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裁判摘要】转让债权并非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债权受让人申请在执行中变更为申请执行人于法无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的规定，申请执行人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依法转让给第三人，且书面认可当事人取得该债权，该第三人申请变更、追加其为申请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院于2015年9月28日作出(2015)徐民二(商)初字第746号民事判决，确定黄××、贾××对招商银行大木桥支行各项支付义务，而招商银行大木桥支行早在2015年3月27日就已将黄××、贾××所涉债权作了转让，故其转让的债权并非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隆瑄合伙企业要求变更其为(2016)沪0104执1136号案件的申请执行人并不符合上述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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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目录】
一、化解民营企业特大债务风险，完善金融纠纷案件集约化专业化审理机制——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等应收账款质权人诉大唐系企业等应收账款质权纠纷系列案
二、为担保将来订立本约而交付的定金，因可归责于交付定金一方的原因导致本约未能订立，定金不再退还——巩义市嘉成能源有限公司与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定金合同纠纷案
三、国家发布明确禁止“挖矿”活动的监管政策后，当事人签订的比特币“矿机”买卖合同应认定为违背公序良俗的无效合同——胡兴瑞诉王刚买卖合同纠纷案
四、投资人和上市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签订的与股票市值挂钩的回购条款应认定无效——南京高科新浚成长一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诉房某某、梁某某等上市公司股份回购合同纠纷案
五、股东认缴出资未届期，却允许公司公示其已经实缴出资，则应以公示的出资日作为判断股东对债务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应缴出资日——广东兴艺数字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诉张××等股东瑕疵出资纠纷案
六、未履行“投资者适当性义务”，违反期货居间人诚实守信、勤勉尽责义务的期货居间人和对期货居间人疏于管理的期货公司应对投资者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张亚红诉陶××、北京首创期货有限责任公司期货交易纠纷案
七、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在向投资者提供投资建议时，未按照客观谨慎、忠实客户原则履行义务，存在未履行风险揭示义务、向客户承诺保证收益、虚假宣传等欺诈投资者行为，应根据过错程度，对投资者因其侵权行为所导致的损失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卫××诉北京中方信富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证券投资咨询纠纷案
八、被保险人的关联公司不构成《保险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的“被保险人的组成人员”，保险人可依法对该关联公司行使代位求偿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分公司与青岛日联华波科技有限公司等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案
九、当事人一方依据合同主要条款主张权利，对方以合同履行与合同约定的主要条款不一致抗辩的，应以实际履行行为确定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深圳市衣支米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与讷河新恒阳生化制品有限公司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案
十、综合运用预重整、实质合并、协调审理等制度，充分发挥市场作用，解决大型综合性民营企业集团重整难题——隆鑫系十七家公司重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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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2年全国法院十大商事案件之四——投资人和上市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签订的与股票市值挂钩的回购条款应认定无效
摘要2：【解读】二审认为，案涉《修订合伙人协议》系绍兴闰康的合伙人之间签订，但房某某、梁某某系江苏硕世的实际控制人，高科新浚、高科新创借合伙形式，实质上与上市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签订了直接与二级市场短期内股票交易市值挂钩的回购条款，不仅变相架空了禁售期的限制规定，更是对二级市场投资人的不公平对待，有操纵股票价格的风险，扰乱证券市场秩序，属于《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违反公序良俗之情形，应认定无效，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摘要1：【裁判摘要】关于再审申请人苏××应否对案涉货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问题。苏××主张与甘××之间不存在合伙法律关系，不应承担偿还责任。经查，甘××、杨××、苏××于2016年12月26日签订《股东合作协议》，约定共同创办中新酒店，同时对占股比例、分红方式及出资金额均进行了约定，苏××实际投资入股，也收取了酒店的部分分红，虽然苏××未参与酒店的实际经营管理，但并不影响合伙性质的认定，无法否定与甘××、杨××存在合伙法律关系的事实。中新酒店工商登记为个体工商户，属甘××、杨××、苏××三人合伙投资经营，一、二审判决苏××应对合伙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法有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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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虽登记为个人独资企业，但实际系合伙经营的个人合伙体，共担风险，共负盈亏，应认定为个人合伙——企业的性质原则上应以工商登记的企业类型为准，但如果有充分证据可以证明注册登记的企业类型与实际的企业类型存在矛盾，则应以实际的企业类型为准。本案，百合广场的成立虽没有书面或者口头合伙协议，但林××、陈×、谢××、魏××、吴××在庭审中自认除了领取工资外，还在各年度《股东分红表》、《股东奖金表》上签字确认领取钱款。2013年7月5日，陈×、谢××、魏××、吴××等人在林××亲自书写的”终止经营协议：本超市经营亏损，要求终止经营，同意此决定的股东请签字”空白处签字。虽然林××辩称其起草《终止经营协议》系依蒋××指示所书写；陈×、谢××、魏××、吴××等人辩称其签字行为系作为百合广场部门负责人身份签署，但林××、陈×、谢××、魏××、吴××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理解其在《终止经营协议》处签字的意义并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综合以上证据，可以形成完整证据链，证实百合广场虽登记为个人独资企业，但实际系蒋××、陈×、陈××、李××、谢××、魏××、林××、吴××、曾××等人合伙经营的个人合伙体，共担风险，共负盈亏。故曾××、陈×、陈××、李××、谢××、魏××、吴××、林××的诉讼主体适格，各上诉人关于其不是本案适格诉讼主体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经审查，百合广场尚欠佳联公司货款233071.6元，并有《领款凭证》、《百合广场结算申请单》予以佐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百合广场应予以归还。由于本案债权人佳联公司系与百合广场交易，故原审法院判令先以百合广场财产清偿，不足清偿债务的部分，由各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但各合伙人由于承担连带责任所清偿债务数额超过其应当承担的数额时，有权向其他合伙人追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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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联合体各方就中标项目向招标人承担连带责任，但联合体各方并非合伙关系——关于原审判决亚美公司向大禹公司支付保证金60万元及利息、罚款119400元适用法律是否适当的问题。亚美公司依据我国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一条、建筑法第二十七条，主张其与大禹公司之间基于案涉《联合体协议》成立合伙合同关系，应按比例承担被没收的保证金、罚款。根据我国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三款规定，两个以上法人可以组成一个联合体，以一个投标人的身份共同投标，联合体中标的，联合体各方应当共同与招标人签订合同，就中标项目向招标人承担连带责任。该条并无组成一个联合体的法人之间为合伙关系之意，且明确联合体各方就中标项目向招标人承担连带责任。亚美公司援引该条作为其与大禹公司之间应按比例分担被没收的保证金、罚款的法律依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我国建筑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大型建筑工程或结构复杂的建筑工程，可以由两个以上的承包单位联合共同承包，共同承包的各方对承包合同的履行承担连带责任。亚美公司、大禹公司组成联合体系对千岛湖公司为杭州市第二水源千岛湖配水工程的常规蝶阀、偏心半球阀等及其附属设备采购进行公开招标进行投标，而非共同承包建筑工程，亚美公司援引上述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案涉《联合体协议》亦无亚美公司与大禹公司共同成立合伙关系之意。因此，亚美公司主张其与大禹公司之间为合伙合同关系，应按比例承担被没收的保证金、被收取的罚款，缺乏法律及事实依据。经查，亚美公司于2017年2月14日向大禹公司出具《回复函》，承诺提供浙江省招标投标办公室的资料真实有效，如其提供虚假资料造成本项目废标，其愿承担一切责任，其同意大禹公司追究其责任及要求其承担大禹公司一切损失。据此，一审在查明亚美公司提供虚假材料致使案涉项目废标，大禹公司被没收投标保证金600000元并被处以罚款119400元的基础上，判令亚美公司向大禹公司承担上述损失，二审予以维持，具有事实依据，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亚美公司关于原审判决其全部承担保证金60万元及利息、罚款119400元适用法律错误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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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但结合原审查明事实，根据陈××、许××及仙女鞋业当庭自认，仙女鞋业将涉案工程的土地转让给陈××后，因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故只能以仙女鞋业职工宿舍名义建房。后陈××与许××签订合伙协议，以仙女鞋业的名义开发案涉工程项目。陈××、许××借用仙女鞋业的资质、公章及证照进行开发，工程款均由陈××、许××个人实际支付，涉案工程交付陈××、许××后，陈××、许××以仙女鞋业的名义出售，故陈××与许××为涉案工程的实际发包人，仙女鞋业为名义上的发包人。同时，陈××作为实际发包人认可陈××１、张××为实际施工人，且许××亦对陈××１、张××有付款行为，故原审认定陈××１、张××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事实依据充分。仙女鞋业向陈××、许××提供相关公司证照、协助办理施工审批手续，故应当对陈××１、许××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承担责任。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6062号
摘要1：【裁判摘要】非直接前手可否以持票人与直接前手之间不存在真实交易进行抗辩？｜在票据真实有效且背书连续的情况下，非直接前手的票据债务人主张持票人与直接前手之间不存在真实交易关系或主张持票人取得票据不合法的，其应当承担“持票人是以欺诈、盗窃或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或者因重大过失取得票据”的举证责任，否则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国投太平洋公司上诉认为涉案汇票实为安民木业公司与金涌公司合伙套取国投太平洋公司财产的行为，安民木业公司与金涌公司并不存在真实交易关系，因此金涌公司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票据纠纷若干规定第十四条明确规定，票据债务人以票据法第十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为由，对业经背书转让票据的持票人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国投太平洋公司作为票据债务人，以真实交易关系不存在为由提出的该项上诉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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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金融机构错误付款行为虽然违反了《票据法》及有关结算支付的规定，但该行为并未违背当事人背书转让票据权利的本意，并未给当事人造成损失，不应承担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七条“票据上的签章，为签名、盖章或者签名加盖章。法人和其他使用票据的单位在票据上的签章，为该法人或者该单位的盖章加其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的代理人的签章。在票据上的签名，应当为该当事人的本名。”、《票据管理实施办法》第十七条“出票人在票据上的签章不符合票据法和本办法规定的，票据无效；背书人、承兑人、保证人在票据上的签章不符合票据法和本办法规定的，其签章无效，但是不影响票据上其他签章的效力。”之规定，在转账支票缺少智宇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的代理人的印章的情况下，贵州银行普定支行本应对不符合票据法规定的票据作退票处理，但其在未进行形式审查或者疏于注意而未能发现形式上的问题的情况下将300万元支付到杨某某个人账户，违反了票据法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结算支付的规定，该付款行为显然属于付款错误，在错误付款给智宇公司造成损失且有因果关系的情况下，贵州银行普定支行应当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智宇公司是否有背书转让案涉转账支票票据权利给杨某某的真实意思表示是认定智宇公司损失的主要因素。本院认为，智宇公司背书转让案涉转账支票票据权利给杨某某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即贵州银行普定支行及张某错误付款行为并未给智宇公司造成损失。．．．．．．综上所述，贵州银行普定支行及张某的错误付款行为虽然违反了票据法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结算支付的规定，但该行为并未违背智宇公司背书转让案涉转账支票票据权利给杨某某的本意，并未给智宇公司造成损失，不需要对智宇公司承担民事责任。
摘要2：【案号】贵州省普定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黔0422民初3300号
【摘要】综上，诉争票据的背书虽存在票据法上的瑕疵，但该票据的流转实现了当事人资金流向目的，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票据的流转未造成智宇公司任何损失，且案涉300万元重新投资后已进行结算，雷××、黄×、雷××１三合伙人已收到结算款140万元，余款未到位属另一法律关系，与诉争票据的流转无因果关系。
【解读】（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黔民申482号裁定再审；（２）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黔04民再31号裁定发回贵州省普定县人民法院重审。
摘要1：【裁判摘要】当事人在另案中自认的事实能否适用《证据规则》第３条关于自认的规定？｜（１）当事人在本案诉讼过程中自认的事实，也即诉讼内自认的事实，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２）而当事人在本案诉讼之外另案自认的事实，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的规定——经查，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内03民终478号民事判决书载明：“原告(即张××、赵××１、赵××１)主张被告(即马××１、马××２)自签订‘合伙煤矿份额转让协议’以来，给付转让金额为67160866元，二被告(即马××１、马××)有异议，辩称给付金额为80005589元，双方未能就给付金额对账确认。”本案一审判决基于张××、赵××１、赵××２在前述另案中关于其收到案涉煤矿份额已付转让款67160866元的自认，认定本案马××１、马××２已付转让款67160866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一款关于“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以及第二款关于“在证据交换、询问、调查过程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当事人明确承认于己不利的事实的，适用前款规定”的规定，当事人在本案诉讼过程中自认的事实，也即诉讼内自认的事实，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而当事人在本案诉讼之外另案自认的事实，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就本案而言，出让方张××、赵××１、赵××２受让方马××１、马××２，就案涉煤矿份额转让协议项下马××１、马××２已支付转让款金额各执一词，且未能通过对账等方式达成一致，该事实尚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一审法院仅以张××、赵××１、赵××２在另案中的自认为依据来确定本案所涉煤矿份额转让款金额，属于基本事实认定不清。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劳务分包合同》是否有效、代×等5人是否是实际施工人、是否有权主张权利的问题。2012年1月14日，代×等5人签订《合作协议》约定：涉案劳务工程，由代×等5人合伙挂靠杰安公司施工。代×等5人之间是合伙关系。2012年2月13日，鼎达德阳分公司与杰安公司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约定：鼎达德阳分公司将其承建的涉案劳务工程分包给杰安公司，工程范围为除建设所需主要材料外的劳务工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建工司法解释）第一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的规定，代×等5人借用杰安公司的资质与鼎达德阳分公司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应为无效。但涉案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杰安公司作为涉案第三人，对代×等5人已实施涉案劳务工程无异议，故代×丰等5人为涉案劳务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根据建工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第二款“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的规定，代×等5人有权向鼎达公司主张相应权利。代×等5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的理由成立，予以支持。鼎达德阳分公司主张代×等5人为合伙关系，无权向其主张权利，与上述建工司法解释的规定相悖，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抗诉再审案件应当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进行，检察机关抗诉理由不成立，但再审请求成立的，法院可以依法支持该再审请求——基于此，处理本案李××与蔡××等7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当以《合伙合同书》以及双方认可的相关内部协议为依据，不应适用抗诉机关所引用的合伙企业法，一、二审对此适用法律亦属不当，应一并纠正。《合伙合同书》为李××与蔡××等全体协议合伙人所签订，并加盖有更生五矿印章；李××的出资款由更生五矿收取，投入生产经营。若更生五矿应向李××返还相应出资款，蔡××等其他协议合伙人作为《合伙合同书》的合同相对方，且均在处理李××退伙问题的会议纪要中签字同意，故应当对出资款的返还负有连带责任。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鉴定意见被撤销影响基本事实认定应当发回重审——本案系因合伙协议终止后对合伙期间收益分配争议的纠纷。原一、二审判决的主要依据为惠州市正大会计师事务所作出的惠正鉴字（2008）014号《鉴定报告》，现该事务所撤销了其作出的《鉴定报告》，影响原审基本事实认定，原一、二审判决依据不足，本案应依法发回重审。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请求追加“被追加的”被执行人的合伙人无法律依据——本案中，北京仲裁委员会裁决国信润能偿还边××有关本金利息，正润科技承担连带责任。边××以该裁决为依据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北京三中院以173号案件立案强制执行。在强制执行过程中，因边××发现正润科技的股东国信智玺出资不足，申请追加国信智玺为被执行人。北京三中院遂作出365号判决，判决追加国信智玺为被执行人。在执行国信智玺财产过程中，边××依据《若干规定》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以冯××对国信智玺出资不实为由，申请追加国信智玺的出资人即有限合伙人冯××为被执行人。《若干规定》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有限合伙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有限合伙人为被执行人，在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院认为，确定实体权利应由审判完成，执行仅应是实体权利实现的过程，因为申请人的实体权利对应被执行人的实体义务，执行中追加变更被执行人就是不经审判确定了被追加执行人的实体义务，本身已经扩张了生效裁判的效力，适度的扩张，可以提升效率，但不能过度扩张。原判决将该规定中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理解为“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基础债权债务”，对边××关于追加冯××为被执行人并对国信智玺的还款义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不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破产管理人责任案件应以担任管理人的具体单位为被告，以某某公司管理人作为被告不具诉讼主体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二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其他组织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包括：(一)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个人独资企业；(二)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合伙企业；(三)依法登记领取我国营业执照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四)依法成立的社会团体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五)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法人的分支机构；(六)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七)经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乡镇企业、街道企业；(八)其他符合本条规定条件的组织”。建兴与建业公司管理人显然不是民诉法和民诉法司法解释规定的上述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的主体。破产管理人只是法律上的一个称谓，不是一个组织机构，其应落实到从事破产管理人事务的具体的社会机构或自然人。具体到本案，建兴与建业公司管理人为福建×××律师事务所，若骏德行公司认为福建××律师事务所作为建兴与建业公司管理人，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勤勉尽责、忠实执行职务给债权人、债务人或者第三人造成损失，起诉要求赔偿损失的，应以福建×××律师事务所为诉讼主体。故骏德行公司以建兴与建业公司管理人为被告进行起诉的诉讼主体不适格，依法应驳回其起诉。一审法院未审查建兴与建业公司管理人的诉讼主体资格，将没有诉讼主体资格的建兴与建业公司管理人作为一审被告，存在错误，应予纠正。但基于一审法院驳回骏德行公司起诉的结果正确，对该处理结果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案号】福建省福鼎市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闽0982民初1597号
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执行回转相关法律规定，承担回转义务的主体应为在原执行程序中取得财产的申请执行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建行市北支行是否应当成为执行回转案件的被执行人。根据执行回转相关法律规定，承担回转义务的主体应为在原执行程序中取得财产的申请执行人。在本执行回转案件的原执行程序中，建行市北支行已经将债权转让给山金公司，山金公司又将债权转让给了紫石合伙。依紫石合伙的申请，青岛中院裁定变更紫石合伙为原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青岛中院扣划的案款亦发放给了紫石合伙。可见，从原执行程序中取得财产的申请执行人为紫石合伙，而非建行市北支行。虽然建行市北支行因向山金公司转让债权获得了作为对价的债权转让款，但这并非经由原执行程序而是基于另外的法律关系取得财产。山东高院认定紫石合伙为回转义务人，于法有据。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合伙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债权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破产清算申请，也可以要求普通合伙人清偿。本案中，张×依据生效调解书对李×享有到期债权且到期未得清偿。根据《承诺书》，当代时讯公司自愿对相应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张×作为债权人符合破产清算申请人的资格。根据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等证据材料，当代时讯公司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无法清偿到期债务。可以认定当代时讯公司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已具备破产法规定的破产原因，故张×申请对当代时讯公司进行破产清算，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关于受理债权人破产清算申请的规定，本院依法予以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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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申请仲裁一案,经申请人金××出国留学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申请诉前保全，本院于2019年11月25日采取了冻结被申请人石河子××××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名下108773972.61元的银行存款及其持有的新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价值50万元的股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67%）措施后，北京市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1月3日出具了（2020）京仲裁字第0111号裁决书驳回了申请人的全部仲裁请求，被申请人石河子××××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2020年1月16书面请求解除财产保全措施。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裁定如下：一、解除对被申请人石河子××××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名下银行存款108773972.61元的冻结;二、解除对被申请人石河子××××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新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价值50万元的股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67%）的冻结。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属于基金债务应从基金财产中返还——首先，仲裁裁决诺远公司返还的款项应如何执行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北京仲裁委员会(2020)京仲裁字第0577号裁决载明，诺远公司未经回访确认，而将薛×的202万元款项划入创智2号人工智能产业私募投资基金，并裁决解除薛×与诺远公司、恒泰公司签订的《创智2号人工智能产业私募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诺远公司返还薛×本金1841527.97元并支付利息损失。应该说，薛×的债权源于所签订投资私募基金的合同履行过程中基金管理人的违约操作，且该资金已经投入到基金账户，该债务应属于基金债务。对于基金债务，应由基金管理人诺远公司从基金中退还，或者从基金托管账户、募集结算资金专用账户中予以扣划，如果上述路径无法实现，也可要求诺远公司由自有资产进行偿还。申诉人薛×认为本案诺远公司对其债务属于基金债务，应从基金财产中返还成立，但本案冻结的系募集结算资金专用账户的资金，在能够区分具体资金来源和归属的情况下，应进一步审查能否扣划该账户中的相应资金。其次，扣划运营外包募集专户账号上的202万元是否应予撤销。根据查明的事实，2018年1月10日，恒泰公司运营外包募集专户01×××36中的款项23646万元(包括薛×的202万元)依据诺远公司的指令转账至恒泰公司创智2号人工智能产业私募投资基金账户(账号15×××05)。2018年3月1日，将其中的22840万元转出。至2019年6月6日，基金账户余额为3872056.38元。同日，又转入基金账户项目回款17229780元。2019年6月14日，基金账户中的款项21101836.38元全部转入恒泰公司运营外包募集专户(创智2号分配兑付)。可以看出，在基金资金募集阶段，薛×的202万元已经转账至基金账户，执行法院于仲裁前虽然保全冻结了恒泰公司运营外包募集专户账号上的202万元，但恒泰公司主张所扣划款项为北京××××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募集结算资金专用账户，为私募基金投资人张×兰所有，并非诺远公司自有资产或投资款项，属于案外资产，有事实依据。为了保护其他投资者的利益，执行法院撤销了(2020)内01执177号执行裁定，符合本案实际。执行法院支持恒泰公司的异议，撤销了扣划行为，但并未撤销冻结账户的行为，如该账户仍有该基金可扣划款项，可从该账户予以扣划。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债务人向相对人起诉后又撤诉仍可视为怠于行使债权——在彭××借张××50万元借款未还，朱××、马××欠彭××50万元合伙债务且彭××已经在城固法院申请撤诉的前提下，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73条的规定，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彭××对朱××、马××的50万元债权，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朱××、马××向张××支付50万元、彭××对该50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