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要旨】公司主要通过代表与代理两种方式对外从事交易活动，除法定代表人以外的任何人以公司名义对外从事的行为（包括冒充法定代表人名义对外进行的所谓代表行为）均属代理行为，要综合考虑行为人有无代理权或者在无权代理时相对人是否善意、有无过失等情形确定公司应否及如何承担责任。考察行为人有无代理权时要区别职务代理与委托代理进行具体判断，不可一概而论，但不论何种情形，都不会因为所盖公章的真实性而使无权代理转化为有权代理。当然，考察公章真实性并非全无意义，其是认定相对人是否善意的重要考量因素，但绝非全部因素。在认定相对人是否“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无代理权时，还需要考察行为人的身份及职责、盖章场所、公章类型等因素。就此而言，“认章不认人”“认人不认章”等表述均不够全面准确，只有在特定语境下才有其合理性。
摘要2：【注解】无权代理人持有加盖公司公章的合同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公司有权抗辩其并非合同当事人则不应承担责任。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京01民终2354号
【裁判摘要】投标人资格条件不合格应当否决投标，招标人发出的中标通知书无效，过错方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书面合同。天树标牌公司以天树装饰公司的名义发出投标文件，新燕莎公司在名义投标人与实际投标人不一致，且双方均不具备相应资质的情况下，向天树标牌公司发出《中标通知书》，要求其收到后三日内与其签订建设工程合同，本院认定该《中标通知书》不发生承诺的法律效力。后双方亦未就涉案工程签订书面合同，因此双方并未成立建设工程合同关系。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存在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或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的情形，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天树标牌公司与新燕莎公司未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主要原因在于天树标牌公司以天树装饰公司名义发出投标文件，且二者均不具备招标文件中要求的施工资质，新燕莎公司在明知天树装饰公司及天树标牌公司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情况下，仍向天树标牌公司发出中标通知书。因此双方在此过程中均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对于天树标牌公司为履行合同做了相应的准备而造成的损失，双方均应承担责任。由于投标文件中并不包括设计费及考察费用一项，因此对于该部分费用，天树标牌公司应自行承担；对于样品打样费用及蓝色中庭制作费，原审法院根据双方过错程度判决各承担百分之五十，即151264元[（68751元+233777元）/2]，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5079号
【裁判摘要】法院裁定终结破产程序公司仍有权作为原告提起民事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条的规定，公司依法清算结束并办理注销登记前，有关公司的民事诉讼，应当以公司名义进行。本案中，信阳市燃料公司存续与否应当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否注销其法人资格为标准。尽管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4月19日裁定终结信阳市燃料公司破产程序，但丁××未提交证据证明信阳市燃料公司已被注销，故其企业法人资格仍为存续状态，有权提起民事诉讼。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632号
【裁判摘要】银行等质权人可以基于对质押人开设担保专户内资金的质权排除另案对于该账户资金的强制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质权自出质人交付质押财产时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五条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金钱以特户、封金、保证金等形式特定化后，移交债权人占有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以以该金钱优先受偿。”根据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金钱作为一种特殊的动产，可以用于质押，金钱在已经特定化并移交债权人占有时，金钱质权得以设立。在金钱存入保证金账户并移交债权人占有的情况下，法律、司法解释并未对金钱转移占有的可识别性作出特别要求。本案中，一方面，鼎盛鑫公司提供的账户开立申请书、存款凭证、借款合同能够相互印证案涉账户系鼎盛鑫公司为所担保贷款开立的保证金专户，账户资金是依《担保业务合作协议》约定金额和比例存入的保证金。从案涉账户历史流水清单看，账户资金未被鼎盛鑫公司支配用于与其所担保贷款无关的其他业务结算，未与鼎盛鑫公司的其他资金混同，符合前述司法解释关于金钱质押权的设立对于金钱特定化的要求。另一方面，虽然案涉保证金是存入以鼎盛鑫公司铜仁分公司名义开立的保证金账户，但按照铜仁农商行的陈述，鼎盛鑫公司铜仁分公司开立账户后，铜仁农商行并未向其发放存折或者银行卡，鼎盛鑫公司铜仁分公司实际上丧失了对保证金账户及账户内资金的管理和控制权。同时，根据《担保业务合作协议》的约定，在主债务人未按时履行还款义务时，铜仁农商行有权直接从保证金专户扣划款项用于偿还债务。据此，可认定案涉保证金账户资金已移交质权人铜仁农商行占有。综上，案涉保证金账户资金已经特定化，铜仁农商行作为债权人占有该资金，依法享有质权。综上，在铜仁农商行对案涉账户资金享有质权的情况下，黄××作为鼎盛鑫公司的普通债权人，其申请许可强制执行案涉账户内资金的请求，于法无据，故其再审申请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赣民终214号
【裁判摘要】资金来源于工程款及挂靠人存款的，挂靠人有权排除债权人对被挂靠单位账户资金的强制执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零五条的规定，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必须有明确的排除对执行标的执行的诉讼请求。而案外人这一诉讼请求的依据是其对执行标的享有实体权益，且法院的强制执行措施会妨害其所享有的实体权益。故在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应对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是否享有实体权益，以及法院的强制执行措施是否妨害了案外人的实体权益进行审查。．．．．．．．关于对案涉账户资金能否排除强制执行的问题。．．．．．．案涉账户资金应该排除强制执行。理由如下：首先，王××拥有案涉账户资金的实体权益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从外观和形式上看，案涉账户及账户内的资金名义上的所有人是三建公司。但是，王××是“武宁建材家居综合大市场项目”的实际施工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实际施工人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向发包人和承包人主张工程款。王××以三建公司名义开立银行账户，用于支付工程项目的日常费用和收取工程款，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其次，欧阳××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案涉账户资金所有权不属三建公司。欧阳宗科申请执行案即欧阳宗科与三建公司、百合谷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欧阳××的身份正是实际施工人。也就是说，欧阳××也曾挂靠于三建公司，对建设工程承包市场的现状、三建公司与实际施工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清楚的；再次，欧阳××与三建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形成于2013年6月之前，王××以三建公司名义开立银行账户和以该账户名义收取工程款的时间在2014年12月以后。即欧阳××对三建公司的债权发生在前，案涉账户开设及存取资金在后。由此可以看出，欧阳××对三建公司的债权形成之时，案涉账户的资金并非三建公司清偿欧阳××债权的责任财产。排除对案涉账户资金的执行并不损害欧阳××的信赖利益。所以，原审法院排除对案涉账户资金的强制执行，优先保护王××对案涉账户资金的所有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891号
【裁判摘要】合作开发各方未对合作开发房地产所有权归属进行确认的情况下，合作开发房地产的权属登记方有权基于物权排除强制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一)已登记的不动产，按照不动产登记簿判断；未登记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按照土地使用权登记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等相关证据判断……”根据该规定，已经登记的不动产，认定不动产所有权人应当按照不动产登记簿进行判断。“和谐湾”小区相关建设规划等证件手续均以康家置业公司名义办理，案涉房产亦登记在康家置业公司名下，应当认定康家置业公司为案涉房屋所有权人。陈××依据闫××与康家置业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主张闫××为“和谐湾”小区房屋的所有权人，但闫××与康家置业公司之间就闫××的出资比例和房屋所有权归属尚存在争议。在双方未进行结算并未对房屋所有权归属进行确认的情况下，仅依据双方协议无法推翻案涉房屋的物权登记效力。原审法院认定康家置业公司享有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并无不当，陈××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借用资质参与土地竞拍、开发不能排除强制执行；（２）《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二条适用范围有限，仅适用于继承未能及时办理过户等极少数特殊情形，本案情形不适用该条规定，否则，会对物权稳定性造成巨大冲击——本院认为，一、二审及再审证据不足以证明邓×对案涉土地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理由如下：一、《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2014年9月10日，中宝公司向灵宝市财政局缴纳竞拍保证金430万元，同年9月15日，中宝公司与灵宝市国土资源局签署案涉土地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2014年10月9日，中宝公司向灵宝市财政局缴纳了竞拍土地余款20万元，同日，中宝公司缴纳了契税18万元。2014年10月24日，灵宝市人民政府颁发案涉宗地建设用地批准书，2015年3月9日，灵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颁发案涉宗地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载明用地单位为中宝公司，2015年5月21日，灵宝市人民政府颁发灵国用（2015）第2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使用证载明土地使用权人为中宝公司。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及查明事实，可以确认案涉土地的土地使用权人为中宝公司，而不是邓×。二、中宝公司出具的《证明》载明：2014年9月15日下午16时，在灵宝市地产交易中心实施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中，我公司购买的位于灵宝市环城桥东南角00-24-180号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宗地面积为4492平方米，拍卖地价为450万元）。现特此证明该块土地的拍买出资人为邓×，邓×是该宗地拍卖后的所有人。本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邓×与中宝公司上述往来款项具体性质，即不足以证明邓×系实际出资人和实际权利人，即使中宝公司出具的《证明》的内容是真实的，也只是说明邓×借用中宝公司的资质进行案涉土地的竞拍与开发的情形是存在的，该事实对邓×与中宝公司之间的利益分配具有效力，但不能改变中宝公司为案涉土地使用权人的对世权效力。同理，再审审查中，邓×作为新证据提交的三份材料内容即使是真实的，也只能证明邓×为规避法律借中宝公司之名办理土地使用权证，而不能据此确定邓×为土地使用权人。即不能产生物权变动效果，不能动摇物权登记公示效力的稳定性。
摘要2：（续）三、《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房地产开发经营，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房屋建设，并转让房地产开发项目或者销售、出租商品房的行为。”该条例第五条规定：“设立房地产开发企业，除应当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企业设立条件外，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100万元以上的注册资本；（二）有4名以上持有资格证书的房地产专业、建筑工程专业的专职技术人员，2名以上持有资格证书的专职会计人员。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地方的实际情况，对设立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注册资本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条件作出高于前款的规定。”邓×作为个人，不具有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的资质，对此事实，邓×是明知的。如其借用中宝公司资质开发房地产的事实存在，那么灵宝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载明土地使用权人为中宝公司，就是邓×与中宝公司都认可的真实权利状态。本案中，二审判决以案涉登记簿上的登记为依据，认定案涉土地使用权人为中宝公司，即为实质性审查。而《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二条适用范围有限，仅适用于继承未能及时办理过户等极少数特殊情形，本案情形不适用该条规定，否则，会对物权稳定性造成巨大冲击。本案并不存在《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二条的情形，故邓×认为适用《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二条的规定，应确认其享有土地使用权的理由不能成立。四、《物权法》第七条规定：“物权的取得和行使，应当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邓×借用中宝公司资质的行为违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因此邓×再审称借用第三人中宝公司名义拍得案涉土地，并未损害国家、集体、他人的合法权益是错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规定：“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本案中，邓×明知其行为违法，依然选择规避相关法律及行政法规的规定，借用中宝公司资质对案涉土地进行开发，对此，邓×应承担其所实施的违法行为不受法律保护的风险。
摘要1：【裁判摘要】船舶建造各方对于所有权约定合法有效，有权排除名义权利人的债权人的强制执行——首先，青岛顺和公司与金益全公司2013年1月9日签订的《47500吨散货船（船号：ZH470058）合资造船、经营协议》约定：以青岛顺和公司名义银行融资、经营、船舶管理，青岛顺和公司与金益全公司共同出资造船，船舶建成后，按融资租赁合同的要求，融资租赁期间的船舶登记所有人为融资租赁公司，船舶实际所有权由双方按照本协议规定的股份比例共同拥有。2013年1月20日，双方又签订了《合资造船经营协议变更协议》，约定金益全公司的所有权益由焦××承继。之后，青岛顺和公司与民生金融租赁公司于2013年2月1日签订〔MSFL-2013-0001-C-ZZ-002〕号《融资租赁合同》，约定出租人是租赁船舶的唯一所有权人，租赁期限内租赁船舶的占有、使用、经营权属于承租人。因此，焦××依据《合资造船经营协议变更协议》与青岛顺和公司共同享有对涉案船舶租赁期限内的占有、使用、经营权。葛×于2013年10月基于其与金益全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申请查封案涉船舶的财产权益，焦××作为相关权利的继受人，有权对此提出异议。其次，一审法院于2013年12月27日作出（2014）平执一字第6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其上载明“该船的股权等财产权目前金益全公司已转移至焦××名下”，也就是说，一审法院查封案涉船舶的财产权益时，焦××已经受让了相关财产权益。另外，该协助执行通知书查封的内容包括案涉船舶的所有权，而《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显示该船舶的所有权人为民生金融租赁公司。综上，一、二审法院认定焦××系案涉船舶相关财产权益的权利人，判决解除了（2014）平执一字第6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对47500吨散货船的保全措施，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福建高院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疑难问题解答（2022.9）
【目录】（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界定1.如何判断建设工程合同？2.如何认定建设工程？（二）合同效力及合同相对性3.如何认定挂靠？4.在挂靠情况下，如何认定承包人与发包人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效力？5.在挂靠情况下，如何认定合同的相对人？6.在挂靠情况下，如何认定发包人明知？7.如何认定以分公司名义挂靠？8.如何认定以项目部印章对外签订合同的效力？9.如何认定加盖材料收讫章、资料专用章的法律效力？10.如何认定委托代建的发包人？11.建设工程价款债权是否可以转让？12.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被认定无效后，合同中约定的“管理费”是否支持？13.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建设工程价款支付条件和各类违约金是否可以参照合同约定适用？14.实际施工人和承包人都向发包人主张建设工程价款并都获得支持的情况下，如何协调两个债权之间的关系？（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15.在发包人明知挂靠情况下，挂靠人是否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16.消防工程价款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17.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合理期限”如何认定？18.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起算点如何确定？19.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如何行使？20.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能否转让？21.承包人在执行程序中能否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四）建设工程价款结算22.实际施工人是否可以直接与发包人结算工程价款？23.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对签证人员、签证时间及签证形式有明确约定，但是实际履行与合同约定不符的，如何认定签证的效力？24. 发包人能否以承包人未交付发票为由抗辩工程价款履行义务？25.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承包人是否有权主张欠付建设工程价款的利息？26.长期未作出财政评审结论或财政评审结论违背合同约定的当事人申请司法鉴定是否准许？27.承包人主张进度款是否准许？（五）建设工程质量异议28.建设工程已经通过验收，诉讼中发包人申请工程质量鉴定的，是否支持？29.建设工程未经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的，是否可以认为质量符合合同约定？30.作为被告的发包人提出工程质量异议的，属于抗辩还是应当反诉？31.缺陷责任期与保修期如何区分？32.在建设工程存在质量瑕疵的情况下，承包人愿意修复，而发包人不愿意由承包人修复,并主张修复费用，应如何处理？33.工程未完工，合同解除后保修期如何计算？
摘要2：（续）（六）违约责任的认定34.发包人逾期支付建设工程价款与承包人停（窝）工之间的因果关系如何认定？35.商品房工程承包人逾期完工，造成发包人赔偿购房人逾期交房违约金的，发包人能否向承包人主张赔偿？36.发包人欠付工程价款的，承包人是否有权拒绝交付工程？（七）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鉴定问题37.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的鉴定意见如何进行审查？38.任意压缩合理工期如何认定，能否申请鉴定工期？39.申请鉴定事项无法鉴定的应如何处理？（八）实际施工人权益问题40.“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是否包括建设工程价款的利息或违约责任？41.多层转包、多层违法分包、挂靠后再转包、再分包的实际施工人能否请求发包人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42.承包人已经与发包人结算完毕并领取了工程款，实际施工人再向发包人主张遗漏结算的工程款是否成立？（九）诉讼程序问题43.个人合伙作为实际施工人时，部分合伙人能否单独以实际施工人身份起诉？44.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是否可以调解？45.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银行以承包人放弃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为由申请加入诉讼是否准予？
摘要1：【注解】施工企业与挂靠人约定，专门设立施工企业的分公司，交由挂靠人负责经营，并由该挂靠人对外通过某分公司以施工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项目——同样属于“没有资质的单位或个人借用其他施工单位的资质承揽工程的”挂靠情形。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另据134号文第一条规定，受票方利用他人虚开的专用发票，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税款进行偷税的，应当依照《税收征管法》及有关规定追缴税款，处以偷税数额五倍以下的罚款。由此可见，纳税人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是违反《税收征管法》规定的偷税行为的一种表现形式。本案中，顺义国税局在税务检查程序中调取的证据与3号刑事判决书以及17号不起诉决定书相互印证，足以证明中油国门公司于2010年12月至2011年2月经营期间取得某公司开具的186份山东省增值税专用发票均属虚开的发票，没有真实的货物交易，且其进项税分别于2010年12月、2011年1月、2011年2月申报抵扣，故中油国门公司在客观上存在使用他人虚开的专用发票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税款的行为。……关于中油国门公司主张其不具有偷税及虚开发票的主观故意的问题。依照《行政处罚法》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综上，中油国门公司作为一家主要从事成品油销售业务的企业，理应知悉成品油销售业务及风险，同时具备企业财务管理的基本常识，呼某确系经过准许以中油国门公司名义从事该项业务，而对于非本单位员工、此前并不认识的呼某从事业务的具体情况，李××及徐某在接受调查时却一再表示不清楚、没问过。依照《税收征管法》及有关规定，综合考虑案件相关事实、情节和后果，本院对中油国门公司所持其不具有主观过错的主张不予支持。中油国门公司利用某公司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税款属于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的行为，顺义国税局认定中油国门公司该行为是偷税，以及认定中油国门公司存在为三家公司虚开发票的行为具备相应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摘要2：【案号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京行申1402号
【摘要１】根据《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或者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从该规定所列举的情形看，当事人的主观方面系认定偷税行为的必要构成要件。行政机关以构成偷税行为为由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应当对当事人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主观方面进行调查认定，并在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后就此承担举证责任。
【案号２】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京03行再7号
【摘要２】关于中油国门公司提出的在大宗原料交易中“指示交付”司空见惯，涉案交易模式是行业交易习惯的主张是否成立的问题。因该项主张涉及被诉处罚决定的合法性认定，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中油国门公司主张的“直销交易模式”是否符合市场交易习惯，需要结合顺义国税局提交的案卷证据进一步查明。
摘要1：【裁判摘要】公司实际经营人、实际控制人以公司名义对外提供担保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公司依法应承担保证责任——案涉《还款保证书》上加盖的香炉峰公司印章已被生效的(2019)赣04刑终578号刑事判决认定为潘××伪造，本案审理的重点是潘××在案涉《还款保证书》上签字并加盖伪造的香炉峰公司印章，以香炉峰公司名义对外提供担保的行为应否认定为香炉峰公司的行为。潘××向蔡家松出具《还款保证书》时，并非香炉峰公司法定代表人，且仅持有香炉峰公司5%的股权，也无香炉峰公司相应授权，且香炉峰公司对潘艳南的行为不予认可，故潘××当时并不具有代表或代理香炉峰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签订担保合同的权限。但生效的(2019)赣04刑终578号刑事判决已认定潘××为香炉峰公司实际经营人，且在再审过程中，潘××提交了其与香炉峰公司法定代表人万××之间的《还款协议》、香炉峰公司前法定代表人何×签字的《股权占股情况的说明》、其与香炉峰公司原股东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关于香炉峰宾馆移交的《协议书》、香炉峰宾馆的房产证等新的证据材料，以证明其实际享有香炉峰公司75%的股权，系香炉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因此，本案应当在查明潘××上述主张是否属实的基础上，进一步审查潘××以香炉峰公司名义对外提供担保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香炉峰公司依法应否对潘××的行为承担责任及承担何种责任。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签字主体和履行主体不一致时如何确定合同主体？｜对民事合同主体的审查，不能仅仅依据载明的签字人，特别是签字人具有多重身份时，还要结合合同内容及履行情况来判断——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案涉《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书》的合同主体是否为中伟基公司与龙祥公司；龙祥公司是否具备原告主体资格。案涉《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书》首部列明：甲方，王××；乙方，于××；尾部只有王××、于××二人签字，未加盖公章。因此，中伟基公司主张签订案涉合同的是两位自然人，因均不具备房地产开发资质，案涉合同无效，龙祥公司不是合同当事人，无权向中伟基公司主张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均应遵守。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中伟基公司在本案原一审、再审的审理过程中，均认可其与龙祥公司系合作开发关系，在其举示的相关证据和再审申请书中，亦自认系两个公司之间合作开发案涉工程项目。并且，人民法院对民事合同主体的审查，不能仅仅依据载明的签字人，特别是签字人具有多重身份时，还要结合合同内容及履行情况来判断。王××、于××在签订案涉《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书》时，分别担任龙祥公司、中伟基公司法定代表人。从合同约定内容看，本项目以中伟基公司名义开发建设，由其对外签订并履行《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建设工程监理合同》，以及有关建筑装饰材料、设施、设备的《买卖合同》等，并按照投资比例分享收益、负责项目方案设计、规划、房屋销售等事宜，均指向具有开发资质的公司法人。从合同实际履行看，中伟基公司实际取得案涉工程土地使用权、办理相关立项开发手续、与肇源县棚改单位签订委托开发合同、与肇源县祥生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债券项目投资开发合同》、与龙祥公司签订《退股转让协议》。一审、二审法院认定《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书》中约定“乙方”的权利和责任，实际由中伟基公司承担并无不当，于××作为中伟基公司法定代表人签订的合同，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中伟基公司承担。一审、二审法院认定案涉《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书》合同主体是龙祥公司与中伟基公司，双方系合作开发房地产法律关系，
摘要2：（续）因龙祥公司与中伟基公司均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不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的规定，案涉合同应当认定合法有效。龙祥公司以双方合作开发房地产法律关系提起本案诉讼，符合原告主体资格条件。中伟基公司以诉讼主体不适格为由主张驳回龙祥公司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裁判摘要１】关于泰正集团公司对欠付工程款是否应当承担连带支付责任的问题。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泰正集团公司在《授权委托书》中明确，其与喜福实业公司为案涉工程项目所有权的共有人，同时授权喜福实业公司代为与中建南方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可见，泰正集团公司对其作为《承包合同》的相对方是明知并认可的。喜福实业公司在《承包合同》上的盖章行为具有双重意义，不仅是对其自身作为案涉工程发包方地位的确认，同时亦代表泰正集团公司作出相应的意思表示。《承包合同》对泰正集团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而且，2009年8月15日，泰正集团公司和喜福实业公司共同作为发包人与中建南方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虽然该合同仅作为喜福实业公司和泰正集团公司报建用，但能够进一步佐证泰正集团公司对其发包人身份的认可。从合同实际履行情况看，在案涉工程开工报告和竣工验收意见书上，泰正集团公司均作为建设单位盖章确认。在实际施工过程中，有多份往来函件上均盖有泰正集团公司印章。可见，泰正集团公司亦实际参与了《承包合同》的履行。一审判决仅以泰正集团公司未在《承包合同》上盖章为由，认定泰正集团公司对案涉工程欠款不承担连带支付责任，存在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裁判摘要２】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销权无法律依据——逾期竣工违约金的权利行使与具体确定违约责任大小系两个层次的问题，喜福实业公司主张，在建设工程领域，双方进行工程结算时才对各自违约行为进行统计，确定违约责任，因而逾期竣工违约金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双方结算之日起算。该主张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债务相互抵销是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情形，与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具有相同效力。诉讼时效届满的，义务人可以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当然也可以提出不同意抵销的抗辩，喜福实业公司主张即使反诉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其也可以直接行使抵销权，无法律依据。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6193号
【摘要】原审已经查明，泰正公司在《授权委托书》中明确，其与喜福公司为涉案工程项目所有权的共有人、授权喜福公司代为与中建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对授权委托书签发之前受委托人以喜福公司名义与中建公司所为之一切民事行为法律效力予以认可。泰正公司和喜福公司共同作为发包人与中建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并在施工过程中的多份往来函件上盖章，涉案工程竣工验收意见书载明：“建设单位：重庆泰正（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喜福置业有限公司"。泰正公司申请再审主张其现不是涉案工程的所有人或共有人，并非合同相对方，不应承担连带责任，但不否认其曾系涉案工程共有人。原审依据查明事实，认定泰正公司实际参与了《承包合同》的履行、《承包合同》对泰正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不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亦无不当。
摘要1：【裁判摘要】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原告与被告聚成公司、世门公司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本案中，首先，原告出具的收据中并未加盖聚成公司印章，也无聚成公司员工、法人签名确认，原告表示其一直与夏××联系，夏××以聚成公司名义与原告进行交易，故涉案收据根据夏××要求将交款单位名称写为“聚成”，但原告无证据证实在出具该收据时夏××系聚成公司员工；其次，原告表示涉案货款均为夏××向其支付，无证据显示聚成公司曾向原告支付货款；第三，涉案收据收货人为“夏××１”、“夏××２”，原告表示该收货人为夏××的弟弟，无证据显示该收货人系聚成公司员工，且涉案收据并无夏××签名确认；第四，涉案收据显示的时间分别为2014年10月28日、2014年11月28日，但被告世门公司的成立时间为2015年3月4日，即该收据出具时世门公司暂未成立。综上，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被告聚成公司、世门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诉请要求两被告偿还货款9880元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以人事外包方式委托其他单位代缴社保不违反法律规定——刘××以正大天津公司用案外人前锦公司名义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违反合同约定为由，主张正大天津公司未依法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经查，正大天津公司与前锦公司曾签订《前程无忧人事外包服务协议》，就前锦公司为正大天津公司代管员工人事关系、代缴社保和公积金缴纳等事项进行了约定。刘××亦签订书面参保类型确认承诺书，认可由前锦公司为其代办社保。正大天津公司按照约定委托前锦公司为刘××缴纳了保险，该做法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也未侵犯刘飞龙合法权益。故，刘××主张正大天津公司未依法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依据不足。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关于《钢管架子承包合同》的效力问题。《钢管架子承包合同》系沈×以长浩公司名义与璀璨公司签订，长浩公司在另案中对该合同的真实性不持异议。该合同尾部写有“合同章交公司盖”，虽然之后并未加盖长浩公司印章，但沈×作为长浩公司的项目部负责人，签订合同系其职务行为，应对长浩公司产生拘束力。同时，长浩公司之后亦已实际履行了该合同，其与璀璨公司于2012年12月3日依据该合同作出结算单，并按照该结算单约定向璀璨公司支付了部分款项。故应当认定《钢管架子承包合同》并不因缺少公司盖章这一形式要件而未生效。由于璀璨公司不具备实施案涉工程的相应资质，故应当认定该合同为无效合同。因案涉工程已经完工并交付使用，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之规定，合同双方可参照合同约定进行工程价款结算。综上，长浩公司关于《钢管架子承包合同》未生效，属于效力待定合同，以及案涉工程未经竣工验收，故不能适用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应当通过司法鉴定确定工程造价等申请再审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苏民终字第00322号
【摘要】由于璀璨公司为脚手架专业分包二级资质，属于超越资质等级施工涉案工程，故双方签订的钢管架子承包合同系无效合同。因涉案工程已经完工并交付使用，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双方仍可参照合同约定进行工程价款结算。长浩公司主张合同无效情况下，应按照定额通过司法鉴定方式确定涉案工程造价，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原审法院未予采纳其司法鉴定申请，并无不当。
摘要1：【裁判摘要】法定代表人以外的人持有公章应否认定其代表公司意志？｜尽管公章是公司对外作出意思表示的重要外在表现形式，但法律并未规定法定代表人以外持有公司公章的人仅凭其持有公章的事实就能够直接代表公司意志，其是否依授权真正体现公司意志仍需进一步审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法定代表人作为最基础的公司意志代表机关，是法人意志的当然代表，能够对外代表公司的人一般仅有法定代表人；而法定代表人以外的其他人以公司名义对外为民事法律行为需要由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进行授权，适用有关委托代理的法律规定。鉴于《协议书》及其附件非由三方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签订，而由各自其他职员加盖公司公章签订，《协议书》及其附件是否依法发生效力，需要根据具体签订的经办人员是否具有公司的授权（具体由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授权）而定。．．．．．．尽管公章是公司对外作出意思表示的重要外在表现形式，但法律并未规定法定代表人以外持有公司公章的人仅凭其持有公章的事实就能够直接代表公司意志，持有公章是一种客观状态，某人持有公章只是反映该人可能有权代表公司意志的一种表象，至于其是否依授权真正体现公司意志，仍需进一步审查。．．．．．．．综上所述，应当认定黄××、汪××均无权代理抚顺太平洋公司、浙江太平洋公司签订《协议书》及其附件，辽宁立泰公司也无正当理由可以相信黄××、汪××有代理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案涉《协议书》及其附件对抚顺太平洋公司、浙江太平洋公司而言，依法应属不发生法律效力的合同。
摘要2：
摘要1：【裁判要旨】在权利人的实际损失和侵权人的违法所得均难以确定的情形下，应当依据著作权法的法定赔偿标准确定经济损失赔偿数额，根据涉案两款计算机软件的知名度、销售价格、戴鑫公司侵权行为的性质、主观状态、侵权情节及持续时间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
【裁判观点】
1.安装有涉案软件的服务器系缪××在戴鑫公司处工作期间，以戴鑫公司的名义对外售出，故缪××实施的被诉侵权行为系其在戴鑫公司工作期间履行职务的行为，戴鑫公司在二审中对此亦予以确认，故在本案中应当认定戴鑫公司存在以经营为目的未经许可复制并销售涉案软件的行为。
2.关于戴鑫公司主张涉案软件的市场价格能够轻易地获取，原审法院应能认定微软公司的实际损失。本院认为，戴鑫公司该项主张的实质是，微软公司的实际损失应当以涉案软件的市场价格乘以涉案服务器数量3台这种方式来计算，该种计算方式是将权利人公证取证的侵害涉案软件著作权的服务器数量等同于侵权人实际销售的侵害涉案软件著作权的服务器数量，但是从微软公司于不同时间从戴鑫公司处购买的3台服务器中均安装有未经许可的涉案软件的事实来看，戴鑫公司的该项主张难以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在本院在二审中询问戴鑫公司能否提供涉案服务器和软件的销售数据时，其表示因搬迁和系统更新，相关数据无法查询，即戴鑫公司实质上亦无法说明其因销售涉案软件而获益的情况。综上，鉴于戴鑫公司因侵权获得的利益及微软公司因被侵权受到的损失均难以确定，原审法院根据涉案两款计算机软件的知名度、销售价格、戴鑫公司侵权行为的性质、主观状态、侵权情节及持续时间等，酌情确定戴鑫公司赔偿微软公司经济损失50万元，并无不当。
摘要2：【注解】软件公司员工私自安装盗版软件，以公司名义对外售出服务器，公司应当承担责任。
摘要1：【裁判摘要】工程所有权人不是工程付款义务人，施工单位也可对项目拍卖的工程款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的规定，设置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是考虑到承包人的劳动已经物化到建筑物之中，当发包人不能按照约定支付工程款时，赋予承包人对工程优先受偿的权利，以保护承包人对工程价款的实际受偿，是对工程款债权进行的特殊保护。故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基础权利来源于承包人所享有的工程款债权。按照瑞富公司与华泽公司签订的《项目合作开发协议》的约定，案涉工程项目由瑞富公司提供土地，由华泽公司承担项目开发的全部风险，无论项目是否盈利，华泽公司均向瑞富公司支付固定收益，项目开发、建设、销售以瑞富公司名义进行，华泽公司全部付清瑞富公司固定收益、承担项目对外全部负债后，项目整体转让至华泽公司名下，由华泽公司独立开发建设。而实际履行协议中，由华泽公司作为发包人与华宸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之后因《项目合作开发协议》解除未能继续履行，现案涉工程在瑞富公司名下。华宸公司已向瑞富公司移交了施工工程，因华宸公司的施工行为，建筑材料和劳动力已经物化为在建工程，已经和在建工程不可分离，优先受偿权的标的物为华宸公司施工所完成的工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七条“与发包人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根据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请求其承建工程的价款就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华宸公司作为案涉工程的承包人有权依法主张对案涉工程的优先受偿权。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3851号
【摘要】首先，华宸公司就案涉工程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本案中，承包人华宸公司履行了施工义务，并向瑞富公司移交了施工工程。由于华宸公司的工程款未付清，其劳动已物化为在建工程且不可分离，故华宸公司对其施工完成的工程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的权利。其次，华宸公司主张案涉工程价款的优先受偿权并未超期。本案中，华宸公司与华泽公司未就工程款进行结算，案涉建设工程价款数额未确定。华宸公司在2016年9月1日就案涉工程价款提起本案诉讼时，一并主张工程价款的优先受偿权，并未超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六个月期限。
摘要1：【裁判摘要】就本案实体处理结果而言，虽然案涉争议房屋项下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均登记办理在聚信公司名下，但邢××在一审中已提供相关凭证证明其为案涉项目下的4.71亩土地向巩义市孝北村委会共支付170万元土地款。邢××提供的其与柴××、聚信公司在2010年6月19日签订的《协议书》以及在2013年12月1日签订的《关于洛阳聚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柴××和邢××共同开发新风花苑的调解协议》，对邢××、柴××、聚信公司如何开发案涉项目以及建成后如何分配房屋等作了约定。邢××原审中提交了其与郑州银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就对案涉项目进行施工签订的《协议书》、郑州银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以及相关凭证等证据证明其对案涉项目进行了投资开发。柴××、聚信公司均未对邢宏端的上述行为提出任何异议。聚信公司在一二审中亦明确表示其非案涉土地的投资人，也非新风花苑项目出资人，该项目是柴××、邢××以聚信公司名义投资开发，聚信公司不是本案争议土地使用权人及房产的实际权利人。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原判决综合全案证据认定邢××是案涉土地使用权的出资人、案涉项目的实际投资开发人、已经出售案涉房产，并无不当。综合本案全案情况，原审法院判决不得执行案涉房屋，处理结果亦较为妥当。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关于天龙公司与军事医学研究院之间是否就案涉工程存在事实上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问题。二审法院综合考虑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由中铁建工公司与军事医学研究院签订，天龙公司并非合同当事人，案涉工程虽由天龙公司实际施工，但在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现实存在、各方履行行为均以该合同作为依据的前提下，天龙公司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曾以自己名义与军事医学研究院就订立、履行案涉工程施工合同进行磋商等，对天龙公司关于其与军事医学研究院之间就案涉工程形成事实上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的主张未予支持，并无不当。．．．．．．中铁建工公司虽在诉讼中同意天龙公司诉讼请求，认可天龙公司为案涉工程的真实承包人，但此对军事医学研究院不能产生法律约束力。
【裁判摘要２】关于本案人民法院应否受理问题。案涉军事医学研究院与中铁建工公司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双方发生争议时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天龙公司与中铁建工公司之间签订的合作合同也约定了类似的仲裁条款。二审法院综合考虑本案天龙公司系挂靠中铁建工公司施工，天龙公司与军事医学研究院之间并无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在告知天龙公司有权要求中铁建工公司履行协助配合义务，由其以中铁建工公司名义依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向军事医学研究院主张权利，如果中铁建工公司无理拒绝，则天龙公司可以依据其与中铁建工公司之间的合作合同向中铁建工公司主张权利的同时，认定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裁定驳回天龙公司的起诉，并无不妥。
摘要2：【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京民终94号
【摘要】至此，本院的裁定理由已经充分阐明，但为消除所谓“如果本案不予实体处理，则天龙公司完全丧失救济渠道”的疑虑，现赘述如下：依据双方《合作合同》，天龙公司有权要求中铁建工公司履行协助配合义务，由其以后者名义依据《施工合同》向军事医学研究院主张权利（包括提请仲裁）；如果中铁建工公司无理拒绝，则天龙公司可以追究其违约责任（包括赔偿损失等）；当然，双方由此产生的纠纷也只应依约通过仲裁方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