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裁判摘要】本案第一个争议焦点系双方之间签订的合同是否存在欺诈。首先，我国《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第三人实施欺诈行为，使一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欺诈行为的，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原告认为作为中介方的三木安家公司在签订合同时存在欺诈行为，故应向法庭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其次，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对于“个税、契税、土地出让金”等的约定并非制式合同原有的印刷文本而属于手写体，该约定内容应认定为双方随时可协商可变更内容，而原告亦认可该约定内容上的按印系其本人形成；再次，原告作为房屋买受人且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税费等应有必要的了解与认知，对其签署的合同内容、尤其对其加印手印的地方应存在审慎义务，故即便存在原告陈述的可能性但原告更应向法庭提供证据证实其主张。综上，结合在案证据，本案中三方签订的合同并未存在法律规定的欺诈情形，不属于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本案合同作为双方协议的最终确认形式，应认定为原告认可合同约定的相关内容。
摘要2：
摘要1：【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17年第12期（总第254期）】
【裁判摘要】
一、银行负有保障储户存款安全的义务，应努力提高并改进银行卡防伪技术，最大限度防止储户银行卡被盗刷。
二、借记卡章程关于“凡使用密码进行的交易，发卡银行均视为持卡人本人所为”的规定，仅适用于真实的借记卡交易，并不适用于伪卡交易，银行不能据此免责。
三、在无任何证据证明持卡人自行泄露银行卡密码的情况下，不应判令持卡人承担部分损失，从而减轻银行的赔偿责任。
摘要2：【案号】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苏01民终116号
【摘要】一审法院认为：《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章程》规定“凡使用密码进行的交易，发卡银行均视为持卡人本人所为”。该条款系银行单方制作的格式条款，具有免除己方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情形，工行新门口支行依法应履行提示及明确说明义务。因该条款与其他条款并无明显区别，且系小号字体，现有证据亦不能证明被告工行新门口支行依法就该条款的内容向原告宋鹏进行了提示及明确说明，故该条款应为无效，不应适用。
摘要1：【裁判摘要】不属于“农村土地”属于土地租赁合同而非土地承包合同——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讼争的《原山地平台租赁合同书》属于土地租赁合同还是土地承包合同。根据上述查明的事实，该合同内容均为土地租赁的相关事项，其中并无土地承包的内容，杨××关于讼争的《原山地平台租赁合同书》名称与内容不一致之主张缺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条规定：“农村土地是指农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根据华侨农场一审中提交的《林权证》，讼争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国家，使用权属于华侨农场，而华侨农场系全民所有制企业，因此，本案讼争土地不属于该法条规定的“农村土地”，杨××依据该法条主张讼争合同为土地承包合同，理由不能成立。原判认定讼争合同为土地租赁合同并无不当。杨××关于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而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华侨农场无权解除合同、其享有优先承包权、其应获得承包地征用补偿费用等主张，均是建立在讼争合同为土地承包合同的基础之上而提出的，因讼争合同为租赁合同，故其上述主张亦不能成立。
摘要2：【案号】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漳民终字第1641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海域包括了其相应的滩涂属于国家所有；（２）滩涂属于土地性质应当由土地管理部门进行登记确认其所有权——对于上诉人所主张的其对本案所讼争的虾塘所在滩涂享有所有权及使用权问题，其理由是其持有1966年时的山权落实登记表上注明有84亩“海”，且一直由其发包给被上诉人并收取租金，因此，其即有所有权及使用权。根据1993年《国家海域使用管理暂行条例》第四条规定，海域属于国家所有；200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三条规定：“海域属于国家所有。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海域所有权，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海域。单位和个人使用海域，必须依法取得海域使用权。”海域，包括了其相应的滩涂。即上诉人的山权落实登记表的记载，不符合现行法律规定，不能作为其享有所有权的凭证。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占有海域和滩涂。任何单位和个人所享有的，也只能是滩涂的使用权，而滩涂使用权的设立和取得、转移，必须经过海洋行政管理部门的许可，并由海洋行政管理部门行使管理权，即使用滩涂，必须经过海洋行政管理部门的许可。本案中，尽管上诉人认为其一直对该滩涂管理并出租，且被上诉人一直向其交纳租金，但其对相关滩涂并没有享有所有权，其使用滩涂的行为，也没有得到海洋行政管理部门的许可，其收取租金的行为，并不能说明其即享有该滩涂的所有权，以及相应的使用权。即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返还涉案滩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如上诉人认为该滩涂属于土地性质，则也应当由土地管理部门进行登记确认其所有权，而上诉人并没有取得过该滩涂的土地所有权或滩涂使用权登记。对于被上诉人在其海域使用证过期后，仍使用该滩涂的行为，应由海洋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处理，不属本案审理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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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2013）黔高民初字第8号民事调解书所认定的内容为，华城公司以“君悦华庭”B栋裙房四层整层及五层面积约为941.6平方米的房屋抵偿其所欠潮阳公司的债务，并由双方办理房屋产权变更手续。显然，该调解书确认的是双方于本案诉讼中达成的以房屋抵偿金钱债务的协议。该调解书并不能够产生确定物权的效力，而是对双方以他种给付替代金钱给付协议的确认。换言之，华城公司依据该调解书需要履行交付及房屋产权变更登记义务，在变更登记完成之前，前述房屋的所有权并不发生变更。因此，该调解书并未侵害对申请撤销该调解书的孟××、王×的民事权益。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六十五条、第一百六十八条系对保全措施中解除或撤销保全措施权限及与执行程序衔接的规定，并非针对查封中财产能否处分的规定。并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等规定可知，即使被执行人将其被查封财产转让给第三人，也并不影响在先查封措施的效力，在先的申请执行人利益仍能得到保障或者仍然能够获得执行利益。尤其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五条、类推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等规定，（2013）黔高民初字第8号民事调解书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原审判决对此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指出。．．．．．．《还款协议书》在性质上系以物抵债，其中约定如在该协议签订之日即2010年1月27日起至2012年12月4日止，如华城公司能偿还汕头潮阳公司全部工程款，则汕头潮阳公司退还华城公司案涉房产的权利证书。从上述约定来看，双方以案涉房产偿还债务的约定虽然具有担保债权实现的功能，但如果华城公司未在上述期限内清偿债务，则转让房产与汕头潮阳公司的意思表示即应产生效果。该意思表示应该拘束双方。同时，以物抵债协议为诺成性合同，如果债务人尚未履行，债权人当然有请求继续履行的权利。在本案中，继续履行的请求权就表现为汕头潮阳公司请求华城公司按照《还款协议书》的约定交付房屋并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当然，在房产变更登记完成之前，汕头潮阳公司并非该房屋的所有权人。所以，汕头潮阳公司通过诉讼方式行使该请求权，在诉讼形态上为给付之诉而非确认之诉。汕头潮阳公司请求将案涉楼房四层整层“判归原告”，应当理解为在请求华城公司履行给付义务。
摘要2：（续）双方在（2013）黔高民初字第8号民事调解书中达成的华城公司、新世纪公司将案涉楼房四层整层“分归汕头潮阳公司”、五层楼房进行分割的协议，在性质上也只能是需要债务人给付和债权人受领给付的协议，而非确认权属或者类似共有物分割的协议，均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由此，原审判决关于“该约定不能成为汕头潮阳公司直接取得房屋产权的依据”的判断就不够清晰，该协议能够成为汕头潮阳公司请求继续履行交付房屋并办理过户登记义务的依据，但不能成为其已经享有所有权的依据。更进一步，原审判决以《还款协议书》并未实际履行因而潮阳汕头公司只能请求华城公司履行原工程款债务的结论就难以成立。原审判决此部分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案号】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黔高民再初字第1号
摘要1：【裁判摘要】黄××应否对涉案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本案中，虽王×将借款打入黄××的农商银行账号，但该银行账号系伊××和范××向王×提供，黄××对该款项打到其账号事先并不知情；范××在涉案款项进入黄××银行账户后并未向黄××如实告知该款项的性质，王×亦未在转账时标注涉案资金流转原因，故黄××对涉案转入资金的性质并不清楚，其对涉案资金的收取及使用系在公司负责人不实陈述和安排下被动进行的，并非明知涉案资金系借款而实施上述行为。同时，黄××的个人建设银行账户虽用于公司相关业务，但该行为与伊××不能偿还涉案借款并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此外，王×亦无证据证明其系因黄××的涉案银行账户而出借涉案款项，王×更无证据证明黄××从出借银行账户中获取非法利益，故本案不符合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规定的情形。原审判令黄××对涉案债务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纵观本案事实，叶××、陆××通过与美新公司恶意串通签订《装饰装修施工合同》，套取银行贷款，损害的是银行信贷秩序，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该合同无效，得当。因借款人叶××已实际归还了银行贷款，故不存在损害银行利益的情形。本案美新公司通过其公司帐户将涉案的130万元款项予以流转的行为虽然存在不当，但据此成为其对叶××、陆××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原审以美新公司对涉案款项的流转存在过错判决美新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缺乏法律依据。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本案执行依据(2015)泗商初字第00780号民事判决书规定的履行期间为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义务，该判决书于2016年1月12日生效，故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为2016年1月22日。泗阳县三联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于2016年1月19日向泗阳法院申请执行，申请执行时效中断，虽然未申请执行丁×和李××，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此时，对丁×、李××的申请执行时效中断，执行时效重新计算二年至2018年1月18日届满。而泗阳县三联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于2021年3月8日向泗阳法院申请对丁×、李××立案执行，已超过法定执行时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双方就原债务达成新的协议，债权人主张义务人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于丁×于2020年4月14日出具的申请书，虽然此时执行时效已届满，但丁×作出了“申请先执行泗阳鑫农养殖有限公司资产，对缺口部分按份额还款”的意思表示，属于义务人丁×作出新的承诺，诉讼时效重新计算。因该申请书内容不是对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义务作出同意继续履行的承诺，而是改变了原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数额、履行条件、保证责任承担方式等，属于泗阳县三联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丁×达成了新的协议，不应在本案执行依据的执行案件中执行。如双方对新的协议的履行产生争议，可另行主张权利。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关于一般债务利息计算的截止日期问题。本案执行依据（2014）郑民四初字第58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的第一项“被告信德祥公司偿还原告工行陇海路支行借款本金29981286.43元并支付利息3381851.72元,2013年5月2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复利按涉案《小企业循环借款合同》第3.1条第(2)项及第3.4条约定计取;上述款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该判决确定了计算利息、罚息、复利的截止日期，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之后，进一步明确该还款之日是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判决没有载明利息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据此，本案执行依据已经明确了一般债务利息的计算方法和截止期间，一般债务利息应当自2013年5月21日起开始计算，计算至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同时执行依据要求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因此，一般债务利息的截止时间为判决生效之日再加上十日的履行期间。
【裁判摘要２】迟延履行期间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纳入优先受偿的范围缺乏法律依据——关于迟延履行利息是否应当优先受偿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部分债务利息，是债务人没有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而产生的法律后果，其立法本意是最大限度地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给迟延履行的债务人以惩罚，该债务利息具有惩罚的性质。而民事法律文书中确定的金钱给付之债中的利息是当事人基于合同法律关系而产生的，具有收益、补偿损失的性质，因此，两种利息的性质明显不同。而且本案中，(2014)郑民四初字第586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二项明确，原告工行陇海路支行对上述第一项确定款项享有优先受偿权，而从第一项确定的款项中并不能得出包含迟延履行期间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内容。因此，信达河南分公司主张的应将迟延履行期间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纳入优先受偿的范围缺乏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现罗××、魏××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履行其认缴出资义务，故应在其未出资范围内对盈宏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原告请求追加罗××、魏××为(2019)粤1972执10838号案件被执行人，对盈宏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即便一人公司已变更为两人以上有限责任公司，但作为债务发生时一人公司的一人自然人股东，若不能证明当时公司财产独立于其个人财产，依法仍应对其当时公司与个人财产混同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可知，挺峰公司与铭裕公司的涉案债务形成时，铭裕公司为一人公司，该一人公司的股东即是罗××，罗××作为铭裕公司的一人股东，在明知挺峰公司就涉案债务起诉铭裕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后，于该案诉讼期间申请将铭裕公司的一人股东变更为罗××和罗××１。罗××据此上诉认为铭裕公司现为两人以上有限责任公司，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的规定，但上述司法解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四条是专门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是否需要承担责任，承担何种责任进行的规定，旨在防止公司股东滥用公司独立法人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以逃避债务，从而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重点约束的是该股东个人，并给予了申请执行人在执行过程中发现存在上述规定情形时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的权利。故即便铭裕公司现已变更为两人以上有限责任公司，但罗××作为债务发生时铭裕公司的一人自然人股东，若不能证明当时公司财产独立于其个人财产，依法仍应对其当时公司与个人财产混同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本案中，由于罗××未能举证证明铭裕公司的财产独立于其自己的财产，且铭裕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的债务，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挺峰公司在执行程序中提出追加罗××为被执行人申请，于法有据，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罗××上诉认为铭裕公司作为被执行人时不是一人公司，主张撤销追加其为（2014）穗云法执字第3510号案被执行人的理由，缺乏充分理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与公司财产混同的原一人公司股东应追加为被执行人
【裁判要旨】被执行人在债务形成时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在执行程序前通过股权转让的形式将公司类型变更为非一人公司。如果该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原一人公司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申请执行人申请追加该股东为被执行人并要求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应予支持。
【案号】一审：（2019）京03民初138号；二审：（2019）京民终1424号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一人公司股东发生变更的，前股东是否还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被告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的自然人独资股东由前股东变更为后股东，而本案侵权行为发生于前股东持股期间，前股东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公司的财产独立于其个人的财产，因此，前股东应当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泰居伟业公司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李×辩称泰居伟业公司的股东在原审中已变更，其不应承担连带责任。根据查明的事实，泰居伟业公司的自然人独资股东于2020年7月17日由李×变更为朱某某全，而本案侵权行为发生于李×持股期间，李×未提供证据证明泰居伟业公司的财产独立于其个人的财产，因此，李×应当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红黄蓝公司请求追加峰博行公司为(2020)京03执1487号案件的被执行人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予以支持。理由如下：根据相关规定，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债权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情形除外。对于“已具备破产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具备破产原因：(一)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第四条规定：“债务人账面资产虽大于负债，但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一)因资金严重不足或者财产不能变现等原因，无法清偿债务；……(三)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无法清偿债务；(四)长期亏损且经营扭亏困难，无法清偿债务；……”本案中，上浦公司暂无财产可供执行，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26日作出(2020)京03执1487号之一执行裁定书，终结北京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20)京仲案字第1781号仲裁裁决的本次执行程序，而上浦公司至今未提出破产申请。据此，本案事实符合“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情形。关于上浦公司、峰博行公司上诉主张其不具备破产原因，上浦公司及其投资各子公司至今仍在正常经营过程中，其注册资本及其所持公司股权价值完全能够证明其有能力偿还红黄蓝公司债务，系红黄蓝公司自愿选择不予处分上浦公司所持相关公司股权，导致红黄蓝公司债务目前尚未清偿一节。本院认为，根据本案已查明事实，上浦公司及案涉被冻结股权的上浦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股东均未实缴出资，明显缺乏清偿债务能力，且上浦公司、峰博行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北京××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股权具有价值。在此情形下，债权人红黄蓝公司以作为被执行人的上浦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裁决确定的债务，
摘要2：（续）峰博行公司不享有认缴出资的期限利益为由，申请追加峰博行公司为被执行人，在其未依法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
摘要1：【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我国公司注册资本制度采用认缴制，即股东负有按公司章程规定的期限足额缴纳认缴出资额的义务。按照欣数脉公司章程规定，燕××认缴出资期限为2024年11月11日。在认缴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况下，不能认定燕××存在上述法律规定的“未缴纳”、“未足额缴纳出资”的情节。力勤公司虽上诉提出，按照2019年11月14日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精神,在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情形下,要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应当得到法院支持。具体到本案,欣数脉公司经法院强制执行仍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具备破产原因,不申请破产的,应当判令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故而应当判令燕守国出资义务加速到期。对此，本院经审查认为，力勤公司上诉提出的上述会议纪要精神规范的主体系未届出资期限的公司股东，而本案中，燕××在认缴出资期限届满和力勤公司申请强制执行以前已向案外人转让了其持有的股权，现燕××并非欣数脉公司的股东，故本院认为力勤公司以燕××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要求判令燕××出资义务加速到期，追加其为被执行人并在未出资240万元范围内向力勤公司承担清偿责任的上诉主张，于法无据，本院对此不予采信。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当债权形成于前股东持股之时，公司未到出资期限即注销的情况下，前股东应当在其出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上诉人通舜公司、周××应在其出资范围内，对于涉案欠款承担连带责任。本院认为，当债权形成于前股东持股之时，公司未到出资期限即注销的情况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六十五条之规定，前股东应当在其出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首先，从时间点来说，本案所涉合同之债发生于上诉人通舜公司、周××持股之时。本案通舜公司、周××是被上诉人与铸仑公司发生涉案设备买卖合同之时的股东，两股东享有涉案买卖合同为目标公司所带来的利益，在涉案股权转让之时，其对于公司所欠债务应为明知；其次，在公司注销的情况下，上诉人通舜公司与周××因转让股权而免除的出资义务应予以回转。主要理由是：第一，股东出资的约定系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契约。股东对于公司的出资义务来源于股东与公司之间就公司资本与股权份额的约定，对于股东而言，其以出资行为换取公司相应份额的股权，对于公司而言，其以公司股权换取公司运营所需资金。既然出资协议系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契约，那么该契约应由《合同法》规则规制，当然，基于公司作为商事活动所创设的基本组织的特性，该契约还受《公司法》所规定的特殊规则的约束，在《公司法》框架下不能适用的相关《合同法》的规则应予剔除；第二，在公司认缴制度下，股东出资义务系其对公司附期限的契约。股东对于公司的认缴出资义务应是股东对于公司的附期限的承诺，股东在初始章程或增资合同中作出的认缴意思表示属于民法上为自己设定负担的行为，本质上是债权债务关系的建立。通过认缴，股东成为出资契约中的债务人，公司则成为出资契约中的债权人。因此，对于公司资本的认缴是债权的成立，而对于公司资本的实缴是债权到期后债务人的实际履行。从契约的角度来说，股东享有到期缴纳出资的期限利益并承担按期足额出资的义务；第三，公司注销后，公司可依据《合同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向前股东主张权利。本案债务发生于上诉人通舜公司与周洁茹持股之时，前股东与公司之间存在认缴资本的合同义务，股权发生转让之时，因该资本认缴期限未届满，到期出资义务随股权的转让而转让，受让股东继而享有在未来期限内缴纳出资的期限利益以及按期缴纳出
摘要2：（续）受让股东继而享有在未来期限内缴纳出资的期限利益以及按期缴纳出资的义务，前股东因股权转让而失去股东地位，无需履行股东义务，同时不再享有目标公司股东的权利。但是，在本案中，后股东许勤勤已注销公司，其出资义务加速到期，其并未出资。依据《合同法》第六十五条之规定，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在公司法框架下，股东转让股权，无需目标公司同意，对于公司的资本认缴出资的合同义务，转让给股权的后股东（受让人）后，其未按期出资即注销公司的行为，使得后股东对于公司具有因出资期限届满向公司支付出资的合同义务，在其未履行的情况下，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中第三人不履行债务的情形，因此，公司得向前股东（债权人）主张违约责任。 第四，公司解散时，债权人可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向前股东主张在其出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公司解散时，在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债权人主张未缴出资股东以及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或者发起人在未缴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股东系以出资为基础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但公司解散之时，在股东仍未能按期出资，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时候，股东不能依《公司法》享有有限责任的保护，债权人有权要求股东在其认缴出资范围内履行其出资义务，偿还对外债务。债权人对于股东的该请求权，系基于公司设立的有限责任的原则而产生，目的是保障公司资本的完整性，维护债权人的应有利益。本案中，公司已经解散并注销，因前股东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五条，对于公司仍有出资义务，在公司解散并注销的情况下，债权人亦有权要求前股东在其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对于形成于原股东持股期间的债权，在前股东转让后，后股东注销公司且未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况下，前股东应对公司债务在出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摘要1：【裁判摘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广州中院直接将将红石公司列为本案被执行人并对其采取执行措施是否违反法律规定。根据本案查明事实，在云南高院(2017)云民初28号案中，中建公司、广州银行海珠支行的诉讼请求即是要求红石公司对(2013)穗中法金民初字第405号、第814号民事判决确认的石锁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据此，云南高院作出(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判令红石公司应当“对广州中院作出的(2013)穗中法金民初字第405号民事判决书中第一项借款本金2亿元和第二项借款利息、复利、罚息及(2013)穗中法金民初字第814号民事判决书中第一项借款本金3亿元及利息、复利、罚息判决石锁公司应当承担偿还责任的两案款项”共同承担清偿责任，且应当结合广州中院两案的执行情况来确定红石公司的清偿义务，并且明确如果在红石公司实际履行了该判决项下的偿还义务，则在广州中院两案中不再偿还。由此可以看出，云南高院(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本身即是根据中建公司和广州银行海珠支行的诉讼请求，对红石公司就广州中院(2013)穗中法金民初字第405号、第814号民事判决具体应当如何承担清偿责任作出的裁判，只有将云南高院(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和广州中院(2013)穗中法金民初字第405号、第814号民事判决结合起来，才能明确本案中各债务人应当承担的清偿责任。云南高院(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已经确认红石公司是广州中院两案的共同债务人，故广州中院依据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直接将红石公司列为本案被执行人并对其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并不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在广州中院已对同一笔案涉债权立案执行的情形下，从避免重复执行和提高执行效率的原则出发，云南高院也无需另立执行案件对(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予以执行。因此广州中院将云南高院(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一并予以执行，并不违反法律及司法解释关于执行管辖的相关规定。红石公司的申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粤执复764号
【摘要】执行法院对本案债务立案强制执行后，其他法院另案生效判决确定案外人应对本案执行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执行法院对此判决能否合并管辖执行的问题，现行法律、司法解释尚无明确规定。本案中，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是针对广州中院已经进入执行程序的债权债务关系作出的确认判决，判令云南红石公司因债务加入对本案执行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申请执行的债权以及债权人均未改变，该判决亦指向本案执行依据确定的债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关于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的规定，云南红石公司作为本案的共同债务人，必须与本案的其他被执行人共同向中建公司、广州银行海珠分行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故广州中院在本案执行中一并执行(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并未加重云南红石公司的债务负担，且能够避免重复执行，提高执行效率，更为有效地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如将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与广州中院(2013)穗中法金民初字第405、817号民事判决拆分由两地法院分别管辖执行，亦浪费司法资源。因此，广州中院将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作为执行依据一并执行，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执行管辖的立法本意，有利于实现民事强制执行制度公正与效率的双重价值目标，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执行法院依据生效法律文书执行，追加或变更被执行人应当符合法定条件，法律、司法解释未明文规定的，不得擅自追加或变更。（2000）成民初字第143号民事判决书及作为本案执行依据的（2000）新都民初字第1350号民事判决书，已将星光公司债务和代××个人债务进行了严格区分，认定案涉162000元系代××个人债务，并非星光公司债务，钟××以162000元系星光公司债务为由申请追加或变更星光公司为本案被执行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实为对判决内容不服，依法应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办理。钟××申诉称星光公司是代××个人完全持股的一家个人独资公司，经查，星光公司的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即使股东只有代××一人，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其性质与个人独资企业亦有不同，不能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的规定追加或变更星光公司为本案被执行人。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认缴期限届满前股东提前缴纳了出资后又将其转出构成抽逃出资，可以依法追加抽逃出资股东为被执行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钟×对鑫火公司是否存在抽逃出资行为。股东对公司所负出资义务之内涵，不仅包括股东在公司设立或增资时按期足额缴纳认缴的出资，还包括股东向公司缴纳出资后不得抽回出资。如果股东非经法定程序抽回出资，公司有权要求该股东向其返还出资本息。虽然鑫火公司设立时的公司章程约定，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分期缴付，于2024年11月17前全部缴付到位，但根据原审法院调取的案涉银行交易记录，鑫火公司提交的银行进账单、中国建设银行客户回单可知，包括钟×在内的鑫火公司三名股东的出资款项已于2015年1月4日存入鑫火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钟×于一审庭审时亦称系以其个人财产向鑫火公司缴纳了出资款，因此，钟×以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期限未到为由主张其对鑫火公司不负有出资义务，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根据查明的事实可确认，钟×将案涉280万元出资款项转入鑫火公司银行账户当天即将其全部转出，钟×未证明该转出行为系基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往来所发生，鑫火公司据此主张钟×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并要求其向鑫火公司返还出资本息，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鉴于夏××、马×未在公司章程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认缴出资，其行为已构成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且实友公司的减资行为违反了公司减少注册资本的法定程序，该行为亦无法排除夏××、马×所应承担的责任，故原审判决判令夏××、马×在减少出资160万元的范围内对判决确定的债务中实友公司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裁判要点】追加被执行人必须遵循法定主义原则，在适用抽逃出资这一事由追加被执行人时，亦应严格限于法律和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范围确认被追加的被执行人是否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对于抽逃出资所抽逃的资金范围不宜做扩大解释。确定股东转移公司资产的行为是否构成抽逃出资应厘清所转移的资金是否是属于公司的注册资金，不能混淆公司注册资金与公司资产的区别。
【裁判摘要】（１）追加被执行人必须遵循法定主义原则，即应当限于法律和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追加范围，不能超出法定情形进行追加；（２）股东所转移系公司的公司资产，并不属于公司的股东认缴的注册资金，不构成抽逃出资，不能追加被执行人——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规定第一条规定："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或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变更、追加当事人。申请符合法定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由此可见，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人，是直接通过执行程序确定由生效法律文书列明的被执行人以外的人承担实体责任，对各方当事人的实体和程序权利将产生极大影响。因此，追加被执行人必须遵循法定主义原则，即应当限于法律和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追加范围，不能超出法定情形进行追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八十条规定："被执行人无财产清偿债务，如果其开办单位对其开办时投入的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可以裁定变更或追加其开办单位为被执行人，在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的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规定第十八条同时规定："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抽逃出资的股东、出资人为被执行人，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上述司法解释均未明确规定构成抽逃注册资金的要件，而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二条规定了认定公司股东是否存在抽逃出资的构成要件，即：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故该规定应作为执行程序中认定公司股东是否存在抽逃出资的依据。根据该条规定，认定公司股东是否构成抽逃出资，
摘要2：（续）主要有两方面要件：一是公司股东存在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等行为，这是认定公司股东抽逃出资的具体形式要件；二是公司股东的上述行为实质上损害了公司权益，这是属于构成抽逃出资的实质要件。从抽逃出资的形式要件分析，股东抽逃的对象针对的应是该股东在公司成立时所缴纳的注册资金。如前所述，追加被执行人必须遵循法定主义原则，在适用抽逃出资这一事由追加被执行人时，亦应严格限于法律和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范围确认被追加的被执行人是否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对于抽逃出资所抽逃的资金范围不宜做扩大解释。因此确定股东转移公司资产的行为是否构成抽逃出资应厘清所转移的资金是否是属于公司的注册资金，不能混淆公司注册资本与公司资产的区别。具体到本案，判断陈××转移金椰林公司1504.498万元到其个人账户的行为是否构成抽逃出资，应从该款项的来源分析。．．．．．．根据以上查明的事实可知，在华能海南公司向金椰林支付案款前，金椰林公司的账户余额仅893.5元，陈××所转移的金椰林公司1504.498万元来源于金椰林公司的案件执行款，系金椰林公司的公司资产，并不属于金椰林公司的股东认缴的注册资金。故陈××转移金椰林公司1504.498万元款项的行为不构成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二条所规定的抽逃出资，一审法院以陈××抽逃出资为由，作出（2015）琼海法执字第281-4号执行裁定书追加陈××为该执行案被执行人不当，本院予以纠正。需要指出的是，陈××作为金椰林公司的股东，将金椰林公司的资金转入其个人账户的行为损害了金椰林公司的财产权，直接导致了金椰林公司丧失了偿债能力。李××作为金椰林公司的债权人，仍然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进行救济。综上所述，陈××转移金椰林公司1504.498万元款项的行为不构成抽逃出资。
摘要1：【裁判摘要】一审法院认为：执行程序中追加案外人为被执行人具有严格的法定条件。本案执行程序所依据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履行义务人为大连瑞隆公司，因大连瑞隆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庆华集团向一审法院提出申请，一审法院才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规定，以龙煤瑞隆公司抽逃出资为由，裁定追加其为被执行人。但一审法院依法追加抽逃出资的股东为被执行人后，能否继续追加该股东的股东为被执行人，尚无明确法律规定，考虑到目前变更、追加被执行人制度中当事人救济程序的不完善，应对该规定进行严格适用。．．．．．．二审法院认为：另龙煤瑞隆公司本身为被追加执行人，能否追加其股东龙煤矿业公司为被执行人，如一审所述，尚无明确法律规定。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债权人有权申请追加不能证明财产独立的一人公司股东（自然人独资企业）为被执行人；（２）债权人有权申请追加该一人公司股东（自然人独资企业）的股东为被执行人——郭××与唐鋆公司发生案涉债权债务关系时，唐鋆公司为本真行公司法人独资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本真行公司是自然人独资企业，其唯一股东为羊××。根据2572号、2573号生效判决的认定，本真行公司提供的审计报告不足以证明本真行公司、唐鋆公司的财产相互独立，故在8732号案中，经审理，本院认定郭××申请追加本真行公司为4464号案被执行人符合法律规定。而根据已生效的11970号裁定，本真行公司作为被执行人亦无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羊××在本案中则自认其无证据证实本真行公司财产独立于其个人财产，故郭××申请同时追加羊××为4464号案件的被执行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第二十条“作为被执行人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场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股东为被执行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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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股东因出资不实被多家法院追加被执行人，股东向在后申请追加的执行债权人承担已经不足不实出资金额不能对抗在先追加法院的执行——关于张××在另案执行中承担了出资不实责任后能否免除其在本案中中承担责任问题。张××先后被京口法院、溧水法院以其出资不实为由追加为被执行人。张××如不愿重复承担责任，完全可以向溧水法院主张其已被京口法院在先追加为被执行人的事实，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关于“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溧水法院在京口法院对张××承担的责任执行完毕前，不能要求张××重复承担出资不实的责任。因此，京口法院追加张××为被执行人在先，张××与在后追加其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债权人协商以酒抵债后，不能对抗京口法院的执行。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对经公证的以给付为内容并载明债务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承诺的债权文书，债务人不履行或者履行不适当的，债权人可以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依该规定，经依法公证的债权文书，在债务人到期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债权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时，债权人可以不经诉讼，直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这是法律赋予经公证的债权文书所具有的特殊效力。这一制度设计的立法价值在于维护交易秩序，保障交易安全，减少诉讼，降低维权成本，从而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实现。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了公证债权文书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不予执行。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的规定：“被执行人申请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应当在执行通知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执行法院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而本案被上诉人于2018年9月5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公证债权文书时，上诉人并未在收到执行通知书的15日内向执行法院提出异议，而是以执行证书确定的履行标的，对履行期限与被上诉人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现被上诉人以上诉人未按期履行执行和解协议为由，申请恢复执行，上诉人才提出不予执行该公证债权文书的诉请，该请求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本院审查过程中，李××栋提交了2020年6月23日李××(甲方)与沧润公司(乙方)签订的《和解协议》，该协议第一条约定：“甲方自愿向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撤回(2020)冀09执119号案件中对乙方的强制执行申请，并自愿放弃对乙方申请强制执行的权利，永不再申请执行；”第二条约定：“甲方自愿放弃(2019)冀民终872号民事判决书第四项判决的‘河北沧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青县中润商贸有限公司本判决第二项所负债务的30%承担赔偿责任’，不再向乙方主张任何权利。”鉴于当事人达成了和解协议，李××放弃了原判决确定的对沧润公司的权利，沧润公司的再审请求通过和解的方式实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再审申请审查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裁定终结审查：……；(三)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且已履行完毕的，但当事人在和解协议中声明不放弃申请再审权利的除外；……”本案应终结审查。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本案中《执行担保协议书》虽然对保证期间没有作出明确具体的约定，但约定有色冶炼公司“确保该民事调解书得以全面履行”，认定属于对保证期间约定不明的情形较为妥当。本案的保证期间应为2年，即自2014年2月28日起至2016年2月28日止。因斯柳公司没有履行还款义务，农行融安支行于2014年10月13日向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信达广西分公司受让借款债权后，向执行法院申请追加有色冶炼公司为被执行人，该申请于2016年2月16日被该人民法院裁定驳回。由上述事实可知，本案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对有色冶炼公司主张了担保债权。有色冶炼公司认为已过保证期间的理由不成立。同时，本案主债权为生效调解书所确定，有色冶炼公司关于主债权的诉讼时效也届满于2014年12月20日的主张亦不能成立，且其在一、二审审理期间均未就诉讼时效问题提出主张和抗辩，不应予以支持。
摘要2：【案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桂民终824号
摘要1：【裁判摘要】执行担保只有在依照法律规定办理物权公示手续的情况下才可以主张优先受偿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担保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4号）第七条“被执行人或者他人提供财产担保，可以依照物权法、担保法规定办理登记等担保物权公示手续；已经办理公示手续的，申请执行人可以依法主张优先受偿权。申请执行人申请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担保财产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但担保书另有约定的除外”的规定，执行担保只有在依照法律规定办理物权公示手续的情况下才可以主张优先受偿权。本案中张××的担保行为未经过抵押登记，方××主张人民法院的查封行为即为物权公示手续缺乏法律依据。方××对拍卖价款主张优先受偿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破产阶段转让债权应向破产管理人提出申请，经管理人同意后由法院裁定变更债权人——同年1月22日，三峡农村商业银行向某某车辆制造公司破产管理人发出《债权转让通知》及《工作联系函》，通知将上述债权主从权利一并转让给了某某公司，并在债权转让公告中对管理人报酬进行了披露，管理人直接与某某公司联络报酬事宜。1月23日，管理人回复三峡农村商业银行，同意三峡农村商业银行转让债权给某某公司，并同意由某某公司按实现债权金额的5%向管理人支付报酬。同年8月18日，宜昌市猇亭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鄂0505破3-2号民事裁定书，将三峡农村商业银行对某某车辆制造公司享有的金额为123010535.88元抵押优先债权的债权人变更为某某公司。
【裁判摘要２】（１）只有当管理人对担保物的维护、变现、交付等管理工作付出合理劳动的，才有权向担保权人收取适当的报酬：若管理人对担保物的维护、变现、支付等管理工作付出了合理的劳动，则有权向债权人收取适当报酬；否则，管理人无权收取报酬。（２）即便双方协商一致也不得超出规定限制范围的10%——首先，管理人某某律师所明确表示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第十三条为权利请求的基础规范，故计算报酬应遵守该规定或以此为权利请求的基础规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法释【2007】9号）第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应根据债务人最终清偿的财产价值总额，在以下比例限制范围内分段确定管理人报酬：（一）不超过一百万元（含本数，下同）的，在12%以下确定；（二）超过一百万元至五百万元的部分，在10%以下确定；（三）超过五百万元至一千万元的部分，在8%以下确定；（四）超过一千万元至五千万元的部分，在6%以下确定；（五）超过五千万元至一亿元的部分，在3%以下确定；（六）超过一亿元至五亿元的部分，在1%以下确定；（七）超过五亿元的部分，在0.5%以下确定。担保权人优先受偿的担保物价值，不计入前款规定的财产价值总额。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参照上述比例在30%的浮动范围内制定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管理人报酬比例限制范围，并通过当地有影响的媒体公告，同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第十三条规定：“管理人对担保物的维护、变现、交付等管理工作付出合理劳动的，
摘要2：（续）有权向担保权人收取适当的报酬。管理人与担保权人就上述报酬数额不能协商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参照本规定第二条规定的方法确定，但报酬比例不得超出该条规定限制范围的10%。”按照以上规定，只有当管理人对担保物的维护、变现、交付等管理工作付出合理劳动的，才有权向担保权人收取适当的报酬，即管理人因管理担保物而收取适当报酬是有基本上限的，即便双方协商一致，也不得超出本规定第二条规定限制范围的10%。在本案，要判断哪些担保物需要管理人进行管理。若管理人对担保物的维护、变现、支付等管理工作付出了合理的劳动，则有权向债权人收取适当报酬；否则，管理人无权收取报酬。．．．．．．基于上述分析，因某某律师所对担保物的管理付出了合理的劳动，其有权向某某公司收取适当的报酬，即无论是双方协助一致，或经过法院确定，其报酬比例不得超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第二条规定限制范围的10%。
摘要1：【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第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应根据债务人最终清偿的财产价值总额，在以下比例限制范围内分段确定管理人报酬：……担保权人优先受偿的担保物价值，不计入前款规定的财产价值总额。……”上述司法解释第十三条规定：“管理人对担保物的维护、变现、交付等管理工作付出合理劳动的，有权向担保权人收取适当的报酬。管理人与担保权人就上述报酬数额不能协商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参照本规定第二条规定的方法确定，但报酬比例不得超出该条规定限制范围的10%。”本案中，本院于2018年5月31日做出的《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确定管理人报酬的通知》载明，债务人兰州通用机器制造有限公司最终清偿的无担保财产价值总额为471598320元，管理人报酬计算为8535983.2元，即兰州通用机器制造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件中，人民法院确定的管理人报酬是按照债务人最终清偿的无担保财产价值部分计算的，担保权人优先受偿的担保物价值未计入债务人最终清偿的财产价值总额中。本案甘肃重振公司起诉请求的报酬属于向担保权人主张的管理人报酬，在兰州通用机器制造有限公司破产重整程序及重整计划执行过程中，甘肃重振公司向多个人民法院申请解除对东方资产公司甘肃省分公司抵押物的司法查封，并聘请留守人员对抵押物进行了管理维护，为东方资产公司甘肃省分公司担保债权的实现付出了合理劳动，按照上述法律规定，甘肃重振公司有权向担保权人东方资产公司甘肃省分公司收取适当的报酬。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陈述，甘肃重振公司为向东方资产公司甘肃省分公司主张该部分管理人报酬，向本院提交了相应报告，本院组织了听证会对甘肃重振公司主张的管理人报酬进行协商，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本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第二条、第十三条规定的计算方式，以东方资产公司甘肃省分公司实现担保债权数额109879419.18元为基数，计算管理人报酬为491879元，对甘肃重振公司的诉讼请求合理部分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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