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保险代位求偿权诉讼中应否审查第三者提出保险合同无效、保险人不应承担保险赔偿责任、保险赔偿金额计算不当等抗辩？
摘要1：解读：（１）保险代位求偿权诉讼中法院对保险合同仅需作形式审查；（２）对保险合同效力、保险人是否应当承担保险赔偿责任、保险人给付保险赔偿金额是否使得等实质问题不应进行审查。
摘要2：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长中民二终字第00395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权利内容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享有的赔偿范围为限；（２）保险合同签订前被保险人预先限制第三者赔偿范围的约定合法有效的，第三者对被保险人的抗辩权及于保险人——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中，被保险人对造成事故的第三者享有请求赔偿的权利是保险人行使代位权的基础。根据长沙日立公司与迅安货运公司的约定，对运输途中出现的货物损失，长沙日立公司只能就“保险公司未赔偿部分”和“惩罚性处罚”要求迅安货运公司予以赔偿。海上保险公司在向长沙日立公司支付保险赔偿金后，相应地代位取得长沙日立公司向迅安货运公司索赔的权利，但这一权利不得优于长沙日立公司的权利。换言之，这一权利同样限制于“保险公司未赔偿部分”和“惩罚性处罚”两类损失。迅安货运公司可以向长沙日立公司主张的抗辩事由同样可以向海上保险公司主张。鑫运九和物流公司系接受迅安货运公司的委托从事运输，委托人对保险公司的抗辩自然及于受托人，故鑫运九和物流公司亦不承担责任。因此，海上保险公司无权要求迅安货运公司、鑫运九和物流公司连带向其支付因本案运输过程中发生的货物损失产生的保险赔偿金。
摘要2：
东京海上××火灾保险(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与××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案
摘要1：【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9年第12期（总第278期）第38-41页】
【裁判摘要】货物运输合同履行过程中托运人财产遭受损失，在承运人存在侵权与合同责任竞合的情形下，允许托运人或其保险人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选择侵权诉讼或合同诉讼。但是，托运人要求承运人承担侵权责任的，承运人仍然可以依据货物运输合同的有关约定进行抗辩。法院应依据诚实信用原则，综合考虑合同条款效力、合同目的等因素确定赔偿范围。
摘要2：
【笔记】什么是责任保险人参与权？
摘要1：解读：根据《保险法解释（四）》第１９条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与第三者就被保险人的赔偿责任达成和解协议——（１）经保险人认可，保险人在保险合同范围内依据和解协议承担保险责任；（２）未经保险人认可，保险人有权对保险责任范围以及赔偿数额重新予以核定。
摘要2：【注解１】责任保险人参与权是指责任保险的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和第三人协商赔偿过程中享有决定、和解以及进行抗辩的权利。
【注解２】保险人未参与的和解、调解对保险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最高法民终284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民法典》第六章第五百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约定金钱债权不得转让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据此，1012合同中“未经另一方事先书面同意，合同任何一方无权转让本合同或其中任何权利”的约定不能对抗华融湖北分公司，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并无不当。普天信息公司关于一审法院适用《民法典》第五百四十五条增加了其义务、损害其权利、背离其合理预期，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的主张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２】《民法典》第五百四十八条规定：“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因此，依据三方协议，在君盛公司未向普天信息公司付款的情况下，普天信息公司无需向宏鑫实业公司付款，亦有权据此向债权受让人华融湖北分公司抗辩。
摘要2：
【笔记】以保险公司为被告能否向其分支机构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
摘要1：解读：可以提供默示合意管辖制度来解决，只要被告不进行抗辩并参加诉讼辩论即视为保险公司分支机构所在地法院有管辖权。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1)最高法执复57号
摘要1：【裁判摘要】过户登记请求权具有物权请求权性质，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第二十四条规定：“已经合法占有转让标的物的受让人请求转让人办理物权变更登记，登记权利人请求无权占有人返还不动产或者动产，利害关系人请求确认物权的归属或内容，权利人请求排除妨害、消除危险，对方当事人以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抗辩的，均应不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已经合法占有转让标的物的受让人请求转让人办理物权变更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对方当事人以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抗辩。本案中，根据查明事实，金桥商厦申请执行王××，要求其履行配合过户义务，金桥商厦已经占有案涉调解书明确的11户房产，并支付了475万元款项，王××系案涉调解书确定的应配合办理过户的义务人，故参照上述规定，王××不可以金桥商厦申请执行超过法定时效为由阻却执行。
摘要2：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深福法知民初字第240号
摘要1：【裁判摘要1】原告使用“”商标的棋盘格箱包系列产品历史悠久，并在中国境内进行了持续的宣传、销售，通过长期的品牌维护和广告宣传投入，该商标已具有较强的显著性，使得公众很容易将该商标与原告这一特定提供者联系起来。虽然被控侵权商品上标明了其他商标，而且售价远低于原告正品的销售价格，购买者在实际购买时可能不会对来源产生混淆，但购买者在实际使用时可能会导致其他潜在消费者对商品来源的混淆，造成售后混淆。同时，也可能会使相关公众误认为被控侵权商品与原告具有特定联系，造成关联关系的混淆。因此，本院对被告认为不会构成混淆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
【裁判摘要2】根据前述分析，两被告行为既侵犯了原告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亦构成擅自使用原告知名商品的特有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应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虽然两被告的行为同时侵犯了原告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和对知名商品的特有装潢享有的权利，但鉴于两被告仅共同实施了一个侵权行为，故本院在确定上述赔偿数额时仅以一个侵权行为酌定赔偿，以避免重复赔偿。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282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关于泰正集团公司对欠付工程款是否应当承担连带支付责任的问题。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泰正集团公司在《授权委托书》中明确，其与喜福实业公司为案涉工程项目所有权的共有人，同时授权喜福实业公司代为与中建南方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可见，泰正集团公司对其作为《承包合同》的相对方是明知并认可的。喜福实业公司在《承包合同》上的盖章行为具有双重意义，不仅是对其自身作为案涉工程发包方地位的确认，同时亦代表泰正集团公司作出相应的意思表示。《承包合同》对泰正集团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而且，2009年8月15日，泰正集团公司和喜福实业公司共同作为发包人与中建南方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虽然该合同仅作为喜福实业公司和泰正集团公司报建用，但能够进一步佐证泰正集团公司对其发包人身份的认可。从合同实际履行情况看，在案涉工程开工报告和竣工验收意见书上，泰正集团公司均作为建设单位盖章确认。在实际施工过程中，有多份往来函件上均盖有泰正集团公司印章。可见，泰正集团公司亦实际参与了《承包合同》的履行。一审判决仅以泰正集团公司未在《承包合同》上盖章为由，认定泰正集团公司对案涉工程欠款不承担连带支付责任，存在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裁判摘要２】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销权无法律依据——逾期竣工违约金的权利行使与具体确定违约责任大小系两个层次的问题，喜福实业公司主张，在建设工程领域，双方进行工程结算时才对各自违约行为进行统计，确定违约责任，因而逾期竣工违约金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双方结算之日起算。该主张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债务相互抵销是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情形，与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具有相同效力。诉讼时效届满的，义务人可以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当然也可以提出不同意抵销的抗辩，喜福实业公司主张即使反诉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其也可以直接行使抵销权，无法律依据。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6193号
【摘要】原审已经查明，泰正公司在《授权委托书》中明确，其与喜福公司为涉案工程项目所有权的共有人、授权喜福公司代为与中建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对授权委托书签发之前受委托人以喜福公司名义与中建公司所为之一切民事行为法律效力予以认可。泰正公司和喜福公司共同作为发包人与中建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并在施工过程中的多份往来函件上盖章，涉案工程竣工验收意见书载明：“建设单位：重庆泰正（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喜福置业有限公司"。泰正公司申请再审主张其现不是涉案工程的所有人或共有人，并非合同相对方，不应承担连带责任，但不否认其曾系涉案工程共有人。原审依据查明事实，认定泰正公司实际参与了《承包合同》的履行、《承包合同》对泰正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不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亦无不当。
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宁民终229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无法证明系隐名发包人事实不承担责任——关于雨润公司应否对帝元公司欠付工程款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六建公司认为虽然合同签订的主体是帝元公司，但案涉工程真正的发包人与受益人是雨润公司，且雨润公司在工程结算终审单上盖章确认，因此，雨润公司应承担连带支付工程款及利息的责任。经审查，工程结算终审单上工程结算中心处加盖的是“江苏××××××有限公司工程结算中心”的印章，该工程结算中心作为参与工程结算的第三方，其并非承担责任主体，且六建公司提供的帝元公司和雨润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的股东信息，并不能证明帝元公司和雨润公司之间财产存在混同的情形，而且六建公司亦未向法庭提供雨润公司直接参与管理案涉工程或以其名义向六建公司直接支付工程款的事实。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证明雨润公司系案涉工程隐名发包人的事实。同时，六建公司提供的《彭阳县人民政府关于帝元肉牛加工厂资产转让事宜的函》中仅能反映出雨润公司参与过帝元肉牛加工厂资产转让的事宜，而雨润公司实际是否收取彭阳帝元肉牛加工厂资产转让款并无相关的证据证实。故六建公司以雨润公司为发包人和受益人，要求该公司连带支付帝元公司拖欠其工程款及逾期支付工程款利息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六建公司的该项请求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约定付款前需要提供等额全额发票不能成为不履行付款义务的抗辩事由——帝元公司与六建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工程款付至结算价款的95%前，六建公司需提供与结算价款等额的全额发票。开具税务发票系六建公司的法定和约定义务，但开具发票属于合同的附随义务，未开具税务发票不能成为帝元公司不履行主合同付款义务的抗辩事由。因此六建公司未开具发票的行为，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的不安抗辩权的行使条件。同时帝元公司要求六建公司开具税务发票的主张，应作为独立的给付之诉进行主张，但其在一审中并未提出反诉，仅以此抗辩不予支付工程款，其该项上诉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帝元公司支付工程款后，六建公司应向帝元公司开具税务发票。
摘要2：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鲁商终字第15号
摘要1：【裁判摘要】工程款债权转让合同依法有效——关于债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问题。虽然在债权转让时，双方未通过结算的方式明确债权数额，但这并不妨碍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建工公司享有的抗辩权可以向受让人超越公司来行使，事实上在诉讼中其也提出了抗辩。故该债权转让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和形式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也不损害他人利益，该转让协议有效，建工公司关于债权转让无效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院二巡法官会议纪要：以第三人的履行作为履行条件的约定的效力
摘要1：【摘要】当事人约定以第三人的履行作为一方履行债务的条件，该约定是对债务人何时履行债务所作的约定，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不属于附条件或附期限的法律行为。在合同有效的情况下，债务人负有确定的履行义务。就此而言，该约定形式上属于对履行所附的条件，但实质上则是对期限履行的约定。如果所附期限是确定的，则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履行；反之，难以确定当事人何时履行，即所附期限不明确的，依据《民法典》第511条第（4）项之规定，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请求履行，但是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所附期限是否明确，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应当由抗辩不应履行的债务人承担举证责任。
摘要2：【注解】以第三人的履行作为履行条件的约定属于附期限行为——（１）如第三人履行义务的期限可以明确的，自该期限之日起履行；（２）如果当事人履行期限不明确的，依据《民法典》第511条第（4）项有关“履行期限不明确的”有关规则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最高法民再98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定：根据潘××、曾××、健泰公司三方之间签订的一系列协议及合同，围绕潘××持有的谷铭翠城公司10%股权及相关合同权利，本案存在三个法律关系：一是潘××与曾××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二是曾××与健泰公司之间的合同权利转让关系；三是潘××与健泰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在上述法律关系中，潘××系谷铭翠城公司10%股权的持有人及转让方，曾××系第一手受让方；后曾××将其享有的受让郑××及潘××持有的谷铭翠城公司60%股权的合同权利加价1200万元转让给健泰公司，曾××系合同权利转让方，健泰公司为合同权利受让方；健泰公司受让合同权利后，直接与潘××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并办理股权过户登记手续，系潘××所持谷铭翠城公司10%股权的真正受让方。二、关于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主体问题。曾××仅将其享有的合同权利转让给健泰公司，未将合同义务一并转让给健泰公司，且曾××在2010年11月9日及2013年8月28日通过书面方式承认拖欠郑××、潘××股权转让款并承诺与健泰公司结清股权权益转让款后，一次性与郑××、潘××结清欠款，故曾××仍应按照其与潘××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支付拖欠的款项。．．．．．．故健泰公司系谷铭翠城公司股权的真正受让方。如果健泰公司与潘××不存在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则健泰公司取得谷铭翠城公司10%股权欠缺法律及合同依据，故健泰公司的抗辩理由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潘××主张健泰公司应与曾××共同向潘××承担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一审法院予以采信。
【裁判判摘要２】再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潘××将其股权转让给健泰公司的意思表示是真实的，并在该约定合法有效的前提下，登记机关才依法为健泰公司将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在其名下。此时健泰公司实际从潘××获得出让的股权，《股权转让合同》中有关股权转让的约定履行完毕，健泰公司因此与潘××间形成了因转让股权支付对价的债权债务关系，虽在该合同中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虚低，但应当按照在先与曾××约定的真实转让价格支付对价。．．．．．．鉴于上述客观事实和原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的规定和该法第一百零九条关于“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规定，本院认为，在健泰公司尚欠股权转让款未付的情形下，
摘要2：（续）潘××要求健泰公司承担曾××欠付的剩余股权转让款518.8万元的给付责任，符合案件事实情况，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笔记】连环股权转让最后受让人是否应当承担第一手股权转让价款支付责任？
摘要1：问题：Ａ将股权转让给Ｂ→Ｂ将股权转让给Ｃ→Ａ与Ｃ签订工商变更股权转让合同并将股权直接变更至Ｃ名下，Ａ能否要求Ｂ、Ｃ共同向其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解读１：（１）Ａ与Ｂ之间系股权转让关系（Ａ系股权转方，Ｂ系第一手股权受让方）；（２）Ｂ与Ｃ之间系合同权利转让关系而不包括合同义务转让（Ｂ系合同权利转让方，Ｃ系合同权利受让方）；（３）Ａ与Ｃ之间系股权转让关系（Ｃ系股权真正受让方）。
解读２：（１）Ｃ作为股权真正受让方实际从Ａ获得出让的股权，工商备案的《股权转让合同》中有关股权转让的约定已经履行完毕，Ｃ因此与Ａ之间形成了因转让股权支付对价的债权债务关系，股权转让价款应当按照Ａ与Ｂ之间约定的真实转让价格支付对价；（２）在Ｃ尚欠Ｂ股权转让款未付的情形下，Ａ有权要求Ｃ承担Ｂ欠付股权转让款的给付责任。
摘要2：【注解】连环股权转让情形下，根据工商备案股权转让合同，第一手股权转让人和最后一手股权受让人之间存在股权转让关系和股权转让债权债务关系，只不过股权转让价款按照第一手交易价格支付。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陕01民终3349号
摘要1：【裁判摘要】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资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故因基于投资关系产生衍生的违约请求权也不应适用诉讼时效——本院查明天然气公司已依据案涉《投资协议》、《公司章程》及《股东会决议》之规定，按期足额缴纳全部认缴出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股东不按照前款规定缴纳出资的，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综上，瑕疵出资股东应当承担的义务，属于法定的债权请求权，并非意定债权请求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九条的规定：“公司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返还出资，被告股东以诉讼时效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三)项：“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对下列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三)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资请求权”的规定，由于本案系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资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故因基于投资关系产生衍生的违约求权也不应适用诉讼时效，且上诉人瑕疵出资的行为对于已按期缴纳出资的股东的侵害系持续性的侵害行为，据此，一审法院对于本案是否应适用诉讼时效的问题，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正确。
摘要2：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晋民终154号
摘要1：【裁判摘要】因股东迟延履行出资义务而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该请求权虽然是因投资关系而产生，但其基础关系仍然是违约责任，并非是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返还出资，应适用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公司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返还出资，被告股东以诉讼时效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三）项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对下列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资请求权。”本案中，长治高科公司、长治南烨公司因深圳淼浩高科公司迟延履行出资义务而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该请求权虽然是因投资关系而产生，但其基础关系仍然是违约责任，并非是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返还出资。所以，长治高科公司、长治南烨公司主张深圳淼浩高科公司支付违约金的请求，应适用诉讼时效。而在本案中，2012年6月26日，虹源固态公司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对深圳中电淼浩公司的无形资产进行处置的事实，应属于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之后，2013年5月22日，长治高科公司、长治南烨公司就本案纠纷提起诉讼，其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因此，深圳淼浩高科公司提出本案纠纷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知民终930号
摘要1：【裁判观点】
1.销售者合法来源抗辩能否成立，需要同时满足被诉侵权产品具有合法来源这一客观要件和销售者无主观过错这一主观要件。被诉侵权产品具有合法来源是指销售者通过合法的进货渠道、通常的买卖合同等正常商业方式取得所售产品。对于客观要件，销售者应当提供符合交易习惯的相关证据。对于主观要件，销售者应证明其实际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其所售产品系制造者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上述两个要件相互联系。如果该销售者能够证明其遵从合法、正常的市场交易规则，取得所售产品的来源清晰、渠道合法、价格合理，其销售行为符合诚信原则、合乎交易惯例，则可推定该销售者实际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其所销售产品系制造者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即推定该销售者无主观过错。
2.在专利侵权诉讼中，为了进一步提高损害赔偿计算的合理性，在确定实际损失或侵权所得的赔偿数额时，人民法院可以在一定事实和数据的基础上，根据案情运用裁量权确定计算赔偿所需的其他数据，确定公平合理的赔偿数额。根据上述方法酌定的赔偿数额，可以不受法定赔偿最高或者最低限额的限制。
摘要2：【裁判摘要】公司为员工出具授权委托书但未提供合法劳动关系证明该员工不能作为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八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诉讼代理人除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规定提交授权委托书外，还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向人民法院提交相关材料：……(四)当事人的工作人员应当提交身份证件和与当事人有合法劳动人事关系的证明材料”。本案二审期间，全高达公司向本院提交《民事授权委托书》，委托伍××为其公司诉讼代理人，并在该《民事授权委托书》中注明伍××系其公司的技术顾问。但伍××并未提交其与全高达公司具有合法劳动人事关系的证明材料，亦未提供其系公司技术顾问的相应证据，故依法不能作为全高达公司的诉讼代理人参加本案二审诉讼。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闽0102民初2270号
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属于该法的调整范围，适用一年的仲裁时效，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卓××自述其于1991年11月1日至1998年12月31日在福州××大厦有限公司工作，此后离职。故，卓××应自其离职之日内一年内提出案涉劳动争议仲裁申请。现卓××直至2022年1月19日才向福州市鼓楼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确认劳动关系，显已超过仲裁申请时效，且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存在仲裁时效中止、中断之情形。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本案已超过二十年的诉讼时效，且二十年最长诉讼时效不适用中止、中断情形。此外，尽管劳动关系确认之诉在表面上并不涉及对实体权利义务的处分，但其实质和目的仍是为主张实体权利进行准备，即要求福州××大厦有限公司补缴社会保险。卓××自离职之日就应当知道福州××大厦有限公司未给其缴纳社会保险的事实，至今已长达23年。因此，福州××大厦有限公司就诉讼时效问题提出抗辩，合法有据，本院对卓××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摘要2：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闽01民终8519号
摘要1：【裁判摘要】未约定还款期限自款项借出之日视为权利受到损害之日，适用最长诉讼时效规定——本案借款未约定还款期限，债权人林××可以随时要求履行，因此自款项出借之日可视为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自本案借款发生之日即1996年7月3日，至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之日即2018年5月29日，期限已经超过20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规定，上诉人林××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最长诉讼时效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对方当事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抗辩事由成立的，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规定，被上诉人抗辩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而上诉人林××又没有存在特殊情况，抗辩事由成立，应判决驳回上诉人林香金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并无不当。
摘要2：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闽09民终527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最长诉讼时效仍然属于诉讼时效的规定范畴，法院不得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２）诉讼时效届满后债务承担不能适用诉讼时效抗辩——陈××提供的领（借）款凭证上，领款单位名称栏载明为吉巷老区竹木工艺厂，并加盖有“古田县吉巷老区竹木工艺厂”公章，领款用途和领导批准意见栏载明“兹向陈××借现金用于发展再生产.议定每月利息3%计算.本款由竹席款回笼一次性还清本息。〈于97年8月4日内一次性还清〉”，以上书证内容明确了借款单位、用途、利息计算、还款资金来源和还款期限，可以证实老区竹木工艺厂向陈××借款意思表示的事实，张××抗辩其在领（借）款凭证上领款人盖章栏签字、并接收借款系职务行为，具有事实根据；陈××接受了该领（借）款凭证应视为其对老区竹木工艺厂为该笔借款的债务人的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中“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是法律对保护民事权利的最长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仍是属于诉讼时效的规定范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当事人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不应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释明及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进行裁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不得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本案一审主动适用诉讼时效并判决驳回陈××对老区竹木工艺厂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陈××该部分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即陈××对老区竹木工艺厂清偿讼争借款本息的诉讼请求部分可予支持。．．．．．．结合一审中陈××提交的手机信息的记录内容：1.2017年10月11日张××儿子在收到陈××发送建行卡号的回复信息“收到！12.1之前给您1万元，余下的2018.12.1之前全部给清。（这是约定好的付款方式）。最后我代父亲向您道歉，这么多年也感谢您的理解。”2.2017年11月21日张××儿子发给陈××的信息“元照伯伯，按约定12.1之前给您1万，现在已经将钱转到我吉巷××叔叔的账上，请这几天带上你和我老爸的欠账单到我叔叔处领钱。”以及陈××在诉讼中陈述的其找到张××弟弟要钱时，张××弟弟表示只支付2万元的情况。
摘要2：（续）可以证实2017年10月至11月间陈元照就讼争借款要求张××清偿借款本息，双方进行了协商。陈××向作为老区竹木工艺厂法定代表人的张××催讨借款本息，对此应以普通谨慎人的标准衡量权利人智识经验应尽的合理注意义务；陈××对由张××承担清偿责任持肯定的主观心态并追求该结果，张××通过儿子、弟弟××的一系列行为向陈××承诺愿意承担清偿借款本金2万元的意思表示，双方意思表示具备相应的匹配性，符合债务承担特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由于双方对原债务人之责任免除问题未能协商一致，前述债务承担在性质上应属于并存的债务承担即成立债务加入。该债务加入在陈××与张××之间成立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故张××应对讼争借款债务承担相应的最高限额为本金2万元的清偿责任。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黔民申629号
摘要1：【裁判摘要】关于申请人所称原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错误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的安全生产，适用本法。”该法条所称的生产经营活动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既包括生产活动，也包括经营活动，既包括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也包括非法的生产经营活动；生产经营单位是指从事生产活动或经营活动的基本单元，包括法人组织、非法人组织和自然人等生产经营主体；安全生产是指生产经营主体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工作。本案中，遵义×××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是以顾客自选方式为主销售商品的营利性法人，依法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关于安全工作的相关规定，并按规定做好安全工作，有效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故原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进行裁判并无不当。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理由法律依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案号】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黔03民终2204号
【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条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的安全生产，适用本法”之规定，由于生产经营活动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既包括生产活动也包括经营活动，既包括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也包括非法的生产经营活动；生产经营单位是指从事生产活动或经营活动的基本单元，包括法人组织、非法人组织和自然人等生产经营主体；安全生产是指生产经营主体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工作，遵义×××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是以顾客自选方式为主销售商品的营利性法人，依法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关于安全工作的相关规定，并按规定做好安全工作，有效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因此，张××关于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六条关于“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之规定，遵×××家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将其部分经营场所出租给张××、徐××经营儿童乐园后，依法应对儿童乐园的安全工作进行统一管理，并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及时督促整改，由于遵义×××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没有尽到对儿童乐园的安全管理义务，对崔某受伤的后果具有一定过错，加之《租赁合同》关于安全责任的约定对外不具有法律效力，故遵义×××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指导性案例205号：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诉郎溪××固体废物处置有限公司、宁波高新区××贸易有限公司、黄××、薛×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摘要1：【裁判要点】
1.侵权人走私固体废物，造成生态环境损害或者具有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重大风险，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请求其依法承担生态环境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在因同一行为引发的刑事案件中未被判处刑事责任的侵权人主张不承担生态环境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2.对非法入境后因客观原因无法退运的固体废物采取无害化处置是防止生态环境损害发生和扩大的必要措施，所支出的合理费用应由侵权人承担。侵权人以固体废物已被行政执法机关查扣没收，处置费用应纳入行政执法成本作为抗辩理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6203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对诉讼时效期间已届满债务的重新确认须具备债务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的要件；（２）对催收通知书签章确认仅表明其收到该催收通知书并无证据证明债务人有同意履行诉讼时效已经届满的债务的意思表示，并不构成对债务的重新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中适用诉讼时效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对诉讼时效期间已届满债务的重新确认须具备债务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的要件。本案中，从原审查明的事实来看，河市镇政府对案涉催收通知书签章确认仅表明其收到该催收通知书，并无证据证明债务人有同意履行诉讼时效已经届满的债务的意思表示，并不构成对债务的重新确认。据此，原审法院认定案涉债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并驳回信达公司湖南分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退一步讲，即使将河市镇政府在案涉催收通知书上签字盖章的行为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诉讼时效期间于2007年、2010年重新起算，案涉债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也于2012年再次届满。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岳阳市分行于2011年10月12日、2013年10月9日、2015年9月25日分别在《湖南日报》、《三湘都市报》发布催收公告，对河市镇政府债权进行公告催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四)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对方当事人在国家级或者下落不明的当事人一方住所地的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具有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的，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本案中，河市镇政府一方并非下落不明，信达公司湖南分公司亦没有证据证明存在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的情形。据此，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岳阳市分行在《湖南日报》《三湘都市报》发布催收公告的行为并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原审法院认定信达公司湖南分公司于2019年向法院提起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4676号
摘要1：【裁判摘要】“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应作严格解释，即债务人应当明确表示抛弃时效利益，同意履行剩余的还款义务——案涉《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载明，“致：江西省进出口公司。到2009年3月2日止，您(单位)仍欠我行债务本金人民币壹仟零伍拾伍万元整及利息(以银行计息为准)。上述债务均已逾期，您(单位)已构成违约，请立即履行还款”。“债务人声明处”载明“已收到你行2009年3月2日签发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债务人：江西省进出口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对于上述规定中“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应作严格解释，即债务人应当明确表示抛弃时效利益，同意履行剩余的还款义务，如达成还款协议、签订债权确认书等。根据本案事实，进出口公司上述盖章仅表示其收到银行出具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并未明确表示同意履行剩余借款的归还义务，双方亦未达成还款协议，故原审法院认为进出口公司在《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上签章的行为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所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债务人对原债权债务重新确认的情形，签章行为不能引起诉讼时效期间的重新起算，并无不当。基于现无证据证明本案原债权人于2006年12月30日前向债务人催收债权，因此案涉债权已经超出诉讼时效。诉讼时效届满后，不能发生中断情形，故金融管理公司主张2011年2月17日、2011年9月17日、2013年7月29日、2015年7月14日原债权人银行通过报纸催收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没有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摘要2：
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3)辽13民终1202号
摘要1：【裁判摘要】公益性岗位的用人单位不承担公益劳动者报酬及社会保险费等，公益劳动者无权主张用人单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关于上诉人崔××是否为公益性岗位人员的问题。经审查，上诉人崔××提交《铁路道口监护员公益性岗位聘用协议》。协议声明，“铁路道口监护员是由政府作为出资主体，满足社会公共利益需要的服务性岗位，是政府为了满足铁路无人看守道口安全管理需要，投入相应基础设施形成的协助管理岗位。按照公益性岗位的性质和要求，根据《铁路无人看守道口监护管理规定》，签订如下聘用协议：……”上诉人崔××在与被上诉人签订该聘用协议，即认可协议中声明的岗位性质。上诉人崔××对其工作性质不属于公益岗的抗辩，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因上诉人崔××的诉请系基于公益性岗位提出，故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是否应为上诉人缴纳社会保险的问题。公益性岗位是指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和安置就业困难人员为主要目的，由政府设置的非营利性公共管理和社会公益性服务岗位。因公益性岗位属于政策性用工制度，被上诉人虽为上诉人的用工单位，但非核算单位，上诉人的报酬亦全额由财政承担，用人单位不承担其报酬及社会保险费等。因此，上诉人无权主张被上诉人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为安置就业困难人员提供的给予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的公益性岗位，其劳动合同不适用劳动合同法有关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以及支付经济补偿的规定。”上诉人崔××提出的相关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4236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民间借贷隐名代理的处理——关于王××、郑××、朱×、刘×、郝×五人是否为实际借款人，应否对各自借款合同中认可的部分及其对应的利息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虽然王××、郑××、朱×、刘×、郝×是借款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但是王××、郑××、朱×、刘×、郝×一审抗辩称系受步步升小贷公司委托与大众小贷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大众小贷公司对此亦明知。而大众小贷公司在一审中诉称“2013年10月28日，步步升小贷公司要求向大众小贷公司借款2000万元，经过双方协商，步步升小贷公司确定以其公司副经理刘×及员工王××、郑××、朱×、郝×个人名义于当日及次日分别与大众小贷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及《补充协议》”。显然，大众小贷公司在借款时知晓实际借款人是步步升小贷公司，王××等五名员工是受步步升小贷公司的委托以个人名义签订合同。而且该事实与王××等五人提交的步步升小贷公司的股东会决议、授权委托书相互印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故，在大众小贷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借款合同》和《补充协议》只约束其和王××等五名员工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不支持大众小贷公司关于王××等五名员工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有事实依据，亦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
摘要2：【裁判摘要２】银行账户出借人是否应对实际借款人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中没有关于银行账户出借人对实际借款人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之规定——关于杨×是否应该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民间借贷合同的双方约定向借款人之外的其他指定账户转款，系借款的履行方式。本案中，案涉借款合同约定大众小贷公司将借款付至指定的杨×账户，并不违背法律禁止性规定。且经一审查明，杨×以个人身份证明开设的账户，实为步步升小贷公司经营所用，账户的资金亦为公司占有、使用、处分，其既非借款人，也非借款实际使用人，故不能据此让杨×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大众小贷公司提出的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中亦没有关于银行账户出借人对实际借款人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之规定。因此，大众小贷公司请求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闽04民终150号
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国发[2001]15号）第二条规定：“对出让土地，凡改变土地用途、容积率的，应按规定补交不同用途和容积率的土地差价。"《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房地产开发用地管理的通知》（闽政〔2006〕4号）第四条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应严格按照经批准的土地用途和土地出让合同约定的其他土地使用条件进行建设。因特殊原因，确需改变容积率等规划设计条件的，必须经规划部门书面批准，并按照同等地段土地的市场价格，向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补交相应的土地差价。"《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建设厅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加强房地产开发项目容积率管理意见的通知》（闽政办〔2007〕190号）第四条规定：“……。建设单位未经合法批准在建设过程中擅自提高容积率、增加建筑面积的，应严格依法查处。……，超容积率部分的建筑面积的土地出让金按该宗土地原楼面地价的3倍收取"。一信公司在沙县华山市场项目建设过程中未经有关部门合法批准擅自提高容积率、增加建筑面积，依法应当补交土地出让金。因该土地出让金属于国家财产，一信公司未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补交土地出让金损害了国家利益，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对下列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四）其他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的债权请求权"的规定，资源局要求一信公司补交增加建筑面积的土地出让金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福建省人民政府规章的规定，依法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一信公司对资源局起诉的土地出让金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于法无据，其提出资源局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黑民再374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用人单位约定员工发生负全责或主责交通事故解除劳动合同无效；（２）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中约定的用人单位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不符合法律规定属于无效约定；（３）用人单位超出法律规定情形以外约定劳动合同终止条件无效——《劳动合同法》规定了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协商解除三类解除劳动合同情形，均规定了明确的法定解除程序和条件。其中《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以列举的方式对用人单位单方解除的情形作出明确的规定,但并不包括用人单位以其与劳动者预先在劳动合同中约定条件行使解除劳动合同权利的情形，故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中约定的用人单位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因不符合法律规定,属于无效约定。本案中，优先公司与马××在劳动合同中约定：如发生由马××负全责或者负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优先公司有权立即解除劳动合同。优先公司抗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劳动合同期满或者当事人约定的劳动合同终止条件出现，劳动合同即行终止。”，其不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关系情形。根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不得在《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劳动合同终止情形之外约定其他的劳动合同终止条件。”，优先公司在超出法律规定情形以外约定劳动合同终止条件，该约定内容因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综上，优先公司解除与马××之间的劳动关系既不符合用人单位单方解除的法定条件，亦无合法的合同依据，系违法解除，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642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股权转让合同的解除通常仅对将来发生效力，并非溯及既往的导致合同根本消灭，原股东不能自然恢复股东资格而需要重新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受让人所得分红款也仍然有效——股权转让交易中，受让人通过受让股权继受取得股东资格后，即依法享有参与重大决策、选择管理者、监督公司经营以及获得分配等权利。股东基于身份关系实施的决策、参与公司管理等行为，涉及其他股东的利益以及与公司交易的不特定第三方的交易关系，为保护善意相对人，维护社会交易安全和交易秩序，即便股权转让合同嗣后被解除，股权受让人在作为股东期间依法行使的各项权利通常仍应具有法律效力，公司亦应因股东投资以及参与公司经营决策而向其分配股息和红利。易言之，股权转让合同的解除通常仅对将来发生效力，并非溯及既往的导致合同根本消灭。因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解除前，亿丰公司、金信公司的股东身份及基于股东对公司投资而获得的分红收益仍然有效。股权转让合同解除后，基于该解除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明达意航公司并不能自然恢复股东资格，而需要通过重新办理股权变更程序才能再次成为抚顺银行的股东。《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关于“商业银行有下列变更事项之一的，应当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五)变更持有资本总额或者股份总额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的规定，案涉股权占比逾7%，明达意航公司在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后，要重新成为抚顺银行股东，除应履行公司内部的股东变更程序外，还须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审查批准。《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规定：“商业银行股东应当具有良好的社会声誉、诚信记录、纳税记录和财务状况，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和监管要求。”明达意航公司现已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显然不符合前述规定要求的成为商业银行股东的条件，辽宁银保监局亦在向本院回函中明确指出明达意航公司不符合《中国银保监会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关于股东资格的相关规定。故明达意航公司主张其为抚顺银行股东并要求变更登记的请求，缺乏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案涉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后，明达意航公司因不符合商业银行股东条件而不能重新取得抚顺银行股东身份，但其在该股权中的财产性权益却应依法予以保护，明达意航公司可通过申请拍卖案涉股份而以其价款折价补偿。故一审判决关于明达意航公司对案涉股权享有所有权但不具有抚顺银行股东资格的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裁判摘要２】关于一审判决是否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金信公司与明达意航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未就股权转让款利息进行处理，金信公司虽在本案一审中撤回主张股权转让款利息的反诉，但在明达意航公司主张返还分红款时，仍以明达意航公司应当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占用利息进行抵销作为抗辩，符合《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43条关于“抵销权既可以通知的方式行使，也可以提出抗辩或者提起反诉的方式行使”的规定，不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
【注解】（１）股权转让合同的解除通常仅对将来发生效力，并非溯及既往的导致合同根本消灭——为保护善意相对人，维护社会交易安全和交易秩序，即便股权转让合同嗣后被解除，股权受让人在作为股东期间依法行使的各项权利通常仍应具有法律效力，公司亦应因股东投资以及参与公司经营决策而向其分配股息和红利；（２）基于股权转让合同解除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出让方在股权转让合同解除后并不能自然恢复股东资格，而需要通过重新办理股权变更程序才能再次成为公司股东；（３）因不符合成为股东的条件，出让方主张其为公司股东并要求变更登记的请求不予支持；但其在该股权中的财产性权益却应依法予以保护，可通过申请拍卖股权而以其价款折价补偿。
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珠中法民二终字第95号
摘要1：【裁判要旨】缺席判决主体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权效力不及于到庭的其他连带责任人——（１）因借款人苏××未到庭对其缺席判决，因其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无须进行诉讼时效事实的审理和进行诉讼时效法律适用；（２）但林××（连带责任人）到庭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故对涉及林××责任承担的诉讼时效问题应当进行审理。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