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1998）经终字第123号
摘要1：——基础合同关系不真实，持票方应返还银行承兑汇票
【宗旨】未支付对价且取得票据存在重大过失不享有票据权利。
摘要2：
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2）市商初字第229号
摘要1：【裁判摘要】行为人私下交易丧失对票据的占有不具有申请公示催告的主体资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票据法》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的可以申请公示催告的失票人，是指按照规定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在丧失票据占有以前的最后合法持有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按照规定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持有人，因票据被盗、遗失或者灭失，可以向票据支付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在本案中，原告并非丧失本案票据占有的失票人，原告工作人员将涉案票据交给潍坊××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进行贴现，欲将票据权利转化为相应的对价。原告系因贴现行为将涉案票据进行了处分而丧失对票据的占有，而非被盗、遗失或者灭失，因此不具有申请公示催告的主体资格。
摘要2：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鲁民申字第39号
摘要1：【裁判摘要】因贴现行为而丧失对票据的占有而非涉案票据被盗、遗失或者灭失不具有申请公示催告的主体资格——根据200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涉案票据只有在被盗、遗失或者灭失的情况下，利津强盛公司才可以向票据支付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本案中，利津强盛公司自认其工作人员将诉争票据交给潍坊××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进行贴现，潍坊××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虽未当场支付对价，但出具了约定支付期限的证明，利津强盛公司因贴现行为而丧失对票据的占有，而非涉案票据被盗、遗失或者灭失，因此，利津强盛公司已经不具有申请公示催告的主体资格，原判决驳回其主张诉争票据权利的诉讼请求，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2：
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宿中商终字第0185号
摘要1：【裁判摘要】公示催告期间票据转让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现第二百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在公示催告期间，以公示催告的票据质押、贴现，因质押、贴现而接受该票据的持票人主张票据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公示催告期间届满以后人民法院作出除权判决以前取得该票据的除外”。依上述法律规定，公示催告期间票据转让无效。本案中，上诉人淮安东大公司因与新沂辉寰公司发生业务往来，向新沂辉寰公司交付涉案银行承兑汇票用于支付货款的行为发生在涉案银行承兑汇票公示催告期间，且涉案承兑汇票已被法院生效判决依法宣告无效，新沂辉寰公司未能取得涉案票据的相关票据权利，因而，淮安东大公司在票据基础法律关系即与新沂辉寰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中支付相应对价的合同义务事实上没有履行，新沂辉寰公司基于基础买卖合同关系向淮安东大公司主张权利，符合法律规定，淮安东大公司依法应承担向新沂辉寰公司付款100000元的民事责任。对于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在涉案票据挂失后未及时向其通知，同时也未将涉案票据及时退还，导致涉案票据被作废，给其造成损失，被上诉人应予赔偿。本院认为，该主张属于上诉人基于票据法律关系提出的新的请求，二审中本院依法不予理涉。至于上诉人主张为减少诉累，人民法院应迳行判决涉案票据最初出具方承担付款责任，因该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审查。
摘要2：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苏民申3712号
摘要1：【裁判摘要】失票人向法院提起诉讼应向法院说明曾经持有票据及丧失票据的情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失票人一是在票据丧失以前最后持有票据的人；二是能够举证证明失票原因的人。而对最后持票人的涵义，应作宽泛解释，即不仅包括姓名或名称已被记载于票面上的权利人，而且包括基于票据权利人意思委托占有的保管人、代收款项人等，以及通过直接交付方式受让票据的人。票据受让人如能证明自己最后合法占有票据，亦可成为适格的票据权利人。本案中，广裕配件厂主张存在遗失票据的事实，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从案涉票据的背书内容来看，广裕配件厂从张家港中集圣达因低温装备有限公司处取得票据，但此仅能证明广裕配件厂曾合法持有票据，不能当然认定其系票据的最后合法持票人。即使广裕配件厂遗失票据，在其失票后一旦被第三人善意取得即失去票据权利，其失票受损的权利可向拾得或盗得等以恶意方式取得票据的人主张权利，而不应要求正当持票人返还，否则有违票据的流通性原则。综上，恒美纺织公司所举证据能证明其系通过支付对价方式且系在公示催告及承兑到期日前从其前手合法取得案涉汇票，广裕配件厂未能举证证明恒美纺织公司系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的手段，或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或因重大过失取得票据，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二条规定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的情形，故恒美纺织公司系诉争票据的合法持票人，依法享有票据权益，广裕配件厂要求恒美纺织公司返还其合法取得的票据及项下款项依据不足，二审法院驳回其诉请的处理，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5)民二终字第134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汇票记载的出票日期可以事后予以补记——国中医药公司主张案涉汇票出票时未填写出票日期，出票日期为实际出票后倒签，但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同时，虽然出票日期属于汇票的绝对应记载事项，但按照票据法的基本原理，记载的出票日期可以与实际出票日不一致而事后予以补记。只要当事人在主张票据权利时，出票日期有所记载，票据就具有完整性。故对于国中医药公司的该项抗辩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票据无因性原则|（1）票据作为支付结算的工具，必有其基础交易关系。同时，票据具有无因性，即通过合法方式取得票据的持票人，仅凭票据的文义记载，即可向票据上的付款人主张票据权利，不受票据原因关系的影响；（2）持票人已就其通过背书合法获得案涉汇票作出合理说明，不再审查票据原因关系——本案是中信保理公司持商业承兑汇票请求人民法院判决汇票付款人国中医药公司进行付款而发动，行使的是票据追索权，因此，本案的案由、主要法律关系的性质是票据纠纷，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认定及相关责任的分配均应从票据法的角度进行衡量。票据作为支付结算的工具，必有其基础交易关系。同时，票据具有无因性，即通过合法方式取得票据的持票人，仅凭票据的文义记载，即可向票据上的付款人主张票据权利，不受票据原因关系的影响。国中医药公司认为中信保理公司明知安力博发公司、星纪开元公司对国中医药公司不存在真实的应收账款，明知国中医药公司与安力博发公司、星纪开元公司之间存在抗辩事由仍受让票据，案涉《保理合同》并未实际履行，是因中信保理公司未依据《保理合同》审查从安力博发公司、星纪开元公司处受让的债权而导致其债权无法实现，中信保理公司与安力博发公司、星纪开元公司之间“名为保理，实为借贷”，并骗取国中医药公司承兑汇票，主张中信保理公司受让票据没有支付合理对价，中信保理公司无权行使票据追索权，但国中医药公司并未提供充分证据对其上述理由予以证明，中信保理公司已就其通过背书合法获得案涉汇票作出合理说明，本院在本案中不再审查票据原因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票据债务人以票据法第十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为由，对业经背书转让票据的持票人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国中医药公司对安力博发公司、星纪开元公司未实际供货的抗辩和关于其自身未实际使用保理款的抗辩，
摘要2：（续）不能成为其拒绝向中信保理公司承担票据责任的理由。综上，中信保理公司持背书连续的票据，按照票据关系行使追索权，本院予以支持，国中医药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至于国中医药公司认为其在票据原因关系中的权益保护，可就相应的民事法律关系另行主张。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京03民终5606号
摘要1：【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持票人可以将汇票权利转让给他人或者将一定的汇票权利授予他人行使。出票人在汇票上记载“不得转让"字样的，汇票不得转让。持票人行使第一款规定的权利时，应当背书并交付汇票。”第三十五条规定：“背书记载‘委托收款’字样的，被背书人有权代背书人行使被委托的汇票权利。但是，被背书人不得再以背书转让汇票权利。”本案中，案涉票据已经通强公司背书给工行南通石港支行委托收款后，工行南通石港支行不得再以背书的方式转让汇票权利，而汇票权利须经背书并交付汇票才可转让他人行使。广英时代公司并非汇票的最后一手被背书人，即使其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在当时的持票人通强公司被拒付后，向欣东友谊公司支付对价后取得了案涉汇票，其亦无权通过背书之外的方式取得包括付款请求权在内的票据权利。综合上述分析，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广英时代公司系合法有效的汇票权利人，华夏银行望京支行拒绝承兑付款，有合法的抗辩事由。
摘要2：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03民终18857号
摘要1：【裁判摘要】票据背书连续，形式要件完备，且票据未记载不得转让或质押，贷款人通过质押背书获得票据依法享有票据权利——汇票是出票人签发的委托付款人在见票时或在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汇票具备票据具有的一般特征：首先，具有无因性，即票据一经签发，票据关系即与其发生前提的原因关系相分离，票据行为的效力不再受原因关系的存废或效力有无的影响。这是保障票据信用和流通功能的现实需要，成为票据理论和立法的基础，被票据实践和各国立法所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三条也规定，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故出票人华清公司与收款人斯特威公司是否有其他合同约定或是否已经另行通过其他方式完成交易，以及兴业银行深圳分行与其前手斯特威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其他抗辩事由，均不得对抗其后手即兴业银行深圳分行。因此华清公司主张斯特威公司约定其所出具汇票仅用于担保作用，不得转让、质押，该抗辩事由不能对抗兴业银行深圳分行。诚然，为防止不法分子滥用权利，利用票据无因性原则进行诈骗活动或者扰乱正常的票据流通秩序，平衡出票人、债务人（承兑人）及持票人的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和第十二条也作了适当的限制，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必须支付对价，并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后手以不法、恶意或重大过失从直接前手取得的票据，不享有票据权利。相对于票据的无因性，上述例外和限制，特别是重大过失的理解和把握应从宽掌握，否则将从根本上影响票据功能的发挥，否定票据制度历史形成的惯例，从而违背现代金融票据业务的发展趋势。因此，本院认为，后手未参与前手的实际交易，其对前手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的审查应该也只能是形式审查，而非实质审查。即使事后发现前手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并非真实也并不必然构成过失。因此，票据法意义上的重大过失，应是侧重于票据本身真实性、记载事项的完整性、背书的连续性和文义规范性而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明确规定：“票据债务人以票据法第十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为由，对业经背书转让票据的持票人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涉案票据背书连续，形式要件完备，且票据未记载不得转让或质押，而兴业银行深圳分行通过质押背书获得票据，依法享有票据权利。
摘要2：（续）华清公司主张斯特威公司存在与兴业银行深圳分行恶意串通的可能性，进而主张票据失权。对此，本院认为，本案的确不能排除兴业银行深圳分行在向斯特威公司发放贷款时存在审查不严甚至内外勾结的可能性，亦不能排除华清公司与斯特威公司恶意串通以虚假票据获得贷款的可能性，但这些所谓的“可能性”均无证据可以证明，故本院不予认定。本案中，兴业银行深圳分行发放贷款的事实真实存在，发放贷款的前提是斯特威公司提供了包括华清公司出具的票据在内的担保，兴业银行深圳分行现依据该票据主张权利，华清公司作为票据出票人，依法应当无条件付款并承担由此造成的利息损失。
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浙04民申6号
摘要1：【裁判摘要】持票人被拒付后依据基础法律关系对直接前手享有的债权请求权不以持票人享有追索权为前提（债权请求权与追索权系两种互不冲突且互相独立的权利）——宝森公司基于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向众磊公司交付了涉案汇票，众磊公司据此可享有两种债权，即买卖合同项下的支付货款请求权(原因债权)与汇票上的付款请求权(票据债权)，两种权利并存互不冲突。从现有证据看，宝森公司与众磊公司并未明确约定交付票据后即支付货款完毕，故在票据权利实现之前，原因债权并未消灭。现众磊公司因向付款人提示承兑后没有回复，出票人和承兑人也无能力支付相应的票据利益，故众磊公司的票据权利并未实现，其作为卖方未能获得买卖合同项下的相应对价，仍可依据合同权利请求宝森公司支付货款。原审判决宝森公司支付货款并无不当。
摘要2：
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甘01民终1989号
摘要1：【裁判摘要】在票据背书连续的情况下，直接前手主张持票人与自身之间不存在真实交易关系，不应享有票据权利的，持票人须举证证明其取得票据已支付合理对价、存在真实交易关系，否则持票人应承担败诉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六十一条规定“汇票到期被拒绝付款的，持票人可以对背书人、出票人以及汇票的其他债务人行使追索权。”按照上述法律规定，享有票据权利的持票人被拒绝付款的，可行使追索权。本案中，甘肃××钢铁有限公司基于其持有背书连续的案涉票据，以及在该汇票到期后向出票人提示付款被拒的事实，向票据背书人、出票人行使追索权，但甘肃××钢铁有限公司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票据直接前手榆中××商贸服务有限公司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其取得票据已支付对价，榆中××商贸服务有限公司对甘肃××钢铁有限公司主张的票据权利亦不认可，即甘肃××钢铁有限公司不能证明其对案涉票据享有票据权利，应对其主张承担不利的后果，一审法院以甘肃××钢铁有限公司对案涉票据不享有票据权利为由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摘要2：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京03民终323号
摘要1：【裁判摘要】非经出票、背书等票据行为而通过单纯交付取得票据的持票人，应举证证明票据来源的合法性且在取得票据时无恶意或重大过失——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通源公司作为最后持票人是否基于合法手段或者善意且支付了合理对价取得票据。通源公司行使追索权的关键在于审查通源公司是否属于涉案票据的合法持有人，并享有票据权利。票据权利的取得以占有票据为必要，并要求持票人合法、有效的持有票据。根据票据法的相关规定，持票人取得票据权利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持票人应支付对价，二是持票人取得票据的手段合法，三是持票人取得票据时主观上具备善意。本案中通源公司系非经出票、背书等票据行为而通过单纯交付取得票据的持票人，应举证证明票据来源的合法性且在取得票据时无恶意或重大过失。审理中，通源公司向本院提供了《产品订货合同》《河间市巨祥橡塑胶制品经销处的证明》《销货清单》以及案外人出具《证明》《货物运输协议书》，证明其基于真实的买卖交易关系并支付了相应的对价取得了案涉的票据，但上述证据中的二份证明材料不符合证据形式的相关要求，销货清单亦系通源公司单方出具，而《货物运输协议》的内容亦存在诸多疑点，在通源公司未能进一步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上述证据无法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条，故依据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通源公司为合法持票人。
摘要2：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苏民终617号
摘要1：【裁判摘要】票据基础法律关系涉及刑事案件，但票据本身的签章和背书都是真实有效的情况下，被追索人主张案件应当中止审理不予支持——在票据纠纷中，出于对票据流通性和合法持票人票据权利保护的需要，票据纠纷出现刑民交叉的，是否中止审理，较其他民事案件更为严格，与票据行为无关的或非因持票人涉嫌犯罪并影响票据权利的，票据纠纷案件一般不中止审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4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票据纠纷案件时，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不属同一法律关系的票据欺诈犯罪嫌疑线索的，应当及时将犯罪嫌疑线索提供给有关公安机关，但票据纠纷案件不应因此而中止审理。”本案所涉刑事案件，均仅涉及票据关系的基础关系，票据本身的签章和背书都是真实有效的，而且已经经过有效的交付及背书转让，最后的持票人亦是支付过对价的善意相对人，金桥公司要求中止审理的目的无非是想暂时免除自己应负的票据支付义务，无疑会损害到无过错的金螳螂公司的合法权益，故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3）沪二中民三（商）终字第432号
摘要1：【裁判摘要】不能以开具空头支票拒绝支付票据款的方式侵害正当持票人的票据权利——在欧伊公司提供服装辅料，斯禄公司接受后，欧伊公司理应有权要求斯禄公司支付服装辅料的款项，斯禄公司以开具支票的方式支付该笔款项后，应承担相应的票据责任。当事人的交易过程表明，欧伊公司与斯禄公司之间有买卖合同关系，即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同时，欧伊公司取得该涉案支票支付了对价。因此，上诉人斯禄公司的上诉理由1并无任何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至于上诉人斯禄公司的上诉理由2，本院认为，本案是票据纠纷，即使出现上诉人所述的情形，即斯禄公司已经向欧伊公司支付了29，096.50元，只欠欧伊公司3，373.50元，因此不应再行支付涉案支票所载金额，但这一情形的存在并不影响欧伊公司作为正当持票人的票据权利，亦不能改变斯禄公司作为票据出票人应承担的付款票据责任。至于上述情形的属实与否以及权利能否得到支持，斯禄公司应另案解决，而不能以开具空头支票拒绝支付票据款的方式侵害正当持票人的票据权利。因此，斯禄公司的上诉理由2亦无法成立，本院难以采纳。综上，本院认为，斯禄公司以基础关系抗辩的上诉理由难以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412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１）发包方明知实际施工人身份，形成了事实上的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２）发包方已完成工程的质量未提出异议视为工程合格；（３）事实上的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参照定额及施工同期相关的计价文件计算已完工程的工程价款——可见中铁十二局二公司明知潘××实际施工人的身份。故本案中潘×与中铁十二局二公司形成了事实上的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因中铁十二局二公司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承包建筑工程法定资质的自然人潘××，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属无效的事实合同。该事实合同虽然无效，但潘××已完成部分工程，中铁十二局二公司对潘××已完成工程的质量未提出异议，视为该部分工程合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订立的数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均无效，但建设工程质量合格，一方当事人请求参照实际履行的合同结算建设工程价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潘××作为无效合同的相对人有权请求中铁十二局二公司参照双方合同的约定支付工程价款。鉴于潘××与中铁十二局二公司之间形成的是事实上的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参照双方约定计算工程价款的基础不存在，且双方当事人无法达成补充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二项规定，“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本院认为，铁路部门发布的预算定额属于政府指导价，参照铁路定额及施工同期相关的计价文件计算潘××已完工程的工程价款，符合前述规定，也能够反映潘××在工程中的实际投入，与双方当事人预期的价款较为接近。故一审法院采信华昆咨询价鉴(2019)2号鉴定意见书按铁路定额及施工同期相关的计价文件计算的工程价款并无不当，应当予以确认。潘××主张其已完工程的工程价款应参照《施工总价承包合同》所附《工程量清单计价表》结算没有法律依据。
摘要2：【裁判摘要２】自然人实际施工人是否有权主张企业管理费和规费、营业税？（１）企业管理费与实际施工人的资质无关，且自然人实际施工人在建设施工过程中进行了具体的工程管理，故管理费不应从应得工程价款中扣除；（２）规费作为政府和有关权力部门规定必须缴纳的费用，包括为职工缴纳的五险一金以及按规定缴纳的施工现场工程排污费等费用，规费不应从应得工程价款中扣除；（３）利润是实际施工人理应获得的相应对价，利润亦不应从应得工程价款中扣除；（４）营业税在本案中是对提供应税劳务的单位和个人就其所取得的营业额征收的税种，营业税不应从应得工程价款中予以扣除——对潘××已完工程的工程价款，中铁十二局二公司上诉主张，间接费868，820元和按照税率3.35%计算的营业税218，898元应从潘××应得工程价款中予以扣除。对此，本院认为，华昆咨询价鉴(2019)2号鉴定意见书载明，间接费868，820元包括了企业管理费、规费和利润。因企业管理费与实际施工人的资质无关，且潘××在建设施工过程中进行了具体的工程管理，故管理费不应从潘××应得工程价款中扣除。而规费作为政府和有关权力部门规定必须缴纳的费用，包括为职工缴纳的五险一金以及按规定缴纳的施工现场工程排污费等费用，因案涉工程由潘××组织的工人施工，所涉及的五险一金等应由潘××承担，故规费不应从潘××应得工程价款中扣除。至于利润，作为施工方的潘××，其劳力、材料等已物化在建设工程的整体价值中，在潘××完成的工程不存在质量问题的情况下，中铁十二局二公司的合同目的已实现，利润是潘××理应获得的相应对价，如将该部分利润留给中铁十二局二公司，则基于同样一份无效合同，中铁十二局二公司将获得更多的非法利益，有违合同公平合理的基本原则，故利润亦不应从潘××应得工程价款中扣除。营业税在本案中是对提供应税劳务的单位和个人就其所取得的营业额征收的税种，中铁十二局二公司并非提供应税劳务的单位，中铁十二局二公司上诉主张由其在当地税务局缴纳，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综上，中铁十二局二公司关于间接费、营业税应从潘××应得工程价款中予以扣除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朝民（知）初字第4495号
摘要1：【裁判摘要】在没有特殊约定情况下，对于电视剧的编剧署名权的实现应当与参与整部电视剧剧本创作程度和深度相匹配，与合同约定创作对价相匹配——胡×、刘×主张的编剧署名权与其主张的剧本合作作者署名权实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首先，从涉案合同的约定内容看，虽然约定了胡×、刘×作为刘××的编剧助手，享有电视剧播出时的编剧的署名权。但是双方当事人对该条款的理解并不相同，胡×、刘×认为只要是其参与了涉案电视剧的剧本创作并使用了其创作的部分内容，其就应当依约享有涉案电视剧播出时的编剧署名权，而天风海煦公司则主张胡×、刘×只有完全按照合同约定完成了刘××认可的各自十五集剧本的创作任务，涉案电视剧予以实际使用了，胡×、刘×才享有相关电视剧的编剧署名权。本院认为，在涉案合同并未就此明确予以约定的情况下，后者的理解和解释更加合理和具有逻辑性，也更加符合行业的惯例。应当说，在没有特殊约定的情况下，对于电视剧的编剧署名权的实现应当与参与整部电视剧剧本创作的程度和深度相匹配，与合同约定的创作对价相匹配，如果仅仅是参与了创作或者说付出了劳动即享有署名权的话，则必然会推导出一整部电视剧剧本哪怕只是使用了参与创作者一句话、一段话，也要为其署名编剧的结论，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现根据本案目前的证据情况，胡×、刘×未举证证明其各自全面履行了十五集剧本的创作义务。虽然其诉讼中陈述是刘××告知其等待通知后再行创作，但胡×、刘×就此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刘××对此亦不予认可。故，在现有证据情况下，胡×、刘×在涉案合约的履行上存在重大违约，其要求确认其二人为电视剧《×××战事》的编剧，享有编剧署名权的诉求不存在合同基础。其次，从实际使用的角度讲。庭审过程中，双方对于刘××剧本与实际播出的《×××战事》电视剧对应内容的一致性均不持异议，因此剧内容与电视剧内容无需另行比对。鉴于上文论述中已经认定胡×、刘×并未举证证明刘××用于著作权登记的剧本使用了其具有独创性的内容，因此，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亦可以认定实际播出的《×××战事》电视剧并未使用胡×、刘×主张的具有独创性的内容。故从实际使用的角度讲，胡×、刘×也无权主张涉案电视剧的编剧署名权。综上，胡×、刘×对涉案《×××战事》并不享有编剧署名权，故本院对于胡×、刘×要求确认其为涉案电视剧《×××战事》编剧、享有编剧署名权并要求天风海煦公司公开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摘要2：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沪73民终263号
摘要1：【裁判摘要】适用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仍不足以抚慰的，可通过判令侵权人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方式予以弥补——根据我国著作权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署名权即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使用他人作品，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由于作品使用方式的特性无法指明的除外。涉案书法作品系上诉人创作，因其独特的书法方式已具有一定的美感，可以作为美术作品予以保护。上诉人作为涉案美术作品的创作者有权行使自己对该些作品享有的包括署名权在内的著作权。被上诉人虽经授权获得了使用涉案作品的权利，但其未经许可擅自去除上诉人署名的行为已构成对上诉人就涉案作品享有的署名权的侵害。．．．．．．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侵犯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的行为，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本案中，上诉人诉请被上诉人承担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合理费用、赔偿精神损失的民事责任。本院认为，本案仅涉及对作品署名权的侵犯，署名权属于著作权人身性权利，具有人身专属性，是一种精神权利。涉案作品系被上诉人经上诉人授权使用，上诉人亦因此获得了对价，故未涉及到对上诉人财产性权利的侵害。上诉人在本案中主张被上诉人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请，与法无据，不应予以支持。但被上诉人的行为确实会对上诉人造成一定的精神损害，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因此，对精神损害的救济应聚焦于受损精神状态的恢复，在适用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仍不足以抚慰的，可通过判令侵权人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方式予以弥补。本案中涉案小程序推广的对象为“宝洁旗舰店"小程序，宝洁公司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又恰逢新春期间，涉案书法作品在公众中确实存在一定的传播范围，会对上诉人造成一定的损害后果。被上诉人理应就其行为承担刊登道歉声明和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方式予以弥补，以修复上诉人人身权益所受到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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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黔民终109号
摘要1：【裁判摘要】以ＫＴＶ设备中侵权作品系设备生产者提供不能成立抗辩——歌王娱乐公司认为其不侵权的理由是其点唱系统中的涉案作品是向案外人贵州××××信息系统有限公司购买,并支付了相应对价,其不清楚点歌系统中的歌曲来源是否合法,主观没有侵权故意；且案外人贵州××××信息系统有限公司理应作为第三人或共同被告。经查,首先,歌王娱乐公司既无证据证明其支付的价款中包含了附随涉案作品的放映权许可使用费,也无证据证实点唱系统的制造商或销售商依法享有或者经涉案作品著作权人授权享有这些作品的放映权等相关著作权利,因此，歌王娱乐公司并未取得涉案作品放映权的许可使用。其次,音集协是以歌王娱乐公司未经涉案作品权利人许可在其经营场所向公众提供点播放映服务,从而侵害作品放映权为由主张权利的,该被控侵权行为是由歌王娱乐公司实施的,并非其所称的案外人贵州××××信息系统有限公司所为,一审法院未予追加贵州××××信息系统有限公司并无不当。故歌王娱乐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可以认定歌王娱乐公司在其经营场所提供点播放映案涉作品的行为构成侵犯音集协享有的案涉作品放映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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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民再244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我国现行法律并未明确规定知识产权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范围与财产权客体的具体类型无关;（２）著作权中财产权利的转让应当参考物权善意取得的规定——我国现行法律并未明确规定知识产权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为保障交易安全，保护第三人的利益，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范围应取决于其构成要件和价值目标，与财产权客体的具体类型无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权处分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权处分人请求赔偿损失。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从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建立的是一套全方位的善意取得之制度，不仅仅是适用于动产与不动产，还可以适用于其他物权。因此，在没有例外规定的情况下，著作权中财产权利的转让也应当参考物权法关于物权善意取得的规定。善意取得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是受让人受让该财产时是善意的，所谓“善意”是指“不知情且无重大过失”，不知情是指对真实的权利状态不了解，而是相信、信赖了物权享有的公示推定效力，如不动产的登记效力与动产的占有公信力；无重大过失是指对他人是否享有物权尽到了一般理性人在一般交易场合下的审查义务，而仍然无从发现真实权利状态与公示出来的权利状态不一致。第二，受让人支付了合理对价，即该物权的转让是一种有偿转让，且支付的对价符合交易习惯等。第三，转让的财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本案中，如前所述，乔××是涉案作品的推定著作权人，因此作为一般理性人的久邦数码公司有理由相信涉案作品的著作权归乔××所有，进而相信乔××有权对涉案作品进行处分。久邦数码公司在网络上传播涉案作品的时候，潇湘书院已经与作者签订《文学作品独家授权协议》，可以认定久邦数码公司已经尽到合理审查义务，主观上善意且无重大过失。久邦数码公司也已经将涉案作品上传至网络平台进行传播，足以证实潇湘书院已经将涉案作品交付给久邦数码公司。但是久邦数码公司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已经支付了合理对价。
摘要2：（续）因此，本案不符合善意取得的基本构成要件，久邦数码公司不能善意取得涉案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其未经许可在信息网络上传播涉案作品的行为侵害了花季文化公司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3397号
摘要1：【裁判摘要】“不良债权受让日”以最后受让人受让债权时的受让日为准——《海南会议纪要》的立法目的在于规范金融不良债权转让行为，维护企业和社会稳定，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本院(2009)民二他字第21号答复指出：“根据《海南会议纪要》的精神和目的，涉及非国有企业债务人的金融不良债权转让纠纷案件，亦应参照适用《海南会议纪要》的规定。”本院(2011)执他字第7号答复指出：“在执行程序中，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的案件，应当参照适用《海南会议纪要》的相关规定。非国有金融机构受让人向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已经发生转让的金融债权利息，应当按照第九条的规定执行，即以借款合同本金为计算基数，利息计算至金融不良债权转让之日止，不能计收复利”。本院(2013)执他字第4号函指出：“一、非金融机构受让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融不良债权能否在执行程序中向非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受让日后利息的问题，应当参照《海南会议纪要》的精神处理。二、根据《海南会议纪要》第十二条的规定，《海南会议纪要》不具有溯及力。《海南会议纪要》发布前，非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机构或个人受让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不良债权，或受让的金融不良债权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发布日之前的利息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计算；发布日之后不再计付利息。《海南会议纪要》发布后，非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机构或个人受让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融不良债权的，受让日之前的利息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计算，受让日之后不再计付利息”。上述答复虽然是本院针对个案作出的答复，但答复中对《海南会议纪要》的精神和目的进行了充分的阐述。根据《海南会议纪要》的精神和目的，以及近年处理同类案件的意见，非国有企业的金融不良债权转让纠纷案件中关于不良债权受让人主张债权受让日之后的利息计算问题，可以参照适用《海南会议纪要》的相关规定。二审判决不予支持华锋正通公司主张的不良债权受让日之后发生的利息，符合《海南会议纪要》的精神和目的，并无不妥。此外，基于案涉不良债权的特殊性，易购公司的资产本就不足以偿还债务，再加重其债务负担只会降低其偿还债务的积极性。且华锋正通公司受让不良债权所支付的对价远低于债权本身的价值，支持其不良债权受让日前的利息足以保障其财产权益，并不违背公平原则。故华锋正通公司提出的请求易购公司支付不良债权受让日后利息的主张，不应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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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151号
摘要1：【裁判摘要】以《和解协议》的形式放弃债权损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有权请求撤销《和解协议》——《和解协议》是债权人处分债权的意思表示，是执行阶段在原生效法律文书基础上达成的合意，本质上是一种契约行为，具有合同的性质。当事人就和解协议本身存在争议，可以通过诉讼解决。赛维公司与阿特斯公司在执行程序中自愿协商，通过变更生效裁决确定的履行标的和方式等内容达成和解协议，已与原生效裁决的权利义务不同，原审判决对本案审理，不违反法律规定。．．．．．．关于《和解协议》是否构成对赛维公司债权的单方放弃问题。首先，从《和解协议》的约定来看，《多晶硅片供应合约》是否实际履行，不是取决于阿特斯公司与赛维公司，而是取决于苏州中院是否同意赛维公司申请撤销执行仲裁裁决的行为。《多晶硅片供应合约》属于附条件履行的合同。其次，根据《和解协议》约定，赛维公司申请撤销对仲裁裁决强制执行并获得苏州中院同意后，双方才履行《多晶硅片供应合约》。可见，阿特斯公司是在了结其与赛维公司先前买卖合同债权债务关系之后，双方另行达成并履行新的买卖合同关系。最后，《多晶硅片供应合约》是阿特斯公司与赛维公司作为平等主体签订的买卖合同，合同约定的产品价格定价是市场价，不存在以让利的形式补偿赛维公司在先前买卖合同中的利益损失问题。据此，原审判决未予支持阿特斯公司关于《多晶硅片供应合约》是《和解协议》的一部分、《多晶硅片供应合约》是债务履行的另一种方式的主张，以及认定赛维公司放弃58490036.55元债权并未获得相应对价，并无不当。另外，苏州中院不是基于赛维公司和阿特斯公司履行《和解协议》而终结执行，而是依赛维公司撤销强制执行申请而裁定终结执行，原审判决撤销《和解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综上，原审判决认定赛维公司以与阿特斯公司签订《和解协议》的形式放弃债权损害了赛维公司债权人的利益，赛维公司清算组有权请求撤销《和解协议》，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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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再233号
摘要1：【裁判摘要】（三）关于袁××、邓××是否已支付全部价款｜2011年1月14日袁××向吴×支付161100元后，吴×对案涉房屋在扣除尚欠银行贷款部分以外的权益已经全部转让给袁××、邓××，此后均由袁××、邓××偿还银行按揭贷款。在袁××、邓××按约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下，吴×对案涉房屋不再享有购房款的请求权或其他权利。本院认为，对于吴×对案涉房屋应有的份额而言，袁××、邓××已经支付了全部对价。（四）关于案涉房屋未办理过户登记是否系因袁××、邓××自身原因｜袁××、邓××在购买案涉房屋时知晓该房屋设有银行按揭贷款但未重新办理抵押，该交易安排不具有违法性，因而袁××、邓××并不因此而具有法律上的可责难性。袁××、邓××对案涉房屋的风险预期，应当限于如未按时、足额偿还按揭贷款而产生的抵押权人主张权利的风险，不应扩大至抵押贷款未还清前房屋仍登记在原权利人名下、因原权利人的行为而产生的一切风险。2015年5月，袁××、邓××曾以提起诉讼的方式主张办理权属变更登记，虽然其在起诉状中称因得知吴×负债提起诉讼，但是作为已支付了大部分房款并长期居住在案涉房屋的买受人，袁××、邓××诉请办理权属变更登记符合常理，并非必然以恶意对抗执行为目的。综合上述情形，本院认为，不应认定未办理过户登记系因袁××、邓××自身过错。此外，综合考虑袁××、邓××已实际支付案涉房屋绝大部分房款，自2010年即占有使用，邓××离异后至今仍居住在案涉房屋，且该房屋是邓××在成都市的唯一住房等因素，相较于天府银行高新支行基于吴×应当履行保证责任而享有的保证债权，对袁××及邓××、特别是邓××对于案涉房屋享有的权利予以优先保护，符合法律保障生存权、居住权的精神，更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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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苏民申2811号
摘要1：【裁判摘要】物权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确立了动产转让以交付为原则，物权法第二十四条虽规定机动车等物权的转让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但该“善意第三人”应理解为是对该特殊动产具有正当物权权益的人，而并不包括转让人的债权人。被申请人赵×基于买卖合同于2014年4月18日支付对价、占有涉案车辆，已取得所有权，虽然未经登记，但可以对抗转让人的债权人。法院查封涉案车辆裁定在2014年4月21日才送达车辆登记机关，系在赵×取得涉案车辆所有权之后，故原审法院判决停止对涉案车辆的执行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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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534号
摘要1：【裁判摘要】《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本案中，上诉人董××对案涉房屋提出的异议符合该条司法解释规定的情形。．．．．．．在执行法院依法查封案涉房屋之前，董××的购房行为完成在先，英泰公司、华融湖南分公司以房抵押的行为在后。英泰公司在取得案涉房屋交易对价后又抵押给他人的行为，是违约行为。华融湖南分公司庭审中未能举证证明其在设定抵押权时，按照行业规范的惯常做法对抵押物的现状进行核查，对董××购买并占有的案涉房屋进行抵押，未尽应有的审慎注意义务。董××在先签订购房合同、支付购房对价、合法占有案涉房屋、没有办理产权变更登记系因“英泰国际综合楼(1-5层)项目”未完成竣工验收、英泰公司未依合同约定履行办理产权证照义务所致，董××客观上无过错；华融湖南分公司设立抵押在后，董××没有应尽注意义务而未尽的问题，主观上亦无过失。董××在完成购房缔约及履约时没有过错，不应因合同相对人与第三人对其合法取得财产设立抵押的共同过错，而承担财产遭受侵害的责任和后果。英泰公司和华融湖南分公司未经案涉房屋在先权利人的同意，在后设立抵押，破坏了市场交易秩序，侵犯了他人财产权利，有违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秉持诚实、恪守承诺的原则。滥用优先权否定抵押制度，与滥用抵押制度破坏市场正常交易秩序，其危害是相同的。实践中时常发生开发商或销售商利用信息不对称、卖方市场的优势地位，从事一房二卖、卖后抵押、欺诈贷款、卷款跑路等坑害购房者的违法乃至犯罪活动，这种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情形应当依法予以遏制；同时，应当通过个案司法使购房者的合法权益得到公平合理的救济。由于物权法公示制度与房地产开发、销售的行政登记制度脱节的问题长期存在，使得购房者在履行完购房全部义务后，不能及时公示物权变动的状态，此时，合法占有可以作为公示的形式证明物权交付的结果，这在《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项的规定中已经得以体现。本案中，董玉容购买并占有案涉房屋、履行了合同及法定义务，
摘要2：（续）没有过错，依法应当确认并保护其对案涉房屋所享有的物权期待权。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1)最高法执监74号
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执行回转相关法律规定，承担回转义务的主体应为在原执行程序中取得财产的申请执行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建行市北支行是否应当成为执行回转案件的被执行人。根据执行回转相关法律规定，承担回转义务的主体应为在原执行程序中取得财产的申请执行人。在本执行回转案件的原执行程序中，建行市北支行已经将债权转让给山金公司，山金公司又将债权转让给了紫石合伙。依紫石合伙的申请，青岛中院裁定变更紫石合伙为原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青岛中院扣划的案款亦发放给了紫石合伙。可见，从原执行程序中取得财产的申请执行人为紫石合伙，而非建行市北支行。虽然建行市北支行因向山金公司转让债权获得了作为对价的债权转让款，但这并非经由原执行程序而是基于另外的法律关系取得财产。山东高院认定紫石合伙为回转义务人，于法有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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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7141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审理涉及股东与外部第三人关系的公司纠纷案件时应当坚持外观主义原则；（２）夫妻共同出资而共同享有案涉股权的财产性权益在离婚时有权要求对该股权对应的财产性权利进行分割——关于案涉股权转让行为效力问题。一般而言，审理涉及股东与外部第三人关系的公司纠纷案件时，应当坚持外观主义原则，在维护公司内部约定效力的同时，优先保护外部善意第三人因信赖公示体现出的权利外观而作出行为的效力。本案中，邱××因与于××共同出资而共同享有案涉股权的财产性权益，在离婚时有权要求对该股权对应的财产性权利进行分割。而在外部关系中，于××作为登记的公司股东有权将其名下股权进行转让，并结合交易相对方的善意及主观信赖的合理性综合评判转让行为的效力。但案涉股权受让人邱×作为邱××与于××的女婿、中正公司发起人股东，不属于公司外部第三人，亦应明知案涉股权的出资来源于邱××与于××婚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故其不产生对于××股东权利外观的合理信赖。同时，于××虽主张邱×因承债式受让股权已支付对价，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邱×无偿受让股权，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双方存在承债式转让股权的合意。于××虽提供公司负债相关证据以证明邱×承债式受让股权，但基于公司人格独立性，公司债务不等同于股东债务，现有证据亦无法证明邱×作为股东代替承担该公司债务，故于××主张邱＊已支付股权转让对价缺乏事实基础。综上，对于××关于案涉股权转让不构成无权处分及物权处分行为有效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粤民终318号
摘要1：【裁判摘要】只要未在合理期限内明确拒绝即为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有权向保险公司索赔——关于利他合同条款对第三人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实施以前的合同法、保险法及其司法解释均未作明确规定。民法典第五百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第三人可以向债务人行使履行请求权，第三人未在合理期限内明确拒绝的，该第三人可以请求债务人承担违约责任，属于民法典的新增条款。23M保险合同成立于民法典实施以前，当时适用的法律未规定利他合同条款对第三人的效力，本案适用民法典第五百二十二条第二款审查该问题，符合合同记载的当事人合意，体现货主与深赤湾港务公司、深赤湾码头公司之间的对价关系，既保障货主作为被保险人的合法利益又赋予其放弃的权利，既确认保险人享有抗辩权又规定其相应的举证责任，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的适用民法典新增条款的条件。根据民法典第五百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中化公司无需做出接受约定的意思表示，只要未在合理期限内明确拒绝，即为23M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太保东莞分公司以中化公司未向其索赔为由，主张中化公司自认不是被保险人。但本案查明事实显示，中化公司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向人保中山分公司索赔，人保中山分公司在赔付前曾致函太保东莞分公司，告知案涉保险事故，并要求其分摊重复保险下的赔偿责任，或者在其拟直接向中化公司赔付后告知人保中山分公司。太保东莞分公司既未作答复，也未向中化公司赔付。此后，中化公司取得人保中山分公司赔付，不再向太保东莞分公司索赔，与其出具的权益转让书内容相符，也符合保险损害补偿原则。太保东莞分公司以中化公司未向其索赔为由认为中化公司自认不是被保险人，理由不成立，其举证不足以证明存在中化公司在合理期限内明确拒绝作为被保险人的情形，故中化公司为23M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
摘要2：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京03民初2038号
摘要1：【裁判摘要】租赁合同属于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对象——关于涉案《租赁合同》是否属于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对象一节。债权人撤销权是指当债务人无偿处分或以不合理的对价交易导致其财产权益减少或责任财产负担不当加重，对债权人的债权实现有影响时，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所实施行为的一项民事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九条规定：“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受让他人财产或者为他人的债务提供担保，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债务人的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本案中，李××主张撤销的虽为租赁合同，且中圣嘉信公司对租赁物仅享有租赁权与收益权，但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出租行为亦系当事人对自己财产权的处分。如债务人以不合理低价出租房屋，势必导致债务人本应获得的正常收益遭受贬损，变相使得债务人将自己本应享有的相当的财产权利让渡至相对人处，进而对债权人的债权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本院认为，涉案《租赁合同》属于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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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内民再161号
摘要1：【裁判摘要】一审法院查明案涉房屋转让之前，刘××即存在大量外债，仅在通辽市开鲁县人民法院执行局立案执行的案件就有49件，标的共计7200176.52元。就本案而言，通辽市开鲁县人民法院针对李××与刘××的民间借贷纠纷于2012年1月14日作出（2012）开民初字第2340号民事判决，判决刘××偿还李××21万元及相应利息，在此情况下,刘××然于2012年7月10日与李××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书》，以23万元的价格将其三幢房屋（共计737.62㎡）转让于李××，且无对价依据的情形下将上述房屋的土地使用权（6864.71㎡）也一并过户更名到李××名下，由此可见，刘××的上述行为存在转移减损财产、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故意，而李××在购买刘桂英的房屋时不可能不对刘××的经营状态和负债情况进行了解，上述刘××的负债情况波及人数多、金额大、范围广，李××作为刘桂英的同学，且均在通辽市××县生活和工作，对刘××的负债情况应属明知，因此，双方所签《房屋买卖协议书》具有造成李××财产遭受损失的主观过错。．．．．．．综上所述，在刘××已存在大量债务且未积极偿还的情况下，又和与其存在利害关系的李××等三人通过以物抵债的方式将其所属房产以不合理低价、土地以无对价依据转让于李××等三人，存在转移财产、逃避责任的主观过错，损害了刘××的债权人利益，案涉《房屋买卖协议书》符合撤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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