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裁判要旨】
1.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他人以法定代表人的名义代表公司从事的行为，性质上属于代理行为而非代表行为。在该他人构成无权代理且不构成表见代理的情况下，应当区别相对人是否善意，分别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三款、第四款之规定来确定无权代理人的责任。
2.他人以公司名义从事行为时，相对人应当依法审查该他人是否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是否具有代表或者代理权限。鉴于法定代表人须依法登记，相对人既未审查该他人是否为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亦未审查其是否具有代表或者代理权限，则无权请求该他人承担合同责任，只能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第四款之规定，由相对人与行为人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闽09民再13号
【裁判摘要】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汤××、黄××与叶××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虽然双方于2015年2月1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但双方于2016年6月30日就债务进行结算时，叶××仍将房屋买卖合同签订之前的债务归为未清偿的债务，双方将之前所欠债务及利息结算后，由汤××、黄××向叶××出具一张欠款金额为2030900元的借条。可见在2016年6月30日时双方均认可之前的债务并未清偿，那么双方于2015年2月1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并非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若为买卖，则应当将之前的债务予以扣减。结合双方当事人约定案涉债务如在一年内清偿则案涉房屋过户给汤××女儿的事实，可以认定案涉房屋买卖实质上是基于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而产生的，双方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的真实意思是为借款合同提供担保，而非真正实现房屋买卖合同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因此，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转移所有权只是伪装行为，其背后存在的隐藏行为是担保行为。对于伪装行为即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转移所有权，因缺乏真实意思表示，而归于无效。综上,叶××、李××在汤××、黄××没有履行偿还借款义务之后,不是通过民事诉讼主张自己权利以及通过执行程序申请拍卖案涉屋以实现自己的债权,而是直接将案涉房屋卖给李××并转移所有权,违背了公平原则,应为无效。综上所述，双方当事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其目的是为涉案民间借贷提供担保,即双方当事人形成民间借贷担保法律关系，不发生房屋买卖法律效力。截止2017年4月11日，汤××、黄××结欠叶××及其亲友的借款本金及利息共计230.38万元；叶××、李××于2017年4月将涉案房产作价300万元出售给李××。因此，汤××、黄××主张返还房屋销售款69.62万元（300万元-230.38万元=69.62万元）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利息自2017年4月11日起按银行同期利率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予以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210号
【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瑞隆公司主张其与中恒信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为买卖合同关系，并以此为基础提起本案诉讼，向中恒信公司及其他担保人主张权利。为此，瑞隆公司提交了前述《粮食产品购销合同》《粮食产品购销补充协议》《贸易协议》《价格确认函》《收货确认函》《协议》《对账函》等证据，以证明双方之间建立了粮食买卖合同关系及其履行、对账结算的相关事实。仅从形式上看，该部分证据可以反映双方当事人建立的关系和交易过程。．．．．．综合本案证据所反映出的事实，瑞隆公司与中恒信公司之间的交易模式与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关于“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的规定不相符，二者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和实际关系并不是粮食买卖。综合现有证据判断，其更有可能是双方基于资金融通需求发生的借贷行为。鉴于此，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向瑞隆公司进行了释明，但瑞隆公司明确表示不变更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瑞隆公司不具有其所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基础上的权利，其所主张的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对其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于如何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的真实性质，不能仅对当事人签订的合同及往来函件进行形式判断，而应立足双方约定，并综合合同价款、交易过程、交易目的等因素，全面客观审查。本案中，瑞隆公司为证明其与中恒信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虽举示了《粮食产品购销协议》及补充协议、《贸易协议》《玉米价格函》《收货确认函》《委托出库书》《协议》《对账函》《企业往来对账单》等证据，但《粮食产品购销协议》及补充协议、《贸易协议》仅能证明双方订立合同的情况，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实际履行了买卖合同并发生了真实的货物流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2019年7月第九次《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强调，“民商事审判工作要树立正确的审判理念。注意处理好民商事审判与行政监管的关系，通过穿透式审判思维，查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探求真实法律关系。”
摘要2：（续）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但法律关系性质对裁判理由及结果没有影响，或者有关问题已经当事人充分辩论的除外。”．．．．．．综合本案情况，一审法院对瑞隆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瑞隆公司可就其与中恒信公司之间形成的真实法律关系，另行主张权利。另，关于鑫顺公司是否有权就案涉法律关系的真实性进行抗辩的问题。鑫顺公司就案涉主合同提供了抵押担保，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条第一款关于“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享有债务人的抗辩权。债务人放弃对债务的抗辩权的，保证人仍有权抗辩”之规定，结合主债务人中恒信公司未参加一、二审诉讼的实际情况，鑫顺公司作为担保人享有债务人针对债权人的抗辩权，其可就主债务不成立、无效等事由进行抗辩。．．．．．．关于一审法院的调查取证是否程序违法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人民法院派出人员进行调查时，应当向被调查人出示证件。调查笔录经被调查人校阅后，由被调查人、调查人签名或者盖章。”依照上述法律规定，为查清案件事实、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可依职权向相关单位调查取证，并就被调查人了解的情况依法制作笔录予以留存。本案中，在主债务人中恒信公司未参加诉讼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为查清本案事实，依当事人申请向《粮食产品购销合同》涉及的青白江粮库调查取证，未违反法律规定。瑞隆公司主张一审法院调查取证超出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的范围，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摘要1：【案号】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9)黑10民终1055号
【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源安公司章程第十三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其它事项作出决议，须经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原告与被告、第三人虽然对“二分之一以上"是否包含本数产生分岐。但是，《公司法》规定的股东会决议采取的是“资本多数决"原则，则必然要体现出多数的效果。就一个整体而言，二分之一不是多数。股东会议的表决环节中，极容易出现二分之一对二分之一的僵局。因此，既然公司章程规定是代表二分之一以上的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则就应当理解为超过二分之一以上的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这样才是“资本多数决"原则的体现。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百零五条规定：民法所称的“以上"、“以下"、“以内"、“界满"，包含本数；所称的“不满"、“以外"，不包含本数。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是普通法，《公司法》相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而言是特别法。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精神，在《公司法》已有相关规定的情况下，应当适用公司法的规定。因此，源安公司章程中规定“须经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的规定，应不包含本数。
【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中，上诉人源安公司仅有被上诉人李某2和原审第三人黄某两名股东，两人各占50%的股份。源安公司章程第十三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其它事项作出决议，须经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该“二分之一以上"是否包含本数，根据《公司法》股东会决议采取的是“资本多数决"原则的规定，必然要体现出多数的效果。就本案而言只要两名股东的意见存有分歧、互不配合，极易出现二分之一对二分之一的僵局，就无法形成有效表决，从而“资本多数决"的原则也就无法体现，势必会影响公司的运营。
摘要2：
摘要1：【案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桂06民终1121号
【裁判摘要】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成立后公司并非合同当事人，其主张合同权利义务原告主体不适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五条规定：“设立人为设立法人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法人未成立的，其法律后果由设立人承受，设立人为二人以上的，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设立人为设立法人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第三人有权选择请求法人或者设立人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条规定：“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合同相对人请求该发起人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成立后对前款规定的合同予以确认，或者已经实际享有合同权利或者履行合同义务，合同相对人请求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上述两条款系对合同相对人向公司发起人或公司请求承担合同责任的规定。上诉人根据上述条款认为其已对涉案《合作协议》进行确认，并实际履行了合同义务，该合同的权利义务应由其继承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此外，新东海公司对扬毅公司的加盖公章的行为不予认可，并坚称合同相对人为卜××。因此，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扬毅公司无权请求确认《终止合同》无效以及要求新东海公司履行《合作协议》和《补充协议》，原审法院以扬毅公司的原告主体不适格为由，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5486号
【裁判摘要】原审综合案涉协议签订背景事实和案涉协议约定内容，认定案涉《合伙协议》及《补充协议》均为当事人虚假的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故原审判决据此判定案涉《合伙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无效，并在此基础上针对诉讼费用负担作出处理，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682号
【摘要】(一)相关刑事判决已查明各方当事人是基于为促成奥其斯公司向江西银行融资目的而签订案涉《合伙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二)《合伙企业份额受让合同》与案涉《合伙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紧密关联，结合三者相关条款可整体解释出华金证券签订案涉《合伙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时真实意思表示并非设立合伙企业，对奥其斯公司进行股权投资。．．．．．．故华金证券签订《合伙协议》及《补充协议》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并非成为合伙人，分享合伙企业投资收益，承担合伙企业风险，而是以设立合伙企业的同时转让合伙企业财产份额并收取固定溢价款形式变相实现还本付息的借贷目的。综合上述案涉协议签订背景事实和案涉协议相关内容约定，可以认定案涉《合伙协议》及《补充协议》均为当事人虚假的意思表示。
【解读１】高安城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高安城投与华金证券、激石伟业于2017年2月23日签订的《合伙协议》《补充协议》无效；2.本案诉讼费用由华金证券、激石伟业承担。
【解读２】一审判决：驳回高安城投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041800元，由高安城投负担。
【解读３】二审判决：一、撤销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赣民初47号民事判决； 二、确认《奥其斯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奥其斯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之补充协议)》无效。一审案件受理费3041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费3041800元均由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激石伟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注解】形式上订立合伙合同而实质目的并非取得合伙收益、承担合伙风险而是实现固定回报，合伙合同为当事人虚假的意思表示。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069号
【裁判摘要１】本案中购销合同的真正当事人是三角洲公司与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而茂昌公司只是作为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的履行辅助人，在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与三角洲公司之间完成资金的流转而已。茂昌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在完成资金流转过程中可以取得收益，在此情况下，其占有408.3万元缺乏法律依据，构成不当得利，应当返还给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
【裁判摘要２】本案中，茂昌公司的注册资本尽管为2000万元，但股东的认缴出资期限则为2038年10月25日，到二审庭审之时其实缴出资仍为0元。而其从事的经营行为，仅与本案有关的合同纠纷标的额就高达1亿多元。茂昌公司在设立后的经营过程中，其股东实际投入公司的资本数额与公司经营所隐含的风险相比明显不相匹配。股东利用较少资本从事力所不能及的经营，表明其没有从事公司经营的诚意。不仅如此，在股东没有任何实际出资，而茂昌公司的股东张×又在缺乏合法原因的情况下，擅自转走茂昌公司的账内资金408.3万元，势必导致茂昌公司缺乏清偿能力，从而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其实质是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把投资风险转嫁给债权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之规定，张×应当在其转走的408.3万元范围内与茂昌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摘要2：【摘要】（1）三方当事人为履行代理采购合作协议签订的背靠背购销合同并非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而无效；（2）履行完毕合同和无效合同不存在解除问题——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与茂昌公司签订两份成品油《产品购销合同》，茂昌公司与三角洲公司签订22份《产品购销合同》，以及通过茂昌公司向三角洲公司支付货款的事实与《代理采购合作协议》第二条第二项约定的具体合作流程一致。……故可以证明三方之间签订产品购销合同及付款的行为均系按照《代理采购合作协议》约定履行，茂昌公司系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与三角洲公司之间签订合同、过付货款的中间环节，《代理采购合作协议》真实存在。……《代理采购合作协议》签订目的为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向三角洲公司购买货物。……故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已经实际收到并占有《代理采购合作协议》项下货物，其合同目的已经实现，故该《代理采购合作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庭审中主张三角洲公司履行的并非该《代理采购合作协议》与其自认矛盾，且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主张解除《代理采购合作协议》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本案各方当事人签订上述《产品购销合同》系为了完成《代理采购合作协议》约定的合作流程，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与茂昌公司之间，茂昌公司与三角洲公司之间均无货物买卖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各方对此明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有关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茂昌公司与三角洲公司签订的22份《产品购销合同》，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与茂昌公司签订的两份成品油《产品购销合同》均应认定无效。在合同无效的情况下，自然不存在合同解除的问题，故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关于解除24份《产品购销合同》的主张，该院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971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茂昌公司与三角洲公司签订的20161026A号《产品购销合同》应否解除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应当对三角洲公司主张的事实予以认定，即本案的真实交易关系为，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与三角洲公司系实际买卖关系主体，《代理采购合作协议》系真实交易关系的体现，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系通过茂昌公司向三角洲公司支付货款，案涉多份《产品购销协议》系为完成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与三角洲公司之间的交易流程而签订，茂昌公司与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之间，以及茂昌公司与三角洲公司之间均无买卖货物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茂昌公司与三角洲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协议》的行为系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应当无效，《产品购销协议》为无效合同，故对于茂昌公司诉请解除20161026A号《产品购销合同》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当事人约定对确定商标权权属的作用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3915号
【裁判要旨】商标名义上的注册人与当事人合同约定不符，在确定商标权权利归属的过程中，应当尊重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摘要】在商标权权属确认过程中，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确定商标权的归属。
本案中，虽然涉案商标的注册人曾为周××一人，但周××曾与郭××、李××订立《协议书》，明确约定“名趣"商标由三方投资注册，三方持有，共享权利、共担风险。各方达成协议后，“名趣"商标获准注册。涉案《协议书》体现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应予履行。在此前提下，二审法院应当结合《协议书》订立的过程，以《协议书》的明确约定为依据，进一步审查各方当事人订立《协议书》时对于商标权属约定的真实意思表示，进而确定商标权的归属。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判断周××转让涉案商标权行为的效力，以及新乡名仁公司是否构成善意取得。
【解读１】郭××、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名趣”注册商标专用权归郭××、李××、周××共同所有；2.确认周××与新乡名仁公司签订的“名趣”注册商标专用权转让协议无效；3.案件受理费由周××负担。
【解读２】周××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依法解除郭××、李××、周××签订的《协议书》；2.依法判令郭××、李××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解读３】一审判决：一、确认第7098601号注册商标“名趣”的商标权由郭××、李××、周××共同享有；二、确认周××将第7098601号注册商标“名趣”转让给新乡市名仁饮品有限公司的行为无效；三、解除周××与郭××、李××2009年6月24日签订的协议。
【解读４】二审判决：一、维持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07民初420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即：解除周××与郭××、李××2009年6月24日签订的协议；二、撤销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07民初42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三、驳回郭××、李××的诉讼请求。
摘要2：【案号】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豫知民再1号
【摘要１】商标权权属确认过程中，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确定商标权的归属。根据民法通则第七十八条第一款、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九条、商标法第五条规定，商标权作为一种民事财产权利，可以由两个以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共同享有和行使，商标权的取得可有多种方式。本案中，案涉注册商标虽然曾注册在周××一人名下，但郭××、李××、周××2009年6月24日签订的《协议书》第二条对商标权归属问题明确约定为三方共同投资注册、三方持有、共享权利、共担风险。该协议系三方自愿签订，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应予履行。《协议书》签订后，案涉注册商标亦于2010年7月7日获准注册。因此，案涉注册商标专用权应由郭××、李××、周××共同享有。
【摘要２】周××反诉主张解除《协议书》，郭××、李××不同意解除《协议书》关于商标权权属进行约定的第二条和第五条，对解除《协议书》其他条款无异议，即三方当事人在诉讼中均同意解除《协议书》中除第二条、第五条之外的条款。鉴于《协议书》第一、三、四、六、七、八条，三方均同意解除且该部分条款关于“名趣"产品生产、销售、分成、风险分担等合伙经营事务的约定内容，与《协议书》第二、五条关于商标专用权归属及案涉注册商标商誉维护责任的约定内容相对独立，具有履行的可分性，符合协议解除的条件，本院予以解除。《协议书》第二、五条不符合法定或约定的解除条件，且当事人对解除该条款未协商一致，本院不予解除。一、二审判决《协议书》全部解除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1：【案号】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黔民申137号
【裁判摘要】优先适用《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实施细则》规定的500KV架空输电线边导线在计算最大风偏情况下距建筑物8.5米的水平安全距离而非《110KV～750KV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从《标准化法》第十条的规定“对保障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以及满足经济社会管理基本需要的技术要求，应当制定强制性国家标准”来看，《110kV-750kV架空电路设计规范》第13.0.4-3条系由城乡住建部明确规定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属于“满足经济社会管理基本需要的技术要求”，换言之，此规范明确的标准应属基本底线而非特殊或更高的要求。电力设施的建设符合《110kV-750kV架空电路设计规范》的强制性标准，并不代表在某种具体情况和环境下绝对排除对公众生命财产安全产生影响的可能性。且该规范总则第1.0.5条规定，“本规范规定了110kv-750kv架空输电线路设计的基本要求，当本规范与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相抵触时，应按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亦明确了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相较于该设计规范的适用优先性。综上，在本案中，经原一审法院现场检测，被申请人万××家经现场手持电笔测试，其家中的水泥地面、晾衣架、门把手等均显示有110-220V的电压，且经苏州华碧微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场检测，万××家最高电压为30.39V，在这一客观情况下，原一二审法院从保护公民合法的生命健康权及财产权出发，并根据法律规范的目的和功能，进行价值选择和利益衡量，优先适用《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实施细则》规定的500KV架空输电线边导线在计算最大风偏情况下距建筑物8.5米的水平安全距离而非《110KV～750KV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于法有据，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赣民辖终128号
【裁判摘要１】管辖协议约定由一方当事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协议签订后当事人住所地变更的，由签订管辖协议时的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主合同和担保合同选择管辖的法院不一致的，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苇禾保理公司与振兴电子公司签订的主合同《国内商业保理合同》约定“凡由本合同引起或与本合同有关的所有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保理商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以诉讼方式解决”，本案中，保理商苇禾保理公司登记的住所地在江西省××××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三条规定：法人以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住所。依法需要办理法人登记的，应当将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登记为住所。苇禾保理公司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也在上述同一地址，直至2018年5月23日苇禾保理公司才将住所地变更为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9号博能中心1001-1002室。在变更地址前，上诉人深圳欣迪盟公司与被上诉人苇禾保理公司签订了《国内商业保理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十二条规定：管辖协议约定由一方当事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协议签订后当事人住所地变更的，由签订管辖协议时的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依法应由双方签订《国内商业保理合同》时保理商苇禾保理公司住所地所在地新余市内人民法院管辖。又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十七条规定：案件受理后，受诉人民法院的管辖权不受当事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变更的影响。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本案移送原审法院，原审法院于2018年5月22日受理本案，此时苇禾保理公司登记的住所仍为江西省××渝水区××号，之后当事人住所地的变更不影响原审法院对本案的管辖权。因此，上诉人深圳苇禾公司请求将本案移送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人民法院进行审理的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裁判摘要２】上诉人振兴电子公司上诉提出本案系因被上诉人苇禾保理公司无法行使商业承兑汇票的票据权利而引起的票据纠纷，但又未提交被上诉人无法行使商业承兑汇票票据权利的相关事实和证据，在被上诉人苇禾保理公司依据其与上诉人振兴电子公司签订的保理合同主张权利的情形下，上诉人振兴电子公司主张本案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票据纠纷管辖的规定确定管辖，将本案移送振兴电子公司所在地江苏省泰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审理的理由不成立。
摘要1：【案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沪民申3096号
【裁判摘要１】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系争借款的资金来源于私募投资基金，被申请人系基金的管理人。一般认为，基金财产独立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固有财产；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因基金财产的管理、运用或者其他情形而取得的财产和收益，归入基金财产，其性质属于信托。根据民法总则、信托法、民事诉讼法等规定，基金不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也不具有民事诉讼的主体资格。故在司法实践中，一般均是由基金、信托的管理人作为当事人提起诉讼的。原审判决以被申请人作为案件当事人，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各方当事人为达到融资目的，签了回购型保理合同。但各方当事人并无真实买卖应收账款的意思表示，让与应收账款的目的在于为将来履行“回购”义务提供担保。原审判决也认定，各方的实质法律关系是被申请人作为管理人的私募基金向成列公司出借资金，申请人为上述合同履行提供了质押担保。从国内、国际保理业实践来看，保理业务就是提供资金融通。与借款不同之处在于，资金需方或者通过出卖应收账款获得资金融通，或者通过让与应收账款获得资金并于一定期限后买回。近年来，大量的保理公司、银行实际开展了回购型保理业务。从保理业、银行业的相关监管规定来看，回购型保理其实质虽属于融资，但保理公司并不会因为与不特定主体签订回购型保理合同，构成非法放贷，违反监管规定。是故，申请人有关该合同违反法律法规、应属无效的再审理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978号
【裁判摘要】申请执行人并不是以股权未交易标的的相对人，不再适用商事外观主义中的信赖利益保护原则，隐名股东有权排除强制珍惜——本案中，根据一审、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登记在吴××名下4663410股山鹰股份股票实际系由林××出资购买，且林××亦实际享受该股票分红，故该股票名义为吴××所有，但实际权利人应为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五条规定：“法人的实际情况与登记的事项不一致的，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上述两条规定均源于商事外观主义基本原则，即相对人基于登记外观的信任所作出的交易决定，即便该权利外观与实际权利不一致的，亦应推定该权利外观真实有效，以保证相对人的信赖利益，维持交易安全。故上述规定中的“第三人”以及“善意相对人”均应是指基于对登记外观信任而作出交易决定的第三人。本案中，林××系案涉股票登记权利人吴××的金钱债权的执行人，并不是以案涉股票为交易标的的相对人。虽然林××申请再审称，其是基于对吴××持有案涉股票的信赖，才接受吴××提供担保。但林××对此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故该项主张不能成立。此外，上市公司隐名持股本身并不为法律、行政法规所明文禁止，林××作为隐名股东持有山鹰股份的权利，不能被剥夺。因此，一审、二审判决林××对案涉股票享有能够排除林××申请执行的权益，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浙08民终53号
【裁判摘要１】债务人在破产临界期内向银行债权人偿还借款，银行没有因清偿案涉债务提供新的贷款或授信产生后位新价值，在银行不能举证证明该清偿行为使债务人财产收益的情形下，属于偏颇性个别清偿应予撤销——个别清偿行为构成要件为：1.个别清偿行为是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的行为，并且清偿的债务是已经届至清偿期的债务。2.只有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前6个月内发生的个别清偿行为才属于可撤销的个别清偿行为。3.个别清偿行为必须在债务人已经出现破产原因后作出。首先，诉争清偿行为是债务人对单个债权人做出的。破产程序区别于一般债务清偿的最主要特点在于前者的目的是通过集体偿债程序公平清偿全体债权人的债权。因此，破产法禁止债务人在具备破产原因的情况下对个别债权人单独清偿。．．．．．．其次，清偿行为是否发生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六个月的期间内。．．．．．．再次，清偿行为发生时债务人是否已出现破产原因。工行南区支行举证案涉清偿行为系与衢江石油公司的商业惯例，其接受清偿不具备主观恶意。然而，案涉清偿行为并非正常商业活动的支付，既不是对公共事业费用的支付，也不是对存货供应商的定时清偿，工行南区支行更没有因清偿案涉债务提供新的贷款或授信产生后位新价值。而且，工行南区支行未能举证证明衢江石油公司向其清偿本金2200000元及利息12320元的行为使衢江石油公司的财产受益。本案也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的个别清偿的例外情形。另，《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对于偏颇性清偿行为的规制，都是以债的合法性为前提，而对行为人的主观状态（恶意或善意）无特别要求。债务人衢江石油公司提交给税务机关的资产负债表显示在2015年10月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为-25129604.15元，结合一审法院受理债务人衢江石油公司进入破产程序的裁定并综合全案及债务人衢江石油公司破产一案有关情况，一审法院认定清偿行为发生时衢江石油公司具备破产原因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本案纠纷系衢江石油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引起，工行南区支行在衢江石油公司申请破产清算前接受其清偿不存在主观恶意，故案件的一审诉讼费用由衢江石油公司管理人负担。
摘要2：【裁判摘要３】清偿时间为2015年10月21日，破产申请受理日期2016年4月21日，该清偿行为是否发生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六个月的期间内？——第一，从通常理解，2016年4月21日的前一日，不应当是该21日本数日，而是指2016年4月20日，故无论是2016年4月21日前一月或是前六月，均不包含2016年4月21日本数日。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百零二条规定，按照年、月计算期间的，到期月的对应日为期间的最后一日；没有对应日的，月末日为期间的最后一日。该条规定的一般是对未来期间的计算，依据该条规定以2015年10月21日作为时间点推算该日的后六个月，则后六个月的最后一天为2016年4月21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日、月、年计算的期间从次日算起，故该六个月不含2015年10月21日当天。据此进行反推，则2016年4月21日前六个月内，向前推算的时间结点为2015年10月21日，六个月的期间内包含2015年10月21日，不包含2016年4月21日。第三，破产撤销权制度的设立目的在于撤销债务人在破产程序开始前实施的有损一般债权人利益的财产处分行为，保全债务人的责任财产，维护全体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在现有法律规定对“前六个月内”无明确清晰解释情况下，从目的解释角度，将2015年10月21日纳入六个月可撤销期间，更有益于维护债权人之间的实质平等，实现破产财产在全体债权人之间的公平分配。
摘要1：第一章 总则１.什么是《著作权法》立法宗旨？２.什么是《著作权法》适用范围？３.什么是作品？４.什么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５.什么是著作权管理机构？６.什么是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第二章 著作权 第一节 著作权人及其权利１.著作权人范围包括哪些？２.著作权内容包括哪些？第二节 著作权归属３.什么是著作权归属原则[法人作品] ？４.什么是著作权归属证明？５.如何认定作品著作权归属规则？[职务作品 ] ？（演绎作品｜合作作品｜汇编作品｜视听作品｜职务作品 ｜委托作品｜美术摄影作品）６.什么是著作权继受？第三节 权利的保护期７.什么是著作权权利保护期？第四节 权利的限制８.什么是作品合理使用？９.什么是特定教科书法定许可使用？第三章 著作权许可使用和转让合同１.什么是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著作权转让合同、著作权出质？第四章 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第一节 图书、报刊的出版１.什么是图书出版？２.什么是报刊出版？３.什么是板式设计专有使用权？第二节 表演４.什么是表演者使用他人作品演出义务？５.什么是表演者权利？６.什么是职务表演？第三节 录音录像７.什么是录音录像制作者使用他人制品义务？８.什么是录音录像制作者制作制品义务？９.什么是录音录像制作者权利？１０.什么是录音制作者广播及公开表演获酬权？第四节 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１１.什么是广播电台、电视台对著作权人义务？１２.什么是广播电台、电视台权利？１３.什么是电视台播放他人电影作品义务？第五章 著作权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保护１.什么是保护技术措施？２.什么是权利管理信息？３.什么是侵犯著作权和与著作权有关权利法律责任？４.什么是侵犯著作权赔偿标准？５.什么是著作权主管部门查处案件职权范围？６.什么是著作权诉前财产保全、诉前禁令、诉前证据保全、民事制裁、过错推定、著作权纠纷解决机制及法律适用？第六章 附则
摘要2：
摘要1：【案号】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浙08民终1171号
【裁判摘要】（１）个别清偿被撤销后原抵押人仍应承担担保责任；（２）抵押物登记已注销、抵押物已被交易但全部交易收益归抵押人所有，抵押人应在抵押合同约定的最高余额内以抵押物的交易价值为限承担补充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进入破产程序的债务人的个别清偿行为被撤销，主合同债务恢复且为主合同担保的抵押权登记已注销，抵押人对主合同债务应否承担责任，如果承担应为何种责任。第一，本案抵押合同应予恢复。第三人物保属于符合破产撤销权行使条件下应予恢复原状的撤销利益。首先，在第三人为破产债务人提供担保的情形下，对债权的个别清偿具有双重的偏颇效果，对获得个别清偿的主债权人为一重，对担保人则为另一重。虽然债权人对担保人的追偿之债属于或然之债，但该债权实际上在担保关系成立时就已经产生，属于破产受理前的既存债权，我国破产法第五十一条允许担保人以其对债务人的求偿权申报债权。该债权同样将因对主债权人的个别清偿而归于消灭，因而也具有偏颇效果。如果不允许恢复抵押合同，则无异于禁止主债权人保有偏颇清偿却允许担保人保有。这有违破产法公平清偿债务的立法宗旨。其次，我国担保法第一条规定，担保制度的立法目的，就是通过担保合意将主债务不能履行之风险转移至担保人。破产程序中个别清偿制度撤销债务人对主债权人的个别清偿，但不应也不能否认担保法对风险转移的制度安排。并且根据我国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是否办理抵押权登记并不影响抵押合同的效力，虽然本案中抵押物登记已注销，但这并不影响抵押合同的效力。第二，被上诉人承担的应是补充责任。虽然抵押物登记已注销、抵押物已被交易，但全部交易收益归被上诉人所有，被上诉人应在抵押合同约定的最高余额内以抵押物的交易价值为限承担责任。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然而我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三款明确规定，“连带责任，由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抵押合同有效但抵押登记注销情形，法律对担保人的责任形态未作明确规定，本案当事人也未约定承担连带责任，故原抵押人应在债务人不能清偿债务时在抵押合同约定的3220000元最高余额内以抵押物交易价值为限承担补充责任，根据被上诉人二审中陈述的原两套抵押房产交易金额不少于3000000元，应以3000000元为限承担补充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再249号
【裁判摘要１】认定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四个构成要件：一方取得利益，另一方受到损失，取得利益与受到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没有法律根据——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情形。不当得利对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流转关系有调节作用，其目的在于恢复民事主体之间在特定情形下所发生的非正常的利益变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上述两部法律就不当得利的表述虽略有差异，但据以认定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四个构成要件并无不同，即一方取得利益，另一方受到损失，取得利益与受到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没有法律根据。
【裁判摘要２】一房二卖取得权属登记在后买受人可以对抗占有房屋在前买受人——在“一房二卖”的情况下，如出卖人已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至在后买受人，则在前买受人纵然已占有该房产，在后买受人亦得基于所有权向其提出权利主张。在前买受人虽可基于买卖合同向出卖人主张包括占有在内的合同项下权利，但不得依据该合同对抗已经办理了权属登记的在后买受人。对于办理了权属登记的在后买受人而言，其取得了物权，当然对房屋享有占有、收益等物权权能，合同并不能成为在先买受人对房屋占有的法律根据。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2020)最高法民终1269号
【裁判摘要１】借用资质的被挂靠与发包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南通四建公司与岚世纪公司并无签订、履行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无效；黄××为借用南通四建公司资质的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综上，本案中，南通四建公司虽然与岚世纪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实际是将其施工资质出借于黄夕荣用于案涉工程的施工，南通四建公司并无签订、履行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认定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因不是真实意思表示无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南通四建公司上诉主张其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的一方当事人并向岚世纪公司主张工程价款及优先受偿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挂靠的实际施工人可以直接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被挂靠人（承包人）无权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南通四建公司虽然与岚世纪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实际是将其施工资质出借给黄××用于案涉工程的施工，南通四建公司并无签订、履行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黄××借用南通四建公司的资质承揽案涉工程，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因此，原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的规定，准许黄××以自己的名义向岚世纪公司主张相应施工价款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21)最高法民申5656号
【裁判摘要】商品房备案价格是房产开发企业于申请预售时在当地房地产主管部门备案的价格，原则上实行“一房一价”备案，实际销售时不得突破，但并非绝对不可调整的固定销售价格，备案价格具体变动可由当地房地产主管部门结合当地实际依法依规确定。经一审法院函询，南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复函嘉和城高迪公馆商品房备案毛坯均价为每平方米9400元，未指明案涉房屋的具体备案价格，亦未说明案涉房屋备案价格可否依法依规作出调整，蒙××也未提交证据加以证明，其所称嘉和置业公司实际收取高于案涉高迪公馆房屋备案价格的房款，证据不足。当事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签订案涉高迪山别墅买卖合同，原审法院确认该合同无效，并认定案涉高迪山别墅买卖合同定金实际上是购买案涉房产的价差房款，判决不予返还，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均无不当。
《蒙某某、广西嘉和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民事二审民事判决书》【案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桂民终22号
【摘要】案涉高迪山别墅合同应为无效，理由如下：第一，从一审查明的事实来看，上诉人系明知为购买高迪公馆房屋需与被上诉人签订两份合同，其中签订案涉高迪山别墅合同的目的是支付高迪公馆房屋的价差房款。由此可见，双方当事人签订案涉高迪山别墅合同时所作出的意思表示与其内心真实意思不一致。第二，为达成购买高迪公馆房屋的目的，双方当事人共同作出了签订案涉高迪山别墅合同的意思表示，该合同属于双方当事人为购买高迪公馆房屋而共同作出的虚假意思表示。第三，签订案涉高迪山别墅合同后，双方当事人均清楚该合同的目的，故并未实际履行此合同。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的规定，案涉高迪山别墅合同应认定无效，上诉人主张该合同无效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案涉高迪山别墅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有效，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关于上诉人主张案涉合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以及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而无效的问题。本院认为，第一，虽然目前商品房交易市场处于卖方市场的行业状态，但是购房者仍具有基于对房屋地段、环境、质量、户型、品牌、价格等因
摘要2：（续）但是购房者仍具有基于对房屋地段、环境、质量、户型、品牌、价格等因素的考量从而决定购买与否的选择权，故不存在被上诉人利用优势地位误导购房者作出非理性判断的问题。第二，双方当事人签订案涉高迪山别墅合同的目的在于购买高迪公馆房屋，该隐藏目的并非“非法目的”。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三条属于管理性强制规定，而《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规定》、《关于进一步规范房地产开发企业经营行为，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是相关国家行政部门为了规范房地产行业所制定的调控政策。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之规定，以上均不属于否定合同效力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第四，案涉商品房销售的业主具有特定性，不涉及不特定社会公众，故不属于侵犯公共利益和违背公序良俗。第五，商品房销售中的备案价是政府近年来为了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而采取的调控措施，开发商对于其违反备案价销售的行为，可能面临责令限期整改、罚款等行政处罚，故应由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进行规范和处理。
关于上诉人请求返还已付案涉高迪山别墅合同项下房款及赔偿利息损失应否支持的问题。如前所述，双方当事人虽以虚假的意思表示签订了案涉高迪山别墅合同，但该虚假意思表示下所隐藏的真实意思表示是购买被上诉人所开发建设的高迪公馆房屋，双方当事人均清楚知悉案涉高迪山别墅合同项下所支付的定金实为支付高迪公馆房屋的部分房款，且房屋也已经交付完毕，所隐藏的真正合同目的已经实现，故上诉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主张返还案涉高迪山别墅合同项下购房款及利息损失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978号
【裁判摘要】承包人针对特定抵押权人作出的放弃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承诺，是对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相对放弃而非绝对放弃，此种放弃不及于发包人的其他债权人，仅应视为对法律规定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受偿顺序的一种放弃而非法定权利本身的放弃。承包人未向发包人承诺放弃盖章优先受偿权可向发包人主张在建工程优先受偿权——本案中，南通二建向工行薛城支行出具《承诺函》，内容为：“我单位已知山东浙商联合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嘉豪国际公寓’项目建设资金来源已全部落实，我单位自愿放弃本项目工程款优先受偿权”。该《承诺函》的性质及“17号调解书”第2.5条内容应否被撤销，是本案争议焦点。关于《承诺函》的性质。首先，从双方主体来看，工行薛城支行系案涉嘉豪国际公寓工程项目在建工程抵押权人，南通二建系该项目的总承包人，其出具《承诺函》是为帮助浙商公司顺利获得工行薛城支行就该项目工程的贷款。在此，有关《承诺函》中南通二建的意思表示，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词句，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意思表示的含义”的规定确定其真实含义。本院认为，《承诺函》是南通二建针对特定抵押权人工行薛城支行作出的，故其承诺放弃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意思表示，是对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相对放弃而非绝对放弃，因该种权利放弃的意思表示不及于浙商公司的其他债权人，而且此种放弃的意思表示仅应视为对法律规定工程价款优先于抵押权受偿顺位的一种放弃，而非法定权利本身的放弃。其次，从《承诺函》的内容看，南通二建放弃该项目工程款优先受偿权是因已知项目建设资金来源已全部落实。结合2013年4月18日浙商公司致南通二建的承诺函，其中浙商公司明确承诺保证本次贷款只用于南通二建承建的嘉豪国际公寓项目工程进度款和结算款，再结合工行薛城支行与浙商公司就案涉项目签订的《房地产借款合同》中借款发放和账户管理的相关内容。南通二建主张其向工行薛城支行出具承诺函放弃其对案涉工程价款优先于工行薛城支行抵押权的受偿顺位是一种附条件的放弃，理由成立。后在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房地产借款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2013年5月22日，工行薛城支行根据浙商公司的提款申请和支付委托将1.38亿元贷款进行了一次性发放，
摘要2：（续）其中仅向南通二建发放500万元。之后，因浙商公司欠付工程款，南通二建于2015年3月30日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据此，南通二建认为并未实现本次贷款全部用于南通二建承建的嘉豪国际公寓项目建设资金的条件，故主张其向工行薛城支行出具《承诺函》放弃其对案涉工程价款优先于工行薛城支行抵押权的受偿顺位的所附条件未成就，具有一定合理性。关于“17号调解书”第2.5条内容应否予以撤销。工行薛城支行主张《承诺函》系南通二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而“17号调解书"是南通二建在隐瞒放弃建筑工程款优先受偿权的情况下作出，第2.5条内容损害了工行薛城支行的合法权益，故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请求撤销。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的规定，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的，应当提供存在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错误并损害其民事权益情形的证据材料。本案中，如前所述，南通二建向工行薛城支行出具《承诺函》，仅是针对特定抵押权人作出的对工程价款优先于抵押权受偿顺位的放弃，不是对作为承包人享有法定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绝对放弃，因其未针对发包人浙商公司承诺放弃该种优先受偿权，故南通二建与浙商公司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诉讼中达成和解，确认其对施工工程项目进行评估、拍卖，折价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具有正当性。因此，工行薛城支行主张“17号调解书"第2.5条内容错误，依据不足。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京03民终5261号
【裁判摘要】票据贴现属于国家特许经营业务，民间贴现行为应当认定无效，贴现款和票据应当相互返还——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贷款通则》第9条规定：“票据贴现，系指贷款人以购买借款人未到期商业票据的方式发放的贷款，”《商业汇票承兑、贴现与再贴现管理暂行办法》第2条规定：“本办法所称贴现系指商业汇票人的汇票到期日前，为了取得资金贴付一定利息将票据权利转让给金融机构的票据行为，是金融机构向持票人融通资金的一种方式。”《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42条规定：“贴现是指持票人在票据到期日前，将票据权利背书转让给金融机构，由其扣除一定利息后，将约定金额支付给持票人的票据行为。”由上述规定可见，在我国，能够进行票据贴现的主体为金融机构。票据贴现业务为特许经营业务，未经许可，其他主体不能经营票据贴现业务。票据民间贴现，是指不具有法定贴现资质的主体进行的票据“贴现”，该非法“贴现”行为违反了国家关于金融业务特许经营的强制性规定，危害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民间贴现行为因违反上述部门规章的强制性规定，危害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故其属于《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的“违背公序良俗”或《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4项规定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行为，应认定无效。综上，票据贴现属于国家特许经营业务，合法持票人向不具有法定贴现资质的当事人进行“贴现”的，该行为应当认定无效，贴现款和票据应当相互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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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苏01民终9182号
【裁判摘要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企业法人解散的，依法清算并注销前，以该企业法人为当事人；未依法清算即被注销的，以该企业法人的股东、发起人或者出资人为当事人。本案一审判决作出后，芳鑫源公司于2019年7月29日未经清算即注销，依据前述法律规定，该公司的股东罗××１、罗××２、孔××作为当事人参加本案二审诉讼，并无不当。海外建筑公司关于罗××１、罗××２、孔××主体不适格的上诉意见，明显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商业汇票承兑、贴现与再贴现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贴现系指业汇票的持票人在汇票到期日前，为了取得资金贴付一定利息将票据权利转让给金融机构的票据行为，是金融机构向持票人融通资金的一种方式。2009年10月16日施行的《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贴现是指持票人在票据到期日前，将票据权利背书转让给金融机构，由其扣除一定利息后，将约定金额支付给持票人的票据行为。由上述规定可知，可以进行票据贴现的主体为金融机构。票据贴现业务为特许经营业务，未经许可，其他主体不能经营票据贴现业务。本案中，罗××１、罗××２、孔××向海外建筑公司主张票据损害责任，前提条件是芳鑫源公司系案涉汇票的合法持票人。根据在案证据及查明事实，案涉票据系芳鑫源公司以民间贴现方式从不具有法定贴现资质的案外人黄××处获得，该行为违反了国家关于金融业务特许经营的强制性规定，危害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故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的“违背公序良俗"，应当认定无效。芳鑫源公司并不能据此获得案涉汇票的票据权利。罗××１、罗××２、孔××向海外建筑公司主张票据损害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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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宁01民初898号
【裁判摘要】关于案由的问题。原告取得案涉两张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是基于向前手被告华晨安防公司的买卖，原告不具有法定贴现资质。《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42条规定：贴现是指持票人在票据到期日前，将票据权利背书转让给金融机构，由其扣除一定利息后，将约定金额支付给持票人的票据行为。票据贴现的主体为金融机构，贴现业务为特许经营业务，未经许可，其他主体不能经营票据贴现业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原告与被告华晨安防公司的行为危害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认定无效。原告取得票据的方式不合法，其未取得票据权利，无权进行追索，故本案案由应属票据纠纷。关于原告行使追索权的问题。因原告不属于合法持票人，不享有票据权利，故无权向其他背书人及承兑人、出票人主张追索权利，其诉请其他被告不予支持。鉴于原告与被告华晨安防公司之间的票据交付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故应由被告华晨安防公司应返还原告票据款680400元，原告将案涉票据返还华晨安防公司。原告在该行为中有过错，其利息主张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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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07号
【裁判摘要】股东抽逃出资其他股东明确知晓但未提出异议也未要求补齐出资，对抽逃出资行为各方具有默示的一致意思表示，抽逃出资在实质上并未违反双方的一致意思表示，并不构成违约，亦无承担违约责任的事实基础，抽逃出资股东不承担抽逃出资的违约责任——亚通公司虽然在本案目标公司澳通公司经营过程中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但是其对该抽逃出资行为，不应承担违约责任。理由如下：首先，亚通公司抽逃出资的行为获得伟升公司的默示同意。本案中，在澳通公司成立时，伟升公司、亚通公司在澳通公司内各委派代表，其中，伟升公司委派代表陈××为澳通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根据澳通公司章程，总经理负责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组织实施公司年度计划和投资方案，并直接领导公司负责财务工作的总会计师、审计师，而澳通公司对外转款凭证亦盖有陈××名章。因此，案涉1042万元澳通公司对外转款，伟升公司应明确知晓，且自2007年至2017年起诉的较长时间内，伟升公司均未提出异议，也未要求亚通公司补齐出资。上述事实表明，对亚通公司抽逃出资行为，伟升公司与亚通公司具有默示的一致意思表示。因此，亚通公司抽逃出资在实质上并未违反双方的一致意思表示，并不构成违约，亦无承担违约责任的事实基础。其次，伟升公司主张亚通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缺乏合同依据。案涉《中外合资佳木斯澳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合同》仅约定合资一方未按合同约定出资，按月支付逾期10%的违约金，守约方有权终止合同，要求赔偿损失，但并未约定一方抽逃出资的法律后果，故伟升公司请求亚通公司就抽逃出资承担违约责任，缺乏合同基础。并且，在案涉澳通公司运营过程中直至本案诉讼期间，伟升公司并未要求亚通公司补充其所抽逃部分的出资，此节事实足以说明，亚通公司所实施的抽逃资金的行为并未对澳通公司的经营产生影响，更谈不上产生损失，在此情况下，也不存在损失赔偿的问题。再次，伟升公司请求亚通公司承担违约责任有违公平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由于亚通公司的投资额约定是在扣除其所抽逃的出资后，以其实际出资额认定，在涉及澳通公司的权益分配上，亚通公司也只能以其实际出资额为基础享有权益，对于抽逃出资的部分不能享受任何利益。在此情况下，如果要求亚通公司承担违约责任，
摘要2：（续）亦不符合公平原则。因此，亚通公司关于一审法院判决亚通公司支付违约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主张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亚通公司承担抽逃资金1042万元的违约金，依据不足，本院予以纠正。
《伟升（香港）有限公司、福建亚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股东出资纠纷民事申请再审审查民事裁定书》【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5945号
摘要1：【案号】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7)青民终33号
【裁判摘要】“鉴于条款”作为合同首部的约定是契约的总则，合同首部的约定属于合同的纲要，对合同缔约方均有约束力——庭审中，森鑫公司认为《森鑫国际花园会所（二、三层）租赁合同》首部关于此鉴于森鑫公司为森鑫国际花园会所的房屋及附属设施的合法所有者，建设工程及建筑物已通过建设部门、消防部门的验收，韩××１、韩××２为合法注册的企业法人，具有经营管理的资金和能力，现双方经协商一致，就韩××１、韩××２租赁森鑫公司的会所二楼和三楼场地及设施，从事经营性服务的约定，仅是鉴于条款或前言部分，不属于房屋租赁合同的实质性条款，对合同缔约方无约束力，一审法院以该鉴于条款作为本案定案依据错误。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签订的上述合同是双方合意的意思表示，所约定的条款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特别是合同首部的约定是契约的总则，只有总则中的基本原则、实质内容的确定，才能形成合同具体条款的约定，因此，合同首部的约定属于合同的纲要，对合同缔约方均有约束力，森鑫公司的此节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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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川民终1106号
【裁判摘要】民生银行成都分行在审查泸州物资集团公司的申请贴现时构成重大审查过失。本案中，成渝钒钛公司作为出票人将案涉票据背书给泸州物资集团公司，泸州物资集团公司向民生银行成都分行申请贴现的同时，也将票据背书给了民生银行成都分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中国人民银行商业汇票承兑、贴现与再贴现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八条“向金融机构申请票据贴现的商业汇票持票人，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一、为企业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并依法从事经营活动；二、与出票人或其前手之间具有真实的商品交易关系；三、在申请贴现的金融机构开立存款帐户。”、第十九条“持票人申请贴现时，须提交贴现申请书，经其背书的未到期商业汇票，持票人与出票人或其前手之间的增值税发票和商品交易合同复印件。”之规定，民生银行成都分行作为金融机构，在审查泸州物资集团公司的贴现申请时，应当对泸州物资集团公司与成渝钒钛公司之间是否有真实的交易关系进行形式审查，包括贴现申请书、商品交易合同复印件、发生商品交易产生的增值税票据等。但依据本案现有证据，泸州物资集团公司申请贴现时没有提交任何资料，民生银行成都分行也未尽基本审查义务，民申银行成都分行自身对此可能产生的风险负有责任。．．．．．．本案《综合授信合同》等属无效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通谋虚假行为认定，应具备以下要件：一是须有意思表示；二是须表示与内心目的不一；三是须有虚伪故意；四是须行为人与相对人通谋实施。．．．．．．本院认为，纵观本案事实，民生银行成都分行作为《综合授信合同》的授信人对合同内容约定授信资金受信人与还款义务人发生分离明知。再看本案成渝钒钛公司向泸州物资集团公司开具票据没有真实的交易关系，泸州物资集团公司没有提交任何贴现申请资料，民生银行成都分行更未尽形式审查，不顾贴现中可能导致的审查风险而予以贴现，主观上存在重大过失，不排除民生银行成都分行主观上知晓泸州物资集团公司与成渝钒钛公司没有真实交易而予以贴现的可能性。
摘要2：（续）同时，在贴现款项流转过程中，民生银行成都分行主张的贴现款项找金平县农村信用联社代付与其提交的与金平县农村信用联社之间的商业承兑买断及《贴现凭证》所载内容不符，存在自相矛盾；民生银行成都分行的工作人员***同期与泸州物资集团公司财务人员邓红的频繁通话等，民生银行成都分行未作出合理解释，泸州物资集团公司的陈述具有一定合理性。综合全案证据和本案事实，泸州物资集团公司抗辩主张三方形成通谋的意思表示，依据更为充分，成渝钒钛公司在二审中对原审判决认定不持异议，泸州物资集团公司所举证明及主张与成渝钒钛公司的陈述和认可的事实形成相互印证，而民生银行成都分行没有对上述疑点有作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和充分举证予以证明其主张，本案应认定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成渝钒钛公司向民生银行成都分行借款，民生银行成都分行向成渝钒钛公司提供借款的目的是收回其逾期贷款，成渝钒钛公司借款的目的是向民生银行成都分行偿还逾期贷款，民生银行成都分行对此明知。基于此，案涉商业承兑汇票的签发、成渝钒钛公司、泸州物资集团公司明知票据的取得和转让不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案涉商业承兑汇票以及一系列合同的签订均属各方的通谋虚伪行为，该通谋虚伪行为所隐藏的真实法律行为为借款，各方当事人以通谋虚伪的票据行为所订立的《综合授信合同》《额度占用确认函》《债务确认函》均应确认为无效合同。
摘要1：【案号】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浙01民终5742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八条规定了持票人丧失票据权利后仍享有请求出票人或承兑人返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的民事权利。本院认为，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是基于救济性权利定位而设置的，属于债权请求权的一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汇票到期日为2012年3月21日，杭州银行萧山支行于2012年3月22日出具拒绝付款理由书，后钰也公司也未在六个月内对前手行使追索权，故钰也公司就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而丧失票据权利，此时就应该知道票据项下的权利已受到了侵害，其自此可向杭州银行萧山支行请求返还票据利益，但钰也公司至2017年4月19日才向杭州银行萧山支行提起诉讼主张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而本案又无证据证明存在诉讼时效中止或中断事由的情形，故原审判决认定钰也公司提起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符合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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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山西省阳泉市矿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晋0303民初397号
【裁判摘要】根据原告所持银行承兑汇票记载，票据到期日为2014年9月15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票据权利在下列期限内不行使而消灭：(一)持票人对票据的出票人和承兑人的权利，自票据到期日起二年。见票即付的汇票、本票，自出票日起二年。”原告作为案涉票据持票人，对票据出票人和承兑人的票据权利自票据到期日起二年即2016年9月15日灭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八条：“持票人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或者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的，仍享有民事权利，可以请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返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原告虽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而丧失票据权利，但其仍享有民事权利，可以请求承兑人返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此种权利即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并非票据权利，而是普通民事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故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超过诉讼时效的，权利人丧失胜诉权。具体到本案，被告在庭审中提出时效抗辩，本院应予以审查。案涉票据到期日为2014年9月15日，该票据权利自票据到期日起二年内不行使而消灭。原告持有该票据，其对于票据到期日应当是明知的，对于票据权利消灭时间亦应明知，故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票据权利灭失之日起算，且原告应在票据权利消灭之日起三年内向承兑银行行使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即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为2016年9月15日至2019年9月15日。原告未举证证明其在上述期间内向被告主张过权利，也未举证证明在此期间发生过法定的中断、中止事由。原告陈述将票据遗忘而未及时向被告主张权利的理由，不属于法定诉讼时效中止的情形。因此，原告于2021年3月1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主张返还票据利益，已超过诉讼时效，其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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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2022年7月8日，广州律协发布《律师办理有限责任公司解散业务操作指引》
【目录】第一章 总则；第二章 公司解散的类别及注意事项；第三章 解散清算一般程序；第四章 尽职调查；第五章 破产清算程序；第六章 公司注销登记程序；第七章 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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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银行法定代表人以银行名义并加盖其私刻银行印章从事的民事行为应当由银行担责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302号
【裁判观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银行法定代表人以银行名义对外签订借款合同或担保合同时，即使其加盖的银行印章为其私刻，但没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时，银行应当对法定代表人的行为承担法律后果。银行以法定代表人无权从事该行为进行抗辩，应当举证证明对方当事人明知法定代表人无权代表或者存在其他重大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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