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当事人对价格鉴定、价格认证不服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摘要1：解读：价格认证行为是基于委托人的委托而作出的，并不属于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解析】价格鉴定、认证行为不可诉。
摘要2：【注解】危房鉴定报告（房屋鉴定报告）不属于行政行为。——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7173号《刘某、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行政裁定书》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甘民终391号
摘要1：【案号】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甘民终391号
【裁判摘要】中标合同对合同价款约定为可调价，同时约定可调价款调整方式和调整因素的，双方补签合同对价款调整方式及调整因素作出最终约定，不是对中标合同价款的实质性改变——双方签订的中标合同，约定工程价款采用可调价格，并对合同价款调整方法做出明确确定，另约定合同价款其他调整因素。补签合同的内容正是对中标合同工程价款及构成进一步进行了约定，补签合同的性质应为中标合同的补充，一审对两份合同的认定适当。关于弘德公司上诉称补签合同与中标合同是“黑白合同”，两份合同存在实质性内容不一致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另行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经过备案的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不一致的，应当以备案的中标合同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根据。虽然工程价款、工程质量和工程期限是建设工程合同的实质性内容，是对当事人之间利益影响很大的因素，但双方在签订中标合同时对合同价款约定为可调价，同时约定可调价款调整方式和调整因素，中标合同约定的结算价款因工程价格存在调整，约定的工程总价款并不是最终结算价款。双方补签合同正是对价款调整方式及调整因素作出工程价款最终的约定，因此，补签合同中工程价款的约定应作为工程结算的依据。补签合同中对工程价款的约定不是对中标合同工程价款的实质性改变，而是对中标合同工程价款的补充。本院对弘德公司主张两份合同为“黑白合同”的意见不予支持。
摘要2：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沪民申2374号
摘要1：【案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沪民申2374号
【裁判摘要】地方规范文件规定了商业保理是的设立标准和经营范围，对自贸区内商事主体及从事商业保理行为具有约束力，可以作为认定是否构成商业保理合同关系的法律依据——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于2014年2月21日发布的《管理办法》第二条对商业保理的界定，因与目前国际商业活动中通行的商业保理国际惯例及相应国际公约规定基本一致，且涉案业务发生于《管理办法》有效期内，卡得万利公司又系登记注册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企业，故二审法院将《管理办法》作为认定商业保理关系成立与否的综合判断因素之一，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法院结合民法基本原理及商业惯例等因素，综合认定系争《商业保理申请及协议书》约定之未来应收账款不具有合理可期待性及确定性，故其不具可转让性，佳兴农业公司与卡得万利保理公司之间不能成立商业保理法律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亦予确认。
摘要2：【解读】不具有可转让性（不具有合理可期待性及确定性）的未来应收账款债权不能成立商业保理法律关系——二审法院认为，……前述《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商业保理为非银行机构的保理商与供应商通过签订保理协议，供应商将现在或将来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商，从而获取融资，或取得保理商提供的分户账管理、账款催收、坏账担保等服务。”据此规定，可认定该自由贸易区内的商业保理活动系非银行机构的当事人以转让现在或将来应收账款为对价，从而获取融资或服务的商业活动。该规定对商业保理所做界定与目前国际商业活动中通行的商业保理国际惯例及相应国际公约规定基本一致，可作为本案认定依据之一，据此可认定该自由贸易区内的商业保理系以债权转让及获取融资或服务为核心的商业活动。而纵观前述国际规则、现行商业惯例及商业保理之发展轨迹，亦均系以债权转让作为商业保理法律关系成立之前提，故相应债权是否具备可转让性系构成商业保理法律关系的首要基础。…….就本案而言，依照系争《商业保理申请及协议书》之约定，佳兴农业公司将其“pos机上形成的所有应收账款及其收款权利”转让予卡得万利保理公司，并据此从卡得万利保理公司处获取资金。……故在现有证据条件下，难以认定本案所涉将来债权已相对确定，据此亦无法认为，本案所涉将来债权具备合理期待利益，可对外转让。……综上，系争《商业保理申请及协议书》约定之未来应收账款不具有合理可期待性及确定性，故其不具可转让性，且佳兴农业公司、卡得万利保理公司合同权利义务亦与商业保理法律关系不符，故本院认为，佳兴农业公司与卡得万利保理公司间依据系争《商业保理申请及协议书》不能成立商业保理法律关系。佳兴农业公司与卡得万利保理公司间既非商业保理法律关系，则应依照双方间实际权利义务确定其法律关系性质。……故应认定佳兴农业公司与卡得万利保理公司间实际系构成借款法律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39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394号
【裁判摘要】保理合同是一种兼有债权转让性质和商业惯例特定的合同，既有债权转让的法律特征，又有商业运作惯例的行业特征。保理合同法律关系是基于多个合同关系形成一个新的法律关系，不能将一般合同相对性原则简单理解和套用在保理合同纠纷中——｜一般认为，保理合同是一种有着突出商业惯例特点的债权转让性质的合同，从保理业务的运作和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来看，供应商将债权转让给保理商，保理商支付融资款作为对价，并明确告知债务人将应收账款支付给保理商，保理商对债务承担信用风险责任，有债权转让的法律特征，又有商业运作惯例的特征，保理商在未受偿的情况下，以债务人和供应商为被告，行使追索权。保理合同所形成的法律关系，是基于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合同形成一个新的符合商业运作惯例的法律关系，不能将一般合同的相对性原则简单地理解和套用在保理合同的纠纷中。本案中，西北公司自认在《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应收账款余额确认书》上加盖印章并出具债权确认书，在与建机公司之间的购销合同基础上，确立了向工行迎宾路支行融资的权利义务关系。工行迎宾路支行以西北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西北公司在一、二审中均应诉，且并未因此提出异议。二审判决西北公司承担全部的偿还责任，建机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基于西北公司为案涉款项的实际受益人、资金使用人的考量，公平合理，既符合保理合同运作惯例，也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62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624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可以以货币，也可以以非货币形式的财产出资。因此，对公司负有出资义务的是公司的原始股东。本案中，根据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兰波担保公司的原始股东为杨某、刘某某、毛某某，各认缴出资额4800万元、3000万元、4200万元。而经投公司是后续通过受让股权成为兰波担保公司股东，并非该公司的原始股东。经验资报告和转账凭证证明，杨某、刘某某、毛某某均向兰波担保公司缴纳了认缴的出资额，并不存在未实缴出资额的情形，经投公司在原股东已经履行出资义务且兰波担保公司也无增资扩股的情形下，不具有对兰波担保公司履行出资的义务，其负有的是向转让股权的股东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款的义务。刘某某主张经投公司对原股东抽逃出资承担责任，但本案现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兰波担保公司的原始股东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即使存在该行为，亦无充分证据证明经投公司作为股权受让人对原始股东的抽逃出资行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故刘道孜该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57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576号
【裁判摘要１】缴纳社会保险费不足以认定为内部承包关系——关于东方公司与黄某某之间是借用资质关系还是内部承包关系的问题｜二审中，东方公司虽提交了《河南省城镇职工企业养老保险在职职工信息查询单》，但黄某某否认与东方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且在二审庭审中称不知道东方公司为其购买养老保险的事实，主张其已经在天津购买了社会保险。东方公司一审中认可其与黄某某之间是借用资质关系，二审中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黄某某之间签订过劳动合同或者向黄某某发放过工资。故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实质上是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黄某某借用有资质的东方公司名义施工建设工程，并无不当。东方公司关于其与黄某某之间系内部承包关系、案涉《工程施工内部承包协议书》有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２】关于东方公司请求黄××按照案涉工程价款的1.2%支付管理费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黄××与东方公司之间系借用资质关系，但建设工程领域借用资质的行为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双方约定的管理费实际是黄××借用资质所支付的对价。东方公司请求黄××按照案涉工程价款的1.2%支付管理费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3897号
【摘要】根据查明的事实，东方公司虽然名义上将承包亚星公司的工程内部承包给黄××，但实质上是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黄××借用有资质的东方公司名义施工，原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项规定，认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工程施工内部承包协议书》无效，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黄××与东方公司之间系借用资质关系，但建设工程领域借用资质的行为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故原审不予支持东方公司二审上诉请求黄××按照案涉工程价款的1.2%计取收益费，适用法律并无不当。．．．．．．案涉工程已竣工验收合格并移交业主单位使用，东方公司作为被挂靠人已与发包人亚星公司签订工程结算协议书对工程价款进行了结算，黄××作为挂靠人，要求由其对工程价款进行结算，没有法律依据。在东方公司与亚星公司双方确认工程项目结算总价基础上，原审根据已支付工程款、已支付的剩余工程款、已支付的社会保险费，黄××的自认等，结合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从而认定需要向黄建国支付工程款的数额，不缺乏证据证明。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京03民终14391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京03民终14391号
【裁判要旨】（１）公司法对于有限责任公司回购股权没有作出禁止性规定，投资人与目标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并未违反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限；（２）目标公司未完成减资程序，投资人请求目标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权，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公司收购本公司股权的例外情形，法院不予采纳。
摘要2：【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京民申3965号
【解读】一审诉讼请求：请求公司回购投资方持有的１０％股权及回购对价为2000万元及利息。
【摘要】根据李某与金典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的内容及履行情况，应系李某作为投资方与目标公司即金典公司签订的对赌协议，一、二审对该协议性质的认定无不当，该协议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属于有效合同。李某现要求金典公司、熊某某回购其股权，但目前金典公司并未完成减资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公司收购本公司股权的例外情形，一、二审法院据此未支持李某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沪01民终6638号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沪01民终6638号
【裁判摘要】代某某的诉讼请求不具备法律依据，理由如下：第一，从协议的实际履行是否可能分析：代某某在发现邓某某存在职务侵占非法行为后，与邓某某协商办理25%寰泰公司股份无偿转让，并且以之前寰泰公司的所有财务漏洞一笔勾销为条件，但后来代某某在邓铁峻已经于2017年8月21日先行归还寰泰公司40万元，且经寰泰公司出具收据确认收到“借款"40万元后，代某某向公安部门报案邓某某存在职务侵占，邓某某也因刑事犯罪被追究了职务侵占罪刑事责任，此后果已经发生且不可逆，则该《股东决议》及《协议书》已不具备适用条件和基础，当事人双方客观上无法按照原约定内容继续履行。第二，民事行为应遵循等价有偿及公平原则。在无证据证明案涉股份转让系零对价转让的情形下，如继续依据《股东决议》和《协议书》履行，将导致代某某无对价地取得邓某某持有的寰泰公司25%股份此一不公平、违反等价有偿原则的后果发生。同时涉嫌对公权力调整的刑事责任范畴进行交易，此不属于当事人可以自由协商和处置的权利范围。据此，案涉《股东决议》、《协议书》因约定内容涉嫌违法的、不正当的利益交换而不应发生法律效力。第三，若抛开刑事责任部分，案涉协议民事责任部分的交易内容为邓某某应无偿赠予代某某25%股权，因股权转让尚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赠予行为尚未完成，邓某某有权以赠与人的身份撤销无偿赠予。（其一审诉讼请求应予驳回）。
摘要2：【案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沪民申2384号
【摘要】根据一、二审查明事实，代某某在发现邓某某存在职务侵占非法行为后，在系争协议上约定与邓某某协商办理25%寰泰公司股份无偿转让，并以之前寰泰公司的所有财务漏洞一笔勾销为条件等内容，上述约定涉嫌对公权力调整的刑事责任范畴进行交易，此不属于当事人可以自由协商和处置的权利范围，故系争协议因内容不合法而无效。代某某要求邓某某等基于无效协议履行交付股权的义务，缺乏法律依据，依法不能得到支持。
【笔记】建设工程债权转让后受让人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
摘要1：解读：建设工程债权转让后，受让人也应当享有优先受偿权（有利于建设工程债权的流转，间接促进承包人和建筑工人加速获偿）。
【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0３５.建设工程债权转让后受，让人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
【理解与适用】建设工程价款债权转让后，受让人是否应享有优先受偿权在现行解释中尚无定论｜有意见基于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系从权利且认可受让人享有优先受偿权有利于承包人权利的实现，认为工程价款债权受让人应当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然而，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制度的目的是保护建筑工人的劳动报酬，承包人转让工程价款债权获得相应对价后，则建筑工人的劳动报酬已经实现，而受让人并不涉及劳动报酬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一）理解与适用》Ｐ３６５
摘要2：【注解1】另外观点认为——（１）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为法定优先权，其设立初衷意在通过保护承包人的建设工程价款债权进而确保建筑工人的工资权益得以实现，专属于承包人；（２）在建设工程价款债权转让时，该工程价款的优先受偿权是否随之一并转让，并无明确的裁判意见；（３）就本案而言，通过债权转让所取得的债权可以被认定为普通金钱债权。——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3349号
【注解2】建设工程债权转让给实际施工人，实际施工人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参考案例：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闽09民终619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559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5590号
【裁判摘要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对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实缴、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规定：“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未满出资期限的股权具备可转让性，但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不仅公司对其享有补齐出资的请求权，公司股东和公司债权人也对其享有补齐出资和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请求权。
摘要2：【裁判摘要2】就本案而言，根据一、二审查明的情况，鑫隆公司于2008年7月7日成立。2015年12月15日，该公司拟注册资本变更为3000万元，该出资为认缴出资，未实际缴付，认缴时间到2035年12月31日前，股权比例变更为胡某某占股99.33%，即认缴出资为2980万元，吴某某及杨某某各占10万元，股权比例为各0.33%。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胡某某享有的该公司99.33%的未满出资期限的股权，具备可转让性，但其转让该股权后，不仅公司对其享有补齐出资的请求权，公司股东和公司债权人也对其享有补齐出资和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请求权。本案中，2017年7月14日，胡某某在其病重期间与胡某某1签订《虞城县鑫隆路桥工程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胡某某将其持有的该公司99.33%的股权共2980万元出资额，以2980万元转让给胡某某１，胡某某１同意按照此价格即金额购买上述股权。出资转让于2017年7月14日完成。胡某某保证所转让给胡某某２的股权是其在该公司的真实出资……。”根据一、二审查明事实，该股权转让协议是胡某某在弥留之际，由工商部门提供的格式合同，合同内容是由工商部门工作人员郭某代为填写，签订该合同的目的是为了行政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需要。而2980万元的数额是按照鑫隆公司注册资本及胡继堂所占股权比例换算而来，并非由胡某某、胡某某１协商确定的股权转让对价。从股权转让协议本身来看，胡某某１在股权转让时明知胡某某对该公司的出资为认缴出资，双方又在协议中约定2017年7月14日之前完成出资转让，且胡某某应保证其出资为真实出资。该约定表明，胡某某应在胡某某１支付股权转让款前将其出资履行到位。但胡某某于2017年8月3日去世，不能履行对路桥公司补足出资的义务。综上分析，胡某某与胡某某１之间签订的《虞城县鑫隆路桥工程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虽名为股权转让协议，实际为附条件的赠与行为，由胡某某将该股权转赠与胡某某１，其所附条件是由胡某某１承担对鑫隆公司的出资义务。故原审认定胡某某将鑫隆公司股权转让给胡某某１具有赠与性质，并无不当。
【解读】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要支付股权转让款２９８０万元，该协议系“名为股权转让协议，实为附条件赠与合同”，受让人无需支付该股权转让款２９８０万元。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0)最高法民终55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0)最高法民终553号
【裁判摘要】不动产抵押权善意取得构成要件——不动产抵押权善意取得的要件是债权人支付了合理对价、善意且已经办理不动产抵押权登记。在申请执行人对执行标的享有合法的担保物权或者其他优先受偿权的情况下，申请执行人的优先受偿权应获得优先保护。
摘要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新民终45号
摘要1：【案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新民终45号
【裁判要旨】建设工程转包合同无效，但结算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有效协议。
【裁判摘要】结算协议中约定，乙方即十一冶公司将合同结算金额内剩余待开发票开齐交甲方即电建湖北电力分公司，且甲方即电建湖北电力分公司收到业主款项后支付。开具发票是收取工程款的附随义务，不是支付工程款的对价义务，一审法院对未及时足额开具发票作为拒绝支付工程款的抗辩理由不予采信正确。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电建湖北电力分公司是否依照其与嘉润资源公司签订的《新疆嘉润资源控股有限公司一期二系列45万吨/年电解铝项目（土建）施工合同》、《新疆嘉润资源控股有限公司一期二系列45万吨/年电解铝项目（钢结构）施工合同》收到业主嘉润资源公司款项，不影响电建湖北电力分公司向十一冶公司支付工程款，一审法院认定电建湖北电力分公司收到业主款项后支付的约定有失公允，对该抗辩理由不予支持正确。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21)最高法民申4924号
【摘要】《结算协议》约定的电建湖北分公司支付工程款的条件之一，即在其收到业主款项一个月后支付。但是，电建湖北分公司何时收到“业主款项”存在诸多不确定性。鉴于十一冶公司工程已完工多年，电建湖北分公司仅支付了少部分工程款，而在发生法律效力的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9)新23民初17号民事判决中，已判令嘉润公司向电建湖北公司支付工程欠款并自2018年5月23日起计算利息，本案二审法院判决电建湖北公司自《结算协议》签订一个月后，即2018年8月6日承担欠付工程款利息，并未加重电建湖北公司支付工程款的利息负担，结果比较公平合理。电建湖北公司申请再审称《结算协议》中约定的付款条件有效，并以此拒绝承担给付工程欠款及利息的主张，理由不能成立。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418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4188号
【裁判摘要１】夫妻一方私自就共有房产设立抵押的，抵押合同是否有效？——案涉房产属于周某某与程某某的夫妻共同财产，程某某提出，周某某进行房产抵押未经其同意，故主张抵押无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共同共有人以其共有财产设定抵押，一般应经其他共有人同意，否则抵押无效。但其他共有人知道或应该知道而未提出异议的视为同意，抵押有效。经查明，案涉房产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一直登记于周某某名下，且房产一直处于出租等经营状态，程某某对周某某个人对外进行出租获利并未提出异议。经本院询问，程某某、周某某称，周某某定期将案涉房产租金的一半以上转账给程某某，并提交了转账凭证，但其提交的转账流水不足以认定周某某、程某某对租金的分配有明确约定，亦无证据证明周某某对外出租房产经过了程某某同意。换言之，程某某对案涉房屋登记在周某某一人名下并由其控制、支配和使用采取了默认态度，否则即应办理共有权利登记，但其一直未予办理，依法应推定程某某对周伟东对涉案房屋抵押知道或应该知道。程某某关于周某某与文化融资担保公司签订的《反抵押担保合同》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２】夫妻一方未经另一方允许，以房屋产权证书名义上登记在自己名下实则为夫妻共同财产的房屋为他人提供抵押担保，抵押权人符合“善意第三人”条件的，应认定其取得该房屋抵押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转让给受让人，所有权人有权追回；但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时符合善意、以合理价格受让以及应该登记的不动产依法已经登记等情形的，由受让人取得不动产的所有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一条规定，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出售夫妻共同共有的房屋，第三人善意购买、支付合理对价并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另一方主张追回房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举重以明轻，周某某作为夫妻一方，以登记在其一人名下的共有房产对外抵押，文化融资担保公司基于对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所产生的物权公示效力产生的信赖利益应予保护，符合物权法、婚姻法的立法精神和保证市场交易秩序稳定和交易安全之原则。虽然《反抵押担保合同》上附有“配偶声明"，但该担保合同亦明确约定，乙方（周某某）保证合法拥有抵押物的处分权，抵押物如系共有财产，乙方须出具其他共有人同意抵押的书面证明。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二终字第11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二终字第115号
【裁判摘要】王某某１、王某某２、程某某以《委托重整协议》作为主要证据向金顺来公司、绿景公司提起诉讼，要求金顺来公司支付补偿款，绿景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双方《委托重整协议》中约定的补偿款包含金顺来公司取得旺海怡康公司股权所应支付给其股东的对价，该补偿款分现金和重整利润部分，其中重整利润的计算与旺海怡康公司破产清算案是有关联的，本案的处理结果将会影响旺海怡康公司破产清算案中重整方案的实施和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只能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旺海怡康公司破产清算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在先，依照上述法律规定，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应由破产清算案受理法院管辖，本案应由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摘要2：【解读】（１）《企业破产法》第２１条规定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不仅包括直接相关还包括间接相关；（２）本案股权补偿款分现金和重整利润部分，其中重整利润的计算与债务人破产清算案有关联，本案处理结果将会影响债务人破产清算案中重整方案的实施和结果，应由破产受理法院集中管辖。
【笔记】无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如何支付工程价款？
摘要1：解读：根据《民法典》第７９３条第１款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是建设工程经验收合格的，可以参照合同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折价补偿承包人。”（１）只要建设工程质量合格（以国家标准为依据而非以合同约定标准为依据），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就应当支付相应的工程价款；（２）实际施工人所完成的建设工程达到国家标准但未达到合同约定的较高标准，实际施工人所获得的工程价款相对于合同约定的工程价款应相应减少。
解析：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有效但竣工验收不合格，应当依照违约责任处理，而不再参照无效合同且竣工验收不合格规定处理。
【注释１】《民法典》第793条强调的是验收而非竣工验收。
【注解２】《民法典》无效合同工程价款采用参照无效合同约定折价补偿之规定｜（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已废止】第２条（删除）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即参照无效合同支付工程价款；（２）《民法典》第７９３条第１款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是建设工程经验收合格的，可以参照合同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折价补偿承包人。”——即参照无效合同约定折价补偿。
摘要2：【理解与适用】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民法典》第七百九十三条规定发包人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前提条件是“建设工程经验收合格”，但从本条规定的精神看，只要建设工程质量合格，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就应当支付相应的工程价款。而且此处所说的质量合格应当以国家标准为依据，而非以合同约定的标准为依据。如果转包合同或者违法分包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高于国家标准，实际施工人完成的建设工程达不到合同约定的较高的标准，但达到了国家规定的标准，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仍应当向实际施工人支付工程价款。但是，转包合同或者违法分包合同所约定的工程价款是以建设工程达到合同约定的较高的标准为对价。如果实际施工人所完成的建设工程未达到这一标准，其所能获得的工程价款相对于合同约定的工程价款应相应减少。——《最高人民法院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一）理解与适用》Ｐ４５３－４５４
【注解１】根据《民法典》第７９３条规定，施工合同无效但对于施工合同中约定的税金（税金属于工程价款组成部分）条款仍具有参照适用的效力。
【注解２】无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参照合同约定”应包括与工程价款结算相关联事项——（１）无效施工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付款时间、利息、下浮率、工期等事项也应属于价格条款的组成部分，仍应在进行工程折价款结算时参照适用；（２）但不包括违约条款在内。
【注解３】经修复仍未质量合格的工程价款不予支付。
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皖03民初11号
摘要1：【案号】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皖03民初11号
【裁判摘要】一审法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协议确定李某某、张某某的股权转让价为800万元，应系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李某某、张某某作为公司的股东，对于公司的资产、负债及其本人的股权价值应具备合理的商业判断，其对于公司资产负债表中实收资本栏目的记载内容应当知晓，而公司的资产负债表能够作为确定公司的净资产数额的重要依据。故2014年5月17日李某某、张某某签订《合作协议》转让博泰氟公司股权时，其股权价值与公司净资产相比并未明显失当。
【解读】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追加支付股权转让款2500万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利息损失暂计850万元。
摘要2：【二审裁判要旨】瑕疵出资股东转让股权时，若受让方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存在瑕疵出资的情形下仍继续受让股权的，转让方在承担出资缴付义务后若导致此前双方达成的股权转让对价显失公平时，转让方有权要求调整股权转让对价。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浙杭商终字第959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浙杭商终字第959号
【裁判摘要】合同中仅约定“不含税单价”未对税款如何负担作出明确约定，开具发票义务人买方承担其应缴纳的税款缺乏法律依据——本院认为，增值税具有可转嫁的性质，纳税人可以将其所承担的增值税纳入产品的价格之中，从而转嫁给购买产品的消费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增值税”。卡卡公司系货物销售方即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其在向鸿鑫公司销售钢材时可以将其所承担的增值税纳入产品的价格中、从而将增值税转嫁给购买方的鸿鑫公司。然而本案中，卡卡公司在签约时确认合同约定的价格为“钢材单价按‘我的钢铁网’杭州市场价格（此价格为不含税单价）”，并未主动将增值税纳入价格中，亦未就税款负担问题与鸿鑫公司作出明确约定，在此后的每月货款结算及最终货款总确认过程中，卡卡公司亦从未向鸿鑫公司作出转嫁其应承担的增值税的意思表示。本院认为，销售货物应按规定开具发票，并计算缴纳税款。卡卡公司作为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在交易发生之时就知晓必须履行交纳税款及开具增值税发票的义务，而无论鸿鑫公司是否向其索要发票。根据卡卡公司的前述行为可以确认，卡卡公司已经放弃了向鸿鑫公司转嫁增值税的权利。本院还注意到，在（2012）浙杭商终字第1110号案件审理中，卡卡公司并不否认“我的钢铁网”公布的钢材单价是含税价，但认为双方约定以此作为不开票的结算价。也就是说，在“我的钢铁网”公布的钢材单价系含税价的情况下，卡卡公司与鸿鑫公司之间却特别约定为不含税价、是“不开票”的结算价。显然，从上述约定内容看，合同价格对鸿鑫公司并无优惠。卡卡公司对此解释，“我的钢铁网”公布的钢材单价系一级代理商送货到码头的价格，因卡卡公司不是一级代理商，还需另行承担运费、装车费、卸车费以及赚取利润等，因此双方达成的不含税价格并未违背正常的市场交易价格。本院认为，即便如此，卡卡公司完全可以明示的方式在合同中对价格进行调整或者直接将增值税额纳入价格中，以达到其期待的利益。而卡卡公司先是以不含税的价格成交，并以不开票为条件，待本次交易完成后再向鸿鑫公司追索税款，显然有逃避税收之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依法纳税的义务，即便合同中有“不含税单价”的约定，也不能因此而
摘要2：（续）免除相关义务。同样，无论鸿鑫公司是否向卡卡公司索要增值税发票，都不能当然免除卡卡公司交纳税款的义务。涉案合同签订于2010年12月，卡卡公司于2012年2月向原审法院起诉，要求鸿鑫公司支付货款及利息等，在该案审理期间鸿鑫公司履行了支付货款本金及支付利息的义务，此后，卡卡公司又于同年7月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鸿鑫公司支付该笔交易的税金。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卡卡公司以不含税的价格成交，现交易已完成且鸿鑫公司也已履行付款义务，卡卡公司又因税款承担问题再次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卡卡公司的上述行为不但存在规避税收的嫌疑，还造成了交易的不稳定，况且，在合同中仅对“不含税单价”作出约定的情况下，双方并未对税款如何负担作出明确约定，因此，卡卡公司作为开具发票的义务人，要求鸿鑫公司承担其应缴纳的税款，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再34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再341号
【裁判摘要】尊重可得利益的违约金条款，衡量违约金高低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本案再审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乐府大酒店应否承担相应的可得利益损失方面的违约责任。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本案中，案涉能源服务合同第七条第1款第1.8项约定：“乐府大酒店不得擅自解除或者终止合同，否则，除应赔偿直接经济损失外，还应根据合同约定的收费年限每年按合同约定的能源费用年包干总费用的20%计算赔偿中新能源公司可得利润损失”。该条款明确直接经济损失与可得利润损失均为乐府大酒店违约损失赔偿的内容，系双方对自己可能承担的违约后果的预先安排。从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和维护诚实信用的合同原则考虑，当乐府大酒店违约时，其应按上述合同约定向中新能源公司支付违约金。原二审判决认定投资和运营成本与可得利润损失属重复计算，系认定事实错误。《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五十条规定：“认定约定违约金是否过高，一般应当以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的损失为基础进行判断，这里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原审查明，2017年12月25日双方签订案涉能源服务合同并约定服务收费期限为15年，2018年10月乐府大酒店出现迟延付款、将中新能源公司驱离能源站等违约行为导致案涉能源服务合同解除。原一审兼顾本案合同解除双方过错程度、合同约定服务期限与实际履行时间，参照双方关于可得利润损失的明确约定，酌情支持由乐府大酒店承担可得利润损失2,028,000元(1,690,000元×20%×6年)，符合公平原则。原二审法院认为违约金的认定仅应以实际损失为基础，而作出否定守约方中新能源公司应获可得利润损失赔偿的违约金调整，属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摘要2：【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最后，针对可得利润损失这一部分。在双方签订的案涉能源服务合同第六页第七项中第一款1.8项明确约定了可得利润损失的计算标准，应为合同中约定的能源费用年包干总费用，也即169万的20％，乘以该合同约定的收费年限来赔偿。该款同时约定，采取这种计算方式的适用前提是乐府大酒店不得擅自解除或者终止本协议。本案中，乐府大酒店存在迟延付款的情形，亦将中新能源公司驱离能源站。因此，系乐府大酒店违约行为导致案涉合同的解除。而上述条款实际上是对于乐府大酒店的违约导致合同解除的违约金计算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考虑到本案中双方合同解除的原因及合同的履行时间，根据公平原则，参照双方关于可得利益损失的约定，一审法院考虑酌情支持由乐府大酒店承担可得利益损失2028000元(1690000元×20％×6年)。
【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可期待利益是一种推断的事实，并非约定。中新能源公司与乐府大酒店在订立合同时约定将能源费用年包干总费用的20%作为可得利润损失实际上是规定了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二审庭审中，中新能源公司对此予以认可。乐府大酒店支付的能源费的对价不仅包含中新能源公司提供的服务等，还包括《吉林省乐府大酒店污水源热泵工程合同书》所涉工程的工程款及利息和中新能源公司对能源站项目进行改造的追加投入。在合同解除，乐府大酒店应一次性给付中新能源公司能源站投资和运营成本4,546,431.36元的情况下，仍以能源费用年包干总费用的20%作为计算违约金的方式不妥，存在重复计算的问题。现乐府大酒店要求调整违约金，人民法院应予调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一款“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的规定，违约金的认定应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因中新能源公司未举证证明其损失，故二审法院对该部分违约金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民提字第16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民提字第166号
【裁判摘要１】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规定：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的，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商标司法解释）第一条第（一）项规定，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者相近似的文字作为企业的字号在相同或者类似商品上突出使用，容易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认的，属于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给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损害的行为。
【裁判摘要２】根据商标法规定，注册商标并不以实际使用为前提，一旦商标获得注册，商标法即为商标权人预留了使用的空间。在注册商标存续期间，即使商标权人未实际使用，不存在现实的市场混淆，也不允许他人在相同商品上使用相同商标或者标识，否则会导致商标法为商标权人预留的使用空间受到侵害。
【裁判摘要３】当事人在类似商品上突出使用与他人享有较高知名度的注册商标相同的标识的行为，侵犯了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鉴于侵害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从结果上看也属于不正当竞争，因而在涉及同一行为时，如已经认定大宝日化厂与碧桂园公司侵害大宝化妆品公司注册商标专用权，且能够涵盖不正当竞争行为，可不再单独考虑不正当竞争问题。
【裁判摘要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注册商标、企业名称与在先权利冲突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被诉企业名称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或者构成不正当竞争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和案件的具体情况，确定被告承担停止使用、规范使用等民事责任。该司法解释中提到的“规范使用”，主要针对的是突出使用企业名称字号侵害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人，在行为构成侵权时，法院可以判令其以规范的方式使用商业标识。
摘要2：【摘要】关于大宝日化厂应否停止使用“大宝”字号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注册商标、企业名称与在先权利冲突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被诉企业名称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或者构成不正当竞争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和案件的具体情况，确定被告承担停止使用、规范使用等民事责任。该司法解释中提到的“规范使用”，主要针对的是突出使用企业名称字号侵害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人，在行为构成侵权时，法院可以判令其以规范的方式使用商业标识。如前，本院根据大宝化妆品公司的诉讼请求和大宝日化厂对相关商业标识的实际使用情况，已认定大宝日化厂突出使用“大宝”字号的行为侵害了大宝化妆品公司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因而大宝日化厂应停止突出使用“大宝日化”、“DABAORIHUA”标识的侵权行为，以消除或者避免权利冲突的发生。 本案中，大宝化妆品公司未完全否认大宝日化厂使用“大宝”字号具有合理性，但对“合理性”的时间界限，其认为应以强生中国公司收购大宝化妆品公司之时为准，即在此之前使用“大宝”字号具有合理性，在此之后继续使用“大宝”字号已不再具有合理性。鉴此，强生中国公司收购大宝化妆品公司时的对价，是否包括大宝日化厂也应与三露厂的其他下属企业一样，停止使用“大宝”字号，是一个事实问题。由于大宝化妆品公司与大宝日化厂对该事实说法不一，故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大宝化妆品公司对其主张负有举证责任。由于大宝化妆品公司始终未能提供《股权转让协议》，而其提供的证据都是该协议签订之后，强生中国公司与三露厂、大宝化妆品公司与大宝日化厂之间的来往信函等，因此，大宝化妆品公司以该等证据证明其主张的证明力较弱。因三露厂与大宝日化厂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故即使三露厂有所谓确认、承诺，亦对大宝日化厂没有约束力。考虑到大宝日化厂持续使用“大宝”字号已20多年，特别是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强生中国公司收购大宝化妆品公司时，大宝日化厂也参与其中且已经明确大宝日化厂也不能再继续使用“大宝”字号的事实，故本院对大宝化妆品公司关于判令大宝日化厂停止使用“大宝”字号的请求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709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7096号
【裁判摘要１】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挂牌竞标差价补偿条款无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也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本案中，中豪公司与教育局签订《土地出让合作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一)》，约定中豪公司参加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挂牌竞标，如低于双方约定单价竞标成功则中豪公司补偿教育局差额部分，超过约定单价则由教育局承担超出部分。分析上述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差价补偿条款的效力问题，不应仅考察该协议是否为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更应着眼于协议内容是否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所得的出让金，为地方人民政府财政收入的来源之一，出让金的价格蕴含了城市规划区域内全体市民改良和提升土地价值的共同劳动成果，以及地方政府为开发利用相关土地而完善相应配套设施、提供公共服务等所付出的投入等。为了保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能够取得合理对价，确保具有经营性用地意向的市场主体能够享有公平竞争的机会，物权法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工业、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地以及同一土地有两个以上意向用地者的，应当采取招标、拍卖等公开竞价的方式出让。教育局作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并非普通商事主体，其本身并不具有经营性用地市场开发资质，如果其与具有经营性用地意向的市场主体约定了招投标成交价的差价补偿条款，相当于将本应用于公共教育事业的财政拨付资金无偿处分给从事经营性活动的市场主体，必然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如认定该差价补偿条款有效，势必使得中豪公司事先获得竞拍的保底成本，将在竞拍活动中取得市场优势地位，违反了物权法、招投标法关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招投标活动各竞买人公平竞争的法律规范。原审法院据此认定差价补偿条款无效并无不当。
摘要2：【裁判摘要２】本案基本事实较于类案具有需要特别考量之处，法院可作出“类案不同判”——类案同判是人民法院在案件处理上应当遵循的裁判理念，人民法院通过类案检索或者诉讼当事人提供的已经生效的先前类案裁判，为该当前案件的处理提供了参考，受案法院在处理该当前案件时理应做到类案同判。但前案的裁判对于本案并不必然具有法律适用上的拘束力，如果本案的基本事实相比较于类案具有需要特别考量之处，本案的裁判可在充分说理后，作出与前案不同的裁判。遵循类案同判应当首先比较该当前案件与先前案件在基本事实、争议焦点以及裁判理由和结果等方面的类似性，也即是否属于类案的识别问题，只有在构成了类案的情形下，才考虑同判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58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587号
【提示】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后续转让款支付条件尚未成就的，受让方有权暂缓支付。
【裁判摘要1】关于2009年11月3日《股权转让协议书》付款条件是否成就。按照朱××与黄××、××波2009年11月3日达成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转让标的物为亿众鑫公司10.7%股权，转让价格为6420万元，2010年5月前分两笔共应支付2000万元，其余款项于本溪大台沟公司有实际收益或股票首次发行上市之日再支付。朱××已实际收取了2000万元股权转让款。在案证据不能证明本溪大台沟公司已有实际收益，本溪大台沟公司也没有上市，该协议的后续付款条件尚未成就。
【裁判摘要２】2010年5月8日第GCT2010-0316A号《股权转让协议书》付款条件是否成就。朱××与黄××、××波于2010年5月8日签订第GCT2010-0316A号《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转让标的物为亿众鑫公司13.3%股权，转让价格为23940万元。首期款340万元应在该协议签署后20个工作日完成。后续分十年支付完毕。该协议还约定：鉴于亿众鑫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本溪大台沟公司尚未取得辽宁省大台沟铁矿的采矿权，如上述采矿权无法为本溪大台沟公司或其关联公司所得，则朱××已收取黄××的股权转让款不再退还，尚未收取的股权转让款朱××同意不再收取。黄××依约向朱××支付了首期股权转让款人民币340万元。根据双方签订协议的背景，其就案涉采矿权的获取，本意是通过亿众鑫公司与辽宁地调院达成的合作协议取得案涉采矿权，现由于亿众鑫公司与辽宁地调院已经就合作协议产生纠纷，在辽宁地调院起诉合作协议无效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取得案涉采矿权存在重大障碍。从双方履行情况来看，在GCT2010-0316A号《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后，朱××获得首期340万元股权转让款，并办理了股权转让手续，可以表明双方对在没有获得大台沟铁矿的采矿权的情况下，对此时获得的对价均予以认可，双方利益达到了平衡，符合公平原则。但对于剩余股权转让款，该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尚未成就，黄××、××波关于暂缓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200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2004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本案是否符合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起诉条件的问题。崔××基于其对案涉房产的实体权利提出的排除强制执行的诉讼请求，系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崔××认为许××不因第78号民事调解书而享有抵押权或优先受偿权，系其对民事调解书中相应事项对案外人之效力的认识，并非认为民事调解书内容错误。所以，崔××在其执行异议申请被驳回后，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原审法院予以受理，并无错误。
【裁判摘要２】关于许××是否对案涉房产享有抵押权的问题。案涉房产上所登记的抵押权为2012年7月1日许××向紫竹公司出借2000万元的担保。因许××称该2000万元借款在2013年已转变为宋××向其转让股权时的对价，据此，应当认为上述2000万元借款债权已转变性质并不再存续，相应的抵押权也不再为2000万元而存续。许××与案涉各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约定案涉房产继续为宋××回购股权提供抵押担保，但案涉各方并未对该抵押担保进行登记，所以相应的抵押权也未能设立。第78号民事调解书载明如宋××等未按照约定履行付款义务，许××有权对案涉的抵押房产行使优先受偿权。该调解书作出后，案涉各方亦未进行抵押登记，抵押权未能设立。而且，该民事调解书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七条的规定，并非可以导致物权设立、变更等的法律文书，许××不因该民事调解书而当然享有抵押权。
摘要2：【注解】对民事调解书载明有权抵押房产行使优先受偿权提出异议，系对民事调解书中相应事项对案外人之效力提出异议，属于案外人异议之诉。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一终字第202号
摘要1：【载《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２０１６年第３辑（总第６７辑），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２３７－２５１页】
【裁判摘要】执行异议之诉是２００７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增加的内容，其实质是执行救济，阻却执行必须有合法的依据，否则会将这种权力架空，而使生效判决成为一纸空文。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应当对于当事人提出的执行异议之诉进行严格的审查，对于其享有的权力性质作出认真的分析，以妥善地平衡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一终字第202号
【摘要】执行异议之诉的关键是审查购房者享有的实体权利是否足以阻却执行措施。其一，“二轻大厦”系繁荣公司与二轻联社共同开发建设，繁荣公司依约可取得“二轻大厦”中49％的权益。而阜承公司因受让繁荣公司在“二轻大厦”项目中所享有的49％权益分得“二轻大厦”第6、7、8、11、12、15、16、23、24、25层房产。现有证据已经佐证阜承公司是在繁荣公司控制之下，阜承公司受让繁荣公司所享有的“二轻大厦”49％权益并未支付相应对价，其无偿占有被执行人繁荣公司的财产，一审法院依据有关规定查封诉争房产并无不当。黄××以被查封的房产不是被执行人繁荣公司的财产以及阜承公司不是被执行人为由主张解除查封，理由不能成立。其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被执行人将其所有的需要办理过户登记的财产出卖给第三人，第三人已经支付部分或者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该财产，但尚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第三人已经支付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但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如果第三人对此没有过错，人民法院不得查封、扣押、冻结。”之规定，黄××在尚未办理涉案房屋产权变更登记的情形下，必须满足支付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使用且对未办理过户手续没有过错的条件，才能产生阻却执行措施的结果。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黄××与繁荣公司签订《房产认购协议书》，其在起诉时主张已支付合同总价款50％购房款共计1424905元，此种情况并不符合“已经支付全部价款”的条件，黄××在一审庭审时也确认并未实际入住诉争房产。因此，在黄××对诉争房产未支付全部价款且未实际占有入住的情况下，其主张对诉争房产享有的实体权利足以阻却执行措施，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65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651号
【裁判摘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1月，北京城建公司与兰州城投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约定，……，工程款支付至合同总额的80%时暂停支付，设计变更及经济签证的费用按照进度款同比例支付，待竣工决算审计后，按审计的金额扣除质保金后在一个月内支付。合同还对质量标准、材料设备的供应、竣工验收与结算、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2015年10月25日，北京城建公司、监理单位和南山路公司共同形成《工程（决）算书》，并在各自作出的结算价款上加盖公章进行确认。2015年11月3日，北京城建公司与兰州城投公司、南山路公司双方将施工资料及各方结算书送交兰州市审计局进行审计，兰州市审计局委托的甘肃立信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至今未能作出审计结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建设工程的计价标准或者计价方法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结算工程款。也就是说，对案涉工程的结算依据问题，应当依照双方当事人的约定与履行等情况确定。双方当事人可以明确约定以财政部门、审计部门的审核、审计结果作为工程款结算依据。2001年4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承包合同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已确认的工程决算价款与审计部门审计的工程决算价款不一致时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电话答复意见》（2001民一他字第2号）中明确，“审计是国家对建设单位的一种行政监督，不影响建设单位与城建单位的合同效力。建设工程承包合同案件应以当事人的约定作为法院判决的依据。只有在合同明确约定以审计结论作为结算依据或者合同约定不明确、合同约定无效的情况下，才能将审计结论作为判决的依据。”由此可知，审计结果作为工程款结算依据，必须明确具体约定，即在合同中约定“以审计部门的审计结论作为竣工结算价款支付依据。”如审计部门是确定的，还应写明审计部门的全称。结合本案，双方在施工合同中约定，对价款结算采用固定价格方式。工程款（进度款）按月结算的方式，每月底按总监理工程师和业主代表确认的进度表支付进度款。工程款支付至合同总额的80%时暂停支付，设计变更及经济签证的费用按照进度款同比例支付，待竣工结算审计后，按审定的金额扣除质保金后在一个月内支付。双方在合同中并没有明确约定，将审计结果作为案涉工程款结算依据，合同中有关审计的约定不明确
摘要2：（续）、不具体。因该项目属国有资金投资的重点建设项目，审计机关对工程建设项目进行审计是一种监督行为。因此，对该约定的解释，应解释为工程最终结算价需通过专业的审计途径或方式确定结算工程的真实合理性，而不应理解为须在业主接受国家审计机关审计后，依据审计结果进行结算。因此，兰州城投公司所持合同约定以审计机关的审计结论作为结算依据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信。
【摘要】最高人民法院于2007年3月23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法发[2007]12号）第六条规定：司法解释的形式分为“解释”、“规定”、“批复”和“决定”四种。也就是说，各级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可直接引用属于这四类的正式发文作为裁判的直接依据；对于不在此列的如通知、答复、解答等，仅具参考意义，各级人民法院可依据其精神裁判。本案中，一审法院适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承包合同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已确认的工程决算价款与审计部门审计的工程结算价款不一致时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电话答复意见》（2001民一他字第2号），因该答复意见仅具有参考意义，一审法院依据该答复的精神，结合合同的约定，作出判决，适用法律和处理结果均无不当，故上诉人兰州城投公司关于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注解】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只有在明确约定以审计部门作出的审计结论作为结算依据情况下才能将审计结论作为结算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最高法执监24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最高法执监244号
【裁判摘要】关于债权人履行通知义务问题。法律规定债权转让未通知债务人的，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债权转让通知债务人的目的是避免债务人重复履行、错误履行或加重履行债务负担，对通知的形式并无具体法律规定。从避免发生纠纷的角度看，债权人如能书面通知并由债务人签字认可是最佳形式，但如果债权人以登报的方式通知债务人，亦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视为履行了通知义务。本案中，长城资产陕西分公司将债权转让给美环亿速公司，在陕西日报上发布了债权转让通知，且陕西日报是在陕西省内公开广泛发行的报纸，长城资产陕西分公司嗣后亦作出债权转让确认函。应认定债权人已将债权转让的事实告知债务人及担保人，债权转让对债务人发生法律效力。申诉人仅以长城资产陕西分公司在报纸上登载转让不当为由否认债权转让对其发生法律效力，据理不足。．．．．．．申诉人还提出债权转让缺乏有效支付对价凭证、债权转让程序存在合法性问题，严重侵害其合法权益等问题。一般来说，执行程序中判断是否依法转让债权，主要形式审查双方当事人的合意是否真实，是否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等。在双方当事人对债权转让没有争议的情况下，并不影响被执行人履行债务，称严重侵害其合法权益，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2：【摘要】关于美环亿速公司作为受让债权主体问题。本案所执行的债权为公证文书确定的债权，后经历了两次转让。第一次为原债权人将案涉债权转让给长城资产陕西分公司，第二次为长城资产陕西分公司将债权转让给美环亿速公司。被执行人九州公司、神州公司申诉提出金融债权转让的受让对象存在一定限制，美环亿速公司受让债权适用法律错误。其主要依据是《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商业银行借款合同项下债权转让有关问题的批复》的相关规定，经审查，该批复系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于2001年针对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关于商业银行将借款合同项下债权转让给非金融机构是否妥当的请示》做出的，主要内容为因放贷收息为金融机构的一项特许权利，故由贷款形成的债权及其他权利只能在金融机构之间转让。在当时对于行业管理及避免变相由非金融机构行使特许权具有积极的意义，但该批复并非法律上的强制性规定。美环亿速公司依法受让已经确定的案涉债权不违反禁止性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724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7246号
【裁判摘要１】施工合同中虽然约定在支付工程款前承包人需开具发票，但在未开具发票情况下发包人仍应支持工程款——国信龙沐湾公司以双方在案涉《施工总承包合同》中“发包人向承包人支付工程款前，承包人须向发包人提交正式工程发票及完税证明。发包人保留对工程税金代缴代扣的权利”的约定，主张由于中建二局第三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提交正式发票和完税证明，故案涉工程付款条件未成就。虽然双方当事人约定了中建二局第三公司开具发票的义务，但并没有明确约定如果中建二局第三公司不及时开具发票，国信龙沐湾公司有权拒绝支付工程价款。依据双务合同的性质，合同抗辩的范围仅限于对价义务，支付工程款与开具发票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义务，二者不具有对等关系，国信龙沐湾公司以此作为案涉工程付款条件未成就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国信龙沐湾公司未支付剩余工程款的行为属于违约行为，原判决认定对未付工程款应计付利息，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优先受偿权的期限从工程款数额确定时起算——根据《施工总承包合同》约定，工程竣工验收通过后60天内，承包人向发包人递交竣工结算报告及完整的结算资料，发包人委托造价咨询人在收到竣工结算报告后90天内初步完成竣工结算审核，150天内完成竣工结算审核工作，并将审核成果报政府审计部门审计或第三方顾问公司审核(审价争议时间另计)。案涉工程已于2014年7月20日竣工验收合格，于2017年11月21日作出结算审核意见，但由于国信龙沐湾公司怠于履行结算义务，导致审核结算工作一直未完成，案涉建设工程价款数额未确定。故中建二局第三公司在2020年5月就案涉工程价款提起本案诉讼时，一并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并未超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六个月期限。据此，原审判决中建二局第三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本案工程中其承建部分折价或拍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并无不当。
摘要2：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苏01民终3426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苏01民终3426号
【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股权转让四方协议书》的文义，顺天信泰中心未按约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为补偿天泰公司30万元，并未约定顺天信泰中心前期支付的50万元股权转让款不予退还。50万元股权转让款系顺天信泰中心受让股权的部分对价，顺天信泰中心即已将股权退还给天泰公司，天泰公司收取的股权转让对价亦应返还给顺天信泰中心。．．．．．．现天泰公司未举证证明其损失超过30万元，要求顺天信泰中心在30万元之外另行承担违约责任缺乏事实依据，应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判决：天泰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顺天信泰中心股权转让款20万元，并自2015年8月1日起按同期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支付利息至款项实际支付之日止。
【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股权转让四方协议书》第2条约定，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第4条约定，顺天信泰中心支付给天泰公司30万元作为补偿。从该条款的表述来看，系基于《股权转让协议》第4条的约定，即“如顺天信泰中心违约，则前期支付的50万元不予退还”，并非独立于该条款而另外需赔偿30万元。而在《股权转让四方协议书》中，也无顺天公司违约需额外赔偿30万元的明确约定。天泰公司作为从事资产管理的有限责任公司，系独立的法人组织，对合同条款的含义及法律后果应具有足够的理解与判断能力，如按天泰公司的解释为另外赔偿30万元的含义，则在《股权转让四方协议书》中无需加上“按照该转让协议第4条约定”这样画蛇填足的表述，且根据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原则，天泰公司可在签订合同时要求在合同中明确表述其意思表示，即明确标注为另外支付30万元这样的条款，而非以模糊、模棱两可的语言或者与其意思完全不相符的语言来表述。顺天信泰中心按《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其违约责任为退还股权、已支付的50万元不予退还，其违约后照此履行即可，无理由另行承诺再支付30万元的补偿。故，天泰公司主张《股权转让四方协议书》第1条的30万元为额外的补偿，不但缺乏事实与法律根据，亦与常理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１】一审诉讼请求：要求天泰公司向顺天信泰中心返还股权转让款20万元，并给付自2015年8月1日起至付款之日的利息。
【解读２】（１）《股权转让协议》约定：４.如顺天信泰中心未履行上述约定的义务，顺天信泰中心立即将受让的20%股权无条件退还给天泰公司，并及时配合天泰公司到工商部门办理股权转让手续，顺天信泰中心前期支付的50万元不予退还等。（２）四方协议书约定：按照该转让协议第4条约定，甲方支付给乙方和丙方各30万元，合计60万元，作为甲方给乙方和丙方的补偿；
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皖02民终3173号
摘要1：【案号】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皖02民终3173号
【裁判摘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的相关规定，碧桂园汇森公司作为案涉人防车位的投资建设人，其依法享有对案涉车位的经营收益权。案涉《未竣工车位使用权转让协议书》和《补充协议》并非出售人防车位的所有权，只是出售其和平时期的使用权，故案涉合同属于地下车库使用权转让合同。从权能分析，使用权转让与出租近似，但仍有区别。《安徽省物业管理条例》虽规定建设单位不得将人防车位出售或附赠，但该条例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的范畴，不得据此否定案涉协议的效力。陈××与碧桂园汇森公司签订的《未竣工车位使用权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依据上述协议的约定，碧桂园汇森公司负有向陈××转让案涉地下车位使用权的义务，而陈××负有支付6万元对价款的义务。陈××关于案涉协议超过20年的部分期限无效的诉称意见，无法律和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摘要2：
（2019）苏0826民初6311号；（2020）苏08民终1379号
摘要1：被执行人股份被执行拍卖后所生红利的归属认定
【案号】（2019）苏0826民初6311号；（2020）苏08民终1379号
【裁判要旨】被执行人的股份被执行拍卖后产生的其持股期间未分配的红利属于法定孳息，实质上是股权附属的权利，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应当视为该权利在股权拍卖时已经一并转让给买受人。
摘要2：【案号】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苏08民终1379号
【摘要】【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冻结、拍卖上市公司国有股和社会法人股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二款规定，股权冻结的效力及于股权产生的股息以及红利、红股等孳息。《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质物在质押期间所产生的孳息（包括送股、分红、派息等）随质物一起质押，故本案争议的现金分红、送股属于孳息，且是法定孳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的权利。该规定中的资产收益就是股东依据所持股份享有的收益，而且是包括股权收益在内的全部收益，当然应包含该股权的股息、红利以及其他衍生的孳息，因为这些权益都是股权价值的构成部分。本案中上诉人拍得300万股并登记成为涟水农商行股东之后，那么300万股项下的全部权益应归上诉人所有，包括对300万股产生红利享有的权利，该权利实质是股权附属的权利，在没有特别声明的情况下，应当视为该权利已经在上诉人通过拍卖取得案涉股份时一并转让给了上诉人，故上诉人作为该股份新的所有者理应对其享有所有权，这既符合股权的权属特性，亦符合对价购买300万股全部权益的合同目的。
【来源：《人民法院报》2021年05月27日第07版】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76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763号
【裁判摘要】在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的情况下，部分股东同意放弃资本公积金转增权利，资本公积可以定向转增注册资本——关于三再审申请人是否已放弃案涉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问题。根据一、二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华锐公司在2014年底面临股票暂停上市、公司债券无法兑付的双重风险。如无法妥善化解，华锐公司全体股东和债权人将遭受重大损失。在此情形下，华锐公司引入外部投资人富海中心、汇能中心，签订应收账款转让协议，由富海中心、汇能中心收购华锐公司部分应收账款，相关资金专项用于兑付要求回售的债券，同时华锐公司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将相关转增股份让渡给富海中心和汇能中心。华锐公司在上述背景下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并非是为了向公司现有股东送股，而是为引入投资人富海中心、汇能中心而支付相应对价。三再审申请人对华锐公司当时面临的困境及华锐公司进行该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实际意义系明知。其在2014年12月15日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上对《关于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投了同意票，并就该转增股本事项分别出具了承诺函，承诺不可撤销地放弃该次转增股份的全部权利，相应转增股份由华锐公司直接向投资企业派发，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计入投资企业的股东账户等。后富海中心、汇能中心按约付款，华锐公司因此走出了2014年底面临的经营困境，三再审申请人作为华锐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已实际受益。据此，二审判决认定富海中心、汇能中心投入资金与华锐公司发起人股东让渡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互为因果，发起人股东同意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与其同意放弃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具有一致性和整体性，三再审申请人已放弃其按持股比例获得的转增股份，并无不当。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