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变更诉请，对方未提异议，法院可否继续审理——一方当事人在庭审期间改变诉讼请求，对方当事人未提出异议，亦未要求法庭休庭，法院未休庭不构成程序违法
摘要1：【要旨】一方当事人一审庭审期间当庭改变诉讼请求，对方当事人未提异议，亦未要求法庭休庭，给予其相应的答辩期限，且当庭进行了答辩，应视为对自己诉讼权利的处分，一审法院未休庭不构成程序违法。
【案例】最高人民法院（2007）民二终字第174号《担保人在涉及债务人欠款的〈催收通知书〉的担保人位置加盖公章的，视为承诺提供担保》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2008〕民二终字第46号
摘要1：——由不动产抵押合同签订及权证交付取得的“优先受偿权”未经登记不能对抗第三人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08〕民二终字第46号
【裁判要旨】抵押合同成立未办理抵押物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抵押合同的签订能证明双方抵押合意达成，还需通过其他证据证明在法定登记部门完成了抵押权登记才能证明享有抵押权。
【裁判规则】不动产抵押权是因当事人的达成抵押合意及完成法定的抵押登记程序而设立。他项权利证书不能为权利人创设抵押权，只能证明权利人享有抵押权。房管处抵押科在案涉抵押合同及他项权利登记审批表上加盖公章并注明“已办理抵押权登记”的行为，是房地产市场管理部门对该项抵押登记申请的审批，尚不足以完成一项有效的抵押登记。到房管处申请他项证书并在房屋产籍登记档案中设定他项权利记录只是房屋抵押登记程序中必不可少的步骤之一。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59条“当事人办理抵押物登记手续时，因登记部门的原因致使其无法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人向债权人交付权利凭证的，可以认定债权人对该财产有优先受偿权。但是，未办理抵押物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之规定，本案债权人虽享有抵押权，但不得对抗买受该房产并已经办理过户登记的第三人。
摘要2：
上海××贸易有限公司诉姚×劳动合同纠纷案
摘要1：确认劳动关系案件的证据学角度分析——上海某贸易有限公司诉姚某劳动合同纠纷案
【简要提示】当事人在诉讼程序外，于《解除劳动关系证明》、《工作及工资关系证明》中加盖公章的行为，并不能直接推出劳动关系当然成立，而应在权衡比较本证与反证的基础上，立足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从案件的具体证据链条角度判断双方是否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及劳动者是否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约束、支配形成。如双方之间不符合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则不应认定劳动关系成立。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42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425号
【裁判要点】自然人通过挂靠其他公司，并私刻该公司公章，多次使用该枚公章从事一系列经营活动，且该公章已为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确认的，可推定该公司明知该自然人使用该枚公章，该公司应当对外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裁判摘要】对于借款人是否涉嫌犯罪的认定，不影响担保责任的认定与承担。借款人涉嫌或构成刑事犯罪时，出借人起诉担保人的，应适用“民刑分离”的原则。
摘要2：【摘要】《还款协议》上江建公司作为担保人加盖公章。虽然该公章已被刑事判决认定为吴某某伪造，但从一审查明的情况看，吴某某多次使用该枚公章从事一系列经营活动，且该公章已为施工单位和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确认。本案中，吴某某通过挂靠江建公司，取得了“金迪商厦”项目的开发人资格，吴某某是该项目的实际控制人，吴某某所借款项部分用于“金迪商厦”项目。江建公司为涉案款项提供担保的行为合法有效。吴某某在《招标通知书》和《建设工程施工招标备案资料》以及与施工单位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均使用了该枚私刻的公章。上述法律行为必须要使用公章，在此情况下，二审判决推定江建公司对于吴某某使用该枚公章知情并无不当。且依据一审时的鉴定结论，吴某某使用的该枚公章与其向东乡县房管局申报《承诺书》中的公章相同。上述事实使雷某某对于该公章形成合理信赖，雷某某的合理信赖利益应当受到保护。一、二审判决认定江建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并无不当。
【解读】自然人私刻其挂靠公司公章从事经营活动，该被挂靠公司应当对外承担相应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3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36号
【裁判要旨】合同约定授权代表签字盖章生效而授权代表未签字盖章的，若双方没有实际履行的意思表示，则合同不生效——合同中约定授权代表签字盖章生效而实际授权代表未签字盖章的，要根据双方当事人是否具有实际履约的真实意思表示对该生效条件进行解释。若双方意思表示不真实且有其他证据证明的，合同约定生效条件是双方授权代表签字盖章的，应当将该生效条件视为特别安排，即双方当事人所预期的合同发生拘束力和履行力的条件是双方授权代表的签字或者盖章，仅有双方单位盖章或当事人本人签字的，合同成立但并未生效。
【裁判摘要】本案双方当事人在案涉《供货协议书》生效条件的条款中明确约定，协议须经“双方授权代表”而非“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生效，并且特别强调该授权代表“须经法定代表人书面授权委托”。可见，合同约定的生效条件是作为自然人的授权代表签字或加盖其个人名章而非加盖合同当事人的公章。在此情形下，即使未经授权代表签字盖章而只是由双方当事人加盖公章依然足以引起合同依法成立的效果，但是，本案合同当事人关于合同生效条件的这一特殊约定，意味着当事人在合同生效要件的设计上有着特别的用意与安排，双方当事人所预期的合同发生拘束力和履行力的条件是双方授权代表的签字或盖章。而事实上，赛维太阳能公司与玉柴集团公司的授权代表确未共同在案涉《供货协议书》上签字或盖章，表明玉柴集团公司有关签署该协议书只是为了项目申报、双方当事人不具有实际履行的意思表示的解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42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425号
【裁判要点】自然人通过挂靠其他公司，并私刻该公司公章，多次使用该枚公章从事一系列经营活动，且该公章已为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确认的，可推定该公司明知该自然人使用该枚公章，该公司应当对外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裁判摘要】吴自旺与雷伟程达成的《还款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为有效，《还款协议》上江建公司作为担保人加盖公章。虽然该公章已被刑事判决认定为吴自旺伪造，但从一审查明的情况看，吴自旺多次使用该枚公章从事一系列经营活动，且该公章已为施工单位和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确认。本案中，吴自旺通过挂靠江建公司，取得了“金迪商厦”项目的开发人资格，吴自旺是该项目的实际控制人，吴自旺所借款项部分用于“金迪商厦”项目。江建公司为涉案款项提供担保的行为合法有效。吴自旺在《招标通知书》和《建设工程施工招标备案资料》以及与施工单位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均使用了该枚私刻的公章。上述法律行为必须要使用公章，在此情况下，二审判决推定江建公司对于吴自旺使用该枚公章知情并无不当。且依据一审时的鉴定结论，吴自旺使用的该枚公章与其向东乡县房管局申报《承诺书》中的公章相同。上述事实使雷伟程对于该公章形成合理信赖，雷伟程的合理信赖利益应当受到保护。一、二审判决认定江建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并无不当。
摘要2：无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16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161号
【裁判要旨】由于涉案《回购股权通知》上仅有法定代表人的签字，而无公司加盖的公章，因此交易相对方就要举证证明法定代表人签字时是履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职务的行为，而不是其私下行为，否则应认定为个人行为。
摘要2：【解读】相对人的举证没有达到令人确信法定代表人在《回购股权通知》上的签字就是其履行法定代表人职务的行为，该行为对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
【摘要】置信公司认为，只要《回购股权通知》上蓝宁的签字是真实的，签字时工商登记上记载的保利天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蓝宁，那么即使该通知上没有加盖保利天然公司的公章，蓝宁的签字行为也是履行保利天然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的行为，保利天然公司就应当承担相应的后果，而不用考虑签字的地点、场合等等因素。本院认为，蓝宁既是自然人，同时按照置信公司的观点，其也是签字落款时间即2011年10月6日时保利天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那么，置信公司必须证明蓝宁签字时是代表保利天然公司，而不是其私下签字，因为保利天然公司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实际上，为了保证法定代表人签字时是代表公司的职务行为，在我国，在法定代表人签字的同时，往往要求公司加盖公司印章，以保证二者的统一，防止法定代表人在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代表公司做出意思表示。本案的《合作协议书》就是如此，既有法定代表人签字，又加盖有公司印章。《回购股权通知》作为履行《合作协议书》的重要方式，也应当采取同样的方式，至少要有双方公司盖章。如果缺少保利天然公司盖章，那么置信公司就有义务证明蓝宁签字的行为是代表保利天然公司的职务行为，而不是私人行为。恰恰在本案中，置信公司的举证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其就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故置信公司的这一观点，本院难以认同。本院也在此提醒我国的公司类市场主体，在签订合同时，不管是什么合同，都应当要求对方公司加盖公章。如果对方没有加盖公章，那么应当想方设法要求对方加盖，否则，宁愿相信签字人是个人行为，不能代表公司，因为这样的结果极易引发纠纷，而且在诉讼中处于很不利的地位。
【解读】本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在本院认为部分，连续用八个“无法理解”来解释为何不敢确信蓝某在《股权回购通知》上的签字行为是代表天然公司的职务行为。
惠尔普法|当合同首部列明主体和合同尾部盖章签字主体不一致时如何认定合同当事人？
摘要1：解答：合同首部列明主体和合同尾部盖章主体不一致时，应当以合同尾部盖章签字的主体为合同当事人。
摘要2：【注解】签字主体和履行主体不一致时如何确定合同主体？|对民事合同主体的审查，不能仅仅依据载明的签字人，特别是签字人具有多重身份时，还要结合合同内容及履行情况来判断。——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6026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20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209号
【裁判要旨】一般情况下，股东之间基于自主意思表示订立的协议只能约束该股东，但全部股东的意思表示应推定为该公司的意思表示。
【裁判摘要】一般情况下，股东和公司作为相互独立的民事主体，两者在财产和人格上相互独立。因此，两者的意志也应当是相互独立的，不能将两者意志等同，股东之间基于自主意思表示订立的协议只能约束该股东，不能作为公司的意思表示，不能约束公司，但本案存在下列特殊性：......由于本案存在召开董事会讨论和批准中方股东不再出资和公司减资存在客观障碍，上述程序不能依法进行，故艾费尔烟台公司100%股东的意思表示应推定为该公司的意思表示，2011年11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的内容可以约束艾费尔烟台公司。本案是公司诉求股东承担缴足出资责任的出资纠纷，属于公司与其股东之间的内部纠纷，故应以当事人之间基于真实意思表示订立的《协议书》作为判断案件事实和当事人权利义务的主要的依据，并据此修改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尚未修改并不足以否定上述《协议书》的合法性和上述《协议书》对艾费尔烟台公司的约束力。艾费尔烟台公司关于福山国有资产公司应承担缴纳15800万元出资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法条】《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 对前款所列事项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
【摘要1】《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根据公司法法理和上述规定，法定代表人是公司的法定意志代表机关，法人的民事诉讼行为能力通过法定代表人得以实现，法定代表人是法人的当然诉讼意志代表。......《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根据该条规定，加盖公章和签字均是法定的代表当事人作出的意思表示的方式。我国并无法律规定不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就不足以代表公司的意思表示。而且，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本案中，因艾费尔烟台公司前总经理王××涉嫌犯罪，艾费尔烟台公司存在公章管理和使用不规范的情形，上诉状上没有加盖艾费尔烟台公司公章具有客观理由，不能因为没有加盖公司公章而否定艾费尔烟台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提起上诉的合法性。
摘要2：【摘要2】2010年8月16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在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变更等过程中订立的合同，依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应当经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批准后才生效的，自批准之日起生效；未经批准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就外商投资企业相关事项达成的补充协议对已获批准的合同不构成重大或实质性变更的，人民法院不应以未经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批准为由认定该补充协议未生效。前款规定的重大或实质性变更包括注册资本、公司类型、经营范围、营业期限、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出资方式的变更以及公司合并、公司分立、股权转让等。”......该协议的内容属于双方对艾费尔烟台公司的注册资本、股东认缴出资额等事项的重大变更。依据前述司法解释和相关规定，在签订上述《协议书》之时，协议书约定内容属于应当经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批准才能生效的事项，在未经报请批准或相关行政审批机关未明确不批准之前，合同中相关条款处于未生效状态。本案并不存在相关行政审批机关明确表示不批准该《协议书》的事实。而且，在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6年9月３日作出《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等四部法律的决定》，将不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事项，由行政审批制度改为备案管理制度，而本案中艾费尔烟台公司的经营范围并不属于《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的限制类或者禁止类领域。因此，上述法律修改以后，福山国有资产公司与艾费尔国际公司于2011年11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中关于中方不再出资以及合资公司注册资本减少的事项适用备案管理，不再要求报请审批机关批准。......综上，本案中，2011年11月18日的《协议书》是福山国有资产公司与艾费尔国际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应认定其合法有效并生效。
【解读１】股东不能以其他股东出资不足为由而要求免除其对公司的足额出资义务。
【解读２】外商投资企业中方不再出资以及合资公司注册资本减少的事项适用备案管理，因法律修改不再属于审批对象。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12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120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债权人韩某主张鑫泽锰业公司对案涉借款承担保证责任的依据，在于案涉《借款合同》及《欠条》有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的签字。鑫泽锰业公司则抗辩称其在上述书证中均没有加盖公章，李某的签字仅是个人行为而非职务行为，公司没有对案涉借款作出保证的意思表示。经查，案涉3519万元借款的债务人为李某，借款发生时，李某持有鑫泽锰业公司55%股权，并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作为证明案涉借款发生的主要书证，《借款合同》和《欠条》上均未加盖鑫泽锰业公司公章；《借款合同》虽在首部将鑫泽锰业公司明确为“丙方2”，但在合同中既没有约定“丙方”包含“丙方2”，也没有关于“丙方2”对案涉借款进行担保的合同约定，合同落款处亦没有鑫泽锰业公司的盖章；而《欠条》既没有将鑫泽锰业公司列为担保人，也没有加盖该公司公章。
本院认为，担保具有无偿性，该特点决定了担保人作出担保的意思表示必须明确具体。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案涉《借款合同》担保方主体记载为丙方孙某某，丙方2鑫泽锰业公司，从文字表述看，丙方与丙方2应为两个独立的并列主体，韩某对此亦予以认可。合同条款中，仅约定丙方对韩某借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并无丙方2承担担保责任的约定。韩某主张“丙方2”应理解为第二个丙方，《借款合同》中所有对丙方担保责任的表述都应适用于“丙方2”，但合同并未约定丙方包括丙方2，其上述主张与其“丙方与丙方2系并列的独立缔约主体”的自认相矛盾。《借款合同》落款处并未记载“丙方2”。李某虽然在丙方处签字，但《借款合同》中约定李某以其鑫泽锰业公司15%股权为全部借款提供质押担保，故仅从李某在落款中的签字，不能认定其是代表鑫泽锰业公司。案涉《欠条》担保人栏目中，并没有鑫泽锰业公司。李某虽然在担保人2一栏中签字，但没有明确其是代表鑫泽锰业公司。且鑫泽锰业公司均未在上述证据中加盖公司印章。《借款合同》及《欠条》不足以证明鑫泽锰业公司为李某借款向韩军提供担保。韩某亦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鑫泽锰业公司作出担保的意思表示。韩某诉请要求鑫泽锰业公司就其股东李某的案涉借款承担保证责任的主张，缺乏证据支持，依法不能成立。
摘要2：【解读】担保具有无偿性，该特点觉得了担保人作出担保的意思表示必须明确具体。
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苏06民终4821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苏06民终4821号
【裁判摘要】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为其成员，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管理、指挥与监督下提供有报酬的劳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劳动者相较于用人单位具有从属性、依赖性的特征。本案中，孔某某、祝某、马某某2015年9月15日订立股东合作协议一份，就三名股东的出资金额及比例、职责分工、公司的注册资本、启动运营资金用途等作了明确约定，关于公司利润的分配方式约定：“1.公司利税在依法纳税和提取法定公积金、职工福利奖励基金后，其余为红利，按股权比例进行分配…”，并未涉及公司是否向股东发放劳动报酬，祝谋、马某某亦均从未领取过劳动报酬。孔某某一审中提交2016年1月至6月份的工资表及工作证明，但该两份证据反映的收入金额明显不符、相差很大，孔某某主张工资表数额仅为生活费，但并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工作证明仅加盖公章，无经办人及法定代表人签名，孔某某称证明系会计出具，但其作为公司股东，应当提供证据证明该会计具有出具此类证明的相应权限，且普优公司对该证据不予认可，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合法性均难以认定。孔某某从事生产、技术人员的管理、培训以及公司日常事务管理等，与股东合作协议中约定的其股东职责分工一致，系基于股东身份对公司独立性而非从属性的提供劳务，其与公司之间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况且，孔某某在公司经营期间负责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而其自己并未与公司订立劳动合同。综上，一审认为孔某某与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本院予以确认。因此，孔某某基于劳动关系主张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及拖欠工资，本院亦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7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76号
【裁判要旨】行为人经被代理人授权是有权代理而非表见代理，其行为后果应当由被代理人承担。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首先应为代理人无代理权限，而本案中林某某代表江苏一建沈阳公司向钱某某借款，系经过时任江苏一建沈阳公司负责人游某某的授权，并非表见代理，而是有权代理，其行为后果应当由江苏一建沈阳公司承担。理由如下：首先，形式要件方面，本案关键证据《借条》的借款人签章处有江苏一建沈阳公司公章及游某某个人名章，林某某为经办人，可初步证明江苏一建沈阳公司与钱某某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江苏一建沈阳公司亦认可林某某的代理人身份，即使在《借条》形成之前，借款实际发生之时林某某并无书面授权委托，但是江苏一建沈阳公司在《借条》上加盖公章的行为亦构成对前述林某某借款行为的追认，《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被代理人江苏一建沈阳公司应当对代理人林某某的代理行为承担责任；．．．．．．综上，林某某受江苏一建沈阳公司负责人游某某的委托向钱某某借款，其后江苏一建沈阳公司就全部借款金额向钱某某出具借条，江苏一建沈阳公司即为借款合同项下的实际借款人。二审法院将林某某的行为认定为表见代理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应予纠正。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20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207号
【裁判要旨】不属于善意无过失的相对人，不能得到表见代理制度的保护。
【摘要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上述条款调整的是公司内部管理事项，未明确规定公司违反该条款对外提供担保将导致担保合同无效，并非规制公司对外担保合同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此，不能仅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否定公司对外担保合同的效力。另一方面，虽然不能仅依上述规定否定公司对外担保合同的效力，但也不因此而意味着该合同确定有效，其是否有效还须依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进行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签订的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代理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在本案中，梁某某不是寿光广潍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是公司聘用的经理，其在并未得到授权的情况下在2012年6月19日的《借款协议》担保人处加盖寿光广潍公司公章的行为显系无权代理，这一点在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潍刑二终字第188号刑事判决所查明的事实中已有充分体现。因此，在王某某与寿光广潍公司之间能否有效成立担保合同关系，取决于梁某某加盖公章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亦即取决于作为相对人的王某某是否“有理由相信”梁廷国有代理权。在本案中，梁某某与王某某之间的借贷关系开始于2010年，王某某多次向梁某某提供借款，金额共计高达1200万元。虽然双方对于实际支付利息的情况有不同主张，但可确认至2012年6月19日双方签订案涉《借款协议》之前，梁某某至少已向王龙江支付利息377.50万元，且仍欠利息90万元。案涉《借款协议》就是在梁某某尚欠借款本金1200万元且不能支付利息的情况下签订的。毫无疑问，此时王某某明知其巨额债权面临巨大风险，而无论是谁为梁某某提供担保亦将同样面临巨大风险。梁某某系寿光广潍公司聘用的经理，虽然其掌握公司公章，但在其个人巨额债务已处于不能清偿状态的情况下，未通过任何方式与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董事会等进行沟通，
摘要2：（续）即在《借款协议》担保人处加盖公司公章为自己不能清偿的个人债务提供担保，显然超越了其作为经理的职权范围。换言之，从一般社会常识判断，任何公司通常都不会在不问借款金额、借款用途、借款期限、还款资金来源等条件，亦即对主债权债务的状况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轻易授权其聘用的经理对外提供担保。何况像本案这样，金额巨大的主债务已处于不能清偿状态，且主债务人恰恰就是公司聘用的经理，就更难轻易相信公司会同意该经理以授权代理人的身份在《借款协议》上加盖公司公章为自己的个人债务提供担保。因此，作为相对人的王某某，应当知道梁某某在《借款协议》上加盖寿光广潍公司公章提供担保的行为，是无权代理行为。王某某提出的“梁某某有权决定使用公章，不存在所谓无权代理的问题”的答辩意见不能成立。换言之，王某某不属于善意无过失的相对人，不能得到表见代理制度的保护。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梁某某在《借款协议》上加盖寿光广潍公司公章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寿光广潍公司与王某某之间并未成立有效的担保合同关系，寿光广潍公司无需承担担保责任。《担保法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主合同中虽然没有保证条款，但是，保证人在主合同上以保证人身份签字或盖章的，保证合同成立。”该款规定解决的是在特定情形下认定保证合同成立的问题，并未规定在该情形下保证合同已生效，且其适用以保证人签字或盖章的行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为前提。二审判决援引该款规定判令寿光广潍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摘要２】《担保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未经法人书面授权或者超出授权范围与债权人订立保证合同的，该合同无效或者超出授权范围的部分无效，债权人和企业法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债权人无过错的，由企业法人承担民事责任。”在本案中，梁某某作为潍坊广潍寿光分公司经理，在2012年6月19日的《借款协议》上加盖了该分公司的公章。现潍坊广潍公司对其寿光分公司的担保行为不认可，债权人王龙江亦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潍坊广潍寿光分公司的担保行为得到了潍坊广潍公司的授权，故应认定潍坊广潍寿光分公司的担保行为无效。在此情形，王某某如主张潍坊广潍公司根据其过错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则应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要求，举证证明潍坊广潍公司存在过错，但王龙江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故潍坊广潍公司亦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湘民终356号
摘要1：【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湘民终356号
【裁判要旨】公司法定代表人超越公司章程的权限为股东提供担保且无股东会决议，债权人对此知晓，不属于善意相对人，担保条款对公司不发生效力。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无须就担保合同的无效承担赔偿责任。
【裁判摘要】关于案涉担保条款无效的责任承担问题。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法定代表人代表制度是代理在商事企业法人领域的特别规定，可适用该规定。在案涉协议对恒博公司没有约束力的情况下，应由彭某某就其无权代表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另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条规定，“董事、经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条的规定，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的，担保合同无效。除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债务人、担保人应当对债权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在本案中恒博公司的章程已约定股东有遵守公司法规定的义务，债权人戴某某明知彭某某系违反公司法规定让公司担保，彭某某作为当时恒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法定代表人，有代表公司和管理使用公章的权利，恒博公司对于彭某某利用对公司的控制权在案涉协议上加盖公章的行为并不具有选任或管理上的失职，其责任应由彭某某承担。立信公司提出其是本案实际债权人，不是恒博公司股东，一审法院以戴某某的股东之责来认定立信公司有过错不当。本院认为，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当事人是彭某某、戴某某和恒博公司，立信公司是基于与戴某某有隐名持股的委托关系而成为诉讼主体，基于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受托人的责任应由委托人承担。同时，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规定，“委托人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托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恒博公司基于对受托人戴某某有过错的抗辩可以向立信公司主张，故一审法院认定立信公司有过错并无不当。立信公司要求恒博公司依据案涉协议承担责任的诉请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恒博公司关于其无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恒博公司有过错，对彭某某不能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的一半承担赔偿责任的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要旨】双方在协议中明确约定出让方系受托转让实际权利人的股权，受让方自愿签署协议表明认可实际权利人的身份，根据《合同法》第４０２条、第４０３条规定，实际权利人能作为原告直接向受让人提起诉讼。
【摘要】彭某某、戴某某、恒博公司三方于2013年12月17日签订的退伙协议中记载了“名义上权利人是戴某某，现实际权利为湖南立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2014年1月1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中也记载了立信融资公司的相关权利。在上述协议中，戴某某已向彭某某、恒博公司披露实际权利人为立信公司，在此情形下，彭某某、恒博公司自愿签署前述协议表明认可立信公司为实际权利人。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和第四百零三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的规定，无论彭某某是在订立协议时还是之后知晓立信公司为案涉股权实际权利人，立信公司都可以行使戴某某对彭建军的合同权利。且立信公司主张的是合同债权，并非要求确认股东资格或享有参与恒博公司的决策管理、分红等股东权利，立信公司主张合同债权与公司法规定不冲突。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立信公司因是案涉合同的实际权利人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可以作为原告向彭某某、恒博公司主张债权。一审法院认定立信公司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提字第18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提字第180号
【裁判要旨】股权转让合同受让人不同意在土地出让《补充协议》上加盖公章、按约定金额缴纳土地出让金的违约行为，致使转让人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转让人可以解除合同。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69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698号
【裁判摘要】二、本案一审调解是否违反自愿原则及法律规定？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新井煤业公司至今工商登记记载的法定代表人仍然是陈某某，陈某某代表新井煤业公司所为之诉讼行为，直接对新井煤业公司发生法律效力，无需公司另行授权。本案一审中，陈某某代表新井煤业公司参加诉讼，并未对其与金力泰公司签订《出资协议书》的事实提出异议，且经对账确认，截止2013年10月19日，新井煤业公司欠金力泰公司出资款及分红款共计人民币8075万元整。双方共同请求法院进行调解并最终达成调解协议。上述诉讼行为对新井煤业公司发生法律效力，并未违反自愿原则。其次，新井煤业公司称新股东加入公司以及向股东分红等事项，应为股东会决议事项，陈某某无权作出决定和承诺。本院认为，《出资协议书》不但有新井煤业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某签字，还有双方加盖公章。并且，陈某某不仅为新井煤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时持有新井煤业公司80%股权，其有权对公司增资扩股事宜作出决定。新井煤业公司以未经股东会决议为由否认协议效力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再次，新井煤业公司称陈某某和陈勇某已将所持股份全部转让给韩某某和路某某等人，陈某某一审中的诉讼调解行为侵害了韩某某、路某某等人的利益。本院认为，由于陈某某为新井煤业公司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金力泰公司有充分理由相信其有权代表新井煤业公司进行相关民事行为及诉讼行为。新井煤业公司在未提供证据证明金力泰公司存在恶意的情况下，以其公司内部股权转让纠纷，否定法定代表人行为的对外效力，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3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36号
【裁判要旨】行为人以公司名义签订保证合同时未向债权银行出具证明其有对外担保签约权的文件，银行事后也未进行核保，未尽审慎注意义务，公司不应承担保证责任。
【裁判摘要】案涉编号为xxx的《保证合同》系由高某以华通凯路公司的名义与工行星海支行签订，该合同上加盖的华通凯路公司公章经鉴定与该公司备案印章不一致，但有高某真实签字。上述担保行为应否归属于华通凯路公司，应从高某是否有权代表华通凯路公司、工行星海支行签约时是否有理由相信高某有代表权等方面予以分析认定。其一，高某是否有权代表华通凯路公司。．．．．．．2014年4月28日高某以华通凯路公司的名义签订案涉《保证合同》时，其已不是工商登记上记载的法定代表人，对外不具有代表华通凯路公司的身份。但是，鉴于高某此前是华通凯路公司法定代表人，此后仍是实际投资人和公司股权的实际所有人，故不应仅凭工商登记来认定高智有无代表权的问题，还应审查华通凯路公司是否仍由高某实际控制经营、是否有权决定公司对外担保。．．．．．．首先，．．．．．．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股权代持和法定代表人变更后高某已无权自行决定公章的使用，高某或者华通凯路公司用章须经现法定代表人王某在《公司印章、证照使用登记表》上签字同意。案涉《保证合同》上加盖的华通凯路公司公章与备案印章不一致、且无证据证明该公司同时使用多枚公章的情况，亦印证了高某未经新任法定代表人同意无权使用公司公章的事实。公章是公司对外从事经营活动的身份代表，华通凯路公司对高智使用公章的限制，足以表明高某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权限已受到限制，亦即高某不得以华通凯路公司名义从事损害公司利益和债权人信邦典当公司利益的经营行为。基于以上分析，本案一审判决认定在股权代持后高某仍是华通凯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证据不足，认定不当。其次，．．．．．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不享有公司对外担保的决策权，更何况是已不具备法定代表人身份、经营管理权受到限制的高某。因此，高某未经华通凯路公司授权以该公司财产为科技学院的债务提供担保，其行为构成无权代表、无权代理，一审判决认定其行为属于职务行为，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有误。其二，工行星海支行是否有理由相信高智有代表权或代理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
摘要2：【裁判摘要（续）】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担保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以上条文是关于表见代理以及表见代表制度的规定。依据上述规定，高某的无权代表、无权代理行为是否对华通凯路公司发生法律效力，应审查工行星海支行是否有理由相信高某有代表权或代理权。本案中，高某在签订案涉保证合同时未向工行星海支行出具华通凯路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华通凯路公司同意担保的股东会决议等证明高智有对外担保签约权的文件，缺乏使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高某有代表权或代理权的权利外观。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对公司对外担保的决策权和决策机构作出了明确规定，任何接受公司担保的相对人都应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工行星海支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更应尽到必要注意义务。案涉保证合同签订时，华通凯路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以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已经进行了变更登记，高某已不是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上述工商登记信息具有公示公信力，工行星海支行能够查询知晓。而且，按照银行贷款担保的通行做法，银行一般应对担保人进行核保。但是，该行在签订案涉保证合同时并未要求高智提供相关证明文件，事后也未进行核保，未尽到审慎注意义务，主观上存在过失。因此，高某以华通凯路公司的名义签订案涉保证合同的行为，不符合表见代表或表见代理的特征。综上两方面分析，高某以华通凯路公司的名义与工行星海支行签订保证合同的行为不构成职务行为，亦不构成表见代表或表见代理，案涉《保证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华通凯路公司对科技学院的借款债务不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同时，华通凯路公司对保证合同无效不存在过错，而债权人工行星海支行对此存在过错，故华通凯路公司也不应对《保证合同》的无效向工行星海支行承担赔偿责任。
【解读】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签订担保合同加盖公章非公司备案公章，公司不承担担保义务也不承担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提字第16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提字第166号
【裁判要旨】债权人明知行为人以公司名义为关联企业借新还旧担保实为谋取私利，却未对公司是否决议等进行审查，且公司拒绝追认的，越权担保对公司不发生效力。
【裁判摘要】水泥机械公司一直为国有控股企业，张某某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朝阳市建材工程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在水泥机械公司中仅占逾20%的股权比例。水泥机械公司的章程规定，公司的一切重大事宜，包括转让资产、抵押等均须经董事会一致通过，这明确地限制了法定代表人的权力范围。故张某某虽为水泥机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并不能单独决定公司的重大决策。从查明的事实看，水泥机械公司并未在为债务人提供担保的《保证合同》上加盖公章，《保证合同》上“沈阳水泥机械有限公司”的印章是张某某私刻的假印章，不能代表水泥机械公司的意思表示。张某某在《保证合同》上加盖假公章，足以证明张某某明知水泥机械公司作为一家国有控股企业，是不可能同意由公司为其个人利益而对外签订这样一个极具风险的担保合同的，所以在其并不掌握公司公章的情况下才实施此种违法行为。因此，水泥机械公司未在本案的《保证合同》上加盖公章，并非一个单纯的形式要件欠缺问题，而是涉及到对其是否做出了同意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的认定问题。《保证合同》第十四条约定：“本合同由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授权的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由此可见，《保证合同》为附生效条件的合同，只有签字与加盖公章的条件同时具备，合同才能生效。因《保证合同》上仅有法定代表人张某某的签字，而无水泥机械公司的真实公章，水泥机械公司亦不存在先签订合同，而后又拒绝加盖公章、恶意阻却合同生效的情形，故此《保证合同》约定的生效条件并未成就。现水泥机械公司对《保证合同》不予认可，《保证合同》确定地不能发生法律效力，水泥机械公司无需承担保证责任。
摘要2：【解读】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以公司名义为关联企业担保并加盖私刻公章，越权担保对公司不发生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提字第184号（１）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提字第184号
【裁判摘要１】本院认为，首先，关于刘某某、崔某某代表鲁泉公司在合同上签字的问题。．．．．．．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企业法人对外签署合同，以加盖公章或者法定代表人、代理人签字为形式要求，对合同相对人而言，加盖公章即表示合同得到法人的确认，发生法律效力，并没有要求法定代表人必须同时在合同上签字。刘某某、崔某某作为转让案涉交易的联系人代表鲁泉公司在合同上签字，符合股东会有关授权签约的决议要求，亦不违反法律的规定。鲁泉公司主张合同必须由法定代表人王某某签字确认，理由不充分。
【裁判摘要２】虽然合同涉及土地因政府规划调整的原因，需进行土地置换，合同约定的标的物发生变更，转让置换后的土地使用权符合合同的签约目的，合同仍具有继续履行的客观可能性。《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鲁泉公司因股东间内部矛盾，没有主动履行转让合同的义务，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陈某某作为合同当事人，依法享有请求鲁泉公司继续履行合同的权利。
摘要2：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粤高法民申字第590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粤高法民申字第590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1999年10月20日，陈某某与迈炉村民小组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约定发包期限为5年（即从1999年10月至2004年10月止）。承包期满后，陈某某于2005年9月9日与该村陈某、陈某某签订《续承包土地合同书》，继续承包涉案土地。一、二审期间，陈某某一直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续承包土地合同书》经迈炉村民小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同意；且陈某、陈某某并非时任的迈炉村民小组组长，亦未经迈炉村民小组授权；《续承包土地合同书》签订后，迈炉村民小组未在该合同书上加盖公章确认；承包金亦未作为迈炉村民小组的收入入帐；故陈某某与陈某、陈某某签订的《续承包土地合同书》无效，一、二审判决判令陈某某返还涉案土地给迈炉村民小组，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发包人将农村土地发包人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２／３以上成员或者２／３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否则承包合同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再34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再343号
【裁判摘要】本案争议的核心问题是，叶某某以源泉公司法定代表人名义委托五丰公司收取7000万元预付款，究竟应当认定为源泉公司行为抑或叶某某个人行为，究竟应当由源泉公司抑或叶某某个人负担向银雪公司返还款项的义务。根据审理查明的情况，叶某某在进行涉案交易时是源泉公司法定代表人和控股股东，叶某某以源泉公司名义订立合同并指示付款的行为，依法应当认定属于代表源泉公司进行意思表示的行为。在叶某某担任源泉公司法定代表人并持有公司70%股份的情况下，银雪公司有足够理由相信叶某某以源泉公司名义提出的退股和付款请求属于源泉公司意思表示。所以，在所谓退股协议不再履行的情况下，源泉公司依法负有返还银雪公司前述预付款项的义务。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涉案7000万元退股预付款汇至五丰公司账户后并未转回源泉公司账户，目前也没有证据显示该笔款项被实际用于清偿源泉公司债务，或用于源泉公司的其他经营活动。因此，本案应由原审法院重审并通过追加实际收款人参加诉讼的方式，进一步查明7000万元退股预付款被案外人收取或转移的相关事实。如经审理查明确有案外人无合法依据收取占用前述款项，可以判令其据实返还银雪公司。对于通过前述方式无法返还的部分，可以判令源泉公司承担向银雪公司返还的责任。审理过程中如果发现恶意转移或侵吞款项涉嫌犯罪的，可以依法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处理。
摘要2：【解读】相对人有足够理由相信持有公司70%股份的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属于公司意思表示。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848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8488号
【裁判摘要】行政承诺于行政协议区分——鼓楼区拆迁安置办公室于2007年10月26日给李某某出具加盖公章的证明一份，载明同意给李某某安排在卧龙原耐火材料厂经济适用房南楼二层60平方米左右住房一套，价格按经济适用房的价格计算。从证明内容看，属于行政承诺，如属实，则鼓楼区拆迁安置办公室有义务履行。本案李某某认为鼓楼区拆迁安置办公室出具的上述证明属于双方达成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其一审诉求之一就是要求鼓楼区政府立即履行该行政协议中的相关内容，本院认为该诉求不能从字面上理解成要求履行行政协议，李某某的真实主张其实是要求鼓楼区政府履行承诺的职责，实为履责之诉。原审法院在未向李某某释明更改诉求表述的情况下，径行以上述证明非行政协议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为由裁定驳回起诉，实属不当，应予纠正，但考虑诉讼经济和节约司法资源，本案实无进入再审之必要。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来源除了法律、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明确规定外，还应当包括其书面作出的行政承诺等，李某某可以依据鼓楼区拆迁安置办公室2007年10月26日出具的证明，另行提起要求行政机关履责之诉，至于鼓楼区拆迁安置办公室与鼓楼区政府的关系、上述证明内容是否属实，可以在另案诉讼中予以进一步查明。
摘要2：
盖章行为的法律意义
摘要1：盖章行为的法律意义（最高法院民二庭第18次法官会议纪要）
【法律问题】法定代表人加盖伪造公章的合同是否有效？
【法官会议意见】在合同上加盖公司公章的法律意义在于，盖章之人所为的是职务行为，即其是代表或代理公司做出意思表示。但章有真假之分，人也有有权无权之别，不可简单根据加盖公章这一事实就认定公章显示的公司就是合同当事人，关键是要看盖章之人有无代表权或代理权。盖章之人为，法定代表人或有权代理人的，即便其未在合同上盖章甚至盖的是假章，只要其在合同书上的签字是真实的，或能够证明该假章是其自己加盖或同意他人加盖的，仍应作为公司行为，由公司承担法律后果。反之，盖章之人加盖的是真公章，该合同仍然可能会因无权代表或无权代理而最终归于无效。
摘要2：
【笔记】加盖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个人印章但未经法定代表人面签的合同效力如何认定？
摘要1：解读：（１）根据《九民会议纪要》第４１条规定“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名义签订合同，要取得合法授权。代理人取得合法授权后，以被代理人名义签订的合同，应当由被代理人承担责任。”（２）合同加盖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个人印章但未经法定代表人面签，如盖章人未出具合法授权委托手续，合同可能因签订人因越权签订而不生效。
摘要2：【注解】非法定代表人面签的合同而是由工作人员加盖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私章合同应当提供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898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489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4898号
【裁判摘要】协议约定签字盖章后生效可以作签字或者盖章生效的解释——原判决认定《补充协议》已生效并无不当——根据已查明事实，《补充协议》约定该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并非签字“并且”盖章后生效，可以作签字或盖章生效的解释。该协议有芳庭公司盖章，华创公司、宝硕置业虽未加盖公章，但有授权代表签字。．．．．．．因此，华创公司主张《补充协议》未加盖其公章协议不生效的理由不能成立。华创公司还主张，《补充协议》应当与《股权转让协议》的生效条件一致，也需经华创公司股东大会以及董事会决议才能生效。本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华创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同意才生效，但《补充协议》并未作此约定，华创公司以此为由主张《补充协议》未生效的理由亦不能成立。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8)最高法执复8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8)最高法执复88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案涉《和解协议书》的性质问题｜虽然案涉《和解协议书》并非在执行过程中达成，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关于“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根据当事人自行达成但未提交人民法院的和解协议，或者一方当事人提交人民法院但其他当事人不予认可的和解协议，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和解协议履行完毕的，裁定终结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五）和解协议不成立、未生效或者无效的，裁定驳回异议"的规定，追日电气公司有权以当事人自行达成的《和解协议书》已履行完毕为由提出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执行异议程序中对《和解协议书》的效力以及是否履行完毕等情况进行审查，进而确定是否终结执行。滁州建安公司关于青海高院对本案执行异议的审查没有法律依据、追日电气公司应当通过申请再审或另案起诉实现权利的主张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２】关于案涉《和解协议书》的效力问题｜虽然滁州建安公司主张代表其在案涉《和解协议书》上签字的王××未经其授权，其亦未在《和解协议书》上加盖公章，《和解协议书》对其不发生效力，但是《和解协议书》签订后，滁州建安公司根据约定向青海高院申请解除了对追日电气公司财产的保全查封，并就《和解协议书》项下款项的支付及开具收据发票等事宜与追日电气公司进行多次协商，接收《和解协议书》项下款项、开具收据、发票。青海高院据此认定滁州建安公司以实际履行行为表明其对王××的代理权及《和解协议书》的效力是完全认可的，并无不当。故青海高院认定追日电气公司与滁州建安公司签订的《和解协议书》有效，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2：【裁判摘要３】关于案涉《和解协议书》是否已履行完毕问题｜追日电气公司依据《和解协议书》的约定以及滁州建安公司的要求，分别向滁州建安公司和王兴刚等支付了412.880667万元、50万元款项，虽然与《和解协议书》约定的463.3万元尚差4000余元，但是滁州建安公司予以接受并为追日电气公司分别开具了413万元的收据及50万元的发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6条关于“一方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提出民事权利的要求，对方未用语言或者文字明确表示意见，但其行为表明已接受的，可以认定为默示"的规定，结合滁州建安公司在接受付款后较长时间未对付款金额提出异议的事实，可以认定双方以行为对《和解协议书》约定的付款金额进行了变更，构成合同的默示变更，故案涉《和解协议书》约定的付款义务已经履行完毕。青海高院据此撤销（2017）青执108号执行裁定，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关于付款期限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关于“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完毕，申请执行人因被执行人迟延履行、瑕疵履行遭受损害的，可以向执行法院另行提起诉讼"的规定，若滁州建安公司认为追日电气公司延期付款对其造成损害，可另行提起诉讼解决，而不能仅以此为由申请执行一审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65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651号
【裁判摘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1月，北京城建公司与兰州城投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约定，……，工程款支付至合同总额的80%时暂停支付，设计变更及经济签证的费用按照进度款同比例支付，待竣工决算审计后，按审计的金额扣除质保金后在一个月内支付。合同还对质量标准、材料设备的供应、竣工验收与结算、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2015年10月25日，北京城建公司、监理单位和南山路公司共同形成《工程（决）算书》，并在各自作出的结算价款上加盖公章进行确认。2015年11月3日，北京城建公司与兰州城投公司、南山路公司双方将施工资料及各方结算书送交兰州市审计局进行审计，兰州市审计局委托的甘肃立信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至今未能作出审计结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建设工程的计价标准或者计价方法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结算工程款。也就是说，对案涉工程的结算依据问题，应当依照双方当事人的约定与履行等情况确定。双方当事人可以明确约定以财政部门、审计部门的审核、审计结果作为工程款结算依据。2001年4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承包合同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已确认的工程决算价款与审计部门审计的工程决算价款不一致时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电话答复意见》（2001民一他字第2号）中明确，“审计是国家对建设单位的一种行政监督，不影响建设单位与城建单位的合同效力。建设工程承包合同案件应以当事人的约定作为法院判决的依据。只有在合同明确约定以审计结论作为结算依据或者合同约定不明确、合同约定无效的情况下，才能将审计结论作为判决的依据。”由此可知，审计结果作为工程款结算依据，必须明确具体约定，即在合同中约定“以审计部门的审计结论作为竣工结算价款支付依据。”如审计部门是确定的，还应写明审计部门的全称。结合本案，双方在施工合同中约定，对价款结算采用固定价格方式。工程款（进度款）按月结算的方式，每月底按总监理工程师和业主代表确认的进度表支付进度款。工程款支付至合同总额的80%时暂停支付，设计变更及经济签证的费用按照进度款同比例支付，待竣工结算审计后，按审定的金额扣除质保金后在一个月内支付。双方在合同中并没有明确约定，将审计结果作为案涉工程款结算依据，合同中有关审计的约定不明确
摘要2：（续）、不具体。因该项目属国有资金投资的重点建设项目，审计机关对工程建设项目进行审计是一种监督行为。因此，对该约定的解释，应解释为工程最终结算价需通过专业的审计途径或方式确定结算工程的真实合理性，而不应理解为须在业主接受国家审计机关审计后，依据审计结果进行结算。因此，兰州城投公司所持合同约定以审计机关的审计结论作为结算依据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信。
【摘要】最高人民法院于2007年3月23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法发[2007]12号）第六条规定：司法解释的形式分为“解释”、“规定”、“批复”和“决定”四种。也就是说，各级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可直接引用属于这四类的正式发文作为裁判的直接依据；对于不在此列的如通知、答复、解答等，仅具参考意义，各级人民法院可依据其精神裁判。本案中，一审法院适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承包合同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已确认的工程决算价款与审计部门审计的工程结算价款不一致时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电话答复意见》（2001民一他字第2号），因该答复意见仅具有参考意义，一审法院依据该答复的精神，结合合同的约定，作出判决，适用法律和处理结果均无不当，故上诉人兰州城投公司关于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注解】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只有在明确约定以审计部门作出的审计结论作为结算依据情况下才能将审计结论作为结算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491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4914号
【裁判摘要】落款名称和加盖公章名称不一致，应当认定加盖公章名称为合同主体——临沧西地公司分别于2013年9月1日和2016年1月1日与西电公司签订了《最高额担保合同》。虽然临沧西地公司辩称无法查证盖章过程，且2016年签订的《最高额担保合同》落款名称不是该公司，但是该合同除加盖有临沧西地公司公章外，还有其时任法定代表人范军的签名，临沧西地公司既未提供相反证据，亦未申请司法鉴定证明合同上签章的真伪，其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可以认定临沧西地公司为合同的一方主体。
摘要2：【案号】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陕民终334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620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6202号
【裁判摘要】债务人对案涉催收通知书签章确认仅表明其收到该催收通知书，并无同意履行诉讼时效已经届满的债务的意思表示，不构成对债务的重新确认——本案中，案涉债权最后一笔到期日为1999年12月21日，而农行屈原支行最早催收时间为2007年5月10日，故农行屈原支行在催收案涉债权时，案涉债权早已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自愿履行的，不受诉讼时效限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中适用诉讼时效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对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债务的重新确认须具备债务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的要件。本案中，从原审查明的事实来看，营田镇政府对案涉催收通知书签章确认仅表明其收到该催收通知书，并无证据证明债务人有同意履行诉讼时效已经届满的债务的意思表示，并不构成对债务的重新确认。据此，原审法院认定案涉债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并驳回信达公司湖南分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退一步讲，即使将营田镇政府在案涉催收通知书上签字盖章的行为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诉讼时效期间于2007年5月10日、2010年4月8日重新起算，案涉债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也于2012年4月7日再次届满。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岳阳市分行于2011年10月12日、2013年10月9日、2015年9月25日分别在《湖南日报》《三湘都市报》发布催收公告，对营田镇政府债权进行公告催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四）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对方当事人在国家级或者下落不明的当事人一方住所地的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具有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的，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本案中，营田镇政府一方并非下落不明，信达公司湖南分公司亦没有证据证明存在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的情形。
摘要2：（续）据此，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岳阳市分行在《湖南日报》《三湘都市报》发布催收公告的行为并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原审认定信达公司湖南分公司于2019年向法院提起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并无不当。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岳阳市屈原管理区营田镇人民政府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湘民终568号
【解读】2007年5月10日，农行屈原支行向营田镇政府发出（430710101）屈农银催通字（2007）第48号《贷款逾期催收通知书》，“致：营田镇政府：截止二00七年四月十二日，贵单位仍欠我行债务本金人民币壹仟陆佰贰拾肆万陆仟元整及利息陆佰零贰万柒千肆佰叁拾贰元叁角贰分。详见下列《欠款清单》……。上述债务均已逾期，贵单位已构成违约，请履行还款业务，特此通知"。营田镇政府加盖公章，确认收到上述催收通知书。2010年4月8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岳阳直属支行向营田镇政府发出《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营田镇政府经办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确认已收到《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
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桂06民终1121号
摘要1：【案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桂06民终1121号
【裁判摘要】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成立后公司并非合同当事人，其主张合同权利义务原告主体不适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五条规定：“设立人为设立法人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法人未成立的，其法律后果由设立人承受，设立人为二人以上的，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设立人为设立法人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第三人有权选择请求法人或者设立人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条规定：“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合同相对人请求该发起人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成立后对前款规定的合同予以确认，或者已经实际享有合同权利或者履行合同义务，合同相对人请求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上述两条款系对合同相对人向公司发起人或公司请求承担合同责任的规定。上诉人根据上述条款认为其已对涉案《合作协议》进行确认，并实际履行了合同义务，该合同的权利义务应由其继承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此外，新东海公司对扬毅公司的加盖公章的行为不予认可，并坚称合同相对人为卜××。因此，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扬毅公司无权请求确认《终止合同》无效以及要求新东海公司履行《合作协议》和《补充协议》，原审法院以扬毅公司的原告主体不适格为由，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