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08-16 11:2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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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购房者不具有对竣工验收备案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
【案号】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川11行终78号行政裁定书
【裁判摘要】（１）建设单位在建设主管部门的竣工验收备案行为属于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以及参照《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款、第四条的规定，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具有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工程竣工验收进行备案的法定职权。法律法规设立竣工验收备案制度的目的是通过对行政相对人建设单位的备案登记管理，加强对建设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故建设主管部门的备案行为对建设单位产生行政法上的拘束力，属于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２）购房者对建设单位在建设主管部门的竣工验收备案行为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办法》第八条及第九条规定，备案机关建设主管部门在备案过程中虽然有权责令建设单位停止使用建设工程，重新组织竣工验收，有权依法对建设单位给予罚款等行政处罚，但上述行为属于备案机关在备案过程中对建设工程质量进行的行政监督行为及行政处罚行为，而备案机关的备案行为本身并不包括行政监督行为及行政处罚行为，三者属不同性质的行政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建设工程交付使用的法定条件是建设工程验收合格便可交付使用而非竣工验收备案后才能交付使用。购房者是基于民事法律关系房屋买卖合同成其为购房者，备案机关对房屋工程质量的行政监督行为可能对购房者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但备案机关的备案行为对建设单位的权利义务产生实质影响，对购房者的权利义务并不直接、必然产生实质影响，即购房者与竣工验收备案行为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依法应裁定驳回蒋某某对被诉备案行为的起诉。
摘要2：
- 日期： 08-19 15:3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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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5505号
【裁判摘要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2条的规定，合伙人退伙，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书面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原则上应予准许；第54条规定，合伙人退伙时分割的合伙财产，应当包括合伙时投入的财产和合伙期间积累的财产，以及合伙期间的债权和债务。本案双方无退伙协议，也没有退伙的结算或清算事实，故蔡某某要求返还投资款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二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从案涉《合作协议书》的内容及实际经营情况看，实为个人合伙，该经营方式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作协议书》属于合同性质，且双方签订《合作协议书》意思表示真实，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应认定为有效合同。．．．．．．蔡××主张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错误，二审判决认定本案属于自然人之间的合伙关系，并非合伙企业关系，已予以纠正。
摘要2：【解读】在合同双方无退伙协议也没有退伙结算或清算事实的情形下，一方要求返还投资款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 日期： 09-29 17:0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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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295号
【裁判要旨】当事人在借款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借款期限、利率、付息方式以及逾期付息的滞纳金等即符合借贷关系的法律特征。当事人约定将借款用于证券投资不影响借款合同性质为借款合同，不属于场外配资合同。
摘要2：【摘要】场外配资的基础法律关系亦是借贷关系，其本质上也是借贷关系的一种。只是由于场外配资存在于金融证券市场，因此须纳入金融法律法规监管的范畴。场外配资业务主要是指一些P2P公司或者私募类配资公司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搭建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的融资业务平台，将资金融出方、资金融入方即用资人和券商营业部三方连接起来，配资公司利用计算机软件系统的二级分仓功能将其自有资金或者以较低成本融入的资金出借给用资人，赚取利息收入的行为。为确保融出资金安全，配资公司亦设置平仓线和预警线，当客户资金达到预警线，配资公司通知客户减仓或补保证金，一旦触及平仓线，配资公司有权平仓。可见场外配资合同因规避相关部门的行政监管而具有违法性，其主体、手段和权利义务具有与一般借贷关系所不同的特殊性，即其主体为P2P公司或者私募类配资公司，且以融资配资为业；手段上利用了互联网信息技术和二级分仓功能搭建融资平台。案涉《借款合同》约定科特公司出借20000万元资金给亿舟公司进行证券投资，明确约定了借款期限、利率、付息方式以及逾期付息的滞纳金等，以上形式和主要合同内容符合借贷关系的法律特征。但《借款合同》中亦详细约定了出借资金以及亿舟公司保证金如何汇入万某某、涂某某、袁某某证券账户、如何购买股票，并设置了警戒线、平仓线等内容，这些约定与场外融资合同有类似之处，但与场外配资合同有本质差别。首先，科特公司不具有场外配资业务的主体特征。科特公司并非从事融资配资业务的专门公司或融资平台，其借款给亿舟公司进行证券投资的行为具有临时性和偶发性，与融资公司的专门性与经常性有本质性的区别，故科特公司不符合场外配资的主体特征。其次，虽案涉借款用于证券投资，但科特公司并未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二级分仓功能搭建融资平台，而是运用传统手段，将借贷资金打入合同指定的证券账户进行股票操作。故资金流入股市的方式亦不符合场外配资的操作流程。通过以上分析，案涉《借款合同》的法律性质为借贷法律关系，而非场外配资关系。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再38号
【裁判要旨】合同受让方未参加合同纠纷诉讼该民事判决应予撤销——（１）已经概括受让合同项下权利义务的受让人是该合同纠纷的利害关系人，作为合同的受让人依法可以参加原案诉讼；其作为诉争合同的受让人申请参加诉讼未获准许，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可以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２）原民事判决存在错误并损害了合同受让人的民事权益。
摘要2：【摘要】案涉《投资开发协议》在性质上是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还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应当根据合同约定的内容及实际履行情况进行判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九条和第二百七十五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主要内容是承包人根据约定的工程范围、建设工期、工程质量、工程造价等条款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相应价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规定，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是指当事人订立的以提供出让土地使用权、资金等作为共同投资，共享利润、共担风险合作开发房地产为基本内容的协议。共同投资、共享利润、共担风险是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根本特征。案涉《投资开发协议》约定博大公司以涉案工程投资，提供设计图纸及开工手续，监督工程建设质量及外围配套设施建设投资；乙方在建设过程中以现金方式投资，提供所需资金，并承担与项目施工直接相关的一系列义务。该协议没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通常应当包含的建设工期、工程质量、工程造价、拨款和结算、竣工验收、质量问题等主要条款。乙方合同义务的本质是投资资金，管理项目施工，最终保证项目竣工验收。协议第四条第四项还约定，“乙方在施工过程中必须使用原项目的建筑公司、工程队、监理、技术员等项目人员”。庭审中博大公司亦认可涉案项目存在实际施工方，乙方与实际施工方另有施工合同关系。因此，《投资开发协议》首先符合共同投资的要件。
《投资开发协议》约定，博大公司必须提供合法的项目手续，如因此不能正常施工，损失由博大公司承担；乙方必须确保竣工验收，因乙方原因导致工程建设不能正常运行的，其前期投资不予清退。依此可知，甲、乙双方的投资收益是不确定的，受涉案项目实际建设情况及商品房转化收益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合同双方对于涉案工程最终的竣工验收负有各自的合同义务并共同承担经营的风险，符合合作开发合同的共担风险的要件。
《投资开发协议》在收益分配方面约定，双方在涉案工程建成后按比例分配所建商品房，并以售房资金作为收益。这符合合作开发合同的共享利益的要件，明显有别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收取固定价款的内容。
综上，《投资开发协议》符合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法律特征,应认定为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2016)宁0303民初1768号民事判决和(2017)宁03民终666号民事判决错误认定该协议的合同性质，判决《投资开发协议》为无效合同，应属适用法律错误。
- 日期： 11-05 10:4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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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沪民终57号
【裁判摘要】滥用诉权行为之构成要件应为：第一，存在滥用诉权的行为，如滥用起诉权、反诉权等不依法行使诉权的行为；第二，滥用诉权的行为造成了损害结果，侵害了对方当事人的财产权和名誉权等，客观上浪费了司法资源；第三，滥用诉权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滥用诉权的行为直接导致了损害后果的发生；第四，当事人主观上存在过错，即明知其行为的不合法、不合理而实施滥用诉权的行为，主观上为故意或者恶意。……对于上述反复起诉、撤诉、再起诉行为的动因，东信公司没有作出合法、合理的解释。据此一审法院认定，东信公司的上述系列行为构成滥用诉权。王某某作为东信公司滥用诉权行为期间的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同时又是《框架协议》的经办人，其个人意志决定了东信公司的法人意志，操纵了诉讼行为的不当进行，符合意思联络性、行为协同性和结果同一性，与东信公司构成共同侵权，依法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关于东信公司滥用诉权导致损害结果的认定。．．．．．．故一审法院认定与本案有关的律师费支出分摊为248.33万元。另，海隆公司为本案诉讼实际支出律师费30万元，可一并作为损失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第22条规定：当事人存在滥用诉讼权利、拖延承担诉讼义务等明显不当行为，造成诉讼对方或第三人直接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无过错方依法提出的赔偿合理的律师费用等正当要求予以支持。
摘要2：
- 日期： 12-09 09:0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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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3904号
【裁判摘要１】商品房买卖返租合同和回购合同性质属于商品房买卖合同而非民间借贷合同——唐某某等62户买受人与云天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买受人一次性支付全款购买商铺，同时将商铺返租出卖人；买受人在购买本商铺前，本商铺已经由出卖人租赁给食天下公司统一经营食天下国际博展中心项目；买受人还有权在一定年限后选择以原价要求出卖人回购该商铺；双方还对办理备案及办证事宜达成合意。合同签订后，唐某某等62户支付了房款，商铺则依约由云天公司统一返租，并向买受人支付租金。上述约定和操作，虽然与一般商品房买卖合同一方交房、一方付款的单一交易模式有所不同，但并未超出以买卖商品房为核心的合同目的。唐某某等62户在出资购买商铺后，通过向云天公司返租收取租金，实现对房产的收益，符合多数买受人购买商铺并不是为了自用而主要以出租为目的的使用形式，不能得出双方达成了隐藏的民间借贷合意的结论。即便合同约定了买受人在一定年限后享有要求出卖人回购商铺的权利，亦不能因此认定买受人无购房之本意。零陵农行再审申请中提交的中国房地产协会发布的《永州商铺10年房价概况和走势分析》不属于新证据，不能真实反映案涉商铺约定的售价与当时同地段商铺的市场价格存在差异，也不能直接证明案涉商铺价格售价过低、双方并非真实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因此，零陵农行主张唐某某等62户与云天公司之间为固定出资、保本收息的民间借贷关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二者应为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唐某某等62户买受人为案涉商铺的真实权利人。
摘要2：【裁判摘要２】已经买受并实际占有、使用和受益的房产作为抵押财产，抵押权不构成善意取得——据原判决查明的事实，唐某某等62户在支付完毕全部房款并将所购商铺返租后已实现租金收取，应当认定其已实际对案涉商铺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虽然唐某某等62户因云天公司的原因尚未办理房屋产权登记，但现有证据表明，唐某某等62户曾多次要求云天公司办理合同备案登记和房屋产权登记，但云天公司以各种理由推诿拖延，故案涉商铺未办理产权登记并非唐某某等62户的过错所致。零陵农行作为商业银行，其开展信贷业务，应当严格审查借款人的资信状况。案涉借款人云天公司为房地产开发公司，其主要资产为案涉楼盘“云天·芙蓉广场”。该楼盘商铺均采用先出售再统一返租形式进行销售，在销售期间进行了长期而广泛的宣传，零陵农行向云天公司发放贷款时对此应当知悉。当云天公司以“云天·芙蓉广场”的商铺作为抵押财产向零陵农行提供借款担保时，零陵农行应当对云天公司“云天·芙蓉广场”的销售情况进行充分的审查，尤其是案涉部分商铺返租的租金还是通过零陵农行向买受人发放。零陵农行更应审慎甄别云天公司提供的抵押财产中是否涉及已经出售的房产，避免错误接受已经出售的房产作为抵押，损害买受人的权利。由于零陵农行未尽到金融机构的注意义务，存在重大过失，在签订抵押合同、办理抵押登记时错误接受已经由唐某某等62户买受并实际占有、使用和受益的房产作为抵押财产，零陵农行对案涉商铺抵押权不构成善意取得。因此，（2014）永中法民三初字第41号民事判决认定零陵农行对唐某某等62户所买受的商铺基于抵押权而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明显损害了唐某某等62户无过错买受人的权利，原判决对该判项予以撤销，并无不当。
- 日期： 01-11 21:4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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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京民辖终205号
【裁判摘要】北京深蓝公司主张涉案十一份《产品购销合同》是基于《框架协议》约定产生的，合同性质、起诉标的相同，合并起诉符合法律规定。环球景行公司主张本案诉讼标的涉及十一个交易合同，属于不同法律关系，与《框架协议》无关，不应合并为一案受理。对此，本院认为，本案涉及的十一份《产品购销合同》，虽然系十一个相对独立的合同法律关系，但合同相对人均是北京深蓝公司和环球景行公司，诉讼主体具有相同性；合同内容均是围绕MGC-T8302多媒体网格通信机买卖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诉讼客体具有关联性；针对该十一份合同，北京深蓝公司均要求环球景行公司履行价款支付义务并承担违约责任，诉讼请求类似，诉请性质具有一致性。因此，本案北京深蓝公司将该十一份合同一并起诉，一审法院受理后进行合并审理，属于诉讼客体的合并，因双方均无共同诉讼人，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关于诉讼主体合并审理必须经当事人同意的规定情形，且我国法律并无诉讼客体合并审理必须经当事人同意的强制性规定。因此，北京深蓝公司一并起诉，一审法院一并受理并无不当。且原、被告在同一诉讼程序中，对同一种类的几个独立的诉讼标的进行合并审理，既便于当事人诉讼，节省双方当事人诉讼成本，又便于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避免同诉不同判，维护法院裁判结果的统一性，也提高司法效率，节省司法资源，符合民事诉讼法设立诉的合并制度的原则和目的。至于涉案十一份《产品购销合同》与《框架协议》之间的关系以及货款结算情况，北京深蓝公司提出涉案十一份《产品购销合同》系基于同一《框架协议》签订，双方在《框架协议》中明确约定以框架协议为基础，签订购销合同，且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货款滚动支付的主张，并提供了双方工作人员就《框架协议》《产品购销合同》签订、履行情况的微信沟通记录的《公证书》，环球景行公司就涉案十一份《产品购销合同》一并提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以及北京深蓝公司对此作出的《回复函》，北京深蓝公司就涉案十一份《产品购销合同》的总计欠付的货款及违约金向环球景行公司发出的《催款函》等初步证据予以证明，环球景行公司虽予以否认前述主张，但并未向法院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故环球景行公司关于本案涉及十一个合同，属于不同法律关系，与《框架协议》无关，不应合并为一案受理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摘要2：
- 日期： 01-13 16:5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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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沪01民终11265号
【裁判摘要】已经工商变更登记的增资款不能适用合同法关于合同解除“恢复原状”规定——其次，《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因此，本案中上诉人虽主张恢复原状、返还钱款，但仍须基于系争合同的性质、钱款的性质，依照法律的具体规定处理解除后果。其三，从增资协议书的约定来看，上诉人投入的3,250万元是其作为目标公司新股东所需缴纳的出资，并非是对被上诉人西北工业公司、北方能源公司享有的普通债权。在经过公司章程修改及工商变更登记后，其股东身份、认缴数额、股权比例及公司注册资本均已对外公示，该3,250万元转化为公司资本性质，已形成公司资产。其四，上诉人所谓因增资协议书解除而要求返还出资，从本质上说，系基于其股东身份的退出。但正如上述认缴、出资、登记等均需由各方当事人按照《公司法》关于公司增资的程序完成，股东退出公司，包括采取何种退出方式、资本、股权的处分等等，亦应当适用《公司法》作为特别法的相关规定。其五，上诉人要求将其出资直接返还以“恢复原状”，实质上等同于股东未经法定程序任意抽回出资，将造成公司资产的不当减少，显然有违公司资本的确定、维持和不变原则，直接影响公司的经营能力和债权人利益保护。综上所述，本案系争增资协议书的解除虽然适用《合同法》规定，但协议解除的后果，实际系处理上诉人作为原增资股东的退出问题。在上诉人出资已转化为公司资本的情况下，应按照《公司法》的特别规定适用执行。现本案各方当事人虽均确认协议解除，但未予明确上诉人退出的具体方式，如通过股权转让、股权回购、公司减资、公司解散等，更未经相应的法定程序，上诉人仅就返还出资一节单独提出主张，不符合《公司法》的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 日期： 01-13 17:0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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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湘01民终12367号
【裁判摘要】本案系基于各方当事人订立的增资合同而产生的诉讼。楚天公司股东资格的取得、公司章程和股权的变更均来源于《增资协议》，现楚天公司依据《增资协议》约定提出返还增资款、赔偿损失以及变更工商登记的诉讼请求并无法律上的障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本案中，三方在《增资协议》中明确约定了合同的解除条件，楚天公司根据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解除与上诉人的《增资协议》符合合同的约定，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楚天公司、聚兴公司、张×、王×、卫××之间的《增资协议》在楚天公司向朗利维公司、聚兴公司、张×、王×、卫××送达解除合同通知之日即2017年8月10日已经解除并无不妥。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在因上诉人违约导致合同解除的情形下，一审法院判决郎利维公司承担返还增资款、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并判决郎利维公司变更工商登记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
摘要2：【解读１】楚天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朗利维公司、聚兴公司、张×、王×、卫××向楚天公司返还增资款7500000元；2、判令朗利维公司、聚兴公司、张×、王×、卫××向楚天公司支付增资款利息损失2503561元（按照年利率24%的利息标准，自付款之日暂计算至2018年6月6日，从2018年6月7日起至增资款全部返还完毕之日止的利息损失另行计算）；3、判令朗利维公司、聚兴公司、张×、王×、卫××办理工商变更手续，将楚天公司移出朗利维公司的股东名录；4、由朗利维公司、聚兴公司、张×、王×、卫××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解读２】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朗利维公司在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楚天公司增资款7500000元；二、朗利维公司在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楚天公司损失495781.25及后段损失（已计算至2018年6月6日，后段损失以实际未返还的增资款为基数，按年利率4.75％继续计算至增资款实际返还之日）；三、朗利维公司在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办理将楚天公司移除股东名录的工商变更登记；四、驳回楚天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 日期： 01-26 08:2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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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7283号
【裁判摘要1】原告以其因被告的刑事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经过刑事追缴、退赔仍不足以弥补损失为由向法院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赔偿损失应予受理——关于本案案由确定是否恰当的问题。根据已生效的(2017)粤刑终569号刑事裁定认定，林××与罗××合作经营期间，虚构事实，以低价购买的老料科檀木充当高价值的印度小叶紫檀木，骗取罗××向其支付款项24,951,300元。罗××以其被林××合同诈骗遭受物质损失，经过刑事追缴、退赔仍不足以弥补损失为由，向一审法院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令林桂标的配偶杨××返还罗××被林××诈骗的款项22,551,300元及其利息损失。由此可见，罗××基于侵权为由提起本案诉讼，原审据此将本案案由定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刑事案件被告人因合同诈骗形成的侵权之债用于其与配偶的日常开销及子女学杂费等，其配偶应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具体到本案中，林××将骗取的资金转走或提现或用于购买房产，同时用于林××与杨××在香港的日常开销以及小孩的学杂费等，至案发之日仍拒不退还，该事实已为生效刑事裁判所确认，证明林××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原审依据该事实对林××基于合同诈骗产生的侵权之债属于林××与杨××的夫妻共同债务予以佐证，并无不当。．．．．．．因侵权所生之债，本是属于林××一方对外形成的侵权之债，但由于已生效的(2017)粤刑终569号刑事裁定认定，林××所骗取的财产已被用于家庭开支，杨××及家庭因该行为享有利益，故夫妻双方应共同偿还。原审据此认定此侵权之债应归属林××与杨××的夫妻共同债务，杨××应对此侵权之债承担连带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
【裁判摘要３】关于杨××所主张的合伙之债是否应一并审理的问题。林××以低价购买的老料科檀木充当高价值的印度小叶紫檀木对罗××实施合同诈骗属侵权之债，而杨××所主张的林××与罗××之间基于承揽合同、合伙合作合同所形成的是合同之债，两者是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原审未予合并审理，并无不当。
摘要2：
- 日期： 02-05 09:1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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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218号
【裁判摘要】在审计结论正式出具之前当事人已经对工程款进行结算的，应以双方结算工程款为准，审计结论不再当然成为结算依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可以请求参照约定支付工程价款。在涉案工程竣工后，临泉县审计局进行了工程结算审计，但临泉县审计局的审计是其对工程建设单位的一种行政监督行为，与涉案工程款的结算属于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范畴，审计结论不能当然成为当事人之间结算的依据，案涉工程款的确定应按照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和履行情况加以确定。在上述审计报告正式出具之前，肖××即在审定结算造价为92529283.65元的《竣工结算审定签署表》上签字，并注明“同意"，还加盖盐城二建公司印章，表明双方当事人对工程结算达成一致意见，可以作为确定涉案工程价款的依据。肖××称其签字行为是受于胁迫而不是基于真实意思表示，但没有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且即使肖××主张的情况属实，也因肖××或盐城二建公司在事后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撤销权业已消灭，原判将《竣工结算审定表》作为定案依据，并无不当。
摘要2：
- 日期： 02-08 08:2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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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知民终494号
【裁判摘要１】第一，关于合同无效的主张与审查。首先，对于民商事合同纠纷的处理应当秉持“鼓励交易”的原则。人民法院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应当尽可能尊重当事人基于意思自治达成的合意，在当事人未主张的情况下不能依职权变更或者撤销合同。其次，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前提下，人民法院仍应依法审查合同是否存在违背公序良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等无效情形，此种审查为依职权审查，不以当事人主张与否为转移。因此，即使合同当事人不主张合同无效，仅要求判令解除合同或追究对方的违约责任，人民法院仍可依职权认定合同无效，并向当事人释明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引导当事人重新调整诉讼请求。．．．．．．第二，关于合同无效的审查依据。．．．．．．人民法院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时，应慎重判断“强制性规定”的性质，特别是要在考量强制性规定所保护的法益类型、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以及交易安全保护等因素的基础上准确认定其性质。下列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强制性规定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的；交易标的禁止买卖的；违反特许经营规定的；交易方式严重违法的；等等。应当指出的是，违反规章一般情况下不影响合同效力，但该规章的内容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第三，关于涉案合同的效力。首先，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发布的《公告》虽不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或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或行政规章，但其内容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故不能仅因其非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的属性就不予考虑。其次，从规范对象层面加以审视，《公告》是国家有关职能部门针对特定金融风险防范联合发布的文件，规范的对象是利用融资交易平台从事代币或“虚拟货币”的融资交易行为和交易服务行为；而涉案合同约定的交易事项是建金公司委托玖星公司开发数字货币交易平台软件。故应当区分涉案平台软件的“开发行为”与“经营使用行为”，只有后者属于《公告》规范的对象，而前者并不属于《公告》规范的对象。由于涉案合同的交易事项并非《公告》规范的对象，故涉案合同并不存在无效情形。
摘要2：【裁判摘要2】涉案合同第九条“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变更/修改/补充”之第4点约定：“双方均可由于对方未履行其在本合同内的义务而终止本合同，但应提前一个月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该约定内容仅是泛泛指出合同一方当事人有权基于相对方未履行合同义务而单方终止合同，但没有明确写明“未履行合同义务”的具体违约情形。如果仅基于上述约定内容即认为建金公司有权单方解除合同，显然有可能使合同当事人恶意利用合同相对方的轻微违约而行使解除权，这种因合同约定不明而可能使合同相对方动辄得咎的不确定性，将会使合同履行陷入极大的不安定状态，不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如果允许合同当事人利用约定不明的解除条款单方行使解除权，将明显背离“契约自当严守”的合同法精神。因此，应认定建金公司和玖星公司就涉案合同的解除条件实际上并未达成合意，本案中建金公司无权依照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行使约定解除权。
【裁判观点】（１）人民法院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时，应慎重判断“强制性规定”的性质，特别是要在考量强制性规定所保护的法益类型、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以及交易安全保护等因素的基础上准确认定其性质。（２）只有享有法定或者约定解除权的当事人才能以通知方式解除合同，不享有解除权的一方当事人向合同相对方发出解除通知，合同相对方即使未在异议期限内提起确认解除合同效力之诉，也不发生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３）合同解除后已经履行的部分并非当然恢复原状，而是应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加以权衡。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解除后应否恢复原状，特别是开发方先期收取的开发款应否返还，需综合考量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自身特点、开发方实际履行情况、开发方有无过错及过错大小、开发方实际投入的工作量及已完成的成果等多种因素，秉持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加以判断。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解除的原因如不应当归责于开发方，则开发方在开发过程相应阶段收取的款项并不失去继续保有的正当性。
- 日期： 02-11 15:3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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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关于当前商事审判中需要注意的几个法律问题（2015年）
【目录】（一）关于企业间借贷的问题；1、关于借款合同效力。；2、关于利息保护的标准及偿还顺序。；（二）关于涉及循环买卖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1、关于合同性质的认定；2、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及事实认定；3、关于是否应当追加交易环节的各方当事人；4、关于买卖合同能否继续履行的问题；（三）关于涉保理的合同纠纷；1、关于案由；2、关于法律适用；3、有追索权保理合同的诉讼主体；（四）关于请求解除合同的纠纷；1、关于法定解除的情形；2、关于支持当事人诉请合同解除的判决主文；3、关于解除时间的确定
摘要2：
- 日期： 02-17 08:4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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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闽民终1142号
【裁判摘要】由于工程款债权与工程款优先受偿权系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利，工程款优先受偿权属于他物权范畴，它可以就债务人的全部财产或特定财产折价或拍卖所得价款优于其他有担保或无担保的债权而受清偿。优先权的价值在于打破债权平等原则，赋予一些特殊债权人享有以优先于其他债权人而受偿的权利，最终实现债权人之间利益的实质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确立了建设工程款的优先受偿权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人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期限为六个月，自发包人应当给付建设工程价款之日起算。"，已明确了工程款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为六个月，该期间为除斥期间，当事人应在工程价款应付之日起六个月内行使，当事人逾期行使则导致该权利归于消灭。根据查明的事实，港口公司自前案诉请发包人支付其工程款直至前案判决生效后申请强制执行等过程中，均仅主张工程款债权，而未主张过工程款的优先受偿权效的厦门海事法院(2015)海法商初字第384号民事判决，确认解除《港口工程施工合同》并判令连江县晓沃陆岛交通码头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港口公司支付拖欠的工程款。该判决确认的工程款给付之日作为港口公司行使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六个月期限的起算日，直至2018年9月11日港口公司对执行财产分配方案提出异议时才第一次主张工程款优先受偿权，早已超过六个月的除斥期间，故其优先受偿权已经消灭，原审驳回港口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20)最高法民申1579号
【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人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期限为六个月，自发包人应当给付建设工程价款之日起算。因此，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虽系法定优先权，承包人仍应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行使。且工程款债权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在概念、性质及效力上均有区别，主张工程款债权并不等同于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港口公司称申请执行工程款当然包含优先受偿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案中，港口公司于2015年5月向厦门海事法院起诉主张案涉工程款时并没有同时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该案判决于2015年9月生效，发包人此时即应当给付建设工程价款。港口公司于2015年11月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程序中亦没有主张优先受偿权。厦门海事法院于2016年5月作出终本裁定后，港口公司仍然没有主张对案涉工程折价或拍卖的款项优先受偿，直至2018年9月另案执行拍卖后才向一审法院提出优先受偿的主张。此时距港口公司主张工程款债权的判决生效之日早已超过法定的六个月期限，原审法院据此认为港口公司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已经超过了行使期限，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 日期： 02-21 15:0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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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7246号
【裁判摘要１】施工合同中虽然约定在支付工程款前承包人需开具发票，但在未开具发票情况下发包人仍应支持工程款——国信龙沐湾公司以双方在案涉《施工总承包合同》中“发包人向承包人支付工程款前，承包人须向发包人提交正式工程发票及完税证明。发包人保留对工程税金代缴代扣的权利”的约定，主张由于中建二局第三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提交正式发票和完税证明，故案涉工程付款条件未成就。虽然双方当事人约定了中建二局第三公司开具发票的义务，但并没有明确约定如果中建二局第三公司不及时开具发票，国信龙沐湾公司有权拒绝支付工程价款。依据双务合同的性质，合同抗辩的范围仅限于对价义务，支付工程款与开具发票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义务，二者不具有对等关系，国信龙沐湾公司以此作为案涉工程付款条件未成就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国信龙沐湾公司未支付剩余工程款的行为属于违约行为，原判决认定对未付工程款应计付利息，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优先受偿权的期限从工程款数额确定时起算——根据《施工总承包合同》约定，工程竣工验收通过后60天内，承包人向发包人递交竣工结算报告及完整的结算资料，发包人委托造价咨询人在收到竣工结算报告后90天内初步完成竣工结算审核，150天内完成竣工结算审核工作，并将审核成果报政府审计部门审计或第三方顾问公司审核(审价争议时间另计)。案涉工程已于2014年7月20日竣工验收合格，于2017年11月21日作出结算审核意见，但由于国信龙沐湾公司怠于履行结算义务，导致审核结算工作一直未完成，案涉建设工程价款数额未确定。故中建二局第三公司在2020年5月就案涉工程价款提起本案诉讼时，一并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并未超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六个月期限。据此，原审判决中建二局第三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本案工程中其承建部分折价或拍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并无不当。
摘要2：
- 日期： 02-28 09:5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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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6720号
【裁判摘要】原、被告的起诉及反诉均未提出解除合同诉求但庭审中均同意解除合同，而法院未作为判项列出的，是否属遗漏诉讼请求？——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表示同意解除《联合开发住房兼商业房合同书》，一审法院就此已依法予以确认。因双方诉讼请求及反诉请求均不涉及解除合同，原审判决在判理阐述中进行说明后未就此作为专门判项不存在遗漏诉讼请求的情形。原审将案涉合同定性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因土地使用权及项目的其他权证仍登记在长茂公司名下，故合同解除后不存在土地使用权等与合同直接相关的返还事宜，且当事人亦未诉请要求返还的事项，原审在确认合同解除后未作“恢复原状”类的裁判亦不存在漏判情形。
摘要2：【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川民终344号
【摘要】一审法院认为，．．．．．．在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表示同意解除《联合开发住房兼商业房合同书》，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之规定，现双方当事人本诉、反诉的争议焦点均集中于合同解除后的损失赔偿及违约责任认定问题。
- 日期： 04-01 15:3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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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粤民终2641号
【裁判摘要1】周××、王××上诉称《股权转让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格不一致，实质为协助信业公司逃税的阴阳条款，涉案《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的交易先决条件“将013号地块、014号地块转入项目公司(天维公司)”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无效。对此，本院认为，首先，虽然周××、王××和信业公司在同一天签署了两份价格不同的合同，但周××、王××未能证明该两个价格条款旨在协助信业公司避税的事实，如哪一价格为真实价格，哪一价格为虚假价格，如何利用两个价格条款避税，以及可能规避的税费金额等，故本院对其该项上诉主张不予采信。．．．．．．鉴于双方均放弃了“将013号地块、014号地块装入天维公司”这一合同条款，本院对该条款的效力无须再进行审查。最后，即使前述条款未被当事人放弃，从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和《股权转让合同》第三条第2款第(2)项、第四条第1款的内容来看，当事人约定“将013号地块、014号地块转入项目公司(天维公司)”的含义，应当理解为由天维公司和政府土地出让管理部门签订013号和014号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最终由天维公司获得该两幅土地的建设用地使用权，该约定反映了涉案《股权转让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天维公司股权交易实现信业公司向周××、王××购买013号和014号地块67%的权益，该约定及所反映的合同目的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且013号和014号地块能否登记在天维公司名下，属《股权转让合同》的履行问题，不影响该份协议的法律效力。综上，周××、王××未能证明涉案《股权转让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法定情形，一审认定该《股权转让合同》及其《补充协议》有效正确。
摘要2：【裁判摘要２】依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涉案《股权转让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因周××、王××根本违约被解除，一审判令违约方周××、王××向信业公司返还已收取的股权转让款5360万元及按年利率4.35%计算的资金占用利息、赔偿律师费损失105万元正确。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第六条第4项第一款的约定，“本合同签署生效后，任何一方无故擅自终止履行或解除本合同的，视为重大根本违约，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3000万元的违约金”，一审另判令方周××、王××向信业公司支付违约金3000万元，具有合同依据和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维持。
【裁判摘要３】周××、王××另提出一审法院未及时向其送达保全裁定、告知保全事项导致审判程序有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申请保全人、被保全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保全裁定实施过程中的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审查处理”，如周龙书、王岳芳对一审保全程序有异议，应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提出。周××、王××在二审程序中方提出保全执行行为异议，本案不予处理。
- 日期： 04-24 19:4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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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晋立商终字第38号
【裁判摘要】锅炉安置工程适用专属管辖规定——本案系因双方当事人在履行《蒸汽锅炉及附属系统安装工程合同》过程中产生的纠纷，对该合同性质的认定是确定管辖法院的前提。案涉合同系为蒸汽锅炉及附属系统安装工程建设施工事项而订立，合同对建设工期、工程造价及付款结算方式、施工图纸的交付、竣工验收等均作出了明确约定，其内容均属施工合同内容，因此本案应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审法院依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专属管辖的相关规定，裁定本案管辖权在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上诉人中国航空规划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主张本案为承揽合同，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管辖移送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 日期： 05-08 14:0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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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191号
【裁判摘要】行政协议效力审查范围：既要适用行政诉讼法关于无效行政行为的规定，同时也要适用民事法律规范中关于认定合同无效的规定——行政协议是指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包括土地征收征用补偿协议。行政协议具有两面性，既有作为行政管理方式“行政性”的一面，也有作为公私合议产物“合同性”的一面。因此，行政协议既是一种行政行为，具有行政行为的属性，又是一种合同，体现合同制度的一般特征。对于行政协议无效的判断，既要适用行政诉讼法关于无效行政行为的规定，同时也要适用民事法律规范中关于认定合同无效的规定。一、二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关合同无效的规定对涉案《补偿安置协议》的效力进行审查，正是基于行政协议具有的“合同性"。结合一审查明的事实，涉案《补偿安置协议》的签订并不存在合同法规定的无效情形。不过，一、二审法院忽略行政协议的行政行为属性，对涉案《补偿安置协议》是否存在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无效情形未予审查，存有不足之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有行政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襄阳市政府具有征收土地的职权，也有对被征收人予以补偿的法定职责。故，在襄阳市政府相关部门发布《征地告知书》、《听证告知书》，与村委会签订《征收土地补偿协议书》、对房屋及附属物进行估价后，襄阳市政府委托襄阳市建投公司与喻庆年签订涉案《补偿安置协议》，并不存在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无效情形。再审申请人主张襄阳市政府征收其土地没有征地批准文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强制性规定，涉案《补偿安置协议》应当无效。因本案的审查对象是涉案《补偿安置协议》，是否存有征地批准文件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故再审申请人的上述主张，不能成立。
摘要2：【摘要】委托签订协议协议的行政机关是被告——2010年6月11日,喻××与襄阳市建投公司签订了农房征（2010）《襄樊市襄隆路改扩建工程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补偿安置协议》），协议就被征收房屋现状、补偿安置、过渡期限及临时安置补助费、付款办法、搬迁期限、违约责任等事项进行了约定。喻××认为上述协议是其在无奈的情况下签订的，以襄阳市建投公司为被告，向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确认其与襄阳市建投公司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无效。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2015年5月21日受理后，于2015年11月20日作出〔2015〕鄂襄城民二初字第0046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喻回××的起诉，主要理由是襄阳市建投公司与喻庆年签订的上述协议是受原襄樊市人民政府委托，系政府行为，该协议是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喻××的诉讼请求不属于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对该裁定在法定的上诉期限内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2015年12月7日，喻××以有生效的民事裁定书为由，将襄阳市政府作为被告向该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喻××与襄阳市建投公司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无效。
- 日期： 05-14 03:2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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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4592号
【裁判摘要】行政协议是指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行使行政职责过程中，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行政协议作为一种新型且重要的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方式，将传统上认为水火不容的行政和合同两种行为方式奇迹般地结合在一起。现在多数人认为，行政协议既有行政性又有合同性，是行政性和合同性的创造性结合，其因行政性有别于民事合同，又因其合同性不同于一般行政行为。行政协议因协商一致而与民事合同接近，但又因其为实现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一种方式而具有行政性而有别于一般民事合同。行政协议强调行政性是必要的，唯有如此才能解释为什么行政协议需要在行政程序相关法律中进行规定，并且应获得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救济，也能解释在行政协议中行政机关为什么享有单方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等有别于民事合同的优益权。与民事合同主体签订合同是为了自身利益不同，行政机关签订行政协议是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不仅签订行政协议本身是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的方式，而且在履行协议过程中，行政机关可以根据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的需要单方变更、解除协议，甚至可以依法单方作出行政强制、行政处罚。当然，行政机关只有在协议订立后出现了由于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的需要或者法律政策的重大调整，必须变更或者解除时，才能行使单方变更、解除权，由此造成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损失的，亦应依法予以补偿。……《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被告变更、解除本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协议合法，但未依法给予补偿的，人民法院判决给予补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被告因公共利益需要或者其他法定理由单方变更、解除协议，给原告造成损失的，判决被告予以补偿。作为国家机关，维护公共利益是行政机关的重要职责，在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发生矛盾时，应优先考虑公共利益的实现，但是承认公共利益优先并不否认个人利益的存在及实现。碧江区政府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单方变更、解除协议，必须对相对人进行补偿。
摘要2：
- 日期： 05-14 07:3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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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7069号
【裁判摘要】行政协议解除及违约责任承担｜一、关于《企业补偿协议》应否解除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再审被申请人与再审申请人签订的涉案《企业补偿协议》约定，定城镇政府从幸福路双塘安置点门面给予刘××东西方向长53米，南北方向宽12米（红线退让以后）的门面房土地用于建安置房。但该土地已于2013年3月7日由定远县。因此，《企业补偿协议》的上述约定显已无法履行，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再审申请人刘××关于解除《企业补偿协议》的主张应予支持。二、关于《企业补偿协议》解除后，再审被申请人应当如何承担违约和赔偿责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涉案协议中约定的土地，已经由定远县人民政府批准，由定远县国土资源局于2013年3月7日拍卖出让，并被案外人以5553.88元／平方米的价格竞买取得。原审据此认定上述土地使用权2013年3月7日的市场价值应为3532267.68元（53米×12米×5553.88元／平方米）并无不当。在该土地使用权被拍卖出让致《企业补偿协议》无法履行的情况下，再审被申请人应当及时根据该土地的市场价值赔偿刘××的损失，但由于其至今尚未支付，因此，再审被申请人在支付上述款项的同时还应当承担相应的利息损失。故，二审法院判决再审被申请人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向刘××支付上述3532267.68元赔偿款的利息，自2013年3月7日至款清之日止，结论正确。
摘要2：
- 日期： 05-22 10:4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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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并未对股权转让合同被法院判决撤销税务机关应当退还已经缴纳所得税作出规定，税务机关不能退税。
摘要2：【注解】《契税法》第１２条规定：“在依法办理土地、房屋权属登记前，权属转移合同、权属转移合同性质凭证不生效、无效、被撤销或者被解除的，纳税人可以向税务机关申请退还已缴纳的税款，税务机关应当依法办理。”——权属转移合同、权属转移合同性质凭证不生效、无效、被撤销或者被解除可以退还契税。
- 日期： 06-19 06:15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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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增税
摘要1：【案号】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4)淮开行初字第0007号
【裁判摘要】关于土地增值税，依据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因国家建设需要依法征用、收回的房地产免征土地增值税”，鉴于涉案项目系淮阴区政府整体回收以及江苏省淮洲中学的公办性质，合同性质为政府因国家建设收回房地产，故可免征土地增值税。
摘要2：
- 日期： 06-25 07:2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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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１）根据《契税法》第９条、第１０条、第１１条规定，纳税人应当先缴纳契税才能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缴纳契税不以权属转移为前提；（２）根据《契税法》第１２条规定，在权属登记前权属转移合同、权属转移合同性质凭证不生效、无效、被撤销或者被解除可以申请退还已缴纳税款。
摘要2：
摘要1：【裁判要点】用人单位的管理人员对被性骚扰员工的投诉，应采取合理措施进行处置。管理人员未采取合理措施或者存在纵容性骚扰行为、干扰对性骚扰行为调查等情形，用人单位以管理人员未尽岗位职责，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劳动合同，管理人员主张解除劳动合同违法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2：
- 日期： 07-07 08:3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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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京民申986号
【裁判摘要】申请人林氏兄弟公司与被申请人聂××签订的《合作设立茶叶经营项目的协议》系自愿签订的，不违反强制性法律、法规规定，属有效合同。对于合同性质的认定，应当根据合同内容所涉及的法律关系，即合同双方所设立的权利义务来进行认定。双方签订的协议第一条明确约定聘任聂××为茶叶经营项目经理，“聘任”一词一般表明当事人有雇佣劳动者为其提供劳动之意；协议第三条约定了聂××的取酬方式，无论在双方设定的目标公司成立之前还是之后，聂××均可获得“基本工资”、“业绩”等报酬，与合作经营中的收益分配明显不符。“合作经营”合同的典型特征是共同出资，共担风险，本案合同中即未约定聂××出资比例，也未约定共担风险，与合作经营合同不符。从本案相关证据上看，聂××接受林氏兄弟公司的管理，按月汇报员工的考勤、款项分配、开支、销售、工作计划、备用金的申请等情况，且所发工资与出勤天数密切相关。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形成的关系，符合劳动合同中人格从属性和经济从属性的双重特征。故原判认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还可视为书面劳动合同，虽缺少一些必备条款，但并不影响已约定的条款及效力，仍可起到固定双方劳动关系、权利义务的作用，二审法院据此依法改判是正确的。林氏兄弟公司于2017年5月6日向聂××出具了《终止合作协议通知》，告知聂××终止双方的合作，具有解除双方之间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林氏兄弟公司未能提供解除劳动关系原因的相关证据，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摘要2：
- 日期： 07-09 21:1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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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晋民终566号
【裁判摘要】股东破产后公司不能以股东持有的股权抵销公司对股东债权｜破产抵销是互负债务抵销即相互抵销的前提是双方互负债务，股权是因出资形成的，与因合同形成的债权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利，不能进行抵销——本案争议焦点为，中国一冶公司对海鑫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山西海鑫国际钢铁有限公司2014年股利2782220．68元、未分配利润13165715．01元及股权行使抵销权是否有效。（一）中国一冶公司确定海鑫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在中国一冶公司应得2014年度股利2782220．68元、未分配股利13165715．01元的时间是2015年8月8日中国一冶公司的股东会议，因此中国一冶公司对海鑫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上述两笔债务的确定时间为2015年8月8日，形成于海鑫钢铁集团有限公司重整申请受理后，不符合《企业破产法》第四十条关于“债权人在破产案件受理前对债务人负有债务的，可以向管理人主张抵销”的规定，中国一冶公司关于“海鑫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对一冶公司利润分配是法律规定事由，且股利分红及未分配利润已于2014年确定，2015年股东会决议是对2014年股利分红及未分配利润事宜再次确认”的主张证据不足，中国一冶公司主张抵销不予支持。（二）关于海鑫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的股权可否与其债务抵销的问题。破产抵销是互负债务的抵销，即相互抵销的前提是双方互负债务，而海鑫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在中国一冶公司的股权是因出资形成的，出资进入公司后不能擅自退出，只能经法定程序通过公司股权转让等方式进行股权转让。股权与因合同形成的债权是两种不同的民事法律权利，与中国一冶公司对海鑫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所负债务性质不同，不能进行抵销，中国一冶公司主张抵销无效。
摘要2：
- 日期： 07-12 22:1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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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4145号
【裁判摘要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合议庭组成人员确定后，应当在三日内告知当事人。"是为了方便当事人在必要时，充分有效行使回避申请权。从本案一审情况看，郑××从未提出申请合议庭成员回避。因此，即便本案一审法院确有变更合议庭成员未及时通知当事人的情形，但当事人也因没有申请合议庭成员回避的法定事由，并未因此造成其利益受损。由于郑××没有提交证据证明一审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故其该项申请再审事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２】购房消费者已经支付购房款本金应确认为消费者优先债权——关于郑××是否有权要求广信公司交付案涉房产的问题。2016年3月17日，山东省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鲁1092民初21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解除郑××与广信公司签订的关于郑××购买广信公司开发的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百度城二期1C号楼×××室的《协议书》，广信公司返还郑××首付款、装修款，并赔偿相应损失。2016年6月29日，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广信公司破产重整。2016年7月27日，郑××提交《债权申报表》，备注载明要求继续履行（2016）鲁1092民初216号民事判决书。2017年11月15日郑××再次提交《债权申报表》，并备注载明更改原申报，要求履行合同交付房屋。郑××主张，第二次提交的《债权申报表》系在广信公司主动提出交付案涉房产的情况下填写的，应视为其与广信公司达成的新的以房抵债协议。但广信公司管理人于2018年4月23日向郑××出具的《债权复查结果通知书》载明，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已被法院判决解除，管理人无权更改，案涉1C-2302号房产为广信公司破产财产。郑××属于消费性购房，对于已经交付的房款本金，管理人确认为消费者优先债权，依法优先偿还。故没有证据证明广信公司与郑××就交付案涉房产达成了新的协议，郑××提交的第三次、第四次债权人会议材料中，关于其债权性质的记载也不足以证明广信公司管理人作出了同意向其交付案涉房产的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回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由于双方签订的案涉房产买卖合同已被人民法院依法解除，本案中郑××要求作为业主债权人，主张管理人向其交付案涉房产，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本院对于郑××的相关再审请求不予支持。
- 日期： 07-30 14:5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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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一终字第159号
【裁判摘要】在矿山合伙企业投资人转让其全部财产份额、采矿权主体发生变更的情况下，未经批准不发生法律效力——关于合同性质的认定，原则上应根据合同的名称予以判断，但如果合同名称与该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不一致的，则应以该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确定。除此之外，尚需考察签约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中，2011年1月10日，柳××、马××作为转让方与肥矿光大公司作为受让方签订的《协议》，名称规范、明确，如该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与名称一致，则该协议即应定性为股权转让协议。经审查，尽管该协议约定转让的是股权，但由于大宏山煤矿属于合伙企业，并没有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投资人的柳××、马××转让的只能是大宏山煤矿的合伙财产份额，且属于全部转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的规定，合伙人有权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一般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并没有行政审批的要求，但案涉合伙企业属于矿山企业，而矿山合伙企业全部财产份额的转让将导致原投资合伙人全部退出该企业，原登记在“威宁县大宏山煤矿（柳××）”名下的采矿许可证亦需要进行相应变更，而采矿权的变更必须经由地质矿产主管部门的行政审批。因此，在矿山合伙企业投资人转让其全部财产份额、采矿权主体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应按照采矿权转让的规定对案涉《协议》的效力进行审查。就此而言，一审判决将本案双方的交易定性为采矿权转让、双方之间的协议定性为采矿权转让合同并无不当。柳××、马××主张本案属于企业并购协议纠纷，采矿权变更只是企业并购协议履行项下的一个组成部分即附随义务的主张与上述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案涉《协议》的效力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二项关于“已取得采矿权的矿山企业，因企业合并、分立，与他人合资、合作经营，或者因企业资产出售以及有其他变更企业资产产权的情形而需要变更采矿权主体的，经依法批准可以将采矿权转让他人采矿”的规定，案涉采矿权的转让应报请地质矿产主管部门批准，未经批准不发生法律效力。鉴于本案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采矿权转让并未办理审批手续，一审判决根据《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九条之规定，将案涉协议认定为未生效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十大典型案例之一：张某某与协胜公司、恒兴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挂靠人、被挂靠人及发包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及付款义务承担问题
【裁判要旨】挂靠施工中涉及“施工”和“挂靠”两个不同性质、不同内容的法律关系。因挂靠合同的合同目的是“借用资质”而非“承揽工程”，被挂靠人不承担向挂靠人支付工程折价款的义务。在发包人对挂靠行为不知情的情况下，施工合同的相对人仍然是被挂靠人，因发包人与挂靠人之间无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发包人对挂靠人无约定付款义务；又因挂靠人不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四十三条规定的实际施工人，故发包人对挂靠人也没有法定的付款义务。挂靠人仅有权请求被挂靠人参照挂靠协议约定向其转付从发包人处收取的工程款。若发包人的特定行为使得层层转付工程款的流程受阻，在被挂靠人同意的情况下，为避免讼累，可判令发包人径行向挂靠人支付工程款。
摘要2：【注解】（１）被挂靠人不承担向挂靠人支付工程折价款的义务；（２）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发包人对挂靠人无约定付款义务；（３）发包人对挂靠人没有法定的付款义务（挂靠人不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４３条规定的实际施工人）；（４）挂靠人仅有权请求被挂靠人参照挂靠协议约定向其转付从发包人处收取的工程款；（５）若发包人的特定行为使得层层转付工程款的流程受阻，在被挂靠人同意的情况下，为避免讼累，可判令发包人径行向挂靠人支付工程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