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浙05民初34号；（2021）浙民终1757号
摘要1：——认缴期限届满前股东减资不属于追加被执行人的法定情形
【裁判要旨】公司在减资程序中，仅采取公告而未通知债权人的，存在程序上的不当。但减资时股东认缴期限尚未届至、股东亦未实施撤回出资行为的，该减资行为与司法解释中规定的“抽逃出资”存在显著差别。在执行程序中，能否直接追加减资股东为被执行人，应在严格的法定主义原则下作出审慎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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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2247号
摘要1：【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抽逃出资的股东、出资人为被执行人，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将出资款项转入公司账户验资后又转出；(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三)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四)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五)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唐山赐成公司以世纪影音公司的股东中日青年中心及大都阳光公司抽逃出资为由申请追加其为被执行人，但其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截至2011年3月15日，世纪影音公司的股东出资已经全部缴足，唐山赐成公司也未能说明中日青年中心、大都阳光公司抽逃出资的时间、金额、方式等。唐山赐成公司未能提供对中日青年中心或大都阳光公司具有抽逃出资行为产生合理怀疑的证据。同时，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世纪影音公司对中日青年中心1000万元、对大都阳光公司7442497.91元的欠款在世纪影音公司2011年改制前已经存在，除偿还前述欠款外，世纪影音公司与中日青年中心及大都阳光公司之间并无其他不正常的资金划转以及利润分配，且世纪影音公司向中日青年中心偿还1000万元欠款是在世纪影音公司改制出资之前。唐山赐成公司关于中日青年中心及大都阳光公司构成抽逃出资的主张缺乏证据证明，其该项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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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2)京02执复170号
摘要1：【裁判摘要】债权人追加被执行人的股东为被执行人后，再次要求追加被执行人股东的股东为被执行人缺乏相应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作为被执行人的营利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原色公司在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追加被执行人创客公司的股东联创北京公司为被执行人后，再次要求追加联创北京公司的股东为被执行人，因在执行程序中非因法定事由不得变更、追加当事人，原色公司的该项追加请求，缺乏相应法律依据，大兴法院驳回原色公司的追加申请，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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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津03民终4456号
摘要1：【裁判摘要】一审法院认为：执行程序中追加案外人为被执行人具有严格的法定条件。本案执行程序所依据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履行义务人为大连瑞隆公司，因大连瑞隆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庆华集团向一审法院提出申请，一审法院才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规定，以龙煤瑞隆公司抽逃出资为由，裁定追加其为被执行人。但一审法院依法追加抽逃出资的股东为被执行人后，能否继续追加该股东的股东为被执行人，尚无明确法律规定，考虑到目前变更、追加被执行人制度中当事人救济程序的不完善，应对该规定进行严格适用。．．．．．．二审法院认为：另龙煤瑞隆公司本身为被追加执行人，能否追加其股东龙煤矿业公司为被执行人，如一审所述，尚无明确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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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最高法执监266号
摘要1：【裁判摘要】改制后企业承继原企业债权债务，因涉及新旧企业的债务承担等实体问题的认定，不能直接变更改制后的企业为被执行人，而应通过诉讼程序处理——本案的争议焦点系在执行程序中直接变更构件有限公司为被执行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执行程序中变更、追加被执行人应严格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进行审查，不应简单参照适用，符合法定条件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大连中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的规定直接变更构件有限公司为被执行人，因适用该规定涉及新旧企业的债务承担等实体问题的认定，一般应通过审判程序进行审查，大连中院在执行程序中直接适用该规定变更被执行人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辽宁高院予以纠正正确。但根据辽宁高院查明的事实，构件公司与构件有限公司之间并非简单的名称变更，构件公司是否已经办理注销登记，构件有限公司是否无偿接受财产以及接受财产的范围等相关事实尚无法确认，不能满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第二十五条规定的法定要件，在执行程序中裁定变更本案债务主体及其所应承担的债务金额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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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8)最高法执监1151号
摘要1：【裁判摘要】在双方当事人依据自行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要求出具裁定时，对于该以物抵债和解协议是否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执行法院应当在作出裁定前依法审查——经查，咸阳中院系依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四百九十一条之规定作出的（2018）陕04执恢10号之一裁定，将澳兴公司名下的007号地抵偿给国金公司。根据该条规定，只有在不损害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下，人民法院才可以不经拍卖、变卖，直接将被执行人的财产作价交申请执行人抵偿债务。因此，在双方当事人依据自行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要求出具裁定时，对于该以物抵债和解协议是否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咸阳中院应当在作出裁定前依法审查。本案中，根据咸阳中院查明的事实，2017年9月，美迪公司、澳兴公司以双方已达成和解协议为由向咸阳中院提出书面申请，要求终结对案涉土地的拍卖，咸阳中院亦于2017年10月终结对案涉土地的拍卖程序。因此，本案双方协商以9611.2万元以物抵债，并不属于《拍卖、变卖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债权人在拍卖过程中以流拍价承受标的物，实际上是以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的财产价格抵债。因此，不能以该二拍流拍价作为抵债价格不损害其他债权人权益的当然依据。因作出抵债裁定时，已经超过评估报告的有效期，应当考虑此时双方协商确定的这一财产价格是否符合市场情况。吴××是涉案土地使用权轮候查封债权人，咸阳中院在处置涉案土地过程中应当知悉，应当充分注意保护其合法权益。对于申诉人吴××提出的曾向咸阳中院执行人员表示以更高的价格接受或处置涉案财产的事实，应进一步查明。本案异议、复议裁定未充分审查上述问题，即认定以物抵债裁定不损害吴海杰的合法权益，系认定事实不清。第二，本案中，根据咸阳中院查明的事实，美迪公司与澳兴公司、西安银行等签订和解协议约定，由美迪公司代澳兴公司偿还所欠西安银行的贷款本息。美迪公司系代澳兴公司向西安银行偿还债务，美迪公司是否有权及如何取得西安银行的债权人地位，以及美迪公司是否有权向国金公司转让该债权，咸阳中院和陕西高院均未查清，即认定抵债的数额应当包含并先减去西安银行已经受偿的5930万元债权，并以此为基础计算剩余部分不足清偿在吴海杰案件之前已对案涉土地采取查封措施的五个普通债权案件，由此认定咸阳中院作出的（2018）陕04执恢10号之一裁定并未损害吴海杰的权益，亦显属事实认定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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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最高法执复133号
摘要1：【裁判摘要】被执行人的财产无法拍卖或者变卖的情况下以物抵债，除了要经申请执行人同意外，还应当满足不损害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这一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九十二条规定：“被执行人的财产无法拍卖或者变卖的，经申请执行人同意，且不损害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可以将该项财产作价后交付申请执行人抵偿债务，或者交付申请执行人管理；申请执行人拒绝接收或者管理的，退回被执行人。”根据该规定，被执行人的财产无法拍卖或者变卖的情况下以物抵债，除了要经申请执行人同意外，还应当满足不损害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这一要求。具体到本案，判断以物抵债妥当与否，应当审查该行为是否损害本案另一债权人广日公司的合法权益。尽管海南高院在本院认为部分认定中东公司、盛秦公司为广日公司提供付款担保函并愿意提供相应担保，但在广日公司不认可上述担保的情况下，海南高院并未查明上述担保承诺能否保障广日公司的合法权益，故海南高院在异议程序中部分事实未查明，据此作出的裁定没有事实依据，应予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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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6)最高法执监85号
摘要1：【裁判摘要】执行程序中，双方当事人协商以物抵债是一种私法行为，属于执行和解的一种形式，人民法院应当审查执行当事人抵债行为是否触犯第三人权益，不宜出具执行裁定予以确认，以防止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或者通过执行裁定来规避行政审查等情形发生。本案虽然没有证据证明中行山东分行与中银公司、银信公司恶意串通，但是中银公司明显存在选择性抵债的情形，并损害了工行市中支行公平受偿的权益。基于上述理由，山东高院26-1号裁定应予撤销。综上，山东高院未对当事人抵债是否侵犯第三人权益进行审查，即作出26-1号执行裁定将涉案房产抵债给中行山东分行，损害了工行市中支行公平受偿的权利，应予撤销；山东高院作出12-3号裁定撤销该院26-1号裁定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924号
摘要1：【裁判摘要】欧佩亚公司是否有权启动本案再审申请程序｜根据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三项规定，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且已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终结审查，但当事人在执行和解协议中声明不放弃申请再审权利的除外。基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对于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并已经自觉履行完毕的当事人，视为其放弃了申请再审的权利。本案中，欧佩亚公司与晨光公司虽然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并已经履行了部分协议约定，但仍未履行完毕，在双方未明确约定的情况下，欧佩亚公司坚持申请再审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本案不适用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三项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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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沪民再17号
摘要1：【裁判摘要】鉴于本案双方当事人实际上已达成和解协议并已履行完毕，故本案应依法终结再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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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7)京执监32号
摘要1：【裁判摘要】执行人员有权对执行和解协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进行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条第一款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八十六条第二款对此亦作了进一步规定：“和解协议一般应当采取书面形式。执行人员应将和解协议副本附卷。无书面协议的，执行人员应将和解协议的内容记入笔录，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盖章。”根据上述规定，虽未明确赋予执行人员对和解协议进行审查的职责和职权，但实际蕴涵了对执行和解协议进行审查的内容。审查的内容包括执行和解协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对真实性的审查属于形式主义审查。对合法性的审查，应当根据法律关于法律行为的一般构成要件进行，包括：（1）主体是否适格；（2）意思表示是否真实；（3）是否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4）是否违背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中，被执行人向法院提交《情况说明》，并认为该《情况说明》实质上是和解协议，法院执行人员对此进行审查并无不妥。在法院执行法官审查核实过程中，申请执行人明确表示该《情况说明》是在其本人受胁迫情况下出具，否认该证据的证明效力。根据本院审查过程中前往公安机关调取的视频资料显示，在2017年2月13日上午9：33分，于×在朋友的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报警，其与接待人员交谈过程中有明确的债务人闯入自家受到胁迫等意思表示。该视听证据与其在2017年3月14日法院执行人员调查过程中的谈话内容能够前后对应。加之，自2016年12月13日起，执行法院启动对被执行人房产的评估工作、送达评估报告等执行行为，也能够反映出申请执行人要求法院继续执行的主观态度。上述事实表明《情况说明》并非于×真实意思表示，因缺乏该要件，执行人员经过审查，对《情况说明》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可，继续进行执行程序，并无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之规定，西城法院于2017年8月4日以(2017)京0102执异96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张××的异议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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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3)执监字第49号
摘要1：【裁判摘要】执行机构在判断一个和解协议是否能够产生终结执行程序的效力时必须要对其是否具备法律规定的要件进行审查，即：一是否由执行当事人达成；二是否合法有效；三是否已经履行完毕——关于执行程序能否对和解协议的效力进行审查｜执行程序中的和解协议分为两种：一种是在法院主持下达成；另一种是由当事人私下达成。这两种协议除了是否由法院主持不同外，本质上都是以协议的形式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义务。本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执行规定）第87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和解协议合法有效并已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作执行结案处理”。可见，履行完毕的和解协议是债消灭的原因之一，并能够产生终结执行程序的公法效力。依照该条规定，执行机构在判断一个和解协议是否能够产生终结执行程序的效力时，必须要对其是否具备法律规定的要件进行审查，即：一是否由执行当事人达成；二是否合法有效；三是否已经履行完毕。如果不管是不是当事人之间签订，是不是合法有效等实体问题，只考虑是否履行完毕这一要件，将会得出非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和解协议、违法的和解协议也能产生终结执行效力的错误结论。广东高院的复议裁定，关于执行程序只审查和解协议是否已经履行，而对和解协议是否违反当事人意愿、是否有效均不进行审查的意见，适用法律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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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皖民终242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只有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和解协议无效或者应予撤销的，才可以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而无需起诉确认执行和解协议有效；（２）被执行人要求确认《执行和解协议》有效既无必要也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执行和解协议是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在执行程序中协商一致对双方权利义务的重新安排，只要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任何一方均应按照诚实信用原则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和解协议无效或者应予撤销的，可以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执行和解协议被确认无效或者撤销后，申请执行人可以据此申请恢复执行。”由此可见，只有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和解协议无效或者应予撤销的，才可以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而无需起诉确认执行和解协议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六十七条规定：“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在执行中双方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对方当事人申请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应当恢复执行，但和解协议已履行的部分应当扣除。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不予恢复执行。”该条规定对双方当事人均起到督促和制约作用：当被执行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时，申请执行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当申请执行人不接受被执行人的履行时，申请执行人无权申请人民法院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对被执行人并无不利影响，被执行人无需起诉要求申请执行人接受履行。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的内容看，也是规定在被执行人一方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时，申请执行人有权选择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或者就履行执行和解协议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并未赋予被执行人就履行执行和解协议享有诉权。本案涡阳县金盾置业有限公司系被执行人，其要求确认2020年10月12日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有效既无必要，也无法律依据，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最高法执监445号
摘要1：【裁判摘要】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对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内容作出实质性改变，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各方当事人受此约束。本案中，各方共同约定“自甲方田××取得公证书之日视为丙方张××已履行了《调解协议》和《民事调解书》中的全部义务，乙方许××的债务全部清偿。”根据该表述，只要田××取得公证书，即许××的债务全部清偿。调解书第二项确定“被告许××再给付原告田××人民币40万元了结本案”，该内容系许××对田××依据调解书负有的债务，田××主张该款项不是许××欠田××的债务，因此协议书约定的“全部债务”不包括40万元给付义务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案涉协议书虽是由当事人在诉讼程序和执行程序之外自行达成,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根据当事人自行达成但未提交人民法院的和解协议,或者一方当事人提交人民法院但其他当事人不予认可的和解协议,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和解协议履行完毕的,裁定终结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二)和解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限尚未届至或者履行条件尚未成就的,裁定中止执行,但符合合同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情形的除外;(三)被执行人一方正在按照和解协议约定履行义务的,裁定中止执行;(四)被执行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裁定驳回异议;(五)和解协议不成立、未生效或者无效的,裁定驳回异议。”根据该规定精神,即使案涉协议书是当事人自行达成,未提交人民法院,如果该协议已经履行完毕,人民法院仍可以裁定终结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最高法执监441号
摘要1：【裁判摘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7条的规定，执行和解要产生终结执行的法律后果前提是该协议合法有效且已经履行完毕。本案中，皇族公司系作为金华南公司到期债权的第三人参与到本案执行程序中，代替金华南公司向香山公司偿还部分债务，与香山公司达成案涉和解协议，该和解协议是否实际履行完毕，关系到能否终结对金华南公司执行案涉1600万元本息。因海南高院(2003)琼民终6号等裁判被撤销，金华南公司对皇族公司是否享有到期债权无法确认，该到期债权是和解协议履行的基础，关系到和解协议是否实际履行。执行法院未对上述事实进行审查，即认定金南华公司的债务已发生变化，应属于事实认定不清。此外，案涉和解协议签订的双方是申请执行人香山公司和案外第三人皇族公司，而被执行人金华南公司并未在该协议上签字确认，不能认为是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之间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对案涉争议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定。鉴于达成案涉和解协议的双方当事人，即香山公司和皇族公司，均以该和解协议无法实际履行而否定债权债务已经冲抵的结论，再由香山公司和皇族公司另诉该和解协议的所谓争议，既无法律依据亦无事实基础。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2)最高法执复46号
摘要1：【裁判摘要】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问题不应在恢复执行程序中予以审查——至于本案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和解协议无效或者应予撤销的，可以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执行和解协议被确认无效或者撤销后，申请执行人可以据此申请恢复执行”，如本案申请执行人认为案涉执行和解协议无效或应予撤销，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如案涉执行和解协议经诉讼被确认无效或撤销，吴忠交通公司自然有权申请恢复执行。就此，对案涉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问题不应在恢复执行程序中予以审查，甘肃高院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审查该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与上述司法解释规定不符，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8)最高法执监89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执行和解协议不是执行依据，执行和解协议不具有强制执行力——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以及调解书和其它应当由人民法院执行的法律文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2条也规定，执行机构负责执行下列生效法律文书：（1）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判决、裁定、调解书，民事制裁决定、支付令，以及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2）依法应由人民法院执行的行政处罚决定、行政处理决定；（3）我国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和调解书；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有关规定作出的财产保全和证据保全裁定；（4）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关于追偿债款、物品的债权文书；（5）经人民法院裁定承认其效力的外国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以及国外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6）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执行的其他法律文书。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只有上述法律文书在一方不履行时，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即也只有上述法律文书才具有强制执行力。而执行和解协议是在执行程序中，双方当事人经过协商自愿达成的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义务主体、标的物及其数额、履行期限和履行方式等内容，并通过自愿履行来终结强制执行程序的协议。虽然执行和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在执行程序中真实意思表示，但该协议是否履行，如何履行等完全取决于各方当事人，其与生效的法律文书具有本质的区别。法律文书是否具有强制执行力应遵循法定原则，只有法律、司法解释有明确规定的，该法律文书才具强制执行力。
摘要2：【裁判摘要２】如果各被执行人的责任是独立的、可分的，在部分被执行人按照执行和解协议履行义务后，因为其他被执行人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而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执行时，应视为其已经按照和解协议履行完毕，不应再恢复对其采取执行措施——执行和解协议有多个被执行人，如果其中部分被执行人履行了执行和解协议确定的义务，在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时，是否还可以对其恢复执行的问题。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条第二款，申请执行人因受欺诈、胁迫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或者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六十七条的规定，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在执行中双方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对方当事人申请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应当恢复执行，但和解协议已履行的部分应当扣除。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不予恢复执行。据此规定，申请执行人因受欺诈、胁迫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或者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执行和解协议，对方当事人申请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就应当恢复执行。在有多个被执行人情况下，只要有其中一个被执行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致使和解协议目的不能实现的，就可以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但是，如果各被执行人的责任是独立的、可分的，在部分被执行人按照执行和解协议履行义务后，因为其他被执行人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而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执行时，应视为其已经按照和解协议履行完毕，不应再恢复对其采取执行措施。
【笔记】未提出执行异议、申请复议或申请执行监督能否直接申请国家赔偿？
摘要1：解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执行司法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６条第２款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执行程序中未就相关执行措施、强制措施提出异议、申请复议或者申请执行监督，不影响其依法申请赔偿的权利。
【注释】执行中未提出执行异议、申请复议或者申请执行监督可以依法申请国家赔偿。
摘要2：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6)鲁执复9号
摘要1：【裁判摘要】采取公告方式向第三人送达履行通知有违法定程序——关于履行通知的送达问题。根据《执行规定》第61条的规定，“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债务，但对本案以外的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的申请，向第三人发出履行到期债务的通知。履行通知必须直接送达第三人”，该条明确规定了履行通知的特殊送达方式。其立法目的是保障第三人能直接收到履行通知，以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及时得以救济。本案中，枣庄中院采取公告方式向第三人送达履行通知，有违法定程序。但本案复议程序中，申请复议人百纳公司称恒远公司法定代表人白×已事后补签了枣庄中院送达回证，并提交了送达回证的复印件，而枣庄中院对于公告送达后是否又向恒远公司法定代表人白×送达履行通知、白×是否签收以及恒远公司在法定期限内对该履行通知是否提出过异议，均未予审查，存在认定事实不清。
摘要2：
辽宁省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本执复字第1号
摘要1：【裁判摘要】执行法院通过邮寄方式送达而并非直接送达向第三人发出履行债务通知书，送达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执行法院因被执行人扈××不能清偿生效调解书所确定的债务，依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执行扈××在燕兴公司的到期债权，并无不当。但依相关法律规定，执行被执行人的到期债权应向第三人发出履行到期债务的通知书，且该履行通知书必须直接送达第三人。执行法院虽向燕兴公司发出了履行债务通知书，但该通知书通过邮寄方式送达而并非直接送达燕兴公司，该送达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因此，申请复议人燕兴公司的复议理由成立，应予以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1)最高法执监26号
摘要1：【裁判摘要】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本案执行依据武汉中院(2014)鄂武汉中民商初字第00966号民事判决明确判令刘××等对判决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据此，刘××与股权托管公司均系负有清偿全部债务责任的债务人，众一公司作为债权人，可以依据生效的法律文书申请执行任何一方债务人。在执行程序中，刘××与股权托管公司均系被执行人，没有履行的先后顺序。众一公司与股权托管公司达成执行和解，并不能产生免除其他被执行人责任的效果。在被执行人刘××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情况下，武汉中院对被执行人刘××名下的房产采取评估拍卖措施，并无不当。刘××的财产被执行后，其依法可以向股权托管公司行使追偿权。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151号
摘要1：【裁判摘要】以《和解协议》的形式放弃债权损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有权请求撤销《和解协议》——《和解协议》是债权人处分债权的意思表示，是执行阶段在原生效法律文书基础上达成的合意，本质上是一种契约行为，具有合同的性质。当事人就和解协议本身存在争议，可以通过诉讼解决。赛维公司与阿特斯公司在执行程序中自愿协商，通过变更生效裁决确定的履行标的和方式等内容达成和解协议，已与原生效裁决的权利义务不同，原审判决对本案审理，不违反法律规定。．．．．．．关于《和解协议》是否构成对赛维公司债权的单方放弃问题。首先，从《和解协议》的约定来看，《多晶硅片供应合约》是否实际履行，不是取决于阿特斯公司与赛维公司，而是取决于苏州中院是否同意赛维公司申请撤销执行仲裁裁决的行为。《多晶硅片供应合约》属于附条件履行的合同。其次，根据《和解协议》约定，赛维公司申请撤销对仲裁裁决强制执行并获得苏州中院同意后，双方才履行《多晶硅片供应合约》。可见，阿特斯公司是在了结其与赛维公司先前买卖合同债权债务关系之后，双方另行达成并履行新的买卖合同关系。最后，《多晶硅片供应合约》是阿特斯公司与赛维公司作为平等主体签订的买卖合同，合同约定的产品价格定价是市场价，不存在以让利的形式补偿赛维公司在先前买卖合同中的利益损失问题。据此，原审判决未予支持阿特斯公司关于《多晶硅片供应合约》是《和解协议》的一部分、《多晶硅片供应合约》是债务履行的另一种方式的主张，以及认定赛维公司放弃58490036.55元债权并未获得相应对价，并无不当。另外，苏州中院不是基于赛维公司和阿特斯公司履行《和解协议》而终结执行，而是依赛维公司撤销强制执行申请而裁定终结执行，原审判决撤销《和解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综上，原审判决认定赛维公司以与阿特斯公司签订《和解协议》的形式放弃债权损害了赛维公司债权人的利益，赛维公司清算组有权请求撤销《和解协议》，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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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1)最高法执监440号
摘要1：【裁判摘要】以公告确定的税费负担主体与司法解释有关规定不符为由请求撤销拍卖依法不应予以支持——首先，关于司法拍卖所产生的税费承担问题。《网络司法拍卖规定》第三十条规定：“因网络司法拍卖本身形成的税费，应当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由相应主体承担；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法律原则和案件实际情况确定税费承担的相关主体、数额。”据此，对因网络司法拍卖所产生的税费，人民法院应依法确定相应承担主体。本案中，唐山中院在拍卖案涉房产及土地时，公告拍卖成交后办理产权登记过户所涉相关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同时明确提示，竞买人有权利向不动产登记部门、税务部门咨询不动产过户手续及税费收取情况，而竞买人李××根据该提示，在参与竞买前确已就过户手续及税费收取问题向不动产登记部门进行了咨询，其非但没有就拍卖公告关于税费承担的内容提出异议，反而继续参与竞买并支付了全部价款，说明其认可拍卖公告设置的相关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这一竞买条件。其在竞买成功后再就该竞买条件提出异议，不愿承担相关税费，显然有违诚信原则。另外，拍卖公告一经发布，其所公示的竞买条件势必对潜在竞买人是否参与竞买产生影响，就常理而言，相关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会导致意向竞买人减少，降低李××成功竞买的成本，如果在拍卖成交之后再对税费承担条件进行调整，则意味着李××在拍卖中可能获得不当利益，对潜在竞买者也是不公平的，危害司法拍卖公平公正秩序。同时，案涉拍卖公告确定相关税费均由竞买人承担，在纳税数额上并未影响国家税收利益。综合考虑上述情况，对案涉拍卖公告设置的有关税费负担的条件不宜再作调整，河北高院复议裁定根据竞买人的异议请求，于拍卖结束后调整拍卖公告公示的竞买条件，并不妥当。其次，《网络司法拍卖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请求撤销网络司法拍卖，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一)由于拍卖财产的文字说明、视频或者照片展示以及瑕疵说明严重失实，致使买受人产生重大误解，购买目的无法实现的，但拍卖时的技术水平不能发现或者已经就相关瑕疵以及责任承担予以公示说明的除外；(二)由于系统故障、病毒入侵、黑客攻击、数据错误等原因致使拍卖结果错误，严重损害当事人或者其他竞买人利益的；(三)竞买人之间，竞买人与网络司法拍卖服务提供者之间恶意串通，损害当事人或者其他竞买人利益的；(四)买受人不具备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
摘要2：（续）释规定的竞买资格的；(五)违法限制竞买人参加竞买或者对享有同等权利的竞买人规定不同竞买条件的；(六)其他严重违反网络司法拍卖程序且损害当事人或者竞买人利益的情形。”据此，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请求撤销网络司法拍卖的，应提供证据证明网络司法拍卖程序存在上述应予撤销的法定情形。本案中，李××以公告确定的税费负担主体与司法解释有关规定不符为由，请求撤销案涉拍卖，并不属于前述司法解释规定的情形，依法不应予以支持。
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甘01民终4167号
摘要1：【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第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应根据债务人最终清偿的财产价值总额，在以下比例限制范围内分段确定管理人报酬：……担保权人优先受偿的担保物价值，不计入前款规定的财产价值总额。……”上述司法解释第十三条规定：“管理人对担保物的维护、变现、交付等管理工作付出合理劳动的，有权向担保权人收取适当的报酬。管理人与担保权人就上述报酬数额不能协商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参照本规定第二条规定的方法确定，但报酬比例不得超出该条规定限制范围的10%。”本案中，本院于2018年5月31日做出的《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确定管理人报酬的通知》载明，债务人兰州通用机器制造有限公司最终清偿的无担保财产价值总额为471598320元，管理人报酬计算为8535983.2元，即兰州通用机器制造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件中，人民法院确定的管理人报酬是按照债务人最终清偿的无担保财产价值部分计算的，担保权人优先受偿的担保物价值未计入债务人最终清偿的财产价值总额中。本案甘肃重振公司起诉请求的报酬属于向担保权人主张的管理人报酬，在兰州通用机器制造有限公司破产重整程序及重整计划执行过程中，甘肃重振公司向多个人民法院申请解除对东方资产公司甘肃省分公司抵押物的司法查封，并聘请留守人员对抵押物进行了管理维护，为东方资产公司甘肃省分公司担保债权的实现付出了合理劳动，按照上述法律规定，甘肃重振公司有权向担保权人东方资产公司甘肃省分公司收取适当的报酬。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陈述，甘肃重振公司为向东方资产公司甘肃省分公司主张该部分管理人报酬，向本院提交了相应报告，本院组织了听证会对甘肃重振公司主张的管理人报酬进行协商，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本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第二条、第十三条规定的计算方式，以东方资产公司甘肃省分公司实现担保债权数额109879419.18元为基数，计算管理人报酬为491879元，对甘肃重振公司的诉讼请求合理部分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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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债务人自动履行生效判决后原判决被撤销能否执行回转？
摘要1：解读：债务人自动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给付义务后原判决被撤销，履行给付义务的一方当事人可直接向法院申请执行，法院可参照执行回转的规定予以立案执行。
【注解】被告未经执行程序自动履行的内容在原判决被再审撤销后是另行提起不当得利之诉还是参照执行回转没有明确规定——可以参照执行回转制度。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207号（１）
摘要1：【裁判摘要】（１）管理人报酬不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２）破产债权人知情权不能提起诉讼——邮储银行第三项诉讼请求，是请求确认管理人要求邮储银行支付评估费、审计费、管理人报酬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要求邮储银行支付评估费、审计费、管理人报酬系受理破产案件的法院甘肃省嘉峪关市中级人民法院确认的事项，由梓钊律所执行。破产程序属于特别程序，有别于一般的民事诉讼程序。对于人民法院在破产程序中已认定的这类事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并未赋予债权人通过提起民事诉讼获得救济的权利。对此，原判决认定正确。邮储银行第五项诉讼请求，是请求确认管理人未按邮储银行申请提供债务人财物状况报告、破产财产变价方案、债权人会议决议等参与破产程序所必需的债务人财产和经营信息资料等供邮储银行查阅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单个债权人有权查阅债务人财产状况报告、债权人会议决议、债权人委员会决议、管理人监督报告等参与破产程序所必需的债务人财务和经营信息资料。管理人无正当理由不予提供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作出决定；人民法院应当在五日内作出决定。”据此，邮储银行如认为管理人存在上述行为，可以通过向人民法院请求作出决定的方式获得相应救济，而不是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
摘要2：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苏0585民初1853号
摘要1：【裁判摘要】担保权人支付的管理人报酬是否属于破产债权？｜担保权人要求确认其支付的管理人报酬属于破产债权且系优先债权于法无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第十三条规定“管理人对担保物的维护、变现、交付等管理工作付出合理劳动的，有权向担保人收取适当报酬。管理人与担保权人就上述报酬数额不能协商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参照本规定第二条规定的方法确定，但报酬比例不得超出该条规定限制范围的10%”。被告向原告借款以118747棵苗木作为抵押，经本院判决原告对上述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在被告进入破产程序后，管理人对抵押物进行了处置，管理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向原告收取担保物维护、变现、交付等工作报酬17642元，对该金额原告并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在普通案件中对担保物的维护、变现、交付等管理工作是债务人的合同义务，履行该义务发生的成本亦应由债务人承担，但在破产案件中，如果该成本亦从债务人财产中支付，必然会影响到无担保普通债权人的利益，使得无担保的普通债权人为管理人的这部分劳动支付报酬，而管理人的这部分劳动并不会给普通债权人带来利益，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第十三条的规定，该17642元的费用应当由原告承担，现原告要求被告确认17462元为有担保的优先债权的诉讼请求，无相应的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1)京0115执异112号
摘要1：——被执行人死亡后变更适格主体的审查规则
【裁判摘要】被继承人生前没有指定遗嘱执行人，继承人也没有推选遗产管理人，且共同继承人均明确放弃继承，此时应当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作为遗产管理人并在执行程序中作为被执行人——本案审查的重点是被执行人张×死亡后，其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况下，应当如何确定变更后的被执行人。第一，从实体法的角度来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四十五条的规定，继承开始后，遗嘱执行人为遗产管理人；没有遗嘱执行人的，继承人应当及时推选遗产管理人；继承人未推选的，由继承人共同担任遗产管理人；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因此，继承开始后，无论被继承人是否在遗嘱中指定了遗嘱执行人、有无继承人、继承人是否放弃继承，都会存在遗产管理人。第二，从程序法的角度来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的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自然人死亡或被宣告死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自然人的遗产管理人、继承人、受遗赠人或其他因该自然人死亡或被宣告死亡取得遗产的主体为被执行人，在遗产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即是说，被执行人在执行过程中死亡的，在遗产分割前，即便继承人放弃继承或者受遗赠人放弃受遗赠，法院也应变更遗产管理人为被执行人。只是在不同情形下，被变更主体分别为遗嘱执行人、继承人推选的遗产管理人、共同继承人、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第三，本案中，张×生前并没有指定遗嘱执行人，继承人也没有推选遗产管理人，且共同继承人均明确放弃继承，此时应当由张×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作为遗产管理人，并在执行程序中作为被执行人。张×生前住所地为北京市大兴区XXX房屋，对应的民政部门为大兴民政局，故本院变更大兴民政局为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
摘要2：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1)鲁执监142号
摘要1：【裁判摘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任城法院对其查封申诉人华任•尚府项目2号楼、4号楼在建工程的拍卖程序是否合法。本案中，申诉人主要以任城法院拟拍卖的执行标的系违章建筑为由，要求停止司法拍卖行为的进行。鉴于案涉在建工程存在对部分房产违规预售问题，这种“现状处置”性的拍卖，只是对实际占有并有利于项目建设继续推进的事实状态，以及相关财产权益进行的变更，尚未直接判定在建工程完成后房产所有权的潜在争议，不属于将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违法建筑”通过执行行为合法化的情形。济宁市两级法院异议复议审查期间，根据预售房产购买人已撤回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实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的财产的规定》第一条、《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理》第六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等相关规定，作出依法拍卖案涉在建工程的裁定并无不当。但任城法院在“现状处置”的实施过程中，要充分考虑申诉人和案外人合理的利益诉求，确保评估拍卖程序公平合理，不至于引发新的争议。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1)最高法执监101号
摘要1：【裁判摘要】《限制消费规定》第一条第一款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限制消费措施，限制其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有关消费。”第二款规定，“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被执行人，人民法院应当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根据上述规定，限制消费措施，既可以单独采取，也可以因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而同时采取。本案中，被哈铁中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为天圆金融公司，不是左××。但左××被限制消费，源于天圆金融公司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源于天圆金融公司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左××于2020年8月10日向哈铁中院提出的申请，名为“执行异议申请”，请求事项则是“依法解除将左××纳入失信人名单和限制高消费的措施”。要审查是否解除针对左××的限制消费措施，需要审查是否删除天圆金融公司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失信信息。哈铁中院、黑龙江高院以未对左××采取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措施，以及将天圆金融公司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对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左××限制消费于法有据为由，驳回左××请求，系对原来采取的将天圆金融公司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措施是否合法进行的审查处理，未对左××解除相应措施的申请进行审查和回应，属于认定基本事实不清。2017年修订后的《失信规定》第十条规定了删除失信信息的条件，包括“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查询被执行人财产两次以上，未发现有可供执行财产，且申请执行人或其他人未提供有效财产线索”等情形，这是审查能否删除失信信息的法律依据。哈铁中院也曾于2011年认定被执行人天圆金融公司“已被吊销营业执照、多年没有经营，也无经营场所、暂无财产可供执行”，多年来一直没有恢复执行。如属实，天圆金融公司有可能符合删除失信信息的条件。相应地，左××也有被解除限制消费措施的可能。哈铁中院接到左××申请后，基于为民司法要求和善意文明执行理念，应进行适当的释明和引导，查明相关事实，并依法审查本案是否符合删除失信信息的条件。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