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裁判摘要】湖北消费金融公司与秦××签订的《个人消费贷款合同》(即主合同)第13条明确约定：双方因履行合同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同意向合同签订地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起诉。但是，湖北消费金融公司未提供证据材料用以证明案涉合同的实际签订地在北京市西城区，同时，湖北消费金融公司住所地在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借款人秦××的住所地在河北省赵县，均不在北京市西城区，北京市西城区与本案争议没有实际联系。此类小额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出借方一方主体特定、借款方一方主体不特定，存在着面广量大的情形，虽然协议选择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管辖，系双方当事人在案涉合同中进行的明确约定，但是，在无证据材料可以用以证明北京市西城区与本案争议有实际联系的情况下，就此认定北京互联网法院是本案的管辖法院，势必造成大量的“异地”案件通过协议管辖进入约定法院，破坏正常的民事诉讼管辖公法秩序，故案涉协议管辖条款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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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票据贴现可以协议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自贡银行与民泰商行瓜沥支行签订的《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第八条约定：“本协议未尽事项可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的，双方依法向甲方（即自贡银行）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自贡银行依据该约定，向其住所地法院提起本案诉讼，符合双方的约定，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5]7号）》第二条的规定受理本案，并无不当。而该合同中民泰商行瓜沥支行的印章是否伪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形成合同法律关系，是实体审理的问题，不影响本案管辖法院的确定。故本案由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上诉人请求将本案移送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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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案涉借款合同第34条约定，双方发生争议，各方均有权向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起诉，并特别注明合同签订地为天津市河西区。为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最高人民法院废止了《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等司法解释，出台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的解释(一)》等司法解释。但是，对于上述已经废止的司法解释中的程序性规定的精神，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不冲突的，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四条、第二十三条等，人民法院可以在办理程序性事项时作为参考。本案中，案涉借款合同以书面形式明确约定了合同签订地为天津市河西区，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解释(二)》第四条关于“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合同约定的签订地与实际签字或者盖章地点不符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约定的签订地为合同签订地”的规定，天津市河西区可以认定为合同签订地，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至于案涉协议管辖条款是否属于格式条款的问题，在当事人对此未提出无效主张的情况下，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依职权认定为格式条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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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合同双方约定债权转让后受让人与债务人之间发生纠纷之管辖法院的条款无效——金××、姚××作为甲方，万事利公司作为乙方，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第十五条约定，“甲、乙双方之间因本合同发生的一切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可向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起诉。如乙方债权转让，向债权受让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借款合同》第七页载明“合同签订地：杭州市江干区”。该协议管辖条款包含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对甲乙双方之间因履行协议发生争议时，如何确定管辖法院的问题。这部分的约定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案应当按照该条约定确定管辖法院。第二部分是对乙方将债权转让给第三方后，第三方与甲方之间发生纠纷时，如何确定管辖法院的问题。在签订《借款合同》时，乙方是否会将债权转让给第三方处于不确定状态，在此情形下订立的管辖协议，因该法律关系的不确定、当事人的不确定，通常会损害合同一方当事人的管辖利益，造成诉讼的不公平和不便利，故该部分协议管辖条款应认定为无效。依据第一部分管辖约定，本案可以由原《借款合同》约定的合同签订地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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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１）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２９条、第３０条规定，有效的管辖协议应当在诉讼前达成，在诉讼中当事人双方就地域管辖达成一致意见不能视为有效的管辖协议；（２）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双方就管辖法院达成一致意见，不能依据该协议确定管辖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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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依据当事人住所地／所在地确定管辖法院不能直接以合同载明地址作为依据｜（１）选择“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作为管辖法院合法有效；（２）以合同载明公司地址认定公司住所地适用法律不当——本案中，艾思芙公司与梦迈公司通过签订《直播推广商品服务合同》，在第十条中选择“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作为管辖法院，该协议管辖条款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可以认定为合法有效。但是“原告所在地”并不是一个规范的法律术语，结合商事交易习惯，进一步探究当事人的真实表意后，将“原告所在地”解释为“原告住所地”更合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公民的住所地是指公民的户籍所在地，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住所地是指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不能确定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注册地或者登记地为住所地。”法人登记具有公示公信效力，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以案涉《直播推广商品服务合同》载明艾思芙公司地址位于杭州市滨江区为由，认定艾思芙公司的住所地位于杭州市滨江区，适用法律不当。在起诉与受理阶段，在无其他证据材料用以证明艾思芙公司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的情况下，登记注册地可以认定为艾思芙公司住所地。艾思芙公司登记注册地位于上海市闵行区，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作为艾思芙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按照双方管辖约定，对本案具有管辖权，裁定将本案移送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处理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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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约定由法院协助解决协议管辖条款有效——虽然《建筑器材租赁合同》第十条约定，“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如发生纠纷由出租方经办人户口所在地法院裁决”，但之后履行《建筑器材租赁合同》中签订的租赁产品提货单明确约定，“此单与合同有同等的法律效益，发生纠纷由出租方负责人住所，所在地法院协助解决”，故该租赁产品提货单对管辖的约定可视为对《建筑器材租赁合同》中约定管辖条款的变更。鉴于苏××住北京市大兴区×××，故双方当事人选择纠纷由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的意思表示明确，符合上述法律关于协议管辖范围的规定，约定管辖法院明确，应认定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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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对于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的执行管辖权的明确规定，具有强制约束力，即当事人只能依法选择有管辖权连接点的人民法院即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提出执行申请，不得以任何方式改变法定的执行管辖法院；（２）执行管辖不同于诉讼管辖，是排除当事人自行约定向无管辖权法院申请执行的，协议管辖的相关规定并不适用于执行管辖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执行的其他法律文书，由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十条规定：“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由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行。前款案件的级别管辖，参照各地法院受理诉讼案件的级别管辖的规定确定。”以上规定是对于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的执行管辖权的明确规定，具有强制约束力，即当事人只能依法选择有管辖权连接点的人民法院即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提出执行申请，不得以任何方式改变法定的执行管辖法院。关于复议申请人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该规定是对于当事人协议约定诉讼管辖法院的相关规定，执行管辖不同于诉讼管辖，是排除当事人自行约定向无管辖权法院申请执行的，因此，协议管辖的相关规定并不适用于执行管辖权。本案中，云南高院查明，被执行人大银煤矿及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均在云南，且执行标的本金已达1.5亿元，因此，云南高院依据中融国际的申请立案执行，依法具有执行管辖权，复议申请人大银公司、郭泽民、郭亚蒙关于该院无执行管辖权的复议理由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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