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土石方、混凝土预制构件、电梯安装、金属门窗、预应力、无损检测、体育场地设施工程等是否需要专业承包资质？
摘要1：解读：（１）《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和资质标准实施意见》取消土石方、混凝土预制构件、电梯安装、金属门窗、预应力、无损检测、体育场地设施工程等7个专业承包资质，在相应专业工程承发包过程中不再作资质要求；（２））施工总承包企业进行专业工程分包时，应将上述专业工程分包给具有一定技术实力和管理能力且取得公司法人《营业执照》的企业。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2488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判断股东的行为是否构成抽逃出资，需要从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两方面出发加以认定：形式要件包括上述规定的三种具体情形和一种兜底情形，实质要件则是“损害公司权益”；（２）仅举证股东从公司转走１６７５万元但未证明该转账损害公司利益不宜认定股东抽逃出资——刘×、黄××转出1675.8万元的行为是否属于抽逃出资。公司作为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主体，独立的享有财产权利并独立承担责任。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分属不同主体所有，股东在履行出资义务后，对应资产已属公司所有，从而股东享有相对应的股权。抽逃出资指股东未经合法程序而取回其出资财产，但依然保留其股东资格并按原有数额持有股权或股份。法律之所以禁止抽逃出资行为，是因为该行为减少了公司的责任财产，降低了公司的偿债能力，不仅损害了公司与其他股东的权益，更损害了公司债权人等相关权利人的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根据上述规定，判断案涉股东刘×、黄××的行为是否构成抽逃出资，需要从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两方面出发加以认定。形式要件包括上述规定的三种具体情形和一种兜底情形，实质要件则是“损害公司权益”。具体到本案而言，青投公司提交的证据虽然证明了刘×、黄××有转账的行为，但青投公司并未举证证明上述款项转出后损害青投公司权益，原审判决结合本案具体情况及公平原则以及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未予支持青投公司关于刘×、黄××转出1675.8万元的行为系抽逃出资的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知民终1656号
摘要1：【裁判观点】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
【裁判摘要】股东在公司章程载明出资期限届满前未实际出资应当对债权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北京千方公司、李××是否应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经查，北京千方公司、李××均未按照德阳千方公司章程的约定在2017年12月31日前实际履行出资义务，故原审法院判决股东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二审中，北京千方公司提交了其缴纳出资的相关凭证，但李××作为德阳千方公司的股东对此并不认可，德阳千方公司也未就股东出资的情况出具相应的验资报告，经本院释明后也未提交。此外，北京千方公司也未缴纳相应的利息。综合以上情况，本院对原审判决北京千方公司、李××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判项，予以维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3）最高法民终45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登记在配偶一方名下的股权能否成为夫妻共同财产可有司法据实确认——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投资的收益”，为夫妻的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法有明文，当无异议，但是并不能据此否定股权本身可能成为夫妻共同财产。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登记在配偶一方名下的股权能否成为夫妻共同财产，可由司法据实确认。
【裁判摘要２】股权不同于股东权利——案涉股权与“股东的权利”并不完全等同。“股东的权利”亦即股东权，是指股东基于向公司出资的事实而享有的权利，包括但又不限于股东的财产权利，此外还包括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查阅公司账簿、表决等基于股东身份而享有的系列权利。案涉股权则仅指财产权利，属于“股东的权利”之一部，二者并不等同。在有限责任公司中，股东行使财产权利虽然受到股东身份的限制，但不改变股权的财产本质属性。将“股东的权利”笼统称之为股权，不能准确把握夫妻共同财产中股权的内涵和外延。
【裁判摘要３】股权登记并非股权设立或生效的要件而仅产生对抗效力——股权变更登记仅对作为民商事主体的第三人产生对抗效力，且此种对抗效力实为推定效力，而不宜认定为确认效力。登记并非股权设立或生效的要件。案涉股权基于股东出资而产生，是股东因出资事实而发生的法律效果之一，即在取得股东资格之外，股东通过投资取得的相应财产权利。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股权登记与否，不是判断该股权设立与归属的实质要件。股权变更登记仅对作为民商事主体的第三人产生对抗效力，且此种对抗效力实为推定效力，而不宜认定为确认效力。
摘要2：【裁判摘要４】执行异议之诉应当按照财产案件标准计收受理费——执行异议之诉是人民法院对民事执行过程中当事人之间的实体争议适用民事诉讼程序施以司法救济的一种诉讼类型。此类诉讼案件当事人的请求涉及财产权益的，属于财产案件，应当按照财产案件标准计收案件受理费。依据本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一款，执行异议申请人对驳回保全行为异议申请裁定不服，可以依法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此种起诉性质仍属于执行异议之诉，起诉请求涉及财产权益的，应当按照财产案件计费标准收取案件受理费。案件受理费属于国家财政收入，不属于人民法院可以自由裁量的范围。人民法院应当严格按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计收诉讼费用。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赔申981号
摘要1：【裁判摘要】对于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征收而言，无论是被征收人通过征收补偿获得补偿还是因被征收房屋被违法强制拆除而取得行政赔偿，就其被征收房屋所能得到的补偿权益或者赔偿权益均是以该房屋的价值为限，均是填平补齐其受损的财产权利——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房屋被强制拆除后，在就案涉房屋已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情况下，王××能否再行要求赔偿案涉房屋因被强制拆除导致的损失。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生效裁判文书已确认道外区政府作出的《限期拆除公告》行为及道外区执法局强制拆除案涉房屋的行为违法。据此，如果王××因被诉行为违法而遭受损失，则相关行政机关应承担相应的行政赔偿责任。根据国家赔偿法相关规定精神，行政赔偿的赔偿范围为直接损失。行政赔偿领域中的直接损失是因遭受违法行政行为侵害而使现有财产的必然减少或消灭。案涉房屋系国有土地上房屋，道外区征收办与东腾公司（法定代表人王××１）已经以案涉房屋作为标的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王××、王××１亦已实际领取了补偿款，其所受到的损害已得到救济。在王××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领取补偿款后仍存有损害的情况下，其再行请求赔偿于法无据。
摘要2：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闽09民终778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关于股东会决议效力的确认｜公司自治是公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在公司自治的范畴内应尽量减少司法的干预与介入。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是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司自治的重要体现，如果当事人对股东会决议无争议，司法不应轻易介入。鉴于此法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明确规定了公司决议无效和决议可撤销两种形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将公司决议纠纷分为确认决议不成立、确认决议无效和撤销决议三种类型，没有关于确认决议有效的诉讼制度。就本案而言，解除股东资格的股东会决议一经作出，即被推定具有法律效力，诉讼中未发现有关主体请求确认决议不成立、无效或者请求撤销决议，决议的效力无须进行司法确认。然而，翁××提起确认之诉，系为给付之诉奠定法律基础，对确认决议有效具有诉的利益，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其他起诉条件，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一审作出确认决议有效的判决，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
【裁判摘要２】关于协助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有限责任公司变更股东的，依法应由公司申请变更登记，指的是在申请变更登记程序中应以公司作为申请人，向登记机关提交申请文件、材料，不意味着现实中公司在置备申请文件、材料时无须他人的协助配合，也不构成对公司作为办理变更登记义务主体的否定。本案中，闽东新能源公司在除名决议作出后，向登记机关提出了股东变更登记申请，登记机关以提交材料缺少股权交割证明为由决定不予受理。登记机关已明确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且缺少的材料见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股东变更登记提交材料》之规定，闽东新能源公司有理由相信登记机关的不予受理决定合法正当，与诉诸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相比，按照登记机关要求补齐材料显然更为理性。由此，翁××关于“协助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诉请，正是在协助公司置备申请文件、材料的意义上提出的主张，即由被除名股东签署股权交割证明，以便公司补齐办理股东变更登记的材料。马×等关于被除名股东并非法律规定的办理变更登记主体的辩解，混淆了公司申请变更与公司置备材料两个阶段的实质区别，理据不足，不予采纳。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依法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具体到本案，马×等人被除名后，应当本着善意的原则，妥善处理善后事宜，配合公司及缴纳相应出资的人员办理好股权交割手续，以保护对方的合理期待与信赖。
摘要2：（续）马×等人一方面以受翁一哈误导、决议违背意志为由拒绝配合，一方面又不否认解除行为有效，有规避法律、滥用权利之嫌，为诚信原则所排斥，有必要予以纠正。
【解读１】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闽东×××公司于2018年4月19日作出的关于解除马×、林××、郑××股东资格的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2.判令马×、林××、郑××将其持有的闽东××公司全部股权变更为翁××持有，并协助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3.判令马×、林××、郑××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解读２】二审判决如下：．．．．．．三、马×、林××、郑××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配合签署股权交割证明，协助将福建闽东×××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登记在其名下的全部股份变更登记至翁××名下。
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闽08民终1019号
摘要1：【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该规定并未禁止公司作为原告提起消极的确认之诉。启盛公司在本案中以吴××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对其提起股东资格消极确认之诉，要求确认吴××不再具有启盛公司股东资格并协助办理变更登记，启盛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有明确的被告及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符合民事诉讼法对起诉条件的规定，启盛公司系本案适格诉讼主体。．．．．．．启盛公司通过吴××在章程中预留的住所向其寄出《缴纳出资催告函》，邮件上收件人的联系电话系吴××使用的手机号码，吴××拒收邮件，应当视为已经送达。吴××既拒收邮件，又以邮件中是否为《缴纳出资催告函》无法确定为由，否认启盛公司曾向其催缴出资，显然不能成立。吴××经启盛公司催告后仍未如期出资的行为违反了公司章程的约定。启盛公司为此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免除吴××股东资格、由乐××认缴100万元补足公司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授权乐××办理公司登记事宜等议案，该股东会的召开程序及决议内容均合法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七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经公司催告缴纳或者返还，其在合理期间内仍未缴纳或者返还出资，公司以股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该股东请求确认该解除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吴××虽未主动提起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之诉，但为消除股东与公司法律关系不明状态，稳定当事人的法律地位，避免公司利益遭受损失，应当允许启盛公司提起消极确认之诉，依靠判决的公权性使纠纷得到直接、有效的解决。因此，启盛公司诉请确认吴××不具有该公司股东资格不违背法律规定，应予支持。启盛公司亦已形成由乐××认缴100万元补足公司注册资本的继任者决议，故一审法院对启盛公司要求吴××协助办理股东除名变更登记的诉请予以支持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１】启盛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吴××不具有启盛公司股东资格；2.请求吴××立即协助启盛公司办理股东除名的变更登记；3.本案案件受理费由吴××承担。
【解读２】一审判决：一、确认吴××不再具有福建启盛实验设备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资格。二、吴××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协助福建启盛实验设备科技有限公司办理股东除名的变更登记。二审维持原判。
上海一律师遇利益冲突继续代理被罚，状告司法局！法院判了
摘要1：【摘要】被告认定原告在担任乙公司法律顾问期间，又担任该公司总经理张某涉嫌职务侵占罪的辩护人，该行为违反了《律师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故根据《律师法》第四十七条第 (三)项和《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以下简称《处罚办法》)第七条第(三)项的规定，对原告作出警告的行政处罚。
摘要2：【法条链接】《律师法》第三十九条 律师不得在同一案件中为双方当事人担任代理人，不得代理与本人或者其近亲属有利益冲突的法律事务。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373号
摘要1：【裁判摘要】关于《对账单》的效力问题。利虎公司主张《对账单》加盖了羌塘公司公章，一审法院否认《对账单》效力系适用法律错误。本院认为，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利虎公司作为控股股东，负有不得滥用股东权利，妥善使用羌塘公司公章的义务。案涉《对账单》形成于2018年6月至11月期间，但在此之前，各方当事人针对《合作合同》已经产生股权转让纠纷，并提起了相关诉讼。故结合《对账单》的形成过程、公章保管使用以及羌塘公司财务人员组成等情况，不能仅凭《对账单》上盖有公章就确认借款金额。其次，在通常交易中，公司公章具有确认公司法人意思表示的效力，但并非公司法人的意思表示本身，在某些特定交易中，应当考察加盖公章时的具体情形，以便准确认定意思表示的真实性。本案系发生在公司股东和公司之间的借款纠纷，公司公章能否对公司产生相关确认效力，应主要审查盖章行为是否确实出于羌塘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现《对账单》仅有盖章，无相关人员签名，利虎公司也未举示相关证据证明《对账单》通过羌塘公司正常的审批流程形成，故在其兼具债权人和股东身份的利虎公司掌握公章的情况下，在《对账单》上加盖公章的行为并不能被确认为羌塘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应进一步审查形成《对账单》的具体借款金额。综上，利虎公司以《对账单》为依据主张7890.659万元的事实，并未达到高度可能性，一审法院对此认定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7653号
【摘要】《对账单》的效力问题。经原审查明，案涉《对账单》虽加盖羌塘公司公章，但形成时间为2018年6月至11月期间。利虎公司于2017年9月26日起诉请求解除案涉《合作合同》，即各方当事人在《对账单》形成之前已经产生矛盾纠纷，而利虎公司在本案起诉时仍持有羌塘公司公章,未交还给羌塘公司。综合考虑《对账单》仅加盖羌塘公司公章却无羌塘公司相关人员签字、羌塘公司公章由利虎公司保管使用、利虎公司未能举示相关证据证明《对账单》通过羌塘公司正常的审批流程后形成，故原审认为《对账单》上加盖公章的行为并不能被确认为羌塘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需进一步审查确定羌塘公司的具体借款金额，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594号
摘要1：【裁判摘要】承租方进入解散清算程序，出租方有权以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解除租赁合同——《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六条就此明确规定，清算期间公司不得开展与清算无关的经营活动。故在武广公司因经营期限届满而进入解散清算程序的情况下，其不得再从事商业经营。因武广公司不具有承租案涉房产从事商业经营之行为能力，《租赁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武商集团自有权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之规定解除《租赁合同》。在武商集团具有合同解除权的情况下，国际公司主张武商集团解除《租赁合同》给武广公司造成营业损失，并要求其按照武广公司的月度平均收入等因素折算的数额进行赔偿，没有事实依据，原判决未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6044号
农行某营业部与某储运公司等票据保证纠纷案——票据保证人的签章不符合法律规定应承担赔偿责任：评农行某营业部与某储运公司等票据追索权纠纷案
摘要1：【裁判摘要】票据保证人的签章不符合法律规定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应对出票人和背书人不能清偿原告债务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关于某集团有限公司是否应承担票据担保人的责任问题，法院认为，根据《票据法》的有关规定，保证人必须在汇票或粘单上记载：表明“保证”的字样、被保证人的名称、保证人签章等。某集团有限公司虽然在汇票的背面记载了为某实业公司提供连带保证的字样并加盖了公章，但由于某集团有限公司的签章没有同时具备某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的签章，某集团有限公司的签章不符合《票据法》关于签章的规定，因此某集团有限公司作为票据保证人的签章无效，原告要求某集团有限公司承担票据担保人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由于造成票据保证无效的原因在于某集团有限公司签章的无效，某集团有限公司对此负有主要责任，故某集团有限公司应对出票人和背书人不能清偿原告债务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
摘要2：
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苏10民终3598号
摘要1：【裁判摘要】姚××并非经背书转让取得案涉票据，其对于票据的取得负有证明责任。现姚××持有6张商业承兑汇票，且其举证了在汇票到期日后委托收款被付款人拒付的拒绝付款理由书，另姚××对于票据取得举证了相关债权转让协议，姚××根据该债权转让协议对其中50万元借款起诉朱××时，朱××未应诉答辩。综合上述证据审查，可以判断姚××陈述的票据流转经过属实，案涉票据的被背书人行使追索权，票据逐手回到了票据收款人中强公司法定代表人朱××处，朱××实施了转让票据追索权的行为，并向受让人交付了票据和拒绝付款理由书。对于票据追索权的转让法律并无禁止性规定，且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票据追索权的转让并不损害债务人权益。红旗厂二审中对中强公司提出基础关系违约抗辩，但未能提交证明双方之间基础关系权利义务内容的证据，故本院对红旗厂该抗辩理由不予采信。红旗厂一、二审中均对持票人票据来源的合法性提出抗辩，但并未提供相关反驳证据，也没有其他权利人通过公示催告程序对票据主张除权判决等足以否认持票人享有债权的证据。据此，本院对于姚××取得票据来源的合法性予以确认，持票人姚××向红旗厂主张相应权利，本院依法应予支持。
摘要2：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鲁02民终824号
摘要1：【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规定：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据此，公司是否为责任承担主体与分公司是否具有偿还能力并无关联。因中铁大连公司作为中铁公司的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故中铁公司作为总公司，一审判决票据还款责任由中铁公司承担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109号
摘要1：【裁判摘要】除非对方有相反证据，在债权人提供催收通知邮件存根及内容情况下应认定其已主张权利——对于2008年10月24日农行阆中支行以国内特快专递邮件方式向重庆怡和公司发出的贷款逾期催收通知书，收件人为重庆怡和公司法定代表人詹××，对于其上载明的收件地址，重庆怡和公司一审质证认可地址正确，仅主张未收到。对此，本院认为，在债权人能够提供特快专递邮件存根及内容的情况下，除非保证人有相反证据推翻债权人所提供的证据，应当认定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了权利，重庆怡和公司虽主张未收到，但并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证明，对重庆怡和公司的抗辩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２２）最高法民终３６４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最高法民终364号
【裁判摘要】【裁判摘要】中建一局提起诉讼时，鞍山京辉公司并非常熟京辉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故不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有关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人格否认制度，由常熟京辉公司反证证明其财产独立于鞍山京辉公司，而是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之规定，由其举证证明常熟京辉公司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以逃避公司债务的行为，且还需要举证证明此种行为严重损害了其合法权益。但中建一局并未举证证明前述事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在本案诉讼期间，常熟京辉公司成为鞍山京辉公司的唯一股东，即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之规定，应由常熟京辉公司举证证明其财产独立于鞍山京辉公司的财产。现常熟京辉公司已经提交了鞍山京辉公司的审计报告，能够初步证明鞍山京辉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财务制度，在此情况下，中建一局应进一步举证证明两公司构成财产混同。但其并未提交相关证据，未指出审计报告中存在哪些可能构成财产混同的问题，亦没有证据证明常熟京辉公司存在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形，其有关要求常熟京辉公司对鞍山京辉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黔04民终315号
摘要1：【裁判摘要】金融机构错误付款行为虽然违反了《票据法》及有关结算支付的规定，但该行为并未违背当事人背书转让票据权利的本意，并未给当事人造成损失，不应承担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七条“票据上的签章，为签名、盖章或者签名加盖章。法人和其他使用票据的单位在票据上的签章，为该法人或者该单位的盖章加其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的代理人的签章。在票据上的签名，应当为该当事人的本名。”、《票据管理实施办法》第十七条“出票人在票据上的签章不符合票据法和本办法规定的，票据无效；背书人、承兑人、保证人在票据上的签章不符合票据法和本办法规定的，其签章无效，但是不影响票据上其他签章的效力。”之规定，在转账支票缺少智宇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的代理人的印章的情况下，贵州银行普定支行本应对不符合票据法规定的票据作退票处理，但其在未进行形式审查或者疏于注意而未能发现形式上的问题的情况下将300万元支付到杨某某个人账户，违反了票据法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结算支付的规定，该付款行为显然属于付款错误，在错误付款给智宇公司造成损失且有因果关系的情况下，贵州银行普定支行应当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智宇公司是否有背书转让案涉转账支票票据权利给杨某某的真实意思表示是认定智宇公司损失的主要因素。本院认为，智宇公司背书转让案涉转账支票票据权利给杨某某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即贵州银行普定支行及张某错误付款行为并未给智宇公司造成损失。．．．．．．综上所述，贵州银行普定支行及张某的错误付款行为虽然违反了票据法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结算支付的规定，但该行为并未违背智宇公司背书转让案涉转账支票票据权利给杨某某的本意，并未给智宇公司造成损失，不需要对智宇公司承担民事责任。
摘要2：【案号】贵州省普定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黔0422民初3300号
【摘要】综上，诉争票据的背书虽存在票据法上的瑕疵，但该票据的流转实现了当事人资金流向目的，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票据的流转未造成智宇公司任何损失，且案涉300万元重新投资后已进行结算，雷××、黄×、雷××１三合伙人已收到结算款140万元，余款未到位属另一法律关系，与诉争票据的流转无因果关系。
【解读】（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黔民申482号裁定再审；（２）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黔04民再31号裁定发回贵州省普定县人民法院重审。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4782号
摘要1：【裁判摘要】债权人请求不履行清算义务的清算义务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时效起算点确定——二审判决认定金泉公司、泉发公司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是否错误。《公司法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债权人基于该款规定对于清算义务人享有的请求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由于清算义务人不履行清算义务、导致债权人因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产生财产损失之日起算。根据已查明的事实，2005年5月26日，金泉公司、泉发公司申请强制执行最高人民法院(2003)民一再字第5号判决书。2006年5月22日，因东信公司无可供执行财产，执行法院裁定中止执行。石家庄裕华区人民法院于2009年9月28日作出(2007)裕指执字第2-2号民事被申请人河北东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未提交清算所需的会计报表、资产负债表、债务清册、债权清册、财务账册等说明财务状况的材料，经向被申请人的股东（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贸易有限公司、石家庄市新华区××建设开发公司、河北省×××经济技术开发公司）及董事会释明，被申请人的股东及董事均未提交清算所需的上述材料，致使该案无法清算。该院遂于2016年1月15日作出(2011)新民清（算）字第3号民事裁定书，终结强制清算程序。因此，金泉公司、泉发公司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由于清算义务人不履行清算义务、致使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产生财产损失之日为上述两公司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上述裁定书生效之日。故金泉公司、泉发公司于2016年8月2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二审法院认为本案所涉请求权超出诉讼时效期间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笔记】股东能否以公司提供财务会计报告义务要求公司为其复制财务会计报告以行使股东知情权？
摘要1：解读：（１）《公司法》对股东知情权的保护及知情权的范围即规定在第３３条当中，股东要求按照《公司法》第１６５五条的规定保护其知情权，属于对知情权保护的错误理解；（２）《公司法》第３３条仅规定股东有权复制而并没有规定公司为股东复制，公司负有提供公司相关资料的协助的义务但并没有代替股东复制的义务，股东以《公司法》第１６５条规定要求公司为其复制财务会计报告缺乏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898号
摘要1：【裁判摘要】法定代表人以外的人持有公章应否认定其代表公司意志？｜尽管公章是公司对外作出意思表示的重要外在表现形式，但法律并未规定法定代表人以外持有公司公章的人仅凭其持有公章的事实就能够直接代表公司意志，其是否依授权真正体现公司意志仍需进一步审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法定代表人作为最基础的公司意志代表机关，是法人意志的当然代表，能够对外代表公司的人一般仅有法定代表人；而法定代表人以外的其他人以公司名义对外为民事法律行为需要由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进行授权，适用有关委托代理的法律规定。鉴于《协议书》及其附件非由三方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签订，而由各自其他职员加盖公司公章签订，《协议书》及其附件是否依法发生效力，需要根据具体签订的经办人员是否具有公司的授权（具体由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授权）而定。．．．．．．尽管公章是公司对外作出意思表示的重要外在表现形式，但法律并未规定法定代表人以外持有公司公章的人仅凭其持有公章的事实就能够直接代表公司意志，持有公章是一种客观状态，某人持有公章只是反映该人可能有权代表公司意志的一种表象，至于其是否依授权真正体现公司意志，仍需进一步审查。．．．．．．．综上所述，应当认定黄××、汪××均无权代理抚顺太平洋公司、浙江太平洋公司签订《协议书》及其附件，辽宁立泰公司也无正当理由可以相信黄××、汪××有代理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案涉《协议书》及其附件对抚顺太平洋公司、浙江太平洋公司而言，依法应属不发生法律效力的合同。
摘要2：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京民终732号
摘要1：【裁判摘要】股东为公司代为支付相关款项不能视为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故，股东完成实缴出资义务需将实缴货币出资足额存入公司账户，并根据有关规定作相应的实缴出资额变更登记。本案中，郭××以为有趣空间公司代为支付相关款项，应视为履行出资义务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而且，郭××称因有趣空间公司账户被冻结，垫付资金均未打入有趣空间公司银行账户，按照郭××的主张，在有趣空间公司已经有未清偿对外债权的情况下，如果认定郭××主张的代为支付款项行为系股东出资，无异于确认有趣空间公司可以有选择的履行债权，实质上认可股东可以其对公司享有的债权抵销出资义务，等同于股东债权具有优先于其他债权优先受偿的权利，无疑会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申66号
摘要1：【裁判摘要】当事人在有能力核实对方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情况下而未提供反证的，应采纳该微信聊天记录作为定案依据——赫徕森公司还主张宜联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履行了合同义务，微信聊天记录不能单一的作为定案依据。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一审庭审记录记载，一审法院召集双方当事人到庭，现场将宜联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涉及的三个微信群的聊天记录进行备份，并将备份光盘交付赫徕森公司，责令其自行将上述记录与宜联公司提交的打印件进行核对。赫徕森公司虽在一、二审阶段称其无法判断前述证据是否真实完整地反映了双方的聊天内容，亦不确认宜联公司指出的相关聊天内容可以证明宜联公司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但双方一审当庭确认上述三个微信群中涉及的人员中包含了宜联公司及赫徕森公司的员工，且赫徕森公司法定代表人、委托诉讼代理人亦均在上述微信聊天群中，其有能力核对宜联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在赫徕森公司未提交反证推翻上述聊天记录真实性和完整性的情况下，二审法院采信上述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认定案件事实和涉案合同履行的证据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38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摘要1：指导性案例212号：刘某桂非法采矿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刑事/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非法采矿/非法采砂/跨行政区划集中管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裁判要点】
1.跨行政区划的非法采砂刑事案件，可以由非法开采行为实施地、矿产品运输始发地、途经地、目的地等与犯罪行为相关的人民法院管辖。
2.对于采售一体的非法采砂共同犯罪，应当按照有利于查明犯罪事实、便于生态环境修复的原则，确定管辖法院。该共同犯罪中一人犯罪或一环节犯罪属于管辖法院审理的，则该采售一体非法采砂刑事案件均可由该法院审理。
3.非法采砂造成流域生态环境损害，检察机关在刑事案件中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被告人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责任、赔偿损失和有关费用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指导性案例213号：黄某辉、陈某等8人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刑事/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非法捕捞水产品/生态环境修复/从轻处罚/增殖放流
【裁判要点】
1.破坏环境资源刑事案件中，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具有认罪认罚、主动修复受损生态环境等情节的，可以依法从轻处罚。
2.人民法院判决生态环境侵权人采取增殖放流方式恢复水生生物资源、修复水域生态环境的，应当遵循自然规律，遵守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管理规定，根据专业修复意见合理确定放流水域、物种、规格、种群结构、时间、方式等，并可以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协助监督执行。
指导性案例214号；上海某某港实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转破产重整案
关键词 民事/申请破产清算/申请破产重整/污染治理/共益债务
【裁判要点】
1.人民法院审理涉流域港口码头经营企业破产重整案件，应当将环境污染治理作为实现重整价值的重要考量因素，及时消除影响码头经营许可资质存续的环境污染状态。
2.港口码头经营企业对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缺失造成环境污染，不及时治理将影响其破产重整价值的，应当由管理人依法进行治理。管理人请求将相关环境治理费用作为共益债务由债务人财产随时清偿的，人民法院依法应予支持。
摘要2：指导性案例215号 昆明闽某纸业有限责任公司等污染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刑事/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环境污染/单位犯罪/环境侵权债务/公司法人人格否认/股东连带责任
【裁判要点】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股东有限责任，导致公司不能履行其应当承担的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赔偿义务，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请求股东对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应当予以支持。
指导性案例216号 睢宁县人民检察院诉睢宁县环境保护局不履行环境保护监管职责案
关键词 行政/行政公益诉讼/环境保护监管职责/不履责/代处置
【裁判要点】危险废物污染环境且污染者不能处置的，危险废物所在地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履行组织代为处置的法定职责，处置费用依法由污染者承担。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以危险废物的来源或产生单位不在其辖区范围内为由进行不履责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024号
摘要1：【裁判摘要】原审判决认定案件基本事实存在错误或者违背法定程序，即使当事人未提起上诉也应当保护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权利——案涉《房屋租赁合同》虽系2013年7月2日黄×代表野森公司与车沙龙公司签订，黄×在野森公司法定代表人处签名并作为收款人出具了租金收条，合同和收条均加盖了野森公司公章，但野森公司于2005年2月1日即变更为中安达公司，合同签订时黄×亦非中安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原审判决对于案涉租赁合同的实际出租人未予查明，判决中安达公司承担责任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且二审法院在邮寄送达未妥投情况下，未向中安达公司公告送达开庭传票、通知书等，亦违反法定程序。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3)最高法民终45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股权与“股东的权利”并不完全等同——案涉股权与“股东的权利”并不完全等同。“股东的权利”亦即股东权，是指股东基于向公司出资的事实而享有的权利，包括但又不限于股东的财产权利，此外还包括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查阅公司账簿、表决等基于股东身份而享有的系列权利。案涉股权则仅指财产权利，属于“股东的权利”之一部，二者并不等同。在有限责任公司中，股东行使财产权利虽然受到股东身份的限制，但不改变股权的财产本质属性。将“股东的权利”笼统称之为股权，不能准确把握夫妻共同财产中股权的内涵和外延。公司法第七十五条还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若不作仔细辨析，把案涉股权概括认定为包括股东身份权在内的复合型权利，则对该股东权利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亦将失去其合理性。故原审判决认为“股权具有财产权与身份权两重属性”，进而作出排除案涉股权为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有失妥当。
【裁判摘要２】（１）执行异议之诉应当按照财产案件标准计收受理费；（２）案件受理费属于国家财政收入，不属于人民法院可以自由裁量的范围，人民法院应当严格按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计收诉讼费用——执行异议之诉是人民法院对民事执行过程中当事人之间的实体争议适用民事诉讼程序施以司法救济的一种诉讼类型。此类诉讼案件当事人的请求涉及财产权益的，属于财产案件，应当按照财产案件标准计收案件受理费。依据本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一款，执行异议申请人对驳回保全行为异议申请裁定不服，可以依法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此种起诉性质仍属于执行异议之诉，起诉请求涉及财产权益的，应当按照财产案件计费标准收取案件受理费。案件受理费属于国家财政收入，不属于人民法院可以自由裁量的范围。人民法院应当严格按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计收诉讼费用。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6380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申请人收到二审判决书后该判决即对其发生法律效力并开始起算申请再审期限；（２）公司法定代表人被羁押的事实不能引起申请再审期限的中止、中断、延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有本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十二项、第十三项规定情形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的六个月为不变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延长的规定。本案中，友兴公司于2016年12月16日收到二审判决书后，该判决即对其发生法律效力，而友兴公司于2018年12月13日向本院寄送申请再审材料，已经超过申请再审期间。申请再审期间为不变期间，友兴公司法定代表人周××被羁押的事实不能引起申请再审期间的中止、中断、延长。同时，本案再审申请人为友兴公司，其法定代表人周××被羁押尚不足以妨碍友兴公司行使申请再审的权利。友兴公司申请再审已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间，应予驳回。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815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反诉不符合本诉合并审理规定，本诉撤诉后反诉的诉讼请求是否可超出原本诉的审理范围？ ｜虽本诉原告于案件审理过程中撤回起诉，但因反诉源于本诉，本诉撤回起诉后反诉仍可在与本诉牵连相关范围内继续审理，但其始终保持反诉原告的诉讼地位，因此其基于反诉所提出的诉讼请求应与本诉具有牵连性，不应超出本诉审理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法律关系、诉讼请求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或者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事实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因此，本诉与反诉之间应当具有牵连性，两者诉讼请求一并予以审理。本案一审系由高××、王××提起股权转让合同纠纷的本诉，其诉讼请求为解除案涉《股权收购协议》及返还股权，本诉是本案产生并进行审理的基础。其后，恒智公司提起反诉，即应建立在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是基于相同法律关系或相同事实的基础上。虽高××、王××于案件审理过程中撤回起诉，但因反诉源于本诉，本诉撤回起诉后反诉仍可在与本诉牵连相关范围内继续审理。况本案中虽高××、王××撤回一审诉讼请求，但恒智公司并未因此撤回反诉请求，始终保持反诉原告的诉讼地位，亦表明其对于作为反诉原告参与本案诉讼提出反诉请求并不持异议，因此其基于反诉所提出的诉讼请求应与本诉具有牵连性，不应超出本诉审理范围。高××、王××在本案中提起的反诉诉讼请求中包括依法判令高××、王××和恒吉热力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提供恒吉热力公司自2015年4月1日起至今真实完整的财务会计报告、会计账簿、会计凭证，供恒智公司查阅、复制。本案系股权转让合同纠纷，而其提出的该项查阅、复制公司账簿的诉讼请求系属股东向公司行使知情权纠纷的审理范畴。从诉讼请求构成而言，向股东提供财务会计报告、会计账簿等以供查阅的义务主体应为恒吉热力公司而非高××、王××，恒智公司以高××、王××为被告提起该反诉请求，诉讼主体并不适格，亦与案涉股权转让纠纷非属同一法律关系。恒智公司所提出的判令高××偿还借款本息的反诉请求，亦非基于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不构成应予合并审理的反诉范围。因本诉与反诉系基于牵连关系而产生合并审理的基础，如在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中引入其他与本诉无关的法律关系,不但不符合我国反诉制度的规定,也使得诉讼关系复杂化,
摘要2：（续）难以实现反诉制度合理配置司法资源的目的。原审法院对该部分诉讼请求未予审理并告知恒智公司可另行主张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裁判摘要２】将审计作为一项诉讼请求内容要求法院判决而非鉴定申请，该项诉请不能成为独立的诉讼请求——关于恒智公司要求审计及履行《盈利预测保证书》等诉讼请求能否予以支持的问题｜恒智公司另提出请求法院依法委托有资质的审计机构对恒吉热力公司自2015年4月1日起至今的资产负债、盈利或者亏损等财务会计状况进行审计，出具合法有效的审计报告的反诉请求，因对公司进行审计并无确认或者给付内容，而是查明事实的方式，但恒智公司并未就公司财务会计状况予以举证，且在庭审中明确表示将审计作为一项诉讼请求内容要求法院判决而非鉴定申请，在此情形下，其该项诉请不能成为独立的诉讼请求。有鉴于此，恒智公司后续基于审计结果而提出的差额利润补足、未披露债务及损失部分的责任承担等诉讼请求，均未作出充分举证，仅诉求以审计结果为基础，因出具合法有效的审计报告并不具有判项内容，其基于审计结果而提出的各项诉求即欠缺事实基础，不能成立。
【解读】恒智公司变更反诉请求为：．．．．．．3.请求法院依法委托有资质的审计机构对恒吉热力公司自2015年4月1日起至今的资产负债、盈利或者亏损等财务会计状况进行审计，出具合法有效的审计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最高法民再117号
摘要1：【裁判摘要】股权转让后未进行变更登记能否对抗强制执行？｜（１）向公司登记机关进行股权变更登记是公司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仅发生对抗交易第三人的法律效力，而非股权取得的法定要件；（２）股权受让方是否实际取得股权，应当以公司是否修改章程或将受让方登记于股东名册，股权受让方是否实际行使股东权利为判断依据——股权作为股东对公司享有各种权利的集合，主要权利为基于股东资格而对公司享有的财产利益和管理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三条规定，转让股权后，“公司应当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第三十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股权转让是股权继受取得的方式之一，作为一种法律行为，通过当事人之间达成合法有效的转让协议后履行即可取得相应股权。股权转让导致的股东及股权结构变化并非法律规定的工商登记事项。向公司登记机关进行股权变更登记是公司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仅发生对抗交易第三人的法律效力，而非股权取得的法定要件。股权受让方是否实际取得股权，应当以公司是否修改章程或将受让方登记于股东名册，股权受让方是否实际行使股东权利为判断依据。昆明中院(2015)昆民五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认定云南能投公司已全额支付转让款，并实际管理、经营石新公司。本案一审亦查明，2014年5月10日，石新公司已修改公司章程，注册资本5亿元，云南能投公司作为公司唯一股东以货币方式全额出资。石新公司虽未及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但云南能投公司自该公司章程修改之日起，实际已经成为石新公司唯一股东，享有包括涉案24%股权在内的石新公司全部股权。云南能投公司虽然在(2015)昆民五初字第12号案件起诉时基于股权转让协议同时提出了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效力、协助办理股权登记等其他两项诉讼请求，但其在提出确认股东身份的诉讼请求时，已经实际取得并享有、行使着相应股权。(2015)昆民五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主文对“山路集团持有的石新公司24%的股权归云南能投公司所有”的确认，
摘要2：（续）不宜理解为基于云南能投公司与山路集团之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这一债权关系所作出，而理解为基于云南能投公司已成为涉案股权实际权利归属人这一事实作出，更符合事实实际情况。即云南能投公司并非仅基于(2015)昆民五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确权取得涉案股权，而是在(2015)昆民五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作出前已经实际取得并享有涉案股权。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吉24行终138号
摘要1：【裁判摘要】供应商因其分公司重大违法记录而无投标资格——１.关于对分公司的行政处罚结果能否及于总公司的问题｜东北亚客运公司主张，对东北亚客运公司下设分公司的处罚不能视为东北亚客运公司有“重大违法记录”，也不能等同于对东北亚客运公司的处罚，否则处罚决定中就没有必要写明被处罚对象是东北亚客运总站。本院认为，1.关于分公司与总公司之间的关系以及分公司的法律地位等问题。有关行政法律、法规对此并未作出具体规定，在此情况下，可依照“行政参照民事”这一法律适用规则。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这一规则是在《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中确立的，但鉴于司法程序较之于行政程序更加严谨规范，有关行政诉讼程序中法律适用的相关理念、规则及原则，当然可以适用于行政执法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规定：“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公司可以设立子公司，子公司具有法人资格，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分公司是指公司在其住所以外设立的从事经营活动的机构。分公司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第四十六条规定，分公司的经营范围不得超出公司的经营范围。依照以上规定，分公司自身不具备法人资格，经工商登记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分公司可以在工商核准的营业范围内对外从事经营活动。分公司作为总公司的分支机构，是总公司内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总公司基于财税和经营便利等原因，根据总公司的意志所设立的对外从事总公司部分经营业务的机构，且分公司的经营范围不得超出总公司的经营范围。既然分公司经营的业务只是总公司经营业务的一部分，那么对总公司经营业务的总体评判，必然要包含对分公司经营业务的部分。就本案而言，上诉人东北亚客运公司自认“东北亚客运公司是拥有10个分公司、9个子公司的集团企业，仅具有单独营业执照的客运站就有11个，运输分公司6家”。由此可见，上诉人东北亚客运公司的总体经营也是由各分公司和子公司来具体完成的。倘若法律允许总公司以自身名义获得行政许可，此后又将许可事项交由分公司来具体经营，一旦分公司在实施行政许可事项中因存在违规而被认定为存在“重大违法记录”，而这种不利影响又不及于总公司，那么《政府采购法》及其他有关行政许可监督管理的法律、法规对行政相对人获取行政许可所设置的条件，必将流于形式。
摘要2：（续）不仅损害了其他行政许可申请人的公平竞争权，也必将使得行政执法无所适从，且有违立法本意。2.至于上诉人东北亚客运公司提出的分公司可以单独成为被处罚的行政主体的问题。诚然，《行政处罚法》赋予分公司在行政执法程序中行政相对人的资格，分公司可以被列为被处罚人,《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也赋予分公司以其他组织的身份参加诉讼的资格。但是法律这种设定本身仅是从分公司具备一定的承担法定义务特别是财产给付能力，将其作为行政相对人或诉讼当事人，有利于纠纷的解决等角度考量。并不因此而使行政机关对分公司经营行政许可事项的行政处罚事实结果，完全独立于对总公司是否存在“重大违法记录”的评审之外。因此，对东北亚客运公司提出的其下设分公司受到的行政处罚不能视为总公司有“重大违法记录”、也不能等同于对总公司处罚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2020）沪0115民初21577号；（2021）沪01民终7923号
摘要1：——无人继任时原法定代表人诉请涤除登记的处理
【裁判要旨】法定代表人辞任后，在新法定代表人未改选或就任前，原法定代表人仍应履行职务，其要求涤除相应公司登记事项的诉讼请求不应支持。公司怠于改选造成原法定代表人损失的，原法定代表人可另行主张。
【本案案号】（2020）沪0115民初21577号；（2021）沪01民终7923号
【摘要】尽管张某曾向某咨询公司、鼎利公司等提交辞职报告，但公司登记不仅涉及民事法律关系，还涉及行政法律关系，故张某的这一单方意思表示无法当然地产生其有权主张涤除相关登记事项的法律效果。某咨询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系该公司内部治理事宜，应按照公司法和该公司章程处理。如果该公司股东鼎利公司等在张某任职期限已经届满的情况下，恶意回避或者消极对待张某关于更换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的要求，使张某不得不依法继续履行职务并给其实际造成损失的，张某可以另案主张赔偿。
摘要2：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京03民终11334号
摘要1：【裁判摘要】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任免、股东的变更均为内部自治事项，原则上应通过公司自治程序完成，法院应审慎介入公司内部治理事务，只有权利存在救济的必要且无其他途径予以救济时，司法才有必要予以适当干预——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三条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任免、股东的变更均为内部自治事项，原则上应通过公司自治程序完成，法院应审慎介入公司内部治理事务，只有权利存在救济的必要且无其他途径予以救济时，司法才有必要予以适当干预。本案中，伊××未举证证明都宏公司因经营管理需要变更法定代表人的必要性，伊××作为都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系都宏公司持股比例100%的股东，可以通过公司内部自治程序或公司解散后的清算等程序实现其权利救济，现阶段不属于必须由法院判决涤除方能获得救济的情形。第二，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对外具有公示效力，对债权人有信赖利益，法定代表人的涤除，既要平衡各方利益，也要有利于对公司债权人权益的保护。伊××作为都宏公司的股东、执行董事，系对外公示的都宏公司法定代表人，伊××主张其仅系都宏公司挂名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但直至都宏公司被法院强制执行、伊××作为法定代表人被采取相应限制措施后，伊××才诉请进行法定代表人涤除，现阶段涤除伊××法定代表人身份不利于对公司债权人权益的保护。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