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合同撤销权的债权人对影响其债权实现的不动产权属变更登记行为的诉权
摘要1：——王达:《普通债权人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特定情形--对“法律上利害关系”的理解》,载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行政审判指导》(总第6辑)，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7 年版,第103-105页。
摘要2：
（2007）皋行初字第066号
摘要1：——起诉当日具体行政行为被撤销，法院应否继续合法性审查
【裁判摘要】本案中，被告据以转移登记的资料中，具结书和房地产买卖契约中均未载明形成的日期，且经核实有关当事人的签名不具有真实性，故被告转移登记发证行为不具有合法性。虽然在原告提出异议后，被告已将本案所涉房屋的所有权恢复登记于原告名下，颁发给第三人的房屋所有权证书已经缴销，但转移登记的具体行政行为为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行政行为，其一经做出便具有行政效力，所以变更登记的具体行政行为应当被确认为违法行为。市人民法院遂判决确认被告向第三人颁发房屋所有权证书行为违法。
摘要2：【解析】本案原告所诉具体行政行为在原告起诉的当天，即由被告撤销，成为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行政行为。——《解释》第50条第3款规定，“被告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原告不撤诉，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应当作出确认其违法的判决。”该款虽然是针对被告在一审期间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所做出的规定，但在本案不能确定被诉行政行为撤销于诉前还是诉后的情况下，同样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和重要的参考价值。据此，法院判决确认被告向第三人颁发房屋所有权证书行为违法是正确的。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赔申1002号
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申请人提供虚假材料办理房屋登记，给原告造成损害，房屋登记机构未尽合理审慎职责的，应当根据其过错程度及其在损害发生中所起作用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蒙××因向案外人文××借款50000元，将涉案房屋抵押给文××并办理了抵押登记。后因该房屋被东方市人民法院另案执行，文××提出执行异议，东方市人民法院曾作出（2001）东法执裁字第16号民事裁定，但之后该裁定已被撤销。文××向东方市政府申请办理涉案房屋过户登记时提供已被撤销的（2001）东法执裁字第16号民事裁定作为其申请颁证的材料，属于提供虚假材料办理房屋登记的情形。东方市政府向文某英颁发房权证东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以下简称04××07号房权证）时亦未尽到合理审慎的审查职责，致使该颁证行为被另案生效判决确认违法。案外人李某成基于文某英持有04××07号房权证的合理信赖向其购买涉案房屋并办理了过户登记，另案生效判决已确认李某成属于善意取得。文某英以借款过户为由提供虚假材料办理涉案房屋的变更登记，是导致蒙××财产损失的主要原因，应对蒙××的财产损失承担主要赔偿责任。但东方市政府未尽合理审慎职责，违法颁证行为客观上为李某成购买涉案房屋增加了内心确信，是造成蒙××财产损失的另一原因，亦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二审法院综合考虑东方市政府在颁发04××07号房权证过程中的过错程度及在损害发生中所起的作用，酌定其承担相应的行政赔偿责任，符合上述法律的规定。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326号
摘要1：【裁判摘要】土地登记与房屋登记的法律后果相同，土地登记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进行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0]15号）第五条第三款规定，原房屋权利人、原利害关系人未就首次转移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对后续转移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虽为土地登记案件，但因土地与房屋均属于不动产，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规定均以登记作为发生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土地登记与房屋登记的法律后果相同，故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进行审理。本案中，再审申请人作为原利害关系人，其仅对后续变更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应不予受理。一、二审法院以丽水市政府向施××、周××颁发的丽国用（2007）字第45××号和4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系由丽水市粮食局持有的原丽国用（2007）字第34××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变更登记而来，被诉颁证行为属于土地使用权的变更登记，并未对吴××等109人的权利义务产生新的影响，吴××等109人未就对其产生实际影响的在先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而是直接对后续变更登记行为提起诉讼，不具有诉的正当利益，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进而裁定驳回起诉和上诉，并无不当。
摘要2：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甘民申459号
摘要1：【案号】甘肃省嘉峪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甘02民终262号
【解读】（１）东方百盛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胡××配合到公司注册业务登记部门协助办理股东变更登记；2.判令胡××承担本案诉讼费。（２）一审认为：股东会作为公司的权力机构，对抽逃出资的股东经催缴后仍不足额出资的股东有权作出解除股东资格的决议，东方百盛公司解除胡××股东资格符合法律规定，胡××有义务配合公司办理股东身份变更登记手续，东方百盛公司的诉请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判决：胡××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配合嘉峪关东方百盛购物广场有限公司至公司注册业务登记部门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
摘要2：
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鄂08民终803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京山金楚公司在武汉立宇公司未履行出资义务和抽逃出资行为，且经公司催告缴纳或者返还，在合理期间仍未缴纳或者返还出资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股东会形成决议解除武汉立宇公司的股东资格，但该规定并未要求被解除股东资格一方有协助进行公司变更登记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京山金楚公司只需按照规定提交相关材料，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即可。京山金楚公司以诉讼的方式要求武汉立宇公司协助其进行股东和股权变更登记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据此，本案不具备前述股东除名的构成要件，京山金楚公司以股东会决议解除武汉立宇公司股东资格的行为，不发生效力。相应地，京山金楚公司要求武汉立宇公司协助解除其在京山金楚公司的股东资格，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请求，亦不成立。
摘要2：【解读】京山金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武汉立宇公司协助解除武汉立宇公司在京山金楚公司的股东资格，将其持有京山金楚公司70%的股权变更至荆门楚天公司持有；2.诉讼费由武汉立宇公司负担。
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苏09民终1620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就本案而言，金亿东公司请求对林××的股东资格进行除名，而股东除名要符合“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根据查明的事实和之前判决，林××对于增资的1900万元，在抽逃后又履行了8109790元出资义务，故本案不符合未出资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的要求，故金亿东公司要求对林××股东除名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相应的，金亿东公司在此基础上要求林××协助办理注册资本减资变更手续的请求，也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金亿东公司的诉讼请求。
【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本案已经查明，林××对于增资的1900万元，在抽逃后又履行了8109790元出资义务，故本案林××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解除股东的股东资格要求的“未出资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的要件，且对林铃生剩余未补足出资10870210元，人民法院已经作出生效判决要求林××补足，案件也已进入执行阶段，故在生效判决已经要求林××补足出资的情形下，金亿东公司再要求对林××未能补足出资股权部分进行除名，其请求显然不能得到支持。
摘要2：【解读】金亿东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今林××协助到滨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其股东资格解(除名)变更登记手续。2.判令林××根据股权及股东变更情况协助到滨海县市场监瞀管理局注册资本减资变更登记手续。3.判令林××承担本案的一审诉讼费用。二审维持原判。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京民终732号
摘要1：【裁判摘要】股东为公司代为支付相关款项不能视为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故，股东完成实缴出资义务需将实缴货币出资足额存入公司账户，并根据有关规定作相应的实缴出资额变更登记。本案中，郭××以为有趣空间公司代为支付相关款项，应视为履行出资义务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而且，郭××称因有趣空间公司账户被冻结，垫付资金均未打入有趣空间公司银行账户，按照郭××的主张，在有趣空间公司已经有未清偿对外债权的情况下，如果认定郭××主张的代为支付款项行为系股东出资，无异于确认有趣空间公司可以有选择的履行债权，实质上认可股东可以其对公司享有的债权抵销出资义务，等同于股东债权具有优先于其他债权优先受偿的权利，无疑会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
摘要2：
买受人从开发商处购买房屋，尚未办理产权登记，又将该房屋转卖给第三人，第三人能否直接请求开发商协协助办理权属证书
摘要1：066.买受人从开发商处购买房屋，尚未办理产权登记，又将该房屋转卖给第三人，第三人能否直接请求开发商协助办理权属证书？——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第三人只能要求买受人协助办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不能直接向开发商主张。
摘要2：
【笔记】当事人能否以无效或可撤销合同已经办理备案、批准或者产权登记等为由主张合同有效？
摘要1：解读：根据《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１３条规定——合同存在无效或者可撤销的情形，当事人以该合同已在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备案、已经批准机关批准或者已依据该合同办理财产权利的变更登记、移转登记等为由主张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注释】（１）已经办理备案、批准或者登记的合同存在无效或可撤销事由——不影响法院依据无效；（３）已获批准合同如存在《民法典》规定的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法院仍可以直接宣告合同无效而无须通过行政诉讼程序先行撤销审批。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最高法民再117号
摘要1：【裁判摘要】股权转让后未进行变更登记能否对抗强制执行？｜（１）向公司登记机关进行股权变更登记是公司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仅发生对抗交易第三人的法律效力，而非股权取得的法定要件；（２）股权受让方是否实际取得股权，应当以公司是否修改章程或将受让方登记于股东名册，股权受让方是否实际行使股东权利为判断依据——股权作为股东对公司享有各种权利的集合，主要权利为基于股东资格而对公司享有的财产利益和管理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三条规定，转让股权后，“公司应当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第三十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股权转让是股权继受取得的方式之一，作为一种法律行为，通过当事人之间达成合法有效的转让协议后履行即可取得相应股权。股权转让导致的股东及股权结构变化并非法律规定的工商登记事项。向公司登记机关进行股权变更登记是公司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仅发生对抗交易第三人的法律效力，而非股权取得的法定要件。股权受让方是否实际取得股权，应当以公司是否修改章程或将受让方登记于股东名册，股权受让方是否实际行使股东权利为判断依据。昆明中院(2015)昆民五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认定云南能投公司已全额支付转让款，并实际管理、经营石新公司。本案一审亦查明，2014年5月10日，石新公司已修改公司章程，注册资本5亿元，云南能投公司作为公司唯一股东以货币方式全额出资。石新公司虽未及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但云南能投公司自该公司章程修改之日起，实际已经成为石新公司唯一股东，享有包括涉案24%股权在内的石新公司全部股权。云南能投公司虽然在(2015)昆民五初字第12号案件起诉时基于股权转让协议同时提出了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效力、协助办理股权登记等其他两项诉讼请求，但其在提出确认股东身份的诉讼请求时，已经实际取得并享有、行使着相应股权。(2015)昆民五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主文对“山路集团持有的石新公司24%的股权归云南能投公司所有”的确认，
摘要2：（续）不宜理解为基于云南能投公司与山路集团之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这一债权关系所作出，而理解为基于云南能投公司已成为涉案股权实际权利归属人这一事实作出，更符合事实实际情况。即云南能投公司并非仅基于(2015)昆民五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确权取得涉案股权，而是在(2015)昆民五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作出前已经实际取得并享有涉案股权。
（2020）沪0115民初21577号；（2021）沪01民终7923号
摘要1：——无人继任时原法定代表人诉请涤除登记的处理
【裁判要旨】法定代表人辞任后，在新法定代表人未改选或就任前，原法定代表人仍应履行职务，其要求涤除相应公司登记事项的诉讼请求不应支持。公司怠于改选造成原法定代表人损失的，原法定代表人可另行主张。
【本案案号】（2020）沪0115民初21577号；（2021）沪01民终7923号
【摘要】尽管张某曾向某咨询公司、鼎利公司等提交辞职报告，但公司登记不仅涉及民事法律关系，还涉及行政法律关系，故张某的这一单方意思表示无法当然地产生其有权主张涤除相关登记事项的法律效果。某咨询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系该公司内部治理事宜，应按照公司法和该公司章程处理。如果该公司股东鼎利公司等在张某任职期限已经届满的情况下，恶意回避或者消极对待张某关于更换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的要求，使张某不得不依法继续履行职务并给其实际造成损失的，张某可以另案主张赔偿。
摘要2：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京03民终11334号
摘要1：【裁判摘要】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任免、股东的变更均为内部自治事项，原则上应通过公司自治程序完成，法院应审慎介入公司内部治理事务，只有权利存在救济的必要且无其他途径予以救济时，司法才有必要予以适当干预——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三条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任免、股东的变更均为内部自治事项，原则上应通过公司自治程序完成，法院应审慎介入公司内部治理事务，只有权利存在救济的必要且无其他途径予以救济时，司法才有必要予以适当干预。本案中，伊××未举证证明都宏公司因经营管理需要变更法定代表人的必要性，伊××作为都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系都宏公司持股比例100%的股东，可以通过公司内部自治程序或公司解散后的清算等程序实现其权利救济，现阶段不属于必须由法院判决涤除方能获得救济的情形。第二，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对外具有公示效力，对债权人有信赖利益，法定代表人的涤除，既要平衡各方利益，也要有利于对公司债权人权益的保护。伊××作为都宏公司的股东、执行董事，系对外公示的都宏公司法定代表人，伊××主张其仅系都宏公司挂名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但直至都宏公司被法院强制执行、伊××作为法定代表人被采取相应限制措施后，伊××才诉请进行法定代表人涤除，现阶段涤除伊××法定代表人身份不利于对公司债权人权益的保护。
摘要2：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京03民终4623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原法定代表人不能通过公司股东会决议完成其法定代表人身份的涤除，原法定代表人诉请涤除登记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２）可以通过公司解散后的清算等程序实现其权利救济，现阶段不属于必须由法院判决涤除方能获得救济的情形——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三条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任免、股东的变更均为内部自治事项，原则上应通过公司自治程序完成。但是，国奥乡村公司两股东失去人合的基础，无法形成有效的股东会决议，周英×不能通过公司股东会决议完成其法定代表人身份的涤除。若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周×的起诉,则周×因此所承受的法律风险将持续存在。故,周×对国奥乡村公司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的诉讼请求具有诉的利益,该纠纷系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对聚宝氧公司关于驳回周×起诉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但法院应审慎介入公司内部治理事务，只有权利存在救济的必要且无其他途径予以救济时，司法才有必要予以适当干预。其二，首先，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对外具有公示效力，对债权人有信赖利益，法定代表人的涤除，既要平衡各方利益，也要有利于对公司债权人权益的保护。．．．．．．其次，国奥乡村公司已被法院判令解散不再经营，缺乏因经营管理需要变更法定代表人的必要性。．．．．．．因此，综合各方权益，现阶段涤除周×法定代表人身份依据不足，亦不利于公司债权人权益的保护。其三，法定代表人的涤除，还应考量是否存在其他救济途径。人民法院受理强制清算申请并指定清算组后，法定代表人的相应职权由清算组行使。公司清算结束后，清算组注销公司登记，公司终止，周×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自然涤除。周×可以通过公司解散后的清算等程序实现其权利救济，现阶段不属于必须由法院判决涤除方能获得救济的情形。因此，周×关于变更登记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应予驳回。
摘要2：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沪01民终14527号
摘要1：【裁判摘要】法定代表人离职请求涤除变更登记不予支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钱××在玖创公司的相关职务是否因其离职而解除；钱××要求玖创公司办理涤除及变更法定代表人登记的诉请能否得到支持。首先，钱××在玖创公司的董事、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身份系依据玖创公司章程由股东大会、董事会选举并经依法登记而取得，故其要求解除上述身份，亦应遵循公司章程的规定。根据玖创公司章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玖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董事长担任，因此，钱××不再担任玖创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前提是其不再担任该公司的董事长。而玖创公司的董事长系由董事会从董事中选举产生，关于董事的任职资格公司章程虽未作详细规定，但从章程第十条的规定不难理解，董事的任职人员并不限定于公司员工范围内。同时，玖创公司章程第十七条规定，公司设董事会，其成员为8人，任期三年，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董事任期届满，可以连任；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或者董事在任期内辞职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的，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由此，钱××从玖创公司离职或者其董事任期届满，均不构成其董事职务乃至董事长职务的当然解除。基于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董事长担任的规定，在钱××的董事长职务未解除的情况下，其仍须继续担任法定代表人职务。因此，钱××要求法院确认其自2018年1月18日(即从玖创公司离职的时间)起不再担任玖创公司董事、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职务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和章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其次，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法定代表人属于公司登记的必备事项，不能在外观登记上出现空缺或者待定状态。在公司尚未推选新的法定代表人之前，法院迳行判决涤除现任法定代表人，则必然会产生新任法定代表人人选确定这一未决事项，而该事项并不属于可以通过法院或登记机关指任所能解决的事项，法定代表人的变更或者人选的确定，属于公司法人内部治理事项，仍须公司意思机关的决策而定。曾某并非玖创公司董事会选举的董事长，钱××要求法院判令将玖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为曾某，有违公司自治的原则，本院难以支持。因此，在公司未明确继后法定代表人人选的情况下，法院判决涤除现任法定代表人的登记事项，将会面临执行上的障碍，基于以上因素考虑，本院对钱××要求玖创公司办理涤除其作为玖创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登记的诉请亦不予支持。
摘要2：（续）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法定代表人作为公司意志的实现者，对外代表公司行使职权，对内全面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并将公司投资者的意志在公司中贯彻执行，故在公司治理和经营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钱××已从玖创公司离职多年，实际上无法有效履职，这对于公司的正常经营和治理有害而无利，从两次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记录内容亦可看出，法定代表人无法履职已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以及股东诉求的实现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故公司股东应当尽快选举出新的董事，并进而由董事会选举出董事长以担任法定代表人，公司股东之间的矛盾不应成为法定代表人变更的阻却事由。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一终字第308号
摘要1：【裁判摘要】（2013）黔高民初字第8号民事调解书所认定的内容为，华城公司以“君悦华庭”B栋裙房四层整层及五层面积约为941.6平方米的房屋抵偿其所欠潮阳公司的债务，并由双方办理房屋产权变更手续。显然，该调解书确认的是双方于本案诉讼中达成的以房屋抵偿金钱债务的协议。该调解书并不能够产生确定物权的效力，而是对双方以他种给付替代金钱给付协议的确认。换言之，华城公司依据该调解书需要履行交付及房屋产权变更登记义务，在变更登记完成之前，前述房屋的所有权并不发生变更。因此，该调解书并未侵害对申请撤销该调解书的孟××、王×的民事权益。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六十五条、第一百六十八条系对保全措施中解除或撤销保全措施权限及与执行程序衔接的规定，并非针对查封中财产能否处分的规定。并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等规定可知，即使被执行人将其被查封财产转让给第三人，也并不影响在先查封措施的效力，在先的申请执行人利益仍能得到保障或者仍然能够获得执行利益。尤其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五条、类推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等规定，（2013）黔高民初字第8号民事调解书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原审判决对此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指出。．．．．．．《还款协议书》在性质上系以物抵债，其中约定如在该协议签订之日即2010年1月27日起至2012年12月4日止，如华城公司能偿还汕头潮阳公司全部工程款，则汕头潮阳公司退还华城公司案涉房产的权利证书。从上述约定来看，双方以案涉房产偿还债务的约定虽然具有担保债权实现的功能，但如果华城公司未在上述期限内清偿债务，则转让房产与汕头潮阳公司的意思表示即应产生效果。该意思表示应该拘束双方。同时，以物抵债协议为诺成性合同，如果债务人尚未履行，债权人当然有请求继续履行的权利。在本案中，继续履行的请求权就表现为汕头潮阳公司请求华城公司按照《还款协议书》的约定交付房屋并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当然，在房产变更登记完成之前，汕头潮阳公司并非该房屋的所有权人。所以，汕头潮阳公司通过诉讼方式行使该请求权，在诉讼形态上为给付之诉而非确认之诉。汕头潮阳公司请求将案涉楼房四层整层“判归原告”，应当理解为在请求华城公司履行给付义务。
摘要2：（续）双方在（2013）黔高民初字第8号民事调解书中达成的华城公司、新世纪公司将案涉楼房四层整层“分归汕头潮阳公司”、五层楼房进行分割的协议，在性质上也只能是需要债务人给付和债权人受领给付的协议，而非确认权属或者类似共有物分割的协议，均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由此，原审判决关于“该约定不能成为汕头潮阳公司直接取得房屋产权的依据”的判断就不够清晰，该协议能够成为汕头潮阳公司请求继续履行交付房屋并办理过户登记义务的依据，但不能成为其已经享有所有权的依据。更进一步，原审判决以《还款协议书》并未实际履行因而潮阳汕头公司只能请求华城公司履行原工程款债务的结论就难以成立。原审判决此部分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案号】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黔高民再初字第1号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最高法执监179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司法拍卖的标的物只能是采矿权而不可能是矿产资源本身——矿产资源依法专属于国家所有，其本身不能成为民事交易以及司法拍卖的标的物。但是，国家一般不会直接对矿产资源从事开发利用活动，通常是通过授予单位或个人以采矿权的方式，由该单位或个人进行具体开采作业。这种采矿权依法可以流转、抵押等，也可以成为司法拍卖的标的物。因此，司法拍卖的标的物只能是采矿权，而不可能是矿产资源本身。本案中，唐山中院作出的（2015）唐执一字第3651号执行裁定、（2015）唐执一字第365号之四执行裁定，分别将评估、拍卖的对象表述为案涉采矿权范围内的矿产资源，是不严谨的，依法应予纠正。
【裁判摘要２】（１）采矿权申请人或受让人并非必须为营利法人，相关政策并未完全排除其他类主体作为采矿权申请人或受让人；（２）采矿权受让人的相关资质问题将主要决定该受让人能否成功在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取得变更登记而非决定其是否有资格参加司法拍卖的竞买——关于穆××是否具有案涉采矿权竞买资格的问题。《国土资源部关于完善矿产资源开采审批登记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国土资规〔2017〕16号）第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将采矿权拍卖或裁定给他人，受让人应当依法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变更登记。申请变更登记的受让人应当具备本通知第（七）条规定的条件，登记管理机关凭申请人提交的采矿权变更申请文件和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予以办理采矿权变更登记。”而根据该通知第七条的规定，采矿权申请人原则上应当为营利法人。由此可知，第一，采矿权申请人或受让人并非必须为营利法人，相关政策并未完全排除其他类主体作为采矿权申请人或受让人；第二，人民法院将采矿权拍卖或裁定给他人的，受让人应当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而能否成功取得变更登记，则要看该受让人是否具备前述第七条规定的条件。故采矿权受让人的相关资质问题，将主要决定该受让人能否成功在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取得变更登记，而非决定其是否有资格参加司法拍卖的竞买。综上，白云泉矿业公司以穆××不具备采矿权受让人资质为由，否认穆××参加司法拍卖的资格，并进而要求撤销案涉司法拍卖，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6423号
摘要1：【裁判摘要】在认缴期限届满前转让股权的股东无需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除非该股东具有转让股权以逃废出资义务的恶意，或存在在注册资本不高的情况下零实缴出资并设定超长认缴期等例外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之规定,在认缴期限届满前,股东享有期限利益，故股东在认缴期限内未缴纳或未全部缴纳出资不属于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在认缴期限届满前转让股权的股东无需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除非该股东具有转让股权以逃废出资义务的恶意，或存在在注册资本不高的情况下零实缴出资并设定超长认缴期等例外情形。首先，本案中益业能源投资公司于2008年6月25日转让股权至益业投资公司、太兴置业公司之前，益业能源公司已确认其股东尚未缴纳出资额的缴付期限为2008年9月30日，益业能源投资公司转让全部股权时，所认缴出资额的出资期限尚未届满。因此，原判决认定益业能源投资公司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的“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的股东”，并无不当。其次，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公司全体股东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也不得低于法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其余部分由股东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其中，投资公司可以在五年内缴足。”益业能源公司设立于2006年11月3日，设立时确认股东未缴纳出资的缴付期限为2008年10月30日。益业能源投资公司作为发起人于2006年10月25日缴纳了第一期出资1500万元，剩余出资的缴付期限定为2008年9月30日，未违反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益业能源投资公司转让股权至益业投资公司、太兴置业公司经过益业能源公司第六次股东(董事)会决议同意，并于同年7月14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原判决认定益业能源投资公司转让股权的行为均依法实施，并无不当。再次，益业能源投资公司于2008年6月25日转让股权时，益业能源公司尚在正常经营，德厚公司与益业能源公司签订的建设施工合同亦处于正常履行过程中。直至2014年，德厚公司方向西安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
摘要2：（续）向益业能源公司主张支付拖欠的工程款。原判决认定益业能源投资公司无逃避债务的主观故意，不存在恶意规避公司债务清偿的情形，并无不当。在与德厚公司签订建设施工合同以及益业能源投资公司转让股权时，益业能源公司1.332亿元注册资本已经实缴到位，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陕民终397号生效民事判决最终认定益业能源公司应向德厚公司支付工程款7431489.4元及其利息。就益业能源公司当时的实缴注册资本而言，德厚公司主张其对益业能源公司的信赖利益因益业能源投资公司未缴纳出资并转让股权而受到损害，明显依据不足。此外，《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6条系关于股东出资应否加速到期的规定，不适用于本案股东已经转让股权的情形。因此，德厚公司据此提出益业能源投资公司在仅缴付1500万元出资、尚余6000万元出资未到位的情况下转让股权违反了公司资本充实原则，并对德厚公司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理由不能成立。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3191号
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诚明公司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显示，在2013年1月诚明公司增资前，傅××已为诚明公司股东之一。一、二审法院结合傅××三明农商银行钢都支行开设账户、诚明公司委托德昌公司办理公司注册资本金增资业务以及工商部门变更登记股权等事实，认定傅××在诚明公司增资过程中提供了其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并无不当。即使上述行为并非傅××本人办理而系由他人代为操作，因傅××在此之前已为诚明公司股东之一，傅××不能举证证明在增资过程中存在他人冒名办理的情况，仅以自己不知情、没有参加相关股东会、没有从事与增资有关的行为等作为抗辩，显然未尽到必要的举证证明责任，故不影响其自身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法律后果。另外，2013年1月4日，诚明公司注册资本从100万元变更为500万元，傅××出资额亦由30万元变更为150万元，上述工商登记具有对外公示效力。而傅××自2013年1月增资完成至本案诉讼发生时长达六年多时间内，并未就诚明公司该次增资事宜提出异议。因此，在傅××无法提供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前述事实认定的情况下，认缴120万元的公司增资应当推定为傅××的真实意思表示。一、二审中傅××均确认其未缴纳增资款，故而傅××应当对公司增资承担出资不实或抽逃出资的法律后果。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再233号
摘要1：【裁判摘要】（三）关于袁××、邓××是否已支付全部价款｜2011年1月14日袁××向吴×支付161100元后，吴×对案涉房屋在扣除尚欠银行贷款部分以外的权益已经全部转让给袁××、邓××，此后均由袁××、邓××偿还银行按揭贷款。在袁××、邓××按约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下，吴×对案涉房屋不再享有购房款的请求权或其他权利。本院认为，对于吴×对案涉房屋应有的份额而言，袁××、邓××已经支付了全部对价。（四）关于案涉房屋未办理过户登记是否系因袁××、邓××自身原因｜袁××、邓××在购买案涉房屋时知晓该房屋设有银行按揭贷款但未重新办理抵押，该交易安排不具有违法性，因而袁××、邓××并不因此而具有法律上的可责难性。袁××、邓××对案涉房屋的风险预期，应当限于如未按时、足额偿还按揭贷款而产生的抵押权人主张权利的风险，不应扩大至抵押贷款未还清前房屋仍登记在原权利人名下、因原权利人的行为而产生的一切风险。2015年5月，袁××、邓××曾以提起诉讼的方式主张办理权属变更登记，虽然其在起诉状中称因得知吴×负债提起诉讼，但是作为已支付了大部分房款并长期居住在案涉房屋的买受人，袁××、邓××诉请办理权属变更登记符合常理，并非必然以恶意对抗执行为目的。综合上述情形，本院认为，不应认定未办理过户登记系因袁××、邓××自身过错。此外，综合考虑袁××、邓××已实际支付案涉房屋绝大部分房款，自2010年即占有使用，邓××离异后至今仍居住在案涉房屋，且该房屋是邓××在成都市的唯一住房等因素，相较于天府银行高新支行基于吴×应当履行保证责任而享有的保证债权，对袁××及邓××、特别是邓××对于案涉房屋享有的权利予以优先保护，符合法律保障生存权、居住权的精神，更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42号
摘要1：【裁判摘要】成立在先的离婚协议中的房产分割约定可以排除成立在后的债权强制执行——关于张××对案涉房产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本院认为，综合本案具体情况，张××虽不能直接确认为案涉房产所有权人，但其对该房产享有变更登记为所有权人的请求权，该请求权可以排除人民法院根据万××的申请对案涉房产的强制执行。理由是：一方面，从两种请求权产生的时间来看，张××对案涉房产享有的请求权是基于2008年其与成××签订的离婚协议产生，而万××享有的请求权是基于2011年成××出具的担保《承诺书》产生。张××的请求权成立在前，其与成××不存在通过离婚协议预定转移、逃废此后成清波可能发生的担保债务。万××的请求权与张××的请求权相比较，在时间上不具有优先性。另一方面，从两种请求权的性质和内容来看，张××享有的是针对案涉房产要求变更登记为所有权人的请求权，而万××享有的是针对成清波的一般金钱债权，该金钱债权并非基于对案涉房产公示的信赖而产生。具体而言，成××为富源贸易公司向万××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时，未将案涉房产设定为抵押担保物，万××亦并非基于成××名下登记有案涉房产而同意其为借款人富源贸易公司提供保证担保。因而，万××的金钱债权请求权与张××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请求权比较，在性质和内容上亦不具有优先性。故张××关于停止对案涉房产强制执行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2777号
【摘要】鉴于案涉离婚协议发生于2008年，而成××承诺对外承担担保责任发生于2011年，即离婚协议在先，夫妻一方对外承担担保责任在后。在没有证据证明张××与成××双方系恶意串通逃避债务的情况下，原审判决支持张××关于停止对案涉房产强制执行的请求亦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5165号
摘要1：【裁判摘要】本案中，在诉争房产办理过户登记之前，刘××享有的是将诉争房产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请求权，该请求权是基于2012年其与郑×合法有效的《离婚协议书》产生，且该《离婚协议书》已在相关民政部门登记备案。而周××享有的请求权是基于2014年与郑×之间的债务产生，故刘××的请求权不仅早于而且优于周××的请求权。同时，从两种请求权的性质和内容来看，刘××享有的是针对案涉房产要求变更登记为所有权人的请求权，而周××享有的是针对郑×的一般金钱债权，该金钱债权并非基于对案涉房产公示的信赖而产生。具体而言，郑×为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时，周××并非基于郑×名下登记有案涉房产而同意其为借款人提供保证。因此，周××的金钱债权请求权与刘××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请求权比较，在性质和内容上亦不具有优先性。故原判决在审理中参照相关案件精神，综合考量上述因素等，支持刘××关于停止对案涉房产强制执行的请求，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再142号
摘要1：【裁判摘要】采矿权的实际权利人在不损害申请执行人信赖利益的情况下可以排除一般金钱债权的执行——采矿权虽然是依据行政许可产生的权利，但对矿产品的开采利用本身是一种用益物权，属于物权范畴。在采矿权经初始设定即行政许可登记之后的权利利用上，实践中存在名义权利与实际权利分离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当名义权利人和实际权利人就采矿权的归属发生争议时，通过执行异议之诉请求确认实际权利人，符合民事诉讼的制度目的。需要明确的是，人民法院在执行异议之诉中确认的是采矿权的实际权利状态而不是采矿权的行政许可，不具有直接产生许可登记的效力。人民法院确认采矿权的实际权利人后，实际权利人能否取得采矿权，仍然需要取决于其是否符合行政管理法规关于采矿权许可登记的其他条件。．．．．．．综上，案涉采矿权系根据贵州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政策要求，形式上变更登记至甲盛龙公司名下，甲盛龙公司并未进行实际经营和收益，应当认定富奇煤矿系案涉采矿权的实际权利人。．．．．．．本院认为，富奇煤矿作为案涉采矿权的实际权利人，对案涉采矿权享有的民事权益，足以排除本案强制执行。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686号
摘要1：【裁判摘要】合作协议中关于采矿权权属约定仅对协议双方具有约束力，不可对抗名义采矿权人具有公示公信效力——据原审查明，案涉化磋窝煤矿采矿权于2014年2月20日变更登记至鑫盛源公司名下，中信银行贵阳分行与鑫盛源公司在2015年1月28日至2015年4月14日期间签订七份贷款合同。中信银行贵阳分行的金融借款债权形成于案涉采矿权变更登记至鑫盛源公司名下之后。化磋窝煤矿未提供证据证明中信银行贵阳分行在与鑫盛源公司签订贷款合同前知道或应当知道化磋窝煤矿与鑫盛源公司之间就案涉煤矿存在挂靠关系，中信银行贵阳分行基于对采矿权登记所产生的物权公示公信效力存在需要保护的信赖利益，符合物权法关于保护交易安全的立法精神。因此，化磋窝煤矿称其为案涉煤矿的实际采矿权人、享有足以排除中信银行贵阳分行的强制执行民事权益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534号
摘要1：【裁判摘要】《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本案中，上诉人董××对案涉房屋提出的异议符合该条司法解释规定的情形。．．．．．．在执行法院依法查封案涉房屋之前，董××的购房行为完成在先，英泰公司、华融湖南分公司以房抵押的行为在后。英泰公司在取得案涉房屋交易对价后又抵押给他人的行为，是违约行为。华融湖南分公司庭审中未能举证证明其在设定抵押权时，按照行业规范的惯常做法对抵押物的现状进行核查，对董××购买并占有的案涉房屋进行抵押，未尽应有的审慎注意义务。董××在先签订购房合同、支付购房对价、合法占有案涉房屋、没有办理产权变更登记系因“英泰国际综合楼(1-5层)项目”未完成竣工验收、英泰公司未依合同约定履行办理产权证照义务所致，董××客观上无过错；华融湖南分公司设立抵押在后，董××没有应尽注意义务而未尽的问题，主观上亦无过失。董××在完成购房缔约及履约时没有过错，不应因合同相对人与第三人对其合法取得财产设立抵押的共同过错，而承担财产遭受侵害的责任和后果。英泰公司和华融湖南分公司未经案涉房屋在先权利人的同意，在后设立抵押，破坏了市场交易秩序，侵犯了他人财产权利，有违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秉持诚实、恪守承诺的原则。滥用优先权否定抵押制度，与滥用抵押制度破坏市场正常交易秩序，其危害是相同的。实践中时常发生开发商或销售商利用信息不对称、卖方市场的优势地位，从事一房二卖、卖后抵押、欺诈贷款、卷款跑路等坑害购房者的违法乃至犯罪活动，这种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情形应当依法予以遏制；同时，应当通过个案司法使购房者的合法权益得到公平合理的救济。由于物权法公示制度与房地产开发、销售的行政登记制度脱节的问题长期存在，使得购房者在履行完购房全部义务后，不能及时公示物权变动的状态，此时，合法占有可以作为公示的形式证明物权交付的结果，这在《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项的规定中已经得以体现。本案中，董玉容购买并占有案涉房屋、履行了合同及法定义务，
摘要2：（续）没有过错，依法应当确认并保护其对案涉房屋所享有的物权期待权。
吉林市龙潭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吉0203民初1863号
摘要1：【裁判摘要】股权被冻结期间增资扩股可以请求确认决议无效并恢复登记——被告姜××、郭××、红叶谷矿泉水公司作出的增资决议，在我院冻结红叶谷矿泉水公司股东姜××股权期间，该公司的增资行为并没有即时导致该公司财产及股东股权价值的增加，反而使被冻结的股权权利内容产生变动，如股权净资产估值、未分配的红利、股息等因股权比例的降低而减少，其管理权、参与权、表决权价值也相应降低。被告姜××、郭××、红叶谷矿泉水公司的增资行为，导致被冻结的股权比例由82.5％下降到23.5714％，导致股权价值的严重贬损，损害了该公司股东姜××的债权人孙××的合法权益，影响孙××债权实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股权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三款：“股权所在公司或者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故意通过增资、减资、合并、分立、转让重大资产、对外提供担保等行为导致被冻结股权价值严重贬损，影响申请执行人债权实现的，申请执行人可以依法提起诉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现孙××主张确认姜××与郭××于2021年7月30日作出的增资并修改章程的股东会决议无效，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孙××要求红叶谷矿泉水公司恢复姜××股权被冻结时的原始股本状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规定：“公司根据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已办理变更登记的，人民法院宣告该决议无效或者撤销该决议后，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撤销变更登记。”，故本院判令红叶谷矿泉水公司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撤销变更登记。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最高法执监231号
摘要1：【裁判摘要】在夫妻共同共有财产有多项时应在夫妻全部共同共有财产范围内对共有人所享有的财产份额予以保护——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韩××主张的新城区××楼××单元××号房屋拍卖价款745000元中交付其372500元应否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条、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占有的动产、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特定动产及其他财产权。对被执行人与其他人共有的财产，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并及时通知共有人。共有人协议分割共有财产，并经债权人认可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有效。本案中，执行法院呼市中院2014年8月22日作出(2014)呼法执字第85号民事裁定，查封被执行人李××(共有权人韩××)位于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楼××单元××号房产，2015年4月27日作出(2014)呼执字第00085号执行裁定，拍卖上述查封的房屋。均发生在李××与韩××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现有证据表明上述房产属于夫妻共同共有财产。此后，2015年9月6日，韩××与李××协议离婚，并协议对夫妻共同共有财产进行了分割。但是，该分割财产协议，未经本案申请执行人认可，分割财产协议的效力不及于本案申请执行人。李××与张××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在李××与韩××协议离婚前已经存在，在法院作出拍卖执行案涉房屋裁定、发出拍卖公告后，李××与韩××协议离婚，虽然双方约定案涉房屋归韩××及其亲属所有，但并未办理不动产权属变更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四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因此韩××与李××之间关于案涉房屋所有权转移的协议并未产生物权变动的法律后果，仅能约束协议双方，不能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在执行中，虽然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夫妻共同共有财产，但是应对夫妻共同共有财产中共有人所享有的财产份额予以保护。在夫妻共同共有财产有多项时，应在夫妻全部共同共有财产范围内对共有人所享有的财产份额予以保护。本案中，呼市中院在执行中查封的李××与韩××共有财产包括三处房产，其中一处为争议房屋，另外两处查封财产价值尚不确定。虽然内蒙高院撤销呼市中院(2019)内01执异58号异议裁定，明确呼市中院在执行中，应当在李××与韩××全部共有财产价值范围内保证共有人韩××一半的
摘要2：（续）财产份额，故对已拍卖房屋价款应与其二人其他共同共有财产一并计算价值，综合考虑保证韩××享有的份额。但是，对于查封的除争议房产的另外两处房产，执行法院是否要继续采取执行措施变现，是否要对已经查封的除争议房产之外的另外两处房产进行价值评估，以及执行法院如何在执行中保护韩春香财产份额，如何保护韩××居住权等问题，内蒙高院未予明确。此外，内蒙高院关于韩××的部分异议成立的裁定，只有裁定理由，没有裁定内容。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闽执复102号
摘要1：——对执行程序中债务人实体异议的审查
【裁判要旨】当事人在履行民事调解书过程中产生了新的实体权利义务争议，在案情复杂、争议较大的情况下，为更充分保障当事人程序权利，不宜在执行程序中直接作出判断，当事人可以通过另行诉讼救济。
【案号】执行异议：（2020）闽72执异9号；执行复议：（2020）闽执复102号
【裁判摘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2017）闽72民初1314号《民事调解书》第三条规定的复议申请人支付余款的条件是否成就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一款明确规定，调解书确定的担保条款条件或者承担民事责任的条件成就时，当事人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执行。根据上述规定精神，人民法院可以在执行程序中对当事人履行调解书的情况及承担民事责任的条件是否成就予以审查。本案复议申请人郑××认为林××提供的《海上船舶检验证书簿》存在瑕疵，导致无法办理所有权变更登记；林××则认为，复议申请人郑××不积极办理船舶过户登记，而且案涉船舶始终处于郑××的控制之中，所有权已经发生转移。由于双方对未按照调解书规定办理所有权变更登记的责任问题争议较大，且属于在履行民事调解书过程中产生的新的实体权利义务争议，在案情复杂、当事人双方争议较大的情况下，为更充分保障当事人程序权利，不宜在执行程序中直接作出判断，当事人可以另行通过诉讼程序寻求救济。执行法院可根据诉讼结果确定是否对复议申请人进行执行。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654号
摘要1：【裁判摘要】股权转让合同解除后股权出让方不能排除对股权强制执行——（一）关于温××对案涉股权是否享有民事权益的问题。本案中，温××主张其对江苏高院（2013）苏执字第0004号中能源公司与中煤煤电公司、创益能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强制执行一案中的执行标的，即创益能源公司名下彩虹晶体公司70%股权中的28%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其依据在于内乡法院（2016）豫1325民初第704号民事判决已经解除温××与创益能源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创益能源公司在彩虹晶体公司的案涉28%股权归温××所有。但温××在该案中的诉讼请求为解除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并由创益能源公司归还案涉股权。故内乡法院（2016）豫1325民初第704号民事判决关于“创益能源公司在彩虹晶体公司的案涉28%股权归温××所有”的判项，只能解读为系针对合同解除产生的股权返还请求权这一债权所作出的确认，并非对案涉股权归属的确权。况且，在该民事判决作出之前，案涉股权已经被江苏高院依法查封冻结，具有限制权利变动的法定效力。因此，内乡法院（2016）豫1325民初第704号民事判决的生效，并不能直接产生股权变动的效力，温××仅得因该民事判决而要求创益能源公司返还案涉股权。（二）关于温××的民事权益是否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问题。本案中，温××向创益能源公司转让案涉股权，已经进行了变更登记，对外即具有公示、公信效力。《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四）股权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判断；……案外人依据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该法律文书认定的执行标的权利人与依照前款规定得出的判断不一致的，依照本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处理。”故江苏高院依据中能源公司基于（2012）苏商初字第0008号民事调解书提出的强制执行申请查封冻结登记在被执行人创益能源公司名下的案涉股权，并无不当。内乡法院（2016）豫1325民初第704号民事判决不能直接产生股权变动的效力，温××基于该民事判决只是享有要求创益能源公司返还案涉股权的权利，该判决并未否定工商登记显示的案涉股权权利人的信息。因此，温××凭内乡法院（2016）豫1325民初第704号民事判决主张创益能源公司名下彩虹晶体公司70%股权中的28%归其所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2：（续）由于温××依据上述判决拥有的只是股权返还请求权，故其民事权益不足以排除强制执行。退一步讲，假如温××依据上述判决拥有了股权，依据《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关于“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其诉讼请求亦不能获得支持。本案中，江苏高院于2013年4月7日作出（2013）苏执字第0004号民事裁定，于同年5月8日向河南省内乡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送达（2013）苏执字第0004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协助冻结创益能源公司持有的彩虹晶体公司70%股权。而温××据以主张权利的内乡法院（2016）豫1325民初第704号民事判决于2016年7月25日作出，依据上述规定，温××的民事权益亦不能排除江苏高院对案涉股权的强制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560号
摘要1：【裁判摘要】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８条规定的以房抵债（抵押担保）可以排除执行——本案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情形，蒋××对案涉P097商铺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首先，一品公司为邱××向蒋国北借款500万元提供担保，后因邱××未能按约还款，各方约定一品公司以其名下的P097商铺全部价值为该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于2014年11月6日就案涉商铺办理了抵押登记。虽案涉商铺的房屋他项权证上载明的房屋他项权利人为谢××，但根据谢××在另案诉讼中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时的陈述及其出具的代为办理他项权证证明，其系代蒋××办理了该房屋他项权证。其次，一品公司与蒋××在一审法院2016年5月25日查封案涉P097商铺之前，已签订《房屋抵债协议》《存量房买卖合同》，约定一品公司将案涉P097商铺抵债出售给蒋××，且合同合法有效。第三，一品公司与蒋××在《房屋抵债协议》中约定一品公司以其名下P097商铺的全部价值抵偿邱××与蒋××之间的到期债务，并于次日与蒋××签订房屋移交单，将该商铺交付蒋××。第四，蒋××为办理房屋过户，于2015年12月19日在《泉州晚报》上刊登了关于案涉商铺的《房屋交易声明》，并于2016年5月18日注销了案涉房屋抵押登记，同时向晋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交相关材料，申请办理案涉P097商铺的产权变更登记。案涉P097商铺产权未能变更登记至蒋××名下，系因一审法院2016年5月25日对商铺进行的查封，蒋××对未能办理商铺产权变更登记并无过错。综上，一审法院认定蒋××就案涉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并无不当。交行泉州分行关于本案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蒋××对其未办理案涉P097商铺的变更登记手续具有过错等上诉理由，不应支持。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