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再351号
【裁判要旨】合同签订时违约的事实已经存在违约条款属于通谋虚伪应为无效——根据合同法基本原理，合同中关于违约责任的条款，应是就将来可能发生的违约事实，约定由违约方向守约方承担相应责任的条款。案涉合同签订时合同约定的违约事实即已发生，该合同关于案涉土地交付时间及所对应的迟延交付违约责任条款并非当合同当事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该合同中关于案涉土地交付时间及所对应的迟延交付违约责任的条款，属双方通谋的虚假意思表示，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条款，应视为相关违约责任没有约定；违约责任应以违约给当事方造成的实际损失为限，在无证据证明另有其他实际损失的情况下，应以资金占用损失予以赔偿，并以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为标准，根据对案涉未交付土地的分批交付实际，分段计算未交付土地所对应土地出让金的资金占用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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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粤06民终490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刘××为土产公司的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其在任职后对土产公司负有勤勉义务。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土产公司在法院执行案件中逾期提供财务会议报告、股东会会议记录等查阅资料，一审法院作出对土产公司处罚50万元的处罚决定。土产公司未配合人民法院执行受到处罚50万元的结果，而该结果产生于刘××任职期间。因此，公司的受罚与刘××疏于管理、未尽勤勉义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即刘××对土产公司的损失产生存在过错，其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但鉴于刘××虽为土产公司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其对于具体配合法院执行过程中股东查阅相关财务会计报告、股东会会议记录等资料并非直接操作提供者，且土产公司的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未对土产公司配合法院执行提供相关查阅资料提出意见或者对刘××的职务管理行为提出异议，故由刘××承担全部损失，有悖事实，亦有违公平原则。本院依据刘××之前在土产公司的任职及所占公司股份情况，认定刘××应对土产公司50万元罚款承担40%的责任，即刘××应对土产公司的罚款中20万元，及该20万元自2017年9月1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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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终576号
【裁判摘要】第一项诉讼请求构成重复起诉，其他诉讼请求未必构成重复起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重复起诉应同时满足三项条件：第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第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第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本案诉辩争议的核心问题是本案诉讼请求是否实质否定了前诉的裁判结果。一审法院认定西航公司的诉讼请求均围绕《接盘协议》无效展开，认为本案构成重复起诉。管委会、市政府在一审中提出《接盘协议》无效这一诉讼请求构成重复起诉，认为案件总体不构成重复起诉。对其他诉讼请求逐项进行了回应，认为不成立，应予驳回。在接受本院询问时，西航公司表示即使《接盘协议》有效，其中涉及的有关税收、利率等问题也未明确规定，不能正常履行，该公司的其他七项诉讼请求与《接盘协议》是否有效无关。本院认为，前诉一、二审法院均认定《接盘协议》有效，判令西航公司履行协议项下义务，且西航公司向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再审申请已被驳回。此种情形下，西航公司通过本案提出确认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了前诉的裁判结果，该项诉讼请求构成重复起诉，应予驳回。西航公司上诉称前诉判决书未在判项中确定协议效力，故本案可认定协议无效，该主张不具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但是，个别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不当然意味全案构成重复起诉。本案西航公司除提出确认《接盘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之外，还提出了其他七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直接认定西航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均是在以《接盘协议》无效的基础上对双方权利义务的重新划分"，缺乏依据。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接盘协议》双方互负义务，均未履行完毕。前诉是管委会主张交付证照、办理转移登记的行为给付之诉，西航公司只进行了抗辩，未提出反诉。在《接盘协议》有效的前提下，人民法院应对西航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否具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进行审理。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全案构成重复起诉，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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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湘01民终12367号
【裁判摘要】本案系基于各方当事人订立的增资合同而产生的诉讼。楚天公司股东资格的取得、公司章程和股权的变更均来源于《增资协议》，现楚天公司依据《增资协议》约定提出返还增资款、赔偿损失以及变更工商登记的诉讼请求并无法律上的障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本案中，三方在《增资协议》中明确约定了合同的解除条件，楚天公司根据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解除与上诉人的《增资协议》符合合同的约定，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楚天公司、聚兴公司、张×、王×、卫××之间的《增资协议》在楚天公司向朗利维公司、聚兴公司、张×、王×、卫××送达解除合同通知之日即2017年8月10日已经解除并无不妥。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在因上诉人违约导致合同解除的情形下，一审法院判决郎利维公司承担返还增资款、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并判决郎利维公司变更工商登记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
摘要2：【解读１】楚天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朗利维公司、聚兴公司、张×、王×、卫××向楚天公司返还增资款7500000元；2、判令朗利维公司、聚兴公司、张×、王×、卫××向楚天公司支付增资款利息损失2503561元（按照年利率24%的利息标准，自付款之日暂计算至2018年6月6日，从2018年6月7日起至增资款全部返还完毕之日止的利息损失另行计算）；3、判令朗利维公司、聚兴公司、张×、王×、卫××办理工商变更手续，将楚天公司移出朗利维公司的股东名录；4、由朗利维公司、聚兴公司、张×、王×、卫××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解读２】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朗利维公司在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楚天公司增资款7500000元；二、朗利维公司在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楚天公司损失495781.25及后段损失（已计算至2018年6月6日，后段损失以实际未返还的增资款为基数，按年利率4.75％继续计算至增资款实际返还之日）；三、朗利维公司在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办理将楚天公司移除股东名录的工商变更登记；四、驳回楚天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1914号
【裁判摘要１】刑事案件执行终结后受害人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对损失作出认定——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在价值取向、保护法益、责任形式、证明标准、举证责任承担等方面均存在不同。因同一法律事实分别产生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的，构成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聚合，刑事责任的承担并不能否定民事责任的承担。刑事案件没有执行终结也并不影响民事案件的受理和审理。为避免民事权利人（同时为刑事被害人）双重受偿，可在执行中对于刑事追赃与民事责任，依据实体责任的认定进行综合处理。因此，刑事案件未执行终结并不意味着民事案件不能受理。由于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审理的法律关系和救济的法益不同，本案所涉刑事判决书认定远大公司实际损失的标准和依据与本案一二审法院认定的标准和依据存在不同，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和客观事实。本案一二审法院依据中轻公司基于《代理协议》而提出的诉请，认定远大公司的损失为远大公司开立信用证支付的金额扣减追回的赃款、中轻公司支付的保证金后的数额，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一二审法院根据《审理经济纠纷案件涉及经济犯罪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判决中轻公司承担合同责任是否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审理经济纠纷案件涉及经济犯罪规定》第三条规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物部分或全部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前所述，赵××在与远大公司签订《代理协议》时具有代理中轻公司签订该协议的身份和权限，其以中轻公司的名义与中远公司签订《代理协议》构成表见代理。中远公司以《代理协议》有效，中远公司已完全履行《代理合同》项下的义务、中轻公司构成违约为由，诉求中轻公司承担违约责任，一二审法院据此认定案涉《代理协议》有效、中轻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符合《经济纠纷案件涉及经济犯罪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３】共同责任人承担民事责任，刑事被害人的民事权益得到全部救济的，民事案件的共同责任人有权向罪犯追偿，赃款应退还给共同责任——刑事判决与民事判决是否存在法律冲突。在民刑交叉案件中，由于救济的法益不同、责任形式不同，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对于刑事被害人或者民事权利人的救济方式并不相同。在刑事判决明确进行追赃，
摘要2：（续）民事判决判决责任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形下，应对追赃与民事责任的认定和执行进行协调。在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追赃款应从民事责任人赔偿范围内进行扣减。在执行过程中，执行法院应结合民事责任、刑事责任的认定，确定民事责任人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范围和赃款的退还对象，避免民事权利人（刑事被害人）双重受偿。在民事案件已经执行完毕、刑事被害人的民事权益得到全部救济的情形下，因罪犯是民事责任的最终责任人，民事案件的责任人承担完民事责任后有权向罪犯追偿，因此，赃款应退还给民事责任人。本案中，中轻公司已全部履行本案项下全部给付义务，故案涉追赃款应给付中轻公司。一二审法院未明确该事项虽存在不当，但该不当不影响本案实体审理结果。
【裁判摘要４】违约金高于本金１.５倍是否过分高于实际损失？——本案违约金给付标准是否过高以及违约金总数过高是否系法院的过错导致。中轻公司认为其承担的违约金高于本金1.5倍之多，不符合我国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本院认为，其承担的违约金总额高于本金是因为给付违约金的时间过长而非给付利息的标准过高。违约金制度的功能主要在于填补民事权利人的损失，兼具惩罚责任方的功能。本案中，中轻公司占用资金期间导致中远公司资金损失。该损失主要是资金的利息损失。在当事人双方均为企业法人的情形下，按照民间借贷的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具有合理性。依照《代理合同》的约定，违约金按照日万分之五计算，折合成年利率为18.25%，并未超过依法保护的民间借贷利率24%的标准。因此，一二审法院判决中轻公司给付违约金的标准并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的过高情形，法院不应调减违约金。中轻公司支付巨额违约金的根本原因是该公司拒绝履行《代理协议》项下的给付义务，而非法院审理程序过长。各级法院审理本案均系依据合法程序进行。在案情复杂、法律适用存在争议的情形下，由于正常的认识偏差导致的法律适用错误并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上级法院依法纠错正是依法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利的程序价值所在。中轻公司认为系因法院审理期限过长导致违约金过高而主张国家赔偿的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952号
【裁判摘要】《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不得单独对人民法院关于诉讼费用的决定提起上诉。兵娟制衣公司若对原审收取诉讼保全费不当，应向原审法院申请复核，如确有错误亦应由原审法院进行裁定补正。
摘要2：【解读】兵娟制衣公司上诉请求：1、原审判决就罚息多判了572.427万元，保全费多判了5000元，应改判罚息为1146.573万元(应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罚息)，保全费为5000元。2、本案应由晋城分行承但全部诉讼费。事实及理由：．．．．．．二、原判对案件保全费认定错误，依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四条规定，保全费用最多不超过5000元。原判判决保全费10000元错误，依法应予纠正。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0)最高法民终1274号
【裁判摘要１】原告未按法院要求明确所增加诉讼请求的数额且未缴纳诉讼费用是否可按自动撤回该项诉求处理？因通知未载明须交纳的诉讼费具体数额、收取诉讼费用的专户名称等，不属于规范的人民法院催交诉讼费通知书，故不宜据此认定该项诉请因未交费而自动撤回——《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原告自接到人民法院交纳诉讼费用通知次日起7日内交纳案件受理费。一审法院重审本案期间，建工集团增加诉讼请求，即请求判令水泥公司支付其尚欠工程款所产生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1年8月2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于2018年11月7日制作《通知》载明：“因建工集团于2018年10月30日开庭审理时向本院提出增加诉讼请求的申请，但未明确利息的具体数额。限建工集团于收到本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提交增加诉讼请求的数额并预交诉讼费。期满仍未交纳的，按撤回增加诉讼请求处理。”从上述《通知》的内容看，其主要内容是要求建工集团明确利息的具体数额，并依据利息数额预交诉讼费。但是，因该通知未载明须交纳的诉讼费具体数额、收取诉讼费用的专户名称等，不属于规范的人民法院催交诉讼费通知书，故不宜据此认定该项诉请因未交费而自动撤回。
【裁判摘要２】发回重审增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诉讼请求已经超过法定期间不予支持——建工集团主张的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能否成立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18〕20号)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人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期限为六个月，自发包人应当给付建设工程价款之日起算。”本案中，建工集团2015年4月向原一审法院起诉时并未主张就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2018年6月26日本院将本案发回重审时，建工集团才向一审法院增加该项诉讼请求，要求尚欠工程款就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因此，建工集团关于就建设工程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的主张已超过法定六个月期限，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建工集团的该上诉请求及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裁判摘要３】工程价款未经结算工程欠款数额尚未最终确定，剩余工程款给付期限并不明确，不存在诉讼时效起算问题——建工集团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专用条款第六条第26项约定，工程款(进度款)支付的方式和时间为：……全部完成时，按结算审定计算工程合同金额的95%支付，留工程合同总价的5%作为保修金，其余部分一次付清。该合同第八条第33.1条约定：工程竣工验收后，承包人在约定的时间内向发包人递交竣工结算报告及完整的结算资料，双方按照协议书约定的合同价款及专用条款约定的合同价款调整内容，进行工程竣工结算。发包人收到承包人递交的竣工结算报告及结算资料后的二个月内审核完毕，并按审核价扣除工程应扣款项后予以支付。从以上约定看，承包人实际竣工后的结算期间，应为发包人收到结算报告及结算资料后的二个月内。但案涉工程竣工后，双方并未按照上述合同的约定进行竣工结算，即起诉之前，案涉工程欠款数额尚未最终确定，剩余工程款的给付期限并不明确。而债务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是自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故建工集团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水泥公司给付尚欠工程款及利息，并没有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水泥公司称建工集团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不能成立。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7536号
【摘要】水泥公司主张建工集团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经查，案涉工程竣工后，双方当事人并未按照合同约定进行竣工结算，案涉工程欠款数额并未最终确定，剩余工程款给付期限并未明确，债务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是自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故建工集团并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水泥公司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
摘要1：【案号】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闽09民再13号
【裁判摘要】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汤××、黄××与叶××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虽然双方于2015年2月1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但双方于2016年6月30日就债务进行结算时，叶××仍将房屋买卖合同签订之前的债务归为未清偿的债务，双方将之前所欠债务及利息结算后，由汤××、黄××向叶××出具一张欠款金额为2030900元的借条。可见在2016年6月30日时双方均认可之前的债务并未清偿，那么双方于2015年2月1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并非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若为买卖，则应当将之前的债务予以扣减。结合双方当事人约定案涉债务如在一年内清偿则案涉房屋过户给汤××女儿的事实，可以认定案涉房屋买卖实质上是基于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而产生的，双方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的真实意思是为借款合同提供担保，而非真正实现房屋买卖合同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因此，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转移所有权只是伪装行为，其背后存在的隐藏行为是担保行为。对于伪装行为即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转移所有权，因缺乏真实意思表示，而归于无效。综上,叶××、李××在汤××、黄××没有履行偿还借款义务之后,不是通过民事诉讼主张自己权利以及通过执行程序申请拍卖案涉屋以实现自己的债权,而是直接将案涉房屋卖给李××并转移所有权,违背了公平原则,应为无效。综上所述，双方当事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其目的是为涉案民间借贷提供担保,即双方当事人形成民间借贷担保法律关系，不发生房屋买卖法律效力。截止2017年4月11日，汤××、黄××结欠叶××及其亲友的借款本金及利息共计230.38万元；叶××、李××于2017年4月将涉案房产作价300万元出售给李××。因此，汤××、黄××主张返还房屋销售款69.62万元（300万元-230.38万元=69.62万元）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利息自2017年4月11日起按银行同期利率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予以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闽0502民初2139号
【裁判摘要】根据贵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周××的陈述，华润(宁德)公司设立之初，系贵达公司看中华润公司的资源，贵达公司主动与华润公司协商设立华润(宁德)公司，华润公司提出要求需设立《出资协议》第7条第4项的条款，即“新公司成立后三年不得出现经营亏损，如出现亏损，贵达公司将以现金方式对新公司的亏损予以弥补，以保证年度审计节点及财务报告不出现亏损”，贵达公司同意华润公司提出的该项要求，而后华润公司与贵达公司签订《出资协议》。因此，《出资协议》及《出资协议》中的第7条第4项条款的签订系双方自愿签订的，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贵达公司主张《出资协议》第7条第4项的条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十五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六条之规定，不具有约束力。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十五条规定中的公司的债务是指公司对外的债务，并非公司的经营亏损；而《出资协议》系华润公司与贵达公司在华润(宁德)公司设立之前签订的，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故《出资协议》第7条第4项的约定并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因此，贵达公司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华润公司与贵达公司签订的《出资协议》第7条第4项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应认定合法有效，双方应按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向华润(宁德)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中的《利润表》载明，2018年度公司的净亏损为2646285.40元，2019年度公司的净亏损为2816104.60元。现华润公司请求判令贵达公司履行双方签订的《出资协议》第7条第4项之约定，即贵达公司对华润(宁德)公司2018年度亏损金额2646285.40元、及2019年度的亏损金额2816104.60元，合计5462390元进行弥补，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利率自起诉之日起计付至付清款项之日止)，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福鼎市贵达贸易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对华润(宁德)医药有限公司2018年度的亏损2646285.4
摘要2：【案号】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1)闽0502执2604号之一
摘要1：【案号】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浙01民终3495号
【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孟×在2012年11月24日、2013年2月28日及2013年10月10日签字确认的三份股东会决议及债务表，均系包括孟×在内的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以外的个人资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此种自愿承担公司债务的行为并未损害公司利益。现有证据显示，自杭鼎公司成立至2012年11月24日期间，杭鼎公司共亏损2359万元，虽孟×在上述期间内确实担任公司执行董事兼任经理一职，也即杭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杭鼎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亏损系孟×在履职过程中违反法定义务所造成。综上，杭鼎公司以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为由要求孟×承担付款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孟×先后在股东会决议、股东决定及债务表中确认其应承担的债务金额，并出具声明承诺归还杭鼎公司欠款，且于2014年1月30日归还100万元。故孟×承诺归还公司欠款的意思表示明确，其应当履行相应的义务。孟×虽抗辩称其系受到欺诈而签订上述文件，但未提供证据证明，且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行使撤销权，故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孟×的欠款金额，杭鼎公司依据孟×签订的最后一份确认文书——债务表，在扣除其已付款后主张欠款为430631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该款项的逾期利息，杭鼎公司主张自2013年11月1日起算符合债务表中的相关承诺，但其要求按照日利率万分之2.1计算利息，缺乏依据，本院将按照年利率6%标准计算。
摘要2：【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浙民申1646号
【摘要】孟×先后在股东会决议、股东决定及债务表中签字确认其应承担的公司债务份额，并出具《声明》，承诺以其名下两套房产作抵押，担保归还公司的欠款，且于2014年1月30日已归还100万元。虽然案涉公司欠款系因各股东自愿承担公司亏损所形成，但均系各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孟×对本人签名的真实性亦未提出异议，其主张股东会决议系用于公司增资，未实际执行，但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亦与其声明及还款行为相悖，本院不予支持。二审法院认定孟×应当履行承诺，归还其对公司的欠款并无不当。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630号
【裁判摘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禁止刑事诉讼案件、行政诉讼案件、国家赔偿案件以及群体性诉讼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对于何为“群体性诉讼案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均未予明确界定，因此，可参照律师行业自律组织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加以认定。《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关于律师办理群体性案件指导意见》规定，群体性案件是指一方当事人众多(十人以上)、基于同一或类似的事实问题或法律问题而引发的共同诉讼或非诉讼(包括调解、裁决、仲裁、复议等)案件。而本案涉及的(2015)川民终字第16号案件审理的原告（出借人）为十一人，民事判决也判决被告（借款人、担保人）向十一位原告（出借人）偿还借款本息及承担担保责任，根据上述指导意见，该案的一方当事人人数众多，故原审法院认定该案属于群体性诉讼案件并无明显不当。即使在该案执行阶段，十位出借人向另一出借人转让债权，使得债权人数从十一人减少成一人，该行为也是发生在(2015)川民终字第16号案件判决之后，不影响该案系群体性诉讼案件的性质。市场调节价与风险代理收费并非同一概念，风险代理收费只是实行市场调节价时的一种收费方式。《关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意见的通知》第一条第(四)项规定是针对《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对律师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的范围进一步放开，而不是对允许风险代理的范围作了进一步放开。如前所述，本案系群体性纠纷案件，根据《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易通律师事务所代理（2015）川民终字第16号案件不能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故二审法院认定易通律师事务所不应收取风险代理费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川民终1163号
【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案涉《代理合同补充协议》有关对群体性案件收取风险代理费的约定明显违背了《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二条中的禁止性规定，易通律师事务所在应当明知《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相关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与各被告在《代理合同补充协议》中对群体性案件约定风险代理费的行为不应得到法律保护，其要求各被告按照《代理合同补充协议》约定支付风险代理费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
【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就本案而言，易通律师事务所因未履行《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告知义务，其主张适用风险代理收费的前提条件不具备，案涉《代理合同补充协议》中的风险代理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对易通律师事务所要求益瑞公司、诚坤公司、曹洪、泓峰行公司按照《代理合同补充协议》约定支付风险代理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解读１】易通律师事务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益瑞公司、诚坤公司、曹×、泓峰行公司向易通律师事务所支付其代理的(2015)川民初字第16号案件减少本金金额的代理费计23104050元及（2015）川民初字第16号案件减少利息金额的代理费（以77013500元为基数自2014年5月2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至（2015）川民初字第16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本金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总和的30%）；2.判令益瑞公司、诚坤公司、曹×、泓峰行公司向易通律师事务所支付自2016年12月14日起以2310405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履行付款义务时止的迟延履行支付代理费的资金利息；3.本案诉讼费用由益瑞公司、诚坤公司、曹×、泓峰行公司承担。
【解读２】一审法院判决：一、益瑞公司、诚坤公司、泓峰行公司、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易通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200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资金占用利息以20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从2016年5月8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则利息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易通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044号
【裁判摘要】名义出借人不具有民间借贷原告主体资格——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万××是否为案涉借款的实际出借人、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是否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万××持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借款合同以及其他有关协议、被申请人出具的收款凭证等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可了万××的主张并判决支持了万××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认为，万××虽然持有上述与借款关系有关的证据，但综合案件的基本事实，万××并未举证证明出借给劲风酒业公司的款项系其本人所有，但有证据证明该款项系借款合同的见证方鄢×出借的，且鄢×向劲风酒业公司出具的委托书表明其派他人到劲风酒业公司取酒用于抵偿本人向外界人员代劲风酒业公司借款。二审法院据此改判驳回了万××的诉讼请求。现万××向本院申请再审，仍然未能举证证明所出借的款项系其本人所有，也未能举证证明在合同订立过程中与借款人有过磋商，履行过程中通过以酒抵债的方式收取过借款本息。因此，二审法院综合全案事实判决驳回万××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至于通过该借款关系被劲风酒业公司实际取得并使用的款项，该款项的实际出借人可以另行向劲风酒业公司主张权利。
摘要2：【案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赣民终518号
【摘要】首先，万××与劲风酒业公司之间未就本案借款进行过直接的磋商。至目前二审，万××从未与劲风酒业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及其他公司管理人员见过面，也未通过其他方式联系过，双方对于借款的数额、利率、借期也从未进行过协商，借款合意的形成有违常理，难以认定；其次，万××没有实际出借款项。根据查明的事实，全部借款均由鄢×支付，万××未履行支付借款的义务；再次，万××未直接收取本案借款返还的本息。在履行以酒抵偿借款本息的过程中，都是鄢×从劲风酒业公司领取抵偿的酒，即使万丹城自认取走的6.772吨酒，也不是万××自己领取，仍然是由鄢×负责领取，万××未实际行使出借人的权利；最后，在本案借款到期后，万××未向劲风酒业公司主张过还款，在本案一、二审诉讼中，万××本人也未出庭。另外，鄢×于2018年6月15日向劲风酒业公司出具的《委托书》表明，鄢×委派他人从劲风酒业公司提取酒可以冲抵借款，该事实证明万××主张的其是出借人、委托鄢×支付借款的请求不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由于万××所提交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是本案借款的实际出借人，其要求劲风酒业公司还本付息的诉请，与事实不符，也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注解】民间借贷名义出借人原告主体不适格。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341号
【裁判摘要１】凯瑞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圣凯诺公司将改制分配所得的资金9045395元划转给凯瑞公司；2.圣凯诺公司承担逾期付款利息暂计11511638元（其中17045395元，按年息24%计算，从2014年4月1日至2016年1月23日，计7419650元；9045395元，按年息24%计算，从2016年1月24日起至起诉之日止，计4091988元)；3.圣凯诺公司清偿代为垫付的货款及诉讼费50万元；4.圣凯诺公司移交固井设备立罐6个、地罐2个；5.挂名股东杨成完全退出凯瑞公司；6.圣凯诺公司负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裁判摘要２】一审法院判决：1.圣凯诺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凯瑞公司9045395元及其利息(利息从2014年4月1日至2016年1月23日，按本金17045395元计算；从2016年1月24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本金9045395元计算。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执行)；2.驳回凯瑞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摘要３】再审判决：一、撤销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陕民终808号民事判决及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陕08民初99号民事判决；二、定边县圣凯诺油井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定边县凯瑞实业有限责任公司3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30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3月2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定边县凯瑞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解读】再审判决根据违约行为时间分别计算利息：（１）在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照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２）在2019年8月19日之后按照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摘要2：【摘要1】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凯瑞公司提出其代圣凯诺公司支付货款及诉讼费50万元的请求，因该事实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应另案主张。关于凯瑞公司要求圣凯诺公司移交固井设备立罐6个、地罐2个的请求，因圣凯诺公司否认该设备分给凯瑞公司，且凯瑞公司所举证据亦不能证明其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凯瑞公司要求圣凯诺公司将其委派于凯瑞公司中的挂名股东杨×完全退出凯瑞公司的请求，因其涉及案外人权利义务，不属人民法院调整范围，不予支持。
【摘要2】（１）一审判决：案件受理费145509元，由圣凯诺公司负担140000元，凯瑞公司负担5509元。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145509元，由圣凯诺公司负担72754.5元，凯瑞公司负担72754.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1817元，由圣凯诺公司负担。（２）圣凯诺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陕08民初99号民事判决，改判圣凯诺公司向凯瑞公司支付300万元。2、本案一审、二审受理费用由凯瑞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三、一审法院对案件受理费的负担所作出的决定明显不合理。（３）二审认为：对于圣凯诺公司上诉提出的一审判决案件受理费分担明显不合理的问题，经查，凯瑞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金额为2100万元，并据此预交案件受理费145509元。一审判决支持凯瑞公司诉讼请求金额1000余万元，而决定由圣凯诺公司负担140000元，凯瑞公司负担5509元不符合法律规定，予以纠正。
【摘要3】《承诺书》载明：原圣凯诺公司应付凯瑞公司款项17045395元，经双方协商并征得凯瑞公司主要大股东同意，经清算后应付凯瑞公司1100万元，分两次付清，2016年1月25日前付800万元，下欠300万元于2016年3月25日前付清，圣凯诺公司负责配合凯瑞公司变更原注册股东不再享有股东权利和义务，如凯瑞公司股东提出反悔，凯瑞公司将退回上述款项等内容。当日圣凯诺公司用银行承兑汇票付凯瑞公司800万元，其余内容未履行。 再审认为，．．．．．．一、二审判决认为《承诺书》系附条件约定，圣凯诺公司在2016年3月25日前未付清全部款项，未将股东杨×退出凯瑞公司，故所附条件未成就，《承诺书》未生效的理由系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应予纠正。圣凯诺公司仍应依据《承诺书》的约定继续支付剩余300万元。
摘要1：【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20年第1期（总第279期）第15-43页】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33号
【裁判摘要】
（１）民间借贷合同是否已成立、生效并全面实际履行，应从签约到履约两方面来判断，出借人应举示借款合同、银行交易记录、对账记录等证据证明，且相关证据应能相互印证。
（２）当事人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方式为民间借贷债权进行担保，此种非典型担保方式为让与担保。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相关股权转让协议有效。签订股权让与担保协议并依约完成股权登记变更后，因借款人未能按期还款，当事人又约定对目标公司的股权及资产进行评估、抵销相应数额债权、确认此前的股权变更有效，并实际转移目标公司控制权的，应认定此时当事人就真实转让股权达成合意并已实际履行。以此为起算点一年以后借款人才进入重整程序，借款人主张依破产法相关规定撤销该以股抵债行为的，不应支持。
对于股权让与担保是否具有物权效力，应以是否已按照物权公示原则进行公示作为核心判断标准。在股权质押中，质权人可就已办理出质登记的股权优先受偿。在已将作为担保财产的股权变更登记到担保权人名下的股权让与担保中，担保权人形式上已经是作为担保标的物的股权的持有者，其就作为担保的股权所享有的优先受偿权利，更应受到保护，原则上享有对抗第三人的物权效力。当借款人进入重整程序时，确认股权让与担保权人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不构成《破产法》第十六条规定所指的个别清偿行为。
以股权设定让与担保并办理变更登记后，让与担保权人又同意以该股权为第三人对债务人的债权设定质押并办理质押登记的，第三人对该股权应优于让与担保权人受偿。
摘要2：【摘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八份《借款合同》均约定利息标准为税前年23.5%，税后年18%，税赋由西钢公司承担，刘××按税后年息收取利息。．．．．．．二审中，闽成公司主张，西钢公司已不能纳税；闽成公司作为纳税义务人先行缴纳税款后有权向相对人另行追偿；鉴于西钢公司破产，闽成公司已无法追偿，请求二审改判借款8.75亿元的利息按税前年息23.5%分段计息，增加利息金额216967465.75元。本院认为，本案系列借款合同中有关利率约定，主要为税前年23.5%（含营业税5%、城建税7%、教育附加5%、企业所得税25%），与税后年利率18%，二者为同一计息标准；但合同约定的是由借款人代扣代缴，而非出借人自行纳税；由借款人代扣代缴的约定中所蕴涵的商业风险应依约由借款人承担。出现借款本息不能清偿风险时，闽成公司请求改变合同约定的利息中所含税费的扣缴方式，意图化解或减少商业风险，缺乏合同依据，一审对上述借款合同确定的利率标准，即年利率税前18%标准，符合合同约定，符合本案实际，本院予以认可。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458号
【裁判摘要】迟延利息实质为逾期利息，逾期利息和违约金并不等同——久大制盐公司与皖江租赁公司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第19.1条约定“如乙方未按本合同约定向甲方支付租金以及其他应付款项，乙方应当自支付日就逾期金额按日万分之五向甲方支付迟延利息”，从内容看，双方在该条明确约定的为“迟延利息”。迟延利息的实质为承租人未按规定期限支付租金，应当就逾期支付的租金向出租人支付的逾期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14〕3号)第二十条规定“承租人逾期履行支付租金义务或者迟延履行其他付款义务，出租人按照融资租赁合同的约定要求承租人支付逾期利息、相应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逾期利息和违约金并不等同，故久大制盐公司有关双方约定的迟延利息就是违约金的主张不能成立。久大制盐公司主张双方约定的日万分之五的迟延利息计算标准过高，迟延利息过分高于皖江租赁公司遭受的实际损失，但日万分之五可折合为年利率18%左右，即使参照民间借贷相关司法解释，亦没有超出法定上限。另一方面，久大制盐公司主张迟延利息过分高于实际损失，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实际损失的数额以及如何“过分高于”，故其主张不能成立。综上，《融资租赁合同》有关迟延利息的约定为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当事人应当依约履行。久大制盐公司有关迟延利息约定过高、应当调整的主张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苏01民终3426号
【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股权转让四方协议书》的文义，顺天信泰中心未按约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为补偿天泰公司30万元，并未约定顺天信泰中心前期支付的50万元股权转让款不予退还。50万元股权转让款系顺天信泰中心受让股权的部分对价，顺天信泰中心即已将股权退还给天泰公司，天泰公司收取的股权转让对价亦应返还给顺天信泰中心。．．．．．．现天泰公司未举证证明其损失超过30万元，要求顺天信泰中心在30万元之外另行承担违约责任缺乏事实依据，应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判决：天泰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顺天信泰中心股权转让款20万元，并自2015年8月1日起按同期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支付利息至款项实际支付之日止。
【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股权转让四方协议书》第2条约定，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第4条约定，顺天信泰中心支付给天泰公司30万元作为补偿。从该条款的表述来看，系基于《股权转让协议》第4条的约定，即“如顺天信泰中心违约，则前期支付的50万元不予退还”，并非独立于该条款而另外需赔偿30万元。而在《股权转让四方协议书》中，也无顺天公司违约需额外赔偿30万元的明确约定。天泰公司作为从事资产管理的有限责任公司，系独立的法人组织，对合同条款的含义及法律后果应具有足够的理解与判断能力，如按天泰公司的解释为另外赔偿30万元的含义，则在《股权转让四方协议书》中无需加上“按照该转让协议第4条约定”这样画蛇填足的表述，且根据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原则，天泰公司可在签订合同时要求在合同中明确表述其意思表示，即明确标注为另外支付30万元这样的条款，而非以模糊、模棱两可的语言或者与其意思完全不相符的语言来表述。顺天信泰中心按《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其违约责任为退还股权、已支付的50万元不予退还，其违约后照此履行即可，无理由另行承诺再支付30万元的补偿。故，天泰公司主张《股权转让四方协议书》第1条的30万元为额外的补偿，不但缺乏事实与法律根据，亦与常理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１】一审诉讼请求：要求天泰公司向顺天信泰中心返还股权转让款20万元，并给付自2015年8月1日起至付款之日的利息。
【解读２】（１）《股权转让协议》约定：４.如顺天信泰中心未履行上述约定的义务，顺天信泰中心立即将受让的20%股权无条件退还给天泰公司，并及时配合天泰公司到工商部门办理股权转让手续，顺天信泰中心前期支付的50万元不予退还等。（２）四方协议书约定：按照该转让协议第4条约定，甲方支付给乙方和丙方各30万元，合计60万元，作为甲方给乙方和丙方的补偿；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6303号
【裁判摘要１】法人工作人员构成犯罪但其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合同关系成立——本案中，徐××虽已被生效刑事判决认定犯集资诈骗罪，但徐××在本案中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基于民事证据证明的事实及法律规定，可认定韦×系与晟元江西分公司成立借款合同关系。．．．．．．根据前述分析，徐××的行为在本案中构成表见代理，其行为的后果应当由晟元江西分公司承担。徐××的行为在刑事上触犯刑律、被追究刑事责任，与其行为在民事上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的认定，并不冲突，不能依据刑事判决认定案涉借款系徐××骗取，就认定借款的主体是徐××。由此，晟元公司及晟元江西分公司主张本案借款就是刑事犯罪，案涉29张借条上加盖的晟元江西分公司公章为徐××私刻，案涉款项全部进入徐××个人账户，徐××的行为并非履职行为，不对晟元江西分公司产生拘束力，晟元江西分公司与韦×之间未成立借款合同，本案应驳回韦×对晟元公司及晟元江西分公司的起诉，均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２】刑事退赔不影响民事案件——本案借款之前双方发生的借款实际已经结清。由于刑事判决认定的还款数未包括借款利息，而作为民间借贷的出借人，其主张借款利息符合法律规定，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因此，本案还款数额仍应按照本案借款合同的履行情况认定。刑事判决确定的退赔款如果发生实际退赔，可以在本案民事判决执行程序中予以抵扣，属于应当在执行程序中解决的问题。晟元公司及晟元江西分公司主张应按刑事判决认定的退赔数作为本案欠款数额，不符合法律规定，亦不符合双方合同约定，应不予支持。．．．．．．最后，案涉刑事判决责令徐××退赔韦晓所欠款项的事实，并不影响韦×基于民事合同关系主张本案，刑事判决追究的是行为人违反刑法的责任，民事合同的当事人应否承担民事责任及如何承担责任应当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处理。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509号
【解读１】韦×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判令晟元公司、晟元江西分公司共同偿还借款本金26990万元以及利息（．．．．．．）；二、本案诉讼费用由晟元公司、晟元江西分公司承担。
【解读２】一审判决：一、徐××自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韦×借款本金8378.4万元，并赔偿借款本金26990万元的利息损失（．．．．．．）；二、晟元江西分公司对韦×在徐××刑事案件中认定的损失18611.6万元不能退赔的部分以及对该判决第一项中徐××不能返还、赔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晟元公司对晟元江西分公司的上述责任向韦×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如果晟元江西分公司、晟元公司对韦×承担了赔偿责任，可以向徐××依法追偿。三、驳回韦×的其他诉讼请求。
【解读３】二审判决：一、撤销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赣民初11号民事判决；二、晟元集团有限公司、晟元集团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韦×偿还借款26990万元及利息（自每一笔借款实际发生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按年利率24%计算）；三、驳回晟元集团有限公司、晟元集团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的上诉请求。
摘要1：【案号】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黔 06 民终 506 号
【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及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三项规定“人民法院对下列起诉，分别情形，予以处理：（三）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由其他机关处理的争议，告知原告向有关机关申请解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裁定驳回起诉”。本案因松桃苗族自治县正大镇实施盘塘村至包家村砂厂公路扩建改建工程，因征地引发纠纷，吴××主张两被告支付吴××土地补偿款、林木青苗补偿款。．．．．．．本案名为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实为土地权属争议，应由人民政府处理，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吴××的起诉。
【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首先，经审查本案一审原告吴××主张的事实，其与一审被告盛聚宏公司之间并无民事法律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三项“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的规定，对吴××针对盛聚宏公司的起诉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同时，吴××诉请正大镇政府支付土地补偿款、林木青苗补偿款，该纠纷不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与其集体经济组织及该集体经济组织其他成员之间发生的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四项“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 “下列涉及农村土地承包民事纠纷，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六）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的规定，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受案范围，对吴××针对正大镇政府提起的民事诉讼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因而，对本案不能按民事诉讼程序作出实体处理。
摘要2：【解读１】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盛聚宏公司支付吴××土地补偿款 39,506 元（暂定金额，待评估后增加）、林木青苗补偿款 7,800 元，合计 47,306 元；正大镇政府在已收盛聚宏公司款项范围内承担支付义务；并自 2020 年 9 月 11 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利息直至付清为止。2．本案诉讼费、评估鉴定费由盛聚宏公司、正大镇政府承担。
【解读２】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吴万成的起诉。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注解】（１）关于原告对用地单位的起诉：由于原告与用地单位之间并不存在土地征收法律关系，故对这部分诉讼应当裁定驳回起诉；（２）关于原告对镇政府的起诉：原告与政府之间是土地征收行政法律关系，不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与其集体经济组织以及该集体经济组织其他成员之间发生的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因而这部分诉讼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受案范围，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最高法执复45号
【裁判摘要1】第一，《纪要》是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商有关部门形成的规范性文件，《纪要》第九条对金融不良债权受让日之后止付利息进行了规定，第十二条对《纪要》的适用范围，包括金融不良债权的转让时间及转让主体进行了限定，因此，《纪要》是对特定时期、特定范围内的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确立的特殊的处置规则,其目的是为了依法公正妥善地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保障金融不良债权处置工作的顺利进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相关当事人合法权益，应当按照其适用范围的规定参照适用。如果将《纪要》适用范围以外的一般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一律参照适用《纪要》精神，既没有明确的法律及司法文件依据，亦与依法平等保护各类民事主体财产权益的司法精神相悖。本案中，案涉金融不良债权最初转让发生于2014年4月25日，由兴业信托公司转让给长城资管广西分公司；该债权第二次转让发生于2018年6月12日，由长城资管广西分公司转让给彰泰公司。可见，债权最初的转让时间和转让主体与《纪要》第十二条的规定不符，故不应适用《纪要》关于自受让日后停止计付利息的规定。第二，《纪要》第十二条规定：“《纪要》的内容和精神仅适用于在《纪要》发布之后尚在一审或者二审阶段的涉及最初转让方为国有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债权转让方式处置不良资产形成的相关案件。”最高人民法院（2013）执他字第4号答复从配合金融体制改革，推进金融不良债务处置工作，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政策导向出发，明确了执行程序中对于迟延履行利息的计算，也参照适用该规则。但该答复意见所涉案件中的金融不良债权属于《纪要》第十二条规定的特定范围内的债权。因此，该答复意见所涉案件基本事实与本案不符，对本案不具有指导意义。因此，本案不属于《纪要》规定的特定范围内的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丽诚东公司、黄××关于应适用《纪要》第九条的规定于彰泰公司受让债权后停止计算利息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２】根据该案查明的事实，长城资管广西分公司与丽诚东公司在（2017）桂民初21号民事调解书中约定：“2017年7月12日起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以本金3674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7.9%计算，限于2017年7月31日前一次性付清。如逾期不能还清，则应继续按年利率17.9%计付尚欠本金的利息，直至全部本金还清。”长城资管广西分公司与丽诚东公司经协商，自愿确定了17.9%的年利率，如逾期不能还清，则继续按年利率17.9%计付尚欠本金的利息，直至全部本金还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于调解协议约定一方不履行协议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予准许。第十九条规定，调解书确定的担保条款条件或者承担民事责任的条件成就时，当事人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执行。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当事人按照前款规定承担了调解书确定的民事责任后，对方当事人又要求其承担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迟延履行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且从长城资管广西分公司与彰泰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附件一和附件一中所列利息的计算表以及长城资管广西分公司的债权转让公告来看，长城资管广西分公司也并未向丽诚东公司主张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因此，彰泰公司受让债权后，向丽诚东公司主张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缺乏法律依据，违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最高法执监196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对于调解协议约定一方不履行协议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予准许。第十九条规定，调解书确定的担保条款条件或者承担民事责任的条件成就时，当事人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执行。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当事人按照前款规定承担了调解书确定的民事责任后，对方当事人又要求其承担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的迟延履行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山东高院认为需要审查作为本案执行依据的民事调解书中是否有民事责任的约定，从而来认定被执行人是否还需要承担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迟延履行责任，这一审理思路本院予以认可。但是，山东高院对本案执行依据（2014）青金商初字第337号民事调解书中第一项和第二项内容之间的关系认定为无论是按月息8.6‰计算，还是按月息8.6‰二倍计算，这都是针对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本金数额的两种计息方式，是调解书约定的给付内容本身，本院不予认可。案涉调解书第一项约定，被执行人臧家存于2015年3月31日前偿还申请执行人借款本金人民币4000万元及利息（自2014年3月21日起按月息8.6‰计算至2015年3月31日止）这是当事人双方对主要义务的履行作出的约定。调解书第二项约定，如果被执行人臧家存未按期足额履行上述第一项给付义务，则被执行人臧家存应按合同利率月息8.6‰的二倍，以未履行本金的金额自2014年3月2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计算利息。上述民事调解书第二项实质是约定，当被执行人未按照调解书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时，因其迟延履行应当承担加重的义务，属于约定一方不履行协议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性质。现申请执行人建国房地产公司申请强制执行，要求被执行人按照调解书第二项的约定承担逾期付款利息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不能再同时要求被执行人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承担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部分债务利息。
摘要2：【裁判要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调解书确定的担保条款条件或者承担民事责任的条件成就时，当事人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执行。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当事人按照前款规定承担了调解书确定的民事责任后，对方当事人又要求其承担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的迟延履行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解读】（１）需要审查作为执行依据的民事调解书中是否有民事责任的约定，从而来认定被执行人是否还需要承担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迟延履行责任；（２）当被执行人未按照调解书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时，因其迟延履行应当承担加重的义务，属于约定一方不履行协议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性质。
摘要1：——在建工程抵押权的范围应当以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内容为依据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19号
【裁判观点】在建工程抵押权是物权法规定的一种单独的抵押权类型，除当事人在抵押合同中另有约定外，其抵押物范围不仅包括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还包括规划许可范围内已经建造的和尚未建造的建筑物。在建工程抵押权的登记方法，包括在抵押合同上作记载或者在房屋登记簿上作记载两种方式。在登记机关未设立房屋登记簿、亦未明确在抵押合同上记载在建工程抵押登记方法的情况下，因当事人的抵押合同及相关登记申请材料和登记机关出具的收件单等文件均已载明登记类型为在建工程抵押登记，且该等文件均在登记机关存档以备利害关系人查询，故应当认定登记机关在收件、审核时将此项业务作为在建工程抵押登记业务加以办理的行为，即完成了“记载”在建工程抵押登记的工作，在建工程抵押权即已依法设立。登记机关颁发的《在建工程抵押登记证明》的法律效果是使权利人取得了证明其权利状况的权属证书，在与登记簿的记载不一致的情况下，应当以登记机关的不动产登记为依据判断在建工程抵押物的范围。
摘要2：【摘要】主债务人破产后，基于保证债务的从属性，主债权停止计息的效力及于保证人——关于马××、楼××的保证责任范围问题。本案中金汇信托公司的债权范围因主债务人三联集团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而确定为254,867,898.2元。马××、楼××作为保证人，基于保证债务的从属性，其所承担的债务范围不应大于主债务人。故原审判决在确认金汇信托公司对三联集团公司的债权利息计算截止到2015年8月17日人民法院受理破产重整申请之日止的同时，判令保证人马××、楼××在2015年8月18日之后继续按年利率24.4%向金汇信托公司继续支付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明显缺乏法律依据，亦严重损害了保证人马××、楼××的合法权益，本院予以纠正。（备注：变更判决为，马××、楼××对浙江三联集团有限公司254,867,898.2元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粤民终2641号
【裁判摘要1】周××、王××上诉称《股权转让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格不一致，实质为协助信业公司逃税的阴阳条款，涉案《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的交易先决条件“将013号地块、014号地块转入项目公司(天维公司)”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无效。对此，本院认为，首先，虽然周××、王××和信业公司在同一天签署了两份价格不同的合同，但周××、王××未能证明该两个价格条款旨在协助信业公司避税的事实，如哪一价格为真实价格，哪一价格为虚假价格，如何利用两个价格条款避税，以及可能规避的税费金额等，故本院对其该项上诉主张不予采信。．．．．．．鉴于双方均放弃了“将013号地块、014号地块装入天维公司”这一合同条款，本院对该条款的效力无须再进行审查。最后，即使前述条款未被当事人放弃，从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和《股权转让合同》第三条第2款第(2)项、第四条第1款的内容来看，当事人约定“将013号地块、014号地块转入项目公司(天维公司)”的含义，应当理解为由天维公司和政府土地出让管理部门签订013号和014号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最终由天维公司获得该两幅土地的建设用地使用权，该约定反映了涉案《股权转让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天维公司股权交易实现信业公司向周××、王××购买013号和014号地块67%的权益，该约定及所反映的合同目的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且013号和014号地块能否登记在天维公司名下，属《股权转让合同》的履行问题，不影响该份协议的法律效力。综上，周××、王××未能证明涉案《股权转让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法定情形，一审认定该《股权转让合同》及其《补充协议》有效正确。
摘要2：【裁判摘要２】依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涉案《股权转让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因周××、王××根本违约被解除，一审判令违约方周××、王××向信业公司返还已收取的股权转让款5360万元及按年利率4.35%计算的资金占用利息、赔偿律师费损失105万元正确。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第六条第4项第一款的约定，“本合同签署生效后，任何一方无故擅自终止履行或解除本合同的，视为重大根本违约，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3000万元的违约金”，一审另判令方周××、王××向信业公司支付违约金3000万元，具有合同依据和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维持。
【裁判摘要３】周××、王××另提出一审法院未及时向其送达保全裁定、告知保全事项导致审判程序有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申请保全人、被保全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保全裁定实施过程中的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审查处理”，如周龙书、王岳芳对一审保全程序有异议，应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提出。周××、王××在二审程序中方提出保全执行行为异议，本案不予处理。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7242号
【裁判摘要】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约定，若杨××未按合同约定付款，每逾期一天，应承担逾期应付金额日千分之三的违约金，且陈××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所遭受的实际损失。因此，原审法院综合考虑民间借贷利率保护上限、案件实际履行情况、当事人举证等以及全案事实后，作出调整违约金计算标准的处理意见，并无不当，亦符合本案实际情况，较为公允。
摘要2：
摘要1：解读：逾期交房违约金调整标准“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损失范围应当包括逾期期间的租金损失和已付购房款按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410号
【裁判摘要１】《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存贷款计结息的通知》(银发[2005]129号)第三条第一款规定：“三、存贷款利率换算和计息公式(一)人民币业务的利率转换公式为：日利率=年利率÷360，月利率=年利率÷12。”根据《借款合同》第四条第四款约定，贷款利息自贷款转存到勇云锋公司账户之日起计算。合同项下的贷款按日计息，日利率=月利率/30=年利率/360。勇云锋公司在庭审后提交律师代理意见，认为本案所有的利息、罚息和复利的日利率应以365天为基础计算，勇云锋的该项主张与《借款合同》约定不符，亦与上述通知规定和银行业存贷款日利率计算惯例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金融机构以外的市场主体可否收取借款罚息及复利？——《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系中国人民银行针对金融机构就利率所作的专门规定，旨在有效发挥利率杠杆对国民经济的调节作用，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计收罚息和复利并非是金融机构的专属权利。罚息和复利实质上均属逾期违约金，与其他违约金在法律性质上并无本质区别。目前尚无法律、司法解释明确禁止金融机构以外的市场主体在借款关系中收取罚息及复利。根据《债权转让协议》的约定，贵阳农商行西南商贸城支行将其在《借款合同》《抵押/质押/保证合同》项下的所有权利均转让给锡安公司，从《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合同对价来看，贵阳农商行西南商贸城支行转让的并非不良贷款，且《借款合同》约定的罚息和复利总计并未超过年利率24%。故勇云锋公司提出的2019年6月27日起不再计收复利的上诉请求，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解读：目前尚无法律、司法解释明确禁止金融机构以外的市场主体在借款关系中收取罚息及复利。
摘要2：【注解】（１）计收罚息和复利并非是金融机构的专属权利；（２）罚息和复利实质上均属逾期违约金，与其他违约金在法律性质上并无本质区别；（３）目前尚无法律、司法解释明确禁止金融机构以外的市场主体在借款关系中收取罚息及复利，但约定的罚息和复利总计不能超过民间借贷最高利率。
摘要1：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存贷款计结息问题的通知（银发[2005]129号）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1611号
【裁判摘要】汽开管委会不履行交房义务的行为应当被依法判决确认违法。同时，由于汽开管委会未建造符合约定类型最低条件的安置房，王×亦不接受不符合约定类型最低条件的安置房，判决继续履行合同没有实际意义，2011年9月27-28日王君与长春西开发区拆迁办签订的《补偿协议》和《补充协议》应当予以解除，汽开管委会应当对不履行交房义务违法行政行为给王君造成的损失，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房屋征收安置补偿交房义务的，被征收人的直接损失应当是安置房屋的市场价值以及迟延支付该价款期间的利息。．．．．．．应当指出的是，行政诉讼法将行政协议案件明确为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人民法院就应当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围绕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优先适用行政法律规范，进行审理和判决。一、二审按照合同案件、适用民事法律规范对本案进行审理和判决，未明确被诉行政行为，未对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作出判决不当，本院予以指正。
摘要2：【解读１】王×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请求解除与汽开管委会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并赔偿损失880015元，赔偿精神损害10万元。
【解读２】判决：一、解除王×与汽开管委会于2011年9月28日签订的《棚户区及危旧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二、汽开管委会补偿王×357693.9元，并赔偿王×从2013年3月28日起至支付补偿金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三、驳回王×第二项、第五项诉讼请求；四、驳回王×第三项起诉。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962号
【裁判摘要1】无论民间借贷、还是金融借款，年利率24%以内的借款收益是合法的、受保护的，可不认定为“过高”——实践中，借款成本或贷款收益通常要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而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并非计算损失的唯一标准；是否系合理标准，则需结合具体案件情形予以考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55次会议通过)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就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法发〔2017〕22号)第2条指出，金融借款合同的借款人以贷款人同时主张的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和其他费用过高，显著背离实际损失为由，请求对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予以调减的，应予支持，以有效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因此，无论民间借贷、还是金融借款，年利率24%以内的借款收益是合法的、受保护的，可不认定为“过高”。
【裁判摘要2】违约方主张违约金过高应当承担证明责任，不能以守约方没有就其所遭受损失进行举证为由主张违约金过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2年修正)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违约方请求调减违约金，是主张变更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法律关系，故根据前述规定，元阳公司应对“支持该主张的基本事实”负证明责任，而非信远公司。故元阳公司关于违约金标准明显过高，远超信远公司所遭受到的损失，而且信远公司也没有就其所遭受到的损失进行举证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3】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公司客户委托贷款合同》第13.2条约定，元阳公司未按时足额偿还贷款本金、支付利息的，应当承担信远公司和交行五羊支行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相关费用。而元阳公司虽认为信远公司主张的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费用缺乏依据、并非必然发生、是信远公司故意扩大损失，且属于违约金范畴等，但元阳公司并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与案涉合同的约定亦明显不符，本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法发〔2020〕24号)第十条规定，案件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等提交指导性案例作为诉辩理由的，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说理中回应是否参照并说明理由；提交其他类案作为诉辩理由的，人民法院可以通过释明等方式予以回应。元阳公司于本案中提交的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陕01民初881号民事判决并非指导性案例。元阳公司虽认为保全保险费用不是案涉债权实现的合理、必要支出，但该公司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面，信远公司申请诉讼财产保全时选择何种担保方式，以及该选择是否合理、必要，产生的费用是否与债权实现相关等，均应结合个案的具体情况予以分析、评判。两案所涉合同在实现债权的“其他费用”承担问题上的约定并不相同，故就“财产保全责任险”费用的承担问题无法参照、参考。一审法院综合全部案件情况后，以信远公司主张的法律服务费、评估费、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等，均属于因元阳公司违约，信远公司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必要费用、未超出合理范围，且信远公司已提供实际支出的证明为由，判令元阳公司向信远公司赔偿上述费用，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并无不当。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6111号
【裁判摘要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原《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由此，因申请财产保全错误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属于侵权责任纠纷；若认定侵权责任成立，应当审查申请人申请保全之行为是否满足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即主观上有过错，客观上实施了侵权行为、造成了损害后果，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鉴于北山房地产公司无视双方就案涉工程竣工后进行结算所签补充合同或协议的明确约定，不考虑案涉工程已经竣工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的客观事实，并在没有证据或者证据明显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损失的情况下，贸然提起该案诉讼，向北山建设集团公司请求赔偿3528万多元损失，而结果仅被支持了24万多元的维修费，而且该24万多元维修费亦是因北山建设集团公司的自认而获得支持。由此，二审判决认定北山房地产公司主观上存在大幅、盲目扩大其诉请的给付标的，并申请财产保全，冻结北山建设集团公司的银行存款基本账户及案涉工商银行账户，导致北山建设集团公司资金周转困难，主观上存在重大过错，有相应的事实依据，并无不当。．．．．．．关于损失问题。申请人申请财产保全，冻结被申请人的银行账户及账户内资金，必然影响被申请人的资金运转和使用收益，造成相应的损失。至于具体损失的认定，二审判决基于被冻结资金数额、依据账户被冻结期间的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核算直接经济损失为330353.56元，符合本案实际情况，并无明显不当。
摘要2：【裁判摘要２】经查，北山建设集团公司于2020年1月21日收到一审判决书，并于2020年2月4日向一审主审法官短信表达了上诉的意思表示，一审主审法官同意因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原因待法院诉讼服务窗口恢复后办理上诉事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第七条中规定：“依法顺延诉讼期间。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耽误法律规定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的诉讼期限，当事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三条规定申请顺延期限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疫情形势以及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情况综合考虑是否准许，依法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及防控措施打破了正常的诉讼秩序，相关法院诉讼服务窗口也因此处于关闭状态，北山建设集团公司于收到一审判决书的15日内向一审法官表达了上诉的意思表示，一审法官表示同意，之后其在法院规定的时间内提交上诉状并缴纳上诉费，并没有怠于行使上诉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