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解答：董事辞职书送达公司董事会时发生法律效力。
摘要2：【解读】
（１）我国《公司法》未明确规定董事向公司董事会提交辞职书后辞职何时生效。根据《公司法》第３７条、第９９条规定由股东（大）会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且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公司可以强迫任何人担任董事，所以公司与董事之间实为委托关系，依股东会的选任决议和董事答应任职而成立《公司法》上的委托合同。
（２）根据《合同法》第４１７条关于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的规定，董事辞职是单方民事法律行为，依据董事对公司的单方意思表示而发生效力，无须公司批准。
（３）董事辞职成员低于法定人数的，该董事仍须依法履行董事职责至股东（大）会选举补充新的董事之日。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54号
【裁判摘要】委托贷款已纳入国家金融监管范围，由金融机构作为贷款人并履行相应职责，另一方面又因其资金来源等特性与民间借贷存在相通之处，在不同方面体现出金融借款和民间借贷的特点。在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未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可通过分析委托贷款更近似金融借款还是民间借贷的特点，进而确定可参照的规则。鉴于委托贷款系根据委托人的意志确定贷款对象、金额、期限、利率等合同主要条款，且委托人享有贷款利息收益等合同主要权利，同时考虑到委托贷款与民间借贷在资金来源相同的基础上亦可推定其资金成本大致等同，人民法院确定委托贷款合同的利率上限时应当参照民间借贷的相关规则。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709号
【裁判摘要】因吴某某系法姬娜公司的隐名股东，其对法姬娜公司所享有的股东权利应通过显名股东主张，吴某某本人向法姬娜公司主张行使股东知情权，要求法姬娜公司向其提供相关会计资料无法律依据。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一条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委托合同终止时，受托人应当报告委托事务的结果。”因吴某某诉请邵某某向吴某某提供法姬娜公司成立至今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及其他会计资料不属于该条法律所规定的受托人所负有的报告义务，故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一条的规定。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9号
【裁判摘要】关于一审中吴某某代理同丰公司有无程序错误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当事人的工作人员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第五十九条规定，委托他人代为诉讼，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必须记明委托事项和权限。本案一审中，同丰公司作为被告一方应诉，法院通过送达已明确告知其相关诉讼权利义务，其向法院提交加盖公司印章的授权委托书，委托吴某某以公司法务名义担任诉讼代理人，并记明可以出庭发表意见等委托事项，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其他当事人也未提出异议。一审法院据此准许吴某某作为同丰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程序并无不当。吴某某出庭发表意见，履行诉讼代理人有关职责，应当视为是同丰公司的意思表示。因此，同丰公司关于吴某某不是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一审存在审判程序错误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公司可否委托与其不存在劳动关系的自然人以公司法务身份担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公司委托非单位工作人员以公司法务名义担任诉讼代理人其他当事人也未提出异议，公司事后否认该自然人为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一终字第226号
【裁判摘要】认定和计算可得利益损失时应当运用可预见规则、减损规则、损益相抵规则以及过失相抵规则等综合予以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可得利益是合同被履行后可以取得的利益。赔偿可得利益可以弥补因违约方给守约方造成的全部实际损失，使守约方恢复到合同得到严格履行情况下的状态，促使当事人诚信履行合同。人民法院在计算和认定可得利益损失时，应当运用可预见规则、减损规则、损益相抵规则以及过失相抵规则等综合予以判定。
摘要2：【解读】在委托合同中，委托人或受托人均享有随时解除合同的权利，但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对随时解除委托合同的权利进行了限制的，基于约定优于法定的原则，委托合同当事人的任意解除权应受约定的限制，在无法定解除事由的情况下，一方不得随意解除合同。
摘要1：【案号】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闽01民辖终352号
【裁判摘要】本案系居间合同纠纷引起的管辖权争议。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争议标的并不等同于诉讼请求，而是指诉讼请求所指向的合同义务内容。本案中，高某某、陈某某、包某某、高某起诉王伏其退还居间报酬，该诉讼请求是给付金钱，但并非本案的争议标的，该诉讼请求所指向的合同义务内容为居间人王某某负有的提供居间服务的义务，因此，本案的争议标的为其他标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之规定，本案当事人未对合同履行地点进行约定，争议标的为其他标的，故履行义务一方即王伏其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本案的被告住所地和合同履行地均为王某某的住所地，王某某的住所地在福建省霞浦县，本案依法应由福建省霞浦县人民法院管辖，原审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安徽省芜湖市新芜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03）新行初字第11号
【裁判摘要】国家行政机关招录公务员，由人事部门制定一定的标准是必要的，国家人事部作为国家公务员的综合管理部门，根据国务院《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制定了《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这一部门规章，安徽省人事厅及卫生厅共同按照规章授权目的和范围行使权力，制定《安徽省国家公务员录用体检实施细则（试行）》，该规范性文件与上位法并不冲突，即未突破高阶位法设定的范围，也未突破高阶位法的禁止性规定，依照《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安徽省国家公务员录用体检实施细则（试行）》属合法有效的规范性文件， 可以参考适用。被告芜湖市人事局根据《安徽省国家公务员录用体检实施细则（试行）》的规定，委托解放军第八六医院对考生进行体检，应属于行政委托关系，被委托人所实施的行为后果应由委托人承担。因解放军第八六医院的体检不合格结论违反《安徽省国家公务员录用体检实施细则（试行）》规定，芜湖市人事局作为招录国家公务员的主管行政机关，仅依据解放军第八六医院的体检结论， 认定原告张先著体格检查不合格，作出不准予原告张某某进入考核程序的具体行政行为缺乏事实证据，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一、二目之规定，应予撤销，但鉴于2003年安徽省国家公务员招考工作已结束，且张某某报考的职位已由该专业考试成绩第二名的考生进入该职位，故该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不具有可撤销内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对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应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被告芜湖市人事局在2003年安徽省国家公务员招录过程中作出取消原告张某某进入考核程序资格的具体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
摘要2：
摘要1：解读：价格认证行为是基于委托人的委托而作出的，并不属于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解析】价格鉴定、认证行为不可诉。
摘要2：【注解】危房鉴定报告（房屋鉴定报告）不属于行政行为。——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7173号《刘某、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行政裁定书》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京民终191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本案《贷款合同》由中讯建通公司、中国银行吉林分行、伯爵公司三方签订，系三方真实意思表示。《贷款合同》第16条明确约定：对于借款人违约的，委托人有权直接或受托人在取得委托人授权后行使担保物权。伯爵公司对中讯建通公司与中国银行吉林分行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以及《贷款合同》的上述约定系明知的。中国银行吉林分行接受中讯建通公司委托与伯爵公司签订《抵押合同》，该《抵押合同》所担保的主合同指向明确，担保的主债权即本案《贷款合同》所涉中讯建通公司的债权，故该《抵押合同》直接约束中讯建通公司和伯爵公司。虽然相关抵押登记载明抵押权人为中国银行吉林分行，但抵押登记仅具有对外公示效力，并不影响委托人（债权人）、受托贷款人及债务人（抵押人）的内部权利、义务约束力及抵押权的实现，更无从影响各方当事人诉讼主体资格的确定，且中国银行吉林分行亦明确确认应由中讯建通公司就本案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苏0902民特26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抵押担保合同虽然不是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所签，但实际与被申请人签订抵押担保合同的第三人是以管理人的身份，接受包括申请人在内的众多私募债券持有人的委托，与被申请人签订的抵押担保合同，其权利应当由委托人享有。私募债券承兑期限届满后，发行人和担保人均未能按期兑付债券，申请人有权要求对被申请人的抵押财产依法拍卖或者变卖实现担保物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673号
【裁判摘要】关于颐和酒店公司应否向韩某承担抵押担保责任的问题。第一，．．．．．．故从上述合同的签订情况看，颐和酒店公司对于《委托贷款合同》的存在及韩某与平安银行海口分行之间的代理关系应当明知，其是在对韩某为案涉贷款实际权利人有清楚认知的基础上签订的两份《抵押担保合同》。第二，对颐和酒店公司名下屯国用（2010）第11-00033号国有土地使用权办理抵押登记时，虽然登记的抵押权人为平安银行海口分行，但因该抵押法律关系是为案涉贷款设定，在委托贷款法律关系中，受托人平安银行海口分行的代理行为产生的后果应当归属于委托人韩某。在本案诉讼中，平安银行海口分行也明确表示韩某享有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抵押权，故韩某可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颐和酒店公司主张以平安银行海口分行名义设立的抵押权。
摘要2：【摘要】保证债务应和主债务一样破产申请受理时停止计息——2018年7月26日，长春中院受理了吉粮米业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的规定，韩某对吉粮米业公司享有的债权应于2018年7月26日停止计息。担保债务具有从属性，依法亦应当停止计息。因长春中院已于2018年5月22日受理了案外人王晶对吉粮集团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故韩某对吉粮集团公司享有的担保债权应于2018年5月22日停止计息。
摘要1：解读：（１）《民法典》第７００条规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有权在其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内向债务人追偿，享有债权人对债务人的权利，但是不得损害债权人的利益。”（２）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和不得损害债权人利益外，担保人代偿后向债务人追偿享有债权人对债务人的权利，担保人有权请求按照债权人享有利息标准计算代偿款利息。
【注释】《民法典》及《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未明确规定追偿利息损失——（１）根据《民法典》第７００条规定担保人有权请求按照债权人享有利息标准计算代偿款利息；（２）根据《民法典》第９２１条规定委托人应当偿还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及其利息。
摘要2：【注解１】（１）原《担保法》３１条及《担保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追偿利息损失（资金占有具有成本，保证人向债权人承担责任后其资金成本被占用，可以向债务人主张资金占用成本即迟延利息或违约金）；（２）《民法典》及《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未明确规定追偿利息损失，但《民法典》第７００条规定保证人向债务人行使追偿权时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和不得损害债权人利益外“享有债权人对债务人的权利”。
【注解２】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后向债务人追偿时能否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利率、逾期利率主张利息？——（１）根据《民法典》第７００条的规定，担保人对债务人的追偿权“享有债权人对债务人的权利”；（２）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和不得损害债权人利益外，担保人对债务人行使追偿权有权按照主合同约定的利率、逾期利率主张利息。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京03民终4026号
【裁判摘要1】当事人是否享有风险代理委托合同的任意解除权．．．．．．本院认为张某享有合同法第410条规定法定解除权，具体理由如下：1．案涉合同类型属于法律规定的可以行使任意解除权的合同类型。案涉合同虽属于风险代理的法律服务合同，但究其合同性质依然属于法律规定中的委托合同的类别，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之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2．本案履行情况符合行使任意解除权解除合同的情形。任意解除权是特殊的法定解除权，法律之所以赋予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系由于委托行为通常以较强的信赖信任为基础，信任丧失则委托的基础不复存在。．．．．．．因此基于委托合同特别是以代理案件为主要内容的委托合同以信赖为基础，张某在丧失对于北方律所信赖的基础上行使委托合同的任意解除权符合法律规定。
【裁判摘要２】北方律所因风险代理委托合同解除的损失如何认定。根据合同法410条之规定，委托人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4．期待利益损失是否属于北方律所可获赔偿的损失范围。鉴于北方律所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期待利益的取得条件成就，亦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委托律师的代理行为足以促使期待利益条件成就，及期待利益的损失与张某解除行为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故结合本案中张某的解除合同时间节点和原因，无法认定张洁的解除行为直接导致北方律所丧失应得的期待利益。
摘要2：【解读】风险代理期待利益构成要件：（１）证明期待利益的取得条件成就或者委托律师的代理行为足以促使期待利益条件成就；（２）证明期待利益的损失与解除行为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摘要1：解读１：直接利益冲突是指因自身利益，继续代理可能损害当事人权益的情形。包括：
（１）在对抗性案件中，律师在同一案件中担任双方当事人的代理人，或代理与本人或者其近亲属有利益冲突的法律事务的；
（２）律师代理对抗性案件或者非诉讼业务，其近亲属是对方当事人的股东、法定代表人或者代理人的；
（３）在对抗性案件中，同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同时担任双方当事人的代理人，或者律师事务所律师担任一方当事人的代理人，而律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律师或工作人员是该案件中的对方当事人；
（４）在非诉讼业务中，除双方当事人共同委托外，同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同时担任利益冲突的双方当事人的代理人；
（５）在刑事案件中，同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同时担任同一刑事案件被害人的代理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人，但在该县区域内只有一家律师事务所且事先征得当事人同意的除外；
（６）在刑事案件中，律师事务所律师担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人，而同一律师事务所的其他律师是该案件的被害人；
（７）在委托关系终止后，同一律师事务所或同一律师又就同一法律事务接受对方当事人的委托的；
（８）律师在担任法律顾问期间，为顾问单位的对方当事人或者有利益冲突的当事人代理、辩护的；
（９）曾经担任法官、检察官的律师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后，二年内以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曾经担任法官、检察官的律师，以代理人、辩护人的身份承办在原任职单位期间自己办理过的案件；
（１０）担任所在律师事务所其他律师任仲裁员的仲裁案件的代理人的；
（１１）在同一非诉讼法律事务中，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不得同时接受对立双方或者利益冲突各方委托而接受委托的；
（１２）其他依据律师执业经验和行业常识能够判断为应当主动回避且不得办理的直接利益冲突情形。
摘要2：解读２：间接利益冲突包括——
（１）在对抗性案件中，律师事务所律师担任一方当事人的代理人，而同一律师事务所的其他律师是该案件中对方当事人的近亲属；
（２）在刑事案件中，律师事务所律师担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人，而同一律师事务所的其他律师是该案件被害人的近亲属；
（３）同一律师事务所接受正在代理的对抗性案件或非诉讼业务当事人的对方当事人所委托的其他法律业务；
（４）同一律师在结束代理当事人的对抗性案件或非诉讼业务后6个月之内，又担任该当事人在其他对抗性案件或者非诉讼业务中对方当事人的代理人；
（５）律师事务所与当事人存在法律服务关系，在某一对抗性案件中该当事人未要求该律师事务所担任其代理人，而该律师事务所其他律师担任该当事人在该案件中对方当事人的代理人；
（６）律师在代理某当事人的对抗性案件或非诉讼业务期间，转所至另一律师事务所，该律师在转入的律师事务所担任该当事人在同一对抗性案件或非诉讼业务中对方当事人的代理人；
（７）律师曾在某单位担任中层以上管理职务，转入律师事务所后12个月内担任该单位在对抗性案件或者非诉讼业务中对方当事人的代理人；
（８）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当事人的对抗性案件或非诉讼业务，而该律师的近亲属是对方当事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代理人，或与对方当事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代理人有利害关系；
（９）除通过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持有公司股份外，律师为该公司的股东，又担任该公司在对抗性案件或者非诉讼业务中对方当事人的代理人；
（１０）同一律师事务所代理当事人的对抗性案件或非诉讼业务，违反与当事人的约定代理该当事人主要竞争对手的对抗性案件或非诉讼业务的；
（１１）同一律师事务所在接受两名或两名以上的同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未告知委托人并经其同意的；
（１２）其他与本条所列情形相似，且依据律师执业经验和行业常识能够判断为间接利益冲突的行为。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终1150号
【裁判摘要】未按合同约定做出的工程造价鉴定报告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建设工程造价鉴定规范》(ＧＢ／Ｔ51262-2017)第5.1.2条规定，鉴定人应某合同约定的计价原则和方法进行鉴定。第5.3.1条规定，委托人认定鉴定项目合同有效的，鉴定人应某合同约定进行鉴定。故根据上述国家标准的《建设工程造价鉴定规范》，在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已经约定工程计价方式的情况下，则应按照合同约定进行鉴定。在本院审理本案过程中，作为本案鉴定人的辽宁志城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现更名为辽宁志城建设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亦表示：按照鉴定行业的通行做法，在合同有约定计价方式的情况下，则应适用合同约定的计价方式进行鉴定，而不应适用定额规范进行鉴定。一审法院审理本案过程中，辽宁志城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对“鑫华公司已完工程量及造价”进行鉴定，并未依据上述鉴定规范和行业通行的鉴定原则进行鉴定，故辽宁志城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于2015年9月28日作出的辽志鉴字［2015］第059号《关于瑞家景峰二期工程造价司法鉴定报告》(以下简称《鉴定报告》)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摘要2：
摘要1：董事辞职何时生效（最高法院民二庭第8次法官会议纪要）
【法律问题】董事向公司董事会提交辞职书后，如何确定辞职的生效时间？
【法官会议意见】我国公司法就董事向公司董事会提交辞职书后辞职何时生效未作明确规定。但《公司法》第37条、第99条明确规定由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且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公司可以强迫任何人担任董事，故公司与董事之间实为委托关系，依股东会的选任决议和董事答应任职而成立合同法上的委托合同。根据《合同法》第410条关于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的规定，董事辞职是单方民事法律行为，依据董事对公司的单方意思表示而发生效力，无须公司批准，但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者经公司与辞任董事一致同意由董事撤回辞职书的除外。董事辞职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的，该董事仍须依法履行董事职责至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选举补充新的董事之日；须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以及董事与公司订立的劳动合同，依法履行其在公司兼任的其他职责。
摘要2：
摘要1：解读：当事人以律师代理服务收费违反政府指导价或者禁止风险代理为由主张法律服务合同无效不予支持。
摘要2：【注解１】（１）２００６年《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发改价格〔2006〕611号）对所有民事诉讼案件实行政府指导价并有条件的允许涉及财产关系的部分民事案件可以实行风险代理收费；（２）２０１４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意见的通知》(发改价格[2014]2755号)规定部分民事诉讼案件如劳动报酬、工伤赔偿等关乎民生保障的民事诉讼代理行为实行政府指导价；（３）２０１９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清理规范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的通知》(发改价格〔2019〕798号)取消政府指导价，律师服务收费全部实行市场调整价。
【注解２】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630号《四川易通律师事务所、四川益瑞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裁判观点认为：（１）市场调节价与风险代理收费并非同一概念，风险代理收费只是实行市场调节价时的一种收费方式；（２）《关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意见的通知》第１条第４项规定是针对《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５条规定对律师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的范围进一步放开，而不是对允许风险代理的范围作了进一步放开（《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１２条规定：“禁止刑事诉讼案件、行政诉讼案件、国家赔偿案件以及群体性诉讼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３）该案一审法院认为风险代理违反规定不应当得到保护为由不予支持诉讼请求；二审法院并未认定风险代理合同无效，而是认定风险代理合同不符合《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１１条规定：“办理涉及财产关系的民事案件时，委托人被告知政府指导价后仍要求实行风险代理的，律师事务所可以实行风险代理收费，但下列情形除外：．．．．．．”风险代理条款不生效，对风险代理律师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鲁1324民初3658号
【裁判摘要】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司法部于2006年4月13日发布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发改价格[2006]611号)第四条规定：“律师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第五条规定：“律师事务所依法提供下列法律服务实行政府指导价：(一)代理民事诉讼案件；(二)代理行政诉讼案件；(三)代理国家赔偿案件；(四)为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和控告、申请取保候审，担任被告人的辩护人或自诉人、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五)代理各类诉讼案件的申诉。律师事务所提供其他法律服务的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第九条规定：“实行市场调节的律师服务收费，由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协商确定”；第十一条规定：“办理涉及财产关系的民事案件时，委托人被告知政府指导价后仍要求实行风险代理的，律师事务所可以实行风险代理收费，但下列情形除外：(一)婚姻、继承案件；(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三)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抚恤金、救济金、工伤赔偿的；(四)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等”；第十二条规定：“禁止刑事诉讼案件、行政诉讼案件、国家赔偿案件以及群体性诉讼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第十三条规定“实行风险代理收费，律师事务所应当与委托人签订风险代理收费合同，约定双方应承担的风险责任、收费方式、收费数额或比例。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收费合同约定标的额的30%”。上述《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四条明确了律师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第五条规定了代理民事诉讼等五种案件的法律服务实行政府指导价，其他法律服务的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第九条规定了实行市场调节的律师服务收费，由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协商确定，并没有收费比例的限制；第十一条至第十三条是关于风险代理收费的规定。从该规定看，可以实行风险代理收费的案件范围属于第五条第(一)项规定的涉及财产关系的部分民事案件。国家发展改革委于2014年12月17日发布的(发改价格[2014]2755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意见的通知》第一条第(四)项规定：“律师服务(刑事案件辩护和部分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国家赔偿案件代理除外)。除律师事务所和基层法律服务机构(包括乡镇、街道法律服务所)提供的下列律师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外，其他律师服务收
摘要2：（续）费实行市场调节价。1、担任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人以及刑事案件自诉人、被害人的代理人;2、担任公民请求支付劳动报酬、工伤赔偿，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代理人，以及担任涉及安全事故、环境污染、征地拆迁赔偿(补偿)等公共利益的群体性诉讼案件代理人;3、担任公民请求国家赔偿案件的代理人”。．．．．．．综上，本案原、被告田加财签订的《风险代理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182号
【裁判摘要】（一）关于六十日除斥期间……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六十日为除斥期间，计算不得中断、中止。经过六十日，撤销权人不行使权利的，撤销权消灭。根据已查明的事实，虽然齐某某于2007年3月29日提起股东撤销之诉时存在遗漏，未将副食品公司列为被告，但该诉讼行为表明齐某某已在法定期限内积极行使其作为公司股东所享有的法定撤销权，没有超出法律规定的六十日除斥期间，故对副食品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二）关于2007年3月6日股东会的召集与通知……公司法第四十二条及公司章程第二十条规定，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通知全体股东。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实际参加股东会并作出真实意思表示，是决议有效的必要条件，因此股东会的召开，不仅要在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期限内通知全体股东，且应以一定的方式有效地通知股东。公司未依法通知全部股东参加股东会而作出决议，剥夺了包括齐某某在内的未受通知的股东就公司重大事项表达意见、参与决策等重大权利，故2007年3月6日股东会的召集程序违反了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三）关于2007年3月6日股东会决议的表决权计算——首先，对于总表决权数额，齐某某主张应以公司注册资本82.5万元以及载于股东名册上的职务配股31万元，共计113.5万元计算总表决权数额。副食品公司则主张31万元的职务配股未经验资、工商登记，不应予以认定，只应以公司注册资本82.5万元计算总表决权数额。……虽然公司将该笔资金作为流动资金挂在其他应付款帐中，未按照规定报验资机构审核检验，但股东之间已就该笔职务配股的资金达成合意并形成有效文件、进行实际出资。即使部分股东尚未履行出资义务，公司也未进行验资登记，公司可以根据部分股东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的实际情况对其财产方面的权益作出合理限制，并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补缴与违约责任，不影响股东依据其出资比例在公司内部法律关系中主张并行使基于出资而享有的表决权。故应以113.5万元计算表决权，对齐某某的该项主张予以支持。……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实质上的权利人因自身过错未完成股
摘要2：（续）东名册上的股东名义变更，不能对抗公司。故不应以转让后的股份数额计算表决权，对齐某某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最后，对于表决权的计票方式，……对于公司股东的身份认定，应当遵循内外有别的标准，如果属于公司外部法律关系，应当贯彻公示主义与外观主义，以公司进行工商登记注册的内容为准；如果属于公司内部法律关系，则应当坚持实质要件优先于形式要件。本案中，虽然副食品公司主张在公司注册登记时选出了5名持股代表进行工商登记，但在工商注册登记的《股东名册》中列明了全部103名股东的信息，并且在公司成立后制备了由103名股东组成的股东名册，向103名股东出具了《海拉尔副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企业转制股东身份确认书》。由于本案为公司决议纠纷，属于公司内部法律关系，不涉及第三人，故首先应当认定副食品公司股东人数为103人。在此基础上，因副食品公司5名出资代表与其他98名股东签订了股东代表委托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的规定，“委托人可以特别委托受托人处理一项或者数项事务，也可以概括委托受托人处理一切事务”;，因该代表委托书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合法有效，应认定该代表委托书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应当由5名出资代表代其余98名股东行使表决权。同时，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即委托人拥有随时解除权。因此，当被代表的普通股东参加股东会并自行行使表决权时，应视为对原委托的撤销，故对于本案中参加股东会会议并在会议决议上签字的普通股东，其表决权应当予以计算。
摘要1：【案号】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鄂0112民初2656号
【裁判摘要】伪造股东签名增资行为损害股东权益应属无效——被告走马岭建工公司自2001年9月3日至2015年2月3日期间，对公司注册资本进行了变更登记，并将公司营业期限自2015年1月14日延至2035年1月14日。审理中，原告朱某某及第三人张某某陈述，历次工商变更登记股东会决议并非本人所签，也未授权他人代签，被告走马岭建工公司虽辩称股东会决议均系授权委托人代签，但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而根据走马岭建工公司的章程，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应由股东会作出决议，由此可以认定历次公司注册资本变更登记均未通过合法、有效的股东会决议。走马岭建工公司由宗某某、朱某某等四股东设立，公司设立时朱某某持有22.22%股权，在朱某某没有对其股权依公司章程及法律规定作出处分的前提下，除非走马岭建工公司进行了合法增资，否则朱某某的股权比例不应降低。但走马岭建工公司历次增资的股东会均不能证实朱某某知晓，其作出的决议不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在走马岭建工公司、宗某某不能举证证明朱某某知晓并在股东会上签名同意公司增资的情况下，对走马岭建工公司设立时的股东内部而言，该增资行为损害了原有股东的合法权益，应属无效，对朱某某没有法律约束力，不应以工商变更登记后的注册资本金额来降低朱某某的持股比例。
摘要2：
摘要1：——公安机关拒绝合法信息查询构成不作为
【裁判要旨】公安机关作为其辖区内户口登记机关，依法向有关单位或个人提供公民信息，这不属于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公安机关在提供公民信息的同时，可以告知不得将获得的公民信息泄露给他人以及泄露给他人应自行承担的相应法律责任。公安机关拒绝向合法申请查询的有关单位或个人提供公民信息的行为，属于行政不作为，有关单位或个人可以提起履责之诉。
【案号】一审：（2018）辽0103行初460号二审：（2019）辽01行终743号
摘要2：【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受委托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的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本案中，被上诉人申请调查时，向上诉人提供了调查专用介绍信、律师证、授权委托书等材料，能够证明原告作为律师，接受委托人的委托，并经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向上诉人调查其受委托案件的被起诉人的人口信息，属于调查与其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上诉人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应向被上诉人提供包括被查询人的姓名、性别、民族、出生日期、常住户口所在地址、公民身份号码等信息。关于上诉人提出向被上诉人提供公民人口信息属于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问题。本院认为，上诉人依《律师法》的规定，向符合条件的律师提供与其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公民人口信息的行为，不属于泄露公民个人信息。上诉人在查询时可以告知查询律师应承担的责任及义务。被上诉人对所查询的公民人口信息应当依法合理使用于所承办的法律事务，不得泄露有关人员的隐私，否则应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综上，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申请履行法定职责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1：【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鲁民再156号
【裁判摘要】离婚案件实现风险代理不符合公序良俗而合同无效——首先，国家发展改革委、司法部共同制定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办理涉及财产关系的民事案件时，委托人被告知政府指导价后仍要求实行风险代理的，律师事务所可以实行风险代理收费，但下列情形除外：（一）婚姻、继承案件……该条明确规定婚姻案件禁止实行风险代理收费。上述收费管理办法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的规范律师服务的行业规章，对律师的服务收费行为做出的统一规范性规定，明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未能明确，却又对行业稳定发展至关重要的收费问题，该收费管理办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设立初衷并不相违背。山东省物价局、山东省司法厅根据《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制定了《山东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和《山东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山东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第十二条亦明确规定，涉及婚姻、继承案件不实行风险代理收费。齐鲁律所作为从事法律服务的专业机构，应当清楚上述规定中关于律师收取服务费的相关规定，但其在代理韩真玉离婚诉讼过程中，仍与韩某某签订具有风险代理收费内容的合同，其约定风险代理收费部分的条款违背上述禁止性规定。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家庭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婚姻家庭和睦才能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离婚诉讼案件除涉及个人利益外，更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社会秩序和社会风尚，即公序良俗。离婚案件实行风险代理，不能排除利益驱动因素，不利于维护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因此，离婚诉讼案件实行风险代理不符合公序良俗。齐鲁律所与韩某某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中关于风险代理收费条款的约定，不仅违背上述禁止性规定，亦有悖于公序良俗，不利于社会和谐和社会公共利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合同无效法定情形的规定，故本案委托代理合同中风险代理收费的约定应认定无效，原审判决认定委托代理合同中风险代理收费的约定有效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8)最高法民申4997号
【裁判摘要】出具加固修复方案需不需要以加固修复设计为前置程序——中建六公司再审申请主张力得尔公司未经过结构验算和另行委托设计单位进行加固修复设计而作出约8000万元修复费用的鉴定意见不应采信。但根据原审查明，力得尔公司在一审期间已向中建六公司提供了C10、C25号楼的结构验算资料，且《建设工程司法鉴定程序规范》第6.1.5条并未规定出具加固修复方案需要以加固修复设计为前置程序，故原审判决对中建六公司不应采信力得尔公司质量鉴定的主张未支持，并不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730号
【摘要】本案一审中，力得尔公司作出工程质量鉴定后，中建六公司即提出异议，认为质量鉴定应先通过结构验算来确认是否影响结构安全，再制作维修方案，委托设计部门出具施工图纸后，才能得出维修费用，其认为力得尔公司没有进行此项程序。力得尔公司答复称，其依据《建设工程司法鉴定程序规范》SF/ZJD0500001-2014第6条建设工程质量类鉴定之第6.1.5条的条文说明“对可以继续承载的工程出现的质量缺陷，经过验算和技术分析，找出质量问题的原因，分清质量责任，提出加固修复方案”的规定作出的修复方案，即力得尔公司已经按照该规范的规定，经过结构验算后得出的维修费用。根据中建六公司的要求，力得尔公司于一审期间向中建六公司提供了C10、C25号楼的结构验算资料。故，中建六公司上诉主张力得尔公司未进行结构验算与事实不符。……至于质量鉴定意见是否需要经过加固修复设计的问题，根据《建设工程司法鉴定程序规范》第7.1.13条的规定“既有建设工程和灾损建设工程的加固修复造价鉴定，根据司法鉴定人现场勘验经各方当事人确认的加固修复范围，按照委托人委托的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出具的加固修复设计，考虑既有和灾损建设工程加固修复的施工特点，执行既有和灾损建设工程所在地适用的工程造价计价依据，确定既有和灾损建设工程的加固修复造价”，中建六公司主张案涉工程需另行委托有资质的设计单位进行加固修复设计后，再出具加固修复费用，而力得尔公司不具有修复设计的资质，质量鉴定程序违法，不应采信。本院认为，首先，《建设工程司法鉴定程序规范》第7.1.13条是针对既有建设工程和灾损建设工程作出的规定，而案涉工程属于在建工程，不属于该条规范规定的适用范围。其次，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本案应适用《建设工程司法鉴定程序规范》第6.1.5条的规定，该条并未规定出具加固修复方案，需要以加固修复设计为前置程序。因此，力得尔公司是否具备修复工程设计资质，与其在本案出具的鉴定结论的合法性之间不具有关联性。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知民终969号
【裁判摘要】法院未将原告庭审后变更诉讼请求的事项告知被告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应当发回重审——本院注意到，环兴公司在起诉时要求上海巴安公司、湖州巴安公司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对赔偿部分仅主张合理开支50万元。在法庭辩论终结前，原审法院向当事人释明基于涉案项目的公益性，如本案不判决停止侵害是否选择主张增加赔偿数额时，环兴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表示，将与其委托人协商后回复原审法院。原审庭后，环兴公司书面回复原审法院，称其不认可涉案项目为公益项目；如法院认定该项目具有公益性，则将其诉讼请求中关于赔偿数额的部分提高到800万元，以代替关于停止侵权行为的请求。后原审法院未告知上海巴安公司、湖州巴安公司关于环兴公司已变更诉讼请求的相关情况，迳行判决上海巴安公司、湖州巴安公司向环兴公司支付300万元。本院认为，相较原审起诉时的诉讼请求，环兴公司变更后的诉讼请求为要求上海巴安公司、湖州巴安公司赔偿损失800万元，远超过其在起诉时和原审庭审中主张的金额，但原审法院并未将环兴公司变更后的诉讼请求告知上海巴安公司、湖州巴安公司，也未就此重新组织双方进行举证、质证和法庭辩论，剥夺了上海巴安公司、湖州巴安公司就变更后的诉讼请求提供证据和辩论的权利，属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本案应撤销原判，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理。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京行终2620号
【裁判摘要１】民事主体有权要求法院审查商标局制定之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国家知识产权局作为商标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全国商标注册和管理工作的主管部门，其制定的《注意事项》系针对不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作出的、可反复适用并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潘×有权对《注意事项》提出进行合法性审查的诉讼请求，法院对此应予审理。
【裁判摘要２】律师个人不能申请法律服务类别商标——律师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律师承办业务，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委托，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合同，按照国家规定统一收取费用并如实入账。”本案中，潘×在商标申请阶段提交了商标注册申请书、商标代理委托书、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身份证复印件等申请材料，由于潘×申请注册的商标指定使用于法律服务类别上，故上述材料不能证明其具有以个人名义经营相关服务的主体资格，且潘×提交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与申请商标注册人潘×的名义并不一致，故潘×的商标申请不符合商标法第四条和商标法实施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国家知识产权局对于申请手续不齐备的商标申请不予受理符合商标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被诉通知并无不当，潘×有关其商标申请符合法律规定、应予受理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解读】潘×诉称：根据商标法第四条的规定，受理商标注册申请是原商标局的法定职责，对于潘×提出的申请应当受理，请求判令原商标局履行行政职责，受理潘×的商标注册申请，并依法对《注意事项》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摘要１】国家知识产权局作为商标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全国商标注册和管理工作的主管部门，其制定的《注意事项》系针对不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作出的、可反复适用并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潘×有权对《注意事项》提出进行合法性审查的诉讼请求，法院对此应予审理。
【摘要２】根据商标法第四条的规定，自然人需要取得商标专用权以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为前提，商标法实施条例第十四条要求申请人提交的身份证明文件亦应与其生产经营需求相对应。《注意事项》依据商标法第四条的规定，对该条所涉自然人依照经营方式划分为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及其他依法获准从事经营活动的自然人，《注意事项》并未列明除上述人员外，还存在不能申请商标注册的其他自然人，意即《注意事项》所列自然人的类别
摘要2：（续）并没有除外情形，其自然人所指范围与商标法第四条不存在差异，并未违反商标法第四条的规定。因此，潘×有关《注意事项》与商标法的规定相抵触、构成行政诉讼法解释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第（二）项所指情形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３】根据商标法第四条规定的精神，自然人需要取得商标专用权以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为前提，自然人在提出商标注册申请时应当负有向商标主管机关提交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相关身份证明文件的义务。《注意事项》依照经营方式的不同，对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及其他依法获准从事经营活动的自然人分别明确其应当提交的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具体证明文件，这些证明文件对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自然人而言是其已经具备的，无需额外付出时间和精力成本。《注意事项》对自然人提交材料的规定，既便于自然人及时准确提交商标申请材料，又便于商标主管机关尽快完成商标审核工作，最终目的是促成自然人尽快获得商标专用权。因此，《注意事项》有关自然人提交材料的规定并未违法增加公民义务，潘×的相关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４】根据商标法第二条的规定，国家知识产权局是全国商标注册和管理工作的主管部门，其有权制定相关规范性文件以实施商标法赋予的商标注册管理职能，因此，国家知识产权局是制定《注意事项》的合法主体。《注意事项》明确其依据商标法第四条制定该规范性文件，该文件内容既未违反商标法这一上位法的规定，又未违法增加公民义务或减损其合法权益，系在商标法框架内对自然人商标申请材料的具体指引，没有超越商标局的法定权限。《注意事项》公布于2007年，其制定、批准、发布程序并未违反当时的法律规定，潘×有关《注意事项》严重违反制定程序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网络司法拍卖的法律适用
【裁判摘要】人民法院司法拍卖有别于传统的拍卖，本质上属于司法行为，具有公法性质。人民法院在司法拍卖中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关于强制执行的规定。网络司法拍卖是人民法院司法拍卖的一种优选方式，亦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关于强制执行的规定。
【案件索引与裁判日期】执行异议：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5执异38号执行裁定（2016年9月18日）；执行复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粤执复字243号执行裁定（2016年12月12日）；执行监督：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执监250号执行裁定（2017年9月2日）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7)最高法执监250号
【摘要１】关于网络司法拍卖的法律依据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规定，拍卖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拍卖企业进行的拍卖活动，调整的是拍卖人、委托人、竞买人、买受人等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拍卖人接受委托人委托对拍卖标的进行拍卖，是拍卖人和委托人之间“合意”的结果，该委托拍卖系合同关系，属于私法范畴。人民法院司法拍卖是人民法院依法行使强制执行权，就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强制进行拍卖变价进而清偿债务的强制执行行为，其本质上属于司法行为，具有公法性质。该强制执行权并非来自于当事人的授权，无须征得当事人的同意，也不以当事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是基于法律赋予的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权，即来源于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司法拍卖中应适用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关于强制执行的规定。网络司法拍卖是人民法院司法拍卖的一种优选方式，亦应适用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关于强制执行的规定。
【摘要２】关于本案网络司法拍卖行为是否存在违法违规情形问题。在网络司法拍卖中，竞价过程、竞买号、竞价时间、是否成交等均在交易平台展示，该展示具有一定的公示效力，对竞买人具有拘束力。该项内容从申诉人提供的竞买记录也可得到证实。且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均没有规定网络司法拍卖成交后必须签订成交确认书。因此，申诉人称未签订成交确认书、不能确定权利义务关系的主张不能得到支持。
【解读】（１）申诉人陈××向汕头中院提出执行异议，请求撤销拍卖结果，退还保证金23万元；（２）汕头中院驳回陈××的异议；（３）陈××不服汕头中院执行裁定向广东高院申请复议，广东高院驳回陈××的复议申请，维持汕头中院执行裁定；（４）申诉人陈××不服广东高院执行裁定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最高人民法院驳回申诉人陈××的申诉请求。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5114号
【裁判摘要】中间环节的工程转包人、违法分包人、挂靠人等不属于实际施工人，无权起诉发包人——实际施工人是通过筹集资金、组织人员机械、支付农民工工资或劳务报酬等实际从事工程项目建设的主体为实际施工人，包括挂靠、转包、违法分包、肢解分包等情形下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有别于承包人、施工班组、农民工个体等。在层层转包、多次违法分包、挂靠后再次转包或违法分包等情形下，实际施工人仅指最后进场施工的民事主体，工程承包流转中的仅为其中流转一环的转包人、违法分包人、挂靠人等不属于实际施工人，无权突破合同相对性，越过其合同相对方直接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的权利。本案凯××作为委托人以重庆德感公司名义与盘南管委会在前期签订了数份案涉工程合同，结合《工程项目内部承包经营合同》内容，其与重庆德感公司形成了挂靠关系，但凯××又通过违法分包或肢解分包等方式将案涉工程交由他人实际施工。在2015年12月案涉项目引进贵州申安公司作为投资主体后，凯××并未再以重庆德感公司代理人身份参与合同签订。大量的另案诉讼生效法律文书表明案涉工程被重庆德感公司肢解分包或非法分包，存在着多位实际施工人，凯××主张其为唯一实际施工人缺乏事实依据，反而印证其实质上为案涉工程承包多次流转中的中间一环或其仅为重庆德感公司的项目管理人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该规定只赋予了实际施工人能够突破合同相对性的权利，工程多次流转环节中的有关人员或项目管理人员无权以自己名义独立起诉发包人。
摘要2：【案号】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黔民终1092号
【摘要】虽然《工程项目内部承包经营合同》就凯××与重庆德感公司之间对于案涉工程如何投资、管理、结算等作出约定，但凯××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经履行了实际出资、组织人员、机械进行案涉工程施工的事实。同时，交纳保证金、签订合同、与施工班组进行结算等事宜均是以重庆德感公司的名义进行，数份法院生效判决也亦认定重庆德感公司应就案涉工程引发的多起纠纷向案外人承担相应款项的支付责任，故在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凯××系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的情况下，凯××与本案不具有直接利害关系，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一审判决对此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解读】（１）一审判决驳回诉讼请求；（２）二审裁定驳回起诉。
【注解】（１）实际施工人是实际从事工程项目建设的主体，仅指最后进场施工的民事主体；（２）中间环节的工程转包人、违法分包人、挂靠人等不属于实际施工人，无权突破合同相对性起诉发包人。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6023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是否因鉴定机构未回避而导致鉴定程序违法。从慕俄格公司原审提交的工程进度款审核报告看，鉴定机构贵州正合建设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合公司）在对案涉工程造价进行鉴定前就已接受慕俄格公司委托，对案涉项目提出过意见。根据《建设工程造价鉴定规范》第3.3.4条关于“鉴定机构担任过鉴定项目咨询人的，应当自行回避”的规定，正合公司应主动申请回避。但《建设工程造价鉴定规范》第3.5.2条同时规定：“鉴定机构有本规范第3.3.4条情形之一未自行回避的，且当事人向委托人申请鉴定机构回避的，由委托人决定其是否回避，鉴定机构应执行委托人的决定。”据此，在鉴定机构担任过鉴定项目咨询人的情形下，如当事人未申请鉴定机构回避，人民法院作为委托人有权决定鉴定机构是否回避，也意味着此种回避事由并不足以对鉴定意见的可采性造成实质影响。这是因为，鉴定意见作为证据的一种，是否具有证据资格，以及证明力大小最终要由人民法院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进行判断。本案中，原审法院依照法定程序选定正合公司作为鉴定机构，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慕俄格公司在原审中将正合公司所作工程进度款审核报告作为证据提交时，金海公司就已知悉正合公司具有回避事由，但金海公司并未申请回避。金海公司在原审中不仅未对鉴定意见的合法性提出异议，在原审法院就鉴定意见定稿征询双方意见时，金海公司还明确表示没有意见。金海公司的以上诉讼行为表明，金海公司在原审中对鉴定意见的客观公正性是认可的。基于此种判断，原审法院将正合公司出具的鉴定意见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并不违反法律规定。金海公司的该项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裁判摘要２】关于鉴定意见是否因无鉴定人员签字而不应被采信。经审查，鉴定机构于2019年2月25日作出《鉴定意见书》（定稿）上没有鉴定人签章。在鉴定意见定稿作出前，鉴定机构曾先后出具了五稿《鉴定意见书》，其中征求意见稿之后的第一稿，即2018年6月19日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第二稿）上加盖了两名注册造价工程师的印章，该鉴定意见系有资质的鉴定人作出。从《鉴定意见书》（定稿）的作出过程及其内容看，《鉴定意见书》（定稿）是鉴定机构在2018年6月19日《司法鉴定意见书》（第二稿）基础上，结合金海公司与慕俄格公司历次提出的修改意见进行修正后作出的。而且，原审法院曾在庭前质证和庭审中均通知鉴定人出庭，金海公司并未对鉴定人资质或者身份提出过异议。据此，《鉴定意见书》（定稿）上虽没有鉴定人签章，形式上存在瑕疵，但这并不足以影响鉴定意见的可采性。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1954号
【裁判摘要１】一般认为，行政诉讼中的被告是因为其以行政主体名义实施了行政行为而成为被告，而行政主体概念与行政机关概念并不完全相同。一般认为，确定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能否成为行政诉讼的适格被告，可按以下思路依次进行：1.是否为行政主体，即行为人只有具备法律规定的行政主体身份和地位，才能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2.是否为行为主体，即行为人只有以自己的名义作出了被诉行政行为或者有怠于履行职责的不作为行为，才能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3.是否为责任主体,即行为人只有能够以自己名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和诉讼后果，才能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由于行政权行使过程的多样性以及行政组织系统内部关系的复杂性，准确理解行政主体、行政机关以及行政机关与其内设机构、派出机构、职能部门的关系，并依法确定行政诉讼的被告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并辅之以作出行政行为时的名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第五款规定，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作的行政行为，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行政机关组建并赋予行政管理职能但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作出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组建该机构的行政机关为被告。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授权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超出法定授权范围实施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实施该行为的机构或者组织为被告。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行政机关授权其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行使行政职权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委托。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因此，确定行政案件的适格被告，既要根据作出行政行为时的名义和身份，也要依据其权力的来源，并结合所依据的实体法律规范，综合判定。
摘要2：【裁判摘要２】街道办事处以拆除危房的名义实施房屋拆除谁是适格被告？|（１）街道办事处实施的强制拆除系以房屋征收部门委托的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名义而实施，相应的法律后果也应由房屋征收部门承担；（２）街道办事处超出房屋征收部门委托范围，违法以拆除危房名义实施的房屋拆除行为，应当由其自己承担法律责任——本案中，各方对街道办事处以拆除危房的名义实施拆除的事实，并无异议，分歧仅在于谁是最终的责任主体并以此确定适格被告。具体而言：首先，街道办事处作为派出机关可以自己名义独立作出行政行为并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可以设立行署，县、自治县的人民政府可以设立区公所，市辖区、不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可以设立街道办事处，分别作为同级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与行政机关设立的行使该行政机关部分行政职权的派出机构不同，地方人民政府设立的派出机关是独立的行政主体，能够以自己名义独立作出行政行为并独立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街道办事处在有关人民政府未进行委托的情况下，其以自己的名义单独作出相应的行政行为，对由此产生的诉讼，街道办事处是适格被告并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而不宜以派出机关即相应的人民政府为被告。因此，否定街道办事处的被告主体资格，而主张一律以设立的人民政府为被告的观点，不符合上述规定精神，也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范目的落空，也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其次，即使认定街道办事处实施的强制拆除，系以房屋征收部门委托的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名义而实施，对相应的法律后果也应由房屋征收部门承担，而不应由作为征收主体的市、县级人民政府承担。……据此，街道办事处既非征收主体，也非组织实施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的房屋征收部门，而只可能是按照本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分工，接受房屋征收部门的委托，承担房屋征收与补偿具体工作的被委托单位。因此，街道办事处作为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在委托范围内所从事的行为，由委托人房屋征收部门承担其后果，由此引发的诉讼，亦由房屋征收部门作为适格被告并承担相应责任。……再次，街道办事处超出房屋征收部门委托范围，违法以拆除危房名义实施的房屋拆除行为，应当由其自己承担法律责任。
摘要1：【安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2140号
【裁判摘要１】委托贷款实质就是民间借贷——根据《贷款通则》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委托贷款实为银行的中间业务，委托人是债权人，借款人是债务人。齐商银行西安分行在委托贷款关系中仅为红岭公司的代理人。原审认定本案的法律关系实质为委托人与借款人之间的民间借款，将本案定性为民间借贷纠纷，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经常性发放委托贷款构成职业放贷——红岭公司贷款对象主体众多，截止到本案二审审结已向不特定对象出借大量资金。红岭公司从事经常性放贷业务活动收取高额利息，未取得金融监管部分批准从事对外放贷业务，扰乱金融市场和金融秩序，违反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和商业银行法等法律。红岭公司通过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也具有经营性，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常性的贷款业务，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根据《银行业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的规定，原审判决认定案涉《委托贷款借款合同》无效，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案涉《齐商银行委托贷款借款合同》认定无效，鉴于红岭公司与巨富公司之间为民间借贷关系，故原审法院认定2018年3月21日至2019年8月20日期间的资金占用费应当以1202884.22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从2019年8月2l日开始至实际付清款项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应当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符合法律规定。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