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576号
【裁判要旨】双方协议约定的以“每日万分之二”承担逾期办证违约金并无明显过高之情形，无须进行调整。
【裁判摘要】关于福源置业公司提出违约金按照“每日万分之二”计算过高，应予调整的问题。经核算，双方在《房产购买协议书》中约定的“每日万分之二”相当于年利率7.3%，而2011年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3年至5年的贷款基准利率为6.9%，二者相比较，双方协议约定的以“每日万分之二”承担逾期办证违约金并无明显过高之情形，无需进行调整。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194号
【裁判摘要】双方约定的逾期付款违约是否过高的判断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昆仑商城与明虹公司约定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标准日千分之一（月息3%），相对过高。明虹公司在二审中将违约金标准调低为日万分之六（月息1.8%）相对合理，按照日万分之六标准计算的涉案违约金为35170407.12元。二审法院酌定违约金4000万元，在标准上超过按日万分之六计算的数额，确有不当。昆仑商城从2005年12月5日至2008年12月5日（3年）期间、从2012年8月至2014年2月发生拖欠租金情况，除其自身主观上懈怠支付外，还分别受到昆仑公司与明虹公司拟协商减免2006年至2008年租金事宜和本案诉讼的影响。鉴于昆仑商城逾期支付租金存在受协商减免租金等因素影响，协商不成之后，其于2009年1月至2011年12月均能及时全额支付租金，而且双方长期对租金支付标准未形成统一认识，其逾期支付租金的过错程度相对较轻，本院将逾期付款违约金酌定为3000万元。
【裁判规则】逾期付款违约金不是房屋租赁合同项下的主要债务，承租人迟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并不导致出租人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摘要2：【摘要】关于本案再审审理范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意见是明虹公司无权于2012年7月7日解除涉案房屋租赁合同。昆仑商城提出的再审请求，除涉及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提出的合同解除问题之外，还包括请求依法改判参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其再审请求没有超出原审诉讼请求，没有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五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的再审请求超出原审诉讼请求的，不予审理"的规定，昆仑公司提出的上述再审请求均属于本案再审审理范围。明虹公司主张本院再审审理范围应当限于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提出的合同解除问题，而不应涉及逾期付款违约金问题，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154号
【裁判要旨】对投资只约定享受固定收益，不负责项目盈亏的，应认定为名为投资实为借贷。
【裁判摘要】恒丰公司主张金天地公司支付项目转款本金3000万元，是根据《补充协议（三）》由1500万元欠款作为投资款在18个月内按照1：1投资回报计算而来。从投资款的性质看，投资人一旦将资金入股投资到公司的经营活动之中后，就必然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不能只享受固定收益而不负责公司盈亏。本案中，双方约定将1500万元欠款投资入股，还约定恒丰公司只享受固定投资回报收益，不负责项目盈亏，这种资金入股的收益模式显然不符合投资款的性质，而属于借款的性质，故该1500万元应认定为名为投资，实为借贷。协议约定的18个月内1：1的投资回报属于对借款利息的约定，1500万元本金在18个月内的利息为1500万元，即构成《合同结算书》确认的欠款本息共计3000万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1500万元本金在18个月内按照1：1计算出的利息显然已经超过了法律保护的借款利率上限，超过部分不应保护。在金天地公司就该条款提出无效主张的情况下，本院宜对1500万元本金产生的合法利息予以保护。因此，1500万元项目转让欠款的利息，从《补充协议（三）》出具之日2014年1月16日至《合同结算书》所结算的付款前一日2015年7月14日按年利率24%计算。从2015年7月15日起，则按照原审确定的月利率18‰计算。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308号
【裁判要旨】出让人迟延交付土地，受让人有权行使先履行抗辩权，但在出让人迟延交付土地情形消失后，受让人应当履行支付土地出让金义务，受让方未按合同约定时间支付土地出让价款的，应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违约金。
【裁判规则】政府通知系从行政管理角度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签订及出让收入的缴纳，不能直接作为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诉讼纠纷中计算违约金的法律依据——国办发（2006）100号通知系政府从行政管理角度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签订及出让收入的缴纳，不能直接作为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诉讼纠纷中计算违约金的法律依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出让方为土地行政管理机关，受让方为土地使用者，在合同中虽然有政府行使行政职能的表现，但签订合同时依据的是平等、自愿、有偿原则。人民法院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之规定，根据土地使用权受让人的请求，对过分高于实际损失的约定违约金进行调整。再次，本案中，一审法院综合考虑在136号地《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履行过程中，霍邱县国土局迟延交付土地违约在先的情节，根据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过错程度，认定每日按迟延支付款项的1‰向出让人缴纳违约金明显过高，依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涉案违约金足以填补霍邱县国土局实际损失并非显失公平，应予维持。
摘要2：
摘要1：——未按约交纳土地出让金时违约责任的认定
【裁判要旨】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双方当事人通常对未按约交纳土地出让金时如何承担违约责任的争议较大。应综合涉案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预期利益等以及违约方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情况，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确定——在出让不能举证证明除利息损失外还存在其他损失的情况下，不宜以日千分之一的标准确定违约金，否则脱离了民事违约金的补偿性。如果支持受让人主张以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涉案违约金，意味着其可以低成本地变相向守约方融资，无异于鼓励违约行为，不能体现违约金的惩罚性。本案直至二审诉讼时，受让人仍然没有交清全部土地出让金，过错程度焦点，因此以提起同类人民银行贷款利率的二倍来确定违约金较为合理。
摘要2：【来源：《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68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7年版，第195-196页】
【解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系从行政管理角度规范国有土地出让收入的缴纳，属于行政规章，在调整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中不宜直接作为计算违约金的依据。当事人对于违约金的承担虽然参照了上述规定作了约定，但是土地使用权受让人作为民事平等主体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对于过分高于实际损失的违约金予以适当减少，人民法院可以进行调整。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闽民终313号
【裁判摘要】关于违约金是否过高的问题。依据讼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竣邦公司第二期2868万元应于2011年12月29日之前付款,但直至2013年6月6日竣邦公司才向建宁国土局转账支付该笔款项，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故双方签订了《关于建宁县水南新区马房村南侧地块有关问题的协议》，约定了建宁国土局同意竣邦公司缓交滞纳违约金，至2013年12月30日前缴清等，但竣邦公司再次违约。本案属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关于“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之规定，竣邦公司有权请求人民法院适当减少。综合考虑竣邦公司已缴清土地出让金5736万元、建宁国土局经释明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损失、竣邦公司存在两次违约等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关于“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之规定，建宁国土局的损失可参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但因竣邦公司存在两次违约，故参照银发[2003]251号《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关于逾期还贷罚息利率的规定，在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50%。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826号
【裁判要旨】当事人在协商并等待正式缔约条件或时机成熟的过程中，为巩固阶段性谈判成果，对已达成一致的事项在签订正式合同前予以明确并约定在将来的一定期限内就该谈判事项订立正式的合同，该约定区别于买卖合同本身，属于预约合同。基于预约合同与本约合同的合同目的和对待给付的内容不同，除非合同另有约定，根据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预约合同的违约责任不能等同于本约合同违约责任。
【裁判规则】对于签订预约合同后，因不能签订本约合同的机会损失如何赔偿的问题，主要应当衡量预约合同内容及履行状态、签订本约意愿、客观障碍、市场风险、政策因素等未签订本约合同的原因要件。
摘要2：【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京民终543号
【摘要】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宁科置业公司应否赔偿黄某某的其他经济损失。......宁科置业公司应否赔偿黄文贵的机会损失，取决于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在规范层面，违反预约的责任范围是否涵盖机会损失；二是在事实层面，案涉协议不能实际履行可否归责于宁科置业公司。现分述如下：......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在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司法解释第二条时发表的权威观点是：预约总体上处于本约的缔约阶段，违反预约的行为既是预约违约行为，也可以被视为本约之缔约过失行为；预约违约的损失在总体上应相当于本约的缔约过失责任范围，即预约违约损失相当于本约的信赖利益损失；在目前的国内学术研究和审判实务所处的发展阶段（机会利益损失如何界定及应否赔偿始终存在争论），鉴于双方仅处于预约阶段，预约合同的损害赔偿应以（本约的）信赖利益为限，在最高不超过信赖利益的范围内，由法官从利益平衡和诚实信用、公平原则出发，结合案件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守约方的履约情况、违约方的过错程度、合理的成本支出等因素，酌情自由裁量。总之，违反预约的责任范围不包括赔偿机会损失既不是确定的法律原则，也不是学理上的通说或者实践中的通例；黄某某的上诉主张并非完全缺乏依据。......综上，本院认定案涉协议不能履行并非由于政府政策变动，而是可归责于宁科置业公司本身。在此情况下，如果仅仅责令宁科置业公司向黄文贵返还保证金并按照远低于市场利率的央行基准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而不赔偿黄文贵可能遭受的机会损失，则明显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偏离最基本的公平正义观念。......考虑唐某某系投资性购房人，其知悉无法购买案涉房屋后另觅交易机会无需过多时间，本院酌定其机会损失可计算至2014年6月。虽经本院释明，对于与案涉协议标的物相类似的房屋在2013年12月之后的价格走势，黄某某并未提交充足证据；考虑各类房屋的价格变动具有相当的一致性，本院参照2013年12月至2014年6月期间的北京市住宅销售价格指数（上涨约2%）酌定黄某某的机会损失为300万元。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一终字第161号
【裁判要旨】借款转化为煤矿投资款，投资回报约定不受民间借贷利率的限制——出借人出借３１５万元本金后未归还，双方约定本金转化为矿山企业的煤矿投资款，投资回报为５０００万元，法院认定约定有效应对按约支付。
摘要2：
摘要1：【案号】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黑民申222号
【裁判摘要】回迁房安置系开发商在征收土地时，采取置换安置回迁的方式，给开发土地原居住者相应拆迁补偿房屋的法律行为。其与商品房买卖合同具有法律性质和关系上的不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本解释所称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以下统称出卖人）将尚未建成或者已经竣工的房屋向社会销售并转移房屋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故该司法解释中的房屋，除特别说明条款外，均为开发商对社会不特定多数群体在无任何法律关系的前提下，基于等价有偿的方式，用货币价值交换取得房屋所有权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故其基础是商品房买卖合同，并非本案的拆迁补偿协议。因此该司法解释的十四条规定不适用于本案。原审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判决赔偿王平损失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二终字第197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恒远公司向天铁集团返还款项的数额及利息问题。本院认为，《合作协议》约定的定金5000万元，在买卖铁精矿粉过程中已扣回1200万元，案涉《合作协议》、《补充协议》因客观原因不能实现双方合同目的而解除后，剩余的3800万元恒远公司应予返还。由于恒远公司实际向天铁集团供应铁精矿粉的时间是到2007年6月，故恒远公司应自2007年7月1日起对占用的3800万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天铁集团支付利息。
【裁判要旨】双方在《合作协议》《担保协议书》及三份《补充协议》中已经明确约定交付款项为定金而非预付款，则定金的性质不因折抵货款而改变，不因权利人诉前从未提出双倍返还定金而改变。
【裁判摘要２】天铁集团向恒远公司支付的5000万元应认定为定金。首先，三方当事人在《合作协议》、《担保协议书》及三份《补充协议》中均明确约定天铁集团向恒远公司交付的5000万元为定金，而非预付款。其次，三方在有关协议约定及实际供货结算中将定金折抵货款，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八十九条的规定，并不因定金折抵货款而改变双方约定的定金的性质，定金的性质也不因天铁集团在诉讼之前从未向恒远公司提出双倍返还而改变。最后，按照《合作协议》的约定，恒远公司向天铁集团应供应铁精矿粉至少为890万吨，《合作协议》的标的额是890万吨铁精矿粉的价值。恒远公司向天铁集团实际供应铁精矿粉288979.25吨，双方已结算货款达239899007.71元。由此可见，《合作协议》约定的890万吨铁精矿粉买卖的标的额远大于2.5亿元，双方约定的5000万元定金并不超过《合作协议》标的额的20%，不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九十一条的规定。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401号
摘要1：——约定的变更合同条件成就，应当依据变更后的合同条款确定各自的权利义务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146号
【裁判要旨】合同约定变更条件，其实质是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在变更条件成就时，该民事法律行为发生效力，合同条款得以变更，当事人据变更后的合同条款确定各自的权利义务关系。
【裁判摘要１】本案中，天津钢管公司和长城资产公司虽然均认可本案诉讼债权转让之事实，但债权转让事实发生于一审判决作出之后，天津钢管公司、沈阳中油公司、宝山钢铁公司、上海中油公司、鞍山中油公司又均不同意变更本案诉讼主体，且人民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对受让人具有拘束力，不变更诉讼主体亦不会影响受让人的实体权益，综合上述因素，为保证诉讼程序的稳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九条的规定，对本案诉讼主体不予变更。
【裁判摘要２】盛京银行民主支行与天津钢管公司于2014年7月24日签订《授信合同》、于2014年7月25日签订《14号借款合同》《15号借款合同》，均约定天津钢管公司或担保人涉及重大诉讼，即视为贷款提前到期，盛京银行民主支行有权提前收回已经发放的部分或全部贷款；未能收回的，视为贷款逾期，盛京银行民主支行有权按逾期贷款计收逾期利息并加收罚息；两份借款合同另约定逾期贷款利率及罚息利率为合同执行利率的1.5倍。上述约定应视为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了附条件的合同变更条款，即当约定的条件成就时，还款期限变更为盛京银行民主支行主张提前收回贷款之日。
摘要2：【解读】借款合同约定借款人或者担保人涉及重大诉讼即视为贷款提前到期，该约定应视为双方合同中约定了附条件的合同变更条款，当约定的条件成就时还款期限变更为银行主张提前收回贷款之日。
摘要1：——不确定履行期限的合理期限的确定，可以通常商业人士的合理预期为标准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51号
【裁判要旨】双方关于“补偿款的最迟给付期限为楼盘开盘销售后2个月内”的约定，属于履行期限的约定，该期限非固定或确定的期限，解释该期限时，应以通常的商业人士的合理预期作为标准。
【摘要１】
（１）“5月5日补充协议”约定受让方一次性补偿转让方1.3亿元，并约定最迟给付期限为“乙方（即受让方）开发《股权转让合同》所对应的土地资产所形成的楼盘开盘销售后两个月内”。首先，从该补充协议的序言描述看，“5月5日补充协议”的签订背景及原因在于，双方就《股权转让合同》股价对应的土地价格定价偏低这一事实达成合意，所以通过“5月5日补充协议”增加补偿款的形式予以增加，其性质是增加的股权转让款。作为股权转让对价的一部分，受让方自然负有应当履行的义务，所以，双方前述关于该补偿款支付时间的约定，不是条件，不存在条件不成就时无须履行的问题。其次，从性质上看，是否开发楼盘以及何时开发楼盘，系由案涉股权转让后金某公司及其股东所决定，这种取决于一方主体意思表示或者行为的约定，并不属于条件。再次，“5月5日补充协议”第四条明确约定，受让方须以2.5%的年利率向转让方支付利息，直至一次性付清为止。该约定亦表明，受让方支付前述补偿金的义务自始确定，并不存在条件不成就不予支付的可能性。最后，既然受让方负有确定的给付义务，则当事人有关“最迟给付期限”的约定，性质上属于履行期限的约定，而非合同的生效条件或付款义务的履行条件。一审关于该条款性质的认定并无不当。
（２）“最迟给付期限”为“楼盘开盘销售后两个月内”，并无何时开始支付的约定。．．．．．．本院认为，综合考虑案涉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的签订过程以及合同的有关条款，所谓转让方应在受让方“开发《股权转让合同》所对应的土地资产所形成的楼盘开盘销售后两个月内”支付该笔款项的含义是，由于该笔股权转让款的数额较大，受让方在将金某公司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完成房地产开发并销售前难以支付，所以受让方以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对应的土地开发成楼盘并开盘销售取得一定利润后再支付该笔款项。这种解释，与当事人的签约过程、交易背景及真实意思最为接近，所以，转让方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随时要求受让方支付该笔款
摘要2：【解读１】履行期限的约定不明的，可以商业人士的合理预期为标准确定合理的期限，合理期限经过后债务人仍未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即可请求履行。
【摘要２】公司的公章及相关证照资料等属于公司的财产，通常情况下，转让公司股权的原股东不得处分该财产，受让公司股权的股东在股权变更之后应以公司的名义请求控制该财产的原股东交付。但是，根据案涉协议的约定，受让方的目的是为了取得金某公司的全部股权并进行经营管理。在股权转让之前，金某公司的全部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吴某、李某，且吴某是法定代表人，金某公司的公章及相关证照资料实际也由两人控制。案涉交易履行完毕的结果也是由受让方成为持有金某公司全部股权的股东。在此背景下，根据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的交易目的，将交付金某公司公章及相关证照资料的义务解释为转让方的义务，即具有合理性。因此，尽管双方签订的系列协议中并无转让方交付公司公章及相关证照资料的约定，但根据《合同法》第六十条的规定，转让方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和合同目的及金某公司股权转让前后的实际情况，转让方应将公司的公章及相关证照资料交付受让方。虽然受让方在公司股权变更后已经重新办理了新的公司公章、《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副本）、《税务登记证》（国税及地税正、副本）等证照，但是，这些证照及财务资料的交付仍具有避免转让方滥用权利，进而保护受让方以及金某公司权益的作用，属于《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的基于诚实信用原则所派生的附随义务。所以，一审判令转让方向受让方交付公章及相关证照资料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解读２】受让方取得公司股权后已经实现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和控制，转让方是否移交公章及相应证照资料并不影响受让股权交易目的的实现。
【解读３】共同的股权受让人在股权转让合同中未明确约定转让款比例的，共同受让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解读４】双方约定剩余的款项从合同对应的土地开发成楼盘并开盘销售后两个月内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形式上属于履行条件，本质上仍属于履行期限的约定，只不过约定的是不确定的履行期限（支付股权转让款是受让人主要合同义务，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可以有期限但一般不能附条件，除非双方在股权转让设立了对赌条款或估值调整条款）。不确定的履行期限并非履行期限不明确（不适用《合同法》第６２条第４项），而应当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受合理期限的限制，以一个正常的开发商会在多久时间开发并开盘销售作为合理标准。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四终字第25号
【裁判要旨】在股东无力支付出资款的情况下，由股东的股东为其垫付出资款，应视为双方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借贷关系。
【裁判摘要】关于张某某垫款行为的性质以及香港远东公司应承担何种责任的问题。香港远东公司是张某某和雷某某在香港以1万港元成立的公司，不从事实体经营，其设立目的是作为投资载体，在内地投资成立房地产项目公司。在香港远东公司无力支付出资款的情况下，由张某某为其垫付了出资款，应视为双方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借贷关系。张某某上诉认为系受托垫付款项，但这并不影响该垫付款的性质被认定为出借款项。原审法院认定本案系借款合同纠纷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没有约定借款期限，且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的规定仅适用自然人与自然人之间的借款，本案系自然人和企业之间的借贷，不应适用该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8条规定：“借贷双方对有无约定利率发生争议，又不能证明的，可参照银行同类贷款利率计息。”据此，香港远东公司依法应当偿还张某某垫款本金，并参照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同期一年期贷款利率自垫款日起计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248号
【裁判要旨】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可以对股东逾期出资的违约责任作出规定。未履行出股东应当履行补足出资的责任并按规定支付利息。
【裁判规则】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并不影响股东继续向公司履行出资义务。
【摘要１】本案中，天川公司未依章程规定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法应当向天川华某公司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天川华某公司在华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前，虽然已被吊销营业执照，但该事实并不影响股东继续向公司履行出资义务，也与股东在公司清算程序、破产清算中继续履行出资义务不相矛盾。天川公司辩称，天川华某公司已被吊销营业执照，涉及天川公司出资的问题应先行在公司清算程序中予以确定和处理，该主张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天川公司应当在2009年11月7日之前补足欠缴的注册资本1200万元。天川华某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再正常经营，且现已进入强制清算程序，天川公司继续履实物出资部分，确实已无任何意义。本院认为，天川公司应向天川华某公司缴纳1200万元的实物和现金出资，均应变更为现金出资，该变更有利于天川华某公司清算程序的进行，且也不会因此加重天川公司的出资负担。同时，根据《股东会纪要》第九条“各股东应按本纪要商定的期限按期出资，凡逾期出资的，就加付银行利息”之约定，天川公司应自2009年11月8日起，以未交纳的1200万元出资额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基准利率向天川华某公司支付未缴纳出资额的利息。
【摘要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根据《合同》约定，天川公司出资额为1400万元，其中现金100万元，另外1300万元为实物出资，在2007年10月23日前完成出资义务，并明确“任何一方未按合同第七条规定依期如数提交出资额时，每逾期一日，违约方应向另一方支付出资额的1‰违约金。如逾期三个月仍未提交的，另两方有权解除合同”。而根据天川公司、华某公司及昌吉市国资中心在《公司章程》和《股东纪要》中的约定，天川公司已实缴货币200万元，剩余1200万元于2009年11月7日之前缴足；至于违约责任，《股东会纪要》第九条中仅明确“各股东应按本纪要商定的期限按期出资，凡逾期出资的，应加付银行利息……”。从《公司章程》和《股东纪要》内容看，已对《合同》中约定股东出资方式
摘要2：【简法１】《公司法解释（三）》第１３条第１款规定：“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２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股东未履行出资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时，公司或者其他股东有权请求其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内容，也应当包括出资本息在内。
【简法２】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主体资格并未消灭，股东继续履行出资义务的责任并不因此免除；即使公司被宣告破产，股东仍应履行出资义务，该出资将成为公司的破产财产。
【注解】公司进新人强制起算程序后请求将原先约定的实物出资方式变更为现金出资方式应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309号
【裁判要旨】股东在增资持股期间获取固定红利的约定不符合有关利润分配的相关管理性规定，但不影响增资扩股协议的效力。
【裁判摘要】案涉《委托信托合同》、《增资扩股协议》、《股权收购协议》均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按照上述协议的约定，中航公司作为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将委托人中国建行的信托资金1.2亿元以增资扩股方式向被投资公司菊隆公司进行股权投资，约定增资持股期限为二年,自2010年6月30日起至2012年6月30日止,并约定了股权质押、派驻人员、资金监控、股权回购等风险控制及退出安排。其中特别约定，当发生被投资公司合并、分立、解散、破产等可能导致标的股权变更或灭失的事宜时，谢某某、孙某某或菊隆公司仍应对中航公司所持有的全部股权进行回购。如谢某某、孙某某到期不履行义务，由赣县世瑞新材料有限公司履行全部收购义务，不提出任何抗辩。从上述协议内容及履行方式看，中航公司不参与菊隆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派驻一名董事的目的主要是对公司对外借款、担保等重大事项的监督、把关，不承担公司经营风险，只是按固定利率收取约定的红利，持股期满收回资金后未再收取菊隆公司的红利等，可见，中航公司进行股权投资的实质是以增资扩股方式取得固定投资回报，而非参与或控制目标公司的经营管理。中航公司虽然通过工商变更登记取得了菊隆公司的股东身份，但其股东权利义务与普通股东有所不同。尽管中航公司占有菊隆公司54.55%的股份，但中航公司实际上并不是该公司的控股股东，亦没有证据表明中航公司滥用大股东身份获取了投资回购款和红利。中航公司在两年增资持股期间获取固定红利的约定不符合公司法有关利润分配的相关管理性规定，但不影响案涉《增资扩股协议》、《股权收购协议》的效力。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198号
【裁判摘要】中国银监会颁布的《信托公司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信托公司从事信托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信托文件的约定，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受益人的合法权益。”中国银监会颁布《信托公司私人股权投资信托业务操作指引》第十五条规定：“信托公司在管理私人股权投资信托计划时，可以通过股权上市、协议转让、被投资企业回购、股权分配等方式，实现投资退出。”第二十条规定：“信托公司管理私人股权投资信托，可收取管理费和业绩报酬。”由上述规定可见，北方信托公司依据信托计划进行股权投资和清退，在清退出资时采取协议出让股权的方式，符合相关规定。根据信托计划进行股权投资和清退与企业之间借贷并不相同。北方信托公司将案涉资金投入禹丰公司完成增资入股、登记为股东后，即应承担持股期间出资人的责任。而企业之间借贷，出借人只是借款人的债权人，并非股东，不承担出借款项期间借款人股东的责任。而且，本案中，接受增资方为禹丰公司，受让股权方为云创公司，接受资金方和给付资金方并非同一主体，不能因股权转让事实认定北方信托公司与禹丰公司之间实质为企业之间借贷法律关系。本案中，北方信托公司的资金来源是滨奥公司，申请人并无证据证明信托资金的来源非法。依据相关业务规则，信托公司有权收取管理费，案涉当事人在合同中对该费用进行了安排。退一步而言，即使本案实质为企业之间借贷法律关系，但由于其约定的15.4%的行权费并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故也不能认为出借人非法收取高息。因此，申请人关于原审法院对北方信托公司以信托的合法形式掩盖发放高利贷的非法目的的事实没有查清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168号
【裁判要旨】名义股东擅自处分代持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公司明知仍为其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裁判摘要】本案中，凤凰时装厂作为名义股东，未经实际出资人春晖贸易公司同意，擅自处置登记在其名下、由春晖贸易公司实际所有的100万股新沂农商行股份，致使春晖贸易公司合法利益遭受侵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五条第二款“名义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实际出资人请求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凤凰时装厂依法应当向春晖贸易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新沂农商行明知春晖贸易公司系新沂农商行100万股股份实际出资人，且春晖贸易公司与凤凰时装厂正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仍然与凤凰时装厂协商以案涉股份折价抵偿凤凰时装厂担保债务，并迅速办理案涉股份的变更登记手续。新沂农商行没有证据证明其曾经就上述事项通知并征求春晖贸易公司的意见，其与凤凰时装厂擅自处分春晖贸易公司实际所有股份、造成春晖贸易公司损失的共同故意十分明显，应当与凤凰时装厂对春晖贸易公司因此遭受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审判决认定新沂农商行对春晖贸易公司的损失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解读】公司与名义股东对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存在共同故意的情况下，应当对实际出资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裁判规则】名义股东擅自处分代持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的损失应为实施侵害行为之时股份的对价。
摘要2：【原审判决】一、凤凰时装厂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春晖贸易公司损失375万元及利息（自2011年8月28日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义务之日止，以375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二、在凤凰时装厂不能清偿上述债务的范围内，由新沂农商行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三、驳回春晖贸易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再审判决】（一）撤销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苏商终字第00419号民事判决及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徐商初字第0019号民事判决；（二）新沂市凤凰时装厂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江苏春晖国际贸易有限公司600万元及利息（自2011年8月28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义务履行完毕之日止，以600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三）江苏新沂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二项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江苏春晖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为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法发〔2020〕25号）
摘要2：【目录】一、完善市场主体司法保护机制，进一步增强微观主体活力1.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2.完善市场主体司法裁判规则体系。3.推动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4.加强中小股东司法保护。5.健全市场主体司法救治退出机制。二、加强产权司法保护，夯实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制度基础
6.健全以公平公正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7.依法惩治各类侵犯产权行为。8.服务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9.公正审理土地征收征用案件。10.加强自然资源的产权保护。11.服务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三、保障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推动建立公平公正、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12.尊重合同自愿和契约精神。13.促进金融和民间资本为实体经济服务。14.依法认定新型担保的法律效力。15.依法妥善审理互联网交易纠纷案件。16.依法促进劳动力要素优化配置。四、维护社会诚信与市场秩序，营造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法治化营商环境17.依法支持和服务“放管服”改革。18.加强反不正当竞争、反垄断审判工作。19.规范金融市场投融资秩序。20.加强“逃废债”清理惩戒机制建设。五、强化民生司法保障，实现更高水平的公平正义21.为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司法保障。22.推动完善更加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23.加强数据权利和个人信息安全保护。24.依法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25.规范完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六、健全涉外司法保障机制，推动建设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26.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构建涉外司法保障新机制。27.加快推动涉外民商事审判制度机制建设。28.加强涉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的司法保障。七、以一站式多元解纷为切入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更加适应市场经济需求、便捷高效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29.深化民事、行政诉讼繁简分流改革。30.全面提升一站式多元解纷的质量和水平。31.以深化诉源治理推进社会治理融合互动。
摘要1：——并存债务承担的责任范围
【裁判要旨】建设单位向实际施工单位出具承诺书，明确对施工单位已审批未支付工程款承担还款义务，并未免除债务人即总承包单位的债务负担，成立并存的债务承担。该债务承担合同有利于债务人，无需取得其同意即可成立生效。债务加入人承诺按18%的年利率承担逾期付款利息，该利息承担与本债务承担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与本债务是否约定利息无关，第三人自愿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不违背债的内容同一性。
【案号】一审：(2016)苏0602民初3514号；二审：(2017)苏06民终1251号
摘要2：
摘要1：【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鲁民终954号
【裁判要旨】根据前后两份协议的内容、实际履行情况、双方往来函件等情况，签字在前的《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要旨】《协议书》中既约定按日万分之三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又约定案贷款利率支付未付款利息，法院均予以支持。
【摘要】2014年5月4日的《协议书》第三条约定，双方同意兴迪尔公司支付鲁兴公司股权转让款3000万元，该笔款项最迟支付时间不超过2014年5月20日；另3000万元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按照同期银行基准年利率计算利息，该款及利息须于2014年12月25日前付清；剩余860万元须于2015年3月25日前付清同时支付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同期银行基准年利率利息。协议第六条约定，如兴迪尔公司不能按照本协议规定的时候付款，则每逾期一日，按照逾期付款的总额承担日万分之三的违约金。本案中，兴迪尔公司已支付鲁兴公司股权转让款3000万元，尚欠股权转让款3860万元。本院认为，兴迪尔公司未依约支付剩余款项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鲁兴公司请求兴迪尔公司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剩余股权转让款利息问题，依约其中3000万元自2014年5月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14年12月25日，860万元自2014年5月5日起按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15年3月25日。鲁兴公司主张以386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5月5日计算至判决之日，因与协议约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问题，依约其中3000万元按日万分之三自2014年12月26日起计算至判决之日，860万元按日万分之三自2015年3月26日起计算至判决之日。鲁兴公司主张逾期付款违约金以3860万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三自2014年12月26日起计算至判决之日，因与协议约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双方于２０１４年５月４日签订了转让款为６８６０万元的《协议书》一份；于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８日签订了转让款为１８００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一份并进行了工商备案。二审法院结合协议内容及目标工商的相关公司决议、股权转让款项的实际履行情况以及双方的往来函等情况考察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确定２０１４年５月４日签订的协议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真实有效的协议。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863号
【裁判要旨】从合同权利义务对等角度解释，倘若发生了《资产评估报告》之外应由股权转让人承担的债务，受让人能否享有暂停支付款项的抗辩权，则应从债务的性质及商业交易的常理性予以考量。
【裁判摘要】关于第一个层面即九洲公司是否享有先履行抗辩权的问题。九洲公司主张其暂停支付1250万元，是由于吉森公司财务状况与约定不符，邝某移交的股权存在价值短损情形。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除九洲公司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3250万元外，剩余股权转让款九洲公司应分三笔支付完毕，第一笔1250万元的支付时间为协议签订后的7个工作日内即2017年12月12日前。针对该笔款项的支付，《股权转让协议书》仅确定了支付时间，并未设置其他诸如何种情形下可以暂缓支付的条件。虽然《股权转让协议书》确实约定了不在《资产评估报告》体现的债权债务关系均与九洲公司、吉森公司无关，由邝某自行承担，但就具体如何承担的形式而言，协议没有明确。可见，从字面意思理解，不能得出如出现了《资产评估报告》之外的应由邝某承担的债务时，九洲公司当然得以暂停支付第一笔1250万元进行抗辩的结论。而从合同权利义务对等角度解释，倘若发生了《资产评估报告》之外应由邝冶承担的债务，九洲公司能否享有暂停支付款项的抗辩权，则应从债务的性质及商业交易的常理性予以考量。九洲公司在本案中提出邝某移交的股权存在价值短损逾1760万元、吉森公司新增2000万元债务应由邝某负责。对此，本院认为，本案并无证据表明九洲公司与邝某在移交吉森公司的财务资料时，九洲公司对上述问题持有异议；《股权转让协议书》明确是以《资产评估报告》体现的债务作为邝冶应否另行承担吉森公司债务的依据，并没有约定双方办理移交手续时应当按照《资产评估报告》中所载明的全部资产进行移交，且公司银行账户金额处于动态变化实属正常，仅从办理移交手续时公司的账面金额与评估时的账面金额之差并不能得出股权价值短损的结论；吉森公司于2017年3月24日收款2000万元，在该公司记账凭证注明该款项为“收到尚易往来款”，该款项尚无充分证据证明系吉森公司的债务，应认定为另一法律关系，不影响本案协议的履行。故，九洲公司主张的先履行抗辩权缺乏理据，不应得到支持。
摘要2：【摘要１】九洲公司在本案一审中关于暂停支付125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理由是代扣邝某股权转让的个人所得税款，与本案二审提及的理由大相径庭，明显有违诚信诉讼的原则。九洲公司不能对其前后矛盾陈述作出合理解释，降低了其二审理由的可信度，其二审主张的理由亦不足采纳。
【要旨】约定一方只要有任何违约行为并给对方遭受损失的，守约方均有权解除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实属对解除条件约定不明，不享有合同约定解除权。
【摘要２】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第四条违约责任第1点约定：“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条款，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任何一方违约，并给对方造成损失时，守约方有权向违约方要求损失赔偿，并有权单方解除合同。”第2点约定：“九洲公司若不能按期向邝冶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款，即构成违约，违约责任为逾期支付款项的金额，按延期时间计算，以月利率2%的标准向邝冶支付逾期违约金，直至所欠款项给付完毕。”单从上述第1点来看，任何一方只要有任何违约行为并给对方造成损失的，不论违约程度轻重、损失后果大小，守约方均有权解除合同。虽然该约定将守约方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条件限定为一方违约且同时造成对方损失，但由于客观上违约与损失息息相关，该条款实质仍着眼于只要发生了违约，则守约方即有权解除合同。如此一来，显然泛化了作为合同约定解除条件的违约行为，将所有违约行为不加区分同质化，若简单依此履行，必将造成解除合同过于随意，增加了合同被解除的风险，不利于交易安全和稳定。故，上述第1点虽在形式上约定了合同解除的条件，但实属对解除条件约定不明。合同当事人出现违约情形时，不能当然以此为由主张解除合同，而应当结合合同履行情况、违约程度等因素，从合理平衡双方利益出发，慎重判断合同是否符合法定解除条件。再从上述第2点来看，该条明确在九洲公司未按期向邝冶支付股权转让款时，由九洲公司以支付违约金的方式承担违约责任。据此约定，九洲公司就逾期付款应当直接承担的是支付违约金而非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邝某可就此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案涉协议有关合同解除的条件约定不明，根据合同约定邝某不享有解除权。
摘要1：问1：为什么将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确定为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
问2：此次司法解释的修订对认可企业间借贷行为的态度较前是否有变化？
问3：此次修订增加了对“职业放贷人”的规定，能作一下具体介绍吗？
问4：这次修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是如何处理与民法典的关系的？
摘要2：
摘要1：
摘要2：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保险公司与长城公司的保险合同的效力及保险公司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函（１９９３年７月８日 法函〔１９９３〕５５号）
【摘要】
保险公司与长城公司（包括其分公司，下同）签订的保险合同的保险范围，包括投保人因技术开发与合作者签订的合同金额及投资项目。由于长城公司违反国家的规定，其筹集资金的行为是非法的，因而根据《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可以认定保险合同无效。
在长城公司违法筹集资金的活动中，分别向十余家保险公司投了保险。有的保险公司和长城公司及其分支机构联合制作《技术开发合作保险协议》发给投资人；有的甚至直接在《技术开发合同书》上盖章承保。有的保险公司，则按长城公司集资的总额的比例收取了保险费。可见，长城公司的投资人在保险公司与长城公司的保险合同中是被保险人。鉴于以上实际情况，根据《民法通则》的“过错责任原则”，长城公司违法集资，对保险合同无效应当承担主要过错责任；保险公司作为国家的金融机构知道或应当知道长城公司的集资是非法的，但仍予以承保，因此，对保险合同无效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至于具体责任如何承担，应当根据《经济合同法》关于无效合同的处理原则进行。首先应由长城公司根据其现有资产，按投资比例负责清退投资人的投资本金；保险公司除应返还收取的保险费外，还要承担长城公司退还投资人投资本金的不足部分；至于投资人的资金利息，由于集资违法，且年利率高达百分之二十四，明显地违反了国家金融法规的规定，依法不予保护，因此，利息损失可由投资人自行承担。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46号
【裁判要旨】原决议有效，临时股东会决议并未明确更改或者替代原决议内容的，仍应按原决议执行。
摘要2：【解读】
（１）决议九第六条规定：“。同意对未按股东会决议按时缴纳的资本金额按照同期银行流动贷款利率计息，利息作为公司财务收益处理，迟缴时间超过3个月的另行决议处理。”．．．．．．决议九第六条中有“迟缴时间超过3个月的另行决议处理。”实际上是将神华公司因未按股东会决议按时缴纳的资本金额，而需要按照同期银行流动贷款利率计息，利息作为公司财务收益处理的时间限制在三个月之内，至于三个月之后如何处理，决议九确定了“另行决议处理”，故水务公司要求神华公司承担三个月以后的逾期增资利息，缺少合同依据。
（２）临时股东会决议二第五条规定：“。三家股东将以国网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欠缴应出资资本金，不履行出资义务为由，一致同意按各自出资比例受让国网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所持有水务公司的股权。”该决议不属于股东会决议的法定范畴，神华公司同意该决议内容应该认定为神华公司与其他三股东之间就股权转让达成协议，并且神华公司也履行了该协议。原判决认定临时股东会决议二已将神华公司因逾期缴纳增资应承担的责任明确为神华公司出让其持有的水务公司全部股权的范围之内，未再对逾期增资而造成公司的利息损失作出决议，实际上是确认临时股东会决议二取代了决议九中有关神华公司因迟延增资，在三个月内应当赔偿水务公司利息损失的决定。在决议九有效且并未被撤销、临时股东会决议二并未明确表述要更改或替代决议九的内容的情形下。原判决神华公司转让股权即承担了延期出资的责任，属于认定事实缺少证据证明。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四终字第50号
【裁判要旨】所属行政区划变更造成股权转让合同解除，双方均无过错，应依据公平原则确定损失承担。
【裁判摘要】《协议》第四条第5款约定：“本协议生效后，自项目部分地块详细性规划正式报批之日起一年内，如华航公司仍未取得项目部分地块建设规划许可初审意见或设计要点的，嘉凯城公司有权解除本协议，宝亚公司应在嘉凯城公司提出书面解除协议通知之日起10日内返还嘉凯城公司已支付的所有款项，并应按照嘉凯城公司已付款项以年利率10%（自正式报批日起算）计算资金使用费补偿给嘉凯城公司。”当事人之间约定该条款，目的是为了保证华航项目地块具有可开发性，嘉凯城公司从宝亚公司受让华航公司股权后可以尽快获得相应审批手续，从而进行项目开发。该条款是赋予嘉凯城公司的权利。．．．．．．至2014年1月27日嘉凯城公司向宝亚公司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时，华航公司“仍未取得项目部分地块建设规划许可初审意见或设计要点”，时间已超过一年，符合《协议》第四条第5款约定的解除合同的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因此，嘉凯城公司有权依据《协议》第四条第5款的规定行使合同解除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依据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因此，一审判决认定2014年1月29日宝亚公司收到嘉凯城公司的《解除合同通知书》时，双方签订的《协议》及《补充协议》即告解除是正确的。宝亚公司关于嘉凯城公司不享有合同解除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据公平原则，在判令宝亚公司向嘉凯城公司返还1.4亿元股权转让款的同时，判令宝亚公司从股权转让款实际支付之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一年期一般流动资金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鲁商终字第8号
【裁判摘要】本案所涉抵押合同合法有效，并经工商部门办理了抵押登记，债权人依法对该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但该抵押的土地和房产因市政工程被政府拆迁，抵押物灭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在抵押物灭失、毁损或者被征用的情况下，抵押权人可以就该抵押物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优先受偿”。《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担保期间，担保财产毁损、灭失或者被征收等，担保物权人可以就获得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优先受偿”。因此，长城公司对政府部门支付的抵押物拆迁款有优先受偿权。但长城公司对于政府是否补偿及应补偿的金额是多少均未提供证据，故本院暂对长城公司主张的优先受偿拆迁补偿款问题不作处理，待长城公司有相应证据后可另行主张。
摘要2：【解读１】土地和房屋被征收后抵押权人对征收补偿款享有优先受偿权，但抵押权人应对补偿与否及补偿数额承担举证责任。
【解读２】基本案情：（１）诉讼请求：请求判令机电公司、泉西公司偿还借款本息2534.12万元；请求确认对抵押财产的拆迁补偿款本息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２）一审判决：一、济南泉西五交化机电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济南办事处借款本金1257万元及相应利息（利息按照1257万元为基数，自2002年7月29日至2003年7月28日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月利率4.8675‰计算，嗣后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逾期贷款利率另行计算）；二、驳回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济南办事处对山东泉西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三、驳回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济南办事处的其它诉讼请求。（３）二审判决：一、维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济商初字第163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及诉讼费用负担部分；二、撤销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济商初字第16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变更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济商初字第16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济南泉西五交化机电公司和山东泉西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济南办事处借款本金1257万元及相应利息（利息按照1257万元为基数，自2002年7月29日至2003年7月28日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月利率4.8675‰计算，嗣后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逾期贷款利率另行计算）”。
备注：因长城公司应当对政府是否补偿及应补偿的金额是多少承担举证责任，而长城公司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因此法院认为“暂对长城公司主张的优先受偿拆迁补偿款问题不作处理，待长城公司有相应证据后可另行主张。”（即二审法院撤销一审法院第二项判决）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541号
【裁判要旨】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提供资金的当事人不承担经营风险，只收取股东数额货币的，应认定为借款合同。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提供资金的当事人不承担经营风险，只收取固定数额货币的，应当认定为借款合同。”案涉《投资合作协议书》第二条就企业的经营管理及风险承担约定：“鉴于乙方龙域公司不直接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因此甲方建丰公司在经营管理过程中产生的风险责任由甲方建丰公司承担，即乙方龙域公司承担投资责任，不承担经营风险责任。”第三条就投资回报约定：“甲方建丰公司给予乙方龙域公司固定投资回报，本合同项下的年回报率按年利率10%计算，在本合同有效期内回报率保持不变。”第六条就龙域公司的权利义务约定：“乙方龙域公司享有合作项目的监督权、查阅权，投资回报收益权。”由此可见，案涉《投资合作协议书》在形式上虽有“投资合作”字样，但从其约定的内容看，龙域公司不直接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不承担经营风险，只收取固定数额收益，即该协议书排除了双方共担合作风险的情形，其实质在于龙域公司所得的回报与合作结果无关。故建丰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书》的本意是融资，龙域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则为借款，双方并无合作开发案涉房地产的合意。根据合同法第二百零二条有关“贷款人按照约定可以检查、监督借款的使用情况”的规定，龙域公司作为贷款人为确保借款安全对资金的使用情况具有检查、监督的权利。故建丰公司以案涉合同约定龙域公司对合作项目具有监督、查阅等权利为由主张双方并非借款关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判决将本案认定为借款合同纠纷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6号
摘要1：【案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辽民终147号
【裁判摘要】寇某某生前将案涉183.3万元款项存入6张存单，并将上述存单存放于弥陀寺铁柜中，同时留有3张便条，经朝阳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为其亲笔书写，其中1张便条明确表示“弥陀寺的钱上铁柜里找”，另一张便条为寇某某向释宽歆告知存单密码。上述内容说明寇某某生前认为案涉6张存单内的183.3万元为弥陀寺所有，并作出将案涉款项交由弥陀寺相关宗教教职人员释宽歆保管的意思表示。寇某某作为我国公民具备自然人的各项权利能力，释演彻是寇某某作为宗教教职人员在从事宗教活动中所使用的身份，由于受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以及社会保险机构、银行等组织行业规范的限制，寇某某无法使用宗教身份释演彻办理社会保险、银行金融等业务，只能以其自然人寇某某的身份来具体办理。而寇某某生前是弥陀寺宗教活动场所证书上登记的负责人，也是弥陀寺的主持，负有管理弥陀寺财产的责任。在弥陀寺没有设立银行账户的情况下，寇某某以其个人银行账户保管弥陀寺的相关财产存在合理性。赵某虽主张案涉款项为信徒向寇某某的个人捐赠，但双方当事人均无法提供弥陀寺及寇某某接受捐赠的相关记录，现有证据亦无法证明寇某某接受的捐赠是信徒对弥陀寺作出的还是针对寇某某本人作出的，则赵某以案涉款项存入寇某某个人账户为由主张系信徒对寇某某的个人捐赠，缺乏事实依据。而在寇某某已就案涉款项归属作出明确意思表示的情况下，现有证据又无法证明案涉款项为寇某某的个人收入或信徒针对其个人的捐赠，应当认定案涉183.3万元为弥陀寺所有，不属于寇某某的个人财产，寇某某之子赵某通过公证方式取得案涉183.3万元款项，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判令赵某返还弥陀寺183.3万元，并于2014年12月23日支取案涉款项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存款利率给付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赔偿判决书(2017)最高法行再5号
【裁判摘要】对于利息的计算标准，在目前法律并未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类比国家赔偿法最相近似的具体规定，来衡平赔偿标准。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七项“返还执行的罚款或者罚金、追缴或者没收的金钱，解除冻结的存款或者汇款的，应当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的规定，违法损害赔偿金应当计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七项规定的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以作出生效赔偿决定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人民币整存整取定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不计算复利。
摘要2：【解读】行政机关未按期支付赔偿金所产生的利息损失属于《国家赔偿法》第３６条第８项规定的“直接损失”，应当予以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