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答：行政诉讼中判决败诉方承担对方当事人律师费、差旅费、误工损失，缺乏法律依据。对滥用诉权的当事人，人民法院可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保护和规范当事人依法行使行政诉权的若干意见》第十五条规定，对于极个别当事人不以保护合法权益为目的，长期、反复提起大量诉讼，扰乱诉讼秩序的，在不予立案的同时，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将上述行为认定为扰乱人民法院工作秩序的其他妨碍诉讼行为，依法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或者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十五日以下的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于极个别当事人不以保护合法权益为目的，长期、反复提起大量诉讼，起诉明显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经反复释明仍坚持起诉的，人民法院可以尝试以通知书方式告知起诉人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不予受理。
摘要2：【解读】行政诉讼中判决败诉方承担对方当事人律师费、差旅费、误工损失，缺乏法律依据。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能否对建筑领域转包行为进行处罚及法律适用问题的答复（2009年11月19日 【2009】行他字第6号）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中的“有关部门”指的是铁路、交通、水利等专业建设工程主管部门，不包括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除根据该条第二款吊销营业执照外，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查处非法转包建筑工程行为缺乏法律依据。
摘要2：【注解】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查处非法转包建筑工程行为缺乏法律依据。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992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撤销或部分撤销该行政行为，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从该条规定可以看出，人民法院判决撤销被诉行政行为后，原告的权利是否必然回到被撤销的行政行为作出之前的状态，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确定，可能存在两种不同的情形：一是生效行政判决彻底否定被诉行政行为认定的事实，认为被诉行政行为完全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依据，撤销被诉行政为意味着原告的合法权利恢复到被诉行政行为作出之前的状态。二是生效行政判决撤销被诉行政行为，理由是行政行为认定的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是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超越职权等，判决在实体上只是对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作出判断，并未对原告主张的权利是否合法作出判断，且判决作出后仍需要行政机关依法重新作出处理。这种情况下，原告主张的权利并不能当然地回到被诉行政行为作出之前的状态。也正是因为如此，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明确规定，行政行为被撤销的同时，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即便人民法院没有同时作出限期重作判项，作为享有相应处理权限的行政机关对存疑事项也有重新进行调查、作出处理的法定职责义务。
摘要2：【解读】行政诉讼撤销判决之效力：（１）撤销判决彻底否定被诉行政行为认定的事实，认为被诉行政行为完全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依据：撤销被诉行政为意味着原告的合法权利恢复到被诉行政行为作出之前的状态。（２）判决撤销被诉行政行为并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原告主张的权利并不能当然地回到被诉行政行为作出之前的状态；即便人民法院没有同时作出限期重作判项，作为享有相应处理权限的行政机关对存疑事项也有重新进行调查、作出处理的法定职责义务。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5724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平榆高速公路公司将涉案工程发包给中铁隧道集团一处，中铁隧道集团一处将涉案工程分包给路桥集团，路桥集团又将该工程交由其子公司路桥集团二公司，路桥集团二公司与崔某某签订《山西平榆高速公路AS3石马沟2某桥工程联合合作协议书》，将案涉工程转包给崔某某，并由崔某某实际施工建设。依据上述规定，崔某某有权请求发包人平榆高速公路公司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承担责任。如果平榆高速公路公司已经向中铁隧道集团一处支付全部工程款，不存在欠付工程款的情况，则中铁隧道集团一处应当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向崔某某承担责任，依次类推，确定案涉工程的发包人、分包人、转包人应向实际施工人崔站发承担责任的范围。二审判决以不能突破合同相对性、崔某某无证据证明本案其他被申请人之间存在违法转包的情形为由，认定路桥集团、中铁隧道集团一处、平榆高速公路公司不应向崔某某承担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2：【解读１】连环转包、分包情形下，实际施工人可以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向与其没有合同关系的发包人、总承包人及与其有合同关系的违法分包人主张工程款，前手不存在欠付工程款情形则不必承担责任。
【解读２】一、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与崔某某有直接合同关系的是路桥集团二公司，根据法律规定，合同仅能约束合同相对方，不能约束合同外的第三人，能突破合同相对性的法律依据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根据该条规定，当事人如能证明建设工程存在违法分包或转包的情形且发包人欠付工程款的，发包人应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本案中，原告崔某某无证据证明本案其他被告之间存在违法转包的情形，庭审中，中铁隧道集团一处称平榆高速公路公司已向其付清工程款，其也通过直接支付、代为支付、扣除材料费、协助执行等向路桥集团支付的工程款已超出合同约定的价款4280万元，因此，本案不存在欠付工程款的情形，故崔某某起诉要求路桥集团、中铁隧道集团一处、山西平榆高速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对路桥集团二公司欠其的工程款及给其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辽02民终6063号
【裁判摘要】由于刘某某系不具备施工资质的自然人，根据《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一）》第一条、第二十六条以及《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可以认定刘某某系实际施工人。债权具有相对性，刘某某作为债权人，应向合同相对方田付全主张权利。但由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具有其特殊性，不仅涉及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还涉及其他主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且保护实际施工人利益的实质是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农民工的劳动成果大多物化在建设工程之中，因此，《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一）》第二十六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又进一步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即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突破债的相对性，规定实际施工人可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但在建设工程施工领域，往往存在多层转包、分包的情形，本案即是如此。在前述规定中并未对多层转包和分包情况下实际施工人的权利救济作出明确规定，但该条并未排除对多层转包和分包情形的适用，即存在多层转包和分包情况下，实际施工人仍然可以向发包人主张权利，该条不仅对承担责任的主体进行了限定，而且亦对承担责任的范围进行了限定。除此之外，在多层转包和分包情况下，原则上实际施工人不能向既不是发包人又与其无合同关系的转包人主张权利，允许实际施工人向总承包人或者承包人主张权利的前提是发包人有充分证据证明其足额向总承包人或者承包人支付了全部工程款。因此，从主张权利的主体而言，实际施工人可以向合同相对方以及发包人主张权利，例外情形下还可以向总承包人或者承包人主张权利。刘某某为系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根据前述分析，其与田某某之间存在合同关系，故其要求田某某给付工程款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昱豪公司与刘某某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合同关系，只有在香洲温泉公司向昱豪公司足额支付工程款，昱豪公司未足额向田某某支
摘要2：（续）本案中，香洲温泉公司与昱豪公司之间并未结清工程款，刘某某在本案中主张昱豪公司与田某某共同支付工程款，并互负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判决昱豪公司与田某某承担欠付工程款责任，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解读】实际施工人可以向合同相对方以及发包人主张权利，例外情形下还可以向总承包人或者承包人主张权利：（１）存在多层转包和分包情况下，实际施工人仍然可以向发包人主张权利；（２）在多层转包和分包情况下，原则上实际施工人不能向既不是发包人又与其无合同关系的转包人主张权利，允许实际施工人向总承包人或者承包人主张权利的前提是发包人有充分证据证明其足额向总承包人或者承包人支付了全部工程款。
摘要1：【裁判要点】
1.股东出资不实或者抽逃资金等瑕疵出资情形不影响股权的设立和享有。目标公司股权已经实际变更，股权受让人虽以终止合同提出抗辩，但并不符合法定合同解除条件，其依据股权转让之外的法律关系拒付股权转让价款缺乏法律依据。
2.股东转让股权时所认缴股权的出资期限尚未届满，不构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十八条规定的“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的情形，不应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9)最高法民终230号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享有出资的“期限利益"，公司债权人在与公司进行交易时有机会在审查公司股东出资时间等信用信息的基础上综合考察是否与公司进行交易，债权人决定交易即应受股东出资时间的约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应当理解为“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出资期限未届满的股东尚未完全缴纳其出资份额不应认定为“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本案中，冯某、冯某某二人转让全部股权时，所认缴股权的出资期限尚未届满，不构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十八条规定的“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的情形，且曾某并未举证证明其基于冯某、冯某某的意思表示或实际行为并对上述股东的特定出资期限产生确认或信赖,又基于上述确认或信赖与甘肃华慧能公司产生债权债务关系。曾某主张冯某、冯某某二人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甘肃华慧能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实质是主张冯某、冯某某的出资加速到期，该上诉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１３条第２款、第１８条规定的“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的情形，不适用于“出资期限未届满即转让股权”的行为。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576号
【裁判摘要１】缴纳社会保险费不足以认定为内部承包关系——关于东方公司与黄某某之间是借用资质关系还是内部承包关系的问题｜二审中，东方公司虽提交了《河南省城镇职工企业养老保险在职职工信息查询单》，但黄某某否认与东方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且在二审庭审中称不知道东方公司为其购买养老保险的事实，主张其已经在天津购买了社会保险。东方公司一审中认可其与黄某某之间是借用资质关系，二审中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黄某某之间签订过劳动合同或者向黄某某发放过工资。故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实质上是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黄某某借用有资质的东方公司名义施工建设工程，并无不当。东方公司关于其与黄某某之间系内部承包关系、案涉《工程施工内部承包协议书》有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２】关于东方公司请求黄××按照案涉工程价款的1.2%支付管理费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黄××与东方公司之间系借用资质关系，但建设工程领域借用资质的行为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双方约定的管理费实际是黄××借用资质所支付的对价。东方公司请求黄××按照案涉工程价款的1.2%支付管理费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3897号
【摘要】根据查明的事实，东方公司虽然名义上将承包亚星公司的工程内部承包给黄××，但实质上是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黄××借用有资质的东方公司名义施工，原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项规定，认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工程施工内部承包协议书》无效，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黄××与东方公司之间系借用资质关系，但建设工程领域借用资质的行为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故原审不予支持东方公司二审上诉请求黄××按照案涉工程价款的1.2%计取收益费，适用法律并无不当。．．．．．．案涉工程已竣工验收合格并移交业主单位使用，东方公司作为被挂靠人已与发包人亚星公司签订工程结算协议书对工程价款进行了结算，黄××作为挂靠人，要求由其对工程价款进行结算，没有法律依据。在东方公司与亚星公司双方确认工程项目结算总价基础上，原审根据已支付工程款、已支付的剩余工程款、已支付的社会保险费，黄××的自认等，结合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从而认定需要向黄建国支付工程款的数额，不缺乏证据证明。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沪01民终6638号
【裁判摘要】代某某的诉讼请求不具备法律依据，理由如下：第一，从协议的实际履行是否可能分析：代某某在发现邓某某存在职务侵占非法行为后，与邓某某协商办理25%寰泰公司股份无偿转让，并且以之前寰泰公司的所有财务漏洞一笔勾销为条件，但后来代某某在邓铁峻已经于2017年8月21日先行归还寰泰公司40万元，且经寰泰公司出具收据确认收到“借款"40万元后，代某某向公安部门报案邓某某存在职务侵占，邓某某也因刑事犯罪被追究了职务侵占罪刑事责任，此后果已经发生且不可逆，则该《股东决议》及《协议书》已不具备适用条件和基础，当事人双方客观上无法按照原约定内容继续履行。第二，民事行为应遵循等价有偿及公平原则。在无证据证明案涉股份转让系零对价转让的情形下，如继续依据《股东决议》和《协议书》履行，将导致代某某无对价地取得邓某某持有的寰泰公司25%股份此一不公平、违反等价有偿原则的后果发生。同时涉嫌对公权力调整的刑事责任范畴进行交易，此不属于当事人可以自由协商和处置的权利范围。据此，案涉《股东决议》、《协议书》因约定内容涉嫌违法的、不正当的利益交换而不应发生法律效力。第三，若抛开刑事责任部分，案涉协议民事责任部分的交易内容为邓某某应无偿赠予代某某25%股权，因股权转让尚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赠予行为尚未完成，邓某某有权以赠与人的身份撤销无偿赠予。（其一审诉讼请求应予驳回）。
摘要2：【案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沪民申2384号
【摘要】根据一、二审查明事实，代某某在发现邓某某存在职务侵占非法行为后，在系争协议上约定与邓某某协商办理25%寰泰公司股份无偿转让，并以之前寰泰公司的所有财务漏洞一笔勾销为条件等内容，上述约定涉嫌对公权力调整的刑事责任范畴进行交易，此不属于当事人可以自由协商和处置的权利范围，故系争协议因内容不合法而无效。代某某要求邓某某等基于无效协议履行交付股权的义务，缺乏法律依据，依法不能得到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5505号
【裁判摘要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2条的规定，合伙人退伙，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书面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原则上应予准许；第54条规定，合伙人退伙时分割的合伙财产，应当包括合伙时投入的财产和合伙期间积累的财产，以及合伙期间的债权和债务。本案双方无退伙协议，也没有退伙的结算或清算事实，故蔡某某要求返还投资款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二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从案涉《合作协议书》的内容及实际经营情况看，实为个人合伙，该经营方式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作协议书》属于合同性质，且双方签订《合作协议书》意思表示真实，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应认定为有效合同。．．．．．．蔡××主张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错误，二审判决认定本案属于自然人之间的合伙关系，并非合伙企业关系，已予以纠正。
摘要2：【解读】在合同双方无退伙协议也没有退伙结算或清算事实的情形下，一方要求返还投资款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浙杭商终字第959号
【裁判摘要】合同中仅约定“不含税单价”未对税款如何负担作出明确约定，开具发票义务人买方承担其应缴纳的税款缺乏法律依据——本院认为，增值税具有可转嫁的性质，纳税人可以将其所承担的增值税纳入产品的价格之中，从而转嫁给购买产品的消费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增值税”。卡卡公司系货物销售方即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其在向鸿鑫公司销售钢材时可以将其所承担的增值税纳入产品的价格中、从而将增值税转嫁给购买方的鸿鑫公司。然而本案中，卡卡公司在签约时确认合同约定的价格为“钢材单价按‘我的钢铁网’杭州市场价格（此价格为不含税单价）”，并未主动将增值税纳入价格中，亦未就税款负担问题与鸿鑫公司作出明确约定，在此后的每月货款结算及最终货款总确认过程中，卡卡公司亦从未向鸿鑫公司作出转嫁其应承担的增值税的意思表示。本院认为，销售货物应按规定开具发票，并计算缴纳税款。卡卡公司作为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在交易发生之时就知晓必须履行交纳税款及开具增值税发票的义务，而无论鸿鑫公司是否向其索要发票。根据卡卡公司的前述行为可以确认，卡卡公司已经放弃了向鸿鑫公司转嫁增值税的权利。本院还注意到，在（2012）浙杭商终字第1110号案件审理中，卡卡公司并不否认“我的钢铁网”公布的钢材单价是含税价，但认为双方约定以此作为不开票的结算价。也就是说，在“我的钢铁网”公布的钢材单价系含税价的情况下，卡卡公司与鸿鑫公司之间却特别约定为不含税价、是“不开票”的结算价。显然，从上述约定内容看，合同价格对鸿鑫公司并无优惠。卡卡公司对此解释，“我的钢铁网”公布的钢材单价系一级代理商送货到码头的价格，因卡卡公司不是一级代理商，还需另行承担运费、装车费、卸车费以及赚取利润等，因此双方达成的不含税价格并未违背正常的市场交易价格。本院认为，即便如此，卡卡公司完全可以明示的方式在合同中对价格进行调整或者直接将增值税额纳入价格中，以达到其期待的利益。而卡卡公司先是以不含税的价格成交，并以不开票为条件，待本次交易完成后再向鸿鑫公司追索税款，显然有逃避税收之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依法纳税的义务，即便合同中有“不含税单价”的约定，也不能因此而
摘要2：（续）免除相关义务。同样，无论鸿鑫公司是否向卡卡公司索要增值税发票，都不能当然免除卡卡公司交纳税款的义务。涉案合同签订于2010年12月，卡卡公司于2012年2月向原审法院起诉，要求鸿鑫公司支付货款及利息等，在该案审理期间鸿鑫公司履行了支付货款本金及支付利息的义务，此后，卡卡公司又于同年7月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鸿鑫公司支付该笔交易的税金。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卡卡公司以不含税的价格成交，现交易已完成且鸿鑫公司也已履行付款义务，卡卡公司又因税款承担问题再次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卡卡公司的上述行为不但存在规避税收的嫌疑，还造成了交易的不稳定，况且，在合同中仅对“不含税单价”作出约定的情况下，双方并未对税款如何负担作出明确约定，因此，卡卡公司作为开具发票的义务人，要求鸿鑫公司承担其应缴纳的税款，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再245号
【裁判摘要】公司法定代表人以个人名义申请再审，其对原审判决工程承担的权利义务的判项内容并无诉的利益——金××既是本案一审被告之一，又是一审被告中恒香港公司代表人和第三人中恒江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以个人名义向本院申请再审，应理解为其系以一审被告金××的身份申请再审。因此，金××仅能就原审判决关于其自身权利义务的判项部分申请再审。但金××所提出的再审请求，既有基于自身权利义务所提的请求，又有基于一审被告中恒香港公司代表人和第三人中恒江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所提的再审请求。即使金××系中恒香港公司代表人、中恒江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仍不能以其个人名义主张有关中恒香港公司、中恒江苏公司的诉讼权利。也就是说，原审判决有关中恒香港公司、中恒江苏公司权利义务的判项内容，对于金××而言，并无诉的利益。金××审请求驳回被申请人上述一审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摘要】无约定股东无需就公司转让其所持股权承担违约责任——从案件基本事实看，2016年8月26日，本案各方当事人等六方主体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通过债权转股权的方式来偿还因先前的购销合同关系欠付物资公司的债务。根据该协议，中恒香港公司有义务按约将其持有的中恒江苏公司40％股权变更登记至国投公司名下；如果中恒香港公司违反协议约定，应向守约方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上述事实表明，应向国投公司履行股权转让以及股权工商变更登记义务的合同主体为中恒香港公司。就金××而言，本案诉讼程序中其虽为中恒香港公司的唯一股东，但在本案《股权转让协议》中并未约定关于其变更中恒江苏公司40%股权的具体合同义务以及相应违约责任。现物资公司、国投公司起诉请求金××履行上述股权工商变更登记义务以及承担因未及时完成股权工商变更登记的违约责任，缺乏合同与法律依据，因此，难以认定金××在中恒江苏公司40%股权的变更登记中存在违约行为。一、二审判决判令金正龙就此承担违约责任向被申请人支付违约金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解读１】物资公司、国投公司诉讼请求：判令中恒香港公司、金××支付物资公司因迟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产生的未经１２４０８８０９元。一审判决：中恒香港公司、金××向物资公司支付违约金。二审判决：维持原判。再审判决：改判驳回请求金××承担违约金的诉讼请求。
【解读２】同济公司(甲方)、金正龙(乙方)、物资公司(丙方)、国投公司(丁方)、中恒江苏公司(戊方)、中恒香港公司(己方)
【解读３】关于违约责任，协议约定：．．．．．．如己方未能在本协议规定的时间内协助丁方办理完毕本合同项下全部股权的工商变更手续的，每逾期一日，己方应支付丙方股权转让款(主债权)万分之五的违约金，逾期30日以上，丙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甲、乙方除应继续偿还丙方的全部主债权款项外，己方还应向丙方支付本协议股权转让标的金额百分之五的违约金……甲方、乙方、己方违反本协议过渡期安排的，甲方、乙方、己方应向丙方支付本协议标的金额百分之五的违约金等内容。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778号
【裁判摘要１】信达甘肃分公司认为，姜××向案外人支付款项不应认定为其履行购房合同项下的付款义务。本院认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合同项下的权利与义务多由合同当事人享有或承担。但基于意思自治之原则，法律并不禁止合同当事人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亦即由第三人享有合同履行利益的问题作出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四条即对此作出明确规定。据此，在当事人约定向第三人履行的情况下，虽然接受履行的主体发生变化，但并不改变该给付系债务人履行合同义务之行为的认定。本案中，根据《住宅认购协议书》落款栏智霖房地产公司经办人处的记载内容，可认定该公司已就向案外人付款的问题作出指示。姜××根据该指示向案外人付款，当然属于其履行房屋买卖合同项下义务的行为。信达甘肃分公司有关该付款行为并不能直接产生商品房销售价款支付法律后果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信达甘肃分公司认为，姜××系通过债务抵顶方式从案外人处取得案涉房屋，且《住宅认购协议书》既不符合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形式要件，也不具备真实交易的实质要求，并非合法有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就此本院认为，首先，姜××向第三人刘××履行的事实并不改变其与智霖房地产公司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信达甘肃分公司有关姜××并非直接从智霖房地产公司购买房产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案涉《住宅认购协议书》明确约定了商品房的基本情况、合同价款、付款方式等商品房买卖合同所涉及的主要内容，同时姜××依约交付了房款，智霖房地产公司并出具了《收款收据》。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释》第五条有关“商品房的认购、订购、预订等协议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并且出卖人已经按照约定收受购房款的，该协议应当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之规定，原判决认为该《住宅认购协议书》具备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应当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并无不当。
摘要2：【裁判摘要３】消费者购房人是否知悉房屋抵押情况以及房屋买卖合同与抵押权设立先后等问题并非认定其能否对抗执行的要件事实——《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有关消费者购房人的规定系出于保护消费者生存利益的考虑，消费者购房人是否知悉房屋的抵押情况，以及房屋买卖合同与抵押权设立的先后等问题，并非认定其能否对抗执行的要件事实。故信达甘肃分公司以智霖房地产公司和姜××明知案涉房屋因抵押无法网签而签订《住宅认购协议书》为由，主张该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基于保护消费者购房人生存利益的考虑，《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符合条件的消费者购房人可排除金钱债权甚至是享有抵押权等优先受偿权的金钱债权的执行。“所交易的房屋是否因处于预售阶段而无法办理物权登记”并非适用该条所需审理的要件事实。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069号
【裁判摘要１】本案中购销合同的真正当事人是三角洲公司与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而茂昌公司只是作为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的履行辅助人，在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与三角洲公司之间完成资金的流转而已。茂昌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在完成资金流转过程中可以取得收益，在此情况下，其占有408.3万元缺乏法律依据，构成不当得利，应当返还给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
【裁判摘要２】本案中，茂昌公司的注册资本尽管为2000万元，但股东的认缴出资期限则为2038年10月25日，到二审庭审之时其实缴出资仍为0元。而其从事的经营行为，仅与本案有关的合同纠纷标的额就高达1亿多元。茂昌公司在设立后的经营过程中，其股东实际投入公司的资本数额与公司经营所隐含的风险相比明显不相匹配。股东利用较少资本从事力所不能及的经营，表明其没有从事公司经营的诚意。不仅如此，在股东没有任何实际出资，而茂昌公司的股东张×又在缺乏合法原因的情况下，擅自转走茂昌公司的账内资金408.3万元，势必导致茂昌公司缺乏清偿能力，从而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其实质是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把投资风险转嫁给债权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之规定，张×应当在其转走的408.3万元范围内与茂昌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摘要2：【摘要】（1）三方当事人为履行代理采购合作协议签订的背靠背购销合同并非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而无效；（2）履行完毕合同和无效合同不存在解除问题——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与茂昌公司签订两份成品油《产品购销合同》，茂昌公司与三角洲公司签订22份《产品购销合同》，以及通过茂昌公司向三角洲公司支付货款的事实与《代理采购合作协议》第二条第二项约定的具体合作流程一致。……故可以证明三方之间签订产品购销合同及付款的行为均系按照《代理采购合作协议》约定履行，茂昌公司系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与三角洲公司之间签订合同、过付货款的中间环节，《代理采购合作协议》真实存在。……《代理采购合作协议》签订目的为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向三角洲公司购买货物。……故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已经实际收到并占有《代理采购合作协议》项下货物，其合同目的已经实现，故该《代理采购合作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庭审中主张三角洲公司履行的并非该《代理采购合作协议》与其自认矛盾，且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主张解除《代理采购合作协议》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本案各方当事人签订上述《产品购销合同》系为了完成《代理采购合作协议》约定的合作流程，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与茂昌公司之间，茂昌公司与三角洲公司之间均无货物买卖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各方对此明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有关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茂昌公司与三角洲公司签订的22份《产品购销合同》，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与茂昌公司签订的两份成品油《产品购销合同》均应认定无效。在合同无效的情况下，自然不存在合同解除的问题，故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关于解除24份《产品购销合同》的主张，该院不予支持。
摘要1：王老吉公司诉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申请驳回复审行政案——立体商标申请特殊形式要件的审查与认定
【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9）京行终3105号行政判决书
【裁判摘要】申请立体商标注册时提交的商标图样仅包含图片，无法确定三维形状，违反申请立体商标的法律要求；商标注册申请的审查应以申请文件为依据，不允许补交商标图样（若允许当事人补充提交商标图样，则将实质性地修改商标档案中记载的诉争商标标志，相当于引入新的商标标志，从而改变行政行为审查的对象和范围）——商标评审委员会在第14003号决定中未援引2014年商标法实施条例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但第3031号判决对诉争商标是否应予注册的理由作出了指引，商标评审委员会根据第3031号判决的指引，依据2014年商标法实施条例第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作出本案被诉通知。一审法院认为商标评审委员会在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时应当给予王老吉公司补充提交诉争商标三面视图的机会，缺乏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有误，应予纠正。
摘要2：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与王老吉有限公司二审行政判决书
【摘要】关于商标评审委员会在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时是否应当给予王老吉公司补充提交诉争商标三面视图的机会。通常而言，对商标注册申请的审查，应当以当事人申请注册时提交的申请文件为依据。若允许当事人补充提交商标图样，则将实质性地修改商标档案中记载的诉争商标标志，相当于引入新的商标标志，从而改变行政行为审查的对象和范围。原审法院认为商标评审委员会在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时应当给予王老吉公司补充提交诉争商标三面视图的机会，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5)沈中行终字第153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原告提出其存在真实合法的购货交易，合法取得诉涉增值税发票且该发票经过沈阳市和平区国税局认证，合法有效，应予以抵扣进项税款的主张。根据国税发（2000）187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规定，“购货方与销售方存在真实的交易，销售方使用的是其所作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专用发票，…且没有证据表明购货方知道销售方提供的专用发票是以非法手段获得的，对购货方不以偷税或骗取出口退税论处。但应按有关规定不予抵扣进项税款或不予出口退税；购货方已经抵扣的进项税款或取得的出口退税，应依法追缴。”国税函（2007）1240号《关于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已抵扣税款加收滞纳金问题的批复》规定，“…。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如能重新取得合法、有效的专用发票，准许其抵扣进项税款；如不能重新取得合法、有效的专用发票，不准许其抵扣进项税款或追缴其已抵扣的进项税款。”因原告所取得的诉涉增值税专用发票已经被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铁岭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证实为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而且原告未能重新取得合法、有效的专用发票，故原告要求抵扣进项税款的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关于原告主张被告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送达方式程序违法的问题。因被告在可以直接送达的情况下，对原告采用公告方式送达显属不当，故程序存在瑕疵。但是，被告在送达程序上的瑕疵并未影响原告行使其实体权利，故该程序瑕疵并不足以导致被诉税务处理决定被撤销。
摘要2：沈阳东管冶金设备有限责任公司诉第二稽查局税务处理决定行政再审裁定书
【案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5)辽行监字第00382号
【摘要】关于申请人提出其存在真实合法的购货交易，合法取得诉涉增值税发票且该发票经过沈阳市和平区国税局认证，合法有效，应予以抵扣进项税款的主张。根据国税发[2000]187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7]1240号《关于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已抵扣税款加收滞纳金问题的批复》的规定，因申请人所取得的诉涉增值税专用发票已经被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铁岭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证实为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而且申请人未能重新取得合法、有效的专用发票，故原告要求抵扣进项税款的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2961号
【裁判摘要】持有公司７０％股东能否以其他股东滥用股东权利造成其损失为由主张赔偿其出资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倪××主张彭××滥用股东权利致其损失应予赔偿，则应举证证明彭××存在滥用股东权利的行为、彭××滥用股东权利的行为给倪××造成损失、彭××滥用股东权利的行为与倪岩林××的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等事实。．．．．．．倪××以对信合公司财务、资产进行审计能够证实其损失情况等为由向二审法院提出审计申请，实质上属于回避对自身主张应承担的举证义务。在倪××对其自身主张未进行初步举证的情况下，原审法院结合案涉实际，未予准许其对公司内部资料予以调查取证及对公司资产进行审计的申请并无不当。倪××主张彭林秀××应返还其向信合公司的2100万元出资款欠缺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法院未予支持于法有据。
摘要2：倪某某与彭某某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案号】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民终274号
【摘要】二审法院认为：关于倪××主张彭××存在伪造其签名和股东会决议，违法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和经理及违法决策等行为，应向其赔偿损失2100万元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本案系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是倪××作为信合公司股东直接提起的侵权之诉。倪××不仅需要举证证明彭林秀存在损害其利益的侵权行为，还应当举证证明请求彭××赔偿2100万元的损害事实依据及2100万元损失与彭××损害其利益行为存在因果关系。通过庭审查明，倪××所主张2100万元损失系其向信合公司的出资。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公司法人存续期间，股东权利与公司财产权相分离。股东出资后,出资财产即脱离了原出资股东而归入公司财产。倪××以彭××侵犯其股东利益为由主张赔偿其2100万元向公司的出资损失，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足。且其所称的2100万元损失与其主张彭××的侵权行为也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认定倪××未能完成其基本的举证证明责任，未予支持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解读】倪××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彭××赔偿倪××210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彭××承担。
摘要1：解读：（１）“三流一致”或“四流一致”是指业务流（合同流和货物流）、资金流、发票流的双方当事人要一致；（２）“三流一致”或“四流一致”并没有直接的法律依据，不宜以此为标准判断是否存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
摘要2：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成都优邦文具有限公司、王国建申请撤销深圳仲裁委员会(2011)深仲裁字第601号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的复函(2013年3月20日 (2013)民四他字第9号)
【摘要】
本案系当事人申请撤销我国仲裁机构作出的涉港仲裁裁决的案件。案涉担保合同没有约定仲裁条款，仲裁庭关于主合同有仲裁条款，担保合同作为从合同应当受到主合同中仲裁条款约束的意见缺乏法律依据。仲裁庭对没有约定仲裁条款的担保合同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决，担保人王国建申请撤销该仲裁裁决中涉及其作为担保人部分的裁项的理由成立。鉴于王国建与祈祥、陈建军系共同保证人，三者具有共同的法律地位，且关于该三人责任的裁决共同表述在裁决书第(四)项中，人民法院宜将该裁项作为一项不可分的裁决予以撤销。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案涉裁决书第(四)项以及第(六)项中关于王国建、祈祥与陈建军共同承担仲裁费用的内容应予撤销。
摘要2：【注解】案涉担保合同没有约定仲裁条款，仲裁庭关于主合同有仲裁条款，担保合同作为从合同应当受到主合同中仲裁条款约束的意见缺乏法律依据。
摘要1：【案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鄂民终640号
【裁判摘要１】原审判决将本案案由确定为一般取回权纠纷。本院认为，该案由的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八条。该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占有的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该财产的权利人可以通过管理人取回。但是，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依据该条的规定，一般取回权的权利基础为物权，尤其是所有权。本案鹏程公司诉讼请求的依据是合同，其权利基础是合同债权，不属于物权，故本案不属于一般取回权纠纷。本案系因宏昌公司管理人对鹏程公司申报的债权不予确认引发的诉讼，鹏程公司提交的证据5即宏昌公司债权审查报告能证明上述事实，鹏程公司诉讼请求的核心仍然是确认其对宏昌公司的债权，故本案属于普通破产债权确认纠纷。
【裁判摘要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的通知》第5条规定：“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根据该条的规定，一审法院有权在开庭后根据查明的法律关系性质变更案由，其行为并未违反法定程序，鹏程公司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
【裁判摘要３】《破产案件若干问题规定》系为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所制定的司法解释，而随着2007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已经废止，针对该部法律所制定的司法解释原则上应不再适用。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施行后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以下简称《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二条对不应认定为破产财产的情形，作出了不同于《破产案件若干问题规定》第七十一条的规定。即使在《破产案件若干规定》尚未明确废止的情况下，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法律适用规则，本案亦应适用《破产法司法解释二》认定案涉房屋是否属于破产财产。《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二条规定：“下列财产不应认定为债务人财产：（一）债务人基于仓储、保管、承揽、代销、借用、寄存、租赁等合同或者其他法律关系占有、使用的他人财产；（二）债务人在所有权保留买卖中尚未取得所有权的财产；（三）所有权专属于国家且不得转让的财产；（四）其他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本案案涉房屋并不符合上述规定情形，不应排除在债务人财产之外，
摘要2：（续）应属于宏昌公司的债务人财产。此外，认定案涉房屋属于宏昌公司的债务人财产也符合物权法确定的不动产物权变动登记生效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条规定：“破产申请受理时属于债务人的全部财产，以及破产申请受理后至破产程序终结前债务人取得的财产，为债务人财产。”案涉房屋尚未变更登记至鹏程公司名下，不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所有权仍归属于宏昌公司，应为宏昌公司的债务人财产。由于鹏程公司依据上述合同享有请求交付15套房屋的债权不属于消费类购房债权，此类债权对于其他普通债权不具有优先性，在破产重整程序中鹏程公司不能对案涉15套房屋优先受偿，现鹏程公司请求确认其享有案涉合同的购房债权实质上是确认其购房债权相比其他普通债权具有优先性，该项诉请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六条“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对个别债权人的债务清偿无效”的规定，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罗小峰对宏昌公司破产重整申请后，宏昌公司即不得对鹏程公司进行个别清偿，现鹏程公司请求宏昌公司按合同约定向交付15套商品房的行为性质为请求个别清偿，该项诉请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解读】鹏程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鹏程公司与宏昌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及15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分别为．．．．．．）合法有效，鹏程公司享有合同约定的购房债权。2.判令宏昌公司按上述合同约定条件交付鹏程公司15套房（××××××）。3.本案诉讼费用由宏昌公司、泰奥公司承担。
摘要1：【案号】山东省滕州市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7)鲁0481执异43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应当中止。本案被执行人磁源公司破产清算受理后，对磁源公司财产的民事执行程序应当中止。而被执行人帝殷公司作为主债务人，被执行人瀚瑞公司、殷×为次债务人，均未进入破产程序，没有中止执行的法定情形，所以本案应当对其继续执行。由于被执行人帝殷公司经调查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没有清偿能力，就可以并且应当执行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被执行人镇江新区高新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连带责任的被执行人瀚瑞公司、殷×。本院执行中，依法扣划被执行人瀚瑞公司的银行存款，应当属于瀚瑞公司所有，瀚瑞公司并不是破产企业磁源公司的股东，其银行存款不应视为破产财产。案外人提出瀚瑞公司的该银行存款为破产财产，对被扣划的银行存款主张所有权，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对瀚瑞公司承担的补充赔偿连带责任，可在磁源公司破产终结后，再行确定未受清偿的赔偿数额。
摘要2：【解读】因协助破产企业股东抽逃出资而对破产企业抽逃出资股东返还出资承担连带责任不属于破产财产，不应当中止执行——（１）高投公司系破产企业磁源公司的股东，瀚瑞公司并不是破产企业磁源公司的股东，瀚瑞公司协助高投公司对磁源公司出资进行了抽逃，原审判决高投公司在抽逃出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瀚瑞公司对高投公司所承担的补充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２）执行法院依法扣划被执行人瀚瑞公司的银行存款应当属于瀚瑞公司所有，瀚瑞公司并不是破产企业磁源公司的股东，其银行存款不应视为破产财产。案外人提出瀚瑞公司的该银行存款为破产财产，对被扣划的银行存款主张所有权，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粤民再432号
【裁判摘要１】转让出资期限尚未届满的认缴增资股权不承担出资加速责任——１.2015年7月2日，邱××１、邱××２作为景星公司的股东决定将该公司的注册资本由200万元增加至1000万元，增加的800万元注册资本为认缴，认缴期限至2065年6月30日。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邱××１与邱××２在公司章程规定的认缴期限届满前未缴纳全部出资的行为，不属于未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形。2.2016年2月4日，邱××１将其股权转让给黄××，邱××２将其股权转让给李××。虽然根据（2017）粤06民终391号判决认定景星公司应当向佛山物业公司支付拖欠的租金，且在执行该判决过程中出现景星公司没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形，但该判决作出时间是2017年5月4日，在邱××１与邱××２转让涉案股权之后。因此，在邱××１与邱××２转让景星公司股权时，尚未有证据证明该公司出现了破产、解散等股东出资应当加速到期的情形。故邱××１与邱××２转让景星公司股权的行为在形式与内容上符合法律规定，未有证据证明该转让行为影响了景星公司对外承责能力。故对佛山物业公司请求邱××１、邱××２对景星公司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主张，二审法院未予支持，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
【裁判摘要２】减资尚未到期认缴出资应当承担违规减资补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第二十六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公司注册资本是公司股东承担有限责任的基础，是公司的交易相对方判断公司的财产责任能力的依据。虽然我国公司法在2013年修改时将注册资本实缴制改为认缴制，但这并非是对资本确定原则的否定，而是对资本确定原则的继承与发展。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我国公司法仍然坚持资本不变原则，公司不得违反法定条件与程序而随意增减资本，包括未届认缴期限的出资。
摘要2：【裁判摘要３】不当减资后对不当减资不知情的股权股权受让人不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由瑕疵出资股权受让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前提是，有证据证明受让人对瑕疵出资的情形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根据本案案情，2016年9月26日，黄××与李××将景星公司股权转让给李××１、廖××，并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此时距黄××与李××于2016年3月25日不当减资已逾数月。且佛山物业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李××１、廖××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前述不当减资情形，故佛山物业公司请求李××１与廖××就景星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４】监事不承担协助抽逃出资连带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第二款关于抽逃出资责任的规定，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抽逃出资股东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的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兼任监事。因此，张××作为景星公司监事，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中应当对抽逃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主体。佛山物业公司关于张燕玲承担责任的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3819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对被执行人与其他人共有的财产，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并及时通知共有人。共有人协议分割共有财产，并经债权人认可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有效。查封、扣押、冻结的效力及于协议分割后被执行人享有份额内的财产；对其他共有人享有份额内的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予以解除。共有人提起析产诉讼或者申请执行人代位提起析产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诉讼期间中止对该财产的执行。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涉案房屋作为刘××与张××夫妻共有财产，联商物业公司申请人民法院执行用于清偿张××所负个人债务，符合法律规定。在人民法院对涉案房屋采取执行措施后，刘××作为共同共有人依法应当通过协商或诉讼方式进行析产分割，以保护其所有的相应份额，并便于人民法院对张××个人份额部分进行执行。在其没有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协商或诉讼的方式对涉案房屋进行析产分割的情况下，不能仅基于共有人身份排除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原审法院基于刘××未就分割涉案共有财产与张××达成协议并经债权人认可，亦未就涉案共有财产提起析产诉讼的实际情况，认为其主张的50%财产份额难以从涉案房屋中明确分割，因而不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意见，具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2：刘某某与海南联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上诉案
【案号】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琼民终303号
【摘要】本案中，虽然张××的担保债务属于个人债务，但因张××对案涉房屋享有平等而共同的权利，故联商物业公司作为债权人有权申请法院对案涉房屋予以执行。刘××虽然对案涉房屋亦享有共同共有的民事权益，但其未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依法与张××协议分割案涉的共有财产，并经债权人认可，也未就案涉房屋提起析产诉讼。在此情况下，其所主张案涉房屋50%份额的权益难以从案涉房屋中明确分割出来。故其对案涉房屋基于夫妻关系而享有的共有权益，不足以排除外部债权人对该房产的强制执行，其要求停止对案涉房屋的执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但鉴于该执行债务系张××的个人债务，刘成英不需承担该债务的清偿责任，故刘××基于共有权对案涉房屋所享有的权利应在执行过程中予以保护。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774号
【裁判摘要１】违反当时强制招标公司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下列工程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的采购，必须进行招标:(一)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二)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三)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援助资金的项目。前款所列项目的具体范围和规模标准，由国务院发展计划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订，报国务院批准。法律或者国务院对必须进行招标的其他项目的范围有规定，依照其规定。”2000年4月4日国务院批准，2000年5月1日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发布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第三条规定：“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公用事业项目的范围包括：(五)商品住宅，包括经济适用住房；(六)其他公用事业项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的规定，认定无效：......(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本案中，涉案尚锦华城项目系商业、住宅及配套建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以及当时生效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的规定，涉案项目属于必须进行招投标的项目。但是华程公司与万利公司未经招投标程序，2016年12月23日签订《施工总承包框架协议》，万利公司随后进场施工，双方又于2017年履行招投标手续并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同时华程公司声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只限于办理建筑施工许可证，用于其他性质一概无效。本院认为，该《施工总承包框架协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有关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该合同应为无效。《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推进建筑业发展和改革的若干意见》【建市(2014)92号】和《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改革非国有资金投资工程建设项目发包方式的通知》【豫建(2014)102号】不能成为判定涉案《施工总承包框架协议》是否有效的法律依据。
摘要2：（续）因此，万利公司以案涉工程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必须招投标建设项目，《施工总承包框架协议》应为有效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关于质保金应否扣除问题。建设工程质保金是用于保证承包人在缺陷责任期内对建设工程出现的缺陷进行维修的资金。本案中，《施工总承包框架协议》约定了质保金的提取比例以及支付办法，但鉴于该《施工总承包框架协议》已被认定为无效不再履行，结合两年保修期已满，万利公司主要对主体进行了施工，后续工程由其他公司继续施工，原审认定不再提取质保金并无不当。但是，并不因此而免除万利公司对于其已经完成建设工程在合理使用期限内对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质量的保修责任。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最高法执监123号
【裁判摘要】(一)本案对于百邑纪元公司的执行是不是对债权的执行｜根据百邑纪元公司向北京二中院出具的《关于协助执行拆迁补偿款的函》，百邑纪元公司承认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其将向被执行人支付一定数额金钱。因此，被执行人对百邑纪元公司享有附条件的金钱给付债权，百邑纪元公司系本案执行案件的次债务人。本案对百邑纪元公司的执行，系对被执行人对第三人享有的债权的执行，依法应当适用对债权执行的法律规定。申诉人关于百邑纪元公司的地位是协助执行义务人、本案不是对债权的执行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直接对百邑纪元公司的财产采取执行措施是否合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零一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执行被执行人对他人的到期债权，可以作出冻结债权的裁定，并通知该他人向申请执行人履行。”该条第二款规定“该他人对到期债权有异议，申请执行人请求对异议部分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执行工作规定第61条规定，人民法院执行被执行人对第三人的到期债权，应当向第三人发出履行到期债务的通知(以下简称履行通知)，在通知书中告知第三人对履行到期债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收到履行通知后的十五日内向执行法院提出。根据执行工作规定第63条规定，第三人在履行通知指定的期间内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得对第三人强制执行，对提出的异议不进行审查。本案中，北京二中院向百邑纪元公司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要求其协助冻结对上地兴达公司的拆迁补偿款，待补偿数额确定后将相应款项支付至法院，虽然没有根据执行工作规定发出履行通知书，但实质上仍然属于对被执行人享有债权的执行。百邑纪元公司于2018年5月24日向北京二中院回函，称其尚未与上地兴达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相关资产及房屋的暂估价未经审计公司认可，暂评估价值可能涉及东小口村的相关利益，故难以在要求时间内划款。根据该回函内容，可以认定百邑纪元公司对债权执行提出了异议，认为拆迁补偿款的金额及权利主体未确定，补偿款的支付条件尚未成就，上地兴达公司对百邑纪元公司的债权还不属于到期债权。2018年7月27日，百邑纪元公司向北京二中院提供《关于账户信息的更正函》，更正了《关于协助执行拆迁补偿款的函》中有关账户的信息，
摘要2：（续）但并没有改变《关于协助执行拆迁补偿款的函》中对债权提出的异议。根据执行工作规定第63条规定，人民法院对百邑纪元公司的异议不予审查，亦不得对百邑纪元公司强制执行。因此，北京二中院在百邑纪元公司对债权执行提出异议的情况下，直接裁定冻结、扣划百邑纪元公司账户内的资金，违反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北京高院复议裁定对北京二中院的执行行为予以撤销，符合法律规定。申诉人提出拆迁补偿款金额和权利主体已经明确、中宏晖公司案外人异议之诉不影响案件执行等主张，实质是认为应该对百邑纪元公司提出的异议进行审查并认为其异议不成立，相关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
《浙江文华控股有限公司等民事执行裁定书》【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2019)京执复195号
【摘要】被执行人对第三人享有未到期债权的，执行法院可以依法冻结，待债权到期后依照到期债权予以执行。第三人对该债权有异议的，人民法院不得对第三人强制执行，对其提出的异议不进行审查。本案中，北京二中院向百邑纪元公司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要求其协助冻结对上地兴达公司的拆迁补偿款，待补偿数额确定后将相应款项支付至法院，实质属于对上地兴达公司享有债权的执行，符合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百邑纪元公司回函称其尚未与上地兴达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相关资产及房屋的暂估价未经审计公司认可，暂评估价值可能涉及东小口村的相关利益，故难以在要求时间内划款，表明拆迁补偿款的金额及权利主体未确定，上地兴达公司对百邑纪元公司的债权未到期。并且，中宏晖公司通过案外人异议及异议之诉对拆迁补偿款主张权利，表明上地兴达公司是否对拆迁补偿款享有债权及具体金额均不确定。在此情况下，北京二中院直接裁定冻结、扣划百邑纪元公司账户内的资金，违反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北京二中院对百邑纪元公司账户内资金采取的冻结、扣划措施，应予撤销。北京二中院(2019)京02执异43号执行裁定适用法律错误，亦应予以撤销。
摘要1：【解读】当事人主张参照合同约定的建设工程价款支付条件、违约金等确定支付条件计算违约金的，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摘要2：【注解１】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建设工程价款支付条件和各类违约金参照合同约定适用没有法律依据。
【注解２】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损失大小无法确定——损失大小可以参照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建设工期、工程价款支付时间等内容确定。
摘要1：【裁判摘要】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莘城建设公司是否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原审裁定以莘城建设公司不是实际施工人，对案涉合同无合法权益，进而驳回莘城建设公司的起诉，适用法律是否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莘城建设公司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首先，莘城建设公司是基于其与天乐置业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等证据提起本案诉讼，莘城建设公司是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签约主体和承包人，与天乐置业公司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符合法律规定的原告起诉的主体条件。其次，从法律规定上，并未有就出借资质的承包人的诉权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认定无效：(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承包人因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与他人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应当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及第七百九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认定无效。”依该规定，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作为合同相对人，不管是出借资质还是其他原因，仅涉及合同无效的认定，并没有因出借资质就不能起诉发包人，结算工程款的限制性规定。即便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三条规定，实际施工人可以突破合同相对性，起诉发包人、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亦未否定承包人基于合同起诉的权利。故虽然在另案判决中认定仇××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及莘城建设公司出借资质的事实，但不能就此否定莘城建设公司作为承包人提起诉讼的权利。至于案涉合同效力，承包人主张工程款的诉请能否得到支持，则属于实体审理范畴。原审法院以莘城建设公司不是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为由认定莘城建设公司与本案无利害关系，否定莘城建设公司的诉权没有法律依据。再次，从权利义务关系上，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莘城建设公司作为名义签订合同的承
摘要2：【注解】（１）法律并未有就出借资质的承包人的诉权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出借资质仅涉及合同无效的认定，并没有因出借资质就不能起诉发包人结算工程款的限制性规定；实际施工人可以突破合同相对性起诉发包人、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亦未否定承包人基于合同起诉的权利）；（２）以出借资质的承包人不是实际施工人为由认定其与案件无利害关系，否定其诉权没有法律依据。
摘要1：【裁判摘要】加州公司与华尔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已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无效。华尔公司与化建公司达成回购协议，化建公司已于2017年8月16日向华尔公司支付回购款171.89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六项的规定，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化建公司回购华尔公司对其债权，使债权债务同归于化建公司，从而终止了华尔公司与化建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华尔公司对化建公司的案涉债权由此消灭，嘉泰公司与加州公司之间《债权转让协议》项下约定转让的标的（债权）已不存在，故该协议在事实上也履行不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对于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的债务，当事人不得要求强制履行。加州公司要求华尔公司、嘉泰公司履行债权转让通知义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2：【案号】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黑民终546号
【摘要】华尔公司取得案涉债权后，因其欠付嘉泰公司工程款，华尔公司与嘉泰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及《债权转让补充协议》，根据该两份协议内容，能够看出华尔公司与嘉泰公司的真实意思是由嘉泰公司对案涉债权进行清收，以清收回的债权金额抵偿华尔公司欠付嘉泰公司的工程款，清收金额少于20万元的差额部分，华尔公司予以补齐，清收金额超出20万元部分归华尔公司所有。因此，双方虽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但并未履行债权转让后合同义务，故嘉泰公司并未实际受让取得案涉债权。后嘉泰公司与加州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嘉泰公司以30万元价格将该债权转让给加州公司。因嘉泰公司不享有案涉债权的实际所有权，加州公司亦无法通过本次受让行为取得案涉债权的所有权，故加州公司、嘉泰公司与华尔公司经协商，加州公司与华尔公司另行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加州公司再向华尔公司支付80万元对价。合同签订后，华尔公司履行了通知债务人的义务，加州公司依据与华尔公司的转让协议向法院申请变更其为申请执行人。通过以上事实，能够认定加州公司系从华尔公司受让案涉债权，加州公司与华尔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已变更了之前加州公司与嘉泰公司的《债权转让合同》的约定。对此，加州公司在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审理的另案诉讼中亦认可其替华尔公司偿还嘉泰公司工程款，解除其与嘉泰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加州公司取得案涉债权。加州公司在本案诉讼中虽否认其之前的主张，但并未提出充分合理的理由。故应当认定加州公司与嘉泰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已经协商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据此，加州公司应向嘉泰公司主张返还30万元转让款，其要求嘉泰公司继续履行《债权转让合同》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注解】名为债权转让、实为委托清收，非善意的债权再转让不保护——债权人虽与受让人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但协议目的是由受让人负责清收债权的，该受让人实际上并未取得债权。若第三人在对此事实明知的情况下仍与受让人签订债权受让协议，后因债权出现消灭情形，该第三人则无权要求受托清收人履行债权买受协议义务。
摘要1：【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22年第8期（总第312期）第45-48页】
【裁判摘要】不动产登记系对物权的公示，涉及民事、行政双重法律关系，既应遵循物权法定等民事法律规范，又应符合不动产登记相关行政法规。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当事人无权通过约定变更物权的法定内容。登记机关如将缺乏法律依据的约定内容进行登记，有违物权法定原则，当事人请求撤销相关登记内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摘要2：【注解】不动产登记附记内容“不得对外销售。如需进行二手房转让，必须先行征得××管委会同意”系对原告物权的限制，该限制内容不符合物权法定原则，登记的附记记载行为缺乏法律依据。
摘要1：问题：不动产登记机构将缺乏法律依据的约定内容进行不动产登记，当事人能否请求撤销该登记内容？
解读：（１）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当事人无权通过约定变更物权的法定内容；（２）不动产登记机构将缺乏法律依据的约定内容进行不动产登记，有违物权法定原则，当事人有权请求撤销该登记内容。
摘要2：【注解】当事人约定内容能否进行不动产登记？——（１）根据物权法定原则，当事人无权通过约定变更物权的法定内容；（２）当事人无权将约定内容进行不动产登记。
摘要1：【裁判摘要】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公益岗位劳动合同应当承担支付经济赔偿金责任——经核实，上诉人工作岗位性质为公益岗位，在公益岗位实现就业的就业困难人员享受社会保险补贴和岗位补贴，对社会保险补贴实行个人先缴后补的的办法，按照个人在岗期间实际缴费额1/2的标准给与补贴。因社会保险不属于工资的范畴，上诉人主张要求将社会保险费用纳入工资范畴一并计算经济赔偿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本院确认其工资标准为其所领取的公益岗位岗位补贴，根据一审已经审理查明的数额，认定上诉人离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数额为1570元。因入职时间为2013年6月1日，被上诉人做出单方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为2015年9月，故上诉人工作年限为2.5年，经济赔偿金应为1570元×2.5年×2倍=7850元。
摘要2：【案号】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云民申1603号
【摘要】张××的工作岗位为公益岗位，在公益岗位实现就业的就业困难人员享受社保和岗位补贴，对社会保险补贴实行个人先缴后补的办法，按照个人在岗期间实际缴费额的1/2的标准给与补贴。因社会保险不属于工资范围，故劳动者要求将社会保险费用纳入工资范畴一并计算经济赔偿金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据《西山区公益性岗位工资申报审批表》等证据，二审法院确认张××工资标准为其所领取的公益岗位补贴即1570元，据此计算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并无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