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解读１：根据《人民陪审员法》第１５条规定，由人民陪审员和法官组成合议庭进行的第一审民事、刑事、行政案件——（１）涉及群体利益、公共利益的；（２）人民群众广泛关注或者其他社会影响较大的；（３）案情复杂或者有其他情形，需要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的。
解读２：根据《人民陪审员法》第１６条规定，由人民陪审员和法官组成７人合议庭进行第一审案件——（１）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社会影响重大的刑事案件；（２）根据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提起的公益诉讼案件；（３）涉及征地拆迁、生态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社会影响重大的案件；（４）其他社会影响重大的案件。
解读３：根据《人民陪审员法》第１７条规定，可以申请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的人员——第一审刑事案件（１）被告人、（２）民事案件原告或者被告、（３）行政案件原告。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2198号
【裁判摘要】（二）原判决认定涉案合同无法履行系由薛××违约导致，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是否不当｜．．．．．．最后，原判决认定合同目的落空应归因于薛成林一方，亦无不当。原审查明，合创公司在起诉薛成林、天都公司要求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义务的另案后，居委会作出决议要求对天都公司52%的股权行使优先购买权，导致合创公司无法通过涉案协议达到受让天都公司100%股权的目的。虽然涉案协议签订时，合创公司应知晓天都公司股权结构，但由于薛××曾于2013年4月19日与薛××１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书》约定由薛×８１协助将居委会在天都公司的48%股权变更到薛××名下，并且薛××作为天都公司法定代表人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中明确保证天都公司由薛××100%控股。原判决认定涉案股权无法转让系因居委会行使优先购买权导致，应归因于薛××一方，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原判决适用定金罚则认定薛××应双倍返还合创公司定金，适用法律是否不当｜《股权转让协议书》第四条第3项明确约定，协议生效后，任何一方中途擅自解除协议或严重违约造成协议无法继续履行，均视为单方违约。如薛××构成本款约定的单方违约，则双倍返还合创公司已付定金。本案中，因薛××根本违约导致涉案协议无法继续履行，原判决依据双方协议约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五条之规定，判决薛成林双倍返还合创公司已支付定金，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608号
【裁判摘要１】股权出让方因第三人行使优先购买权而无法履行合同构成违约且应当双倍返还定金——关于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协议无法继续履行的责任在于薛××，其构成根本违约从而认定本案适用定金罚则是否有误的问题。根据已查明事实，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天都公司由薛××100%控股，股权过户完成后，合创公司持有天都公司100%股权。在该《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之前，薛××与薛××１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书》，约定薛××购买薛××１的网点房，薛××１协助薛成林将居委会在天都公司的48%股权变更薛××，并将天都公司的公章、用地规划许可证及相关文件交给薛××。案涉土地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于2005年由薛家岛织布厂变更为天都公司。因此，虽然在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时，合创公司知悉居委会持有天都公司48%股权，但在薛××承诺将天都公司的股权全部过户给合创公司、双方达成合意，该约定有效的情形下，薛××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在其因居委会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而未能履行协议，造成合同目的落空的情形，一审法院认定其构成根本违约，并无不当。《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任何一方中途擅自解除协议或严重违约造成本协议无法继续履行，均视为单方违约。如薛××构成本款约定的单方违约，则合创公司已付定金双倍返还给合创公司。因薛××违约导致涉案协议无法继续履行，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五条，判令薛××双倍返还合创公司已支付的定金，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薛××上诉主张本案不应适用定金罚则，仅需支付已付定金的利息，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裁判摘要２】当事人在鉴定报告出具后有权撤回鉴定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关于“当事人可以就查明事实的专门性问题向人民法院申请鉴定"之规定，当事人有权申请鉴定，当然也有权撤回鉴定申请，此系当事人的程序上的处分权。因此，在土地估价报告作出之后，一审法院准许合创公司撤回鉴定申请，并无不当。由于一审法院已准许撤回鉴定申请，故该报告对本案的审理已无关联，不再作为证据使用，一审法院未出示、组织质证，程序上并无不当。至于一审法院准许合创公司撤回诉讼请求的问题，合创公司撤回有关诉讼请求系其行使处分权的表现，一审法院在判决作出前准许亦无不当。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939号
【裁判摘要】（1）以物抵债（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适用《执行异议和复议》第２８条期待物权规定排除执行；（2）土地未达到开发建设25%以上即转让，受让人存在过错不能排除强制执行——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2011年3月25日，元亨公司与九江公司签订案涉《协议书》，确认了元亨公司欠付九江公司的欠款数额及还款时间。2012年11月16日，元亨公司与九江公司签订案涉《债务抵顶转让协议书》，约定将案涉争议的土地使用权抵顶转让给九江公司，但双方并未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原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四条关于物权变动效力的规定，认定双方关于案涉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并未产生物权变动效力，适用法律正确。九江公司主张其已经取得案涉土地使用权没有法律依据。对于九江公司主张其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对案涉土地享有物权期待权。本院认为，根据九江公司申请再审陈述的事实，案涉土地使用权未变更登记过户至九江公司名下是因土地部门规定未达到开发建设25%以上不能办理土地分割登记手续，该事实表明案涉土地未办理变更登记的原因系未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转让条件。且九江公司申请再审中称案涉地块政府仍未拆迁完毕，不能成为净地交给元亨公司进行开发建设，而其申请再审中亦没有主张或提供证据证明案涉土地已经实际交付给了九江公司。据此，九江公司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已经合法占有及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的情形。原审认定九江公司基于案涉《债务抵顶转让协议书》对元亨公司享有的权利属性仍然属于债权范畴，对案涉土地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当事人对补偿款用途约定不明，应当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原则，由付款方提供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补偿用途；（２）如付款方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所主张的补偿款用途的，则对其要求返还补偿款请求不予支持。
解析：
（１）当事人对１２００万元补偿款是否包括对３６户职工宿舍楼的搬迁安置费存在争议，在合同约定不明的情况下，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原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
（２）如付款方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1200万元补偿款包括对３６户职工宿舍楼的搬迁安置费用，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对其要求返还补偿款的请求不予支持；
（３）法院基于合同目的认定１２００万元补偿款应包括对３６户职工宿舍楼拆迁安置费，显属对合同目的的片面解释，在逻辑上不能周延。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监51号
【裁判摘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200万元补偿费是否包括对36户职工宿舍楼搬迁的安置费用问题。2010年4月1日，牟××与鑫龙公司签订《协议书》，对鑫龙公司于2008年3月26日竞价拍得原棉纺织厂土地及房产一宗后，就75亩土地开发建设事宜作了约定。协议书的主要内容为：1、该宗土地的开发建设手续必须以鑫龙公司名义办理，以确保政府给予鑫龙公司的职工安置费政策得以兑现；3、本协议签订的同时牟××付给鑫龙公司补偿费1200万元，鑫龙公司协助牟维飞将土地过户给“龙口市鑫龙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牟××按政府政策将款项付给鑫龙公司后法定代表人变回；4、牟××按约定付给甲方补偿费后，2010年9月底前拆迁完毕。从上述《协议书》的表述看，牟××与鑫龙公司就案涉土地和房产之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关系，尤其是第三条关于“本协议签订的同时牟××付给鑫龙公司补偿费1200万元，鑫龙公司协助牟××将土地过户给‘龙口市鑫龙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牟××按政府政策将款项付给鑫龙公司后法定代表人变回”的约定，该约定并未明确鑫龙公司负责拆迁该宿舍楼。牟××作为一审原告，有责任对其主张刘××等返还1200万元补偿款提供证据，在其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该1200万元的对价是鑫龙公司对案涉宿舍楼完成拆迁的情况下，其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原审判决基于错误的举证责任分配得出的事实认定是不正确的。
【解读】申诉人刘××、孙××、李××、姜××、蒋××、陈××、刘××、刘××、张××因与被申诉人牟××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山东高院）（2014）鲁商终字第2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作出（2015）民申字第34号民事裁定书，指令山东高院再审本案。山东高院作出（2015）鲁民再字第24号民事判决书，维持（2014）鲁商终字第203号民事判决。刘××等人仍不服，向本院申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综上，申诉人刘××、孙××、李××、姜××、蒋××、陈××、刘××、刘××、张××的申诉符合法律规定的再审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款、第二百零六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本案由本院提审；二、提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行政机关对征收土地上房屋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２）行政机关对征收土地上房屋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
摘要2：【注解】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６２条之规定，对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规定，阻挠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可以责令交出土地；拒不交出土地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但并未赋予其强制实施权，必须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闽行终654号
【裁判摘要】集体土地及其上房屋承租人作为集体土地的实际使用人对案集体土地征收引起的行政补偿行为有权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对于大运公司是否具有本案原告资格的问题，不应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条等规定为参照，而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可见，行政诉讼原告应当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案中，福州市人民政府的征收行为引起了对涉案被征收房屋价值、搬迁费用和停产停业损失等的行政补偿行为，该行政补偿行为正是大运公司起诉请求福州市人民政府履行的行政行为，即被诉行政行为。根据本案《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租赁合同》等证据，涉案被征收房屋属用于经营的房屋，其由大运公司承租用作住所，且用于生产经营，福州市人民政府对涉案土地和房屋的征收行为造成承租人大运公司搬迁和停产停业等损失，故大运公司与该征收行为所引起的行政补偿行为即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有权诉请给予补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土地使用权人或者实际使用人对行政机关作出涉及其使用或实际使用的集体土地的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本案中，大运公司承租使用涉案集体土地及其上房屋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是涉案集体土地的实际使用人，福州市人民政府的征收行为涉及该集体土地，故对于因涉案集体土地征收引起的行政补偿行为，作为土地实际使用人的大运公司根据该条司法解释的规定，亦有权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从本案事实看，大运公司与先锋公司解除《租赁合同》的主要原因在于福州市人民政府对涉案土地的征收行为，而福州市人民政府作出该征收行为之时，大运公司还是涉案被征收土地及其上房屋的承租人。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租赁合同》已于2013年12月解除，大运公司不再是承租人而无权请求补偿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先锋公司和先锋村虽认可收到福州市人民政府的补偿款6152万元，但主张该补偿款不包括拆迁奖励、停产停业损失等，且没有证据表明大运公司取得拆迁和停产停业等损失的补偿。而且，《租赁合同》未约定涉案房屋补偿问题，大运公司也曾以先锋公司为被告提起租赁合同诉讼，
摘要2：（续）请求解除《租赁合同》并赔偿损失，但未获审理法院支持。综上，大运公司有权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请求福州市人民政府依法予以补偿，具有本案原告资格。
摘要1：解读：
（１）非法占用土地，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擅自将农用地改为建设用地的——Ａ．限期拆除主管部门：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土地管理法》第７７条）；Ｂ．限期拆除执行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土地管理法》第８３条）。
（２）城市规划区内违章建筑（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Ａ．限期拆除主管部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城乡规划法》第６４条）；Ｂ．限期拆除执行部门：建设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责成有关部门采取查封施工现场、强制拆除等措施（《城乡规划法》第６８条）。
（３）乡村规划区内违章建筑（在乡、村庄规划区内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限期拆迁主管部门和执行部门：由乡、镇人民政府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拆除（《城乡规划法》第６５条）。
【解析１】非法占用土地（农改非）之违章建筑——（１）由县级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责令拆除；（２）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拆除。
【解析２】城市规划区内违章建筑——（１）由县级以上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拆除；Ｂ．建设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政府责成有关部门拆除。
【解析３】乡村规划区内违章建筑——由乡、镇政府责令责令拆除和强制拆除。
摘要2：【注解１】根据《土地管理法》第７７条第１款规定，非法占用土地，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的主管部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注解２】（１）对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负责进行查处；（２）对未经批准，非法占用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查处。——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220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6032号
【裁判摘要】（１）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批复具有内部性、过程性、抽象性特征，直接起诉征地补偿按照方案的批复难以得到支持；（２）“对补偿标准有争议”基本救济途径：一是先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二是协调不成的，应当依照行政复议法律、法规的规定向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申请复议（裁决），对裁决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首先，涉案116号《批复》具有内部性特征。被申请人福清市政府作出的116号《批复》,在形式上并非直接针对再审申请人作出，而是上级政府（福清市政府）对其所属机构（××区管委会）有关涉案项目房屋搬迁补偿安置方案所作的审核回复，并不对再审申请人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产生直接影响的应当是××区管委会根据上述方案所推进的后续具体的补偿安置、强制搬迁等行为；其次，涉案116号《批复》具有过程性。作为征地补偿安置的一个环节，该批复行为在作出之后，下级机构还需继续推进实施相关补偿安置方案，因此，属于征地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行为，此时如果存在争议，通过相关法定行政程序先行解决更具有合理性、科学性，直接起诉116号《批复》在起诉时机上并不适宜；再者，涉案116号《批复》具有抽象性。该批复所针对的补偿安置方案，从内容上涉及人数众多的不特定对象，具有一定普遍约束力，属于行政规范性文件范畴。市、县人民政府就此所作的批复，也带有较为明显的规范性因素。此外，在对外以谁的名义颁布类似补偿安置方案上有关行政法规并未明确规定由市、县人民政府直接作为颁布主体。基于上述因素考虑，对于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关于“当事人不服经上级行政机关批准的具体行政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以在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文书上署名的机关为被告”之规定所作认定、分析与处理，于法有据，并无明显不当。再审申请人对后续相关行政行为有权提出权益救济主张，直接起诉涉案116号《批复》，难以得到支持。同时也应看到，虽然涉案116号《批复》及其所涉及的补偿安置方案具有内部性、阶段性、抽象性特征，但是，如果再审申请人对上述行政行为所附载的征地补偿标准有异议，相关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相关规定还是规定了行政救济途径。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摘要2：（续）由批准征收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国务院国土资源部《征收土地公告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因未按照依法批准的征收土地方案和征地补偿、安置方案进行补偿、安置引发争议的，由市、县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裁决。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国法（2011）35号《关于依法做好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行政复议工作的通知》规定，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对有关市、县人民政府批准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服要求裁决的，应当依照行政复议法律、法规的规定向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由上可见，对没有按照经批准的相关方案补偿或者对相关方案本身所设定的补偿标准之合法性存在质疑的，可以归结为“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范畴。其基本救济途径：一是先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二是协调不成的，应当依照行政复议法律、法规的规定向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申请复议（裁决）。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土地权利人对土地管理部门组织实施过程中确定的土地补偿有异议，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应当告知土地权利人先申请行政机关裁决。本案中，对于被申请人而言，一方面其对于涉案补偿安置方案依法具有批准权，只有经其批准的方案才产生法律效力；另一方面，如果再审申请人对于涉案方案所确定的补偿标准存在异议，在程序保障上仍应当先向被申请人提出，由其先组织协调，协调不成，再向被申请人的上一级政府（福州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裁决）。．．．．．．从上述司法解释第六条第二款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先申请行政复议的土地行政案件，复议机关作出不受理复议申请的决定或者以不符合受理条件为由驳回复议申请，复议申请人不服的，应当以复议机关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规定精神以及大多数法院的实际做法看，对于上一级政府所作的复议（裁决）决定而提起的诉讼，是认可当事人诉权的。因此，本案二审法院依据上述行政法规、司法解释等规定，以缺失行政前置程序等为由，未支持再审申请人的上诉主张，亦无明显不妥。
《翁某某、陈某城乡建设行政管理:房屋拆迁管理(拆迁)二审行政裁定书》【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闽行终80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再306号
【裁判摘要】如何认定县级人民政府是否系违章建筑的拆除主体？——（１）县级人民政府具有组织实施辖区内征地拆迁以及责令有关部门拆除违法建筑的法定职责，在其未举证证明或合理说明案涉拆除行为的实施主体之前，并不能排除其实施强制拆除行为的可能性；（２）如果县级人民政府能够举证证明由其他行政机关对违章建筑实施了拆除行为，且并无证据证明县级人民政府组织实施了强制拆除，则县级人民政府不是适格责任主体，应由具体实施机关为适格被告；（３）在违章建筑已被拆除且不能排除系县级人民政府拆除，相对人不能举示其他证据可能系因行政机关原因所致的情况下，法院仍要求相对人举证证明系政府实施拆除，属对举证责任的分配有误；（４）村民委员会对违章建筑组织实施强制拆除行为，但有证据证明系受其他行政机关委托实施，应由委托实施机关承担法律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市中区政府是否系本案适格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本案中，张××、代××诉请确认市中区政府于2017年6月9日强制拆除其房屋的行为违法，应当提交初步证据证明该房屋系市中区政府强制拆除。张××、代××搭建的房屋确已被拆除，其起诉状中记载了有关征地拆迁的内容，其举示的《接（报）处警登记表》载明案涉房屋系“政府在拆违章建筑”，据此能够初步证明案涉房屋系作为违章建筑被行政机关拆除。市中区政府作为县级人民政府，具有组织实施辖区内征地拆迁以及责令有关部门拆除违法建筑的法定职责，在其未举证证明或合理说明案涉拆除行为的实施主体之前，并不能排除其实施强制拆除行为的可能性。张××、代××对其主张已尽到了初步证明责任，市中区政府对其辩称未实施拆除行为的主张应当举证证明或合理说明。在再审审理过程中，市中区政府已举证证明处理案涉违法建筑的职权由乐山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行使。本院据此向乐山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调取有关拆除案涉房屋的证据，查明案涉房屋因违反市容环境卫生管理的规定被乐山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查处，随后因此被拆除。综上，市中区政府既不具有对违反市容环境卫生管理规定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理的法定职责，亦无证据证明市中区政府组织实施了强制拆除，故市中区政府不是本案适格被告。
摘要2：（续）经本院释明市中区政府不是适格被告后，张××、代××仍坚持以市中区政府为被告。张××、代××的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对其起诉依法应予驳回。一、二审在案涉房屋已被拆除且不能排除系市中区政府拆除，张××、代××不能举示其他证据可能系因行政机关原因所致的情况下，仍要求张兆琼、代月泽举证证明系市中区政府实施拆除，属对举证责任的分配有误。一、二审据此认定张××、代××的起诉缺乏事实依据，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院对此予以纠正。但根据再审查明的事实，市中区政府并非本案适格被告，一、二审裁判结果正确，可予维持。
摘要1：【目录】一、执行异议之诉案件概况；(一)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基本情况；(二)执行异议之诉相关法律规范基本情况；二、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审理的基本原则；三、执行异议之诉中相关实体权利审查规则；(一)涉及不动产物权的执行异议之诉；1.借名买房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2.以房抵债的债权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3．被拆迁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4．房屋共有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二）涉及动产物权的执行异议之诉；1．涉及机动车的执行异议之诉；2．涉及借用账户资金的执行异议之诉；（三）涉及承租人权利的执行异议之诉；1．承租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条件；2．关于租赁与查封、抵押之间的关系问题；（四）涉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执行异议之诉；1．案外人基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2．实际施工人以其系工程款债权所有人为由针对承包人的到期债权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五）涉及股权的执行异议之诉；（六）涉及离婚协议财产归属的执行异议之诉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实践中不动产登记存在物权登记人与实际权利人不一致情形，在执行中应考虑实际权利人的利益，特定情况下可以赋予实际权利人排除执行的权利——普华公司在《吉安嘉园项目转让协议书》加盖印章，自愿无偿转让案涉项目土地使用权和开发权。齐力公司系在普华公司无力继续进行项目开发、有社会不稳定隐患情况下，经当地政府协调和许可，受让项目相关权利，实际出资对吉安嘉园项目进行拆迁和开发，建设地上建筑物。根据当地政府会议纪要（〔2015〕易政123号）记载，案涉土地使用权未过户属历史遗留问题。故尽管案涉土地使用权仍登记在普华公司名下，齐力公司对案涉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所享有的民事权益能够排除法院强制执行。实践中，不动产登记存在物权登记人与实际权利人不一致情形，在执行中应考虑实际权利人的利益，特定情况下可以赋予实际权利人排除执行的权利。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关于同一律师事务所两名律师分别在一、二审程序中代理原、被告是否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惠福集贤分公司提出的黑龙江××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在一审程序和二审程序中分别代理双方当事人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规定和司法部的相关批复，该行为属于违反律师职业规范的行为，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五条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事由，故惠福集贤分公司认为二审法院程序违法的主张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２】附条件变更合同条件成就后合同发生变更，应当按照变更后的合同约定履行——关于本案所涉债权是否属于选择之债，原判是否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双方当事人在《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中约定：“补充：上述房屋货币补偿530万元整，2011年10月8日支付30万元整，2011年12月1日支付剩余500万元整。如到期未支付，按上述所有房屋的面积1：1.5回迁商服原位一带三。”其中到期不能支付补偿款则回迁原位房屋的约定，其性质为附条件变更的合同，在“到期未付”的条件成就后，合同发生变更，惠福集贤分公司应当按照变更后的合同约定履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惠福集贤分公司不能全部履行变更后合同约定的房屋面积，王××就未能履行部分可以要求惠福集贤分公司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王××要求就不能履行部分按照市场价格赔偿损失，符合法律规定，惠福集贤分公司认为房屋拆迁协议的约定属于选择之债的主张于法无据，不能成立，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并无错误。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拆迁安置户有权排除抵押权人申请执行安置房——史××１、史××２作为拆迁安置户，以牺牲其对原房屋的居住权为代价来满足城市建设等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其对作为安置房的案涉商铺享有的拆迁利益亦关系到其基本的生存权利，故原审法院认定史××１、史××２对案涉商铺享有的权利优先于亳州典当公司享有的抵押权并无不当。史××１、史××２对案涉商铺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亳州典当公司主张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法院查封不动产对应拆迁补偿款系受查封特定款项，在该特定款项为被执行人、案外人非法转移时法院有权循款项走向予以追及——本案中，为执行诚隆公司的债权，法院冻结的被执行人长春中心库的财产本是该单位的土地和房屋，为特定的不动产，并非作为种类物的货币，仅是因为政府行政拆迁，政府承诺担保将解封的土地、房屋对应的拆迁补偿款存入法院账户，才导致查封的土地、房屋转化成拆迁补偿款，故相应数额的拆迁补偿款应属查封物的“替代物”或者“赔偿款”。……因案涉拆迁补偿款系受查封、冻结的特定款项，在该特定款项为被执行人、案外人非法移转的情况下，允许人民法院循款项的走向予以追及，有利于保护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权威。据此，本案一审法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确认长春中院（2013）长执字第137号案件中冻结的收储公司6541账户内存款1100万元为长春中心库的拆迁补偿款，许可在该存款1100万元范围内予以执行，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棚改公司收购安置项目以被征收安置户名义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不能认定为购房消费者，不能适用《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９条规定排除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三）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湘潭棚改公司与金荣公司于2011年6月14日签订的《收购合同》约定，湘潭棚改公司收购“金荣•世纪外滩”项目所建商品房成套住宅的处分权，实际购房人为达成安置协议的在该项目进行安置的棚户区改造片区的被征收户，湘潭棚改公司以金荣公司的名义根据拆迁安置协议与购房人签订商品房网上备案合同及办理相关手续，房屋销售价格按安置协议确定的价格执行，由金荣公司在购房合同上盖章并向购房人开具相关票据。上述约定虽然表明，湘潭棚改公司收购涉案房屋后，拟以被征收的安置户名义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目的亦在于履行安置协议。但在被征收户与金荣公司实际签订购房合同之前，被征收户尚非涉案房屋购买人，湘潭棚改公司不能以被征收户消费购房名义主张权利。原审判决认定湘潭棚改公司并非消费者，不能依照前述司法解释规定主张排除执行，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相关被征收户如因本案执行行为不能购得涉案房屋，可以依照其所签订的相关安置协议另行提出主张。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政府代表被安置对象与房地产公司签订安置房屋买卖合同，政府有权排除法院对安置房屋强制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三）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本案中，执行法院于2017年2月7日对案涉房产进行查封之前，树屏镇政府及苦水镇政府已于2015年8月11日、2016年9月27日与远东公司签订《成本价回购“远东•锦绣华府”小区商品房协议》，政府回购该部分房产系因兰州至中川城际铁路建设征收沿途土地,对相关村民进行房屋补偿安置的需要,且在双方签订书面商品房买卖合同之后,树屏镇政府及苦水镇政府已依约支付的价款为房屋总价款的89.6%。虽另外两案判决确认金山公司对工程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二条规定,树屏镇政府及苦水镇政府就案涉房产已经交纳了大部分款项，金山公司就案涉房产享有的优先受偿权不得对抗买受人，据此一、二审判决认为树屏镇政府等三单位对案涉房产的民事权益足以排除法院的强制执行，事实及法律依据充分，并无不妥。
摘要2：【注解】政府为拆迁安置购买商品房属于代被安置人员购买房屋，应认定为购房消费者。
摘要1：【裁判摘要１】人民法院在强制执行程序中，强制执行的范围亦仅能以远达公司的责任财产为限。根据民法基本原理，责任财产是指民事主体所有的具有金钱价值的各种权利的总体所构成，其范围并不等同于民事主体所有的财产客体的范围。据此，判断案涉房屋是否属于远达公司的责任财产的唯一标准，是在执行措施实施时远达公司对案涉12套房屋的权利状态。本案中，系争12套房屋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经由远达公司与城投公司、信丰县人民政府以协议的方式约定作为安置房使用。这一约定，系远达公司对其开发房产的合法处分，在信丰县人民政府、城投公司已经履行了相应的合同义务之后，远达公司对该12套房屋已经不再享有任何实体性的民事权利，而仅负有在房屋开发建设完成后向城投公司交付安置房的合同义务，案涉12套房屋已经从远达公司的责任财产中分离出来。与此相对应，城投公司作为债权人，在案涉《协议书》签订后，虽然因案涉房屋尚未完工以及房屋被查封等原因尚未办理过户登记，但城投公司作为买受人有权要求远达公司办理案涉房屋的过户登记手续。因此，在案涉12套房产已经不属于远达公司的责任财产的情况下，林××作为查封债权人要求将系争房屋纳入强制执行的范围，其主张依法不应得到支持。原审判决以城投公司受让案涉12套房屋的目的是用于拆迁安置为由认为城投公司的地位类似于被拆迁人，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认为城投公司的地位优于普通债权人，适用法律虽然有所不当，但由于其判决结果正确，因此本院在指出其瑕疵的同时维持其判决结果。
摘要2：【裁判摘要２】执行异议之诉作为排除不当执行的制度，其审理范围是确认执行标的物是否属于债务人的责任财产，并在此基础上决定能否排除强制执行，其法律适用系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民事实体法的规定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是执行程序中对案外人的异议进行形式审查的判断标准，并非是对案外人权利的最终确认，案外人实体民事权利的内容是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范围。申请人林××主张将该条规定作为审理本案的法律依据的申请理由，混淆了执行异议的审查与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之间的差别，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３】关于城投公司是否有权提出执行异议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规定：“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所有权或者有其他足以阻止执行标的转让、交付的实体权利的，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的规定，向执行法院提出异议”。据此，城投公司依据其与远达公司签订的《协议书》所享有的权利提出执行异议，符合法律规定，林××主张只有对标的物享有物权或特殊债权的主体才有权提起执行异议，并无相应的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法条链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１５被执行人将其所有的需要办理过户登记的财产出卖给第三人，第三人已经支付部分或者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该财产，但尚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第三人已经支付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但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如果第三人对此没有过错，人民法院不得查封、扣押、冻结。
摘要1：【裁判摘要】以产权置换方式取得车位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８条规定有权排除执行——首先，按照《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张××对案涉车位享有的民事权益足以排除中诚信托的强制执行。案涉房屋及车位的《产权置换补偿协议》签订时间是2013年10月19日，系在2015年11月27日的查封之前；案涉车位已实际交付张文贵占有使用，虽中诚信托对案涉车位的交付时间有异议，但结合2014年5月19日《关于花溪新村19号“名流花园"小区国有土地上房屋收购公告》记载的期限及所涉拆迁系现房安置等内容，以及张××对中诚信托查封的异议等情况看，一审法院认定案涉车位已于查封前交付张××占有并无不当；案涉车位系张××以产权置换方式获得，且其已经按照约定交付了原房屋产权手续，应视为已经履行了全部价款支付义务；从案涉土地整理及拆迁收购工作的整个过程看，案涉车位在查封前未办理过户登记的原因不能归责于张××。其次，按照《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也应保护张××对案涉车位的物权期待权。根据查明的事实，张××签订《产权置换补偿协议》以所有权调换形式取得案涉房屋及车位属于拆迁安置的性质，中诚信托对此亦无异议，典雅地产将补偿安置房屋及车位另行抵押处置，亦不能损及张××作为被拆迁人对补偿安置房屋及车位享有的物权期待权，张××应优先取得安置房屋及车位。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按照所有权调换形式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明确约定拆迁人以位置、用途特定的房屋对被拆迁人予以补偿安置，如果拆迁人将该补偿安置房屋另行出卖给第三人，被拆迁人请求优先取得补偿安置房屋的，应予支持。”本案中，黑河路政管理处与更佳公司在办公楼置换协议中约定，如更佳公司不能按期如约交付新办公楼，更佳公司将电业街更佳庭苑门市房2400平方米交付给黑河路政管理处处理，产权归黑河路政管理处所有。．．．．．．黑河路政管理处与更佳公司在前述置换协议及民事调解书中，系以附条件的方式就案涉2400平方米门市房屋置换补偿给黑河路政管理处进行了约定。现更佳公司并未在约定期限内兴建并向黑河路政管理处交付新建办公楼，因此其以2400平方米门市房屋对黑河路政管理处进行置换补偿的条件已经成就。根据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黑河路政管理处作为被拆迁人，有权优先取得案涉房屋。执行法院依据黑河路政管理处的申请对案涉房屋予以强制执行，具有法律依据。高××虽就案涉房屋办理了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但其享有的权利并不能对抗黑河路政管理处作为被拆迁人依法享有的优先权。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案外人申请再审必须是原审必要共同诉讼的当事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二十二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八项规定，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申请再审，但符合本解释第四百二十三条规定情形的除外。该条是关于被遗漏的必要共同诉讼人申请再审的规定，即依据该条申请再审的当事人须是原审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从本案再审申请人肖××等七人提交再审申请书及相关材料看，其主张权利的标的物虽与原判决争议的标的物有部分重合，但肖××等七人与东鑫公司之间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产生纠纷，与原判决因东鑫公司与三店农场、台商管委会之间合作开发合同、拆迁安置补偿、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产生的争议，各方主体并未处于同一法律关系中，解决的也并非同一争议。肖××等七人不属于必须共同参加原审诉讼的当事人，且其在再审申请书中亦自认系对争议房产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肖丽君等七人以此为由申请再审，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该七人认为对案涉标的物享有权利，可依法另行主张。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非协助执行义务主体对外支付款项不能视为协助执行义务主体擅自支付款项，执行法院责令追回缺乏依据——根据前述银川中院（2017）宁01执185号执行裁定以及该院于2017年7月27日作出的（2017）宁01执185号之一执行裁定，掌政镇政府共应协助冻结拆迁补偿款8516050.67元，但是掌政镇政府自己擅自支付的仅有300万元，此外的由兴庆区拆迁办支付的拆迁补偿款，付款主体并非掌政镇政府，不能视为是掌政镇政府擅自支付的款项。银川中院以掌政镇政府变更付款主体为由责令其追回兴庆区拆迁办支付的拆迁补偿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纠正。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另案生效刑事裁判文书已经将被执行财产定性并上缴国库，被执行人对执行依据有异议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１５条规定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处理——虽然张××诈骗案的一、二审刑事判决、裁定均认为张××不构成诈骗罪，阳光公司在申请拆迁过程中应获得合理补偿，但是，由于佛山市禅城区法院的另案刑事判决已经将该3000万元补偿款定性为陈××、熊××犯滥用职权造成的国家公共财产损失，且佛山市人民检察院已将该款上缴国库，因此，阳光公司应否获得拆迁补偿及获得多少补偿与另案刑事判决关于陈××、熊××犯滥用职权造成国家公共财产损失范围的认定密切相关。另案刑事判决已经认定案涉3000万元是陈××、熊××犯滥用职权造成的国家公共财产损失，阳光公司如果对该认定有异议，可以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申请通过刑事审判监督程序处理；也可以与佛山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进行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以就该拆迁补偿问题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请求予以确认。在另案刑事判决关于陈××、熊××滥用职权造成国家公共财产损失的范围没有改变以及阳光公司依法应当取得的拆迁补偿款数额尚未确定的情况下，原决定认为阳光公司应就拆迁补偿款问题与佛山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另循其他途径解决，适用法律并无不当。综上，由于阳光公司在本案中主张赔偿的3000万元拆迁补偿款与另案刑事判决的认定存在冲突，该款项是否属于阳光公司合法取得尚存在争议，阳光公司申诉主张佛山市人民检察院应当给予国家赔偿，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2：
摘要1：【注解】（１）租赁物由承租人出资修建，承租人收回建造成本的方式为低价租赁部分所修房屋，其与普通租赁合同中的承租方在权利义务上应有所区别；（２）案涉合同中约定在承租方使用期内如遇政府拆迁，所得补偿若属出租方使用权部分其补偿归出租方所有，若属承租方使用权部分其补偿归承租方所有，该合同约定有效；（２）双方的本意在于约定的低价租赁期未届满时如不能继续履行该合同，则应给予承租方相应的补偿，该补偿不同于直接对所有权的补偿，不能依据使用面积直接分配拆迁补偿款。法院结合评估报告中的预期收益评估法，在扣除土地出让金后，用承租方剩余使用年限代入公式得出相应的补偿金额，该方式既保证了土地出让金按规定上交国家，不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又保护了出资建房的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对其预期收益进行了有效弥补。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区政府同意乡政府城中村改造的批复不能视为强制拆除行为的行政委托｜政府同意下级行政机关实施城中村搬迁改造的批复仅是决定对城中村实施搬迁改造，并不包含组织拆除的时间、对象、拆迁工作人员等内容，不能将该批复视为强制拆除行为的委托——再审申请人徐××还主张根据柯政发[2018]105号《衢州市柯城区政府关于同意对姜家山乡姜家山村等8个村实施城中村搬迁改造的批复》，姜家山乡政府的行为应当视为受上级政府的委托而实施。但该批复仅是决定对姜家山乡姜家山村等8个村实施搬迁改造，在姜家山乡政府的请示或被申请人柯城区政府的批复中，并不包含组织拆除的时间、对象、拆迁工作人员等内容。再审申请人将该批复视为强制拆除行为的委托，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未达成拆迁补偿协议起诉请求补偿款的应不予受理
【裁判要旨】拆迁人与被拆迁人虽就地上物的拆除达成合意，但未就补偿方式、补偿金额、支付期限等合同必要之点协商一致的，双方的合同主要义务不能确定，所签订的协议书不能认定为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当事人就补偿安置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案号】（2014）京三中民初字11297号；（2017）京民终634号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租赁合同》特别约定：租赁期内因国家或当地政府需征用上述租赁厂房时，国泰公司应按政府部门规定的时间将租赁厂房退还谢××，本合同自动解除，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国泰公司投入建设、改造和装修部分和营业损失等赔偿金归国泰公司所有。后《租赁合同》一方的谢××变更为诚实公司，泰格公司并于2018年10月11日出具书面的《厂房转租同意书》，允许诚实公司将以上厂房及宿舍转租，据此，应认定泰格公司知悉以上《租赁合同》并应予以认可，故《租赁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规定，应确认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约履行。因2019年11月25日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政府发布宁区政(2019)13号《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塔南片区改造项目)》，所决定征收用地范围包括国泰公司所承租的以上厂房、宿舍。故国泰公司有权依《租赁合同》取得相应的拆迁补偿款。因泰格公司与宁德市蕉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签订《塔南片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塔南片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补偿补充协议书》，泰格公司已取得包括土地补偿、房屋补偿、补贴、二次装修评定价值、移装费、机器设备搬迁(含不可搬迁设备)、构筑物及广告版、花木、搬家补助费、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近期签约腾空奖励费用，合计220105112元。泰格公司所取得的以上款项中，包括国泰公司应取得的拆迁补偿款。根据公平原则，国泰公司应承担将已实际取得的属于国泰公司的拆迁补偿款支付给国泰公司的责任。根据东侨收储中心提供的《二装及附属物价格评定表》，可确定国泰公司机修车间补偿费25045元，办公室补偿费255565元，宿舍补偿费119355元；《构筑物价值评定表》可确定国泰公司构筑物价值：5＃一层02钢、5＃一层03钢、5＃二层03钢、5＃一层04钢共计115188元；东侨收储中心提供的《企业拆迁-机器设备拆迁补偿评估明细表》，可确认国泰公司机器设备拆迁补偿费76120元。一审法院根据以上证据，认定泰格公司应支付国泰公司的拆迁补偿款包括：机修车间补偿费25045元，办公室补偿费255565元，宿舍补偿费119355元，5＃一层02钢、5＃一层03钢、5＃二层03钢、5＃一层04钢构筑物补偿费115188元，机器设备拆迁补偿费76120元，广告牌补偿费30035元，根据国泰公司提供的光盘内容，确认地面金刚砂垫层补偿费23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房屋过户第二天收到征收公告卖家能否主张情势变原则反悔不卖？——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中介合同、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按约履行。上诉人起诉认为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对诉争房屋的拆迁事宜应提前知晓，却对上诉人故意隐瞒，要求依照情势变更原则解除合同。但根据一审中的证据，诉争房屋在2021年5月25日之前即有较长时间流传即将拆迁的消息，上诉人对诉争房屋可能面临拆迁应有一定的预见性，上诉人对于2021年5月24日办理网签及过户手续也无任何异议，且上诉人已收到了合同约定的全额购房款，上诉人的合同目的已经实现，被上诉人的合同义务已履行完毕，因此，本案不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的规定。上诉人又上诉认为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规避限购政策、通过代持投机性购房进行恶意炒房赚钱，但上诉人对此事实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且该主张也非解除合同的法定理由。
摘要2：【解读】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解除原告与两被告于2021年5月20日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中介合同》、原告与被告徐××于2021年5月24日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二、被告徐××将涉案房屋不动产权变更登记于原告名下，原告退还购房款181万元。
摘要1：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
【注解１】（１）行政机关对外获取的信息也是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获取的企业环境信息同样属于政府信息）；（２）行政机关制作的具有内部特征的信息，但实质仍是行政管理职能的延伸，不属于内部管理信息而是政府信息。——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全国法院政府信息公开十大案例——案例1余××诉海南省三亚市国土环境资源局案》
【注解２】行政复议案件审理过程中内部请示材料是否属于应当公开的政府信息？｜在复议案件没有最终结果的情况下请示材料不能认定为《政府信息条例》规定的行政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参考案例：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政判决书 (2008)皖行终字第0136号
【注解３】过程性信息（内部信息、决策信息）属于“意思形成”的信息，一般不属于应公开的政府信息。——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1310号
【注解４】行政机关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取得的信息不属于应予公开政府信息｜行政机关作为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是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其实施房屋拆迁民事法律行为在房屋拆迁过程中取得的信息不是其履行行政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获取信息，不属于应予公开的政府信息。——参考案例：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0)沪二中行终字第25号
【注解５】（１）行政协议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范围；（２）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１５条规定，涉及第三方商业秘密的政府信息不予公开。——参考案例：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湘行终1609号
【注解６】行政机关签订的招商引资投资协议属于政府信息。——参考：《最高法院行政庭会议纪要：行政机关签订的招商引资投资协议属于政府信息》
【注解７】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属于政府信息。——参考案例：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09)沪二中行终字第217号
【注解８】公安机关在履行刑事司法职能时制作的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全国法院政府信息公开十大案例：案例2奚××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案
【注解９】集体土地征收中分户补偿情况应向征收范围内村民公开。——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最高法行再180号
摘要2：【注解１０】党务信息不适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１）行政机关或经法律法规授权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有关信息的公开适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２）党组织制作的党务信息以及党组织制发的党政联合文件一般不适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798号
【注解１１】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信息（离任经济责任审计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调整范围｜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系由组织部门委托审计机关依照干部管理权限对各级领导干部进行的经济责任审计监督行为，据此所形成的相关报告等材料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调整范围。——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5425号
【注解１２】行政机关下设企业自主经营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9691号
【注解１３】（１）信访处理过程中形成的信息（信访处理信息）属于政府信息；（２）但应当依照《信访条例》规定的途径进行查询而不应通过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368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