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加盖公章时文字和公章位置能否分离？
摘要1：解读：文字和公章位置分离将导致是先有文字、后有公章还是先有公章、后有文字这一重要争议事实无法查清，影响盖章效力。
摘要2：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冀01民终8772号
摘要1：【案号】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冀01民终8772号
【裁判摘要】约定不得转让债权的基础合同不得用于保理融资，否则对基础合同债务人不发生债权转让的效力——中兴公司、运通设备公司与中国联通河北分公司签订的《2013年中国联通宽带接入网PONFTTH终端采购框架合同》明确约定，“卖方不得单方向第三方转让本合同项下的全部或者部分买方应付账款，否则该转让行为无效，对于卖方确需转让本合同项下买方应付账款的，双方应就该转让事项签署书面补充协议，书面补充协议经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冠中商业保理公司对于上述合同约定系明知，其如欲合法受让运通设备公司对中国联通河北分公司享有的案涉债权应就债权转让事宜通知中国联通河北分公司并取得中国联通河北分公司的同意。冠中商业保理公司为证明债权转让的相关事实提交了《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回执》，中国联通河北分公司否认收到运通设备公司和冠中商业保理公司送达的《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同时对《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回执》上加盖的其公司内设部门印章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中国联通河北分公司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了2008年启用部门印章的通知、印模以及运通设备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出具的《确认与承诺书》，上述证据可以证明《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回执》上加盖的中国联通河北分公司内设部门印章不具有真实性，且《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回执》中没有签收人的签字，因此，冠中商业保理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受让运通设备公司对中国联通河北分公司享有的案涉债权通知了中国联通河北分公司并取得了中国联通河北分公司的同意。因运通设备公司与中国联通河北分公司在合同中约定运通设备公司不得单方转让合同项下的买方应付账款，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冠中商业保理公司与运通设备公司之间案涉债权转让对中国联通河北分公司不发生效力。一审判决驳回冠中商业保理公司要求中国联通河北分公司清偿案涉应收账款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摘要2：
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青民申387号
摘要1：【案号】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青民申387号
【裁判摘要】委托书只加盖公章无经办人签字不能以此认定委托书系伪造——陕西宝陵公司认为西宁土地开发公司、青海海一公司出具的付款委托书，虽有陕西宝陵公司的公章，但无陕西宝陵公司经办人的签字，系西宁土地开发公司、青海海一公司伪造。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该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规定，陕西宝陵公司应就该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诉讼过程中，因陕西宝陵公司所提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陕西宝陵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西宁土地开发公司、青海海一公司提交上述付款委托书，系为证实相关付款受陕西宝陵公司青海分公司委托，综合陕西宝陵公司青海分公司负责案涉工程项目，以及在此之前已存在多次委托代付的事实，西宁土地开发公司有理由相信上述委托书的真实性。陕西宝陵公司的此项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1)最高法执监43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1)最高法执监435号
【裁判摘要１】缴纳了土地出让金但尚未取得土地权属证书的土地可以拍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未登记的建筑物和土地使用权，依据土地使用权的审批文件和其他相关证据确定权属。本案中，元亨公司系出让取得案涉土地使用权，并已缴纳全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虽然尚未取得土地使用权登记证书，但2012年8月，元亨公司作为37411.1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包括案涉土地使用权)申报用地单位，填报的了《建设用地审批表》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审批表》，白城市国土资源局、白城市人民政府在审批意见栏中加盖公章确认。据此，白城中院认定案涉土地使用权是元亨公司财产，在元亨公司作为被执行人未及时履行生效判决确定义务的情况下，依法处置案涉土地使用权，并无不当。元亨公司主张未登记的土地使用权不能执行，没有法律依据。
【裁判摘要２】《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与《网拍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均规定了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请求撤销拍卖的情形。《网拍规定》出台后，对于通过网络进行的司法拍卖所提执行异议的审查，原则上应适用《网拍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但也不排斥适用《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一条的一般规定。元亨公司主张该条已经废止，是对法律规定的误解。吉林高院依据《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审查元亨公司关于撤销拍卖的异议，并无明显不妥。
摘要2：
最高法法官会议纪要：项目经理以工程项目部名义对外借款应否由公司承担还款责任？
摘要1：【要旨】项目经理只有权进行与工程项目有关的行为，但无权进行与程项目无关的个人借贷。尽管借条上加盖了公司工程项目部的印章，但并非所有加盖公章的行为都视为公司认可的行为，应只限定于与项目相关的行为。案涉借条上并未载明该款为项目保证金或其他与工程相关的用途，借款均进入项目经理个人账户而非公司账户，且无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借款实际用于项目工程。因此应认定该款为项目经理的个人借款，应由其个人承担还款责任。
【解读】项目经理以工程项目部名义对外借款由公司承担还款责任需要满足三个条件：（１）行为人具有代理权外观；（２）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３）所借款项实际用于工程建设（在无法证明所借款项实际用于工程建设的情况下，应由项目经理个人承担还款责任）。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提字第18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提字第184号
【裁判摘要】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企业法人对外签署合同，以加盖公章或者法定代表人、代理人签字为形式要求，对合同相对人而言，加盖公章即表示合同得到法人的确认，发生法律效力，并没有要求法定代表人必须同时在合同上签字。刘××、崔××作为转让案涉交易的联系人代表鲁泉公司在合同上签字，符合股东会有关授权签约的决议要求，亦不违反法律的规定。鲁泉公司主张合同必须由法定代表人王××签字确认，理由不充分。其次，关于转让合同上加盖的公章问题。根据本案证据显示的内容，鲁泉公司成立后，没有向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公章备案；鲁泉公司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存在使用两枚公章的情况。一审法院委托海南公平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意见可反映，鲁泉公司的两枚公章在公司年检、经营管理中均先后使用过。鲁泉公司主张合同上加盖的该枚公章系刘××私刻使用、鲁泉公司不认可，但就此没有充分证据证实，且与案件证据反映的内容不相符，本院不予采信。况且，陈××作为与鲁泉公司签订合同的相对人，根据经济交往常理，客观上也有充分理由相信合同上加盖的公章系鲁泉公司使用的印章。至于鲁泉公司使用公章不规范的问题，不属于本案审查的范围。因此，两枚公章对外均代表鲁泉公司，合同上加盖哪一枚公章，不影响合同的效力。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155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1555号
【裁判摘要】根据建设工程监理工作规范，监理单位代表工程建设方对建设工程的质量、造价、进度等进行控制管理。建设单位与承包单位之间就工程建设有关的联系活动，一般通过监理单位进行。签署工程计量凭证、审查处理工程洽商变更，亦在监理单位职责范围之内。因此，建银公司将相关签证资料提交监理单位予以审核确认，符合工程建设管理一般流程。昌华公司关于签证资料未经其签字确认属于伪造等主张，依法不予采信。虽然涉案合同约定的项目总监理工程师为陈××，但昌华公司在提起上诉时已经声称，陈××并未实际参与涉案工程的监理工作，亦未参与签证资料的审核签字。因此，签证效力与是否经由陈××亲自签字并无必然联系。在没有足够相反证据否定签证资料所加盖公章真实性的情况下，原审法院结合现场勘查情况认定争议签证部分工程系由建银公司施工完成，符合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原则。
摘要2：【注解】本案承包人提供的工程签证单存在瑕疵（仅有监理单位的盖章而无监理人员签字，或签字人员表示不知情），发包人对于签证工程的真实存在没有提出异议，一审法院实地勘察了争议工程的签证单所涉的工程真实存在并已由承包人施工完成，签章上加盖监理印章使用过且监理单位证明印章的真实性，根据证据盖度盖然性原则认定工程签证单合法有效。
最高法法官会议纪要：加盖公章本身是否意味着已经取得了公司的有效授权?
摘要1：【要旨】公司主要通过代表与代理两种方式对外从事交易活动，除法定代表人以外的任何人以公司名义对外从事的行为（包括冒充法定代表人名义对外进行的所谓代表行为）均属代理行为，要综合考虑行为人有无代理权或者在无权代理时相对人是否善意、有无过失等情形确定公司应否及如何承担责任。考察行为人有无代理权时要区别职务代理与委托代理进行具体判断，不可一概而论，但不论何种情形，都不会因为所盖公章的真实性而使无权代理转化为有权代理。当然，考察公章真实性并非全无意义，其是认定相对人是否善意的重要考量因素，但绝非全部因素。在认定相对人是否“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无代理权时，还需要考察行为人的身份及职责、盖章场所、公章类型等因素。就此而言，“认章不认人”“认人不认章”等表述均不够全面准确，只有在特定语境下才有其合理性。
摘要2：【注解】无权代理人持有加盖公司公章的合同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公司有权抗辩其并非合同当事人则不应承担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3385号
摘要1：【裁判摘要】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排除强制执行——本案中，万庆村委会与垦农公司于2014年4月25日签订《土地租赁合同书》，该份合同经过万庆村村民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同意，并进行备案。该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协议。万庆村委会与垦农公司《土地租赁合同书》约定，“乙方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有权同他人联营、转租他人经营的权利，也可抵押贷款、继承等权利。但必须告知甲方并提供相关手续，否则无效。”垦农公司与王××签订《万庆村土地转包合同》时，万庆村委会作为《万庆村土地转包合同》一方当事人加盖了公章,时任万庆村村委会主任刘××亦在合同上签名，虽然刘××在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询问笔录中称加盖公章的行为系其个人帮垦农公司法定代表人柳××的忙，村委会不知情、不代表村委会，否认该行为系村委会认可垦农公司将案涉土地转租给王××。但根据《土地租赁合同书》的约定，垦农公司在合同有效期内转租他人经营，只需告知甲方，并提供相关手续。刘××作为村委会主任知道垦农公司将案涉土地转租王××的事实，并加盖了公章，其行为可以视为村委会知情并认可转租的事实。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的规定，认定王××对案涉土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阻却案涉土地的执行，并无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万庆村土地转包合同》第十条约定：“本合同经甲、乙、丙三方签章生效”，故在案涉《万庆村土地转包合同》订立时，该合同已生效，王××是否支付土地转包费用及是否实际占有使用案涉土地，是合同履行的问题，不影响其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2316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认定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是否发生效力，关键在于认定保险人是否向投保人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２）投保人在载有“保险人就免责条款已提示说明”的声明中签章应认定保险人已履行明确说明义务，除非投保人能够举证相反证据予以推翻——案涉保险单和投保单的特别约定条款均有“经保险人与投保人协商确定，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为700万人民币”的内容，该约定内容属于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根据《保险法解释二》第九条规定，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故该条款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因此，认定免责条款是否发生效力，关键在于认定保险人是否履行提示或者明确说明义务。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案涉投保单的特别约定内容均为加黑字体，华海公司通过对免责条款进行加黑的方式进行显著标识，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将免责条款和其他保险条款相区别，提醒投保人注意免责条款存在。根据《保险法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原审据此认定华海公司已对免责条款履行提示义务，并无不当。永益公司主张特别约定内容的字体与保险单其他内容字体一致，与客观事实不符。另据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案涉投保单前部载明“若您已填写投保单并盖章，将视为对条款内容(特别是保险责任、责任免除、投保人义务等内容)完全理解且无异议(其中保险责任、责任免除、投保人义务为加黑字体)”，投保单末尾用加黑字体载明“投保人声明：……本投保人已收到并详细阅读投保险种对应的贵公司保险条款，尤其是黑体字部分的条款内容；并对保险公司就保险条款内容，特别是免除保险公司责任的条款的提示和说明完全理解，没有异议，申请投保。”也即案涉投保单已明确载明永华公司对免责条款进行了提示以及说明，且永益公司对此完全理解，
摘要2：（续）永益公司在投保单上加盖公章对此确认。根据《保险法解释二》第十三条规定：“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投保人对保险人履行了符合本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以其他形式予以确认的，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该项义务。但另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除外。”对于永益公司在投保单上加盖公章的行为，应当原则上认定华海公司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除非永益公司能够举出相反证据予以推翻。．．．．．．用益公司主张投保单中的限额赔偿条款并非其真实的意思表示，在其加盖公章确认的情况下，其并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主张，应认定为其真实的意思表示。鉴于永益公司并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华海公司未履行提示以及明确说明义务，故原审认为华海公司已履行提示以及说明义务，认定700万元限额赔偿的特别约定免责条款有效，据此判令华海公司赔付永益公司保险赔偿金700万元，并无不当。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京03民终3347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双方均在合同上加盖公章一般可推定双方就该合同达成合意；（２）一方明确表示合同并非其所签订，相对方既不能对合同订立提供相关证据也不能就合同履行及解除作出合理解释时不宜直接根据盖章认定双方就合同达成合意，应结合案件事实审查双方是否达成订立合同合意——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租赁合同是否成立。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并受法律保护。根据合同法的自愿原则，当事人达成合意是合同的成立的必备要件。本案中，虽然涉案租赁合同加盖有新诺亚公司的印章及葛某的签字，并且能确认该印章的真实性，但是新诺亚公司否认曾与峨嵋苑公司签订过租赁合同，亦否认葛某系其公司员工，并表示不清楚何人在租赁合同上加盖其公司印章，其没有意向和需求租赁涉案场地。第三人孙×亦否认涉案租赁合同系新诺亚公司与峨嵋苑公司签订，并否认合同签字为葛某本人所签。在法院要求峨嵋苑公司陈述合同订立过程的情况下，峨嵋苑公司表示不清楚合同磋商订立过程。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对于涉案租赁合同的履行情况，峨嵋苑公司未举证证明已将涉案场地交付给新诺亚公司，对于租金交纳情况，峨嵋苑公司先陈述新诺亚公司通过现金方式支付了第一年租金，后又否认收到过租金，峨嵋苑公司亦未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其他履行租赁合同的行为。峨嵋苑公司主张合同已解除，但未向法院举证证明解除通知书上贾某1与新诺亚公司有何关系，亦未证明新诺亚公司与峨嵋苑公司办理过交接手续。综上所述，峨嵋苑公司未能就葛某的身份及签字情况作出合理的解释，亦未对涉案租赁合同的订立情况作出相应的陈述，峨嵋苑公司对于租金收取情况的陈述亦前后矛盾，同时，也没有证据证明上述合同签订后，双方有过任何履约行为，因此，峨嵋苑公司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新诺亚公司与其有订立租赁合同的合意，峨嵋苑公司和新诺亚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不成立。峨嵋苑公司根据租赁合同要求新诺亚公司支付租金等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6026号
摘要1：【裁判摘要】签字主体和履行主体不一致时如何确定合同主体？｜对民事合同主体的审查，不能仅仅依据载明的签字人，特别是签字人具有多重身份时，还要结合合同内容及履行情况来判断——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案涉《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书》的合同主体是否为中伟基公司与龙祥公司；龙祥公司是否具备原告主体资格。案涉《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书》首部列明：甲方，王××；乙方，于××；尾部只有王××、于××二人签字，未加盖公章。因此，中伟基公司主张签订案涉合同的是两位自然人，因均不具备房地产开发资质，案涉合同无效，龙祥公司不是合同当事人，无权向中伟基公司主张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均应遵守。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中伟基公司在本案原一审、再审的审理过程中，均认可其与龙祥公司系合作开发关系，在其举示的相关证据和再审申请书中，亦自认系两个公司之间合作开发案涉工程项目。并且，人民法院对民事合同主体的审查，不能仅仅依据载明的签字人，特别是签字人具有多重身份时，还要结合合同内容及履行情况来判断。王××、于××在签订案涉《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书》时，分别担任龙祥公司、中伟基公司法定代表人。从合同约定内容看，本项目以中伟基公司名义开发建设，由其对外签订并履行《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建设工程监理合同》，以及有关建筑装饰材料、设施、设备的《买卖合同》等，并按照投资比例分享收益、负责项目方案设计、规划、房屋销售等事宜，均指向具有开发资质的公司法人。从合同实际履行看，中伟基公司实际取得案涉工程土地使用权、办理相关立项开发手续、与肇源县棚改单位签订委托开发合同、与肇源县祥生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债券项目投资开发合同》、与龙祥公司签订《退股转让协议》。一审、二审法院认定《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书》中约定“乙方”的权利和责任，实际由中伟基公司承担并无不当，于××作为中伟基公司法定代表人签订的合同，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中伟基公司承担。一审、二审法院认定案涉《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书》合同主体是龙祥公司与中伟基公司，双方系合作开发房地产法律关系，
摘要2：（续）因龙祥公司与中伟基公司均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不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的规定，案涉合同应当认定合法有效。龙祥公司以双方合作开发房地产法律关系提起本案诉讼，符合原告主体资格条件。中伟基公司以诉讼主体不适格为由主张驳回龙祥公司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1579号
摘要1：【裁判摘要】政府信息上加盖印章、签上经办人姓名、注明日期等要求，不属于法定的公开方式和形式——要求行政机关在其已经掌握的政府信息上加盖公章、签上经办人姓名、注明日期等，并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规定的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和形式，甚至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范畴。行政机关对此予以拒绝，不构成不履行政府信息公开法定职责。在本案，虽然行政机关的答复说明理由不当，但不予提供政府信息的结果并无不当，且该处理结果对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并不构成侵害。对于明显缺乏权利侵害事实的起诉，人民法院没有必要仅以行政行为说明理由不当为由判决撤销。可以要求行政机关进行瑕疵补正，或者在裁判文书中予以释明之后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提字第96号
摘要1：【裁判摘要】票据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以背书转让的汇票，背书应当连续。持票人以背书的连续，证明其汇票权利；非经背书转让，而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汇票的，依法举证，证明其汇票权利”。因此，票据法本身对于票据权利的转让并未限定在背书行为，未经背书的空白票据的交付仍然可以使持票人获取合法汇票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0）32号）第四十九条规定：“依据票据法第二十七条和第三十条的规定，背书人未记载被背书人名称即将票据交付他人的，持票人在票据被背书栏内记载自己的名称与背书人记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背书人将空白背书票据交付他人，就包含有授权他人补充被背书人签章的意思表示，实际持票人所作的记载，产生与背书人记载相同的法律效力。因此，在杨××取得空白背书汇票时，完全有能力也有权利将自己或他人的名称记载于被背书人一栏，从而取得汇票权利。空白背书汇票的交付，发生了票据权利转让的法律效果。持票人将他人记载于被背书栏属于票据权利的让渡行使，票据权利实现的风险自其接受票据时发生转移。本案中，中茶园公司出具的汇票虽然未载明杨××与孟××为收款人，但古汉方公司依据中茶园公司的指令，向孟××交付了收款人及背书人均为古汉方公司，被背书人空白的汇票和加盖公章的空白《委托书》。孟××和杨××收取汇票时票据权利已经发生了转移，此后的背书及贴现行为即古汉方公司背书给晨润公司，晨润公司背书给闽赢公司，闽赢公司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商业汇票贴现合同》，将汇票贴现，均是杨××和孟××找到贴现人后填写的背书内容。委托书填写的贴现收款人为孟××朋友所有的虹馨麒公司。孟××在虹馨麒公司收到该笔贴现款后，承认收到中茶园1000万元，并支付给杨××200万元。票据关系和基础关系相独立是票据法上的重要原则，但该原则是为了保障票据的顺利流通，维护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本案中，杨××、孟××、汇票上载明的各个主体对于背书、被背书只是为了实现该汇票的贴现系明知，故在此种情形下不存在需要强调票据关系和各个基础关系相独立的情形。杨××及孟××二人亦明知并认可中茶园公司以银行承兑汇票的形式来偿还借款。本案中茶园公司空白背书汇票的交付及载有偿债内容收条的签收，表明中茶园公司借款债务履行的完成。
摘要2：
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00)商经一终字第72号
摘要1：【裁判摘要】代理付款人在公示催告期间解付票据款项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票据可适用公示催告。《民诉法》第193条规定，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持有人，因票据被盗，遗失或者灭失，可向票据支付地的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此条虽只列举了申请公示催告的汇票包括被盗、遗失或者灭失几种情况，但并没限制或排除被骗等原因丧失汇票的情况为保护失票人的合法权益，对民权石油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民权县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其在人民法院报上刊登的公示催告对天津和平工行、天津珠宝金楼均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民权石油公司、天津和平工行、天津珠宝金楼均有过错，应分别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民权石油公司所持汇票被骗，致非法持票人解付票款，被骗行为与票款损失之间存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其主张的3万元票款利息损失自负。天津和平工行在付款时需作形式上的审查。即审查汇票背书的连续性和提示付款人天津珠宝金楼的合法证明，而在实际操作中天津和平工行工作人员既对汇票作了形式上的审查又审查了持票人的身份，在未对持票人身份严格审查的情况下，便告诉天津珠宝金楼汇票可解付，天津和平工行在公示催告期间对公告催告的票据错误付款，属重大过失行为应承担民事责任。天津珠宝金楼接受经背书转让的汇票，应对其直接前手背书的真实性负责，应核实持票人的真实身份，审查其合法有效证件，可天津珠宝金楼工作人员却未充分履行审查职责，未对持票人身份严格审查，轻信天津和平工行称该汇票可解付，便加盖公章，提示付款造成票款损失，亦应承担赔偿责任。根据过错原则及责任划分对损失的3万元票款，天津和平工行，天津珠宝金楼按2∶1分担。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854号
摘要1：【裁判摘要】权利人多次通过传真方式向义务人发送询证函，而义务人确认后发回的行为可认定为“既有出借人追索欠款的意思表示，又体现了借款人对所欠债务的确认”诉讼时效中断——关于本案《询证函》是否构成诉讼时效中断及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根据原审查明，大晋公司自2010年12月16日至2014年1月16日期间通过传真的方式向对外公司发过多份《询证函》，对外公司确认了《询证函》的记载并在核对无误栏盖章后又传真回复给大晋公司。原审法院鉴于对外公司和大晋公司均对《询证函》中尚欠金额的内容予以确认并加盖公章的事实，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哈尔滨市商业银行银祥支行与哈尔滨金事达实业（集团）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如何处理问题的答复》（法民二[2001）016号）精神，认定该《询证函》既有出借人追索欠款的意思表示，又体现了借款人对所欠债务的确认，且该函是在借款诉讼时效期限内发出，该《询证函》构成本案《借款协议》诉讼时效的中断。原审法院这一认定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对外公司以大晋公司没有提交《询证函》原件而主张《询证函》不具真实性。但根据原审查明，本案《询证函》是以传真方式发送，大晋公司提交的《询证函》是传真件，符合客观实际。虽然对外公司提交了王××的证明材料，但该证明材料中并没有《询证函》不是以传真方式发送的表述，故对《询证函》的真实性不具有证明力。在没有证据证明本案《询证函》的内容和签章存在虚假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认定本案《询证函》的真实性并无不当。
摘要2：
河南省融资中心与河南省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资金拆借合同纠纷案
摘要1：——诉讼时效中止的认定与询证函对诉讼时效的影响
【裁判摘要１】询证函构成诉讼时效中断——2000年7月，证券公司向融资中心发出的拆入资金询证函，是证券公司向融资中心发出的债权债务数额确认的函件，虽然证券公司在询证函中注明该函仅作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账结算之凭证，但由此仍能看出是双方对债权债务的重新确认。所谓复核账目，即是对账目的重新核对，并加以确认，如果没有确认的涵义，复核将没有任何意义。而该询证函从形式到内容充分体现了证券公司要求融资中心对债务加以确认的意思表示。首先，该询证函是拆入资金询证函，表明是要求融资中心证实证券公司曾经在融资中心处拆入资金的数额。其次，询证函记载“本公司（指证券公司）截至1999年12月31日，应付贵单位（指融资中心）的款项，下列数额出自本公司‘应付账款’账簿记录，如与贵单位记录相符，请在本函下端数据证明无误处签章证明”，表明证券公司应付账薄中记载了尚欠融资中心拆入资金的数额，请求其给予证明确认。第三、询证函是亚太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不是证券公司所发的观点不能成立。该询证函确是证券公司所发，这一点从询证函的内容和落款及所加盖公章可以明确，从询证函关于“本公司聘请的亚太资产评估事务所正在对本公司资产进行评估，按照《资产评估操作规范意见》的要求……”等内容，可以认定是证券公司发出询证函，并非亚太资产评估事务所发出询证函。故融资中心关于应当认定询证函是双方当事人对债权债务的重新确认，双方当事人之间形成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直接导致诉讼时效的重新起算的诉讼请求成立，其提起诉讼未超出诉讼时效期间，依法应予以保护。证券公司所称询证函不是对双方债权债务的重新确认，不能导致诉讼时效重新计算的理由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
摘要2：【裁判摘要２】债权人被专案组接管、无法主张权利构成诉讼时效中止——融资中心作为郑州办事处的继受债权人，未能在正常诉讼时效期间对证券公司提起诉讼，是由特殊原因造成的。如果排除询证函的实际情况，证券公司最后一次还款是在1998年3月10日，诉讼时效到2000年3月9日届满，但1999年3月起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派出的专案组接管郑州办事处，直至2001年12月底专案组撤离，即在诉讼时效到期的最后六个月，郑州办事处的正常业务工作仍被专案组接管，该办事处负责人何××被刑事拘留，其他工作人员亦属被审查对象。因此，郑州办事处不可能提起诉讼，这种情况不应认定为对诉讼时效的放弃。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粤01民终21285号
摘要1：【裁判摘要】权利人向网络服务提供者发出的通知应当满足有效要件，否则不能要求承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被侵权人以书面形式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公示的方式向网络服务提供者发出的通知，包含下列内容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有效：（一）通知人的姓名（名称）和联系方式；（二）要求采取必要措施的网络地址或者足以准确定位侵权内容的相关信息；（三）通知人要求删除相关信息的理由。被侵权人发送的通知未满足上述条件，网络服务提供者主张免除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收到通知后，需要对被侵权人的姓名（名称）、联系方式进行核实，由于壹久融贸易公司、壹久融服务公司发送给新浪公司的通知邮件中是以“罗××”名义发送的，并无相关授权材料，故新浪公司回复要求提供加盖公章的企业营业制造复印件并未超出合理范畴。此外，虽然罗××在通知中发送了链接地址，但是该地址上包含文章和回复两部分，对于要求删除具体何处内容，未作具体明确。一审法院据此认定罗××所发的通知不符合要求，视为未通知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摘要2：
【笔记】如何区分重大偏差和细微偏差？
摘要1：解读１：根据《评标委员会和评标方法暂行规定》第２５条规定，属于重大偏差（未能对招标文件作出实质性响应，作否决投标处理）——（１）没有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供投标担保或者所提供的投标担保有瑕疵；（２）投标文件没有投标人授权代表签字和加盖公章；（３）投标文件载明的招标项目完成期限超过招标文件规定的期限；（４）明显不符合技术规格、技术标准的要求；（５）投标文件载明的货物包装方式、检验标准和方法等不符合招标文件的要求；（６）投标文件附有招标人不能接受的条件；（７）不符合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其他实质性要求。
解读２：（１）根据《评标委员会和评标方法暂行规定》第２６条规定，细微偏差是指投标文件在实质上响应招标文件要求，但在个别地方存在漏项或者提供了不完整的技术信息和数据等情况，并且补正这些遗漏或者不完整不会对其他投标人造成不公平的结果；（２）细微偏差不影响投标文件的有效性。
摘要2：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3)粤执复24号
摘要1：【裁判摘要】本案的焦点问题是涉案专项债券资金共管账户内的资金是否属于英城街道办所有以及人民法院能否采取执行措施。关于本案专项债券资金共管账户内的资金是否属于英城街道办所有的问题。货币属于种类物，通常情况下，货币适用占有即所有的原则，以占有状态确定货币的权利人。银行账户是行使货币流通手段的一种方式，银行账户内资金一般应以账户名称作为判断权属的基本标准。特定情况下，货币可因其特定化而不仅仅以占有状态确定权利人。此时，不宜再简单适用“占有即所有”的原则，而应当根据账户资金的来源、性质、流转及实际控制人等综合判断。本案涉案账户资金存在以下特殊性：1.从性质来看，该涉案账户内的资金是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2021年11月11日，英德市发展和改革局批复同意英城街道办建设英德市2022年英城街道老旧小区改造工程。2022年6月14日英德市财政局向市政府的《英德市财政局关于请求审定新增债权资金调整方案和2022年新增债权额度分配方案的请示》的附件2.英德市2022年新增债权项目情况表载明，专项债权项目：10.2022年英城街道老旧小区改造工程；项目单位(牵头单位)：英城街道；2022年安排情况：2022年度共计金额7000万元(提前批债券金额5000万元，全年批分配金额2000万元)。2.从流转情况看，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远英德支行提供的银行流水显示，涉案账户于2022年5月31日汇入5000万元，摘要为英德市财政局2022年英城街道老旧小区改造工程，余额5000万元；于2022年6月20日结息18106.25元，余额50018106.25元；于2022年6月29日汇入2000万元，摘要为英德市财政局2022年英城街道老旧小区改造工程，余额70018106.25元。所有支出均为该改造工程相关款项。该涉案账户除了该专项债券资金7000万元及由此产生的利息外，并无其他资金进入该账户，该款并未因为进入英城街道办名下该账户而与其他资金混同，客观上该账户的资金已经特定化。3.从实际控制权看，英城街道办、英德市财政局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远英德支行签订《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银智管产品监管协议》，明确涉案银行账户是为满足英城街道办和英德市财政局双方的资金监督管控需要开立的，虽然账户名称只记载为英城街道办，但该账户是共管账户。并且明确英德市财政局依据协议存入监管账户并接受监督管控的资金即视为
摘要2：（续）并且明确英德市财政局依据协议存入监管账户并接受监督管控的资金即视为监管资金；监管资金的拨付与释放的审核方式为：英德市财政局在申请单据加盖公章即视为同意付款。由此可见，英德市财政局是该涉案账户的实际控制人。故本案共管账户内的资金并非属于英城街道办所有，而是特定化的地方政府财政资金。从法律适用方面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下列的财产不得查封、扣押、冻结：(八)法律或者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不得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军队、武装部队、政法机关移交、撤销企业和与党政机关脱钩企业相关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第十条和《关于能否强制执行金昌市东区管委会有关财产的请示》的规定精神，进一步强调党政机关的财政经费账户、国家财政性资金(包括预算内资金和预算外资金)等特定财产不得执行，行政性单位只能用该行政单位财政资金以外的自由资金清偿债务。综上，清远中院认定涉案银行账户中的款项属于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应当专款专用。该院裁定解除对被执行人英城街道办在账户内资金的冻结措施并无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