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8）二中民终字第19385号
【裁判摘要】公司章程系股东以设立公司为目的而签订的合同，因此制定章程应当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的基本条件，应当是章程制定者真实意思的表示，章程的内容及制定程序应当符合相关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星二十一公司的章程第十三条对星二十一公司股东会表决程序规定为，“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开式的决议，股东会会议对公司其它变更事项所做出的协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通过。”显然，该条款属于股东对于公司表决权的一项完整的意思表示，即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特别事项表决外，对于一般事项的表决该公司股东也同意按照特别事项表决一样处理，采用相同的表决方式，该条款系股东一项完整的意思表示，不可分割，由于该条中对于特别决议表决程序的规定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故该条款均属无效。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苏07民终2459号
【裁判摘要1】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股东请求撤销股东会决议的起算点应当为决议作出之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锦泰公司的公司章程第二十条规定“股东会会议应对所议事项作出决议，决议应由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据此，股东会决议应当由全体股东就审议事项进行表决，而不是由部分股东表决即可完成，除非股东自愿放弃股东会表决权。因此，股东会决议的作出，须以完成股东会就审议事项的表决程序为前提，决议未经全体股东表决则应当认为未作出决议或决议未完成。锦泰公司2016年7月3日召开股东会的股东会决议显然未经包括汪某在内的全体股东表决，不应当认为是法律意义上的作出。汪某于2016年7月23日收到该股东会决议，并对决议内容有异议，故锦泰公司2016年7月3日召开股东会的股东会决议作出之日不应早于汪某收到决议之日，故汪某于同年9月20日向一审法院递交起诉材料，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60日的起诉期限。
摘要2：【裁判摘要2】锦泰公司于2016年7月3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包括三项内容，第一项内容系关于解除汪某的股东资格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经公司催告缴纳或者返还，其在合理期间内仍未缴纳或者返还出资，公司以股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该股东请求确认该解除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锦泰公司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在其作出上述决议时，存在汪某抽逃全部出资，且经锦泰公司催告返还，汪某未在合理期间内返还出资的情形，故锦泰公司于2016年7月3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关于解除汪某股东资格的内容无效。第二项内容系关于要求汪某赔偿公司损失的问题，第三项内容系关于要求汪某返还其丈夫占用公司资金的问题，该两部分内容并非法定和公司章程约定由股东会表决决定的事项，故该两部分内容亦无效。因锦泰公司于2016年7月3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无效，故汪某要求撤销该决议并无不当，上诉人锦泰公司的上诉理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摘要1：【案号】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宁商终字第1017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赛贝公司的章程均规定，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在赛贝公司章程第二十四条也约定“利润分配：本公司股东按照认缴出资比例分取红利，也可由全体股东另行约定”。因股东联众公司和纪某某约定的出资时间未到，并不属于瑕疵出资情形，故李某主张按照公平原则对其他两股东的表决权作出限缩性解释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以认缴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摘要2：【摘要】关于李某提出的李某某作为执行董事在公司章程约定任期内并无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不应解除其职务的主张，经审查，虽然赛贝公司章程约定董事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但公司章程和法律法规均并未规定董事任期届满前，股东会不得解除其职务，相反赛贝公司章程还约定股东会享有行使选举和更换执行董事的职权。因此赛贝公司股东会决议解除李某某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职务，并未违反公司章程约定。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隗( 2010)二中民终字第1739号民事判决书
【提示】公司章程“强制离职股东转让股权”条款的效力。
【要旨】股东权是股东的合法财产权，非经权利人的意思表示或法律的强制执行程序不能变动，虽然公司法规定公司章程可以对股权转让另行约定，但该约定不能侵犯股东固有的权利。具体到本案中，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没有袁某某的签名，不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公司是先辞退袁某某，而后修改的公司章程，且修改的内容很大程度上涉及到对其股权进行处分，具有明显的针对性，有恶意之虞。若简单适用资本多数决原则认定该章程条款有效，容易导致公司在大股东的控制下随意作出决议损害小股东的利益。
【裁判摘要】华新公司要求袁某某向侯某某转让股权的依据，即2009年12 月30日的股东会决议和华新公司章程没有得到袁某某的同意，却处分袁某某的财产，损害了作为股东的袁某某的利益，所以2009年l2月30日的华新公司股东会决议和华新公司章程中涉及处分袁某某股权的内容因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四款规定：“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该规定中的公司章程系指合法有效的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具有契约性质，体现股东的共同意志，应当得到全体股东的同意，而2009年12月30日的华新公司章程未经袁某某同意，其中第十一条关于股东与本公司或北京市华德电力器具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调离公司后的股权转让的规定应属无效。之前的华新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与华新公司解除劳动合同调离后，必须立即向其他股东转让股权，袁某某的情况并不适用该华新公司章程的规定。
摘要2：【解读】公司章程涉及处分股东合法财产权（股东自益权、股东固有权利）应当经股东同意，否则无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313号
【提示】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未经公司追认该公司是否承担赔偿责任？
【裁判要旨】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担保属于超越权限，该行为也未经公司追认，所以其出具《担保承诺书》的行为对公司不发生效力。故债权人主张依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七条的规定“对其担保债务承担50%赔偿责任”的请求不能成立。
摘要2：【裁判摘要】关于新大陆体育中心是否应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一）李某某提出《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不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能据此认定公司担保行为无效。首先，原审法院并未将《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性质认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且一审法院明确上述规定“纵使为管理性禁止性法律规定”，各民事主体有遵守的义务。其次，原审法院认定《担保承诺书》对于新大陆体育中心不具有约束力是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的相关规定，而并非依据《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对案涉《担保承诺书》的效力进行评判。（二）李某某提出其没有义务审查担保是否经过股东会同意，客观上也无法进行该项审查。该公司章程明确规定“为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公司对外担保、质押财产、借款等事项”属于股东会职权范围，同时还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未经股东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李某某作为新大陆体育中心的前法定代表人、股东，其对公司章程的内容应有清楚认知。虽《担保承诺书》出具时，李某某已将股权转让，但其亦应知道公司出具《担保承诺书》属于股东会决议事项，有义务和必要要求李俊报提供并查阅股东会决议，李某某称其无义务也无法审查的理由不成立。（三）李某某提出依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条的规定，新大陆体育中心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院认为《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条的适用前提为债权人不知道该公司的董事、经理违反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但本案中李某某明知李某报系新大陆体育中心的法定代表人、股东，其知道或应当知道《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故其依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条的规定要求新大陆体育中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无法律依据。（四）李晓光主张依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七条的规定，新大陆体育中心应对其担保债务承担50%赔偿责任。本案中，公司章程明确规定了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未经股东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李某报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担保属于超越权限，且李某报的行为也未经公司追认，所以，李某报出具《担保承诺书》的行为对公司不发生效力。故，李某某再审主张依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七条的规定“对其担保债务承担50%赔偿责任”的请求不能成立。综上，新大陆体育中心不应承担担保责任。
摘要1：解答：公司章程、股东之间的协议等实质性剥夺股东知情权无效，公司以此为由拒绝股东查阅或者复制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357号
【提示】公司可根据公司章程或股东会决议对瑕疵出资股东的股权权利作出合理限制。
【裁判要旨】公司限制未履行出资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股东的利润分配请求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股东权利，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一是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有抽逃出资的行为；二是应当根据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作出限制。
【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六条规定：“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公司根据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对其利润分配请求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股东权利作出相应的合理限制，该股东请求认定该限制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该规定，限制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股东权利，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一是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有抽逃出资的行为；二是应当根据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作出限制。首先，如前所述，乐生南澳公司并非未履行出资义务，而是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其次，亿湖公司的章程中并未明确规定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将被限制股东权利。第三，．．．．．．故当次董事会决议无效。．．．．．．因此，亿中公司、亿湖公司根据亿湖公司董事会决议，请求限制乐生南澳公司相应的股东权利，不能得到支持。一、二审判决认定乐生南澳公司不享有亿湖公司的利润分配请求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股东权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纠正。
摘要2：【法条链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六条规定：“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公司根据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对其利润分配请求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股东权利作出相应的合理限制，该股东请求认定该限制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解读】在认定股东是否履行出资义务时应区分股东履行出资义务的行为和因履行出资义务而对外支付对价的行为。
（１）乐生南澳高速的出资义务时以土地使用权作为出资方式而非以资金作为出资方式；
（２）乐山南澳高速的出资义务时提供９.３亩土地使用权，而仅提供了５.６５亩土地使用权系从南澳宣传部取得，根据相关协议约定应当向南澳宣传部支付对应的对价，实际系由目标公司亿湖公司代为履行，由此形成了亿湖公司对乐生南澳公司相应的债权。
（３）一、二审法院混淆了股东履行出资义务的行为和因履行出资义务而对外支付对价的行为，仅以亿湖公司获得5.65亩土地使用权的对价实际系由亿湖公司支付为由，认定乐生南澳公司未履行出资义务，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
【解读１】限制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股权权利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１）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有抽逃出资的行为；
（２）应当根据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作出限制。
【解读２】股东认缴的出资未届履行期限：
（１）未缴纳部分的出资是否享有以及如何行使表决权等应根据公司章程、股东（大）会的决议来确定；
（２）公司章程没有规定、股东（大）会没有作出决议的，应当按照认缴出资的比例确定股东的表决权。
摘要1：【最高法院民二庭第8次法官会议纪要法官会议意见】我国公司法就董事向公司董事会提交辞职书后辞职何时生效未作明确规定。但《公司法》第37条、第99条明确规定由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且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公司可以强迫任何人担任董事，故公司与董事之间实为委托关系，依股东会的选任决议和董事答应任职而成立合同法上的委托合同。根据《合同法》第410条关于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的规定，董事辞职是单方民事法律行为，依据董事对公司的单方意思表示而发生效力，无须公司批准，但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者经公司与辞任董事一致同意由董事撤回辞职书的除外。董事辞职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的，该董事仍须依法履行董事职责至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选举补充新的董事之日；须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以及董事与公司订立的劳动合同，依法履行其在公司兼任的其他职责。
摘要2：甲公司与曹某某等公司决议纠纷案——董事辞职书送达公司董事会时发生法律效力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再172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公司和董事之间属于委任关系，在法律和公司章程没有相反规定的情况下，公司董事辞职一般应于董事辞职书送达公司董事会时发生法律效力。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202号
【摘要1】关于原审法院认定“后续投入资金具有借贷的特征”是否有误的问题。股东向公司投入的资金，可以作为注册资本，也可以作为借款。本案宁宜公司股东根据合作协议以及公司章程约定投入的后续开发资金，并未作为注册资本，故性质上属于股东对公司的借款，原审法院认为后续投入资金具有借款特征并无不当。根据合作协议以及宁宜公司章程，股东根据实际开发需要投入的资金虽属借款，但投入条件、金额、利息等由股东会决定，具有不同于普通借款的特点。据前文所述，本案所涉2.1亿元款项的投入是由宁宜公司2014年8月8日“关于凤凰合作土地撤押归还贷款的报告”工作签报确定的，五星公司与兰山公司法定代表人均签字认可，故应认为该笔款项属于股东根据公司章程需要投入的后续投入资金，而不是普通借款。兰山公司认为后续投入资金不同于普通借款符合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但其认为本案所涉2.1亿元款项属于普通借款而不是后续投入资金，缺乏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兰山公司还认为，一审判决会影响公司的股权结构，存在错误。本院认为，公司股权结构属于股东之间的法律关系，本案属于公司要求股东按照公司章程追加后续开发资金的纠纷，公司股权结构是否因此发生变化不影响本案的审理。
【摘要2】关于原审法院认定五星公司代兰山公司垫付9565万元是否有误的问题。宁宜公司章程第十条规定，任何一方股东未按本协议约定或股东会决议规定的时间、数额将注册资金及后续开发资金出资到位的，违约股东按照逾期出资部分的千分之一，每日向垫付股东支付违约金，该违约金可由公司于利润分配时相应扣除并直接向垫付股东支付。根据该约定，兰山公司未按约定支付后续资金，而五星公司超过其股权比例支付后续资金的，五星公司超比例支付的资金构成为兰山公司向宁宜公司垫付的资金，并在相应范围内免除兰山公司向宁宜公司支付该笔款项的义务。兰山公司关于原审法院认定五星公司代兰山公司垫付资金错误的主张，与章程规定不符，不能得到支持。
摘要2：【摘要3】关于原审法院要求兰山公司提供借款是否有法律依据的问题。根据合作协议以及宁宜公司章程载明的内容，经股东会决议，股东应按股权比例投入后续开发资金。合作协议与宁宜公司章程是股东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各股东均应按照合作协议和公司章程履行义务。兰山公司法定代表人对2014年8月8日宁宜公司工作签报签字认可，应按照签报内容履行义务。原审法院判令兰山公司提供资金符合当事人之间的约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解读】公司股东需要投入的后续开发资金没有作为注册资本的，性质上应认定为股东对公司的借款。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248号
【裁判要旨】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可以对股东逾期出资的违约责任作出规定。未履行出股东应当履行补足出资的责任并按规定支付利息。
【裁判规则】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并不影响股东继续向公司履行出资义务。
【摘要１】本案中，天川公司未依章程规定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法应当向天川华某公司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天川华某公司在华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前，虽然已被吊销营业执照，但该事实并不影响股东继续向公司履行出资义务，也与股东在公司清算程序、破产清算中继续履行出资义务不相矛盾。天川公司辩称，天川华某公司已被吊销营业执照，涉及天川公司出资的问题应先行在公司清算程序中予以确定和处理，该主张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天川公司应当在2009年11月7日之前补足欠缴的注册资本1200万元。天川华某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再正常经营，且现已进入强制清算程序，天川公司继续履实物出资部分，确实已无任何意义。本院认为，天川公司应向天川华某公司缴纳1200万元的实物和现金出资，均应变更为现金出资，该变更有利于天川华某公司清算程序的进行，且也不会因此加重天川公司的出资负担。同时，根据《股东会纪要》第九条“各股东应按本纪要商定的期限按期出资，凡逾期出资的，就加付银行利息”之约定，天川公司应自2009年11月8日起，以未交纳的1200万元出资额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基准利率向天川华某公司支付未缴纳出资额的利息。
【摘要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根据《合同》约定，天川公司出资额为1400万元，其中现金100万元，另外1300万元为实物出资，在2007年10月23日前完成出资义务，并明确“任何一方未按合同第七条规定依期如数提交出资额时，每逾期一日，违约方应向另一方支付出资额的1‰违约金。如逾期三个月仍未提交的，另两方有权解除合同”。而根据天川公司、华某公司及昌吉市国资中心在《公司章程》和《股东纪要》中的约定，天川公司已实缴货币200万元，剩余1200万元于2009年11月7日之前缴足；至于违约责任，《股东会纪要》第九条中仅明确“各股东应按本纪要商定的期限按期出资，凡逾期出资的，应加付银行利息……”。从《公司章程》和《股东纪要》内容看，已对《合同》中约定股东出资方式
摘要2：【简法１】《公司法解释（三）》第１３条第１款规定：“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２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股东未履行出资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时，公司或者其他股东有权请求其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内容，也应当包括出资本息在内。
【简法２】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主体资格并未消灭，股东继续履行出资义务的责任并不因此免除；即使公司被宣告破产，股东仍应履行出资义务，该出资将成为公司的破产财产。
【注解】公司进新人强制起算程序后请求将原先约定的实物出资方式变更为现金出资方式应予支持。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沪01民终13429号
【裁判要旨】无论是否是实际出资人，表决权归公司登记的股东。
【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其一，张某某是耿博公司登记在册且持股比例70%的股东，有公司登记机关企业信息和公司章程为证，姚某对此事实亦予以确认。公司法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公司法并未规定股东会会议由实际出资人行使表决权。至于实际出资人是否同意代其持股人的表决行为，是实际出资人与代持股人之间内部的纠纷，与公司股东表决权无涉。故而，不论张某某是否为耿博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其作为公司登记在册股东，依法享有公司法赋予的表决权；其二，根据耿博公司章程，张某某作为耿博公司持股比例70%的股东，有权按照其出资比例享有70%表决权，因此系争股东会会议表决结果达到了公司法和耿博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其三，姚谋曾于2018年4月12日通知张某某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公司的账目、利润及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事宜，双方均到场参加会议，说明其认可张某某的股东身份，并邀其共商决议。现姚某认为张某某无权作出股东会决议，其主张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信。第二，．．．．．公司法虽然规定股东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定作出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张某某虽然未能提交会议记录，但其提供证据足以证明系争股东会会议在公证监督下实际召开并经表决通过，姚某未就其提出的系争股东会会议并未实际召开的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仅以系争股东会会议没有形成会议记录进行反驳，理由并非充分，难以采信。．．．．．．
摘要2：【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存在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主张决议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公司未召开会议的，但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可以不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而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的除外；（二）会议未对决议事项进行表决的；（三）出席会议的人数或者股东所持表决权不符合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四）会议的表决结果未达到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的；（五）导致决议不成立的其他情形。公司股东会决议是否成立，应依照上述法律规定进行审查。本案中，张某某系耿博公司登记股东，持有公司70%股份，耿博公司将在2018年7月18日于指定地点召开临时股东会的会议通知已提前向公司另一股东姚谋送达。根据公证书记载，该次股东会会议如期召开，对决议事项进行了表决并形成系争股东会决议，作出表决结果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符合公司法和耿博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没有证据证明系争股东会会议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导致决议不成立的其他情形，故应当认定系争股东会决议成立。姚谋主张系争股东会会议未实际召开，有违事实。姚某主张张某某不是耿博公司实际股东，张某某对此不予确认，在没有相反证据否定张某某股东身份的情况下，张某某依法享有行使股东表决权在内的股东权利。姚谋以无股东会会议记录及股东会决议未向其送达为由主张系争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缺乏法律依据，应不予采纳。
【解读】代持股关系在公司内部治理中的规则法律及司法解释均没有明显规定。
摘要1：【裁判要点】公司股东通过共同合意制定的公司章程，只要不与法律强制性规定相冲突，不论该章程规定是否影响到商事活动的效率，均应作为认定公司内部决议效力的依据。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205号
【裁判要旨】股权出让方依据《股权转让及购回协议》享有的股权购回权属于相对权，必须经过受让方公司履行合同义务后才能得到实现。权利人以受让方划转股权行为损害其股权购回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不予支持。
【提示】国有股权的无偿划拨，其他股东能否行使优先购买权？
【裁判规则】本案的股权转让实质是基于甘肃电力集团的决定对国有资产进行划拨，故该股权划转行为不应当适用关于股权转让的规定，其他股东不存在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基础。
【裁判摘要】本案甘肃汇能公司和酒泉汇能公司均系国有独资公司。2014年9月1日，甘肃电力集团召开党政联席会议，决定甘肃汇能公司将持有的甘肃鑫汇公司等股权转移至酒泉汇能公司，转移完成后，收购酒泉汇能公司100%股权作为电投股份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收购项目，其后亦取得甘肃省国资委的同意。甘肃汇能公司向酒泉汇能公司划转股权亦未约定对价，其实质是基于甘肃电力集团的决定对国有资产进行划拨，故该股权划转行为不应当适用关于股权转让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天津鑫茂公司不存在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基础正确。天津鑫茂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肃鑫汇公司章程第二十一条规定，董事长认为必要时，公司可直接制作股东会决议文本提交各股东分别签署，签字股东所代表表决权达到本章程规定的比例时，上述决议构成有效的股东会决议。本案签字的股东甘肃汇能公司所代表表决权已达到甘肃鑫汇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天津鑫茂公司虽然没有签字，但不能否定股东会决议的效力。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61号
【解读】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决议分别签署有效——章程规定董事长认为必要时，公司可直接制作股东会决议文本提交各股东分别签署，签字股东所代表表决权达到本章程规定的比例时构成有效的股东会决议的内容有效。
摘要1：解答：《公司法》第３７条第１款、第４６条分别规定了股东会和董事会各１０项职权＋“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公司法》第４３条第２款规定：“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因此，（１）修改公司章程、（２）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３）公司合并、分立、解散的决议三项内容属于股东会的法定职权，只有公司股东会才有决定权，公司章程将股东会的法定权利规定由董事会行使违反了公司法强制性规定，该条款无效。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京01民终4160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荣之联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具体事宜，董事会作为执行机关对于不符合激励条件的离职人员的已获授权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作出决议，该决议内容不违反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亦未超过董事会的授权范围，故不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
摘要2：【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京民申911号
【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本案中，荣之联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具体事宜，董事会作为执行机关有权对不符合激励条件的离职人员的已获授权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该决议内容并不违反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亦未超出股东大会的授权范围，故不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鉴于吴某诉请撤销的荣之联公司董事会于2015年5月26日通过的回购注销议案内容为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并未写明减少注册资本，不能将其直接等同于公司减资的法律后果。故原审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摘要1：——股东投资协议的约束范围
【裁判书字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1民终6676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摘要】恒通公司《公司章程》第八条规定，股东会决定对外投资计划。涉案股东会决议将该职权部分授予董事会，其实质是修改了《公司章程》第八条关于“股东会决定对外投资计划”的内容，在未取得恒通公司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同意的情况下，该决议内容违反了《公司法》第四十三条关于“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该决议内容无效，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恒通公司的该项上诉意见，不予支持。
摘要2：【案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京01民终6676号
【解读】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决定对外投资计划”，后股东会以过半数（未过２／３）作出“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对１５０万元以下的投资计划有决定权”的决议，法院认为该决议构成对公司章程的实质性修改，因未过２／３而决议无效。
摘要1：——董事辞职书送达公司董事会时发生法律效力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再172号
【裁判要旨】公司和董事之间属于委任关系，在法律和公司章程没有相反规定的情况下，公司董事辞职一般应于董事辞职书送达公司董事会时发生法律效力。
【摘要１】公司和董事之间属于委任关系，在法律和公司章程没有相反规定的情况下，公司董事辞职一般应于董事辞职书送达公司董事会时发生法律效力。金某某、蔡某某分别于2011年10月31日和11月11日向乙公司提交了关于辞去乙公司董事职务的辞职书。其时，赵某某系乙公司法定代表人，可以依法代表乙公司，因其认可已经收到该两份辞职书，故金某某、蔡某某的辞职已经生效。．．．．．．原审判决认为“对于公司而言，在董事提出辞职后公司股东会一般会对董事辞职事项进行审议，并将董事辞职的情况在一定范围内公示”，以及“乙公司在长达二年多的时间内不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和增选董事有悖常理”，均缺乏足够依据，其据此否定金某某、蔡某某辞职已经生效系适用法律错误。．．．．．．金某某、蔡某某在辞职时虽表示“望公司批准”，以及丙公司虽在金某某、蔡某某辞职后作出召集乙公司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免除其董事职务等意思表示，但均属相关主体对公司与董事法律关系性质，以及董事辞职何时生效的法律认识偏差，不影响金某某、蔡某某辞职生效。对被申请人的相关主张，本院均不予支持。
【摘要２】丙公司系持有乙公司70％股份的大股东，2013年11月28日乙公司召集并主持的临时股东会会议即使在程序上存在瑕疵，会议作出的决议效力亦应经有权部门根据当事人诉请依法裁判方可被否定，此前应视为有效，而不应在不能否认决议上的签章等真实性的情况下，无视公司法关于取消决议效力的有关规定，直接适用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否定其真实性，从而否定其效力。原审判决以2013年11月28日乙公司临时股东会决议在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及决议内容等方面存在瑕疵，或者与相关事实矛盾为由，不予采信该股东会决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该次股东会决议作出改选董事的决议应当视为有效，此后曹某某已经不再具备乙公司董事资格。
摘要2：【摘要３】《公司法》第47条规定：“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召集和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副董事长召集和主持；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召集和主持。”因该规定系针对董事会的召集和主持的法定主体，故“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亦应指向董事长召集和主持董事会的职责，而非指董事长的其他职责，故对丙公司以赵某某履行了乙公司董事长其他职责为由，认为320会议召集不符合《公司法》第47条规定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由于丙公司未能提交赵某某自其于2012年2月7日主持召开董事会会议至2014年3月4日副董事长吴某召集320会议前，在长达两年的时间内曾召集或者主持乙公司董事会会议的相关证据，而乙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会议应当每半年至少召开一次，因此320会议的召集符合《公司法》第47条规定的前提条件。《公司法》第47条并未规定在副董事长或者半数以上董事推举的董事依法召集董事会会议前须提请或者催告董事长召集，故对丙公司关于320会议召集前未要求赵某某召集董事会不符合《公司法》第47条规定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４】关于320决议内容是否违反公司章程规定的问题｜2009年9月28日舒某某、杨某、丙公司与乙公司共同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书》第4条第3款约定：“董事长在丙公司委派的董事中产生。”第9条第2款约定：“本协议作为解释新乙公司股东之间权利和义务的依据，长期有效，除非各方达成书面协议修改；本协议在不与新乙公司章程明文冲突的情况下，视为对新乙公司股东权利和义务的解释并具有最高法律效力。”该规定由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并经乙公司签署。因此，该文件虽名为协议，但在主体上包括公司和全体股东、内容上属于公司章程的法定记载事项、效力上具有仅次于章程的最高效力，其法律性质应属乙公司对公司章程相关内容的具体解释。违反该约定应为决议的可撤销事由。由于该协议对董事长选任范围的限制，并不违反公司章程关于董事长经选举产生的规定，应为有效。
摘要1：【案号】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鄂01民终8335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全体股东，但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者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武汉恒基达鑫公司章程第十八条则明确约定，股东会会议通知应将会议时间、地点、内容通知全体股东。因此，会议通知中的会议拟表决议案内容应尽可能描述得明确、具体，最大程度尊重股东的表决权。因该项决议事关黄某的个人直接利益，且牵涉公司章程第十九条关于小股东对副董事长的提名权问题，但此次股东会会议通知中“公司董事人事任免”的表述过于简略，内容模糊，不利于各股东充分行使表决权，从表决结果上看，此项决议全体股东也仅是占有70%公司股权的股东珠海恒基达鑫公司明确投票赞同该项决议，而占6%公司股权的股东闫某、8%公司股权的股东汤某某、4%公司股权的股东许某某均投弃权票，故原审认定该项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规定的召集程序，应予撤销，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
摘要2：【解读】在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会议通知应将会议时间、地点、内容通知全体股东的情况下，股东会会议通知过于简单、内容模糊，股东会决议可被撤销。
摘要1：【案号】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琼民二终字第18号
【裁判摘要】关于2014年1月17日股东会决议应否撤销的问题。保力公司于2014年1月4日向宝恒公司公告送达2014年1月17日股东会议的召开通知，会议通知未提前十五天，故违反了保力公司《有限公司章程》第八条关于召开股东会会议应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全体股东的规定。同时，保力公司亦未实际召开该次股东会。故宝恒公司有权依法请求撤销该份股东会决议。保力公司上诉主张宝恒公司起诉撤销该次决议已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60日期限。如前部分所述，保力公司未通知宝恒公司参加该次会议，该次会议也未实际召开，且保力公司也从未将决议内容通知宝恒公司，故宝恒公司起诉请求撤销该次会议决议，应不受该条规定的60日的限制。故宝恒公司请求撤销2014年1月17日股东会决议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300号
【裁判摘要】公司法第二十二条关于“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60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的规定，是针对实际召开的公司股东会的会议决议作出的规定，即在此情况下请求撤销相关会议决议应受60日期限的限制，逾期则不予支持。本案中，相关会议决议均为天久公司单方作出，如前所述，保力公司只有天久公司与宝恒公司两个股东，此种情形下相关会议决议不具有相应效力，应认定其实质上并不存在。故宝恒公司可以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的股东权利被侵犯后，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内提起诉讼，可以不受公司法第二十二条关于股东申请撤销股东会决议期限的限制。
【解读】本案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保力公司涉案的临时股东决议、董事会决议、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股东会临时湖医院决议“不成立”，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则以原告诉讼请求是“撤销”相关公司决议判非所诉为由判决“撤销”案涉决议，依据《公司法解释（四）》第５条规定当事人可以依法诉前案涉公司决议“不成立”。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苏民终1171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四）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范某某在2013年7月21日被免去公司总经理职务后，仍担任公司副董事长及总工程师。但是其提交的2013年7月25日天丰公司同意将含涉案专利在内的5个专利归还给范某某的协议，并未经公司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同时，范某某亦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在上述归还协议及有关涉案专利的转让协议中，天丰公司的印章系代表着该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
摘要2：【解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公司章程规定或者未经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无效。
摘要1：【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川知民终字第17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本案中，刘某某于2012年4月16日与丰威公司签订《申请权转让协议》，约定丰威公司将其所有的“低温取向硅钢生产全工艺”专利申请权转让给刘某某。因该协议系刘某某担任丰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期间，未经本公司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的情况下形成，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故原审判决认定“丰威公司于2012年4月16日与刘某某签订的《申请权转让协议》无效”正确，刘某某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
摘要2：【解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公司章程规定或者未经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无效。
摘要1：【案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深中法涉外仲字第149号
【裁判摘要】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一）挪用公司资金；（二）将公司资金以其个人名义或者以其他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三）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四）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五）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六）接受他人与公司交易的佣金归为己有；（七）擅自披露公司秘密；（八）违反对公司忠实义务的其他行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前款规定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本院认为，公司法上述规定属于禁止性规定。作为麦金利公司的股东、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孙某某与麦金利公司签订《解除及返还股权协议》并进行股权交易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违反了公司法上述规定，该协议（包括仲裁条款）不能视为麦金利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对麦金利公司不具有法律效力，即孙某某与麦金利公司就涉案纠纷不存在合法有效的仲裁协议。
摘要2：【解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公司章程规定或者未经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无效。
摘要1：解答：《公司法》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董事会召集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董事长召集不属于无效条款。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宁商终字第482号
【裁判摘要】交通科技公司章程第二十五条规定总经理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交通科技公司董事会2014年6月4日决议解聘肖波总经理职务并未违反公司章程和相关法律的规定。现任总经理被解聘后，根据公司章程二十一条规定，新的总经理人选仍应由苏富特公司以外的其他股东提名，董事会只能在其他股东提名的人选中选任新的总经理，因此由董事会直接解除总经理职务并不影响苏富特公司以外的其他股东对总经理人选的控制权。综上，咨询中心认为第二十一条同时也规定董事会解聘总经理也要经苏富特公司以外的其他股东提议系其对公司章程该条规定的单方解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摘要2：【解读】公司章程可以规定总经理的提名权由特定的股东行使。
摘要1：【案号】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鄂12民终1081号
【裁判摘要】高青诉请法院判决撤销咸宁饮食旅游公司2016年3月18日作出的董事会决议，并判决咸宁饮食旅游公司撤销依照该董事会决议在咸宁市咸安区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的变更登记，则本案审理的焦点应为选举和更换咸宁饮食旅游公司董事长是否是公司董事会职权，该董事会决议程序、内容是否符合法律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董事会设董事长一人，也可以设副董事长。董事长、副董事长的产生办法由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章程是公司成立的基础，也是公司赖以生存的灵魂，公司的组织和活动应按照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进行。结合到本案，咸宁市咸安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备案的咸宁饮食旅游公司章程第二十条规定：“董事会设董事长一名、董事二名。董事长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第十四条的股东会职权范围和第二十一条的董事会职权范围中，均未明确规定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的产生办法。而公司章程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本章程的未尽事宜由股东会决议解决，或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执行”，则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的产生办法应由公司股东会决议解决，公司董事会无权决定公司董事长的产生办法这一内容。因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该次董事会召集程序符合法律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且该董事会决议内容亦超越了董事会职权范围，违反了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故该董事会决议程序、内容均存在瑕疵。作为公司股东的高青有权向法院申请撤销该董事会决议，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公司根据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已办理变更登记的，人民法院宣告该决议无效或者撤销该决议后，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撤销变更登记”的规定，请求法院判决咸宁饮食旅游公司向咸宁市咸安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撤销变更登记。上诉人上诉认为该决议内容、程序不存在瑕疵，请求法院驳回高青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
（１）《公司法》第四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董事会设董事长一人，也可以设副董事长。董事长、副董事长的产生办法由公司章程规定”。
（２）公司章程未明确规定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的产生办法。而公司章程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本章程的未尽事宜由股东会决议解决，或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执行”，则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的产生办法应由公司股东会决议解决，公司董事会无权决定公司董事长的产生办法这一内容。
摘要1：【案号】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浦民二(商)初字第2675号
【裁判摘要１】《公司法》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设立董事会的，股东会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副董事长主持；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主持。”本案中，被告设立董事会，故股东会会议应由董事会召集，而被告章程第十一条约定股东会会议由董事长召集，违反了上述法律的规定。
【裁判摘要２】《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该条款明确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而被告章程第十四条第一款约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由董事长作出决定，违反了上述法律的规定。
摘要2：【裁判摘要３】《公司法》第四十六条规定：“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本案中，被告章程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董事长对股东会负责，并将上述董事会的职权规定为董事长的职权，违反了上述法律的规定。
【裁判摘要４】《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公司聘用、解聘承办公司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决定。”本案中，被告章程第三十一条约定公司聘用、解聘承办公司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由董事长决定，违反了上述法律的规定。
【裁判摘要５】被告章程第十一条、第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违反了《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将应由董事会或股东会、股东大会行使的职权，交由董事长个人行使，《公司法》也没有规定公司章程可以对上述职权的行使作出另行约定，故被告章程第十一条、第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的内容应确认为无效。
摘要1：解答：《公司法》第３４条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因此，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必须经“全体股东约定”，未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股东会作出不按实缴出资比例分红或变相分红的股东会决议或者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无效。
摘要2：【解读１】股东的出资比例和持股比例不一致的约定，需经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方可生效｜尽管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出资比例和持股比例是否一致属于股东意思自治的范畴，但是，为了防止出现大股东或者多数股东欺压小股东或者少数股东的情况，应严格限制该约定的生效条件为全体股东一致同意。
【解读２】股东之间可否通过协议约定按实际出资比例确定表决权？——解答：（１）《公司法》第４２条规定若不按认缴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应由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之间协议只有符合《公司法》第３７条第２款书面一致决定才符合公司章程的形式要件；（２）股东之间通过协议约定确定表决权比例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但其属于双方或多方法律行为仅对参与该协议的股东产生拘束力，不对公司产生拘束力，除非股东之间协议符合《公司法》第３７条第２款书面一致决定的公司章程形式要件才对公司具有约束力。
【注解１】《公司法》规定不按实缴出资比例分取红利采取一致决方式即需经“全体股东约定”（（《公司法》第３４条规定）。
【注解２】对不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采取多数决方式即只要按照“公司章程另有规定”即可：（１）《公司法》第４２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２）《九民会议纪要》第７条规定“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202号
【裁判要旨】公司经有效股东会决议为股东提供担保不违反《公司法》第１６条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为有效。
【裁判摘要】《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本案中，根据义腾公司工商注册登记信息记载，2015年4月10日温某某、朱某某与义腾公司签订《债务偿还合同》约定义腾公司为朱继中提供担保时，义腾公司的股东为温某某、朱某某与中亿金通公司，持股比例分别为27.5%、67.5%、5%。根据义腾公司章程第十八条规定，公司对外融资、担保事项应由超过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因朱某某作为被担保人，不能参与股东会对义腾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的表决，故应由其他股东即温某某、中亿金通公司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温某某作为债权人，同时是持有义腾公司27.5%股权的股东，其在《债务偿还合同》上签字的行为表明，其同意义腾公司为朱某某提供担保。故义腾公司为朱继中提供担保并不违反《公司法》第十六条以及义腾公司章程的规定。义腾公司上诉所提因该事项未经股东会决议，故《债务偿还合同》及其补充协议中关于义腾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约定无效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提字第110号
【裁判摘要１】司法解散公司是解决公司僵局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公司僵局是由公司管理权争夺而导致的成员内部矛盾极端化的特殊描述，往往表现为股东失去合作基础、股东管理受到排挤、管理机关运转失灵或者管理者仅接受个别股东的指示管理公司事务，背离了公司经营的初衷和目的，导致股东的期待落空。
【裁判摘要２】从2010年7月23日保山东成公司董事长王某某（系控股股东东莞东成公司派出人员，原东莞东成公司法定代表人）作为会议召集人向东莞东成公司和杨某某发出的《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的通知》上明确载明的“鉴于公司经营管理长期发生严重困难，如继续经营可能导致巨额亏损并损害股东利益，现由公司控股股东东莞东成公司提议召开公司股东会临时会议……”的内容看，该通知系保山东成公司和东莞东成公司方发出的，通知发出时保山东成公司和东莞东成公司对保山东成公司经营管理已经长期发生严重困难的事实是认可的。且本案审理过程中，保山东成公司和东莞东成公司对该临时通知的真实性从未予以否认。另，自2010年杨某某和东莞东成公司矛盾激化以来，双方再未召开过股东会，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也因两股东之间的纠纷受到了严重影响。因此，认定保山东成公司经营管理已经发生了严重困难，于法有据。
【裁判摘要３】在案件审理中，杨某某为实现其解散保山东成公司的目的，除提出公司因出现僵局应予判决解散的主张外，还以其与东莞东成公司签订的《协议要件》中有关公司约定解散事由发生，以及《股东会特别决议》已决定解散公司等为由提出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的规定，公司因股东会决议解散、公司章程规定的解散事由发生而解散，以及人民法院依照公司法规定判决解散等，分属不同的解散事由。本院在前述已依据公司法的规定，以保山东成公司因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为由，判决解散公司的情形下，不再对保山东成公司是否存在约定的解散事由发生，以及股东会是否已决议解散等有关事项进行审查。
摘要2：【解读】涉及公司解散的约定只能基于章程或者公司特别决定而不能基于设立协议。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851号
【裁判摘要】只要股东间的协议体现了各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法法律、法规以及与公司章程相冲突，即应当与公司章程具备同样的法律效力。基于本案系争增资扩股协议中关于曾某的创始股东特别权利是当时各股东达成的合意，约定亦不违法，且公司章程中亦未对此特权予以否定，故曾奕的特别权利应属合法有效，并当然适用于股东会职权。故涉案股东会决议的内容因违反上述股东间的协议而应当予以撤销。
摘要2：【解读】本案全体股东签订《增资扩股协议》, 约定产联电气创始人曾某、李某某对报批股东会决定或批准的事项拥有否决权。上海二中院认为, 即便章程中缺少“股东另有协议约定的, 按照股东协议的约定行使表决权及否决权”的条款内容, 也不能据此否定曾某的特别权利。本案系争增资扩股协议中关于曾某的创始股东特别权利是当时各股东达成的合意, 约定亦不违法, 且公司章程中亦未对此特权予以否定, 故曾某的特别权利应属合法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