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裁判摘要】销售发票中载明房屋具体信息与商品房买卖合同载明信息相符且双方已经实际履行可以认定房屋买卖合同真实——关于梁××、牟××是否与中天公司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问题。本案中，梁××、牟××提交了其与中天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天公司出具的讼争房屋的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中载明了不动产项目名称、地址、面积、单价及支付首付款金额，该发票上加盖了中天公司的发票专用章，其内容与梁××、牟××持有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载明的信息相符，且双方合同已实际履行，可以认定梁××、牟××与中天公司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已经订立。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双方签订的《协议》未能形成真实的商品房买卖意思表示，不具备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核心条款，不符合“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的要件——而案涉《协议》不属于规范的商品房销售合同，亦没有经过规范的合同备案、网签以及预登记等手续，其外观要件上不符合常规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形式要件，可从《协议》是否构成实质合法有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进行审查。首先，从形式要件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商品房的认购、订购、预订等协议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并且出卖人已经按照约定收受购房款的，该协议应当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当明确以下主要内容：（一）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二）商品房基本情况；（三）商品房的销售方式；（四）商品房价款的确定方式及总价款、付款方式、付款时间；（五）交付使用条件及日期；（六）装饰、设备标准承诺；（七）供水、供电、供热、燃气、通讯、道路、绿化等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交付承诺和有关权益、责任；（八）公共配套建筑的产权归属；(九）面积差异的处理方式；（十）办理产权登记有关事宜；（十一）解决争议的方法；（十二）违约责任；（十三）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本案中，买受人乔××与华耀公司签订的《协议》第3条约定，甲方（华耀公司）在收到乙方（乔××）总房款之日自2012年10月7日至2018年10月7日至6年满如数返还乙方所付总房款。该约定明显有异于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一般条款。同时，该《协议》还缺少关于商品房的交付使用条件及日期、办理产权登记有关事宜等事项，而商品房买受人支付价款、出售方交付房产、继而将房屋过户至买受人名下，这是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基本合同目的，这些要件对于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成立来说至关重要，本案《协议》缺乏上述商品房买卖合同成立的基本要件。其次，从意思表示要件看，如前所述，案涉《协议》一方面约定一定期限内退回房款，另一方面没有关于房屋交付和过户登记事宜的约定，双方对于商品房买卖法律关系最基础的条件没有约定，或与一般商品房买卖法律关系约定不同，难以构成房屋买卖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实施下列行为之一，
摘要2：（续）符合本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处罚：（一）不具有房产销售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房产销售为主要目的，以返本销售、售后包租、约定回购、销售房产份额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及《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房地产开发企业在销售商品房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１万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罚款：（三）返本销售或者变相返本销售商品房的；……”的规定可以看出，利用“返本销售”模式吸收资金可能构成犯罪，至少也是行政机关应当采取处罚措施的违法行为。从房款交纳的方式上看，相关款项未打入监管账户，相关款项仅开具收据，未开具交纳房款发票等，种种均有异于普通的商品房买卖方式，从侧面印证双方之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房买卖法律关系。因此，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协议》未能形成真实的商品房买卖意思表示，不具备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核心条款，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项规定的“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的要件，二审判决以此认定乔××就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实体权益，依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
摘要1：【裁判摘要】关联公司无权以被执行人财产归其所有为由排除法院对关联公司财产执行——再审申请人主张涉案财产归其所有，主要理由为根据涉案财产的购货发票、付款凭证、货物入库单等证据，能够证明财产归其所有。．．．．．．第三，根据前述分析，江山兴公司与江天基业公司属于一套人马对外两个牌子，人事、财务、业务上存在严重混同。故涉案标的物无论属于江天基业公司还是江山兴公司所有，都不影响案件的执行。故再审申请人主张涉案财产归其所有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足以排除强制执行。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另据134号文第一条规定，受票方利用他人虚开的专用发票，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税款进行偷税的，应当依照《税收征管法》及有关规定追缴税款，处以偷税数额五倍以下的罚款。由此可见，纳税人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是违反《税收征管法》规定的偷税行为的一种表现形式。本案中，顺义国税局在税务检查程序中调取的证据与3号刑事判决书以及17号不起诉决定书相互印证，足以证明中油国门公司于2010年12月至2011年2月经营期间取得某公司开具的186份山东省增值税专用发票均属虚开的发票，没有真实的货物交易，且其进项税分别于2010年12月、2011年1月、2011年2月申报抵扣，故中油国门公司在客观上存在使用他人虚开的专用发票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税款的行为。……关于中油国门公司主张其不具有偷税及虚开发票的主观故意的问题。依照《行政处罚法》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综上，中油国门公司作为一家主要从事成品油销售业务的企业，理应知悉成品油销售业务及风险，同时具备企业财务管理的基本常识，呼某确系经过准许以中油国门公司名义从事该项业务，而对于非本单位员工、此前并不认识的呼某从事业务的具体情况，李××及徐某在接受调查时却一再表示不清楚、没问过。依照《税收征管法》及有关规定，综合考虑案件相关事实、情节和后果，本院对中油国门公司所持其不具有主观过错的主张不予支持。中油国门公司利用某公司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税款属于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的行为，顺义国税局认定中油国门公司该行为是偷税，以及认定中油国门公司存在为三家公司虚开发票的行为具备相应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摘要2：【案号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京行申1402号
【摘要１】根据《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或者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从该规定所列举的情形看，当事人的主观方面系认定偷税行为的必要构成要件。行政机关以构成偷税行为为由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应当对当事人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主观方面进行调查认定，并在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后就此承担举证责任。
【案号２】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京03行再7号
【摘要２】关于中油国门公司提出的在大宗原料交易中“指示交付”司空见惯，涉案交易模式是行业交易习惯的主张是否成立的问题。因该项主张涉及被诉处罚决定的合法性认定，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中油国门公司主张的“直销交易模式”是否符合市场交易习惯，需要结合顺义国税局提交的案卷证据进一步查明。
摘要1：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增值税发票本身只是交易双方的结算凭证，只能证明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可能性，并不能证明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必然性，仅凭增值税发票不能证明标的物已经交付，增值税发票只能反映买卖双方将来以发票上记载的金额进行收付款，只有收货凭证才能作为证明买受人收到货物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合同约定或者当事人之间习惯以普通发票作为付款凭证，买受人以普通发票证明已经履行付款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增值税发票本身只是交易双方的结算凭证，只能证明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可能性，并不能证明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必然性，仅凭增值税发票不能证明标的物已经交付，增值税发票只能反映买卖双方将来以发票上记载的金额进行收付款，《合同法》第136条规定“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或者交易习惯向买受人交付提取标的物单证以外的有关单证和资料”，只有收货凭证才能作为证明买受人收到货物的证据。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增值税发票属于结算凭证，能够证明原、被告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在庭审中被告对原告主张的交付事实亦未予以否认，故原、被告间的买卖合同合法有效，被告应按增值税发票载明的数额支付价款，．．．．．．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谁是实际施工人属于民事法律关系中的事实认定问题，不能成为确认之诉的确认对象；（２）当事人请求确认其为“实际施工人”不予支持。
摘要2：【注解１】肢解分包存在多个实际施工人发包人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按实际施工人欠付工程款比例承担支付责任。——参考案例：贵州省黔西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黔0522民初331号
【注解２】因发包人自身原因导致无法区分承包人施工范围可根据发包人向税务局提交的开具发票报告确认承包人的工程量。——参考案例：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闽民申1091号
【注解３】判断建设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可根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确定。——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再176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民法典》第429条规定：“质权自出质人交付质押财产时设立。”据此，认定质权是否有效设立的关键在于是否完成了质物的交付。质物的交付应当满足质权人对质物的有效占有和对外公示两个条件，方能设立质权。——《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质权自出质人交付质押财产时设立。”认定质权是否有效设立的关键在于是否完成了质物的交付。质物的交付应当满足质权人对质物的有效占有和对外公示两个条件，方能设立质权。就本案而言，作为质物的机器设备并非一般意义的直接交付，而是在不改变其位置的情况下，以将机器设备存放场地的租赁人变更为陈××１、陈××２的方式进行交付。本院认为，这种交付方式并不满足有效占有和对外公示的条件，理由如下：第一，人民法院工作人员于2015年5月18日上午和下午两次赴现场，对案涉机器设备进行清点和查封时，现场没有监管人员以质权人名义提出异议或通知陈××１、陈××２，陈××１、陈××２在庭审中承认对查封并不知情，说明其对案涉机器设备没有进行有效的占有控制，而有效占有意味着即使无力阻止查封，也会及时知晓。第二，无论是案涉机器设备本身还是所在场地，均没有任何标识对设备的权利人进行公示，也没有相关人员宣示或主张权利，说明这一交付并未产生对外公示的效果。第三，陈××１、陈××２主张双方已交接了案涉机器设备的钥匙、合格证、发票，并提供了新证据以证明该交接行为发生在2015年2月16日，早于查封时间。但是，上述材料的接收并不等于对案涉机器设备进行了有效交付和占有，也不具有公示性，无论交接行为是否早于查封时间，均不足以推翻前两点认定。因此，本案陈××１、陈××２虽然与德瑞祥公司变更了案涉机器设备的场地租赁人，但承租场地并不等于占有控制了案涉机器设备；而交接钥匙、合格证、发票等材料，也未达到有效占有和对外公示的效果，故无法构成有效的质物交付，原审法院据此认定陈××１、陈××２对案涉机器设备不享有质权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根据《民诉法解释》第一百六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裁定采取保全措施后，有权解除保全裁定的主体只能是作出保全裁定的人民法院或者其上级人民法院，也就是说，保全查封的效力不会因当事人未在法定期限内起诉而自动消灭。
摘要2：
摘要1：【要旨】（１）保险公司县级营销服务部办理人身保险业务；（２）保险公司提供了由公司省分公司批准生效而加盖总公司(住所地在北京)印章的格式合同；（３）保险费则由该公司的市中心支公司收取并出具了发票——该公司市中心支公司是适格主体。
【注解】保险公司支公司有诉讼主体资格。——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１５６.保险公司支公司有无诉讼主体资格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被保险人的陈述自相矛盾，又不能提供病历、医疗费发票等证据证明其伤情严重程度的，不能认定在事故发生后离开现场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保险公司可以依据保险条款的约定免责——冯××认可人保南京公司就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已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则保险合同第六条第（六）款约定的驾驶员有义务在发生事故后依法采取措施，对被保险人具有约束力，冯××应依约履行。．．．．．．围绕本案争议焦点，1、关于陈某是否“依法”采取措施的问题。……综上，本院认为陈某具备当即报警条件而未立即报警，应认定其未依法采取措施。2、关于驾驶员陈某是否存在“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的问题。本院认为，人保南京公司以驾驶员“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作为免责事由之一。“逃离事故现场”与“离开事故现场”虽在词义上有所不同，但其状态和结果均是驾驶员不在事故现场，致使出警人员对驾驶员驾驶状态和资质无从查证，故该条款需要结合生活经验和设立目的予以解释。按照前述交通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事故后驾驶员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保护现场，只有特殊情况下才允许撤离现场。如事故中出现人员伤亡需要及时医疗救治等，离开现场则具有了合理性和必要性。因生命权高于财产权，保险公司不应在危及生命的情形下苛求驾驶员不得离开现场。但驾驶员作为现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是否饮酒、是否具有驾驶资格、是否存在禁驾事由等因素，均是确定其是否承担驾驶事故责任及保险公司确定是否赔偿损失的依据。若允许驾驶员在无合理理由的情况下擅自离开现场，在目前道路交通事故频发的现状下易诱发道德风险，亦违反保险法中最大诚信原则。因此，轻微伤或者身体不适不能作为驾驶员离开现场的理由。据此，本院认为应根据受伤情况的程度来判断驾驶员离开现场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本案中，驾驶员陈某称其因受伤急于诊治而离开现场，但无法提供相关急诊病历证明其受伤程度及医生诊疗经过。根据本院调取的检查申请单及冯××提交的江苏省人民医院20元“中清创”收据，且陈某系在现场等待父母及朋友到达后才离开，表明陈某仅受轻微伤，其离开事故现场没有合理性和必要性。此外，作为商业性质的车辆损失保险，在出现驾驶员发生事故后弃车离开现场的情况时，保障保险人援引上述免责条款行使赔付抗辩权，不仅有利于当事人慎重缔约、履约，更有利于鼓励驾驶员在发生事故后履行法定义务和践行违法行为自负的理念。
摘要2：（续）综上，案涉被保险车辆虽在保险期限内发生保险事故，但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允许的驾驶员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擅自离开现场，属于保险合同第六条第（六）款约定的免责情形，人保南京公司据此要求免除赔偿责任，应予支持。
【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苏审三商申字第00068号
摘要1：保险公司支公司实际收取保险费，可作为被告主体——保险公司四级机构均参与保险合同订立和履行，投保人以收取保险费并开具发票的单位作为被告主体，应予支持。
【实务要点】保险公司四级机构均参与保险合同订立和履行，对确定保险合同主体存在两种以上不同解释的，投保人主张依《合同法》第41条规定，以收取保险费并开具发票的单位作为被告主体，应予支持。
【案例索引】见《保险公司支公司有无诉讼主体资格》（《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研究组），载《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民事审判信箱》（201501】）。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PLASTI DIP”属于臆造性词汇——2013年商标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申请商标注册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也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该条规定是为了维持商标注册秩序，防止商标注册抢注他人已经使用但尚未注册的商标。具体到本案，判断诉争商标是否构成上述情形应考虑以下因素：一、在诉争商标申请日之前，普莱斯迪普公司是否在与诉争商标核定使用商品相类似的商品上使用“PLASTI DIP”商标，并具有一定影响；二、普莱斯迪普公司的“PLASTI DIP”商标与诉争商标是否构成近似标志；三、林××申请注册诉争商标是否属于抢注行为，具有明显恶意。本案中，普莱斯迪普公司“PLASTI DIP”商标使用的“涂料；粘合剂”等商品与诉争商标核定使用的“油漆；松香水；清漆；着色剂；颜料；食用色素；印刷油墨；松香；防锈油；皮肤绘画用油墨”商品在功能、用途等方面相同或相近，构成相同或类似商品。普莱斯迪普公司提交的经销商信息、相关发票等证据能够证明，普莱斯迪普公司自诉争商标申请日前的2005年起，持续将标有“PLASTI DIP”商标的“涂料；粘合剂”商品进口至中国大陆地区销售，并具有一定影响。同时，销售范围包含林官贵所在的广东省，林××对普莱斯迪普公司对“PLASTI DIP”商标的使用情况及其影响理应知晓，其非但未尽合理避让义务，反而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申请注册字母构成完全相同的诉争商标，可见其主观意图难谓正当。综合上述因素，诉争商标的注册违反了2013年商标法第三十二条关于“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的规定。原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是：诉争商标在复审期间是否进行了真实、有效的商业使用。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规定，使用注册商标，连续三年停止使用的，由商标局责令限期改正或者撤销其注册商标。该条旨在清理闲置商标，促使商标真实投入商业使用，发挥商标应有的功能与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2002年施行）第三条规定，商标法和本条例所称商标的使用，包括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书上，或者将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商标权人自行使用、他人经许可使用以及其他不违背商标权人意志的使用，均可认定属于商标实际使用行为。本案中，东莞厨味加工厂提交了其与东莞永益公司签订的“厨味真好用鸡粉”购销合同，与美林制罐厂签订的“厨味真好用鸡粉”包装罐的购销合同，与友诚纸品公司签订“厨味真好用鸡粉”包装纸箱的《加工销售清单》。在案证据中送货单、发货单、收据能与前述合同相互对应，结合产品及包装箱的图片以及东莞永益公司、美林制罐厂、友诚纸品公司出具的证言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前述购销合同和销售清单进行了实际履行。东莞厨味加工厂还提交了其与东莞市厚街分视广告材料店签订的《广告发布合同》、发票以及东莞市祥鸿国际农批城物业管理部出具的证明，能够证明2013年东莞厨味加工厂在其承租档口的外墙上悬挂显示有“厨味”味精包装袋及“泰国厨味鱼露”包装瓶的广告牌。经公证的邮件内容也显示在2013年“厨味味精”包装袋就已设计完成。因此，在案证据能够证明东莞厨味加工厂在复审期间在鸡粉商品对“厨味chuwei及图”及“厨味及图”标志进行了宣传和使用，在味精、鱼露商品对“厨味”商标进行了宣传和使用。实际使用的商标标志与核准使用的商标标志有细微差别，但未改变其显著特征的，可以视为注册商标的使用。本案中，虽然在案证据显示东莞厨味加工厂在鸡粉商品上使用的商标与诉争商标有所差别，但是其使用的“厨味chuwei及图”及“厨味及图”标志其显著识别部分均为文字“厨味”，与诉争商标相同，并未改变诉争商标显著特征，可以视为诉争商标的使用。故在案证据可以证明复审期间内诉争商标在鸡粉、味精、鱼露商品上进行了真实、有效的商业使用，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在事实认定错误的基础上原审法院适用法律亦存在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连续三年不使用”中的“使用”应当理解为在核定类别商品上的使用，不应将在类似商品上的使用视为该条所称的“使用”；（２）对未实际使用商标的类别不认定为使用——2001年10月27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旨在督促商标权人积极使用核定的商标，避免商标资源闲置，该条所称“连续三年不使用”中的“使用”，应当理解为在核定类别商品上的使用，不应将在类似商品上的使用视为该条所称的“使用”。虽然青华公司提交的批墙膏经销协议、增值税发票、广告合同、制作单及门店招牌等证据可以证明青华公司将复审商标使用于批墙膏商品上，但批墙膏并不属于复审商标核定的第2类商品，且在功能、用途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因此，复审商标在批墙膏商品上的使用，不应视为在核定商品上的使用，复审商标应当予以撤销，二审判决并无不当。鉴于青华公司认可《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中不存在批墙膏商品，故二审法院认定批墙膏不属于复审商标核定商品所属的第2类商品并无不当，青华公司的此项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只要在商业活动中公开、真实的使用了注册商标且注册商标的使用行为本身没有违反商标法律规定，则注册商标权利人已经尽到法律规定的使用义务，不宜认定注册商标违反该项规定——注册商标长期搁置不用，该商标不仅不会发挥商标功能和作用，而且还会妨碍他人注册、使用，从而影响商标制度的良好运转。因此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规定，注册商标连续3年停止使用的，由商标局责令限期改正或者撤销其注册商标。应当注意的是，该条款的立法目的在于激活商标资源，清理闲置商标，撤销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因此只要在商业活动中公开、真实的使用了注册商标，且注册商标的使用行为本身没有违反商标法律规定，则注册商标权利人已经尽到法律规定的使用义务，不宜认定注册商标违反该项规定。本案中，李××在评审程序中提交了李××许可班提公司使用争议商标的合同和班提公司销售卡斯特干红葡萄酒的增值税发票，在申请再审审查期间又补充提交了30余张销售发票和进口卡斯特干红葡萄酒的相关材料。综合上述证据，可以证明班提公司在商业活动中对争议商标进行公开、真实的使用，争议商标不属于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规定连续3年停止使用、应由商标局责令限期改正或者撤销的情形。至于班提公司使用争议商标有关的其他经营活动中是否违反进口、销售等方面的法律规定，并非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所要规范和调整的问题。卡斯特公司关于班提公司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等法律规定，由此争议商标违反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规定，应予以撤销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无法证明系隐名发包人事实不承担责任——关于雨润公司应否对帝元公司欠付工程款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六建公司认为虽然合同签订的主体是帝元公司，但案涉工程真正的发包人与受益人是雨润公司，且雨润公司在工程结算终审单上盖章确认，因此，雨润公司应承担连带支付工程款及利息的责任。经审查，工程结算终审单上工程结算中心处加盖的是“江苏××××××有限公司工程结算中心”的印章，该工程结算中心作为参与工程结算的第三方，其并非承担责任主体，且六建公司提供的帝元公司和雨润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的股东信息，并不能证明帝元公司和雨润公司之间财产存在混同的情形，而且六建公司亦未向法庭提供雨润公司直接参与管理案涉工程或以其名义向六建公司直接支付工程款的事实。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证明雨润公司系案涉工程隐名发包人的事实。同时，六建公司提供的《彭阳县人民政府关于帝元肉牛加工厂资产转让事宜的函》中仅能反映出雨润公司参与过帝元肉牛加工厂资产转让的事宜，而雨润公司实际是否收取彭阳帝元肉牛加工厂资产转让款并无相关的证据证实。故六建公司以雨润公司为发包人和受益人，要求该公司连带支付帝元公司拖欠其工程款及逾期支付工程款利息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六建公司的该项请求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约定付款前需要提供等额全额发票不能成为不履行付款义务的抗辩事由——帝元公司与六建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工程款付至结算价款的95%前，六建公司需提供与结算价款等额的全额发票。开具税务发票系六建公司的法定和约定义务，但开具发票属于合同的附随义务，未开具税务发票不能成为帝元公司不履行主合同付款义务的抗辩事由。因此六建公司未开具发票的行为，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的不安抗辩权的行使条件。同时帝元公司要求六建公司开具税务发票的主张，应作为独立的给付之诉进行主张，但其在一审中并未提出反诉，仅以此抗辩不予支付工程款，其该项上诉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帝元公司支付工程款后，六建公司应向帝元公司开具税务发票。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租赁合同约定承租人设立项目公司承继租赁合同，虽未办理变更手续但已经实际履行的，认定租赁合同权利义务已经概括转让给项目公司；（２）承租人股权结构的变化并未导致合同主体变化，不构成转租——本案中巨洋公司(甲方)与湖心公司(乙方)于2013年8月17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第7.2.1条约定“甲方同意乙方单独设立该项目公司，同意可将本合同项目租赁的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乙方新设立的项目公司，给予配合乙方办理相关合同变更手续。但乙方应对受让的项目公司履行本合同义务承担连带责任。”2014年10月10日，湖心公司作为股东之一，设立了中影小象公司，并持有该公司65%的股权。虽巨洋公司未与湖心公司、中影小象公司办理相关合同变更手续，但中影小象公司自成立至2016月9月30日近二年时间内，向巨洋公司按时支付了租金，交纳了物管费、设施费等费用，中影小象公司已经履行了《房屋租赁合同》的主要义务，巨洋公司根据中影小象公司的缴费情况出具收据以及向其开具增值税发票。据此，可以认定湖心公司已按《房屋租赁合同》的约定将该合同项目租赁的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了中影小象公司，且经过了巨洋公司同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及第八十八条“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的规定，中影小象公司与巨洋公司之间形成新的房屋租赁合同关系。中影小象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化，并未导致合同主体变化，不构成转租。退言之，即便如巨洋公司所称，其认可湖心公司控制的项目公司中影小象公司交付租金、使用租赁物业，是将中影小象公司的行为视为是湖心公司履行案涉合同的行为。则湖心公司转让其所持有的中影小象公司全部股份后，中影小象公司不再是湖心公司的项目公司，但中影小象公司仍是代湖心公司继续使用案涉租赁物业，湖心公司的股权转让行为亦不构成转租。故巨洋公司主张依据其与湖心公司的《房屋租赁合同》第13.2条解除合同并采取断电措施要求中影小象公司搬离案涉租赁物业缺乏合同和法律依据，其行为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出租人将未经消防验收合格的房屋出租发生火灾承担５０％赔偿责任——崔××承租的营业房发生火灾时，恰逢2013年2月12日春节假期，商铺无人，火灾导致商铺内财物被烧毁。经金华市公安消防支队婺城区大队对火灾现场进行勘查，已作出了火灾事故认定书，认定起火部位为七号店铺，起火原因系电气线路故障引燃周边可燃物蔓延所致。火灾造成的经济损失，经浙江省金华市金建价格评估有限公司根据五一村合作社和崔××双方的委托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货清单、发票、店铺陈立示意图）和描述，通过评估人员的现场勘查、清点，核实，整理出损失物品清单，并结合有无残值留存等情况，作出火灾损失的价格评估报告，确定了评估标的在价格评估基准日的价值。上述火灾事故认定书、火灾损失的价格评估报告一审中经各方当事人质证，各方对其真实性均不持异议。因此，原审将此作为本案审理的依据，并无不当。现五一村合作社认为火灾事故认定书中对引起电气线路故障的原因未提及，要求结合火灾现场勘验笔录及技术鉴定报告进行分析。经审查，金华市公安消防支队婺城区大队从火灾现场提取的物证有熔珠、节能灯残骸及单股铜导线等，经委托公安部消防局上海火灾物证鉴定中心进行技术鉴定，结论为电热熔痕和二次短路熔痕、火烧熔，故确认火灾系电气线路故障引燃所致。本案现无其他证据证明火灾发生系因7号店铺徐××的过错或其他外力原因所致，五一村合作社作为商铺的所有人和管理人，将未经消防验收合格的商铺出租他人经营，对商铺使用的电气线路在改造后又未进行有效的安全检查，对火灾事故的发生负有一定的责任，而作为承租人崔××对所租房屋是否已经消防验收未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亦负有一定的责任。原审按租赁双方在涉案事故中应承担的责任，经综合考量，酌情判令双方各按50%的比例承担责任，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浙金民终字第1358号
【摘要】本案火灾发生在春节期间，五一村合作社未提供徐××对崔××租赁店铺火灾的发生存在过错的相应证据，其要求徐××对崔××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依据。综合考量本案火灾的起火原因、起火时间、五一村合作社出租未取得合法产权及未经消防验收的房屋获利、五一村合作社对崔××租赁房屋进行电器线路改造、崔××未尽到谨慎审核及安全经营的义务等案件现实情况，原审法院判决五一村合作社对本案损失承担50%的责任未超出其应尽的责任范围。
摘要1：【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案涉设备的价款问题。腾达公司与戴××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中约定了“不含税价"，“不含税价"意在销售方不开具发票给买方，或买方不要求销售方开具发票，即达到“逃税"的目的。据国务院《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三条规定，此种约定违反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条款，并不能据此认定腾达公司放弃了其应买方要求开具发票后依法享有的转嫁税款的权利。戴××作为买方负担税款符合交易惯例，亦有利于维护交易公平。况且双方合同中还另行约定了“含税价"，所以腾达公司按照“含税价"向戴××主张剩余价款，符合法律及双方合同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关于案涉设备的价款问题，在腾达公司与戴××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中，同时约定了“不含税价"和“含税价"。本院认为约定“不含税价"意在逃避交税义务，此种约定违反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条款。故腾达公司按照合同约定的“含税价"向戴××主张剩余价款，符合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一审法院判令戴××向腾达公司按含税价支付剩余价款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工业品买卖合同》不含税价款为260万元，含税价款为291万元（此款包含改造、安装费）；
摘要1：【裁判摘要】约定“不含税价款”由付款方承担增值税款更符合公平原则——双方签订的销售合同载明“说明：以上产品报价为出厂价，包安装与运输，不含税票"“说明：以上产品报价为出厂价，不含包税票和运输"“以上产品报价为不含税价，不包安装与运输"等内容，明确双方约定的货款为不含税价；且日鼎公司对此亦予确认，可见双方均认同合同所载价格为不含税价款的货款。在百巨公司依法向日鼎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的情况下，涉及的税费实为增加了百巨公司的销售成本，减少了百巨公司合同约定的收入，利益明显受损，日鼎公司亦明知此种客观事实和法律后果。如继续以原合同约定的价格作为双方结算价格，则日鼎公司实际减少了应负担的购货成本，获得了不当利益；而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四条规定，百巨公司向日鼎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上所载的增值税额可以作为受票方日鼎公司抵扣的进项税额，即日鼎公司可以就此获得税收利益。因此，在双方没有对开发票的税费进行约定的情况下，由日鼎公司负担增值税款更符合公平合理原则，故百巨公司要求日鼎公司向其支付百巨公司向日鼎公司所开增值税发票项下的税额53034.51元，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票据诉讼的举证责任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依照票据法第四条第二款、第十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持票人有责任提供诉争票据。该票据的出票、承兑、交付、背书转让涉嫌欺诈、偷盗、胁迫、恐吓、暴力等非法行为的，持票人对持票的合法性应当负责举证。”依据该条规定，票据诉讼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本案民生银行长春分行应负责证明其享有合法票据权利。该行提供的案涉304、305号两张汇票，必要记载事项齐全、签章合法、背书连续，根据票据法第三十一条关于“以背书转让的汇票，背书应当连续。持票人以背书的连续，证明其票据权利”的规定，民生银行长春分行完成了证明其所持票据合法的举证证明责任。在此情况下，恒丰银行泉州分行、通榆合作社应对恶意持票的抗辩主张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票据法第十二条规定：“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票据的流通功能决定了其无因性的本质属性，票据一经签发，票据法律关系即与其发生原因的基础法律关系相分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以票据法第十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为由，对业经背书转让票据的持票人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据此，恒丰银行泉州分行、通榆合作社所提出票人与收款人无真实交易关系和对价的主张，依法不能成为否定民生银行长春分行享有并行使票据权利的抗辩理由。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717号
【摘要】关于民生长春分行的票据权利问题。民生长春分行作为案涉票据持票人向其前手通榆合作社、恒丰泉州分行提起票据追索权纠纷，涉案两张汇票必要记载事项齐全、签章合法、背书连续，恒丰泉州分行、通榆合作社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对案涉票据采取倒打款的过桥模式办理贴现业务、在票据上签章的法律后果是明知的，对此种业务的商业风险亦应有所预期，其在票据上的签章并非受欺诈、胁迫所为。在票据形式合法、签章真实、背书连续的情况下，不能以倒打款模式来否定票据债务人依据票据记载事项而承担的票据责任。本院二审依据现有证据，未认定民生长春分行存在票据法第十二条规定的足以丧失票据权利的情形，不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3695号
【摘要】另外，因为票据具有无因性，在案涉票据的各贴现主体均签订了贴现合同，且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民生银行长春分行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规定的足以丧失票据权利的情形下，原审法院认定民生银行长春分行依法享有票据权利，适用法律正确。
摘要1：【裁判摘要】溪铁实业公司作为汇票持有人，因汇票遗失，其已向一审法院申请公示催告，催告期间，石家庄××建筑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进行申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一条："利害关系人应当在公示催告期间向人民法院申报。人民法院收到利害关系人的申报后，应当裁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并通知申请人和支付人。申请人或者申报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票据丧失后，失票人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或者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之规定，溪铁实业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之规定，故一审法院以溪铁实业公司选择救济手段错误，起诉被告不适格为由驳回溪铁实业公司的起诉属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摘要2：【案号】本溪市平山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辽0502民初505号
【摘要】失票人在失票后的救济手段为请求出票人补发票据、请求债务人付款或向非法持有票据人请求返还票据，前两项的救济手段的被告为与失票人具有票据债权债务关系的人、拒绝付款的票据付款人或者承兑人，而本案中，原告的请求并非法定的失票救济途径，被告也并非法律规定的适格被告。．．．．．．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本溪市××实业有限公司的起诉。
摘要1：【裁判摘要】票据背书连续，形式要件完备，且票据未记载不得转让或质押，贷款人通过质押背书获得票据依法享有票据权利——汇票是出票人签发的委托付款人在见票时或在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汇票具备票据具有的一般特征：首先，具有无因性，即票据一经签发，票据关系即与其发生前提的原因关系相分离，票据行为的效力不再受原因关系的存废或效力有无的影响。这是保障票据信用和流通功能的现实需要，成为票据理论和立法的基础，被票据实践和各国立法所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三条也规定，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故出票人华清公司与收款人斯特威公司是否有其他合同约定或是否已经另行通过其他方式完成交易，以及兴业银行深圳分行与其前手斯特威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其他抗辩事由，均不得对抗其后手即兴业银行深圳分行。因此华清公司主张斯特威公司约定其所出具汇票仅用于担保作用，不得转让、质押，该抗辩事由不能对抗兴业银行深圳分行。诚然，为防止不法分子滥用权利，利用票据无因性原则进行诈骗活动或者扰乱正常的票据流通秩序，平衡出票人、债务人（承兑人）及持票人的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和第十二条也作了适当的限制，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必须支付对价，并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后手以不法、恶意或重大过失从直接前手取得的票据，不享有票据权利。相对于票据的无因性，上述例外和限制，特别是重大过失的理解和把握应从宽掌握，否则将从根本上影响票据功能的发挥，否定票据制度历史形成的惯例，从而违背现代金融票据业务的发展趋势。因此，本院认为，后手未参与前手的实际交易，其对前手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的审查应该也只能是形式审查，而非实质审查。即使事后发现前手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并非真实也并不必然构成过失。因此，票据法意义上的重大过失，应是侧重于票据本身真实性、记载事项的完整性、背书的连续性和文义规范性而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明确规定：“票据债务人以票据法第十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为由，对业经背书转让票据的持票人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涉案票据背书连续，形式要件完备，且票据未记载不得转让或质押，而兴业银行深圳分行通过质押背书获得票据，依法享有票据权利。
摘要2：（续）华清公司主张斯特威公司存在与兴业银行深圳分行恶意串通的可能性，进而主张票据失权。对此，本院认为，本案的确不能排除兴业银行深圳分行在向斯特威公司发放贷款时存在审查不严甚至内外勾结的可能性，亦不能排除华清公司与斯特威公司恶意串通以虚假票据获得贷款的可能性，但这些所谓的“可能性”均无证据可以证明，故本院不予认定。本案中，兴业银行深圳分行发放贷款的事实真实存在，发放贷款的前提是斯特威公司提供了包括华清公司出具的票据在内的担保，兴业银行深圳分行现依据该票据主张权利，华清公司作为票据出票人，依法应当无条件付款并承担由此造成的利息损失。
摘要1：【裁判摘要】（１）在双方未作特别约定的情况下，提供《付款申请函》仅为附随义务，不能成为债务人拒付理由；（２）债务人未及时开具商业承兑汇票构成违约，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立即使用现金支付——首先，根据案涉《采购订单》中约定“付款需要提供资料：对账单(原件)和增值税发票(含真伪查验)”可知，双方并未将盛美公司提供《付款申请函》作为恒都公司支付货款的条件。其次，虽然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可能存在盛美公司先行向恒都公司提供《付款申请函》，恒都公司再向盛美公司开出商业承兑汇票的交易习惯，但在案涉买卖合同关系中，盛美公司的主要合同义务是依约交付货物，恒都公司的主要合同义务是支付相应的货款，在双方未作特别约定的情况下，盛美公司向恒都公司提供《付款申请函》仅为其附随义务，不能成为恒都公司拒绝开具商业承兑汇票的理由。最后，双方在2021年9月14日已完成对账，恒都公司亦于2021年11月19日收到了盛美公司的《律师函》，但直至盛美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前，恒都公司仍未向盛美公司开具相应的商业承兑汇票。鉴于以上情况，一审法院认定恒都公司存在逾期付款行为，具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确认。因恒都公司未及时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已构成违约，一审法院认定盛美公司有权要求恒都公司立即使用现金支付案涉货款并无不当。恒都公司主张盛美公司无权要求其立即支付上述款项，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钢材购销合同》第五条第五项约定，锦弘盛公司在办理支付手续时应按照实际付款金额开具国家正规发票，锦弘盛不得提供虚假发票，否则中机公司将不予支付合同款项。该条规定没有明确锦弘盛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与中机公司付款的先后顺序，双方应当同时履行。中机公司支付货款系主合同义务，而锦弘盛公司按照中机公司实际付款金额开具国家正规发票系合同的附随义务，在锦弘盛公司已经履行交付货物的主合同义务的情况下，中机公司不能以锦弘盛公司未开具增值税发票为由拒绝支付货款，且锦弘盛公司已经按照实际付款金额向中机公司开具了增值税发票。
【裁判摘要２】《钢材购销合同》第五条第一项约定支付方式为“现金转账、电汇、银行承兑汇票”，中机公司以商业承兑汇票向锦弘盛公司付款，不符合合同约定，锦弘盛公司可以拒绝接受。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如何认定是否存在民间贴现行为？——现丰道公司上诉主张，志邦配件厂与其直接前手云富公司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基础交易关系，志邦配件厂可能是通过民间贴现的方式取得本案系争票据。对此本院认为，志邦配件厂已提交了销货合同、入库单等文件证明其系基于与云富公司间的买卖合同关系而自云富公司处合法取得系争汇票，虽未能提供增值税发票，但志邦配件厂的交易相对方云富公司已出具书面文件说明了理由。．．．．．．因此，丰道公司提出的各种质疑尚不足以推翻志邦配件厂的举证，本院无法据此认定志邦配件厂系通过非法的民间贴现行为取得本案系争票据，故对丰道公司的该项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承兑人怠于作出指令故意不应答使得电子商业承兑汇票长期处于“提示付款待签收”的状态，即使接入机构未依法代为作出拒付应答，“提示付款待签收”状态的持续本身已经构成实质上拒付行为，持票人可以行使追索权——票据法规定持票人行使票据追索权应当提供拒绝证明等文件，其目的在于约束持票人按照票据法规定的行权顺序行使票据权利，拒绝证明等文件的作用在于证明持票人确实已依法提示付款但被拒绝或因法定原因无法提示付款。案涉票据性质为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根据目前的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若该种类型汇票的承兑人对于持票人的提示付款不应答，持票人客观上无法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取得拒付证明。宝塔财务公司在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中对于志邦配件厂的提示付款请求一直不予应答，通过发布公告的方式自认出现票据未能如期兑付的情形，并在接受志邦配件厂提交的申报材料后直至本案诉讼，始终未向志邦配件厂履行相关义务，综合上述情形判断，可认定宝塔财务公司已“拒绝付款”。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可信时间戳固定证据——深圳市版权协会电子证据固化的电子商业承兑汇票及相关报告、发票、光盘（光盘内含有涉案票面信息的截图原始文件包，固化后生成的时间戳文件，证明固化主体身份信息的电子签名文件），证明深圳益安公司合法持有电子商业承兑汇票，涉案票据于2017年9月26日到期，深圳益安公司已经按照票据法规定分别于2017年9月21日和2017年10月10日两次向承兑人提示付款，承兑人未按照规定清偿票面金额。在票据到期提示付款后，承兑人拒不兑付。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金融机构员工协助他人非法贴现给他人造成损失的，金融机构及其直接责任人员依法承担责任——长治中行在办理本案票据贴现业务中具有一定过错。李××将该汇票交给长治中行英雄路分理处职员黄××后，黄××在无相关交易合同、增值税发票的情况下，为编造票据贴现业务所需资料提供帮助，并通过了该行相关业务部门的审核，致使该票据最终顺利贴现。本院认为，长治中行办理贴现业务时，在贴现申请表上载明黄××为经办人，黄××的犯罪行为虽属个人行为，但因其作为长治中行下属部门的工作人员，违反规定办理本案票据贴现业务，亦因长治中行未能尽到严格审查义务，在业务办理及管理上存在一定过错，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五条关于“依照票据法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由于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在票据业务中玩忽职守，对违反票据法规定的票据予以承兑、付款、贴现或者保证，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该金融机构与直接责任人员依法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长治分行应就其在本案中的过错行为对煤运公司的损失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长治中行关于“黄××的行为属个人行为，其所在长治中行英雄路分理处无贴现业务；长治中行办理本案汇票贴现合法合规，不存在过错，不应对煤运公司的损失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及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再审案件立案后再审申请人变更再审请求时已超过６个月法院不予审理——关于富盈酒店再审审理期间新增加的再审请求应否审理问题。在本院再审审理期间，富盈酒店变更其再审请求为“撤销二审判决，驳回郑中公司全部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被申请人及原审其他当事人在庭审辩论结束前提出的再审请求，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一并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有本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十二项、第十三项规定情形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因本案为再审审理案件，富盈酒店在本院再审审理中再行变更再审请求，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本院再审仍以其申请再审时的请求为准，对其新增加的再审请求不予审理，对其针对新增加的再审请求而提交的《工程联系函》、电子邮件截图等质保金相关证据材料，本院也不予审查。
【裁判摘要２】合同约定“先票后款”，但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先核定工程款后再开具发票，而本案未开具发票的原因是对方未核定确定请款金额，故被告以“先票后款”约定为由句不付款的理由不能成立——根据《装修合同》专用条款第六条第六款的约定，在富盈酒店支付相应款项前，郑中公司须向富盈酒店开具增值税发票，否则富盈酒店有权拒付任何款项。但是，从富盈酒店提交的已付款增值税发票、付款凭证等证据来看，双方历次收付款过程中，富盈酒店和监理单位先审核确定工程款，然后再由郑中公司开具发票。郑中公司未开具后续发票的原因是富盈酒店未审核确定郑中公司的请款金额，故富盈酒店以“先票后款”约定为由拒不付款的理由不能成立。因此，原审认定富盈酒店应按约于2019年7月10日审核完毕并支付欠付的工程款，并无不当，本院再审予以维持。
摘要2：【解读】再审申请人富盈酒店再审请求：1.撤销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川民终37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中关于维持一审民事判决第一项和第二项的内容；2.撤销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川民终37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中关于撤销一审民事判决第六项的内容；3.一、二审案件受理费、诉讼保全费由郑中公司承担。本院再审审理期间，富盈酒店变更再审请求为：撤销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川民终373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郑中公司全部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