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01-11 08:1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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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6505号
【裁判摘要1】分公司不因内部合作关系而影响分公司对外主体资格——金江集团庆阳分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为公司分支机构，案涉省融资担保公司与金江集团庆阳分公司签订合同时载明的主体亦为金江集团庆阳分公司。虽然在一、二审审理中，金江集团庆阳分公司提供证据证明金江集团庆阳分公司系金江集团公司与他人合作成立，且其合作各方在另案中已经就合作关系提起诉讼，但该合作各方的内部法律关系对本案金江集团庆阳分公司与省融资担保公司的外部合同法律关系并不构成影响，且省融资担保公司在本案诉讼中并未申请变更其合同相对方为各合作主体，因此，省融资担保公司以金江集团庆阳分公司内部存在合作关系为由主张金江集团庆阳分公司非公司分支机构，依据不足。原判决认定案涉合同主体为金江集团庆阳分公司，并无不当。省融资担保公司认为金江集团庆阳分公司为合伙企业的再审事由，依法不能成立。
摘要2：【裁判摘要2】分公司对外提供担保需要同时提供公司的书面授权和公司股东会决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分公司作为分支机构依法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其对外提供担保应当取得公司授权，如果允许分公司独立对外担保，将导致通过分公司提供担保的方式将有关公司对外担保的规则架空。因此，分公司对外提供担保，需要同时提供公司的书面授权和公司股东会决议。省融资担保公司作为专业的融资机构，对于分公司的法律地位应当明知，其在签订《抵押合同》时未审查金江集团公司是否授权，也未审查公司的股东会决议，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不能证明其为善意相对人。据此，原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认定案涉《抵押合同》无效，并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同理，案涉省融资担保公司与金江集团庆阳分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省融资担保公司作为专业的融资机构，对于分公司的法律地位应当明知，其在签订《保证合同》时未审查金江集团公司是否授权，也未审查公司的股东会决议，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不能证明其为善意相对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条规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职能部门不得为保证人。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有法人书面授权的，可以在授权范围内提供保证。”原判决认定金江集团庆阳分公司未经金江集团公司授权对外提供保证担保，该《保证合同》无效，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 日期： 04-12 14:4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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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4512号
【裁判摘要１】适用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不符但裁判结果正确不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再审事由——案涉《保证合同》订立于《民法典》施行以前，本案第二审判决于2020年12月11日作出，并在《民法典》施行之前已经生效，因此本案应适用《民法典》施行之前的法律、司法解释，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关于上市公司提供担保的规定。富嘉公司相关再审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第二审判决未适用《民法典》施行之后的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而是适用了《公司法》及《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其在说理部分阐明了第二审法院关于上市公司对外担保法律适用的理解，虽与《民法典》施行之前的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精神不符，但裁判结果正确，不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裁判摘要２】在保证合同纠纷案件中，原告起诉请求继续履行合同，人民法院认为合同无效的，应当向原告释明变更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在第一审、第二审程序中释明后，当事人按照释明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出抗辩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其归纳为案件争议焦点，组织当事人充分举证、质证、辩论；第一审人民法院未予释明，第二审人民法院认为应当对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法律后果作出判决的，可以直接释明并改判。当然，如果返还财产或者赔偿损失的范围确实难以确定或者双方争议较大的，也可以告知当事人通过另行起诉等方式解决，并在裁判文书中予以明确。人民法院在第一审、第二审程序中没有释明并直接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原告申请再审的，本着如有其他途径对原告的权利进行救济，尽可能不对生效裁判进行再审以维护生效裁判权威的理念，应当驳回再审申请，并告知当事人另行依法主张返还财产或者折价补偿、赔偿损失等。本案中，第二审判决就《保证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没有向当事人释明，机械适用“不告不理”原则，直接作出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违反了《会议纪要》第36条的规定，没有达到尽可能一次性解决纠纷的目的，增加了当事人的诉累，存在重大瑕疵，但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情形，富嘉公司的该项再审主张不能成立。富嘉公司可以就《保证合同》无效后升达股份公司应当承担的责任，另行起诉。
摘要2：【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京民终701号
【解读】一审法院判决被告承担保证责任；二审认为保证合同无效，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 日期： 06-14 15:3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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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2980号
【裁判摘要】《公司法》对公司对外担保条款自２００５年修正以来未发生变化，《九民会议纪要》统一裁判思路、规范自由裁量权，不涉及是否溯及既往问题——《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系本院于2019年11月8日印发的旨在统一裁判思路、规范自由裁量权的规范性文件，而非新的司法解释。二审判决于2020年9月28日作出，并未援引《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相关条款，其在裁判理由部分根据《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相关规定具体分析法律适用问题，并无不当。最后，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蔡××、庄××在签订案涉协议书时，没有就担保条款内容对中邮公司股东会或者董事会决议进行必要的审查，二审法院认定其不构成善意第三人、担保条款无效，亦无不当。
摘要2：
- 日期： 06-14 15:5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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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１）《公司法》第１６条第１款关于公司担保的规定并未明确违反该规定是否必然导致担保无效，在九民会议纪要公布前司法实践中的认识并不一致，审判实践中裁判尺度不统一，严重影响了司法公信力，有必要予以规范；（２）《公司法》对公司对外担保条款自２００５年修正以来未发生变化，《九民会议纪要》统一裁判思路、规范自由裁量权，不涉及是否溯及既往问题。
摘要2：【注解】九民会议纪要并非新的司法解释，而是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旨在统一裁判思路、规范自由裁量权的规范性文件，其中关于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的规定不涉及是否溯及既往的问题。
- 日期： 06-14 15:4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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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2369号
【裁判摘要】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之前担保事项未经股东会或董事决议合法有效——毓慧公司同时主张该函未经其股东会、董事会决议通过因而无效。经查，2005年10月27日修正、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但在此之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对公司对外担保是否需由股东会、董事会决议，并无明确的规定。而毓慧公司出具《不可撤销反担保函》的时间是2005年7月26日，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尚未通过实施，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一般原则，毓慧公司据此主张《不可撤销反担保函》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一、二审判决认定《不可撤销反担保函》合法有效，并无不当。
摘要2：
- 日期： 07-31 17:35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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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黔民终686号
【裁判摘要】《合伙企业法》第３１条规定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执行合伙事务人未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擅自以合伙企业名义对外提供担保行为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七条“合伙企业对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以及对外代表合伙企业权利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规定，肖××作为兴隆煤矿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其在《借款合同》、《补充协议》、《补充合同》中加盖兴隆煤矿公章并签名捺印的担保行为，无论公章真假均不影响兴隆煤矿对善意第三人徐××的担保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关于前述法律中的“强制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则作出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此，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均已明确了将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中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作为合同效力的认定标准之一。对于上诉人提出的《借款合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一条“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合伙企业的下列事项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一）改变合伙企业的名称；（二）改变合伙企业的经营范围、主要经营场所的地点；（三）处分合伙企业的不动产；（四）转让或者处分合伙企业的知识产权和其他财产权利；（五）以合伙企业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六）聘任合伙人以外的人担任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的规定而无效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因此，兴隆煤矿的对外担保行为有效，如该对外担保行为系兴隆煤矿执行事务合伙人肖××的擅自担保行为，合伙企业对外承担责任后，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九十七条“合伙人对本法规定或者合伙协议约定必须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始得执行的事务擅自处理，给合伙企业或者其他合伙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另行解决。
摘要2：
- 日期： 11-27 11:0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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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5165号
【裁判摘要】关于刘××对案涉房产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问题。周××与郑×之间的金钱债权，系刘××与郑×的婚烟关系解除后发生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能否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复函》（〔2015〕民一他字第9号）关于“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不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之规定可知，上述涉案债务应属于郑×的个人债务。本案中，在诉争房产办理过户登记之前，刘××享有的是将诉争房产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请求权，该请求权是基于2012年其与郑×合法有效的《离婚协议书》产生，且该《离婚协议书》已在相关民政部门登记备案。而周××享有的请求权是基于2014年与郑×之间的债务产生，故刘××的请求权不仅早于而且优于周××的请求权。同时，从两种请求权的性质和内容来看，刘××享有的是针对案涉房产要求变更登记为所有权人的请求权，而周××享有的是针对郑×的一般金钱债权，该金钱债权并非基于对案涉房产公示的信赖而产生。具体而言，郑×为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时，周××并非基于郑×名下登记有案涉房产而同意其为借款人提供保证。因此，周××的金钱债权请求权与刘××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请求权比较，在性质和内容上亦不具有优先性。故原判决在审理中参照相关案件精神，综合考量上述因素等，支持刘××关于停止对案涉房产强制执行的请求，并无不当。
摘要2：
- 日期： 11-27 11:4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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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2777号
【裁判摘要】离婚协议分割财产在先，夫妻一方对外承担担保责任在后。在没有证据证明夫妻双方系恶意串通逃避债务的情况下，夫妻一方依据离婚分割协议排除另一方债权人的强制执行应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能否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复函》（〔2015〕民一他字第9号）关于“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不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之规定，上述涉案债务不应认定为成××与张××的夫妻共同之债。鉴于案涉离婚协议发生于2008年，而成××承诺对外承担担保责任发生于2011年，即离婚协议在先，夫妻一方对外承担担保责任在后。在没有证据证明张××与成××双方系恶意串通逃避债务的情况下，原审判决支持张××关于停止对案涉房产强制执行的请求亦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解读：相对人未根据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关于担保事项已经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信息，与上市公司订立担保合同——（１）担保合同对上市公司不发生效力；（２）上市公司既不承担担保责任，也不承赔偿责任。
【注解１】（１）境内上市公司所有担保事项都必须进行公告；（２）相对人为了保证与上市公司订立担保合同对上市公司发生效力相对人只要审查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即可。
【注解２】境内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指上市公司持有其５０％以上的股份，或者能够决定其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的当选，或者通过协议或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控制的公司。——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２０２０年１２月修订）第１７.１条第（九）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版股票上市规则（２０２０年１２月修订）第１５.１条第（十三）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２０２０年修订）》第１７．１第（九）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科创版股票上市规则（２０２０年修订）第１３.１第（八）规定。
【注解３】目前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所仅有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俗称新三版）。
【注解４】根据《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８条之规定，除了金融机构出具保函或者担保公司提供担保不需要公司决议外，上市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一律都需要公司决议（结合第９条规定还需要审查上市公司对公司决议的相关信息披露）：
（１）适用免决议情形（１种）——保金融机构开立保函或者担保公司提供担保；
（２）不适用免决议情形（２种）——Ａ．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开展经营活动提供担保；Ｂ．担保合同系由单独或者共同持有公司三分之二以上对担保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签字同意。
摘要2：【注解５】上市公司对外担保之公司决议信息披露：（１）披露信息（不管有没有公司决议）——法律予以保护；（２）没有披露信息（即使有公司决议）——法律不予保护（上市公司不仅不承担担保责任，也不承担赔偿责任）。
【注解６】适用上市公司对外担保之公司决议信息披露规定的三种情形：
（１）上市公司（《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９条第１、２款）；
（２）上市公司已公开披露的控股子公司（《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９条第３款，很多上市公司的资产都在其控制的子公司）——将“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限制在“已公开披露”的范围（一般而言，相对人可以通过检索上市公司公告的途径确认担保人是否属于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控股子公司；另一个途径是审查该公司的财务报表，如果公司公司与上市公司合并报表则意味着该公司是上市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３）股票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交易的公司（《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９条第３款）。
- 日期： 03-14 08:3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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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签合同照片
摘要1：【裁判摘要１】案涉《差额补足协议》的性质问题……综上，案涉《差额补足协议》不具备保证合同的从属性特征,广州农商银行上诉主张该协议为独立合同,符合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广东高院予以采纳。
【裁判摘要2】对方提供法定代表人面签合同的照片无须再对法定代表人签名进行鉴定——关于是否应当对《差额补足协议》上中×公司的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的签名进行鉴定的问题。广州农商银行在一审期间提交了其员工与中×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周××面签《差额补足协议》的多张照片，上面清晰显示了周××代表中×公司签署《差额补足协议》的过程。即使周××未在《差额补足协议》上盖章，甚至盖的是假章，只要周××在该协议上的签字是真实的，仍然应当视为周××代表中×公司与广州农商银行签署该协议。因此，在中×公司未能举证推翻上述照片真实性的情况下，其申请对《差额补足协议》上该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名进行鉴定，缺乏必要性，一审法院对其申请未予准许，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３】未经公司决议程序的差补协议对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对外提供非典型担保的情形是否应当适用上述规定，立法未予明确。但根据上述规定的立法目的与本案相关事实，广东高院认为不足以认定案涉《差额补足协议》符合中×公司与另外两家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其不发生法律效力。理由如下：第一，上述规定的立法目的在于，担保行为涉及公司以及股东的重大利益，为防止法定代表人随意代表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给公司造成损失，损害中小股东利益，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所作出的对外担保行为必须以公司机关的决议作为授权的基础和来源。具体到本案，案涉《差额补足协议》对于中×公司与另外两家公司而言是纯负担合同，本案没有其他证据显示该三公司具有签订该协议的合理原因。因此，在对公司与股东利益的影响上，差额补足义务与担保责任是一致的，要求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签订《差额补足协议》时应当经公司机关决议，符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的适用范围进行目的性扩张的法律解释方法，符合“实质重于形式”的监管要求。第二，中×公司与另外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签订《差额补足协议》时，该三公司均为上市公司。
摘要2：（续）上市公司作为公众公司，其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程度较封闭公司更高，法定代表人的道德风险更大，上市公司及其中小股东对法定代表人进行监督的成本很高。而上市公司的重大经营事项应当符合公开披露的要求在三公司均未对签订《差额补足协议》的事项予以公告的情况下要求广州农商银行作为纯获利益的一方，在签订协议时负有甄别三公司法定代表人实施的行为是否符合公司真实意思的注意义务，并未不合理地加重其负担。《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广州农商银行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尽到注意义务，属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超越权限的情形，因此中×公司与另外两家公司主张其法定代表人签订的《差额补足协议》对三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理据充分广东高院予以采纳。
【裁判摘要４】《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32条，合同不成立时发生的损害赔偿责任问题应当参照上述规定，根据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在当事人之间进行合理分配。就中×公司与另外两家公司而言，该三公司对其法定代表人负有选任监督的责任，对其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的行为承担一定的过错责任，符合当时的司法实践与当事人的合理预期。就广州农商银行而言，其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对三公司签约代表人的权限进行审核的成本较低，其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过错程度较大。一审判令广州农商银行及中×公司等各自承担50%的责任，与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不符，应予调整。因中×公司与另外两家公司系各自独立与广州农商银行签订《差额补足协议》，相互之间不存在意思联络，不符合共同承担责任的主观要件，应当分别向广州农商银行承担损失赔偿责任。根据各当事方的过错程度，广东高院酌定××公司、中×公司分别在95140万元（3171333333.33元×30%）的范围内对华翔公司不能清偿的案涉债务向广州农商银行承担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