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赣立终字第17号
【裁判摘要】本案系高速公路公司、南昌至上栗高速公路项目办因修建公路压覆鑫云公司所拥有探矿权的矿区而引发的纠纷，虽压覆涉案矿区确因修建公路所需且须经相关部门批准，但鑫云公司认为该压覆行为给其在该矿区的相关利益造成了损失，侵害了其合法民事权益，故本案应属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侵权行为，即属于侵害探矿权的侵权责任纠纷。高速公路公司、南昌至上栗高速公路项目办上诉提出本案应按照相关行政程序先行处理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案中，双方就压覆矿区的相关补偿并未签订合同，本案不属于履行补偿合同引发的纠纷，高速公路公司、南昌至上栗高速公路项目办上诉提出本案系双方在履行补偿合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与案件事实不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侵权行为地即涉案矿区所在地、原审被告南昌至上栗高速公路项目办住所地均在江西省宜春市所辖范围内，故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06民终10257号
【裁判摘要】关于涉案《房屋买卖合同》能否继续履行问题。《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涉案合同履行过程中，胡某某、陈某某已向黄某某、龙某某措支付了涉讼房屋的定金及首期款，并取得银行贷款拟发放的《同意购房抵押贷款意向书》。而作为出卖方，黄某某、龙某某措并未适格履行提供办理过户交易所需的资料，办理好银行存款、房产抵押权涂销，协助胡某某、陈某某办理涉讼房屋的产权变更手续之义务，依照上述规定及双方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第六条第（3）点之约定：“逾期超过三十天，但守约方同意继续履行合同的，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并按每日总楼价的千分之一支付逾期违约金。胡某某、陈某某作为守约方，有权要求黄某某、龙某某措继续履行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并支付逾期履行的违约金。针对本案讼争的涉案《房地产买卖合同》能否继续履行问题，从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来看，涉讼房屋除本案诉讼有效查封之外，另因三案轮候查封，对于涉讼房屋因轮候查封是否影响涉案《房地产买卖合同》继续履行问题，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对已被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其他人民法院可以进行轮候查封、扣押、冻结。查封、扣押、冻结解除的，登记在先的轮候查封、扣押、冻结即自动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查封法院全部处分标的物后轮候查封的效力问题的批复》也指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法释[2004]15号)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同时，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第三十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已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进行拍卖、变卖或抵债的，原查封、扣押、冻结的效力消灭，人民法院无需先行解除该财产上的查封、扣押、冻结，可直接进行处分，有关单位应当协助办理有关财产权证照转移手续。”根据上述规定、批复，可认定轮候查封在性质上不属于正式查封，其仅具有一种预期效力，并不产生正式查封的效力，轮候查封在现有查封措施解除后才自动生效。故此，涉讼房屋尚未解除本次查封的情况下，另三案轮候查封处于轮候状态，对涉讼房屋并未发生查封效力。
摘要2：【续】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利害关系人因情况紧急，不立即申请保全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前向被保全财产所在地、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对案件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采取保全措施。”现有效的查封即为保障本案判决执行所设，且依现有证据，另三案当事人并非主张取得涉讼房屋所有权。在涉讼房屋并不存在抵押权，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尚未解除且继续履行不存在法律或事实上障碍，且胡某某、陈某某其有能力且明确表示愿意一次性支付购房余款的情况下，胡某某、陈某某要求黄某某、龙某某措继续履行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协助办理位于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草场村金碧海岸花园房屋产权过户至胡某某、陈某某名下的过户登记手续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并根据本案实际情况，判令胡某某、李某某在黄某某、龙某某措协助办理完毕该房屋过户登记手续十日内，一次性付清剩余购房款1590000元予以黄某某、龙某某措。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辖终133号
【裁判要旨】合同约定的争议解决条款中存在两种以上解决方式，但双方在签订合同时未进行勾选的，视为未明确约定争议解决方式，该争议解决条款未生效，当事人请求适用该条款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约定管辖是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或纠纷发生前即约定对纠纷具有管辖权的法院，是当事人对诉讼管辖这一基本诉讼权利的约束与放弃，因此，需要当事人具有明确约定管辖权法院的意思表示。本案中，案涉《转贴现合同》虽然有争议解决方式的条款，但从该条款内容来看，约定的两种解决方式系由双方当事人进行选择，而双方在签订合同时未进行勾选，即并未明确选择争议解决方式。因此，在合同条款没有对管辖进行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并不存在浙江稠州银行所称仲裁条款约定无效后适用另一项约定的情形。浙江稠州银行以《转贴现合同》中已约定管辖为由要求一审法院审理本案，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据法律规定将本案移送被告所在地法院即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处理，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辖终144号
【裁判要旨】
1.协议管辖法院并不仅限于《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五类法院之一。
2.当事人约定由合同一方主体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该地是否属于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若该地属于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当事人仅以“协议管辖条款中约定的合同一方主体不是本案诉讼当事人”为由主张该条款为无效条款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关于协议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该条规定赋予了合同当事人通过书面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的权利，虽然从文义看是以列举的方式明确了“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属于当事人可选择的管辖范围，但亦用“等"字表明当事人还可选择除上述五地之外的其他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该规定在对“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进行必要指引和限制下，赋予了当事人更多的选择权，意在充分尊重当事人选择管辖法院的意思自治。具体到本案，徐州丰利公司、长证资管公司与长江证券公司所签《三方协议》第七十四条对管辖问题做了如下约定：“本协议执行中如出现争议，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的，甲乙丙三方同意提交丙方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丙方"即长江证券公司所在地湖北省武汉市是否属于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是解决本案争议的关键问题。．．．．．．长江证券公司虽然不是本案当事人，但作为诉争协议的签约一方、诉争法律关系当事人一方，该地人民法院可由当事人在协议管辖时予以选择。
摘要2：【注解】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五地”之外的其他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作为纠纷管辖法院。
摘要1：解答：（１）破产案件由债务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２）关联企业破产案件的核心控制企业不明确的，可以考虑由债务人的主要财产所在地法院管辖。
摘要2：
摘要1：——涉外管辖协议的效力认定
【裁判要旨】审查涉外管辖协议效力适用的法律为法院地法，即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的法律，不应适用当事人协议选择的准据法；涉外管辖协议选择的法院可以只确定到特定国家或法域，并非必须确定到特定国家或法域内某一法院；协议选择的外国法院，只要与争议有实际联系，且不属于我国法院专属管辖的涉外管辖协议即应予认可；如果涉外管辖协议没有明确表明为非排他性的，则应推定解释为排他性协议；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的前提是我国法院对案件本身享有管辖权，且必须同时满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532条规定的六项条件。
【案号】一审：(2016)沪02民初4号之一；二审：(2016)沪民辖终99号
摘要2：
摘要1：标签：Ｄ５７【法人的定义】｜Ｄ５８【法人成立的条件】｜Ｄ５９【法人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起止】｜Ｄ６０【法人民事责任承担】｜Ｄ６１【法定代表人的定义及行为的法律后果】｜Ｄ６２【法定代表人职务侵权行为的责任承担】｜Ｄ６３【法人的住所】｜Ｄ６４【法人变更登记】｜Ｄ６５【法人实际情况与登记事项不一致的法律后果】｜Ｄ６６【公示登记信息】｜Ｄ６７【法人合并、分立后权利义务的享有和承担】｜Ｄ６８【法人终止的原因】｜Ｄ６９【法人解散的情形】｜Ｄ７０【法人解散后的清算】｜Ｄ７１【清算适用的法律依据】｜Ｄ７２【清算中法人地位、清算后剩余财产的处理和法人终止】｜Ｄ７３【法人破产】｜Ｄ７４【法人分支机构及其责任承担】｜Ｄ７５【法人设立行为的法律后果】｜Ｄ１７９【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Ｄ５０４【越权订立的合同效力】｜Ｄ１１９１【用人单位责任和劳务派遣单位、劳务用工单位责任】
【解读１】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从何时开始、何时结束？——答：根据《民法典》第５９条规定，法人的权利能力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从法人成立时产生，到法人终止时消灭。
【解读２】成立法人应具备哪些条件？——答：根据《民法典》第５８条规定，法人应当依法成立，（１）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住所、财产或者经费；（２）法人成立的具体条件和程序，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３）设立法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须经有关机关批准的，依照其规定。
【解读３】法定代表人和法人是什么关系？——答：根据《民法典》第６１条规定，法定代表人只能为一人，法定代表人与法人之间是代表关系，代表权是由法律和章程规定的；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就是法人的行为，法人要对法定代表人执行职务的经营活动向第三人负责。
【解读４】法人对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应承担法律责任吗？——答：根据《民法典》第１７０规定，法人对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但对职务行为以外的行为不承担责任。（备注：法人工作人员以法人名义从事活动是基于劳动关系或者雇佣关系的委托代理关系）
【解读５】法人住所在哪里？——答：根据《民法典》第６３条之规定，法人的住所只能有一个。法人有多个办事机构所在地的，以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住所。
【解读６】法人的分支机构是否具有法人资格？——答：法人的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
摘要2：【解读７】法人的分支机构能否以自己名义应诉？——答：”（１）根据《民事诉讼法》第４８条、《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５２条规定，法人分支机构能以自己名义应诉。（２）法人的分支机构纠纷可以法人的分支机构为被告，也可以法人为被告，还可以分支机构和法人作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
【解读８】法人分支机构如何承担民事责任？——答：根据《民法典》第７４条第２款规定，（１）法人分支机构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２）可以先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承担，不足的再由法人承担。
【解读９】法人终止事由有哪些？——答：根据《民法典》第６８条规定，法人终止事由包括（１）法人解散；（２）法人被宣告破产；（３）法律规定的其他原因。
【解读９】法人清算时还可以进行经营活动吗？——答：根据《民法典》第７２条第１款规定，清算期间法人还继续存在但不得从事与清算无关的活动（《公司法》规定公司在清算期间开展与清算无关的经营活动的，由公司登记机关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
【解读１０】法人清算组织有哪些职权？——答：根据《民法典》第７１条规定，（１）法律对法人清算组织职权有规定的适用法律规定；（２）没有规定的参照适用公司法的规定。
【解读１１】法人的清算义务人有哪些？——答：根据《民法典》第７０条第２款规定，（１）法人的执行机构或决策机构的成员为清算义务人；（２）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如《民办教育促进法》第５８条规定）。
【解读１２】法人清算后如何处置剩余财产？——答：法人清算后的剩余财产是指法人财产在分别支付清算费用、职工的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缴纳所欠税款，清偿公司债务后的剩余财产。根据《民法典》第７２条第２款规定，法人清算后的剩余财产，（１）一般根据法人章程的规定或者法人权力机构的决议处理；（２）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辖终212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公民的住所地是指公民的户籍所在地，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住所地是指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不能确定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注册地或者登记地为住所地。"本案中，华夏保险公司提交了其在北京市海淀区用于办公的房产权属证明，以及该些房产的物业管理协议、物业缴费凭证以及办公用房照片等证据，以证明其主要办事机构在北京市海淀区，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华夏保险公司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在北京海淀区，具有事实依据。ＸＸ上诉主张一审法院没有查明天津滨海新区是否为华夏保险公司实际经营办公场所，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华夏保险公司的主要办事机构位于该地，亦未提供证据推翻华夏保险公司的前述主张，ＸＸ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一条规定“为了确认公司的企业法人资格，规范公司登记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制定本条例。"可见该行政法规系针对规范和管理公司登记行为的需要所制定，民事诉讼中确定管辖法院时，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三条来确定公司住所地。即当公司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注册地或者登记地出现不一致时，只有在公司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不能确定的情况下，才以其的注册地或者登记地为住所地。因现有证据能够认定华夏保险公司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北京市海淀区，ＸＸ提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以华夏保险公司登记住所地作为其唯一合法住所地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
摘要2：
摘要1：解答：唯一住房的购房消费者居住权优先于在先房屋抵押权，可以依法排除在先抵押权的强制执行。
摘要2：【注解１】能够对抗申请执行人担保物权的仅限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和商品房消费者物权期待权——《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７条：“申请执行人对执行标的依法享有对抗案外人的担保物权等优先受偿权，人民法院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不予支持，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条所说的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情形仅限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１条、第２条规定的情形即建筑工程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和商品房消费者的物权期待权。
【注解２】（１） 抵押期间未经抵押权人同意“不得转让”针对的是抵押的不动产的“过户行为”，“不得转让”即不得过户。该条款并非针对抵押的不动产转让合同的效力，不构成影响合同效力的强制性规定；（２）《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规定》第２９条第２项中规定的“用于居住”，其标准是政府规划主管部门规划批准的该房屋的使用性质；（３）《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规定》第２９条第２项中规定的“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系买受人在被执行房屋所在地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而不是在全国范围内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仅包括购房者本人，不包括购房者的配偶、子女名下也都没有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４）《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规定》第２９条即为第２７条规定的“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中的司法解释。——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1590号
【注解３】只有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９条规定情形的商品房买受人才能够排除金钱债权人基于抵押权而申请启动的对买受人所购房屋的强制执行。——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327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1)民二终字第193号
【裁判要旨】兼并过程经过了审计和验资且被双方认可，也得到兼并双方所在地的政府及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认可并经批准，兼并行为合法有效。
摘要2：【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改制司法解释条文精释及案例解析》，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３０１－３１３页。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辖终73号
【裁判要旨】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不属于不动产纠纷，不适用不动产专属管辖。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一项规定的不动产纠纷是指因不动产的权利确认、分割、相邻关系等引起的物权纠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政策性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本案是因合作开发有关“棚户区改造项目”而引发的纠纷，不属于该司法解释所列举的不动产纠纷类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关于“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的规定，案涉《合作开发协议》第十一条关于“因履行协议发生争议…协议各方同意将提交原告所在地有管辖权的法院解决”的约定符合上述法律规定。
摘要2：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湖南省湘潭物资贸易中心与广东省湛江市海林实业开发总公司房地产开发合同纠纷案指定管辖的通知（1995年6月5日）
【摘要】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因房地产开发而产生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本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指定本案由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应将该案移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应依法审理，公正作出裁决。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辖终165号
【裁判摘要】本案系因国兴公司与富力(北京)地产公司履行《香河县蒋辛屯镇项目用地合作协议书》引发的合同纠纷，合同履行地是指合同主要义务的履行地。根据协议书中有关“国兴公司保证其有权处置蒋辛屯镇范围内约9000亩用地”、以及“国兴公司选定富力(北京)地产公司作为合作方进行本项目及其用地的开发”等内容，可以认定河北省系《香河县蒋辛屯镇项目用地合作协议书》所指的项目所在地，亦为本案合同履行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国兴公司选择向合同履行地的法院提起诉讼并无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的通知》(法发[2015]7号)的相关规定，本案第一审应由河北高院管辖。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再22号
【裁判要旨１】复议机关作为共同被告案件的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经过复议维持的行政案件可以选择地域管辖但不能改变级别管辖。
【裁判摘要１】《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八条规定，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经复议的案件，也可以由复议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为共同被告的，以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确定案件的级别管辖。也就是说，基于方便当事人诉讼的考虑，当事人对于经过复议维持的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在提起诉讼时既可以选择以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也可以选择复议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但是应当明确，虽然当事人在提起诉讼时享有地域管辖的选择权，仍应遵循有关级别管辖的规定。
【裁判要旨２】提级管辖应由法院裁量。
【裁判摘要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上级人民法院有权审理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也就是说，行政诉讼法并未完全排除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管辖案件的提级管辖权，即在非法定由上级人民法院管辖的一审行政案件中，上级法院有权提级审理。但是，这种提级管辖应当由法院根据案件的性质、疑难程度、规则价值、社会影响等全面分析考量，自由裁量权应当由上级人民法院行使，而不以当事人的意志和请求为准，否则行政诉讼法关于级别管辖的规定将形同虚设。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现案件应由基层法院管辖，且不认同该案存在提级管辖的必要性的情况下，可以向当事人释明后由当事人另行向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或者将案件直接移送至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本案中，一、二审直接裁定驳回许明法的起诉，处理方式确有不当，但当事人的诉权已经通过直接到基层人民法院起诉的方式得以行使。在本案二审裁定作出后，许某某已经根据该裁定的指引，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故本案无须再通过指令的方式要求某一基层法院对同一诉讼请求继续审理，原一、二审裁定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6929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所谓具体的诉讼请求，关键是要有明确的被诉行政行为。起诉人提起诉讼的被诉行政行为不明确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第三款规定予以指导和释明，经释明起诉人仍然不能明确被诉行政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裁定不予立案；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是，经释明起诉人明确被诉行政行为的，无论起诉人明确起诉的是一个行政行为，还是数个行政行为，人民法院都应当对被诉行政行为是否符合其他起诉条件逐一进行审查，不得以起诉多个行政行为为由不予受理。本案中，姚某某起诉时的诉讼请求是确认从化区政府的征收土地行为违法，诉讼请求不明确。经一审释明后，姚某某将其诉讼请求进一步细化为确认从化区政府发布征地公告、批准并发布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以及“清障活动”违法。释明后的诉讼请求尽管包含多个行政行为，但被诉行政行为已经具体明确，一审本应围绕姚某某提出的三个相互关联的行政行为，分别审查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并作出裁判。但是，一审却以姚某某的诉讼请求包含多个行政行为为由，要求姚某某进一步予以明确，在姚某某仍坚持其全部诉讼请求时，一审又自主决定只审查从化区政府发布征地公告的合法性，这一做法没有法律根据，本院予以指正。鉴于批准并发布征地补偿安置方案行为属于行政机关内部程序性行为，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因此不可诉。“清障活动”发生于2013年2月1日，姚某某于2015年6月提起行政诉讼，超过2年法定起诉期限。在此情形下，再以漏审批准并发布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和“清障活动”为由，对本案予以再审，没有实际意义，本案不予再审。
摘要2：【解读】一行为一诉讼系对法律的错误理解。
【摘要１】《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征收土地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征收土地方案经依法批准后，由被征收土地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并将批准征地机关、批准文号、征收土地的用途、范围、面积以及征地补偿标准、农业人员安置办法和办理征地补偿的期限等，在被征收土地所在地予以公告。《广东省实施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规定，国家征收土地，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在被征收土地所在地的乡（镇）、村范围内发布征地公告。根据上述规定，征收土地方案依法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将批准征地机关、批准文号、征收土地的用途、范围、面积以及征地补偿标准、农业人员安置办法和办理征地补偿的期限等，在被征收土地所在地予以公告。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广东省的地方性法规均未对公告的具体方式作出明确规定。实践中，通常采取在征收范围内予以张贴，并在纸质媒体刊登、互联网政府官方网站发布的方式实施。本案中，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同意，下发44号批复后，从化区政府通过互联网发布75号公告，将批准文号、建设用地项目名称、征收土地位置、被征地村及面积、土地补偿安置标准等事项在网上予以公告。之后，将草拟的征地补偿方案直接送达给城郊村委会，并发布1号公告，征求被征收人意见。从化区政府发布征收公告的程序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规定。从化区政府未提供证据证明在征收范围内的乡（镇）、村予以张贴，程序不符合土地征收的通常做法不妥，但不构成程序违法。一、二审判决驳回姚某某确认从化区政府发布公告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摘要２】起诉期限届满后原所有权人即丧失对被征收房屋土地的权利——征收土地案件中，被征收人获得征收补偿，对征收决定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不起诉，自起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丧失对被征收房屋及相应土地的权利。之后又针对行政机关就涉案房屋、土地作出的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与被诉行政行为没有利害关系，不具有原告资格。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4937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但是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超过六十日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的，应当告知其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行政复议机关和行政复议申请期限。行政复议法虽然规定了行政复议的申请期限，但行政复议法和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均未规定在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申请复议权利及申请期限的，应当如何确定行政复议申请期限。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复议的权利，强化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的教示义务，对行政机关作出涉及当事人重大权益的行政行为，未告知申请复议权利和申请复议期限且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确不知道申请复议权利和申请期限又无其他救济渠道的，应当坚持有利于保护行政复议申请权的原则。此时应当兼顾到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衔接，参照行政行为发生时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来确定行政复议的申请期限。根据本案被诉行为作出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行政机关未告知申请复议权利和申请期限的情形下，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的期限应当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其中，六个月复议申请期限的起算点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如果当事人“应当知道”的时点已经确定，从“应当知道”之日起超过六个月申请行政复议的，属于超过法定申请复议期限的复议申请。本案中，中山市政府于2015年9月25日作出涉案《安置方案的批复》，中山市国土资源局于2015年10月29日在欧某某被征收土地所在地的中山市东凤镇伯公社区居民委员会张贴了上述批复，欧某某自上述批复张贴之日起即应当知道涉案《安置方案的批复》及涉案《安置方案》的内容，其于2016年12月22日向广东省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已经超过六个月的申请期限，广东省政府驳回其复议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一、二审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赔申186号
【裁判摘要】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侵害是赔偿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也就是说，国家赔偿的前提条件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国家公权力的侵害。没有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或者损害并非国家公权力行为造成，均不符合国家赔偿的法定条件。本案中，银海区政府强制拆除再审申请人李某某在中信国安公司北海生态旅游区项目用地范围内的虾塘及附属设施，已被另案生效判决确认违法。但是，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涉案虾塘所在地块属于已征收的土地，是中信国安公司依法取得的项目用地，而再审申请人不能提供其在涉案用地范围内搭建虾塘养殖设施和挖塘养殖经营的相关批准手续，且一审庭审时再审申请人对其虾塘未办理相关手续的事实亦予以认可，因此，银海区政府强制拆除的是再审申请人不具有合法经营使用权的虾塘。再审申请人请求恢复土地原状，没有合法利益可保护，再审申请人主张赔偿涉案虾塘及附属设施的建造费和虾塘三年可获的利润损失的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法庭应当对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和无需质证的证据进行逐一审查和对全部证据综合审查，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进行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分析判断，确定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证明关系，排除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材料，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本案中，银海区政府在实施强制拆除过程中，并未依法对再审申请人被拆除的虾塘及附属设施内的养殖物和相关物品损失进行清点、登记、保全，造成目前无法对再审申请人被拆除的虾塘及附属设施内的合法财产损失准确认定，银海区政府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尽管再审申请人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合法财产遭受的具体损失情况，但一、二审法院基于公平原则，根据当地的生活水平、再审申请人的经济状况以及银海区政府的违法情节等，酌定银海区政府赔偿再审申请人损失30000元，符合本案实际，合乎情理，且与再审申请人在一、二审时提出赔偿其他损失30000元的主张一致，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5)行监字第634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八条第（五）项规定，“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的事实”，“法庭可以直接认定”。也就是说，依据生活常理能够推定的事实，无需当事人举证证明。本案中，尽管被申请人未举证证明房屋被强拆后实际支付了房租，但是，在居住房屋被强制拆除的情况下，被申请人必须要另找生活居住的地方。无论是租住他人房屋，或者另行购房居住，还是投亲靠友借住他人家中，在获得赔偿之前，被申请人因失去原有住房另行安排住处的损失都是实际存在的。即便是投亲靠友，未实际支出房租，客观上房租损失也是依然存在的，只是亲朋好友免除了被申请人的房租损失而已。而在法律上，并不能因为亲朋好友的馈赠而免除侵权人的赔偿责任。因此，根据经验法则可以推定：在房屋被强制拆除的情况下，被申请人的房租损失是必然存在的。据此，二审判决在被申请人未出具实际支付租金证据的情况下，认定租金损失存在，符合行政诉讼事实认定的基本规则。房租损失的具体金额认定应当科学合理，以保障被征收人的基本居住条件为原则。沈阳市政府办公厅发布的98号通知规定：临时安置补助费18元／平方米，按照被拆迁房屋的建筑面积计算，每户每月最低600元，最高1000元。二审判决以该安置补偿标准为基准，结合案件实际情况，酌定租房损失为每月900元予以赔偿，判决结果依法有据，本院应予支持。
摘要2：【摘要】关于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予以赔偿问题｜（2005）行他字第5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后地上房屋拆迁补偿有关问题的答复》规定：“行政机关征用农村集体土地之后，被征用土地上的原农村居民对房屋仍享有所有权，房屋所在地已被纳入城市规划区的，应当参照《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及有关规定，对房屋所有权人予以补偿安置。”法释（2011）20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亦规定：“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时未就被征收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进行安置补偿，补偿安置时房屋所在地已纳入城市规划区，土地权利人请求参照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支持，但应当扣除已经取得的土地补偿费。”最高人民法院上述答复意见和司法解释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即，在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如果未同时对被征收的集体土地上的房屋进行征收补偿，经过若干时间后，原坐落于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所在区域已经被纳入城市规划区，基本实现了城镇化，此时再对原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实施征收，可以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予以安置补偿。司法解释之所以作如此规定，其目的在于避免同区域内原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低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充分保障原集体土地上房屋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注解】行政机关因违法强拆除产生的行政赔偿责任其赔偿标准不得低于行政机关依法实施征收补偿的标准——根据因违法强制拆除被征收人获得的行政赔偿不应低于合法征收获得补偿的基本原则，行政赔偿应当包含被征收人依照地方行政规范性文件在合法征收中可获得的优惠。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5529号
【裁判摘要】房屋登记机关应尽审慎审查义务——《房屋登记办法》（备注：已失效）第十一条规定，申请房屋登记，申请人应当向房屋所在地的房屋登记机关提出申请，并提交申请登记材料。申请登记材料应当提供原件。不能提供原件的，应当提交经有关机关确认与原件一致的复印件。申请人应当对申请登记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负责，不得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房屋登记。《广东省城镇房地产权登记条例》第九条规定，权利人办理房地产权登记应当向房屋所在地的房地产管理部门提交下列文件:（一）申请人的身份证明;（二）房地产权属来源证明或者权利证书;（三）房地产转移、转让、变更或者设定他项权的协议书、合同书或者批准文件;（四）缴纳房地产税的证明。根据上述规定，申请人申请房屋登记时应按房地产管理部门的指引提交相应申请登记材料，并对申请登记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负责。关于房屋登记机关对登记材料的审查究竟只是形式审查义务还是实质审查义务，法律并无明确规定，但是，房屋登记机关应该在其能力范围内尽到审慎的审查义务。也就是说，房屋登记机关在审查登记行为时，主要对于申请材料是否完整和齐备、是否符合法定形式进行审查，对于相关材料的实质真实性、合法有效性，登记机关只能在职责范围内尽审慎的审查义务。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再18号
【裁判摘要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五条规定，在诉讼中，一方当事人死亡，需要等待继承人表明是否参加诉讼的，裁定中止诉讼；人民法院应当及时通知继承人作为当事人承担诉讼，被继承人已经进行的诉讼行为对承担诉讼的继承人有效。本案中，一审庭审后，原审第三人赖某去世，赖某的继承人依法有权参加诉讼。二审在审理过程中，应当依法查找赖某的继承人并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但二审并未开展相关工作，迳行作出判决，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条第三项“未经合法传唤当事人而缺席判决的”的情形，审理程序违法。本案一、二审的焦点问题就是海丰县政府为赖某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是否合法有效，赖某虽系第三人，但亦属必须参与诉讼的当事人。二审在此问题上的程序违法，将直接影响案件审理结果的正确与否。
摘要2：【裁判摘要２】根据1998年修改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一条的规定，单位和个人依法使用的国有土地，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使用权。赖某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系2002年颁发，该证书虽由海国土局填发，但发证机关系海丰县政府；黄某某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系2006年颁发，该证亦由海丰县政府颁发。根据1998年以及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海丰县政府系具有法定职责的土地使用权证发证机关，依法应当对其核发的土地使用权证的合法性承担责任。根据修改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李某某以海国土局为被告提起诉讼，要求撤销涉案的两个国有土地使用证，属于错列被告。海丰县法院应当依法向李某某予以释明，告知其变更被告为海丰县政府。但海丰县人民法院未经告知和释明，直接进行实体审查，程序违法。考虑到自2015年3月1日《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施行后，不动产登记由不动产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六款之规定，继续行使土地登记职责的部门是适格被告。海丰县政府确定为不动产登记机构的部门应当是本案的适格被告。
【裁判摘要３】第三人善意取得，违法房屋、土地登记应确认违法但保留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因保护善意第三人确认在先房屋登记行为违法的，应当裁定驳回原告对后续转移登记行为的起诉。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被诉房屋登记行为违法，但判决撤销将给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房屋已为第三人善意取得的，判决确认被诉行为违法，不撤销登记行为。尽管在土地登记案件中没有明确的法律或者司法解释的规定，但相关的法律原理是一致的，该规定可以在审理土地登记案件中参照适用。本案中，黄某某通过转让获得的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是否属于善意取得，直接影响人民法院对于前后两个土地行政登记行为的判决方式。原一、二审对于黄某某某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后，并未对该关键事实予以认定，而是直接以前证主要证据不足为由予以撤销，并认定后证也因此应属无效，应予撤销。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确有错误。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2853号
【裁判摘要】村民决议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成员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我国自1983年农村土地第一轮承包以来，逐步实行并推广了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农村的土地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享有平等的承包经营权，法律并未设置其他限制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我国农村村民实行自治，由村民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村民会议或者经村民会议授权的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可以对涉及村民利益包括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土地承包经营方案等事项作出决定，村民会议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但是，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
摘要2：【摘要】本案中，员峰村制定的《员峰村年终利益分配办法》、《员峰村民承包责任田方案》、《员峰村级股份合作制股东确权界定草案》等，属于该村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大会的权限范围。针对庞某某提出的处理申请，石岐区办事处作出的215号处理决定与中山市政府作出的226号复议决定，得出了截然相反的评判。本案的争议焦点即在于判断员峰村的上述分配办法及股权配置方案是否违反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实行男女平等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我国正在采取必要措施，逐步完善保障妇女权益的各项制度，以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促进男女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妇女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因结婚男方到女方住所落户的，男方和子女享有与所在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平等的权益。．．．．．．权利与义务是对等的，没有无义务的权利。是否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能够享有相应的权益，除了户籍条件以外，还要结合其是否履行集体经济组织章程要求的义务予以确定。一般而言，户口在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但不履行集体经济组织章程义务的，则不应享有与该集体经济组织其他成员平等的权益。但是，如果村民自治章程、村民会议决定中的相关条款违反法律规定，对某些成员履行义务设置障碍或者不当限制，导致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法履行集体经济组织章程义务的，则不能以此为由剥夺该成员的权益。
摘要1：【案号】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云民辖12号
【裁判摘要１】一审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当事人约定争议可以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仲裁协议无效。但一方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另一方未在仲裁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期间内提出异议的除外。本案中，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工程专业设备购销合同》第八条第3项约定“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如协商不能解决，可申请昆明市仲裁委员会仲裁，或由合同签订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根据审查协议的公正性原则，判定协议内容效力的尺度应当统一，在原被告既选择仲裁又选择诉讼的情况下，原被告之间达成了两个合意，一个关于仲裁、一个关于诉讼，两个合意发生冲突，仲裁合意由于约定不明无效，则双方关于诉讼管辖的合意的效力也应当无效。就诉讼而言，双方当事人约定了两个互相排斥的纠纷解决方法，故应认定该条款整体无效，应根据法定管辖原则来确定管辖。
【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当事人约定争议可以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仲裁协议无效。但一方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另一方未在仲裁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期间内提出异议的除外。"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合同双方在协议中既约定通过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又约定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纠纷，故双方约定的仲裁协议无效，但仲裁协议无效，并不影响双方对诉讼管辖的约定。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由合同签订地的人民法院管辖"，该约定并未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应属有效。双方的合同签订地为昆明市西山区，故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在其对本案具有管辖权的情况下将本案移送耿马县法院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生效文书编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粤民辖终250号民事裁定（2018年5月31日）
【裁判要点】“接收货币一方”是指按照合同约定享有接收货币权利的一方，不能简单等同于起诉请求给付金钱的一方。
【裁判摘要】关于本案合同履行地的认定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确定合同履行地的原则是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结合合同履行义务来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中，“接收货币一方”的“接收货币”，是指实体内容的合同权利义务，而非起诉请求中简单的给付金钱请求。因此，应当以合同约定具有接收到货币权利的一方当事人来确定谁是“接收货币一方”。本案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源恺公司和宋某某作为合同中的股权转让方，按合同约定属于出让股权和接收转让款的一方；而祝某某、王某某、郑某作为股权受让方，按合同约定属于接收股权和给付转让款一方。因此，本案“接收货币一方”当事人为源恺公司和宋某某，应当以其所在地来确定本案的合同履行地。原审法院将“争议标的”简单地等同于“诉讼请求标的”，属于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中“争议标的”概念的错误理解和解读，原审裁定错误认定本案的合同履行地，应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对合同履行地中的“接收货币一方”的解析
【案号】（2015）荣法民管异初字第00005号
【裁判要旨】法院在考虑合同纠纷立案地点或者应对管辖权争议时，应当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等，判断争议标的的具体内容，来确定管辖地点。
摘要2：【解答】因为民诉法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是针对“合同履行地”的确定，所以该条文中的“给付货币”是指在履行合同约定的给付货币义务，而不是诉讼请求中支付金钱的内容。当事人在合同纠纷中要求对方支付金钱，其依据可能是要求支付价款，也有可能是要求承担违约责任。而在违约之诉中，既包括因履行金钱债务导致的违约之诉，又包括因履行非金钱义务产生的违约之诉。对于后者，当事人发生的争议并不是针对合同中“给付货币”义务，而是针对其他义务。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简单地以诉讼请求当中有支付金钱内容为由，将管辖地确定为原告所在地。司法实践中应该抓住“当事人争议标的”这一标准来确定管辖地。
摘要1：——合同履行地不能仅以给付金钱责任承担形式来确定
【裁判要旨】给付货币的义务是指实体内容的合同义务，而非诉讼请求中简单的給付金钱请求。合同履行地不能仅以給付金钱这种责任承担的形式来确定，还应当根据当事人起诉时的请求结合合同履行义务的内容确定。当事人起诉请求返还酒店预订款，诉讼请求并非履行合同应支付的相应对价，争议标的不属于给付货币，应为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
【案号】一审：（2017）津0101民初1069号；二审：（2017）津01民辖终539号
摘要2：
摘要1：【解答】“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认定标准：（１）时间基准：“交易当时”即事实交易行为时；（２）空间标准：“交易当地”即交易行为地（司法解释未明确哪一级行政区域所在地）；（３）主体基准：以交易当地一般经营者的判断（客观标准，排除非经营者标准）；（４）参考示范标准：转让价格达不到交易时交易地的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７０％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对转让价格高于当地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３０％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高价。
摘要2：
摘要1：【案号】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渝0119民初5610号
【裁判摘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因本案的被告宁德市金盛水产有限公司的住所地为建省宁德市蕉城区，而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服务合同书》中约定：“所有因为履行本合同而引起的违约、欠款、费用、侵权等一切争议，应先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成，双方同意将争议提交合同签约地人民法院解决。本合同签订地为重庆市。”该约定未明确具体的签订地，因此，应当认定为原、被告双方对管辖约定不明。另，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是返还货款，因此，本案不能适用买卖合同中关于接收货币一方为合同履行地的管辖规定。
综上所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一款：“根据管辖协议，起诉时能够确定管辖法院的，从其约定；不能确定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确认管辖。”因此，本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故，被告宁德市金盛水产有限公司其提出本院没有管辖权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摘要2：
摘要1：【案号】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闽01民辖终352号
【裁判摘要】本案系居间合同纠纷引起的管辖权争议。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争议标的并不等同于诉讼请求，而是指诉讼请求所指向的合同义务内容。本案中，高某某、陈某某、包某某、高某起诉王伏其退还居间报酬，该诉讼请求是给付金钱，但并非本案的争议标的，该诉讼请求所指向的合同义务内容为居间人王某某负有的提供居间服务的义务，因此，本案的争议标的为其他标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之规定，本案当事人未对合同履行地点进行约定，争议标的为其他标的，故履行义务一方即王伏其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本案的被告住所地和合同履行地均为王某某的住所地，王某某的住所地在福建省霞浦县，本案依法应由福建省霞浦县人民法院管辖，原审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辖终240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一项规定,“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以上规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对专属管辖的相关规定。本案系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应当适用上述专属管辖的规定,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辖终218号
【裁判摘要】中铁公司上诉主张其与江涛公司之间为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本案不应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而应根据合同约定由中铁公司法人注册地陕西法院管辖。本院认为，分包是基于主体的相对性界定工程施工的一种形式，其实质仍然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应当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由不动产所在地法院管辖。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