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4914号
【裁判摘要】落款名称和加盖公章名称不一致，应当认定加盖公章名称为合同主体——临沧西地公司分别于2013年9月1日和2016年1月1日与西电公司签订了《最高额担保合同》。虽然临沧西地公司辩称无法查证盖章过程，且2016年签订的《最高额担保合同》落款名称不是该公司，但是该合同除加盖有临沧西地公司公章外，还有其时任法定代表人范军的签名，临沧西地公司既未提供相反证据，亦未申请司法鉴定证明合同上签章的真伪，其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可以认定临沧西地公司为合同的一方主体。
摘要2：【案号】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陕民终334号
摘要1：【案号】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鲁10民终1042号
【裁判摘要】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港领公司2016年4月6日股东会决议不成立，董事会决议无效；2.确认港领公司2017年3月29日股东会决议不成立，董事会决议无效；．．．．．．现行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对当事人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不成立是否受60日期限的限制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七条规定，本规定自2017年9月1日起施行，本规定施行后尚未终审的案件，适用本规定；本规定施行前已经终审的案件，或者适用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不适用本规定。本案在该规定实行后提起诉讼，应当适用该规定。港领公司提出的本案不应适用该规定以及孙××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六十日除斥期间的抗辩，于法无据，不予采信。
摘要2：【摘要】港领公司主张2017年3月29日股东会决议中的第一项、第二项内容不属于股东会决议范围，因此应属有效。对此，本院认为，王×与唐××之间的股权转让，系港领公司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根据公司章程不属于公司股东会决议的事项，但2017年3月29日股东会会议中将其作为议题进行了表决，因表决结果未达到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该股东会决议不成立，港领公司主张合法有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该股东会决议虽属不成立，但是并不影响唐殿普与王辉之间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6202号
【裁判摘要】债务人对案涉催收通知书签章确认仅表明其收到该催收通知书，并无同意履行诉讼时效已经届满的债务的意思表示，不构成对债务的重新确认——本案中，案涉债权最后一笔到期日为1999年12月21日，而农行屈原支行最早催收时间为2007年5月10日，故农行屈原支行在催收案涉债权时，案涉债权早已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自愿履行的，不受诉讼时效限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中适用诉讼时效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对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债务的重新确认须具备债务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的要件。本案中，从原审查明的事实来看，营田镇政府对案涉催收通知书签章确认仅表明其收到该催收通知书，并无证据证明债务人有同意履行诉讼时效已经届满的债务的意思表示，并不构成对债务的重新确认。据此，原审法院认定案涉债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并驳回信达公司湖南分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退一步讲，即使将营田镇政府在案涉催收通知书上签字盖章的行为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诉讼时效期间于2007年5月10日、2010年4月8日重新起算，案涉债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也于2012年4月7日再次届满。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岳阳市分行于2011年10月12日、2013年10月9日、2015年9月25日分别在《湖南日报》《三湘都市报》发布催收公告，对营田镇政府债权进行公告催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四）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对方当事人在国家级或者下落不明的当事人一方住所地的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具有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的，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本案中，营田镇政府一方并非下落不明，信达公司湖南分公司亦没有证据证明存在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的情形。
摘要2：（续）据此，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岳阳市分行在《湖南日报》《三湘都市报》发布催收公告的行为并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原审认定信达公司湖南分公司于2019年向法院提起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并无不当。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岳阳市屈原管理区营田镇人民政府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湘民终568号
【解读】2007年5月10日，农行屈原支行向营田镇政府发出（430710101）屈农银催通字（2007）第48号《贷款逾期催收通知书》，“致：营田镇政府：截止二00七年四月十二日，贵单位仍欠我行债务本金人民币壹仟陆佰贰拾肆万陆仟元整及利息陆佰零贰万柒千肆佰叁拾贰元叁角贰分。详见下列《欠款清单》……。上述债务均已逾期，贵单位已构成违约，请履行还款业务，特此通知"。营田镇政府加盖公章，确认收到上述催收通知书。2010年4月8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岳阳直属支行向营田镇政府发出《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营田镇政府经办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确认已收到《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727号
【裁判摘要1】当事人一审抗辩意见已经获得一审法院支持，二审中改变抗辩意见不予支持——另，光明公司主张放弃其在一审要求抵扣税款的抗辩意见，变更为要求承包人按约提供发票。但光明公司的抗辩意见已经获得一审法院支持，现要求承包人提供发票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2】当事人一审否认对其不利事实，案外人提起诉讼胜诉后，当事人在二审中又上诉自认对其不利事实不予支持——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参与诉讼的当事人应当遵守诚实信用的原则，不得滥用诉讼权利。本案中，申××及朱××、万××在一审庭审中多次陈述与刘××之间的债权债务已经了结，刘××所收款项为替桓大公司收取，并非归还其对刘××的欠款。正是由于申××等人的一再否认，才致恒大公司认可刘××的收款与申××等人的借贷无关，从而引发刘××另行以民间借贷纠纷起诉，形成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法院(2019)渝0120民初8612号案。现在本院二审庭审时，申××提交了借条、委托支付函、承诺书等证据，拟证明光明公司支付给刘××的300万元系抵扣其欠付刘××的债务。上述证据并非二审新证据，申××在一审中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予以否认。二审中，恒大公司也不认可300万元已作为工程款支付给了申××。申××在一审中的陈述并不存在重大误解或受欺诈、胁迫等情形，为诉讼中的真实意思表示。现由于刘××提起另案民间借贷诉讼，且另案一审已判决申××等人承担还款责任，申××为获得有利于本方的另案最终判决，并在总体上获益，欲推翻其在一审中主张的行为有违诉讼诚信，属滥用诉讼权利，应承担相应后果。其次，申××对争议的300万元不具有上诉利益。为避免不必要的司法资源耗费以及对各方当事人的程序利益保障，当事人仅对未获一审法院支持的诉讼请求具有上诉利益，有权对该部分诉讼请求提起上诉。本案申××关于将300万计为未付工程款应予支付的诉讼请求已经获得了一审法院支持，其对该300万元已不具有上诉利益，不应在二审中获得支持。最后，本案不能损害案外人刘××的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刘××并未参加本案诉讼，且已提起了另案诉讼，并获得了一审判决，如本案二审直接认定刘××接收300万元为冲抵借款将有损刘××的程序权利。同时，刘××在案涉款项收取中，除了争议的款项之外，还代表
摘要2：（续）桓大公司收取了其他多笔工程款，申××所举证据也未能充分证实刘××对300万元的收款行为是代表桓大公司还是其本人。综上，申××关于光明公司支付给刘××的300万元为已付工程款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３】桓大公司主张其收到的25万元安全措施管理费已经支付给了第三人朱××、万××。．．．．．．本院认为，关于第1项，桓大公司提交了转账明细等证据，经质证朱××、万××认为该证据未能证明案涉转账有二人的授权。本院认为，桓大公司举示证据只能证明其与万××１之间的交易往来记录，未能证实万××１所收款项受本案的当事人申××或者第三人朱××、万××授权，故桓大公司所提其支付给万××１的20万元应当认定为已付工程款的主张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４】承包人因实际施工人对外合同被判决承担责任后进入执行，已付执行费以及迟延履行利息不能视为已付实际施工人工程款——2.(2020)渝01民终8645号民事判决书还应当扣除执行费、迟延履行利息5130.62元。．．．．．．本院认为，．．．．．．关于第2项，申××等人认为该费用系桓大公司未按照生效判决履行义务产生，并非本案必须产生的费用。本院认为，桓大公司主张费用系其未积极履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导致，并非本案必然发生的费用，桓大公司的该主张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５】承包合同无效，约定的管理费和承包人支出的差旅费承包人可以要求实际施工人适当承担——桓大公司因涉案工程的工程管理、完善竣工资料等产生差旅费234,379元。4.申长松应当按照工程总造价的1%支付管理费，还应当扣除470,430.36元。本院认为，……关于第3、4项，鉴于双方对于合同无效均有过错，且桓大公司在案涉工程施工中对工程竣工、移交等事宜有过一定的参与，并实际支出了部分费用，一审法院酌情按照工程价款的0.5%支持了其部分主张，已综合考虑其差旅费及管理费。因此，桓大公司的上述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６】被挂靠方仅负有将收取的工程款支付给挂靠方的义务而非与发包人承担共同付款责任。
【裁判摘要７】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挂靠方）已取代名义上的承包人作为实际承包人与发包人成立事实上的建设施工合同关系，应当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摘要1：问题：管理人是否有权决定解除破产申请受理前成立合同？
解读１：破产申请受理前成立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管理人享有破产合同法定解除权——（１）即管理人有权决定解除或者继续履行合同；（２）视为解除合同情形：Ａ．管理人自破产申请受理之日起２个月内未通知对方当事人，视为解除合同；Ｂ．管理人自收到对方当事人催告之日起３０日内未答复的，视为解除合同；Ｃ．管理人决定继续履行合同的，对方当事人有权要求管理人提供担保而管理人不提供担保的，视为解除合同。
解读２：破产申请受理前成立双方均已履行完毕或者一方已经履行完毕的合同，管理人无破产合同解除权。
摘要2：【注解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管理人对债务人未履行完毕合同的解除属于法定解除的一种特别规定，法定解除的对象为破产申请受理前成立的债务人和对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债务人或者对方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完毕的合同不在破产合同法定解除权之列）。
【注解２】管理人决定继续履行合同的，对方当事人有权要求管理人提供担保，属于对方当事人行使合同不安抗辩权之情形。
【注解３】（１）《企业破产法》第４２条第３项规定：“管理人或者债务人依照本法规定解除合同的，对方当事人以因合同解除所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申报债权。”该条针对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是指普通债权；（２）破产合同解除后返还预付款系债务人不当得利，属于《企业破产法》第第４２条第３项规定共益债务。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2156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王×起诉是否超诉讼时效问题。经审查，在本案一、二审期间，裕景置业公司未提出诉讼时效的抗辩，二审也未提起上诉，再审审查程序对该问题不予审查。
【裁判摘要２】出租人破产后与承租人达成调解书确认租赁合同继续履行，在民事调解书被撤销之前破产管理人根据破产法第１８条选择解除租赁合同不予支持——首先，管理人称其对裕景置业公司与王×于2018年7月9日在人民法院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不知情且没有继续履行房屋租赁合同的意思。但从原审查明的事实看，一审法院受理破产清算后，于2018年5月14日即指定了管理人，该时间点是在广阳区人民法院出具(2018)冀1003民初2194号民事调解书之前，且管理人接受了承租人王×为履行该调解书支付的370万元租金，据此，管理人以对调解书不知情为由抗辩对调解书内容不予认可，理据显不充分。同时，管理人向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发出通知书并接受其缴纳的租金亦或资金占用费，显然是基于裕景置业公司与王×之间的房屋租赁关系，承租人王×有理由相信管理人有继续履行合同的意思表示。据此，二审未支持裕景置业公司不知情等抗辩理由，并无不妥。其次，民事调解书作为生效法律文书与民事判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在没有被撤销之前，相关当事人均受其既判力的拘束。二审结合本案具体情况，认定在合同继续履行期间管理人于2018年9月26日、2019年7月23日单方向王×发出解除合同书的行为无效，适用法律并无不妥。《破产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了管理人解除合同的选择权，但该项权利不应绝对化。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出卖方在缔约过程中存在瑕疵行为，违反了诚信原则和先合同义务；买受人以出卖方瑕疵行为拒绝履行付款义务，不符合合同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属于不当行使履行抗辩权；（２）出卖方对买受方不履行付款义务不享有合同解除权；买受方拒绝履行付款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但买受人有权请求变更合同价款。
摘要2：
摘要1：【案号】安徽省黟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皖1023民初363号
【裁判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三条规定，破产申请受理后，债务人欠缴款项产生的滞纳金，包括债务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应当加倍支付的迟延利息和劳动保险的滞纳金，债权人作为破产债权申报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上述法律规定并不能反推破产申请受理前产生的该条表述的滞纳金、加倍支付的迟延利息可确认为破产债权。社会保险滞纳金带有惩罚性，具有特定实施对象，若确定为破产债权，实际受惩罚的是全体债权人，这有违该措施的本意和破产法公平保护全体债权人的精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亦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后债务人未支付应付款项的滞纳金，包括债务人未执行生效法律文书应当加倍支付的迟延利息和劳动保险金的滞纳金；该规定与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三条规定的精神是一致的。故本案中的社保费滞纳金不属于破产债权。对黄山智恒投资有限公司的抗辩意见，本院予以采纳。综上所述，黟县税务局要求确认9243.21元（即社会保险金的滞纳金）为破产债权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5098号
【裁判摘要１】施工合同专用合同条款16.2.3则在招标文件专用合同条款16.2.3的基础上，增加了“承包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停工、怠工、取闹，否则视为违约，并向发包人支付本合同总价的5%作为违约金。经发包方书面催告后，承包人仍未改正的，发包人有权解除合同……”及承包人不得将工程转包、违法分包或变相联名转包，若违反此约定视作根本性违约等约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应以招标投标文件为依据，但合同当事人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通过平等协商的方式，在合同中对招标投标文件予以具体细化。中建二局通过施工合同约定放弃了因发包人原因造成工期顺延情况下承包人就相关费用及损失向发包人提出补偿或索赔的权利，同意增加因承包人违约解除合同的情形，属于其对自身民事权利的处分。上述违约条款不属于可能限制或排除其他竞标人参与竞争的实质性条款，是双方就招标文件中有关违约责任约定的细化与完善，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中建二局以此为由主张案涉施工合同无效，于法无据，不应支持。
【裁判摘要２】合同专用专用条款中关于承包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停工的约定有效——根据施工合同专用合同条款16.2.3约定，承包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停工、怠工、取闹，否则视为违约，经发包人书面催告后，承包人仍未改正的，发包人有权解除合同。中建二局以其停工系正当行使先履行抗辩权为由主张天安金谷公司不享有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与上述约定不符。双方确认案涉工程单体主体结构验收所对应的进度款已经支付完毕，原审判决据此认定天安金谷公司已足额支付合同约定的工程进度款。因中建二局自2019年7月29日起停工缺乏合同与法律依据，且违反了上述约定，在天安金谷公司已尽到催告义务的情况下，原审判决认定天安金谷公司向中建二局发出的解约函能够产生解除案涉施工合同的法律效果，合同解除日为2019年9月30日，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4512号
【裁判摘要１】适用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不符但裁判结果正确不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再审事由——案涉《保证合同》订立于《民法典》施行以前，本案第二审判决于2020年12月11日作出，并在《民法典》施行之前已经生效，因此本案应适用《民法典》施行之前的法律、司法解释，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关于上市公司提供担保的规定。富嘉公司相关再审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第二审判决未适用《民法典》施行之后的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而是适用了《公司法》及《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其在说理部分阐明了第二审法院关于上市公司对外担保法律适用的理解，虽与《民法典》施行之前的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精神不符，但裁判结果正确，不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裁判摘要２】在保证合同纠纷案件中，原告起诉请求继续履行合同，人民法院认为合同无效的，应当向原告释明变更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在第一审、第二审程序中释明后，当事人按照释明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出抗辩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其归纳为案件争议焦点，组织当事人充分举证、质证、辩论；第一审人民法院未予释明，第二审人民法院认为应当对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法律后果作出判决的，可以直接释明并改判。当然，如果返还财产或者赔偿损失的范围确实难以确定或者双方争议较大的，也可以告知当事人通过另行起诉等方式解决，并在裁判文书中予以明确。人民法院在第一审、第二审程序中没有释明并直接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原告申请再审的，本着如有其他途径对原告的权利进行救济，尽可能不对生效裁判进行再审以维护生效裁判权威的理念，应当驳回再审申请，并告知当事人另行依法主张返还财产或者折价补偿、赔偿损失等。本案中，第二审判决就《保证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没有向当事人释明，机械适用“不告不理”原则，直接作出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违反了《会议纪要》第36条的规定，没有达到尽可能一次性解决纠纷的目的，增加了当事人的诉累，存在重大瑕疵，但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情形，富嘉公司的该项再审主张不能成立。富嘉公司可以就《保证合同》无效后升达股份公司应当承担的责任，另行起诉。
摘要2：【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京民终701号
【解读】一审法院判决被告承担保证责任；二审认为保证合同无效，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1)京01执复195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天润伟业公司在行使股东知情权查阅分享通信公司会计账簿和会计凭证时能否摘抄的问题。从词意上理解，复制系以印刷、复印、临摹、拓印、录像、翻拍等方式将原件仿制一份或多份的行为，而摘抄可理解为从书籍或文件材料中摘取部分内容或信息以抄录。由此可见，复制可以产生与原件外观相同或近似之效果，但通常而言，摘抄仅能呈现原件的部分内容，不能反映原件的全貌和整体概况，不产生与原件外观相同或近似之效果。因此，摘抄在通常情况下不同等于复制。此外，股东知情权是公司股东了解公司信息、知晓公司事务的权利。本案执行依据确定的分享通信公司应提供给天润伟业公司查阅的会计账簿、会计凭证的时间跨度为自2006年2月24日至执行依据生效之日止，前后跨度达十余年，且会计账簿、会计凭证中包含了大量的专业数据信息，仅凭阅读和记忆难以保障天润伟业公司能够充分了解、知晓分享通信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使股东知情权的行使流于形式。在摘抄没有产生与原件外观近似或相似之效果，且没有证据证明天润伟业公司存在行使股东知情权会泄露分享通信公司商业秘密或信息进而导致公司合法利益受损的情形下，应该将摘抄认定为辅助股东行使知情权、查阅会计账簿、会计凭证的一种手段。且查阅本身即有检查、察看之意，而非仅仅是查看、阅览的意思，摘抄是检查的方式之一，结合本案案情，查阅可以延伸为摘抄。因此，分享通信公司在履行上述判项义务时，应当提供符合要求的场所和条件，保障天润伟业公司股东知情权的正当行使。
摘要2：【裁判摘要２】关于天润伟业公司行使股东知情权的范围是否及于分享通信公司的分公司和子公司的问题。……本案中，执行依据确定的义务主体为分享通信公司，天润伟业公司有权依据(2017)京0108民初30567号民事判决书要求分享通信公司提供自2006年2月24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会计账簿、会计凭证，但并未明确天润伟业公司行使知情权的范围可以及于分享通信公司的分公司和子公司。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分享通信公司的分公司和子公司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以“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为由对天润伟业公司提出的查阅会计账簿和会计凭证的请求提出抗辩意见，拒绝提供查阅。在未经过诉讼程序审理，且执行依据未将分享通信公司的分公司和子公司明确为义务承受主体的情况下，应当保障分享通信公司的分公司和子公司享有提出抗辩的权利，不能在执行程序中迳直作出认定。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390号
【裁判摘要】违反诚信原则，以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商标专用权之后，试图借助司法资源来谋取不正当利益，法律不予保护——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指南针公司、中唯公司以不正当方式取得商标权后，目标明确指向优衣库公司等，意图将该商标高价转让，在未能成功转让该商标后，又分别以优衣库公司、迅销公司及其各自门店侵害该商标专用权为由，以基本相同的事实提起系列诉讼，在每个案件中均以优衣库公司或迅销公司及作为其门店的一家分公司作为共同被告起诉，利用优衣库公司或迅销公司门店众多的特点，形成全国范围内的批量诉讼，请求法院判令优衣库公司或迅销公司及其众多门店停止使用并索取赔偿，主观恶意明显，其行为明显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对其借用司法资源以商标权谋取不正当利益之行为，本院依法不予保护；优衣库公司关于指南针公司、中唯公司恶意诉讼的抗辩成立，予以支持。二审法院虽然考虑了指南针公司、中唯公司之恶意，判令不支持其索赔请求，但对其是否诚实信用行使商标权，未进行全面考虑，适用法律有所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商标授权确权程序涉及诚信原则应当适用《商标法》第４条、第１３条、第１５－１６条、第３２条、度４４条第１款之具体法律规范；（２）商标侵权诉讼程序中商标法并没有诚信原则的具体规定，可以适用《商标法》７条第１款规定，如果明知注册商标专用权非诚信取得而行使注册商标专用权（包括恶意诉讼或投诉），违反诚信原则，属于权利滥用，其非法利益不能得到法律保护，且须对他人权益损害承担侵权责任。
摘要2：【注解１】非诚信取得注册商标应当被宣告无效；即便嗣后转让，受让人也不得以不知情为由抗辩。
【注解２】我国注册商标专用权依照核准注册取得的基本原则，违反诚信注册商标应当宣告无效，但无效宣告诚信并不是商标权属的确认程序，诚信原则不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归属原则。
摘要1：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涉新冠肺炎疫情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系列问答四（2022年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修订课题组 2022年4月18日）
【目录】问题1|在保险合同纠纷中，投保人、被保险人以保险公司在疫情防控中作出相关承诺为由，要求保险公司理赔的，应如何处理？问题2|因“隔离险”引发的纠纷，保险人提出被保险人申请理赔的情形不符合约定理赔条件的，应如何处理？问题3|疫情期间，部分保险公司向参与防疫的医护人员、志愿者、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居（村）委会工作人员等赠送保险产品，后续发生保险纠纷的，应如何处理？问题4|在信用卡纠纷、个人住房贷款及其他金融借款等融资类纠纷案件中，债务人以受疫情影响导致收入来源全部或部分丧失、经营困难或客观上履行还款义务存在障碍等为由，提出免除部分还款义务、延期归还欠款或调减违约金的，应如何处理？问题5|在涉金融征信记录案件中，个人以受疫情影响导致其未能及时归还欠款为由，要求金融机构撤销其不良征信记录的，应如何处理？问题6|金融投资者或金融消费者以金融机构利用疫情实施不当金融产品营销行为造成其损失为由，要求金融机构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应如何处理？问题7|债券持有人以未按期支付利息、交叉违约、预期违约、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等为由，主张提前还本付息，而发行人以疫情为由进行抗辩的，应如何处理？问题8|在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中，如投资者持股经历了疫情期间，上市公司或其他虚假陈述行为赔偿责任主体以疫情构成证券市场风险因素或疫情防控措施严重影响上市公司内外部经营环境等为由请求相应扣减损失赔偿金额的，应如何处理？
摘要2：
摘要1：【案号】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浙03民终603号
【裁判摘要】1.关于法律适用问题。公司法系为了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设立，其在赋予股东权利的同时，亦对股东在公司运行过程中的行为进行规制。本案系安胜公司债权人对安胜公司股东未履行股东清算义务所提起的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审法院适用公司法审理本案并无不当。安胜公司经法院破产清算并不能免除公司法赋于安胜公司股东的法定义务，公司债权人可以依据公司法要求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清算义务人对安胜公司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2.关于黄××是否已履行清算义务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及时组织清算系公司股东的法定义务，该义务属作为义务，当义务人不作为时，其应对此承担民事责任。黄××在安胜公司歇业后未及时组织清算，在破产清算审理过程中亦未向管理人提交财务账册，且在鹏盛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后仍未提供公司财务账册，明显属于怠于履行股东清算义务，导致安胜公司无法进行全面清算，其应当对安胜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黄××在公司运营过程中是否掌握财务账册、对安胜公司财务账册灭失是否存在过错，并不影响其对公司债权人民事责任的承担，一审法院对黄××的该抗辩理由不予采纳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可见股权转让后进行工商登记变更系股权转让双方的义务，未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但若有证据证明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系受让人不予配合造成且出让人已经在合理期限内以起诉等方式要求受让人履行配合义务的除外。受让人是否系实际控制人此为该受让人是否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而非登记股东免责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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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195号
【裁判摘要１】行政协议有以下四个方面要素：一是主体要素，即必须一方当事人为行政机关，另一方为行政相对人；二是目的要素，即必须是为了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三是内容要素，协议内容必须具有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内容；四是意思要素，即协议双方当事人必须协商一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协议。”依据上述规定，行政协议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要素：1．主体要素。合同法等民事法律规范规定民事合同的主体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而行政协议的主体则是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其中具有优势地位的行政主体是不可缺少的主体。2.目的要素。与民事合同主要是为了追求私人利益不同，行政协议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这一行政法上的目的。3.职责要素。职责要素是指行政机关签订行政协议必须是行使行政职权、履行行政职责的一种方式。4.内容要素。内容要素是指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签订合同的内容是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5.意思要素。意思要素是指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签订行政协议必须经过协商，意思表示一致。因此，与民事合同相比，除协商一致与民事合同相同外，识别行政协议和民事合同的标准主要有二：一方面，形式标准。形式标准也就是主体标准，即它发生在具有行政职权、履行行政职责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与行政职权所作用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之间。另一方面，实质标准。实质标准也就是标的及内容标准。行政协议的标的及内容是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意在提供一种指引，强调行政协议不同于民事合同，这一标准排除了行政机关基于自身民事权利义务而签订的协议。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判断：一为是否行使行政职权、履行行政职责；二为是否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三为在协议里或者法律上是否规定了行政机关的优益权。其中，行使行政职权、履行行政职责及行政机关具有优益权构成了行政协议的标的及内容，而是否属于上述标的及内容无法判断时，还可以结合“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这一目的要素进行判断。从所起的作用看，是否行使
摘要2：（续）行政职权、履行行政职责为本质要素，只要符合该要素，所涉协议即为行政协议，而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及行政机关的优益权这两个要素为判断是否行使行政职权的辅助要素。
【裁判摘要2】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大英县政府具有环境保护治理的法定职责，有权对涉污企业作出责令停业、关闭，限期治理等决定。案涉《资产转让协议书》实质上系大英县政府为履行环境保护治理法定职责，由大英县政府通过回马镇政府与永佳公司订立案涉协议替代作出上述行政决定，其意在通过受让涉污企业永佳公司资产，让永佳公司退出造纸行业，以实现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行政管理目标，维护公共利益。故案涉《资产转让协议书》亦符合识别行政协议的实质标准，原审认定案涉《资产转让协议书》系行政协议，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3】在相对人不履行行政协议约定义务，行政机关又不能起诉行政相对人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可以通过申请非诉执行或者自己强制执行实现协议救济。行政机关可以作出要求相对人履行义务的决定，相对人拒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该决定为执行依据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或者自己强制执行——我国行政诉讼虽是奉行被告恒定原则，但并不影响作为行政协议一方当事人的行政机关的相关权利救济。在相对人不履行约定义务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可以通过向人民法院申请非诉执行或者自己强制执行寻求救济。行政协议中约定了强制执行条款，一旦强制执行条件成就而相对人又不履行约定义务的，行政机关就可以依法直接将行政协议作为执行依据，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或者自己强制执行；协议未约定强制执行条款，行政机关可以作出要求相对人履行义务的决定，相对人拒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该决定为执行依据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或者自己强制执行。
【裁判摘要４】在协议履行过程中，永佳公司没有按照约定时间将土地和房屋权证过户登记，资产管理权的移交也晚于约定时间，对永佳公司要求支付违约金等的请求，依法不予支持；大英县政府、回马镇政府亦已以不予支付剩余“转让费”行使其先履行抗辩权，但是鉴于案涉协议约定“若不能办理土地房屋过户，乙方扣转让费100万元作为土地款，用于办理过户手续”，且永佳公司同意依约定扣转该笔费用并已移交了资产管理权，大英县政府应支付剩余“转让费”及资金利息。故原审判决对《资产转让协议书》各方责任的认定及处理结果，并无不当。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168号
【裁判摘要】当事人对一审判项未上诉且二审裁判未改变一审判决对该问题的判定，当事人就该问题提出再审不予审查——两审终审制是我国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当事人如认为一审判决错误的，应当提起上诉，通过二审程序行使诉讼权利。而再审程序是针对生效判决可能出现的重要错误而赋予当事人的特别救济程序。如在穷尽了常规救济途径之后，当事人仍然认为生效裁判有错误的，其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对于无正当理由未提起上诉且二审判决未改变一审判决对其权利义务判定的当事人，一般不应再为其提供特殊的救济机制。经查，谭××等5人在原审诉讼中未对该问题提出抗辩，一审判决后，亦未就上述问题提出上诉，一般应视为其接受一审判决就该问题作出的裁判。此种情形下，本院二审程序未审查该问题，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现谭××等5人提出的此项再审申请主张，与其在本案一、二审诉讼期间行使处分权的行为相悖，且二审裁判未改变一审判决对该问题的判定，故本院对谭××等5人此项申请再审事由依法不予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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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333号
【裁判摘要】当事人依据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已完成初步举证责任，举证责任转移至相对人，相对人应就其合理占有上述款项提供证据证明；相对人无法证明其占有案涉款项系偿还双方之前的借款或其他债务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格银企业提交的原迅源公司向ＸＸ程转款的部分凭证上虽记载为“保证金”、“贷款保证金”、“投标保证金”、“转账”、“往来款”，但上述款项均已进入ＸＸ程账户，原迅源公司与ＸＸ程之间已形成实际的资金联系。现格银企业认为双方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要求ＸＸ程承担还款责任，并依据转款凭证提起本案诉讼，根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格银企业已完成初步的举证责任，此时，举证责任应转移至ＸＸ程，ＸＸ程应就其合理占有上述款项提供证据证明，现ＸＸ程无法证明其占有上述款项系原迅源公司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故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判决其对相应案涉款项承担还款责任并无不当。ＸＸ程的该项诉讼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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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鲁03民终3565号
【裁判摘要】邮政公司出具说明证明上诉状在上诉期内已经实际交邮即可视为在上诉期内完成上诉——被上诉人苗××提交如下证据：邮单10xxx74431与邮单10xxx02393以及对应的查询跟踪网络打印件，证明上诉人于2019年7月17日将上诉状交邮，上诉人于2019年7月1日收到一审判决书。上诉期限最后一天应为2019年7月16日。经质证，（一）、上诉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中国邮政集团乌海市乌达区分公司已经证实上诉人寄交上诉状的时间是2019年7月15日，上诉人并没有怠于行使上诉权利。．．．．．．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乌海市乌达区分公司出具的说明，足以证明上诉人孔××、吴××、吴××、内蒙古亿洋冶炼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系在上诉期内提交上诉状，未超上诉期限，被上诉人苗××主张上诉人孔××、吴××、吴××、内蒙古亿洋冶炼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上诉超期的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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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起诉期限和诉讼时效制度差异：（１）立法目的不同；（２）法律性质不同；（３）作用的权利不同；（４）可变性不同；（５）产生的法律后果不同；（６）司法审查的主动性不同；（７）当事人提出抗辩或者司法审查的时间限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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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浙民申字第2151号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就丰联公司主张的因漏水导致的直接损失数额看，远小于丰联公司应于2013年8月27日支付的租金997230.2元。因此，丰联公司并没有拒付全部租金的合法抗辩事由，其不支付租金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根据《华成国际发展大厦租赁合同》第7.2.5条第（1）项的约定，丰联公司不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租金逾期超过三十日的，华成公司有权单方解除合同。结合华成公司已提交邮寄凭证证明其于2013年10月16日向丰联公司邮寄了《解除合同通知》的事实，原审判决双方签订的《华成国际发展大厦租赁合同》已于2013年10月19日丰联公司拒收《解除合同通知》之日解除，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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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445号
【裁判摘要】以民事调解书形式达成以物抵债协议不能排除强制执行——人民法院确认当事人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的民事调解书，并不能直接发生物权变动效力。．．．．．．具体到本案，案涉民事调解书是对鸿运来公司与姚××达成的以物抵债调解协议的确认，而以物抵债调解协议的本质属于债的范畴，只能表明鸿运来公司与姚××达成以土地使用权抵偿债务的利益安排，产生的直接后果是姚××取得要求鸿运来公司转移案涉土地使用权的请求权。此时创设物权仍要按照法律规定的物权变动规则进行，即办理过户登记，方可发生物权变动之效果。在变更登记之前，案涉土地使用权仍属于鸿运来公司，姚××享有的民事权益并不优于郭××，因此不足以排除另案的强制执行，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姚××辩称，本案应适用《执行查封规定》第十七条、《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但上述规定不适用于本案就土地使用权达成以物抵债协议的情形，故该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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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１）伪造印章签订的合同协议管辖条款无法确定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协议管辖条款对当事人不具有约束力，不能作为确定管辖的依据；（２）当事人主张表见代理属于实体审查问题，不属于管辖权阶段审查事项，不能以表见代理为由主张协议管辖条款有效。
摘要2：【注解１】（１）无效合同解决争议条款（管辖协议）有效；（２）不成立合同之管辖条款对当事人不具有约束力，不能作为确定管辖法院的依据。
【注解２】另外观点认为：公章是否伪造属于实体审查范围，不构成对管辖权有效抗辩。——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辖终123号
【注解３】合同公章确有伪造可能，其中的约定管辖条款可能不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不宜以合同中的约定管辖条款作为确定管辖的依据。——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辖终7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知民终500号
【裁判观点】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至当事人的工商注册登记地并由其员工签收的，应认定邮寄送达合法有效；当事人对其主张的合同变更事实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当事人未提出证据对其主张予以证明的，对于其抗辩理由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八条的规定，直接送达诉讼文书有困难的，可以邮寄送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其送达与人民法院送达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原审法院向小龙虾公司邮寄包含开庭传票在内的应诉材料的地址为东莞市塘厦镇莆心湖社区环市西路240号信达商务大厦A710-A711，该地址作为小龙虾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地具有法定公示效力，上述应诉材料也已被署名“王××”的个人签收。二审庭审中，小龙虾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确认王××系小龙虾公司销售人员。原审判决书也是向上述地址邮寄并成功送达的，因此原审法院对小龙虾公司开庭传票的送达是合法有效的。
【裁判摘要２】原审当庭演示的情况表明，小龙虾公司第二次提供给底蕴公司的样机经与《协议书》中附件一《功能书》进行比对，该样机缺失4项主要功能中的3项，至少缺失43项次要功能中的8项。小龙虾公司在二审庭审中对上述事实并无异议，但认为其与底蕴公司在第二次样机开发前已就产品功能及开发疑难点等问题充分协商并已达成一致意见，第二次交付底蕴公司的样机是经双方协商认可的，故并不存在违约。但在本案中，小龙虾公司并未提出证据对其主张予以证明，故对于小龙虾公司的该项抗辩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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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沪01民辖终99号
【裁判摘要】合并审理时如不同的诉讼标的之间既有约定管辖又有法定管辖则约定管辖中的管辖利益应更具优先性——首先，本案为保理合同纠纷，虽债权转让是业务的核心内容，但保理合同的内容不仅仅是简单的债权转让。作为金融创新的一种方式，其功能主要体现为贸易融资。故应认为债权转让之内容是在整个保理合同框架下运作的。同时本案中张某、陈某也是属于保理合同的担保人而非债权转让合同的担保人，故原审法院只以债权转让合同确定本案管辖不妥。其次，在案件存在并列的客观合并时，当基于案件审理的需要、纠纷一次解决之要求、程序利益保障等因素不宜分开审理的，如不同的诉讼标的之间即有约定管辖又有法定管辖的，约定管辖中的管辖利益应更具优先性。故在本案保理合同存在约定管辖的情况下，应以上述约定确定本案管辖更为妥当。
摘要2：【案号】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浦民六(商)初字第13327号
【摘要】原告起诉至本院的依据是《国内保理合同》第12.2条的管辖约定，但本院注意到，该合同仅有原告和被告朗特公司的盖章，故该管辖约定对被告红湖公司不能产生效力，因此，本案管辖应依据原告起诉的诉由和诉因予以确定管辖依据。本案案由为保理合同纠纷，但从原告起诉的诉因看，原告作为保理商同时向被告红湖公司、朗特公司主张权利，其权利基础并不相同。原告主张被告红湖公司支付应收账款本金，其权利基础系基于原告自被告朗特公司处受让了被告朗特公司在基础合同《订单合同》下对被告红湖公司享有的债权，即通过债权转让而取得；原告主张被告朗特公司对被告红湖公司未清偿的本金承担清偿责任，其权利基础则系基于原告与被告朗特公司双方签订的《国内保理合同》，即通过保理业务而取得。就两种权利基础的关系而言，债权转让是保理业务开展的基础，保理合同以基础合同的债权转让为前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债权转让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因此，取得被告朗特公司在基础合同中的债权人地位的原告，应当受基础合同《订单合同》的约束，故本案的管辖依据应当按照基础合同《订单合同》予以确定。
【注解】保理商依据保理合同、基础合同及保证合同起诉债权嗯、债务人和担保人，虽然债务人不是保理合同的签订主体，但是应收账款转让发生在保理业务框架内，依据保理合同协议管辖或者法定管辖确定管辖法院。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京民辖终29号
【裁判摘要】有追索权的保理合同纠纷中保理合同、基础合同和担保合同应当合并审理，并按照保理合同约定协议管辖条款确定管辖法院——保理合同是指保理商与应收账款债权人之间签订的，以债权人转让其应收账款为前提，集应收账款催收、管理、坏账担保及融资于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合同。按照有无追索权，保理合同可分为有追索权保理合同和无追索权保理合同。其中，有追索权保理合同是指在应收账款到期无法从基础合同债务人处收回时，保理商可以向保理合同债务人（基础合同债权人）反转让应收账款、要求保理合同债务人回购应收账款或归还融资的保理合同。在有追索权保理合同纠纷中，因保理商对保理合同债务人享有追索权，故其可选择一并起诉保理合同债务人及基础合同债务人。本案中，中汇信通公司（甲方）与山东恒丰公司（乙方）签订《保理合同》（有追索权）第十三条约定：“在甲方受让的应收账款因任何原因不能收回时，甲方有权向乙方进行追索，乙方应无条件向甲方支付保理融资款、保理费、账户管理费等全部应付款项。”第十四条第一款约定：“甲方在本合同项下任何权利未充分受偿时，可向乙方的采购商及担保人分别行使追偿权。”因此，本案为有追索权保理合同纠纷，保理商中汇信通公司可以保理合同债务人山东恒丰公司、基础合同债务人兖州煤业公司及保理合同保证人柴×、狄××为共同被告，一并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有追索权保理合同协议管辖条款确定管辖——本案中，涉案《保理合同》（有追索权）第二十四条约定：“凡因本合同履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相关的一切争议纠纷，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同意由合同签订地（北京市朝阳区）有管辖权人民法院管辖。”上述协议管辖条款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民事诉讼法相关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本案应据此确定管辖法院。因本案合同签订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故本案属于一审法院地域管辖范围。
摘要2：【摘要】关于兖州煤业公司主张诉争《煤炭买卖合同》《应收账款通知书》回执的公章真实性问题，因本案是依据《保理合同》确定案件管辖权，故兖州煤业公司上述关于公章真实性的主张不影响本案管辖权的认定，不构成一审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的有效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兖州煤业公司可待本案进入实体程序处理后提出，由人民法院予以审查。
摘要1：次债务人不得以债权瑕疵为由对抗善意保理商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7)最高法民再164号
【裁判观点】本案再审判决明确界定保理合同纠纷中各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细化了保理合同纠纷的裁判规则。（一）在有追索权的保理纠纷案件中，保理商向债务人的追索权、向次债务人的求偿权以及债权反转让的法律性质及相互关系如下：债权反转让的法律效果应为解除债权转让合同，解除后保理商不再具备次债务人的债权人地位，故该项权利与保理商向次债务人的求偿权不得并存；而追索权的功能相当于债务人为次债务人的债务清偿能力提供担保，其功能与放弃先诉抗辩权的一般保证相当，其与保理商向次债务人的求偿权能够同时并存，其中一方的清偿行为相应减少另一方的清偿义务。（二）对实践中经常出现的转让债权存在瑕疵的情况，若该瑕疵系债务人和次债务人共同的虚伪意思表示，根据当事人的虚伪意思表示在当事人之间绝对无效，但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基本原理，应审查保理商在受让债权时是否尽到审查义务，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该债权存在瑕疵。若保理商为善意，则次债务人不得以债权瑕疵为由对抗保理商。
【解读】在有追索权的保理业务中，其所包含的债权转让合同不是纯正的债权让与，而应认定是具有担保债务履行功能的见解给付契约——大陆法系的通说认为，有追索权的保理业务所包含的债权转让合同的法律性质并非纯正的债权让与，而应认定为是具有担保债务履行功能的间接给付契约。间接给付，学说上又称为新债清偿、新债抵旧，或为清偿之给付。根据民法基本原理，间接给付作为债务清偿的方法之一，是指为清偿债务而以他种给付代替原定给付的清偿，并不具有消灭原有债务的效力，在新债务履行前，原债务并不消灭，只有当新债务履行且债权人的原债权因此得以实现后，原债务才同时消灭。从司法实践中的情况来看，对保理商有追索权的保理业务中，在债权未获清偿的情况下，保理商不仅有权请求基础合同的债务人向其清偿债务，同时有权向基础合同债权的让与人追索这一问题，并无分歧认识，但在原有债务和受让债权的数额不一致的情况下应当如何确定清偿义务范围和顺序，还没有先例判决可以遵循。
摘要2：【注解１】保理商向债权人反转让与向债务人求偿权不能同时并存——保理商行使了反转让，债权人向保理商足额归还保理融资款及相关费用后应收账款应回转给债权人，保理合同自动终止，保理商不能再以债权人向债务人行使求偿权。
【注解２】（１）案涉《国内保理业务合同》中关于广州大优公司归还了保理融资款及相关未结清费用后，与该应收账款有关的一切权利亦应同时转回，以及发生江西燃料公司不履行偿还义务等情形珠海华润银行有权通知广州大优公司反转让债权的约定，应当解释为案涉债权转让合同的约定解除条件。因此，在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的情况下，如果珠海华润银行向广州大优公司反转让债权，因债权转让合同解除后其已不再具有江西燃料公司的债权人身份，其要求江西燃料公司清偿债务的权利基础已不存在，故该项权利与其对江西燃料公司的求偿权在法律性质上不能同时并存。据此，珠海华润银行在本案中要求江西燃料公司清偿债务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取决于其另案提起的诉讼是否应当认定为已经行使了解除债权转让合同的权利，将债权返还给广州大优公司。（２）故本院认定，珠海华润银行在另案诉讼中所主张的权利，在性质上属于要求广州大优公司归还借款的追索权，并非债权的反转让。
摘要1：【案号】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陕01民辖终270号
【裁判摘要】公章伪造属于实体审查范围不构成对管辖权有效抗辩——西安希新阳国际保理有限公司以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为被告，提出诉讼，称与被告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签订《三方（补充）协议》，该协议约定发生争议向本案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本院原告西安希新阳国际保理有限公司位于西安市灞桥区，故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法院拥有本案管辖权。至于上诉人所称该协议并不存在，协议上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的公章系伪造系法院实体问题审查范围，而管辖权问题是根据现有证据处理程序上的管辖问题，不涉及后续实体审查和处理。
摘要2：
摘要1：【案号】上海金融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沪74民辖终163号
【裁判摘要】被告以虚假合同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属于实体审理问题，不构成管辖权有效抗辩——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人民法院管辖，该协议管辖条款合法有效的，不再适用合同诉讼特殊地域管辖和一般地域管辖。本案双方签订的《国内有追索权暗保理业务合同》约定由甲方即上海钧瀚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所在地法院管辖，同时合同披露甲方地址位于浦东新区，该约定合法有效，原审据此认定对本案有管辖权并不不当。上诉人称本案合同系虚假合同，并非上诉人签订，本院认为，合同真实性问题应在本案实体审理过程中处理。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起诉期限不同于诉讼时效，起诉期限不能中断或者中止；（２）起诉期限属于法院主动审查事项。
摘要2：【注解】起诉期限和诉讼时效制度差异：（１）立法目的不同；（２）法律性质不同；（３）作用的权利不同；（４）可变性不同；（５）产生的法律后果不同；（６）司法审查的主动性不同；（７）当事人提出抗辩或者司法审查的时间限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