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晋民申930号
【裁判摘要】个人合伙未经清算不能解除合伙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中虽未明确规定个人合伙解除的条件及程序，但个人合伙的本质与合伙企业并无明显区别，故可将其视为特殊的合伙企业，再审申请人崔××虽主张其与被申请人合伙协议的解除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合同解除的规定，但根据法律适用特殊法优于一般法的规则，原审法院在无明确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参照合伙企业解散的程序，即合伙关系终止或一方退伙时，全体合伙人应对合伙的财产、生产的成本、债权债务、盈利亏损等费用进行清算，对合伙期间的盈亏、债权债务做出合理公平的分配来处理本案。本案中，原审法院在再审申请人崔××并为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与被申请人对合伙期间的帐目进行清理、清算的情况下，作出驳回再审申请人崔××诉讼请求的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闽民申738号
【裁判摘要】合伙体内部各合伙人因退伙引发的纠纷与合伙体无关，合伙人不能直接要求合伙企业为合伙人内部纠纷承担责任——本案系合伙体内部各合伙人因退伙引发的纠纷，并非系合伙体对外承担责任，当事人应是合伙体内的各合伙人，与合伙体无关。在各合伙人签订的《退股协议书》中各方对责任的承担亦是约定由合伙人罗××、陈××承担，并非由合伙体承担。尽管龙翔居餐饮配送店在《退股协议书》中体现为甲方，但在此其仅是以合伙体的身份处理合伙体内部的退伙事宜，并非表示其同意作为责任主体承担各合伙人之间的债务。故陈××主张应由合伙体龙翔居餐饮配送店共同承担返还投资款不能得到支持。．．．．．．故陈××要求龙翔居餐饮配送店、罗××与陈××共同承担支付退股款的责任于法无据。
摘要2：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粤民申6230号
【裁判摘要】离职“当然退伙”合伙协议约定有效——2016年5月17日李××向傲得合伙企业出资19800元。《合伙协议》约定员工离职属于当然退伙的情形，2016年6月21日李××被深圳傲得华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解雇，即李××从傲得合伙企业退伙。2016年7月8日，傲得合伙企业办理了出资额减少19800元的变更登记。合伙企业存续期间发生退伙，退伙人都有权要求对合伙企业的财产进行结算，并从中取回其在合伙企业中应有的财产份额。《合伙协议》6.2.1（3)约定的转让价格是向第三人转让合伙财产份额的计算方式，傲得合伙企业主张以此计算应向李××退还出资额，依据不足。一、二审法院依据《合伙协议》关于对退伙财产份额处置的约定来核算退伙应退还的财产数额，并无不当。没有证据表明傲得合伙企业合伙份额的价值在李××在职期间内发生重大变化，傲得合伙企业也未提交证据证明李××的出资款已经转为傲得华视公司的股份，故一、二审法院判令傲得合伙企业退还李××合伙财产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安徽省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5)黄中法行终字第00007号
【裁判摘要】黄山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查明博皓公司股东从博皓公司借款超过一个纳税年度，该借款又未用于博皓公司经营，黄山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将博皓公司股东在超过一个纳税年度内未归还的借款视为博皓公司对个人投资者的红利分配，依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规范个人投资者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通知》第二条规定决定计征个人所得税，该决定符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投资者从投资的企业借款长期不还的处理问题的意见。黄山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程序合法，责令博皓公司补扣补缴174万元个人所得税的处理决定适当，一审法院判决维持黄山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处理决定正确，博皓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摘要2：黄山市博皓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黄山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税务行政管理(税务)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行政裁定书
【案号】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 (2017)皖行申246号
【摘要】《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规范个人投资者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通知》第二条规定，纳税年度内个人投资者从其投资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除外）借款，在该纳税年度终了后既不归还，又未用于企业生产经营的，其未归还的借款可视为企业对个人投资者的红利分配，依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该规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个人投资者以借款的形式掩盖红利分配，其征税对象是纳税年度终了后未归还且未用于企业生产经营的借款。从本案的情形来看，2010年初，博皓公司分别借款给其股东苏××300万元、洪××265万元、倪××305万元，以上借款未用于博皓公司的生产经营。虽然该三人于2012年5月归还了借款，但该借款显然超过了一个纳税年度未归还，符合上述通知规定的征税情形，博皓公司应当履行代扣代缴税款义务。黄山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责令博皓公司补扣补缴174万元个人所得税的处理决定并无不当，二审法院维持黄山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黄地税稽处〔2014〕5号税务处理决定中责令博皓公司补扣补缴174万元个人所得税的决定正确。
【注解】本案三位自然人股东已经将借款归还公司，作为扣缴义务人公司重新控制了应纳税所得额，其扣缴义务可以实际履行。
摘要1：【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川民终字第233号
【裁判摘要】（１）当事人之间虽无书面合伙协议，但当事人已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可以认定已形成事实上的合伙关系；（２）退伙未进行清算前请求退还其出资款不予支持——本案的基本事实是王××２、陈××、吴×三人合伙投资酒店，王××１通过受让吴×份额参与三人合伙。王××２、陈××主张是共同投资成立有限公司，但并未否认王××１通过受让吴×份额参与三人合伙的基本事实。西昌丽豪假日酒店有限公司仅取得工商部门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登记，并未取得营业执照，该有限公司并未正式成立。本案当事人之间虽无书面合伙协议，但根据本案当事人已共同出资、成立西昌丽豪假日酒店，并已实际共同经营的事实，可以认定本案当事人已形成事实上的合伙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2条：“合伙人退伙，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书面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原则上应予准许”的规定，王××１主张退出口头合伙应予准许。鉴于本案当事人设立的西昌丽豪假日酒店已实际进行了经营活动，共同投资行为已产生相应债权债务。对于合伙期间产生的债务，各合伙人均应承担责任，合伙人退伙，应按照合伙企业财产状况进行结算。一审判决认定王××１要求退还出资应依法先进行清算后再向酒店主张，在未进行清算前，王××１请求王国利个人退还其出资款于法无据，据此驳回王××１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
摘要2：【解读】王××１起诉请求1.确认王××１退出口头合伙；2.王××２退还王××１退出合伙前向其转账和借款4458343元；3.本案诉讼费由王××２承担。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摘要1：【案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桂民终384号
【裁判摘要１】只提供技术性劳动未实际投资但约定盈余分配应视为合伙人——关于双方当事人是否构成合伙关系的问题。．．．．．．首先，因李××与黄×系口头约定合伙经营涉案船舶，不存在认定双方合伙关系的直接证据，但是结合李××与黄×对外以合伙人身份共同签署的借条、双方签字确认的各类结算表格和凭证以及共同协商涉案船舶的意向协议书等证据来看，以上证据可以印证双方为共同经营、共担债务的合伙关系。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六条“公民按照协议提供资金或者实物，并约定参与合伙盈余分配，但不参与合伙经营、劳动的，或者提供技术性劳务而不提供资金、实物，但约定参与盈余分配的，视为合伙人。”的规定，即使其仅为提供技术性劳务，但应约定有盈余分配，故其亦应视为合伙人；其次，在本院已经生效的（2015）桂民四终字第7号民事判决中，也已经确认了李××与黄×之间的合伙关系；最后，李××提起本案诉讼也是以合伙人身份主张盈余分配，应视为其对于自己作为合伙人身份的自认。故对李××以自己只是提供技术性劳动，未实际投资为由否认合伙关系，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主要合伙财产对外出售应视为合伙终止——关于合伙何时终止的问题。因双方之合伙关系主要是基于对涉案船舶的合伙经营，故合伙财产主要为涉案船舶。从2012年10月14日李××与黄×决定将合伙的主要财产即涉案船舶以500000元出售时，双方已有散伙之意思表示。此后，黄×找到案外人黄×１、吴××、颜××协商，由四人合伙出资50万购买涉案船舶另行合伙经营，并于2012年10月21日签订了《合伙协议书》及将50万购船款支付给黄×。后涉案船舶经改造后取得了所有权证书，船名为“南砂2099”号，所有权人为颜××。虽然涉案船舶的出售方式并非如《卖船意向书》之约定由广告公司予以出售，但是双方卖船之目的已实现，且50万的价格亦未低于双方约定之底价，故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合伙关系于2012年10月21日终止并未不妥，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裁判摘要３】合伙经营期间对外债务未清偿完毕主张分配合伙利润不予支持——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八十九条“合伙企业财产在支付清算费用和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法定补偿金以及缴纳所欠税款、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财产，依照本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进行分配。”的规定，合伙终止后利润的分配须在债务清偿后尚有剩余财产才能进行。而经双方确认，合伙经营期间对外形成之债务均未清偿完毕，故在收入尚不能清偿外债的情形下，李××主张分配利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驳回李永发的该项诉讼请求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1：【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湘高法民三终字第28号
【裁判摘要】合伙保底条款无效，当事人之间不构成合伙关系而应认定为借贷关系——本案系合伙协议纠纷，各方当事人及相关案外人因涉案工程于2007年元月5日签订了《吉首项目股东合作协议》，约定了各股东资金分配比例，二审庭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认可已按约定投入了资金，因此该《吉首项目股东合作协议》合法有效，各当事人及相关案外人合伙关系成立，2008年7月26日，全体合伙人又签订了《项目内部承包补充协议》，对《吉首项目股东合作协议》作出了补充约定，其中关于“项目部投资股东除李××外全部退出工程管理”的约定符合法律规定的退伙情形，应认定被上诉人李××１、唐××、向××、吴××于该协议签订之日即2008年7月26日退出合伙经营；《项目内部承包补充协议》还约定各被上诉人收回其出资并按出资额121.4%收取固定投资回报、合作期间的全部经营风险则由上诉人李××承担，该约定属于保底性质的条款，违背了合伙应当遵循的共负盈亏、共担风险的原则，损害了其他合伙人和合伙体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与《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关于“合伙协议不得约定将全部利润分配给部分合伙人或者由部分合伙人承担全部亏损”的规定相悖，且上述约定在未对合伙财产进行结算的情况下退还合伙人的财产并进行高额固定利润分配，违反了《合伙企业法》第五十一条关于“合伙人退伙，其他合伙人应当与该退伙人按照退伙时的合伙企业财产进行结算，退还退伙人的财产份额……退伙时有未了结的合伙事务的，待该事务了结后进行结算”的规定，应当确认无效。考虑各被上诉人投资款已全部到位并投入到了合伙项目工程前期准备和施工之中，上诉人李××在各被上诉人退伙后实际接管并享有合伙项目的全部权益，且其在《项目内部承包补充协议》中也承诺按各被上诉人实际出资偿还本金，因此，在上诉人李××与各被上诉人之间事实上形成了借款的法律关系，上诉人李××依法应当偿还该借款，因各方当事人未对借款计息开始时间和利率进行约定，结合本案中项目工程未进行竣工验收和工程款结算、开发商也未按工程进度给付工程款等事实，本院酌定自各被上诉人退伙之日起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应当支付的利息。上诉人李××上诉提出“《项目内部承包补充协议》无效”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
摘要2：【注解】合伙协议签订后约定项目归一人管理、其他合伙人全部退出管理并领取高额回报，应认定为其他合伙人退伙，构成借贷关系而非合伙关系。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5370号
【裁判摘要】个人合伙不适用《合伙企业法》规定——虽然郑××将郑坞煤矿登记为个人独资企业，但沈××入伙后，暂无证据表明双方重新进行过合伙企业登记。因此，两人在事实上共同组成了个人合伙而非合伙企业。由于郑坞煤矿、沈××未主张目前存在关于对个人合伙清算程序的法律规定，其主张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十一条“合伙人在合伙企业清算前，不得请求分割合伙企业的财产”的规定，与事实不符。原判决未将本案法律关系定性为合伙清算纠纷而定性为合伙协议纠纷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1789号
【裁判摘要】朱××与杨××之间签订的《碧水云天宾馆合作协议书》是个人合伙协议书，当事人之间形成个人合伙关系。在审理杨××退伙的诉讼请求时，不应适用合伙企业法的法律规定。
摘要2：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闽民再53号
【裁判摘要】本案系个人合伙纠纷，陈××１、陈××２、斯坦德公司要求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的规定没有依据。
摘要2：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闽民终字第369号
【裁判摘要】案涉合伙属于未起字号的个人合伙，并非合伙企业，故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处理本案纠纷。
摘要2：
摘要1：【案号】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内民再252号
【裁判摘要】只有在合伙人向合伙以外的人转让合伙份额的情况下，其他合伙人才享有优先购买权。但姜×并不是向合伙以外的人转让合伙份额，而是向合伙人之一的宗××转让，同样是合伙人的任××并没有优先购买权。在此情况下，姜×转让合伙份额应由其自愿决定，其将合伙份额转让给宗××的行为并没有损害任××的购买权。任××等七人的合伙是个人合伙而非合伙企业，个人合伙的合伙人之间转让合伙份额无须通知其他合伙人，因此姜×和宗××的转让行为并没有损害任××的知情权。综上，姜×和宗××的转让行为并没有损害任××的利益，因此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有效。任××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二条”合伙人退伙，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书面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原则上应予准许。因其退伙给其他合伙人造成损失的，应考虑退伙的原因、理由以及双方当事人的过错情况，确定其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姜×等人退伙并将合伙份额转让给宗××的行为并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该转让行为是有效的，原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
摘要2：
摘要1：【案号】成都市双流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双流民初字第9816号
【裁判摘要】现有法律虽然尚未对个人合伙对外转让出资，其他合伙人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有明确规定——原告与被告、第三人之间所签《协议书》对退伙和增加合伙人没有约定，故合伙期间，李××未经陈××同意，将其出资对外转让给案外人郑××的转让行为无效；关于陈××主张李××在转让其个人合伙出资时，陈××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权，本院认为，现有法律虽然尚未对个人合伙对外转让出资，其他合伙人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有明确规定，但基于合伙的高度人合性,合伙人对外转让出资时,其他合伙人在同等条件下应享有优先购买权,合伙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十三条对此已有明确规定，本案被告李××此次对外转让出资的行为已被本院依法认定无效，原告主张确认被告李××对外转让出资时其享有优先购买权，但新的转让行为尚未发生，原告可待转让行为发生时，其优先购买权遭受侵害时再另行向法院起诉。
摘要2：
摘要1：【案号】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冀民申1262号
【裁判摘要】受让人知道隐名合伙人但有理由相信显名合伙人有权代理隐名合伙人出让合伙份额构成善意取得合伙份额——本案争议焦点为杨×是否与吴××对杨××的退股款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个人独资企业，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第十七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对本企业的财产依法享有所有权，其有关权利可以依法进行转让或继承。”本案中铁选厂一直登记为个人独资企业，虽然杨××与吴××在2007年3月8日签订入伙协议，但该铁选厂一直未变更登记为合伙企业，工商登记未显示杨××15%的股份。2009年4月29日，铁选厂仍然作为个人独资企业，变更投资人为吴××，工商登记仍然未显示杨××的股份。由此可以看出，杨××在铁选厂15%的股份应认定为隐名股份或由吴××代持。2008年9月28日，吴××与杨×签署协议书约定杨×占铁选厂55%股份，吴××占铁选厂45%股份（包括杨××15%股份）。2009年5月8日，铁选厂作为个人独资企业，其投资人更名为刘××（代杨×持股）。2011年7月27日，吴××与杨×签订协议书将45%股份转让给杨×。虽然，从上述杨×与吴××签署的协议书来看，杨×一直知道吴××45%股份中包括杨××15%的股份，但是从工商登记来看，该杨××15%的股份从来没有体现出来，反而显示了吴××对个人独资企业铁选厂的投资人身份，因此，从法律规定的工商变更形式要求的角度来看，形式上吴××完全可以不经杨××的同意转让铁选厂100%股份并变更铁选厂的投资人。而杨××与吴××签署入伙协议后知道其没有将其股份进行工商登记，无论原因为何，杨××应该知道吴××有不经其同意将其15%股份从工商登记上转让给他人的风险，故虽然杨×知道杨××15%股份的存在，但是从工商登记信息来看，杨×有理由相信吴××可以代替杨××对外行使权利，有理由相信杨××持有的铁选厂15%股份是杨××与吴××之间的合伙关系，并不具有对外效力。本案证据也不足以证明杨×与吴××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行为。综上，杨××认为杨×受让吴××45%股份并非善意且恶意串通的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
摘要2：（续）综上，杨××认为杨×受让吴××45%股份并非善意且恶意串通的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综上，杨××与吴××的入伙协议在二人之间合法有效，杨××要求吴××返还270元退伙资金应该得到支持，但要求杨×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理据不足，不应得到支持。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粤民申8568号
【裁判摘要】隐名合伙人能够排除强制执行——在周××能够举证证明其系诉争财产的实际权利人的情况下，原审认为周××对诉争财产的权利可以排除强制执行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粤03民终11326号
【摘要】江苏银行深圳分行认为周××主张之代持事未经工商登记变更，对江苏银行深圳分行不具有公示效力。本院认为，在商行为的外观主义法理中，外观主义是在特定场合权衡实际权利人与外部第三人之间利益冲突所遵循的原则，其要求对于外部人依据对于交易对方权利外观之信赖而为之民事行为的效力予以认可，对于外部人因此取得的民事权利予以保护，以维护交易的安全。本案中，江苏银行深圳分行并非针对陈××名下之合伙企业出资份额进行交易，仅仅因为其他债务纠纷而冻结陈××名下的财产以清偿债务，因此不存在因信赖工商登记公示的内容进行从事一定交易行为的情形。在周××已举证证明其系诉争财产实际权利人的情况下，江苏银行深圳分行关于依照工商登记信息确定诉争财产权利人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摘要1：【案号】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黔高民终字第1号
【裁判摘要】矿山合伙企业份额转让协议中未约定采矿权转让内容的，不属于采矿权转让协议，无须报请审批即可生效——《转让协议》与《合伙协议》为合伙份额转让，合法有效。首先，从《转让协议》的内容来看，转让标的物为麻长聪在槽门煤矿的25%合伙份额，《转让协议》和《合伙协议》并没有涉及到煤矿采矿权的转让或合作。其次，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也明确表示，双方转让的是合伙份额，合伙份额涉及的财产不限于煤矿采矿权。最后，槽门煤矿所取得的《采矿许可证》载明的采矿权人为槽门煤矿，并非麻××与曾××等合伙人个人，煤矿合伙人的变更并不必然导致采矿权主体的变更。因此，《转让协议》与《合伙协议》的性质为合伙份额转让，并非采矿权转让，无需国土资源厅的审批；案涉两份协议并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原审法院关于案涉两份协议属于采矿权转让、因未经审批而未生效的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7）最高法民申1525号
【裁判摘要】从上述协议的内容及履行情况看，其一，双方转让的标的为肖××所占有的“宁国市胡乐桥下砂场”100%股权及砂场全部设备，并未涉及采砂权主体的转让，采砂权主体仍为“宁国市胡乐桥下砂场”。之后，2010年12月1日，宁国市水务局颁发的《安徽省河道采砂许可证》（宁水砂证字[2011]第7号）载明采砂主体为“宁国市胡乐桥下砂场”。2011年5月30日，宁国市国土资源局为肖盛旺颁发的《采矿许可证》载明的采矿权人为“宁国市胡乐大桥砂场”，经济性质为私营企业，有效期限三年，自2011年5月30日至2014年5月30日。吴××等人对此并未提出异议。其二，．．．．．．由此可见，双方所谓“股权转让”实际是砂场投资经营份额的转让，该协议的签订和履行并不导致大桥砂场的采矿权主体发生变更或变相变更，亦不产生变相转让采矿权的后果。故二审法院认定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各股东股份比例及出资状况协议书》实为双方合作投资或投资权益转让协议，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述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吴××、康×主张案涉协议实为采矿权的转让，应为无效，二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虽然肖××于2011年10月18日办理了与大桥砂场实际组织形式不符的个体工商户登记，但该行为并不影响《股权转让协议》《各股东股份比例及出资状况协议书》的效力以及双方当事人合伙投资经营大桥砂场的意思表示的真实性，因此，二审据此认定大桥砂场名为肖××个人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实为肖××、吴××、康×、周×依据《股权转让协议书》《各股东股份比例及出资状况协议书》共同出资经营的个人合伙或合伙企业，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赣民一终字第25号
【裁判摘要】关于本案所涉法律关系定性以及各方订立的《金宏煤矿股份转让协议书》的效力问题。金宏煤矿工商登记为个人独资企业，但从本案一审查明的事实来看，金宏煤矿实际由曹某、陈某、梁某、胡××合伙经营，本案系因上述合伙人将金宏煤矿全部股权转让给中赢公司，双方当事人在履行股权转让协议过程中引起的纠纷。曹某、陈某、梁某、胡××与中赢公司于2011年2月24日签订的《金宏煤矿股份转让协议书》并不符合公司法意义上的股权转让。因此，一审将案由界定为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纠纷，符合本案实际情况以及相关法律规定，并无不妥。金宏煤矿的原合伙人曹某、陈某、梁某、胡××作为转让方，中赢公司作为受让方就金宏煤矿股份转让的相关事宜经协商一致订立《金宏煤矿股份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书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合法有效。根据《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242号）第三条第二款“除按照下列规定可以转让外，探矿权、采矿权不得转让：已经取得采矿权的矿山企业，因企业合并、分立，与他人合资、合作经营，或者因企业资产出售以及有其他变更企业资产产权的情形，需要变更采矿权主体的，经依法批准，可以将采矿权转让他人采矿”之规定，取得采矿权的矿山企业由于各种原因变更企业资产产权，只有当需要变更采矿权主体时，才须经依法批准，但本案中金宏煤矿只涉及合伙企业份额转让，采矿权主体仍是金宏煤矿无需进行变更。按《金宏煤矿股份转让协议书》之约定，金宏煤矿股份转让的履行，并非属于依照《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必须经相关主管部门依法批准并履行法定转让程序的情形，故《金宏煤矿股份转让协议书》应当认定合法有效，对于转让方、受让方均具有约束力。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222号
【裁判摘要】夏××、赵××系拖脚铜矿82%合伙份额的合法持有人，法律并不禁止合伙企业的权利人转让其持有的合伙份额。虽然合伙份额的转让必然导致合伙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改变，但合伙企业所拥有的采矿权属的主体并不因此发生变更。依据《收购协议》，百孚特公司和船舶电缆公司只能主张取得拖脚铜矿的合伙份额，而不能主张取得采矿权，《收购协议》未就采矿权的转让作出约定。《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未指向本案《收购协议》，故行政机关也没有认定本案转让拖脚铜矿合伙份额的行为违反行政法律规定。原审查明拖脚铜矿的合伙份额已于2014年1月6日由百孚特公司和船舶电缆公司全部持有，百孚特公司和船舶电缆公司现又以《收购协议》实质上是转让采矿权为由，拒不履行付款义务，显然有违诚信，原审判令其承担付款义务和逾期利息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渝高法民再终字第00006号
【裁判摘要】将合伙企业中的合伙份额转让仅仅涉及该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合伙份额的变更，对合伙企业所取得的矿业权本身的权属不产生影响。因此，双方的转让行为并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同时，《矿产资源法》第六条规定：“已取得矿产权的矿山企业，因企业合并、分立，与他人合资、合作经营，或者因企业资产出售以及有其他变更企业资产产权的情形而需要变更采矿权主体的，经依法批准可以将采矿权转让他人采矿”。上述法律明确规定已取得采矿权的矿业企业，需要变更采矿权主体的时候才需要依法批准。而本案青峰金山煤矿为采矿权人的“采矿许可证”，转让合同并没有约定需要变更采矿权人的主体，且实际履约过程中也没提出过需要变更，原审庭审中双方共同表述“采矿许可证”不需要变更。因此，合伙矿业企业的合伙份额转让无需国土资源部门审查批准。申请再审人提出涉案合同未经相关部门批准生效的理由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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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一终字第159号
【裁判摘要】在矿山合伙企业投资人转让其全部财产份额、采矿权主体发生变更的情况下，未经批准不发生法律效力——关于合同性质的认定，原则上应根据合同的名称予以判断，但如果合同名称与该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不一致的，则应以该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确定。除此之外，尚需考察签约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中，2011年1月10日，柳××、马××作为转让方与肥矿光大公司作为受让方签订的《协议》，名称规范、明确，如该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与名称一致，则该协议即应定性为股权转让协议。经审查，尽管该协议约定转让的是股权，但由于大宏山煤矿属于合伙企业，并没有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投资人的柳××、马××转让的只能是大宏山煤矿的合伙财产份额，且属于全部转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的规定，合伙人有权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一般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并没有行政审批的要求，但案涉合伙企业属于矿山企业，而矿山合伙企业全部财产份额的转让将导致原投资合伙人全部退出该企业，原登记在“威宁县大宏山煤矿（柳××）”名下的采矿许可证亦需要进行相应变更，而采矿权的变更必须经由地质矿产主管部门的行政审批。因此，在矿山合伙企业投资人转让其全部财产份额、采矿权主体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应按照采矿权转让的规定对案涉《协议》的效力进行审查。就此而言，一审判决将本案双方的交易定性为采矿权转让、双方之间的协议定性为采矿权转让合同并无不当。柳××、马××主张本案属于企业并购协议纠纷，采矿权变更只是企业并购协议履行项下的一个组成部分即附随义务的主张与上述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案涉《协议》的效力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二项关于“已取得采矿权的矿山企业，因企业合并、分立，与他人合资、合作经营，或者因企业资产出售以及有其他变更企业资产产权的情形而需要变更采矿权主体的，经依法批准可以将采矿权转让他人采矿”的规定，案涉采矿权的转让应报请地质矿产主管部门批准，未经批准不发生法律效力。鉴于本案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采矿权转让并未办理审批手续，一审判决根据《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九条之规定，将案涉协议认定为未生效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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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7)黔民申1559号
【裁判摘要】合伙人对外处分合伙企业财产第三人有理由相信其有代理权构成表见代理——本案的育煤矿2009年8月经贵州工商局批准登记为普通合伙企业，合伙人为陈××120万元、方××120万元、方×360万元，从工商登记来看，陈××占有20%的份额，方×父子占有80%的份额。由于方×有的育煤矿工商登记、转让协议、采矿证等相关证照，有的育煤矿的公章，方×已接管了的育煤矿，梁××１、梁××２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方×有代理的育煤矿从事民事行为的权利。因此，即使被申请人二审提交的委托书复印件不能证实陈××委托方×代理煤矿从事民事行为的事实，梁××１、梁××２从方×有煤矿公章、有煤矿的相关证照的情况来看，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方×有代理的育煤矿从事民事活动的权利，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判决方×与的育煤矿承担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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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菏执异议字第8号
【裁判摘要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关于”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的规定，委托人有权直接向第三人主张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委托贷款协议纠纷诉讼主体资格的批复》于1996年施行。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于1999年施行。根据后法优先于前法的法律适用原则，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在本案中，2012年11月20日，紫阳投资中心作为委托人，中行福田支行作为受托人，菏泽紫阳公司作为借款人，三方共同签订了委托贷款合同，约定由紫阳投资中心委托中行福田支行向菏泽紫阳公司发放8000万元贷款。紫阳投资中心与中行福田支行之间系委托代理关系，三方当事人之间建立的是委托贷款合同关系。菏泽紫阳公司作为借款人，系合同签订方之一，明知涉案贷款系紫阳投资中心委托中行福田支行发放的事实，因此该委托贷款合同直接约束紫阳投资中心和菏泽紫阳公司。而委托贷款合同第十九条约定了委托人有权根据实际需要直接对借款人提起诉讼或仲裁。因此，无论是基于法律规定，还是当事人之间的约定，紫阳投资中心均可以自己名义直接向菏泽紫阳公司主张权利。
【裁判摘要２】合伙事务的执行权利的行使与合伙企业直接行使权利并不矛盾。企业的公章对外即代表企业的意思表示，刘×律师的授权委托书上委托人一栏加盖了紫阳投资中心的公章，应视为合伙企业对刘×律师相关授权的准许。因此，刘×律师及其他委托代理人的委托手续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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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闽民申字第1274号
【裁判摘要】李×起诉请求塘前石场原合伙人罗××、温××、张××１、张××２连带清偿讼争借款本息，并提供借条为凭。该借条载明讼争借款系用于塘前石场扩建，落款处是温××以石场经手人名义签字，见证人是塘前石场的代表人罗××。从借条所载明的借款用途及落款看，李×有理由相信讼争借款是合伙企业塘前石场基于合伙事务向其所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合伙企业对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以及对外代表合伙企业权利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本案中，张××１对讼争借款是否表示同意、讼争借款是否实际用于塘前石场的生产经营、温××是否侵占合伙企业财产等，均属于合伙企业内部事务，张××１以此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李×，缺乏依据。张××１在再审审查过程中提交的证据材料体现的均为合伙企业内部股东之间的约定及企业内部账务情况等，亦不足以对抗善意第三人李×。塘前石场已于2011年4月转让他人，生效判决判令石场原合伙人罗××、温××、张××１、张××２对讼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法有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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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黔民终686号
【裁判摘要】《合伙企业法》第３１条规定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执行合伙事务人未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擅自以合伙企业名义对外提供担保行为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七条“合伙企业对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以及对外代表合伙企业权利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规定，肖××作为兴隆煤矿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其在《借款合同》、《补充协议》、《补充合同》中加盖兴隆煤矿公章并签名捺印的担保行为，无论公章真假均不影响兴隆煤矿对善意第三人徐××的担保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关于前述法律中的“强制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则作出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此，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均已明确了将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中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作为合同效力的认定标准之一。对于上诉人提出的《借款合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一条“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合伙企业的下列事项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一）改变合伙企业的名称；（二）改变合伙企业的经营范围、主要经营场所的地点；（三）处分合伙企业的不动产；（四）转让或者处分合伙企业的知识产权和其他财产权利；（五）以合伙企业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六）聘任合伙人以外的人担任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的规定而无效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因此，兴隆煤矿的对外担保行为有效，如该对外担保行为系兴隆煤矿执行事务合伙人肖××的擅自担保行为，合伙企业对外承担责任后，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九十七条“合伙人对本法规定或者合伙协议约定必须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始得执行的事务擅自处理，给合伙企业或者其他合伙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另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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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黔高民申字第922号
【裁判摘要】执行事务合伙人对外行为的效力及于全体合伙人，《合伙企业法》第３１条对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事务的限制不属于交易相对人审查内容——根据合伙企业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或者经全体合伙人决定，可以委托一个或者数个合伙人对外代表合伙企业，执行合伙事务。”第二十七条同时规定：“依照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委托一个或者数个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的，其他合伙人不再执行合伙事务。不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有权监督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的情况。”本案中，马××与王××二人合伙开办安龙县龙山雄鹰煤矿，在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合伙企业营业执照上，明确载明合伙企业事务执行人为王××，故王××依法有权对外代表合伙企业执行合伙事务。王××在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过程中，代表合伙企业与辛××签订兼并协议，将合伙企业的资产整体转让给辛××，王××对外行为的法律效力当然及于全体合伙人。至于王××执行合伙事务的行为是否符合合伙协议的约定及是否对其他合伙人构成侵权的问题，属于合伙企业的内部关系问题，与合伙企业之外的第三人无关，该问题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二审判决在本案中不予处理并无不当。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系对合伙企业内部合伙人的权利义务的规定，亦即合伙企业的重大事项应经全体合伙人共同协商一致，但该规定并未明确合伙事务的执行人所作出的未经全体合伙人协商一致的重大处分事项即为无效，二审判决对马××主张转让行为无效的理由不予采纳符合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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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8)桂执复36号
【裁判摘要】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复议申请人融通豪升中心、锦城达中心和畅通远中心是否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三复议申请人主张其是有限合伙企业广西嘉良中心的有限合伙人，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七条“合伙企业对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以及对外代表合伙企业权利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第六十七条“有限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以及第六十八条“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不得对外代表有限合伙企业”的规定，本案中，广西嘉良中心是有限合伙企业，对外执行合伙事务，三复议申请人只是有限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因此广西嘉良中心于与金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是代表有限合伙企业对外执行合伙事务，尽管三复议申请人称合伙协议约定，转让或处分合伙企业债权需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表决通过，但该合伙协议只能约束有限合伙企业内部各方，而不能对外约束他人，更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即对债权转让的金商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若三复议申请人认为广西嘉良中心对外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损害其合法权益，可以另行主张权利，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广西嘉良中心对外执行合伙事务，三复议申请人同意与否，不影响其对外效力，因此三复议申请人就本执行案件提出异议主体不适格。广西嘉良中心将防城港中院（2015）防市民二初字第4号民事调解书项下的全部权利义务转让给金商公司，对金商公司而言，无需得到三复议申请人的同意，三复议申请人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的利害关系人范围，因此，不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提出执行异议。三复议申请人主张撤销防城港中院（2016）桂06执16号之七和（2017）桂06执恢15号之一执行裁定以及停止对涉案房产的执行，因主体不适格，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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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苏民申2176号
【裁判摘要】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以合伙企业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的，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相对人在接受合伙企业负责人以合伙企业名义提供的担保时，若对合伙人是否一致同意未尽必要的形式审查义务，则不构成善意相对人。在此情形下，相对人要求合伙企业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2：【来源：《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公报》2018年第5辑总第59辑第35-42页】
摘要1：【案号】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渝高法民终字第00374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以合伙企业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该条款并未规定违反的效果是合同无效，且违反该规定使合同担保条款继续有效不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故该条款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本案中鑫源煤矿为刘××提供担保未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也不必然导致借款合同中的担保责任条款无效。综上，狮溪煤业公司对此提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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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京民终152号
【裁判摘要】合伙企业提供担保是否经过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不属于债权人应当合理注意的范围——《合伙企业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合伙人对执行合伙事务享有同等的权利。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或者经全体合伙人决定，可以委托一个或者数个合伙人对外代表合伙企业，执行合伙事务。作为合伙人的法人、其他组织执行合伙事务的，由其委派的代表执行。”本案中，华泽智永合伙及其执行事务合伙人华泽智永公司均在《借款协议》上签字盖章，对于债权人韩×而言，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即华泽智永合伙通过其执行事务合伙人作出了连带责任保证的意思表示。本院认为，对华泽智永合伙提供的担保，韩×已经尽到了的合理的注意义务。韩×属于善意第三人。依据《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合伙企业对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以及对外代表合伙企业权利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虽然《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合伙企业的下列事项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五）以合伙企业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但该规定是对合伙企业内部关系的规范，而且《合伙企业法》并未就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的方式和载体作出规定。如果要求债权人审查合伙协议及合伙企业内部意思的形成过程，对于债权人而言，显然不公平的。此外，考虑到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应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以及合伙企业高度的人和性等因素，将控制合伙人越权担保风险的义务分配给合伙企业，更具有法律上的正当性和经济上的合理性。故华泽智永合伙对案涉借款提供担保是否经过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不属于韩×应当合理注意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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