱向××@126.com邮箱发送的《煤炭供需合同》和指示交货《声明》，均为纸质文件加盖中燃上海公司公章后扫描形成的电子文档，中燃上海公司的签章不属于上述所称电子签章。瑞斯特公司通过公证方式保存的电子数据证据，仅为证据保全的一种形式，不足以反映证据内容的真实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的规定，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案审理过程中，瑞斯特公司未能提供《煤炭供需合同》和《声明》的纸质原件，用以对中燃上海公司所加盖的公章的真实性进行判断比较或鉴定，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合同中燃上海公司印章的真实性，中燃上海公司对上述文件中的签章亦不予认可，故涉案《煤炭供需合同》和《声明》不足以体现中燃上海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
摘要2：【裁判摘要２】第三人提供经理名片但未提供盖章授权委托书不足以认定构成表见代理——瑞斯特公司主张崔××以中燃上海公司名义签订煤炭买卖构成表见代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中燃公司或中燃上海公司并不认可崔××系其工作人员，亦未对其行为予以追认，故崔××无权代表中燃上海公司与瑞斯特公司签订涉案买卖合同。虽然崔××向瑞斯特公司提供了载有其身份是中燃上海公司海外事业部总经理的名片，但未提供加盖公司公章或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名的授权委托书，且瑞斯特公司主张与中燃上海公司签订煤炭供需合同之前都是在中燃上海公司办公场所与崔××进行业务洽谈，但瑞斯特公司对此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本案中并无证据足以证明崔××具有代表中燃上海公司签署案涉合同和声明的权利表象。．．．．．．而瑞斯特公司既没有要求崔××提供授权委托书或向中燃上海公司核实其身份，也没有慎重确认收到的电子邮件扫描合同公章的真实性，故不能认定瑞斯特公司在行为时系善意无过失。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3680号
【裁判摘要】法定代表人在合同上加盖“假章”应认定为单位真实意思表示——首先，中铁九局成都工程公司以《借款合同》上加盖的该公司公章系刘××私刻为由，主张《借款合同》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其不应承担《借款合同》项下义务。本院认为，合同是否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综合签约人在签约之时是否具有代表权、合同相对人对签约人的代表权是否进行了谨慎审查等情形进行判断；合同上公章的真假并非判断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唯一依据。根据原审判决查明事实，《借款合同》订立时，刘××系中铁九局成都工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中诚信托公司审查了该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以及《中铁九局集团成都工程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已经尽到了其合理注意义务。原审判决认定中铁九局成都工程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中诚信托公司为非善意相对人、刘××的行为系履职行为其行为后果应当由中铁九局成都工程公司承担，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中铁九局成都工程公司关于原审法院未查明《借款合同》上公章的真假、依据伪造证据认定案件事实以及未准予其调取证据的申请违反法律规定等主张，均不能成立。其次，本案中，尚无证据证明刘××的行为构成刑事犯罪，且即便本案涉嫌刑事犯罪，但在无证据证明《借款合同》双方当事人具有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或国家利益等情形下，《借款合同》并不具有应当认定为无效的法定情形。原审判决认定《借款合同》有效，并无不当。再次，如前所述，案涉《借款合同》应属中铁九局成都工程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中铁九局成都工程公司应当履行《借款合同》项下义务。原审判决认定中铁九局成都工程公司关于案涉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与事实不符的主张不能成立，亦无不当。最后，根据本案证据，足以认定刘××以中铁九局成都工程公司名义与中诚信托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有效，刘××涉嫌犯罪行为不影响中铁九局成都工程公司应当向中诚信托公司承担本案民事责任。原审法院认定本案与刘××涉嫌犯罪的刑事案件应当分别审理，本案不应中止审理或移送公安机关，适用法律正确。
摘要2：
摘要1：【案号】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津0103民初10886号
【裁判摘要】合同对资金权属进行约定不能对抗法院执行——本案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争议焦点在于监测中心对于案涉银行账户（账号69×××37）内资金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监测中心主张对案涉银行账户资金享有所有权，根据《500吨级近岸海洋环境监测船项目资金托管协议补充协议》的约定，“仅因政策需要，该保证金账户以鹤顺船业公司名义开设，账户内资金均来源于监测中心……"，结合《配备500吨级近岸海洋环境监测船建造合同》，能够确认监测中心系借用鹤顺船业公司的名义开立账户结算造船合同项下款项。货币作为一种特殊动产，其物权法规则主要是“占有即所有"，案涉银行账户名为“浦发银行其他活期保证金青岛鹤顺船业有限公司"，资金存入上述账户后，鹤顺船业公司即占有了资金，根据“占有即所有"规则，应当依照登记的账户名称判断账户内资金的权属。虽然相关合同对案涉银行账户资金的权益进行了约定，但该约定属于合同相对方的内部约定，不得对抗第三人，监测中心不能据此阻却对账户资金的执行。
摘要2：
摘要1：解读：根据《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１６条第１款之规定，股份制企业的股东大会、股东会、董事会等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侵犯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可以企业名义提起诉讼。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苏07行终245号
【裁判摘要】车辆购置税为车辆购置合同与发票上的购买人，挂靠关系不影响纳税主体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暂行条例》第一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购置本条例规定的车辆的单位和个人，为车辆购置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车辆购置税。云联公司于2009年以该公司的名义向东风公司购买涉案车辆，涉案车辆亦登记在上诉人云联公司名下。在申报车辆购置过程中，云联公司提供购货单位为该公司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该公司银行账号作为车辆价格证明；公司《组织机构代码证书》作为车主身份证明等材料，以该公司名义申报税纳税，被上诉人市国税局稽查局认定其为车辆购置单位，符合法律规定。本案实际车辆购买人及其与上诉人之间的挂靠关系是否成立，均不影响本案纳税主体的认定。上诉人云联公司关于其并非纳税主体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纳。
摘要2：【注解】《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海关进口关税专用缴款书》《海关进口消费税专用缴款书》或海关进出口货物免征税证明上的购买方为车辆购置税的纳税人。
摘要1：【案号】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川0503民初509号
【裁判摘要】取回权，是指对破产管理人占有的实体上并不属于破产人的财产，财产的权利人有权不依破产程序而直接取回其财产。取回权纠纷是取回权人行使取回权时与破产管理人对标的物的物权归属发生争议时产生的纠纷，从取回权的特征上看，其主要表现为如下四个方面：（1）取回权是针对特定物的返还请求权。（2）取回权是以物权为基础的请求权。（3）取回权是在破产清算程序中行使的特别的请求权，并以破产管理人为其义务人。（4）取回权标的物在被取回之前视为破产财产，由破产管理人管理支配。本案中，原告范小红主张在永乐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原告能够向破产管理人行使取回权，即主张对涉案的四宗土地及相应的房地产开发建设项目的全部财产权利归原告享有的诉讼请求，必须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原告必须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涉案的四宗土地及相应的房地产开发建设项目均系由其个人全额投资；二、按照《物权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破产法》若干问题解释的相关规定，涉案的四宗土地及相应的房地产开发建设项目依法不应认定为破产申请人永乐公司的财产。针对第一个问题，．．．．．．因此，仅从举证责任方面而言，原告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涉案的四宗土地和三个项目系由其全部投资。针对第二个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破产法》若干问题解释的规定（二）第三条中有关“债务人已依法设定担保物权的特定财产，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债务人财产”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七条有关“企业破产前受让他人财产并依法取得所有权或者土地使用权的，即使未支付或者未完全支付对价，该财产仍属于破产财产”的规定，本案已经登记在永乐公司名下，包括已经设置抵押担保的涉案土地均应认定为永乐公司的财产，以永乐公司名义开发的房地产项目也应依法认定为债务人永乐公司的财产。综上，原告范××起诉主张涉案的四宗土地及相应的房地产开发建设项目的全部财产权利归其享有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其诉讼主张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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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湘民再22号
【裁判摘要】挂靠关系不成立合作开发房地产关系——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的一方必须是房地产开发企业，本案城建公司没有对涉案项目进行投资和开发，而是与刘××形成挂靠关系，不属于涉案项目的开发者，不符合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的特点。刘××以城建公司名义，在拍得涉案土地的前后，与向××、刘××等人对涉案项目的开发进行投资、管理，现向××、刘××等人的诉讼请求是对涉案项目的利润分配，故本案应为合伙协议纠纷。一、二审判决将本案定性为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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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908号
【裁判摘要】笔迹鉴定意见作出“系同一人签字可能性较大”，如果综合其他各项证据并结合鉴定意见可以认定签字为本人所签具有盖度盖然性可予以认定——关于本案《保证合同》上“刘××”签名是否为刘××本人所签的问题本案所涉《保证合同》以三河建设公司名义签订，合同上“青岛胶州三河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印文经鉴定已被确认与双方认可的同名样本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刘××”签名经司法鉴定及补充鉴定后，鉴定结论为：该签字与供检的刘××样本字迹是同一人笔迹的可能性较大。鉴定结论可能性较大属于肯定意见中的非确定性意见，且肯定程度最低。．．．．．．综合考虑纯久公司与科润置业公司签订的《委托融资协议》第二条第一项关于科润置业公司负责协调三河建设公司就本协议约定的融资向出借方提供担保的约定，及本案所涉借款共计约960万元进入刘××个人账户等事实，结合鉴定结论可以认定本案保证合同上“刘××”的签字为刘××本人所签具有高度盖然性，一审判决关于再担保公司未能进一步提供证据证实《保证合同》上“刘××”的签字为刘××本人所签具有高度盖然性的认定确有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根据现有证据足以对刘××签字问题作出判断，对再担保公司要求对刘××签字进行重新鉴定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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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354号
【裁判摘要１】在原一审时虽参加了部分庭审但未对案件进行实质审理亦未参与案件的评议等程序，不属于发回重审应当回避的人员——果满堂公司、曹×上诉认为本案系发回重审案件，本案一审审判长曾在发回前的原一审中担任审判长，按照相关规定其应回避而未回避，属程序违法，并提交(2018)新民初6号案一审开庭笔录作为新证据予以证明。经查明，原一审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曾于2018年10月17日开庭审理本案，但该次庭审进行到陈述诉辩意见阶段，即因一方当事人提起反诉而休庭。之后第二次开庭时，法庭即告知各方当事人审判长已经变更，各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本案发回重审后审理阶段，一审法院重新组成合议庭，其审判长曾在2018年10月17日开庭时担任合议庭审判长。在发回重审后的一审开庭时，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回避申请。本院认为，本案一审合议庭审判长在原一审时虽参加了首次开庭，但该次庭审未对案件进行实质审理，其亦未参与案件的评议等程序，原一审第二次开庭变更审判成员后，合议庭又重新开庭并对案件进行评议，故本案一审合议庭审判长不属于相关法律规定应当回避的人员。
摘要2：【裁判摘要２】股东名义与他人签订的公司资产转让合同，公司虽非合同主体，但结合合同的签订、履行（公司接受他人支付的款项）、股东会授权、尤其是公司反诉要求他人继续履行合同，可以认定公司亦为产权转让合同的主体——首先，关于果满堂公司资产的处置问题。《公司产权转让合同书》签订时，曹××为果满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8年10月23日的《股东会决议》表明，果满堂公司认可曹××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的以该公司名义从事的所有行为都是职务行为，但是对于曹××以其个人名义签订的案涉《公司产权转让合同书》，果满堂公司不仅接受了赵××履行该协议所支付的款项，还依据该协议提出了继续履行的反诉请求，并且该《股东会决议》与《公司产权转让合同书》在内容上具有明显的对应关系。同时，曹×作为果满堂公司大股东所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亦授权曹××全权处置该公司的资产。综合考虑合同书的签订及履行、《股东会决议》《授权委托书》的约定，以及当事人事后寻求救济所提请求等情况，一审法院认定就资产出让事宜果满堂公司系《公司产权转让合同书》的合同当事人并无不当。该部分约定不存在合同无效的事由，一审认定其合法有效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关于曹×所持果满堂公司股权转让的问题。《公司产权转让合同书》签订后，曹×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曹××全权处置果满堂公司资产等事宜，包括股权转让等。该《授权委托书》足以证实曹×对曹××处分果该部分满堂公司股权的行为进行了追认。故一审判决认定《公司产权转让合同书》中曹×持有股权转让部分的约定合法有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再次，就赵××所持股权及其他资产转让的问题。曹××虽无处分该部分股权和资产的权利，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有关“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公司产权转让合同书》中的该部分股权和资产转让的约定并无因此而无效。综上，案涉《公司产权转让合同书》所涉股权及资产转让的约定，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一审判决确认该协议有效，事实依据充分，并无不妥。果满堂公司、曹×认为《公司产权转让合同书》无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1735号
【裁判摘要】项目部公章的使用范围一般限于工程报告、计量、变更及决算资料方面，不包括对外借款用途。但从建筑行业现实情况来看，部分建设施工单位不规范，使用项目部公章确认原材料供货、工人劳动报酬数额等债权债务关系的情形也不鲜见，故对在借条上加盖项目部印章的行为，应结合出具人的职务及其日常管理行为、出借款项的流向等因素综合认定。本案中，2014年7月28日，海博建设公司《海博建司〔2014〕010号文件》任命康××为文帝西路项目部现场负责人；随后，海博建设公司同意文帝西路项目部启用“安徽海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文帝西路（汤王大道－希夷大道）道排工程项目部”印章，虽然海博建设公司与康××签订《项目部印章使用合同》对项目部印章使用范围进行了专门的约定，但该约定对第三方不具有直接约束力。就康××以海博建设公司名义向康××１借款，并在有关协议、欠条上加盖“安徽海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文帝西路（汤王大道-希夷大道）道排工程项目部”印章（事后补盖）的行为，对其中与工程建设相关的垫付款项2937505元部分，鉴于海博建设公司在未与康××结算工程量就接管案涉工程，系上述垫资借款的受益人，原审判决判令海博建设公司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符合本案实际情况。海博建设公司主张康××、康××１系亲戚，并在本案中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但根据海博建设公司所举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其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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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山东省滕州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鲁0481民初5628号
【裁判摘要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葛××系秒购网络公司法定代表人，其作为原告诉请任职公司变更登记，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本案有明确的被告和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所依据的主要事实是葛××系秒购网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任职数月后担心因公司经营所带来的风险，且并未实际参与公司经营，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秒购网络公司亦未向葛××发放薪资报酬，故要求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而秒购网络公司不配合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事项，侵害其合法权益。同时，根据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等与公司之间的纠纷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秒购网络公司登记在滕州市，本院依法享有管辖权。综上所述，葛××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本院依法应予受理。
摘要2：【裁判摘要２】《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该条第二款规定：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基于上述法律规定，法定代表人是以公司名义从事民事活动，其行为后果由所任职公司承受。因此，法定代表人与所任职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符合委托代理法律关系，应当定性为委托合同法律关系。在委托合同关系中，受托人有权随时解除委托合同，辞去代理。本案中，作为受托人的葛××有权解除委托合同，辞去法定代表人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三条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及与本案，葛××第一项诉讼请求系基于其已不愿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之事实，请求终止其与秒购网络公司之间法定代表人的委托关系并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葛××自2021年5月份即提出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曾与股东赵×多次协商变更法定代表人未果，且多次至滕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办理变更法定代表人业务均被告知无法办理，表明葛××主观上已无继续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意愿，亦表明秒购网络公司并无配合葛××办理变更法人登记的意愿。因秒购网络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葛××并非秒购网络公司股东，股东赵×不配合办理法人登记变更，葛××则无法通过公司自治途径寻求解决问题之道。若人民法院驳回葛××的诉讼请求，则葛××因此所承受的法律风险将持续存在，而无任何救济途径。因此葛××要求秒购网络公司在登记机关变更法定代表人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至于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由谁担任，应当由秒购网络公司决定，葛××无权干涉。因此，葛××在第一项诉讼请求中要求将法定代表人由葛××变更登记为赵×，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因秒购网络公司为一人公司，赵×为唯一股东，因此秒购网络公司在登记机关变更葛××的法定代表人登记，赵×有义务办理。
摘要1：【案号】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1)黑执复121号
【裁判摘要】公司与其他企业合并设立新公司，公司营业执照虽被吊销但未注销仍然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且不属于法人终止情形，新设立公司申请变更申请执行人不予支持——在司法实践中，由于一些法定事由的出现，使得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或义务发生转移，就涉及到执行程序中申请执行人的变更与被执行人的变更与追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对申请执行人的变更做出了详尽的规定，其中第一至九条规定了变更申请执行人的法定情形。．．．．．．其次，关于广安公司与恒远集团合并后终止，郭××为该公司权利义务承受人问题，本案执行依据即本院(2005)黑民一终字第335号民事判决确认，“关于广安公司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广安公司系争议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履行合同中，虽经佳木斯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建设局批准，工商局核准，与佳木斯大成建筑开发有限公司等三家企业合并，设立为恒远集团，但其法人营业执照并未注销，在工程竣工后，法人营业执照虽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但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该企业法人仍应视为存续，可以自己名义进行诉讼活动，其法人主体资格并未丧失，且广安公司合并为恒远集团后，双方在建设施工合同中，对施工方的称谓并未加以变更，广安公司继续以原公司名义履行合同义务，直至工程竣工。二审诉讼中，恒远集团亦将对金鑫公司的债权转让给广安公司，故广安公司作为实际施工人、受让人，有权向金鑫公司主张给付拖欠的工程款。金鑫公司主张广安公司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生效判决确认，广安公司仍存续，其法人主体资格并未丧失，故本案不存在广安公司企业法人终止情形。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241号
【裁判摘要】挂靠人申请法院冻结被挂靠人财产主观上存在过错应当承担诉讼保全错误赔偿责任——原判决认定侯光冬等三人申请财产保全在主观上存在过错是否缺乏证据证明。郢轩•江尚天地建设工程系由侯××等三人借用俊锋公司名义与郢轩公司签订施工合同，俊锋公司出借资质，由侯××等三人自行组织人员实际施工，人员管理、资金来源、工程款收付等均系三人与郢轩公司直接发生关系或直接往来，三人还与郢轩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故侯××等三人与俊锋公司之间为挂靠关系。在法律没有规定被挂靠人应承担工程款支付责任，或对发包人支付工程款承担连带责任，且侯××等三人亦没有主张俊锋公司违反挂靠合同义务的情形下，侯××等三人明知俊锋公司没有直接向其支付工程款的合同义务，仍申请法院冻结非义务主体俊锋公司的财产，原审认定三人主观上存在过错，有证据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关于“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的规定，侯××等三人申请保全错误，应当赔偿俊锋公司因此所遭受的损失619200元。大地财保郴州支公司为前述财产保全申请提供担保，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原审认定侯××等三人构成诉讼中的保全不当，应对俊锋公司承担侵权责任，有法律和事实依据。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6481号
【裁判摘要】借用资质（挂靠）的实际施工人不能依据《建工解释（一）》第４３条规定主张权利，但可以依据民法典规定直接向发包人主张权利——第一，关于单××提起本案诉讼是否主体适格。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在鑫源公司参与案涉工程招投标过程中，单××以鑫源公司名义交纳投标保证金并参与了投标全过程，并在中标后以鑫源公司委托代理人的身份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上签字。次日，单××与鑫源公司签订了《工程施工协议书》，约定鑫源公司将该公司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的义务交由单××履行，单××承担工程实际施工内容、全部项目管理工作及所需费用，并向鑫源公司交纳管理费。因此，单××系借用鑫源公司的资质承包案涉工程，其与鑫源公司之间为挂靠关系。单××作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就其施工工程对管委会享有工程款给付请求权，其具备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第二，关于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效力问题。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为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单××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鑫源公司的资质参与招投标，并以鑫源公司名义与管委会签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为无效合同。．．．．．．第四，关于鑫源公司是否应向单××返还工程款问题。管委会累计给付工程款510万元，其中单××实际收到工程款285万元，鑫源公司实际收到工程款225万元。管委会基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将案涉工程款汇入合同相对方鑫源公司账户符合一般交易规则，鑫源公司应将其中属于单××施工部分的款项及时支付给单××本。单××自认应向鑫源公司交付管理费及材料费共计25万元。因此，鑫源公司从管委会处受领的225万元工程款，扣除前述鑫源公司施工的工程款206103元及25万元后，鑫源公司应将剩余工程款返还给单××。
摘要2：
摘要1：【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川民终1150号
【裁判摘要】虽然袁××借用宇发公司资质开发房地产，但并不能以此否定袁勇刚对其实际投资开发的“丽都花园二期”项目房产享有的所有权。首先，袁××是“丽都花园二期”项目建设用地的土地使用权人，其依法享有该项目建设用地的使用权。其次，袁××借用宇发公司资质开发房地产的行为，虽违反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但根据“谁投资谁享有”的原则，袁××对其在自己依法取得的土地上投资修建的房屋应当享有的民事权利并不因此受到影响。最后，所谓出借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就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将资质证书出借给他人使用。换言之，就是借用人以被借用人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进行房产地开发。因此，案涉“丽都花园二期”项目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以及相关合同以宇发公司、袁××名义共同办理、签署，《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以宇发公司名义办理、房产以宇发公司名义进行销售，正是袁××借用宇发公司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开发房地产的必然外在表现形式，且上述证照仅是“丽都花园二期”项目开发过程中的相关建设手续、房屋预售许可手续，并不具有物权登记的效力，故并不能仅以此认定所开发的房产产权当然转移至出借资质的宇发公司名下，即不能据此认定宇发公司享有“丽都花园二期”项目房产的所有权。综上，“丽都花园二期”是袁××借用宇发公司资质开发的房地产项目，袁××对其实际投资开发的“丽都花园二期”房产依法享有民事权益；宇发公司并未进行实际投资，依法不享有“丽都花园二期”房产的民事权益。
摘要2：
摘要1：【案号】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宁民终268号
【裁判摘要】借用资质的挂靠人作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对被挂靠人在发包人的到期债权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挂靠，是指无相应资质的单位和个人，以各种形式借用有资质的建筑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的行为。内部承包，是指建筑企业为了增强企业活力，建立内部竞争机制，在公司内部组建项目部从事工程施工的行为。本案中，从上诉人李×与华润景观公司签订的两份协议来看，华润景观公司仅向李×收取管理费或是分配利润，没有提取社会保险，由此，能够确认李×及其雇佣人员与华润景观公司之间不存在管理和被管理的劳动关系，且华润景观公司也没有派员直接参与工程施工，故李×应属于借用华润景观公司资质，挂靠华润景观公司名义施工。李×在宁东环保局工程中已实际投入各项人力、物力等费用，且涉案工程已经过结算审核，因此李×作为宁东环保局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对华润景观公司在宁东环保局的到期债权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上诉人认为李×与华润景观公司之间是内部承包合同关系，不享有优先受偿权的理由，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监51号
【裁判摘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200万元补偿费是否包括对36户职工宿舍楼搬迁的安置费用问题。2010年4月1日，牟××与鑫龙公司签订《协议书》，对鑫龙公司于2008年3月26日竞价拍得原棉纺织厂土地及房产一宗后，就75亩土地开发建设事宜作了约定。协议书的主要内容为：1、该宗土地的开发建设手续必须以鑫龙公司名义办理，以确保政府给予鑫龙公司的职工安置费政策得以兑现；3、本协议签订的同时牟××付给鑫龙公司补偿费1200万元，鑫龙公司协助牟维飞将土地过户给“龙口市鑫龙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牟××按政府政策将款项付给鑫龙公司后法定代表人变回；4、牟××按约定付给甲方补偿费后，2010年9月底前拆迁完毕。从上述《协议书》的表述看，牟××与鑫龙公司就案涉土地和房产之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关系，尤其是第三条关于“本协议签订的同时牟××付给鑫龙公司补偿费1200万元，鑫龙公司协助牟××将土地过户给‘龙口市鑫龙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牟××按政府政策将款项付给鑫龙公司后法定代表人变回”的约定，该约定并未明确鑫龙公司负责拆迁该宿舍楼。牟××作为一审原告，有责任对其主张刘××等返还1200万元补偿款提供证据，在其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该1200万元的对价是鑫龙公司对案涉宿舍楼完成拆迁的情况下，其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原审判决基于错误的举证责任分配得出的事实认定是不正确的。
【解读】申诉人刘××、孙××、李××、姜××、蒋××、陈××、刘××、刘××、张××因与被申诉人牟××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山东高院）（2014）鲁商终字第2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作出（2015）民申字第34号民事裁定书，指令山东高院再审本案。山东高院作出（2015）鲁民再字第24号民事判决书，维持（2014）鲁商终字第203号民事判决。刘××等人仍不服，向本院申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综上，申诉人刘××、孙××、李××、姜××、蒋××、陈××、刘××、刘××、张××的申诉符合法律规定的再审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款、第二百零六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本案由本院提审；二、提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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