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公司在行政机关申请强制执行前虚假注销应如何处理？
摘要1：解读：（１）公司虚假注销应由有关机关恢复公司主体地位，由行政机关继续申请执行；（２）公司虚假注销导致申请执行时效中止，行政机关有理由继续申请执行。
摘要2：
行政协议非诉执行案件
摘要1：行政协议非诉执行案件的申请条件和程序：（１）书面决定→申请强制执行；（２）处理决定→申请强制执行。
摘要2：【注解】行政非诉执行程序中被执行人与政府机关达成执行和解，被执行人能否向法院起诉撤销执行和解协议？——被执行人认为执行和解协议无效或可撤销不能起诉确认执行和解协议无效或撤销，可以通过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方式恢复原行政决定的执行（被执行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行政机关只能申请恢复行政决定的执行）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1）闽09执复95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1）闽09执复95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本案中，执行法院异议裁定审查认定本案执行依据即（2017）闽0902民初766号民事判决书于2017年12月14日发生法律效力，而执行法院审判部门出具的证明书载明该民事判决书于2018年1月15日生效，二者时间又与执行法院民事判决书送达时间所推导的生效日期均不符合，故执行法院异议裁定对（2017）闽0902民初766号民事判决书生效时间未予查清，执行时效起算时点不明，属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院予以纠正。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八十三条规定，“申请执行人超过申请执行时效期间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执行人对申请执行时效期间提出异议，人民法院经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不予执行。被执行人履行全部或者部分义务后，又以不知道申请执行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请求执行回转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据此规定，若部分被执行人不对申请执行时效期间提出异议，执行法院在案件执行过程中不得对其执行时效期间是否届满进行审查。本案被执行人刘×并未提出申请执行时效抗辩，执行法院异议裁定对全案不予执行，缺乏法律依据，亦应予以纠正。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129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1299号
【裁判摘要】案外人在执行程序终结前提出执行异议即未超出应当提出执行异议法定期限——本案再审审查的主要问题为：徐×对案涉房屋提出执行异议是否超出法律规定的期限。即其是否在该执行标的执行程序终结前提出了执行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六十四条的规定，案外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的，应当在该执行标的执行程序终结前提出。而对于执行标的执行程序终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又区分了两种情况，一是执行标的由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受让的，案外人应当在异议指向的执行标的执行终结之前提出；二是执行标的由申请执行人或者被执行人受让的，应当在执行程序终结之前提出。也就是说，如果受让人通过司法拍卖程序已经取得了执行标的的所有权，为了维护司法拍卖的公信力以及执行程序的稳定性，不应允许案外人过分迟延地提出异议，但如果执行标的通过拍卖或者以物抵债由执行案件当事人获得，其应因错误执行而返还执行标的，只要执行程序尚未结束，案外人提出异议的期限就不应截止。因此，执行过程中对案涉房屋作出了以物抵债裁定，则应当以执行程序是否终结来判断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的期限。本案中，张××以中平公司为被告提起民间借贷之诉，后双方达成调解，一审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因中平公司未按期履行调解书确定的法律义务，张××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法院裁定拍卖、变卖诉前保全财产中的112套房屋，后因三次拍卖均无人报名而流拍，又根据张××书面申请，于2015年11月16日作出（2015）六执字第00178-1号执行裁定，将上述112套房屋及所占土地使用权以第三次拍卖的保留价4775万元交付申请执行人张××以物抵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九十三条的规定：“拍卖成交或者依法定程序裁定以物抵债的，标的物所有权自拍卖成交裁定或者抵债裁定送达买受人或者接受抵债物的债权人时转移。”上述以物抵债裁定一经送达即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但案涉房屋系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张××获得，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的执行标的由当事人受让的，应当在执行程序终结之前提出情形。
摘要2：（续）作为案外人的徐×只要在该案执行程序终结前提出执行异议，即未超出应当提出执行异议的法定期限。前述（2015）六执字第00178-1号以物抵债执行裁定作出后执行程序并未完全终结。2016年11月21日执行法院又作出（2015）六执字第00178-2号执行裁定，认定因案外人对上述抵债的部分房屋，即第2栋（二区）……111号……提出执行异议，主张其权利。现申请执行人张××未能实现全部债权，亦不能举证被执行人中平公司其他可执行财产证据，且被执行人暂无财产可供执行，本案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而徐×在此之前已经提出异议，二审法院认定徐×所提执行异议已超出法律规定的期限，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至于徐×的执行异议是否足以排除执行，则应根据实体审理情况进行裁判。
【注解】案外人针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当执行标的由当事人受让时，案外人应当在执行程序终结之前提出。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浙02民终3691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浙02民终3691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的案处人应为对被执行人的执行标的享有实体权益的人。建行慈溪支行就其与华顺公司、神威公司、和顺公司、亚太公司、金顺公司、岑××、华××、王××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向执行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时，就全案而言，华顺公司、神威公司、和顺公司、亚太公司、金顺公司、岑××、华××、王××皆为被执行人，但在具体执行岑××名下的抵押房产时，则岑××为该执行标的的被执行人，该案的其他被执行人并非该执行标的的被执行人，王××以其对该执行标的享有实体权益为由，向执行法院提出异议，其法律地位应为案外人，在其提出的异议被执行法院裁定驳回后，其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零五条的规定。一审法院认为被执行人在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的法律地位只能是被告或者第三人，其作为被执行的对象，不在执行异议之诉的保护范围内，故王××无权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裁定驳回王旭亮的起诉，系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9)最高法民终60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9)最高法民终603号
【裁判摘要】案外人异议之诉“与原判决、裁定无关"“诉讼请求与原判决、裁定无关"——应为《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三百零五条明确，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应当符合“诉讼请求与原判决、裁定无关"这一条件。因此，《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的“与原判决、裁定无关"应为“诉讼请求"与原判决、裁定无关。华融湖南分公司申请强制执行所依据的原判决即第32号判决的主文内容是判决英泰公司向华融湖南分公司偿还债务9800万元及重组收益、违约金和律师代理费695431元，华融湖南分公司有权以案涉房产作为抵押物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抵押物所得价款优先受偿。本案中，建行怀化分行一审诉讼请求是排除对案涉房产的强制执行，确认华融湖南公司对案涉房产的优先受偿权不得对抗建行怀化分行。起诉理由是以其签订购房合同、支付购房款及占有案涉房产在办理抵押之前为由，主张排除对案涉房产的强制执行。建行怀化分行在本案中并未否定华融湖南分公司所享有的抵押权，也未请求纠正第32号判决，实际上其诉请解决的是其主张基于房屋买卖享有的权益与华融湖南分公司所享有的抵押权之间的权利顺位问题，属于“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情形，是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审理的内容，应予立案审理。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终103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终1037号
【裁判要旨】在构成执行程序竞合情况下，各方当事人就执行房屋产生的权利冲突不宜提供执行异议之诉程序解决。
【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案涉房屋既是民事判决的执行标的，又是刑事案件退赔执行标的，且两案执行法院为不同的人民法院。在案涉房屋涉及刑民执行交叉的情况下，可能存在执行冲突，在执行冲突尚未解决的情况下，不宜径行通过执行异议之诉解决本案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冲突，故进出口担保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条件。．．．．．．裁定驳回进出口担保公司的起诉。
【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案涉房屋在前述刑事案件办理过程中被公安机关查封，并被前述刑事判决书确认用以退赔集资参与人。此后，进出口担保公司以确认其对案涉房屋享有抵押权的另案生效民事判决书为依据对案涉房屋申请强制执行，构成执行程序的竞合。在此情况下，各方当事人关于案涉房屋产生的权利冲突，不宜通过执行异议之诉这一民事诉讼程序解决。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28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289号
【裁判摘要1】公司保证人系新贷与旧贷保证人，股东在公司为新贷提供保证的股东会决议签字捺印时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系借新还旧，股东关于因案涉贷款系借新还旧、其作为新贷保证人应免除保证责任不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新贷与旧贷系同一保证人的，不适用前款的规定。”该条规定新贷与旧贷系同一保证人时需承担保证责任的法理基础，不仅是在结果上并不会加重保证人的负担，更重要的是在此情形下推定保证人在为新贷提供担保时对借新还旧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本案中郑××不因案涉贷款系借新还旧而免除保证责任的逻辑是：首先，安正公司作为案涉旧贷和新贷的保证人，其在明知存在旧贷的情况下，新贷借款合同明确约定借款用途为“贷款重组”，即对借新贷系用于偿还旧贷的事实系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安正公司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体现为代表安正公司作出相应意思表示的自然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次，郑××作为持股安正公司90%的股东，在安正公司为新贷提供保证的股东会决议签字捺印时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系借新还旧，即其作为个人的担保也是在明知借新还旧的情形下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非独立于安正公司的单纯个人认识。因此，郑××关于因案涉贷款系借新还旧、其作为新贷保证人应免除保证责任的申请再审事由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２】强制执行申请被法院裁定驳回产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五项规定，申请强制执行与提起诉讼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申请强制执行对诉讼时效的中断效力在申请行为发生法律效力是即已发生，一经发生即为不可逆转，不应强制执行申请被裁定驳回而否定申请行为本身的法律效力，进而否定其对诉讼时效的中断效力。本案中，南郊联社依据包头市路诚公证处的强制执行公证书对案涉贷款向包头市昆都仑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即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南郊联社申请强制执行行为并不因强制执行申请被裁定驳回而丧失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因此，郑××关于案涉贷款的强制执行公证书因被裁定不予执行而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法律效果的申请再审主张不能成立。
摘要2：【案号】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民终153号
【裁判摘要３】经查一审判决第6页倒数1-3行载明“郑××辩称：……南郊联社在担保期内并没有要求郑××偿还。”该抗辩应包含诉讼时效抗辩的意思，二审判决关于郑××在一审中未进行诉讼时效抗辩认定错误。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最高法执监19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最高法执监196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对于调解协议约定一方不履行协议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予准许。第十九条规定，调解书确定的担保条款条件或者承担民事责任的条件成就时，当事人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执行。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当事人按照前款规定承担了调解书确定的民事责任后，对方当事人又要求其承担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的迟延履行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山东高院认为需要审查作为本案执行依据的民事调解书中是否有民事责任的约定，从而来认定被执行人是否还需要承担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迟延履行责任，这一审理思路本院予以认可。但是，山东高院对本案执行依据（2014）青金商初字第337号民事调解书中第一项和第二项内容之间的关系认定为无论是按月息8.6‰计算，还是按月息8.6‰二倍计算，这都是针对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本金数额的两种计息方式，是调解书约定的给付内容本身，本院不予认可。案涉调解书第一项约定，被执行人臧家存于2015年3月31日前偿还申请执行人借款本金人民币4000万元及利息（自2014年3月21日起按月息8.6‰计算至2015年3月31日止）这是当事人双方对主要义务的履行作出的约定。调解书第二项约定，如果被执行人臧家存未按期足额履行上述第一项给付义务，则被执行人臧家存应按合同利率月息8.6‰的二倍，以未履行本金的金额自2014年3月2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计算利息。上述民事调解书第二项实质是约定，当被执行人未按照调解书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时，因其迟延履行应当承担加重的义务，属于约定一方不履行协议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性质。现申请执行人建国房地产公司申请强制执行，要求被执行人按照调解书第二项的约定承担逾期付款利息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不能再同时要求被执行人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承担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部分债务利息。
摘要2：【裁判要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调解书确定的担保条款条件或者承担民事责任的条件成就时，当事人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执行。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当事人按照前款规定承担了调解书确定的民事责任后，对方当事人又要求其承担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的迟延履行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解读】（１）需要审查作为执行依据的民事调解书中是否有民事责任的约定，从而来认定被执行人是否还需要承担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迟延履行责任；（２）当被执行人未按照调解书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时，因其迟延履行应当承担加重的义务，属于约定一方不履行协议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性质。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2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25号
【裁判摘要】虽然民事调解书并未约定债务利息的计算方法，债权人依法有权要求债务人向其支付自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开始起算的加倍部分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该加倍部分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应当自破产申请受理之日停止计算——关于合肥高新主张的64785937.99元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是否应当确认为普通债权的问题。本案中，合肥高新请求确认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的依据是合肥中院于2013年4月12日作出（2013）合民二初字第00221号民事调解书项下江西赛维对安徽赛维的保证债务。根据该调解书约定的内容，截至2013年3月31日，安徽赛维拖欠合肥高新借款本金10亿元，利息51275221.03元。在安徽赛维以其持有的合肥赛维100%股权作价12111.1万元抵偿上述债务中等额欠款后，安徽赛维尚欠合肥高新剩余债务930164221.03元，应于2014年10月15日前偿还，江西赛维、彭××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后因安徽赛维、江西赛维、彭小峰等均未履行该调解书项下的义务，合肥高新于2015年1月19日向合肥中院申请强制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计算之后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包括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根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生效法律文书未确定给付该利息的，不予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计算方法为：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第二条规定：“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自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计算；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分期履行的，自每次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计算；生效法律文书未确定履行期间的，自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根据上述规定，虽然民事调解书并未约定债务利息的计算方法，合肥高新依法有权要求安徽赛维、江西赛维、彭××等向其支付自2014年10月15日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开始起算的加倍部分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2015年11月17日，
摘要2：（续）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江西赛维进入破产重整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据此规定，该加倍部分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应当自2015年11月17日停止计算。因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安徽赛维、江西赛维、彭小峰在2015年11月17日之前已经实际部分或全部清偿了该930164221.03元的债务，申请人合肥高新关于其所申报的调解书项下未履行的930164221.03元的债务本金为计算基数，以日万分之一点七五的标准，自2014年10月15日至2015年11月17日的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合计64785937.99元应予确认为普通债权的申请理由，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被申请人江西赛维关于加倍支付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不适用于非执行程序的诉讼理由，并无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解读】破产债权确认之诉案件受理费按件１００元收费——（１）一审判决：一审案件受理费2929369.09元，由合肥高新承担。（２）二审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1760453.33元，由合肥高新承担。（３）再审判决：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江西赛维LDK太阳能高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江西赛维LDK太阳能高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晋行再31号
摘要1：【案号】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晋行再31号
【裁判摘要１】本案被强制拆除房屋所在的宅基地为集体土地，改造过程中用于城市公共道路建设用地，万柏林区政府主导辖区内城中村改造，组织整村拆除工作，故大井某社区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发生的征收拆迁行为，包括本案被诉的拆除行为，应由万柏林区政府按照征收集体土地相关法律规定承担责任。由于大井某社区并非行政主体，不享有《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土地征收实施权，更不享有《行政强制法》规定的行政强制权，其直接实施的拆除行为应视为接受万柏林区政府的委托，万柏林区政府对大井某社区实施的拆除行为负有监督管理职责，并承担拆除行为的法律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五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万柏林区人民政府是本案被诉拆除行为的责任主体，属于适格被告。
摘要2：【裁判摘要２】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征收农村集体土地过程中不享有强制执行权，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责令交出土地的决定，是其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实体性依据——关于本案被诉的行政强制拆除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规定，阻挠国家建设征收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交出土地；拒不交出土地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决定的，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依照本章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第五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前，应当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催告书送达十日后当事人仍未履行义务的，行政机关可以向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对象是不动产的，向不动产所在地的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在被征收人拒不搬迁时，应当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及时作出责令交出土地的行政决定，然后再依法催告、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征收农村集体土地过程中不享有强制执行权，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责令交出土地的决定，是其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实体性依据。本案中，涉案房屋在被强制拆除前，被申请人并没有按照上述法律规定履行相应程序，没有向再审申请人作出责令交出土地的行政决定，没有向再审申请人发出催告，也没有告知再审申请人可以行使复议、诉讼等权利，而是直接实施本案被诉行政强制拆除行为，既没有职权依据，也没有执行依据，明显违反了强制执行的法定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二）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判决履行没有意义的”。本案中，被诉拆除行为属于行政事实行为，实施后不具有可撤销内容，依法应当确认被诉行政强制拆除行为违法。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19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195号
【裁判摘要１】行政协议有以下四个方面要素：一是主体要素，即必须一方当事人为行政机关，另一方为行政相对人；二是目的要素，即必须是为了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三是内容要素，协议内容必须具有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内容；四是意思要素，即协议双方当事人必须协商一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协议。”依据上述规定，行政协议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要素：1．主体要素。合同法等民事法律规范规定民事合同的主体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而行政协议的主体则是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其中具有优势地位的行政主体是不可缺少的主体。2.目的要素。与民事合同主要是为了追求私人利益不同，行政协议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这一行政法上的目的。3.职责要素。职责要素是指行政机关签订行政协议必须是行使行政职权、履行行政职责的一种方式。4.内容要素。内容要素是指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签订合同的内容是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5.意思要素。意思要素是指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签订行政协议必须经过协商，意思表示一致。因此，与民事合同相比，除协商一致与民事合同相同外，识别行政协议和民事合同的标准主要有二：一方面，形式标准。形式标准也就是主体标准，即它发生在具有行政职权、履行行政职责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与行政职权所作用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之间。另一方面，实质标准。实质标准也就是标的及内容标准。行政协议的标的及内容是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意在提供一种指引，强调行政协议不同于民事合同，这一标准排除了行政机关基于自身民事权利义务而签订的协议。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判断：一为是否行使行政职权、履行行政职责；二为是否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三为在协议里或者法律上是否规定了行政机关的优益权。其中，行使行政职权、履行行政职责及行政机关具有优益权构成了行政协议的标的及内容，而是否属于上述标的及内容无法判断时，还可以结合“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这一目的要素进行判断。从所起的作用看，是否行使
摘要2：（续）行政职权、履行行政职责为本质要素，只要符合该要素，所涉协议即为行政协议，而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及行政机关的优益权这两个要素为判断是否行使行政职权的辅助要素。
【裁判摘要2】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大英县政府具有环境保护治理的法定职责，有权对涉污企业作出责令停业、关闭，限期治理等决定。案涉《资产转让协议书》实质上系大英县政府为履行环境保护治理法定职责，由大英县政府通过回马镇政府与永佳公司订立案涉协议替代作出上述行政决定，其意在通过受让涉污企业永佳公司资产，让永佳公司退出造纸行业，以实现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行政管理目标，维护公共利益。故案涉《资产转让协议书》亦符合识别行政协议的实质标准，原审认定案涉《资产转让协议书》系行政协议，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3】在相对人不履行行政协议约定义务，行政机关又不能起诉行政相对人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可以通过申请非诉执行或者自己强制执行实现协议救济。行政机关可以作出要求相对人履行义务的决定，相对人拒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该决定为执行依据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或者自己强制执行——我国行政诉讼虽是奉行被告恒定原则，但并不影响作为行政协议一方当事人的行政机关的相关权利救济。在相对人不履行约定义务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可以通过向人民法院申请非诉执行或者自己强制执行寻求救济。行政协议中约定了强制执行条款，一旦强制执行条件成就而相对人又不履行约定义务的，行政机关就可以依法直接将行政协议作为执行依据，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或者自己强制执行；协议未约定强制执行条款，行政机关可以作出要求相对人履行义务的决定，相对人拒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该决定为执行依据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或者自己强制执行。
【裁判摘要４】在协议履行过程中，永佳公司没有按照约定时间将土地和房屋权证过户登记，资产管理权的移交也晚于约定时间，对永佳公司要求支付违约金等的请求，依法不予支持；大英县政府、回马镇政府亦已以不予支付剩余“转让费”行使其先履行抗辩权，但是鉴于案涉协议约定“若不能办理土地房屋过户，乙方扣转让费100万元作为土地款，用于办理过户手续”，且永佳公司同意依约定扣转该笔费用并已移交了资产管理权，大英县政府应支付剩余“转让费”及资金利息。故原审判决对《资产转让协议书》各方责任的认定及处理结果，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行政协议案件典型案例之一：某某公司诉某某政府不履行行政协议案——行政协议的定义及相对人不履行行政协议约定义务时行政机关的救济途径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行政协议案件典型案例之一：大英县永佳纸业有限公司诉四川省大英县人民政府不履行行政协议案——行政协议的定义及相对人不履行行政协议约定义务时行政机关的救济途径
【摘要】界定行政协议有以下四个方面要素：一是主体要素，即必须一方当事人为行政机关，另一方为行政相对人；二是目的要素，即必须是为了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三是内容要素，协议内容必须具有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内容；四是意思要素，即协议双方当事人必须协商一致。在此基础上，行政协议的识别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标准进行：一是形式标准，即是否发生于履职的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协商一致；二是实质标准，即协议的标的及内容有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该权利义务取决于是否行使行政职权、履行行政职责；是否为实现行政管理目标和公共服务；行政机关是否具有优益权。本案案涉《资产转让协议书》系大英县政府为履行环境保护治理法定职责，由大英县政府通过回马镇政府与永佳公司订立协议替代行政决定，其意在通过受让涉污企业永佳公司资产，让永佳公司退出造纸行业，以实现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行政管理目标，维护公共利益，符合上述行政协议的四个要素和两个标准，系行政协议，相应违约责任应由大英县政府承担。同时，我国行政诉讼虽是奉行被告恒定原则，但并不影响作为行政协议一方当事人的行政机关的相关权利救济。在相对人不履行行政协议约定义务，行政机关又不能起诉行政相对人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可以通过申请非诉执行或者自己强制执行实现协议救济。行政机关可以作出要求相对人履行义务的决定，相对人拒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该决定为执行依据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或者自己强制执行。故不存在案涉《资产转让协议书》若属行政协议，永佳公司不履行约定义务将导致行政机关无法救济的问题。
摘要2：
【笔记】债权受让人能否排除转让人的债权人对转让债权强制执行？
摘要1：解读：（１）债权转让协议有效且债权转让通知债务人才能排除转让人的债权人就该债权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２）如债权转让未通知债务人，即使债权转让协议有效，债权受让人所享权利亦无法排除转让人的债权人就该债权向法院申请的强制执行。
【注解１】风险提示——（１）目前司法实践中对于债权转让对抗转让人的债权人对转让债权的强制执行之要件存在争议；（２）为避免风险，债权转让除应当确保债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有效性外，还应当及时完成债权转让通知。
【注解２】债权转让未成立或者债权转让无效不能排除法院强制执行该债权。
【问题】应收账款被冻结，保理商是否可以实体权利人要求解除冻结？
摘要2：【注解３】债权转让通知送达债务人时间对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影响——（１）在法院依法向次债务人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之前转让当事人仍未通知次债务人，债权转让对次债务人不发生法律效力，案外人的债权受让人提出排除执行不予支持；（２）在法院依法向次债务人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之前转让当事人已经将债权转让的事宜通知次债务人，债权转让对次债务人发生法律效力，案外人的债权受让人提出排除执行应予支持。
【裁判规则】基于债权转让执行异议之诉裁判规则——（１）在法院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并向次债务人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之前，被执行人已将该笔到期债权转移给案外人并已经通知次债务人的，该笔到期债权已属于案外人所有，法院无权执行；（２）在法院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并向次债务人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之后，被执行人又将该笔到期债权转移给案外人并已经通知次债务人的，对案外人提出排除执行主张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执复字第1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执复字第17号
【裁判摘要１】根据生效判决享有实体权利的第三人具有申请执行主体资格——首先，本案中，青海碱业虽然不是《增资协议》的缔约主体，但该协议明确约定了由新湖集团向青海碱业出资的相关义务。因新湖集团未依约足额缴纳出资，青海碱业是本案第三人，生效判决确定了新湖集团向青海碱业承担补足出资义务，青海碱业根据生效判决享有实体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8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执行案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1）申请或移送执行的法律文书已经生效；（2）申请执行人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人或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本案中，青海碱业是生效判决已经明确判定的权利人，其符合上述规定中申请执行人的条件。青海碱业虽然没有参加诉讼，放弃了诉讼阶段的权利，但诉讼程序与执行程序是相对独立的程序，其缺席诉讼的行为并不表示其当然放弃了执行阶段的权利，更不意味着其放弃了行使履行请求权的权利。浙江高院认为法律未赋予第三人申请执行的权利，并认为青海碱业未到庭参加诉讼即不得享有申请执行权利，缺乏法律依据。
【裁判摘要２】破产管理人可以作为申请执行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管理人履行下列职责：……（六）管理和处分债务人的财产；（七）代表债务人参加诉讼、仲裁或者其他法律程序；……”债权人破产后，其包括诉讼、申请执行等在内的权利义务应由其破产管理人代为行使。该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的出资人尚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管理人应当要求该出资人缴纳所认缴的出资，而不受出资期限的限制。”破产管理人作为全面接管破产企业、对破产财产进行估价、变价、处分和分配的法定机构，其职能旨在公平、合法保护破产企业的权利、保障破产企业债权人的权利，而正是基于这一职责，其有权要求出资不足的股东继续补缴认缴出资，纳入破产企业财产，从而实现破产清算之最终目的。本案中，青海碱业破产管理人即代表青海碱业行使权利承担义务，其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新湖集团根据生效判决履行补足出资的义务。
摘要2：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粤破终23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粤破终23号
【裁判摘要】（１）债权人申请对债务人进行破产清算申请时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举证责任已经完成，债务人是否属于资不抵债应由债务人举证证明；（２）债务人账面资产虽然大于负债但存在法定情形应认定其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符合破产原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规定：“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具备破产原因：(一)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二)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第六条第一款规定：“债权人申请债务人破产的，应当提交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有关证据。”从查明的事实看，陈××对蛇口公司享有债权，陈××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蛇口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相关举证责任已经完成。蛇口公司是否属于资不抵债，应由蛇口公司举证，陈××作为外部债权人不掌握蛇口公司内部情况，不具备提交此类证据的能力。原审法院认为陈××提交的证据不足以判断蛇口公司的资产负债状况及清偿能力，属于举证责任分配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四条规定：“债务人账面资产虽大于负债，但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一)因资金严重不足或者财产不能变现等原因，无法清偿债务；(二)法定代表人下落不明且无其他人员负责管理财产，无法清偿债务；(三)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无法清偿债务……”本案中，即便蛇口公司的账面资产大于负债，但其名下不动产因抵押及被多家法院查封，资产难以变现，陈××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多年未获得清偿，依照上述规定，足以认定蛇口公司明显缺乏清偿能力。蛇口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已具备破产原因。而且蛇口公司在2000年12月30日被吊销营业执照，停止经营近20年，属于典型的“僵尸企业”，对于这类丧失经营价值、救治无望的企业主体应按照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退出市场。
摘要2：【摘要】执行法院以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为由裁定中止执行后，原债权人将债权转让给受让人，受让人取得确认债权让与有效、确认其为受让债权人的生效判决后，受让人具备申请债务人破产清算的主体资格——原审查明，2015年8月26日，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深南法民一初字第181号民事判决，确认陈××与深圳市融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2014年11月14日签订(特)字20141111号《协议书》合法有效，确认陈××为蛇口公司、蛇口投资公司的合法债权人。上述判决生效后，陈××向该院申请强制执行。陈××主张，截止其申请执行时，其享有的债权金额为本金5659000元及相应利息。．．．．．．原审法院认为，陈××提交的民事判决书等证据证明其系蛇口公司的债权人，具备申请蛇口公司破产清算的主体资格。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鲁01民终3926号
摘要1：【案号】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鲁01民终3926号
【裁判摘要】挂靠人缴纳的投标保证金不应纳入挂靠人的责任财产排除强制执行——根据张××提交的2015年8月17日济南市历城区第一建筑安装工程公司活期存款对账单查询明细，结合一审张××提交的相关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可以证明该40万元系张××通过济南市历城区第一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向章丘市东方建设工程招投标有限公司交纳的投标保证金。根据张××于2015年7月22日与济南市历城区第一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签订的协议约定，该款项系张××借用济南市历城区第一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的账户向章丘市东方建设工程招投标有限公司账户汇入的投标保证金，如未中标，投标保证金退还张××。据此，该款项独立于济南市历城区第一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的财产，除用于特定目的以外，不能挪作他用，故，该款项已不再是一般的种类物，而成为实现特定用途的特定物。济南市历城区第一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对该40万元不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不应纳入济南市历城区第一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的责任财产而被其他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
摘要2：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浙01执443号之一
摘要1：【案号】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浙01执443号之一
【裁判摘要】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有关债务人的执行程序应当中止，但不影响破产管理人作为申请执行人的执行案件——浙江瑞银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管理人与伊×、周×追收未缴出资纠纷一案，申请执行人浙江瑞银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管理人依据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9）浙01民初1813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依法于2020年5月8日立案执行，执行标的为人民币61346800元及债务利息、执行费为人民币196147元。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终74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终744号
【裁判摘要】执行异议之诉的本质是一个独立的审判程序，虽因执行程序而产生，但并非执行程序，而是确认各方当事人实体权益的诉讼程序，是破产程序中确认债务人破产财产范围的前提和依据之一，被执行人进入破产程序不影响对执行异议之诉审理——执行异议之诉作为一种特殊的审判程序，目的是请求人民法院排除或者继续对特定执行标的进行执行。人民法院对其起诉是否受理，应审查是否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和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规定的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起诉条件。经查，中诚信托公司对典雅地产公司名下的房屋申请强制执行，但执行程序因案外人梁××提出执行异议而中止。中诚信托公司作为申请执行人向重庆高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欲实现其抵押权和债权，其起诉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及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三百零六条的规定，依法应予受理。简言之，中诚信托公司对于案涉权益具备诉的利益，且提起的是一个独立的民事诉讼，对其程序性的诉讼权利应予保护。执行异议之诉的本质是一个独立的审判程序，虽因执行程序而产生，但并非执行程序。中诚信托公司在执行程序中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目的是寻求对其担保物权的优先受偿权进行保护的救济。本案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期间，被执行人典雅地产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按照企业破产法第二十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或者仲裁应当中止；在管理人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后，该诉讼或者仲裁继续进行。”本案一审期间，被执行人的管理人尚未确定，本应裁定中止审理。一审裁定作出后，受理被执行人破产重整申请的人民法院已确定其管理人，可以代表被执行人继续参与诉讼，故本案应当继续审理。破产重整程序是对债务人财产进行清理或对破产企业重新整合的法定程序，无论破产企业最终是重整或清算，均不能替代对债权人债权优先性的实体确定。破产重整程序启动，执行程序应当终结尚无法律规定，而裁定驳回因执行程序产生的执行异议之诉则更无法律依据，即便在诉讼中其实体请求未必得到支持，其之前已经行使的诉权也并不因此能够加以否定。本案中，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是否足以阻却执行，以及是否可以对抗中诚信托公司的实体权利，均系本案执行异议之诉进入实体审理的审理范围,且通过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确认各方当事人的实体权益，
摘要2：（续）是破产重整程序中确认债务人破产财产范围的前提和依据之一。一审法院以中诚信托公司可依据企业破产法申报债权以及其债权在破产重整程序中有清偿可能性，将执行异议之诉并入破产程序对当事人权益更有保障，裁定驳回其起诉对其实体权利的实现并无影响的论述，亦系需要在实体审理中认定的问题，并非审查中诚信托公司是否具有诉权所要考虑的问题。一审法院以中诚信托公司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无程序性基础为由裁定驳回其起诉，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注解】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是否因被执行人经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其破产重整申请而失去诉的权利，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是否正确？——被执行人进入破产程序并不影响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法院不应因此中止对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33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333号
【裁判摘要】根据《企业破产法》第１９条规定，在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执行程序仅处于暂时中止的状态并未终结，通过执行异议之诉具有独立的程序及实体价值，通过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的审理对案外人享有何种民事权益和债务人财产范围确认均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执行异议之诉不应因执行程序中止而中止审理——首先，长城公司对金晨公司名下的房屋申请强制执行，但该强制执行因案外人天下家政公司提出执行异议而中止。长城公司作为申请执行人向一审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以通过强制执行程序实现其债权，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零六条规定的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起诉条件，当事人对于一审法院受理本案也并无异议，故不再赘述。其次，《企业破产法》第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应当中止。”因此，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执行程序并未终结，仅处于暂时中止的状态，是否终结则需根据破产程序的进展和走向而定。本案中，针对金晨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被受理后，执行程序依法应当中止，故在此情形下，通过执行异议之诉对申请执行人提出的是否可以继续执行该执行标的进行审理判断，使得该执行标的在执行法律关系中从争议状态转为确定状态，具有独立的程序及实体价值，且不应因执行程序中止而中止本案审理。再次，《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八条规定：“重整计划草案未获得通过且未依照本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获得批准，或者已通过的重整计划未获得批准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止重整程序，并宣告债务人破产。”可见，破产重整程序的最终走向存在不确定性，可能会因法定情形而终止，从而转为破产清算程序。因此，虽然执行异议之诉裁判的效力范围限于是否得以排除特定案外人对执行标的的执行，在被执行人进入破产程序之后，对执行标的的权利归属进行认定则需通过破产法规定的其他程序予以完成，但无论债务人企业最终是破产重整或者清算，通过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的审理对案外人针对执行标的享有何种民事权益加以认定，对于债务人财产范围的确认，均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此外，《企业破产法》第二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或者仲裁应当中止；在管理人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后，该诉讼或者仲裁继续进行。”
摘要2：（续）本案二审期间，被执行人的管理人已经确定，可以代表被执行人继续参与诉讼。综上所述，金晨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并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审理。
裁判要旨】
（１）针对被执行人的破产申请被受理后，执行程序依法应当中止，但通过执行异议之诉对执行标的权属作出判断，将使得该执行标的在执行法律关系中从争议状态转为确定状态，具有独立的程序及实体价值，故不应因执行程序中止而中止审理。
（２）虽然执行异议之诉裁判的效力范围限于是否得以排除特定案外人对执行标的的执行，在被执行人进入破产程序之后，对执行标的的权利归属进行认定则需要通过破产法规定的其他程序予以完成，但无论债务人企业最终是破产重整还是清算，通过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的审理对案外人针对执行标的享有何种民事权益加以认定，对于债务人财产范围的确认均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笔记】破产管理人是否具有申请执行主体资格？
摘要1：解读：（１）债权人破产后，其包括诉讼、申请执行等在内的权利义务应由其破产管理人代为行使；（２）破产管理人有权作为申请执行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债务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摘要2：
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湘10民终1756号
摘要1：【案号】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湘10民终1756号
【裁判摘要】本案争议焦点为朱××与黄××达成的庭外执行和解协议是否应撤销。2018年8月9日，朱××根据已生效的湖南省汝城县人民法院（2018）湘1026民初26号民事判决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截止2018年8月26日，朱××享有对黄××的债权共计192090.41元。2018年8月26日，朱××与黄××签订庭外执行和解协议，由黄××分期给付朱发良108000元，朱××放弃林木转让有关的诉讼请求。朱××在欠付谭×大额债务未清偿，且不能证实朱××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的情况下，放弃40%以上的到期债权，降低了自身清偿能力，导致谭×的债权长期不能实现。朱××与黄××签订庭外执行和解协议后，黄××分期支付朱××款项后，朱××向一审法院执行局撤回了强制执行申请，黄××、朱××上述行为亦损害了谭×的权利，故一审法院根据债权人谭×的诉讼请求撤销朱××与黄××签订的和解协议，处理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再21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再213号
【裁判要旨】债权人虽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强制执行，但双方为解决债权债务问题签订了还款协议，属于双方达成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债权人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执行，虽然丧失了请求法院强制执行保护其合法权益的权利，但可以对方不履行还款协议为由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裁判摘要】关于涉案债权是否系自然之债。工行荆州支行作为原债权人，对债务人沙商股份公司最初享有27笔贷款相应的债权经过（2003）鄂民二初字第19号民事判决认定后，工行荆州支行虽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强制执行，但双方为解决债权债务问题于2004年5月25日签订了《协议书》，对双方债权债务的清偿、相关财产解封等事宜进行了约定，属于双方达成的新的债权债务关系。根据《执行问题的复函》精神，对申请执行人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执行，而是在判决生效后达成还款协议的，也可以对方不履行还款协议为由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中，华鑫公司作为涉案债权受让人，自然也享有工行荆州支行基于涉案《协议书》这一新事实对沙商股份公司所享有的债权请求权，二审法院认定华鑫公司继受的债权系自然债权理据不足，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笔记】执行证书能否作为执行依据？
摘要1：解读：（１）执行依据是否赋强公证债权文书而不含执行证书；（２）执行证书并非执行依据。
摘要2：【注解】（１）《民事诉讼法》《公证法》都只规定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公证债权文书即可申请强制执行而未涉及执行证书，将执行证书作为执行依据缺乏程序保障；（２）执行证书作为证明履行情况等内容的证据，债权人未提交执行证书裁定不予受理或者驳回执行申请；（３）公证机构不予出具执行证书当事人可以就公证债权文书涉及的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直接提起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终16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终161号
【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三条规定：“发包人与承包人约定放弃或者限制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损害建筑工人利益，发包人根据该约定主张承包人不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条款表明约定放弃或者限制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得损害建筑工人利益。案涉《承诺函》虽系作为承包人的惠一公司向作为发包人富泰公司的债权人建行新罗支行作出，而非直接向发包人富泰公司作出，但《承诺函》的核心内容是惠一公司处分了其自身享有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且《承诺函》以建行新罗支行依约发放贷款给发包人富泰公司用于“香榭景园”项目建设为条件。判断惠一公司该意思表示、处分行为的效力，应当遵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即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放弃或者限制，不得损害建筑工人利益。因富泰公司拖欠惠一公司工程款导致惠一公司拖欠诸多农民工工资，以至惠一公司多次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并提起诉讼。政府部门于2016年期间组织包括建行新罗支行在内的多部门协调会，由建行新罗支行负责解押“香榭景园”项目1800万元在建工程资产用于变现,筹措资金专项用于项目后续工程建设，以保障农民工等群体利益。本案若允许惠一公司基于意思自治放弃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必然使其整体清偿能力恶化影响正常支付建设工人工资，从而导致侵犯建筑工人利益。建行新罗支行根据上述《承诺函》主张承包人惠一公司不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有悖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在建工程的抵押权人对于该房屋建设工程承包人和发包人之间确认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诉讼案件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属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第三人——在建工程设立抵押后，抵押权人对该在建工程享有优先受偿权并优先于普通金钱债权。如果房屋建设工程承包人与发包人之间发生确认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诉讼，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优先于抵押权受偿，该案件一旦确认了承包人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必然会影响抵押权的受偿顺序，而且在抵押物价值不足以同时覆盖二者的情况下，还会直接损害抵押权人的权益。因此，在建工程的抵押权人对于该房屋建设工程承包人和发包人之间确认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
摘要2：（续）权的诉讼案件，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所规定的第三人。本案中，建行新罗支行作为案涉工程的抵押权人，在惠一公司已向其承诺放弃案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情况下，就惠一公司与富泰公司对案涉工程确认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诉讼，具备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
【裁判摘要３】第三人应当预见并关注到因案涉工程而发生诉讼的情况，其能够跟踪了解到与案涉工程相关的诉讼情况，其本应知道诉讼情况并申请参加该案诉讼，但因其自身原因未能参加该案诉讼，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不符合起诉条件——作为专业的商业银行，建行新罗支行在惠一公司已向其出具放弃案涉工程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承诺函》的情况下，多次参与龙岩市政府就案涉工程召开的协调会，知晓案涉工程因资金短缺而停工的情况，其应当预见并关注到惠一公司与富泰公司之间因案涉工程而发生诉讼的情况。此外，案涉工程由惠一公司与昌源公司两家建设公司承建，建行新罗支行自认得知涉及昌源公司与富泰公司的诉讼后，以第三人身份提交申请并参加诉讼，这表明其能够跟踪了解到与案涉工程相关的诉讼情况。但是，建行新罗支行并未跟踪了解惠一公司与富泰公司之间的诉讼情况，并陈述其在申请强制执行富泰公司后无需关注案涉工程的涉诉情况。而且，在(2018)闽民终790号民事判决的执行情况已于2019年5月28日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上发布后，建行新罗支行仍然未及时了解到相关信息，直至长达一年零三个月后的2020年8月31日才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综合考虑以上情况，建行新罗支行本应知道惠一公司与富泰公司之间的诉讼情况，并申请参加该案诉讼，但因其自身原因未能参加该案诉讼，故其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起诉条件。建行新罗支行关于其已于2016年11月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6)闽08民初32号民事判决，并在执行过程中时刻关注案件进展，没有必要时刻关注富泰公司涉诉信息的主张，不能成立。因建行新罗支行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不符合法定的受理条件，故本案应裁定驳回建行新罗支行的起诉。
【注解】在建工程的抵押权人是否属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第三人”？——在建工程的抵押权人对于该房屋建设工程承包人和发包人之间确认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诉讼案件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属于第三人撤销之诉之第三人。
【笔记】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当事人能否提出要求公司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诉讼请求？
摘要1：解读：（１）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件中，当事人还可以提出要求公司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诉讼请求；（２）当事人未提出前述诉讼请求的，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向其释明。
解析：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件中，当事人仅提出确认股权属于当事所有的诉讼请求，生效法律文书仅确认股权属于当事人所有——（１）当事人可以持该生效法律文书自行向股权所在公司、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股权变更手续；（２）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不予受理。
摘要2：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川民终48号
摘要1：【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川民终48号
【裁判摘要】执行异议之诉中对正在执行的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进行审理认定并无明显不当——关于一审法院在本案执行异议之诉中对案涉正在执行的债务是否属于余×与胡××的夫妻共同债务进行认定是否超越职权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应属对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的判定，为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与诉讼权利，未经审判部门的实体审理，执行部门不宜径行对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进行审查判断，进而直接执行非被执行人的夫妻另一方名下的财产。但是，本案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审理的核心内容是申请执行人对特定执行标的进行强制执行的主张与案外人对该执行标的的权利主张之间的冲突问题，不仅需要审理认定案外人对该执行标的是否享有实体权益，还需要认定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所享有的权益与申请执行人在执行依据项下请求权的优先效力问题，解决的是当事人之间实体权利义务的争议。本案中，余×基于其对李××、吴××申请执行的标的所享有的权益，主张阻止李××、吴××实现债权的强制执行行为，其实质系对执行标的财产概括地主张实体权利，而执行依据所确定的债务是否为胡××与余×的夫妻共同债务，则是处理认定余×所享有的实体权益能否排除李××、吴××申请强制执行的权益所必须解决的问题。因此，在本案余×提起的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对李××、吴××据以申请执行的民事判决确定的债务是否为胡××与余×的夫妻共同债务依法进行审理，并不与我国法律的规定相违背，也不会损害余×的实体权利与诉讼权利；如要求李××、吴××还需另行提起诉讼确认案涉债务是否为胡××与余×的夫妻共同债务，反而不符合诉讼经济的原则，增加当事人不必要的诉累。综上，一审法院在本案执行异议之诉中对案涉正在执行的债务是否属于余×与胡×的夫妻共同债务进行审理认定，并无明显不当。余×关于一审法院对夫妻共同债务问题进行审理属超越职权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1)湘10执复65号
摘要1：【案号】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1)湘10执复65号
【裁判摘要】在生效法律文书未明确指定金钱给付义务的履行方式的情形下，债权人有权拒绝债务人以背书转让或签发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的方式履行金钱给付义务——法律文书生效后，湘电公司应当按照法律文书内容履行金钱给付义务。本案中，根据临武县法院查明的事实,湘电公司并未直接向工业公司支付判决的工程款，而是向工业公司提供了一张案外人100万元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由于该承兑汇票的承兑人是案外人湖南高创新能源有限公司,其出票日期为2020年9月18日，汇票到期日为2021年9月18日，工业公司拒不接受该汇票，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工业公司未接受该汇票，且目前湘电公司的给付义务确未履行完毕。据此,工业公司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符合法律规定，临武县法院作出(2020)湘1025执746号执行裁定，冻结、划拨湘电公司名下的银行存款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219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2193号
【裁判摘要】本院审查过程中查明，王××、凯森洁能公司在本案申请强制执行期间，于2020年11月23日签订《和解笔录》，就本案一、二审判决确定的权利义务的履行达成和解协议，王××未声明不放弃申请再审权利。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20）津01执643号执行结案通知书，确认“就本院（2019）津01民初149号民事判决项下被执行人承担的义务，双方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并已履行完毕。申请执行人王××亦同意本案执行完毕。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08条第（4）项之规定，（2019）津01民初149号民事判决书执行完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再审申请审查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裁定终结审查：（一）再审申请人死亡或者终止，无权利义务继承或者权利义务承继者声明放弃再审申请的；（二）在给付之诉中，负有给付义务的被申请人死亡或者终止，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也没有应当承担义务的人的；（三）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且已履行完毕的，但当事人在和解协议中声明不放弃申请再审权利的除外；（四）他人未经授权以当事人名义申请再审的；（五）原审或者上一级人民法院已经裁定再审的；（六）有本解释第三百八十三第一款规定情形的。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且已履行完毕，当事人均未在和解协议中声明不放弃申请再审权利，本案应当终结审查。
摘要2：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8)苏05执复109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8)苏05执复109号
【裁判摘要】被执行人未履行交付工程资料和配合完成工程验收和竣工备案的义务，通过房屋质量检测和鉴定完成验收和竣工备案手续——首先，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就本案而言，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未在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期限内履行交付工程资料、配合通过专项验收、竣工备案的法律义务，由此昆山市超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向执行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在执行法院规定的履行期间内，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仍未及时履行义务，故执行法院的强制执行行为并无不当。两被执行人复议主张的需要整理资料、涉及另案诉讼的原因，并不能成为其怠于履行生效判决的正当理由，该复议主张不能成立。同时，两被执人也未提供证据表明在其他案件中向申请执行人昆山市超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交付了生效判决认定的工程资料，亦未提供证据表明系昆山市超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原因造成工程无法验收和备案，故对于两被执行人认为已经完全履行生效判决的复议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根据法律规定，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行为义务，法院可以委托有关单位或他人完成，因完成义务而发生的费用应由被执人承担。由于本案两被执行人一直未履行交付工程资料和配合完成工程验收和竣工备案的义务，为此经执行法院协调有关单位后通过相关资质机构对案涉工程进行房屋质量检测和鉴定，进而使得申请执行人昆山市超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完成案涉工程的验收和竣工备案手续。由此，就上述房屋工程质量检测和鉴定所产生的费用，系应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未能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产生，依法应当由两被执行人承担。因上述费用系申请执行人昆山市超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先行垫付，故执行法院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向两被执行人进行强制执行亦无不当。同时，本案所涉法律关系的性质实际属于行为义务代履行所产生的费用负担问题，并且已经生效的（2014）苏民终字第4310号民事裁定明确确认应执行程序中审查确认该费用负担主体，故本案并不存在改变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义务问题，两被上诉人该复议主张亦不能成立。最后，本案执行法院的执行行为并不存在严重违法情形，两被执行人主张认为执行法院程序违法的复议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