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96号
【裁判要旨】仅凭向显名股东的汇款凭证无法确认股权代持关系、确认股东资格。资金往来性质存在多种可能性，委托投资、共同投资、赠与、借款、还款等，他人很难判断资金往来背后实际发生的事实及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银行资金划转凭证仅能证明存在资金流转关系，但是未提交双方建立委托关系或者代持股关系的协议的直接证据；其提交的其他间接证据未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不具有排他性，举证不具有优势，不能证明双方对代持股权形成委托关系或对代持股关系形成了共同意思表示，或其间实际形成了事实上的代持股份关系。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2519号
【解读】股东代持应当基于建立委托关系的共同意思表示而形成，单方法律行为不能建立委托代持股份关系。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提字第20号
【裁判要旨】既无明确书面约定也无实际履行的直接证据，不应认定合同成立。
【裁判摘要】合同成立应以当事人就合同主要条款意思表示一致为前提。丛贸公司主张的1亿元，既无明确书面约定，也无实际履行的直接证据，仅能依据双方对此问题的事后陈述来判断。丛贸公司主张，港海公司为了与其签订更多的船舶建造合同，口头承诺在合同价款外先行提供1亿元的资金支持。港海公司认可曾提出向丛贸公司提供1亿元资金支持，但并不认可丛贸公司主张的该1亿元需在合同价款外另行支付。港海公司在仲裁程序中没有明确否认“资金支持”为合同价款之外另行支付，但一直否认其负有在合同价款外另行支付1亿元的义务。不能就此认定双方之间就1亿元资金支持的权利义务内容达成了一致。此外，根据丛贸公司的主张，1亿元是双方2007年6、7月份签订四份21艘船舶建造合同的条件之一，但双方已于2008年3月16日重新签订了两份书面船舶建造合同，取代之前签订的四份合同，即原合同已经双方协商一致不再履行。没有证据表明在2008年3月16日之后，港海公司还曾承诺或确认向丛贸公司提供1亿元资金支持。综上，一、二审判决认定丛贸公司与港海公司之间成立另行支付1亿元资金支持的口头合同，属认定事实错误，进而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
摘要2：
摘要1：【要旨】恶意串通肯定说。即使无直接证据证明主观恶意的存在，人民法院在积极查明案件事实、全面分析案件情况的基础上，通过整理归纳现有间接证据所形成的证据链亦能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人民法院综合评判合同的交易背景合同的签订时间、合同订立主体的关联关系、合同的约定内容以及合同的实际履行等重要因素，能够依法证明恶意串通事实之存在。恶意串通反映的是当事人的主观心态，证明标准应采用更为严格的“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本案乙公司将原本计划质押给甲公司的股票，在甲公司起诉前短时间内质押给李某并办理质押手续，达到转移财产的目的；李某与乙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李某在明知乙公司负有巨额债务的情况下，仍将乙公司唯一的财产用作质押并签订不合理的独立条款，上述行为足以证明其与乙公司签订合同时具有主观恶意。李某的实际借款金额远低于合同约定金额，但其未作出合理解释。乙公司与李某的行为客观上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利益。综合以上证据，合议庭法官内心确信达到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可以认定为双方存在恶意串通而导致《质押合同》无效。
摘要2：【解读１】恶意串通行为之构成要件：（１）主观上有基于真实意思表示的恶意：行为人与相对人之间的恶意须是他们真实的意思表示（区别于通谋虚伪和重大误解的关键）；（２）主观意思及客观行为的相互串通；（３）具有损害他人合法权益之可能性（损害不必现实性）。
【解读２】恶意串通行为之法律效果：恶意串通的行为无效。
【解读３】恶意串通行为与通谋虚伪表示之区别：（１）恶意串通行为中达成的合意是意思表示真实一致的体现；通谋虚伪表示中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是虚假的。（２）恶意串通行为的内容违背公序良俗，具有违法性；通谋虚伪表示是由于意思与表示不一致导致的意思瑕疵。（３）恶意串通行为的主观上要求须有损害他人合法权益之目的，客观上要求存在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现实之可能性；通谋虚伪表示没有这样要求。
【解读４】恶意串通与债权人撤销权区别：（１）证明标准上恶意串通更高；（２）债权人撤销权存在除斥期间。
【解读５】恶意串通行为造成实际损害之后，同时可构成侵权责任法意义上的背俗侵权（《侵权责任法》第８条规定）。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7107号
【裁判摘要１】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即具有公定力和存续力，否定一个行政行为的效力，需有确凿的证据。书证是行政诉讼证据的一种，在各类证据中占有突出地位。一般来说，书证所证明的事实内容比较明确，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可以作为证明待证事实的直接证据。正因如此，书证的采用通常适用“最佳证据规则”或称“原始文书规则”，依此规则，证据的提供者应当提供原始材料，如果提出非原始材料，则必须提供充足理由。
【裁判摘要２】诚然，无法与原件核对无误的书证也不是均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我国法律之所以采用“原始文书规则”，初衷在于确保书证本身的真实性及其与案件的关联性。诉讼过程中，如果一方出示的书证并非原件，但各方对该书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或是该复制件的形成年代久远，又或该证据能够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则并非一概不予采纳。
【裁判摘要３】所谓基础民事法律关系，是指民事争议为解决行政争议的基础，解决了基础民事争议，行政法律关系能够迎刃而解，或者才具备了解决的前提。在行政诉讼中存在基础民事法律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或者就相关民事争议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基础法律关系不解决，又缺乏令人信服的原始文书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已经作出的行政行为的效力概难推翻。
摘要2：
摘要1：——劳动部门在何种情况下可以不必提供劳动者属于工伤的直接证据
【摘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被上诉人刘某某是上诉人同达公司聘用的维修人员，与同达公司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被上诉人刘某某是在上诉人同达公司安排的工地拆除下水管道过程中摔倒受伤，现同达公司认为刘某某拆除下水管道的行为未受公司指派，是其个人行为，不应认定为工伤，但不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实，故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刘某某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
摘要2：【注解】用人单位无正当理由不提供证据，行政机关可推定受伤职工为工伤——（１）在工伤认定行政程序中，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２）经通知，用人单位无正当理由未通过有关证据，劳动和社会保障机关据此推定为工伤法院应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794号
【裁判摘要１】违反法律规定采用邀请招标方式是违反行政管理的问题，但并不导致合同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第十条规定，招标分为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两种招标方式均系合法有效。而案涉招投标发生于2006年，自2012年2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实施条例》不适用于本案。涉案工程采用邀请招标的方式即便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云南省磨黑至思茅公路项目核准的批复》中要求不相符合，亦是违反行政管理的问题，并不存在违反当时法律法规的规定而无效的问题。
【裁判摘要２】仅凭招标人与投标人之间的人员任职交叉情形，不能证明双方存在串通投标行为，更不能据此认定招标投标行为无效——涉案工程经过立项以及报建审批，《总承包协议》及《补充协议》系真实存在的合同，路桥公司在工程启动之初系同时作为公路的投资人和建设单位的事实，也有相应的政府审批文件认同。项目公司磨思公司成立后作为发包人与总承包人路桥公司签订工程施工合同的意思表示有事实基础，现磨思公司并未提交涉案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存在恶意串通的直接证据，仅凭路桥公司与磨思公司之间的人员任职交叉情形，不能证实双方存在串标行为，更不能据此认定招投标行为无效以及《总承包协议》《补充协议》为无效合同。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4680号
摘要1：【案号】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鲁01民终2030号
【裁判摘要１】在无直接证据证明被诉投标人和招标人通过意思联络形成了排进该投标人竞争对手公平竞争的共同意图时，如果原告提供的间接证据能够形成连贯一致、合乎逻辑、真实完整的证据链条，同时被诉投标人和招标人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的，仍可认定被诉投标人和招标人之间串通投标——关于串通招投标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证明标准，本院认为，在无直接证据证明被诉投标人和招标人通过意思联络形成了排挤该投标人竞争对手公平竞争的共同意图时，如果间接证据能够形成连贯一致、合乎逻辑、真实完整的证据链条，同时被诉投标人和招标人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的，仍可认定被诉投标人和招标人之间串通招投标。具体到本案，综合在案全部证据，并无直接证据证明招标公司、森林公园管理处、爱婴公司之间通过意思联络形成了排挤瑞丰公司公平竞争的共同意图，本院将重点审查涉案项目招投标过程中的投标保证金交纳问题是否能间接证明招标公司、森林公园管理处、爱婴公司构成串通招投标。．．．．．．综上所述，本院认为，瑞丰公司未中标系其自身原因导致，本案无充分证据证明招标公司、森林公园管理处、爱婴公司通过意思联络达成了排挤瑞丰公司公平竞争的共同意图，亦无充分证据证明招标公司、森林公园管理处、爱婴公司实施了以不正当手段排挤瑞丰公司公平竞争的违法行为，即在案证据均不能直接或间接证明招标公司、森林公园管理处、爱婴公司构成串通招投标。所以对于瑞丰公司关于确认招标公司所代理的济南森林公园西综合楼房屋租赁经营项目中标无效以及确认森林公园管理处与爱婴公司基于本次中标结果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关系无效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招标投标法》同样适用于非依法必须招标项目——关于争议焦点之一，即涉案纠纷是否适用招投标法的相关规定予以调整。我国《招标投标法》第二条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的招标投标活动，适用本法”。该规定可以理解为，对于法律规范中明确规定为必须招标项目的，当然属于接受《招标投标法》调整的项目，对于不属于必须招标项目的，如果当事人主动选择采用招投标形式的项目，亦应适用《招标投标法》。本案中，根据《招标投标法》第三条的相关规定，森林公园管理处的西综合楼对外租赁项目并非必须采用招投标形式的项目。
摘要2：（续）森林公园管理处委托招标公司将西综合楼对外招租的过程中，招标公司在相关文件上虽使用了政府采购中竞争性谈判方式的一些术语，但结合案件事实，从范围、主体、程序等方面综合考量，整个招租过程实际系参照招投标法采用招投标形式进行的。故，本案纠纷属于在招投标过程中产生的法律关系，应受招投标法律调整。对于招标公司、森林公园管理处关于涉案西综合楼租赁经营项目采用的是竞争性谈判，不应适用投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关于串通招投标的规定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济南瑞丰餐饮有限公司诉山东招标股份有限公司等串通投标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案号】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鲁01民申21号
摘要1：解读：（１）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１６条之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由被告对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的抗辩承担举证责任，被告能够证明的，由原告继续就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被告不能证明的，可以认定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２）双方存在特殊身份关系时不得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１６条规定分配举证证明责任，而应根据《民事诉讼法》第６４条第１款关于“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定，由主张借款关系的一方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摘要2：【理解与适用】原告作为主张双方之间民间借贷关系存在的一方，虽然没有能够提交借款合同作为直接证据，但提交了款项实际支付的相应证据，即应当认为其对与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完成了初步举证。此时，被告如果提出双方之间款项支付的其他事实基础，则需对主张予以举证证明。相应的，在被告提供了相应证据的情况下，由于原告对双方之间存在其他主张的借款关系负有举证责任，因而原告应当进一步针对被告主张提供其他证据以证明其主张。在原告不能提供更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情况下，对于法官来说，即面临对原告所主张的借款还是是否存在不能确定的问题，此时的结果责任仍应归于原告，由原告对此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最高人民法院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
【注解】（１）当事人依据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已完成初步举证责任，举证责任转移至相对人，相对人应就其合理占有上述款项提供证据证明；（２）相对人无法证明其占有案涉款项系偿还双方之前的借款或其他债务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223号
【裁判摘要】虽然无有效的书面合伙协议，但双方共同投资、经营的，应当认定形成了事实上合伙关系——关于双方是否存在合伙关系的问题。虽然陆××１与刘××之间不存在书面合同关系，但陆××没有证据证明是其委托刘××支付购买案涉矿山的款项，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多年来向刘××支付工资，双方存在雇佣关系。陆××２代理陆××１对矿山进行投资、管理，矿山一直由刘××经营、管理，双方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应当认定双方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合伙关系。
【解读】虽然当事人之间书面合伙协议无效，但双方有共同投资、共同经营行为，具备合伙实质性特征，应认定形成事实上个人合伙关系。
摘要2：【摘要】关于陆××１是否具备签约的民事行为能力的问题。一审中，陆××１提交蚌埠市第一人民医院于出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评定表》载明，“评定意见：陆××１：出生有窒息史致脑性瘫疾，面部肌肉、四肢张直痉挛性抽搐，大部分语言吐字不清，有效交流困难，四肢运动障碍，大部分生活靠他人帮助、支持。残疾类别：重度精神发育迟滞，残疾等级：智力二级。”陆××１一审提交的2014年1月2日《合肥市精神病司法鉴定所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鉴定诊断：精神发育迟滞（中度），法定能力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该两份证据相互印证，陆××的残疾始于出生，其自出生以来一直无民事行为能力。刘××提供陆承伟的初中毕业证书、2003年凤阳县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局为陆××１颁发的《安全生产培训班结业证书》、2008年6月23日陆××１和刘××与却××签订《协议书》上的签名、2009年4月7日陆××１向安徽省公安厅控告信件中的签名以及凤阳县国土资源局对陆××１询问笔录上的签名等，拟证明陆××１可以进行与其智力相符的民事活动。但这些证据均系间接证据，不能直接、单独地证明案件事实，亦不能推翻作为直接证据的残疾人评定表和精神病医学鉴定书的结论。即使认定陆××１能够进行与其智力相符的民事活动，也不应包括签订民事合同这类属于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为的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三条第一款和第五十八条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的陆××１与刘××签订的《合伙协议》未得到其法定代理人的事前同意和事后追认，属无效协议。原审认定陆××１被民事判决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之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与刘××签订的合伙协议合法有效不当，应予纠正。
摘要1：【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4)鲁行再终字第4号
【裁判摘要】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系丰宁公司所诉章丘市国税局暂停办理退税是否构成不履行法定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八条之规定，本案中，出售人为杨××、张××的33份发票总额为329658元，依据公式计算进项税为42843.84元，即丰宁公司要求退税的部分。《山东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以农产品为主要原料生产的出口货物退税管理的通知〉的通知》（鲁国税函（2006）220号文件）第二条规定，“凡发现其购、产、销、运输、报关、收汇等环节存在疑点、不能确定其业务真实性的，一律先暂停办理退税，并按有关规定落实和处理。”章丘市国税局于2012年1月、2月为丰宁公司办理出口退税34万余元后，认为发票载明的农产品出售人杨××、张××否认存在经营业务，据此暂不办理涉案33份存在疑点发票的进项税退税并无不当。但丰宁公司向济南市国家税务局撤回复议申请后，章丘市国税局在审查过程中认为出售人为杨××、张××的33份发票存在疑点，涉嫌虚开农产品收购发票，向章丘市公安局进行了通报。章丘市公安局对丰宁公司涉嫌虚开农产品收购发票一案经过调查后，于2012年7月6日出具了“关于丰宁公司涉嫌虚开农产品收购发票不予立案的情况说明”，结论为“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丰宁公司虚开农产品收购发票，经领导批准，不予立案。”依据上述法律规范的规定，税务机关发现存在疑点不能确定业务真实性的，在“暂停办理退税”之后，还应“按有关规定落实和处理”。针对当事人的申请决定是否办理退税系税务机关的法定职责，税务机关在暂停办理后，应当按照正当行政程序原则积极履行“落实和处理”职责，尽快作出最终处理意见，不应久拖不决或以暂停办理代替实质上的最终处理，否则亦构成不履行法定职责。特别是本案中，在章丘市公安局以“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丰宁公司虚开农产品收购发票”为由决定不予立案后，丰宁公司申请退税问题实际上仍处于待处理状态，章丘市国税局应尽快按有关规定“落实和处理”，在调查的基础上针对丰宁公司申报出口货物退税问题作出是否退税的处理决定。而章丘市国税局在章丘市公安局对丰宁公司涉嫌虚开农产品收购发票一案决定不予立案后，未“按有关规定落实和处理”，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其行为构成不履行法定职责。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1015号
【裁判摘要】不能提供直接证据证明其系股权实际权利人不能排除强制执行——韩××主张其系天信源公司80%股权的实际出资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之规定，即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而本案中韩××并未提交直接证据证明其向宏铭公司实际出资的缴纳记录、公司分红、公司决策投票等与股权核心内容相关的事实，其所提交的与刘××之间签订的《委托协议》、宏铭公司出具的《证明》等材料欠缺证明效力，且并非为直接证据，不能形成完整证据链条。因此韩××的主张欠缺事实基础，原审法院认定“案外人韩××无证据证实其对涉案股权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实体权益”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浙01行终4号
【裁判摘要】根据《劳动法》第九条和《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劳动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具有认定受到伤害的职工与企业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职权。本案中，拱墅人社局受理陆××的工伤认定申请后，应当对陆××与其主张的用人单位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作出判断，并作出是否认定工伤的决定。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当提交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申请人陆××在工伤认定申请时提交了《境外劳动派遣和雇用合同》，该合同显示与其签订合同的是“金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阿尔及利亚公司第三项目部”。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金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阿尔及利亚公司第三项目部”与“金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存在隶属关系，但是金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官方网站显示，其设有阿尔及利亚公司；金华市磐安县人民法院（2016）浙0727民初1923号《民事判决书》显示，金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阿尔及利亚设有项目部，且有第二、第四项目部。根据上述两点信息，可以产生“金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阿尔及利亚公司第三项目部”与“金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存在隶属关系的合理怀疑。且境内官方无法查询到金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阿尔及利亚设立公司的情况。鉴于上述情况的存在，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案涉工伤认定过程中，应由金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证明其与“金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阿尔及利亚公司第三项目部”不存在关系的相应义务。拱墅人社局未调查金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阿尔及利亚的公司情况，未要求金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对其与陆××《境外劳动派遣和雇用合同》上的“金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阿尔及利亚公司第三项目部”的关系作出合理解释，在此情况下，拱墅人社局作出被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未尽到调查核实的义务。拱墅人社局未对陆××与其主张的用人单位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作出判断，直接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属于主要证据不足，故依法应撤销拱墅人社区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责令其根据陆××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处理。
摘要2：（续）一审法院在判决中认定拱墅人社局“应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的规定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进而能否认定工伤）进行实体判断，拱墅人社局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关于工伤保险受理条件的规定作出《决定书》，适用法律错误。”本院认为，根据条文本身的规定，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的前提应当是已经确认劳动关系，故不可能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的规定作出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判断。对一审法院的上述错误认定，本院予以指正。
摘要1：【案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桂民终384号
【裁判摘要１】只提供技术性劳动未实际投资但约定盈余分配应视为合伙人——关于双方当事人是否构成合伙关系的问题。．．．．．．首先，因李××与黄×系口头约定合伙经营涉案船舶，不存在认定双方合伙关系的直接证据，但是结合李××与黄×对外以合伙人身份共同签署的借条、双方签字确认的各类结算表格和凭证以及共同协商涉案船舶的意向协议书等证据来看，以上证据可以印证双方为共同经营、共担债务的合伙关系。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六条“公民按照协议提供资金或者实物，并约定参与合伙盈余分配，但不参与合伙经营、劳动的，或者提供技术性劳务而不提供资金、实物，但约定参与盈余分配的，视为合伙人。”的规定，即使其仅为提供技术性劳务，但应约定有盈余分配，故其亦应视为合伙人；其次，在本院已经生效的（2015）桂民四终字第7号民事判决中，也已经确认了李××与黄×之间的合伙关系；最后，李××提起本案诉讼也是以合伙人身份主张盈余分配，应视为其对于自己作为合伙人身份的自认。故对李××以自己只是提供技术性劳动，未实际投资为由否认合伙关系，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主要合伙财产对外出售应视为合伙终止——关于合伙何时终止的问题。因双方之合伙关系主要是基于对涉案船舶的合伙经营，故合伙财产主要为涉案船舶。从2012年10月14日李××与黄×决定将合伙的主要财产即涉案船舶以500000元出售时，双方已有散伙之意思表示。此后，黄×找到案外人黄×１、吴××、颜××协商，由四人合伙出资50万购买涉案船舶另行合伙经营，并于2012年10月21日签订了《合伙协议书》及将50万购船款支付给黄×。后涉案船舶经改造后取得了所有权证书，船名为“南砂2099”号，所有权人为颜××。虽然涉案船舶的出售方式并非如《卖船意向书》之约定由广告公司予以出售，但是双方卖船之目的已实现，且50万的价格亦未低于双方约定之底价，故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合伙关系于2012年10月21日终止并未不妥，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裁判摘要３】合伙经营期间对外债务未清偿完毕主张分配合伙利润不予支持——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八十九条“合伙企业财产在支付清算费用和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法定补偿金以及缴纳所欠税款、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财产，依照本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进行分配。”的规定，合伙终止后利润的分配须在债务清偿后尚有剩余财产才能进行。而经双方确认，合伙经营期间对外形成之债务均未清偿完毕，故在收入尚不能清偿外债的情形下，李××主张分配利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驳回李永发的该项诉讼请求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579号
【裁判要旨】出租人采取断电行为催租被判决赔偿承租人９３８万元多损失。
摘要2：长垣县鸿基置业有限公司、长垣金博大购物广场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案号】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豫民终424号
【摘要１】关于断电行为，各方举证均非直接证据，原审法院认定鸿基公司实施了断电行为的主要依据是鸿基公司发出的催收租金函和公证书两份间接证据，催收租金函中“如不按期交纳租金就断电”的内容和公证书中“对一楼配电柜的电闸进行了上下推拉，商场仍处于停电状态”的内容对金博大公司的主张具有证明优势，能够证明鸿基公司有断电的意思表示且商场供电控制方为鸿基公司，二审中鸿基公司关于该事实的上诉主张和理由不足以改变原审法院对证据的判断，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２】关于金博大公司是否按时履行交付租金义务，双方分歧在于合同签订后金博大公司缴纳保证金的性质以及能否折抵租金。……因此，该160万元并非仅是对装修的保证，而具有更广泛的担保功能，在欠付租金的情况下同样有冲抵租金的作用。根据鸿基公司自认的事实，截止2017年9月23日断电之日，金博大公司共拖欠其租金100余万元，160万元保证金足以冲抵该笔租金。综上，原审认定鸿基公司在金博大公司未违反租金按时交付义务的情况下实施了断电行为，符合证据的采信规则，鸿基公司关于该争议事实的上诉理由和证据并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３】综上，原审法院对审计意见书的采信部分错误，鸿基公司赔偿金博大公司各项损失应为：前期费用损失774540.14元＋设备投资损失2465099.70元＋一次基础装修损失4640500.17元＋二次基础装修损失1067794.49元＋人员工资损失415481.37元＋对合作伙伴的违约损失20000元＝9383415.87元。
摘要1：【裁判摘要】未登记为机动车权利人的案外人主张权利的合法性与真实性以及未予及时办理变更登记应当承担更严格的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项规定：已登记的机动车、船舶、航空器等特定动产，按照相关管理部门的登记判断。诉争标的物系机动车，依法属于需要变更登记的特殊动产，故应首先依据登记部门的登记情况确定权利归属。进一步而言，本案中，因案外人郭××未登记为权利人，故对其主张权利的合法性与真实性，以及未予及时办理变更登记应当承担更严格的举证责任。郭××主张购买诉争车辆支付价款，其提交的证据是赵××作为存款人，注明车款79万元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并主张该79万元中包括郭××交付的50万元现金。但两笔款项金额不一致，无直接证据证明赵××存入的79万元包括了郭××主张的50万元现金，且郭××对于现金来源说明不清,郭××对于其支付购车款的待证事实的举证尚未达到高度可能性的证明程度，二审判决认定郭××已经支付购车款，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的规定。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让与担保——综上所述，尽管丽湖公司并未提供证明其与陈××、张××之间以案涉226套《商品房买卖合同》为借贷提供担保的直接证据，但陈××、张××与丽湖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从所购房屋数量、实际购房单价与市场交易价的差异、支付的购房款数额以及所谓的居间费用的支付方式、丽湖公司在一定期限内保有回购权等事实，均与以支付购房款取得房屋所有权为目的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的法律特征不符，而与民间借贷中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进行备案的方式为借贷提供担保的通常做法相吻合。一审基于在案证据对双方签订合同的真实意思经合理性分析判断认定陈××、张××与丽湖公司之间不属于真实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系以案涉226套房屋的买卖合同为担保的借贷法律关系，并经向陈××、张××释明后，陈××、张××明确拒绝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形下，裁定驳回陈××、张××的起诉，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税收征管法》第63条第1款的规定，当事人主观方面系认定偷税行为的必要构成要件，即偷税构成须以主观方面过错为构成要件且应当是一种主观故意——根据《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或者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从该规定所列举的情形看，当事人的主观方面系认定偷税行为的必要构成要件。行政机关以构成偷税行为为由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应当对当事人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主观方面进行调查认定，并在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后就此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顺义国税局没有就中油国门公司少缴应纳税款的主观方面进行调查和认定，在诉讼过程中也没有就此提交相应证据。一审判决认为中油国门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不明知三方没有真实货物交易”，在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上存有错误；二审判决的认定建立在“对中油国门公司所持其不具有主观过错的主张不予支持”的基础上，存在混淆民事法律关系中“主观过错”与行政法律关系中主观故意的问题。在事实认定方面，中油国门公司在一、二审诉讼程序中一直主张存在721.184吨石油的真实货物交易，并经一审法院准许提交了销售通知单和中油国门公司218油库付油交运单等直接证据，而一审法院在对该证据予以认证的基础上没有分析是否能够支持中油国门公司所主张的事实，迳行认定中油国门公司的该项主张“缺少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理由不足；在中油国门公司提起上诉再次就此提出主张的情况下，二审判决对此没有予以回应和查证，存有漏审和事实不清的地方。此外，涉案交易模式是否符合市场交易习惯以及被诉处罚决定将涉案交易分割为两个环节分别独立判断是否符合增值税的法律本质的问题，一、二审判决在没有进行相应理由说明的情况下直接对中油国门公司的相关主张不予支持，亦存有不当。
摘要2：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等联合发布中国首届“年度影响力税务司法审判案例”之十
【摘要】该裁定明确了偷税行为的构成要件必须具备主观故意，从而揭示了偷税概念的本质特征；澄清了认定偷税行为的举证责任主体和举证责任分配。
摘要1：【裁判摘要】被征收人接受补偿并自愿交出房屋，其后房屋被拆除的不应认定为是强制拆除行为｜被征收人已经签订安置补偿协议或接受了征收部门的补偿安置，又自愿交出房屋的，说明被征收人自愿放弃了对其房屋的占有使用，除非被征收人提供了确实充分的证据，否则其后发生的拆除行为不应视为行政强制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规定，阻挠国家建设征收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交出土地；拒不交出土地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被征收人的房屋在未予补偿安置的情况下被拆除，即使被征收人未能提供行政机关强拆房屋的直接证据，从保护被征收人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也可推定征收部门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但被征收人已经签订安置补偿协议或接受了征收部门的补偿安置，又自愿交出房屋的，说明被征收人自愿放弃了对其房屋的占有使用，除非被征收人提供了确实充分的证据，否则其后发生的拆除行为不应视为行政强制行为。本案中，根据一、二审判决查明的事实，胡××等3人的母亲郭××作为家庭代表就案涉房屋与征收部门签订了安置补偿协议并领取了补偿款，胡××一家也搬离了该处房屋。胡××等3人称安置补偿协议中的签字并非郭××的亲笔签名，但郭××在领款登记表中按捺指印领取了协议约定的补偿款，其家庭也搬离该处房屋，故可认定协议内容符合郭××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已经接受了征收部门的补偿安置并自愿交出了案涉房屋。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牧野区政府实施了强制拆除案涉房屋的行为，本案应当以胡××等3人的起诉无事实根据为由驳回胡××等3人的起诉，一、二审判决驳回胡××等3人的诉讼请求存在瑕疵，但该瑕疵未对胡××等3人的权利义务造成不利影响，故本案无进入再审之必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不当得利举证责任分配｜不仅请求权人需就其主张提供证据，被主张人亦需就其抗辩主张提供证据，人民法院在审核认定双方提交证据的证明力基础上作出认定——根据法律规定，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为：一方获利，他方受损，一方受利与他方受损具有因果关系，获利无合法根据。在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依照上述法律规定，郑×应就洪××取得其诉争8685503元款项构成不当得利的诉请请求提供证据。结合本案案情，认定洪××是否不当得利，关键是认定其取得诉争款项是否具有合法依据。从举证责任角度分析，对得利没有合法依据的举证，系对消极事实的证明；权利主张人对于消极事实通常无法直接予以证明，而需要从相关事实中予以推导判断。这其中，得利被主张人对消极事实的抗辩，则会成为认定消极事实主张是否成立的直接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精神，对于洪××取得诉争款项是否具有合法依据，不仅郑×需就其主张提供证据，洪××亦需就其抗辩主张提供证据，人民法院在审核认定双方提交证据的证明力基础上作出认定。具体到本案，在郑×提交了案涉8685503元真实的银行转账凭证并主张洪××不当得利后，洪××应当就不欠款项或双方存在合作关系等抗辩事由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二审法院简单以不当得利主张人应当对给付欠缺原因的具体情形负举证责任为由，将举证责任完全分配给郑×，并以郑×没有提供其个人向洪叶珊支付款项缺失给付原因，双方公司之间存在着合作经营煤炭关系、个人资金往来与公司之间资金往来存在联系和混同为由，驳回了郑×的诉讼请求，属举证责任分配不当，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微信聊天截图既无法确认聊天人员的身份，亦不能直接证明案件事实，在缺乏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该证据无法直接证据提供方的主张——上述证据材料中，微信聊天截图无法确认聊天人员的身份，即便确实是案外人汪××与赵××的微信聊天记录，该微信聊天截图并不能直接证明赵××系作为卖方与汪××就案涉二手轿车买卖进行了洽谈，亦无赵××知晓雷××为车辆实际购买人的相关内容，在缺乏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无法直接证明雷××与赵××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摘要2：
摘要1：2020年上海法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十大典型案件之七——《碧蓝之海》著作权侵权纠纷案
【裁判摘要】虽然原告未提交涉案作品的制作协议等有关权属约定的直接证据，但其提交的片头片尾署名等证据已经形成证据链条，在被告未提供反证的情况下足以认定案涉作品的原始权利归于制作委员会成员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首先，涉案作品片头、片尾信息除标注“井上坚二吉冈公威讲谈社GRANDBLUE制作委员会"外，还同时标注了“原作「GRANDBLUE」井上坚二吉冈公威(讲谈社【good!afternoon】连载)"等信息，结合相关网页截图及公证书显示的涉案作品“看点改编自井上坚二原作、吉冈公威作画的漫画"，以及Avex公司《原产国证明》中关于涉案作品制作情况的说明，能够综合佐证原告对署名者中“井上坚二"“吉冈公威"“讲谈社"身份的解释具有合理性。其次，华东政法大学外国法查明研究中心就涉案作品原始著作权的取得及部分许可关系等问题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虽然本案不存在直接适用外国法的情形，但《法律意见书》中有关日本动漫影视作品的制作方式、作品署名、权益分配、作品授权等行业惯例的介绍，具有能够客观反映一定的法律事实的功能，可作为认定涉案作品权属的参考。从《法律意见书》中载明的“以制作委员会方式制作影视剧在日本业界成为商业惯例……属于日本民法规定的‘组合’"“采用制作委员会方式制作的动画作品，署名方式并无统一规则。有的作品以‘制作委员会’署名，有的作品则同时署成员公司名称"等内容，结合片头、片尾中标注的“制作GRANDBLUE制作委员会NBC环球娱乐Avex公司讲谈社JR东日本企划MBSZEROGQTECGYAO"的信息，可以确认涉案作品由上述成员组成的制作委员会制作。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