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运输法院管辖（专门管辖）相关法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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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京02民辖终1047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京02民辖终1047号
【裁判摘要】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在请求权竞合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当事人自主选择行使的请求权，根据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相应的案由。本案中，张×以其在京东商城平台购买了阑途公司的电瓶，阑途公司派第三方进行安装，在安装过程中正负极接错，导致车辆电脑烧坏为理由，以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为案由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判令京东公司、阑途公司赔偿车辆维修费13237元、期间交通费3000元、车辆贬值20000元等，故本案属于侵权之诉，应当按照法律有关侵权行为的特殊地域管辖规定确定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鉴于京东公司住所地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据此对本案有管辖权。张×选择向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关于“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原告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起诉；原告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的，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本院应予支持。另外，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故此，人民法院应是对案件进行了实体审理，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才能认定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是否一致，而对案件管辖权的确定是在案件进行实体审理前做出的。综上，一审法院在本案管辖权异议审理阶段，就认定本案纠纷属于网络购物合同纠纷，进而将本案移送至北京互联网法院处理的结果有误，应予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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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辖终51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辖终513号
【裁判摘要】（１）铁路建设合同纠纷由铁路运输法院专门管辖而不适用地方法院专属管辖；（２）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级别管辖的案件由高级人民法院管辖——本案系铁路建设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铁路运输法院案件管辖范围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六项规定，与铁路及其附属设施的建设施工有关的合同纠纷，由铁路运输法院管辖。铁路工程作为一项特殊的不动产，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铁路运输法院案件管辖范围的若干规定》已对其管辖法院作出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应当优先适用该特别规定，中铁七局主张本案应由案涉工程（不动产）所在地法院专属管辖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案应由铁路运输法院专门管辖。在级别管辖上，根据其时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5]7号）第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受理法院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吉林、江西等高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5000万元以上一审民商事案件。案涉铁路工程在南昌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辖区内，但因永德信公司主张的诉讼标的金额为29344.5016万元，已超过其时南昌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的级别管辖标准，故依法应由其上级法院即原审法院管辖。江阴铁路公司认为本案应由南昌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主张有违本案实际，缺乏事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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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铁路运输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鲁7101民初150号
摘要1：【案号】济南铁路运输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鲁7101民初150号
【裁判摘要】不属于铁路专门法院管辖案件约定由铁路专门法院管辖的协议管辖无效——本院系专门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铁路运输法院案件管辖范围的若干规定》（法释〔2012〕10号）一文受理案件。该文第三条明确规定，涉及铁路运输、铁路安全、铁路财产的民事诉讼，由铁路运输法院管辖。本案系因建设新疆S2某某线尼勒克至巩留公路工程引发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不属于以上规定确立的受案范围。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产生纠纷向被起诉人法人工商住所地有管辖权的铁路运输法院起诉"的条款，因违反了专门管辖的规定，应认定无效。综上所述，此案不属于我院管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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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苏01民辖终351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苏01民辖终351号
【裁判摘要】属于铁路运输法院专门管辖协议选择管辖法院有效——与铁路及其附属设施的建设施工有关的合同纠纷、铁路设备、设施的采购、安装、加工承揽、维护、服务等合同纠纷，由铁路运输法院管辖。案涉合同标的物为钢绞线，用于盐城至南通铁路站前工程YTZQ5标项目，依法应由铁路运输法院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案涉《钢绞线买卖合同》中约定，发生争议友好协商解决不成时，采用向买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方式解决争议。该约定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载明买方为中铁三局广东公司，住所地位于广州市，故一审法院裁定将本案移送广州铁路运输法院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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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52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529号
【裁判摘要】（１）破产管理人不能随意解除以物抵债协议；（２）债权人无权请求继续率管辖以物抵债协议；（３）抵债物被列入债务人企业破产财产——《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系在双方之间因民间借贷关系而形成财产抵偿债务协议的基础上签订的，二者具有整体性和关联性，不能割裂分析双方之间的房屋买卖关系和借贷关系。故原审判决认定《顶房协议》《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构成以物抵债协议，并无不当。．．．．．．由于本案房屋产权未登记至卢××名下，故该房屋仍应属于广信公司财产。原审法院认定卢××对案涉房产不享有所有权，故无权行使取回权，亦无不当。．．．．．．关于二审法院认定广信公司构成个人清偿，是否存在适用法律错误问题。本案中，广信公司仅在二审答辩时提出本案以物抵债行为属于个别清偿行为，但在其未就撤销上述个别清偿行为提起反诉的情况下，二审法院认定广信公司管理人有权主张撤销《顶房协议》《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超出本案审理范围，有所不当。但由于原判决中未就撤销问题作出明确判项，且原审法院未支持卢××关于对案涉房屋行使取回权主张的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故本案是否构成个别清偿，《顶房协议》《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是否应予撤销的问题，当事人可另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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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粤民辖终375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粤民辖终375号
【裁判摘要】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有关股东知情权诉讼应由受理破产申请的法院管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一条关于“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只能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的规定，有关广大电缆公司的民事诉讼，只能向受理破产申请的原审法院提起，因此，原审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二条是对公司诉讼地域管辖的规定。本案原告广大电缆公司已由原审法院裁定宣告破产，故本案应优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中关于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破产企业的民事诉讼管辖的特别规定。中润泰兴公司上诉提出原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请求将本案移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管辖的理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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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苏06民辖终75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苏06民辖终75号
【裁判摘要】立案后追加涉外身份第三人不影响管辖确定——香江公司主张本案属涉外案件，对此，是否追加第三人，故不影响本案管辖的确定。综上，香江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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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辖终20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辖终202号
【裁判摘要】破产债务人作为第三人的案件，如果债务人与该案件并无实体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属于《企业破产法》第２１条规定与债务人有关的诉讼，不应由受理破产法院集中管辖——破产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只能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该条规定适用于债务人的破产申请被人民法院受理后提起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本案中，大连中院受理惠民县雪龙肉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提出的对雪龙公司申请重整的时间为2017年1月20日，而一审法院已经于2016年9月14日对上海秉原旭诉邢××、姜××及雪龙公司公司增资纠纷一案立案受理，系在大连中院受理重整申请之前。邢××、姜××上诉主张应以一审首次开庭审理时间2017年2月15日为本案诉讼开始时间，缺乏依据。而且，本案系在履行《投资合作协议》的过程中雪龙公司股东之间所发生的纠纷，虽然与雪龙公司存在关联，但是雪龙公司与本案没有实体上的权利义务关系，雪龙公司的重整，与本案不存在直接的法律关系。本案不属于破产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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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川民初74号
摘要1：【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川民初74号
【裁判摘要】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与其有关的民事诉讼包括其作为原告、被告或第三人的民事诉讼由该受理破产法院集中管辖——现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已受理债务人卓旭置业公司破产一案，天府银行成都分行作为债权人已向相关破产案件受理法院申报债权，后又根据其与杨××、谭××签订的相关担保合同，向担保人杨××、谭××主张权利，符合法律规定。为有利于查明主合同项下债权债务关系及归还情况等相关案件事实，根据天府银行成都分行的申请和本院审查情况，已依法追加卓旭置业公司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一条关于“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只能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的规定，在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与其有关的民事诉讼，包括其作为原告、被告或第三人的民事诉讼，不受地域、级别管辖规定的限制，只能向已受理破产申请的法院提起，由该法院集中管辖。本案由卓旭置业公司破产案件的受理法院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一并审理，符合法律规定，也有利于相关案件事实的查明及与破产程序的衔接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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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辖1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辖14号
【裁判摘要】在破产重整执行期间新发生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并无与债务人破产重整案件审理相协调的必要，不应适用《企业破产法》第２１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只能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其目的在于通过集中管辖确保破产程序的有序进行，避免在破产程序进行中发生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由不同的法院审理导致其与破产案件的审理进度难以协调，影响破产程序的顺利进行，故有必要将这些诉讼集中于审理破产案件的人民法院一并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七条的规定，人民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或重整计划草案的，重整程序终止。第八十九条规定，重整计划由债务人负责执行。第九十条规定，自人民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在重整计划规定的监督期内，由管理人监督重整计划的执行。本案中，国安建筑公司重整计划执行期间的主要工作系债务人执行重整计划，并由管理人进行监督和报告，并无证据表明大丰法院有关破产重整案件的审理工作仍在进行，本案作为在破产重整执行期间新发生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并无与国安建筑公司破产重整案件审理相协调的必要，故本案国安建筑公司提起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本案应由建设工程所在地法院管辖。由于本案涉诉标的额达45360715元，应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本案项目所在地在四川省彭州市，故本案应由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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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凤阳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凤民一初字第00784号
摘要1：【案号】安徽省凤阳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凤民一初字第00784号
【裁判摘要】物权权属确认之诉布不具有财产给付内容不适用级别管辖——本案刘××要求确认2010年1月21日安徽省凤阳县国土资源厅将安徽省凤阳县灵山矿山区原凤阳县陆××石英矿整合后评审剩余的矿石储量50.73万吨的一半25.365万吨属于刘××所有。因该诉讼系确认之诉，刘××要求人民法院确认物体权属关系，不具有财产给付内容，不适用级别管辖。本案诉讼由被告陆××住所地人民法院即安徽省凤阳县人民法院管辖，符合法律规定。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180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1805号
【裁判摘要１】视听资料不能单独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而需结合其他证据综合确定其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谢××申请再审中提交的其与叶××之间的通话录音，属于视听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视听资料，应当辨别真伪，并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据此，视听资料不能单独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而需结合其他证据综合确定其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本案中，谢××申请再审所提交的通话录音，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不能单独成为足以推翻原判的证据。因此，该通话录音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足以推翻原判决的新证据。
【裁判摘要２】原告仅提交转账凭证主张民间借贷法律管辖，被告提供投资协议证明案涉款项是合伙投资款的，由原告继续承担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中，谢××主张案涉款项属于借款，仅提供了银行转账凭证，但对于借款期限、借款利息等应属借款关系的主要内容，均未提交证据证明，不合常理。叶××提交的《股东协议书》虽不能完全证明案涉款项就是合伙投资款，但是因谢××支付案涉300万元在《股东协议书》订立之后，且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谢××对于其与叶××、吴××及叶××１四人就案涉建设工程项目存在合伙关系表示认可。因此叶××关于案涉款项为合伙投资款的抗辩理由，相较谢××主张案涉款项为借款的理由合理。在此情形下，谢××应当进一步举证证明案涉款项属于借款，其对于本案为借贷关系仍应承担举证责任。原审判决将本案举证责任分配给谢××，并在谢××不能进一步举证的情形下判决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并无不当。
摘要2：【注解】（１）本案审判时间为２０１７年；（２）２０１９年《证据规定》第９０条规定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7)川民辖终113号
摘要1：【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7)川民辖终113号
【裁判摘要】（１）窃取、披露和使用商业秘密的地点都可以认定为侵权行为实施地；（２）复制技术秘密的行为转变成了实施侵权行为的窃取行为，该窃取行为的地点属于侵权行为实施地，复制技术秘密地法院有管辖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下列手段侵犯商业秘密：（一）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二）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三）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构成侵害商业秘密的客观要件包括窃取、披露、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权利人的技术秘密。窃取、披露和使用商业秘密的地点都可以认定为侵权行为实施地。本案被上诉人尹某在上诉人单位任职期间接触、复制案涉技术秘密系正当职务行为，但在其离职后仍不交回原单位管理或销毁该技术秘密，并在其他被上诉人单位披露、使用该技术秘密，其复制技术秘密的行为已经转变成了实施侵权行为的窃取行为，该窃取行为的地点在四川省眉山市。虽然被上诉人披露、使用该技术秘密的地点在山东省德州市和浙江省宁波市，上述两地是侵权行为实施地。但本案的侵权行为实施地也包括四川省眉山市。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辖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辖6号
【裁判摘要】合同双方约定“向违约方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属于协议管辖约定不明的情形，应当根据法定确定管辖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条规定：根据管辖协议，起诉时能够确定管辖法院的，从其约定；不能确定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本案中，轧一物流公司与中铁公司在《仓储保管协议》中约定：“如发生争议，双方协商解决。达不成一致，若甲方违约向北京市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若乙方违约向天津市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该约定，确定管辖法院，首先要判断本案是“甲方违约”还是“乙方违约”。但对当事人违约的认定属于实体审理范畴，无法在管辖权异议审理阶段予以确定。其次要判断在起诉时能否根据“北京市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或者“天津市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确定唯一的管辖法院。本案诉讼标的额为5900余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属于北京市基层人民法院或者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但在北京市基层人民法院、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有多个的情况下，无法根据诉讼标的额在起诉前确定唯一具体的管辖法院。故，本案属于协议管辖约定不明的情形，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确定管辖法院。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辖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辖6号
【裁判摘要】请求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应按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来确定本案管辖法院——本案属于合同纠纷，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根据本案程×与孙××之间于2014年9月签订的《协议书》，约定孙××控制的恒泰艾普公司意向收购程×控股的AbrahamLimited持有的Range公司的股权，意向收购价为1200万美元及其按年化20%固定收益等，因此，支付“1200万美元及其按年化20%固定收益”是孙××依《协议书》应履行的义务。而本案原告程×的诉讼请求为：判令孙××向程×支付约定款项及固定收益，如该项诉请不能得到支持，则请求恒泰艾普公司支付上述款项。可见，本案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案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应按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来确定本案管辖法院。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15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158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本案管辖权转移是否妥当的问题｜本案系柳某公司向南宁中院起诉富业公司、国宾美景养生酒店合同纠纷一案，南宁中院立案受理后确定案号为(2016)桂01民初695号。后南宁中院认为，本案与广西高院受理的(2017)桂民初22号案件基于相同的法律关系，且当事人诉讼请求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实为本诉与反诉关系，遂报请广西高院审理本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下级人民法院对它所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认为需要由上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可以报请上级人民法院审理。上级人民法院有权审理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因此，本案管辖权由南宁中院转移到广西高院，于法有据。柳某公司上诉主张本案管辖权转移程序违法，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民事案件案由系为便于审判管理与司法统计而对诉争法律关系性质作出的归纳与总结，故应当依据当事人诉争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法律关系的，则按诉争法律关系并列确定案由。本案中，柳某公司的诸项诉讼请求涉及多个法律关系，应当并列确定案由。柳某公司在其一审起诉状中针对第2、3、4、5、7项诉讼请求提出的理由是富业公司存在违约行为，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而柳某公司在其上诉状中又提出，针对第4、5、7项诉讼请求变更理由为基于物权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本院认为，物权损害赔偿请求权行使的前提条件是存在侵害物权的行为，而根据本案和广西高院(2017)桂民初22号案件中查明的事实，柳某公司与富业公司合作经营信托大厦，并委托富业公司对大厦进行经营管理。故富业公司经营管理信托大厦，符合双方合同约定，事实依据充分。同时，柳某公司亦有权依据双方的合作经营信托大厦的相关约定，请求富业公司支付经营收益。因此，柳某公司关于其第4、5、7项诉讼请求为物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张，理据不足。人民法院经审理发现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应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变更案由。故本院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和理由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变更本案案由为所有权确认纠纷、共有物分割纠纷、返还原物纠纷、合同纠纷。
摘要2：【裁判摘要３】柳某公司与富业公司通过破产拍卖程序竞得信托大厦，并非基于债务人广西信托投资公司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意思表示，而是基于破产制度的相关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对信托大厦拍卖结果作出拍卖成交裁定符合《物权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富业公司与柳某公司自该裁定生效之日，即2011年8月30日取得信托大厦所有权。．．．．．．南宁中院(2004)南市民破字第4-78号民事裁定系柳某公司取得物权的依据而非确权依据，南宁中院(2012)南市民二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以及227号民事判决均未对柳某公司享有的所有权作出确权判决，故柳某公司在本案中请求确认其对信托大厦享有30%所有权，依法应予支持。
【裁判摘要４】共有物不具备实物分割条件，当事人坚持不申请折价或者变价分割，对实物分割请求不予支持——原审法院综合考虑通过裁判进行实物分割有违当事人意愿，亦会减损信托大厦的整体使用价值，柳某公司并未变更其诉讼请求等，作出对柳某公司进行实物分割的主张不予支持的处理意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承前所述，因信托大厦目前尚不具备实物分割条件，柳某公司请求返还原物的对象并不确定，原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柳某公司可待相应条件成就后，依法另行主张权利。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苏行申1293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苏行申1293号
【裁判摘要】自然资源管理部门根据政府撤销房屋所有权登记决定和撤销土地使用权证决定作出注销登记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规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该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南通中院已作出(2011)通中民终字第0412号生效民事判决，判决确认徐×与袁××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海门市政府依据上述生效民事判决，作出海房撤字[2010]第9号《撤销房屋所有权登记决定书》，撤销了徐×名下的海政房字××号房产证，并针对海国用(2007)第070159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作出了《撤销土地使用证决定》。之后，海门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土地登记薄上作出被诉注销登记行为。该注销登记行为实际上是对海门市政府作出的《撤销土地使用证决定》的执行，并未对徐×的权利义务产生新的增减，对徐×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是海门市政府作出的《撤销土地使用证决定》，而非海门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作出的注销登记行为，故根据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所涉注销登记行为并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如果徐×认为其案涉土地使用权受到侵犯，应针对《撤销土地使用证决定》提起行政复议和诉讼。事实上，徐×亦已照此寻求过救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七款的规定，因徐×就海门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所作注销登记行为提起的诉讼，应当裁定驳回其起诉，故其不服海门市政府针对该注销行为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提起的诉讼，亦应一并裁定驳回其起诉。据此，原审法院裁定驳回徐×的起诉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辖终7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辖终72号
【裁判摘要】（１）人民法院在审理管辖权异议纠纷中并非仅限于形式审查；（２）合同公章确有伪造可能，其中的约定管辖条款可能不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不宜以合同中的约定管辖条款作为确定管辖的依据——首先，《三方合作协议》中的约定管辖条款是否成立及有效，虽涉及案件的实体问题，但人民法院在审理管辖权异议纠纷中并非仅限于形式审查，而应对与管辖权异议有关的案件事实进行必要的实质审查。以与管辖权有关的事实为限合理确定对管辖权异议的审查范围，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不产生影响，也不影响此后对案件的实体审理，没有超越诉讼程序的阶段性质。．．．．．．第三，根据现有证据，《三方合作协议》上临夏农行的公章确有伪造可能，其中的约定管辖条款可能不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为公平保障双方当事人的程序利益，不宜以《三方合作协议》中的约定管辖条款作为确定本案管辖的依据。
摘要2：
山东省滕州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鲁0481民初5628号
摘要1：【案号】山东省滕州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鲁0481民初5628号
【裁判摘要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葛××系秒购网络公司法定代表人，其作为原告诉请任职公司变更登记，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本案有明确的被告和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所依据的主要事实是葛××系秒购网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任职数月后担心因公司经营所带来的风险，且并未实际参与公司经营，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秒购网络公司亦未向葛××发放薪资报酬，故要求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而秒购网络公司不配合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事项，侵害其合法权益。同时，根据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等与公司之间的纠纷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秒购网络公司登记在滕州市，本院依法享有管辖权。综上所述，葛××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本院依法应予受理。
摘要2：【裁判摘要２】《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该条第二款规定：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基于上述法律规定，法定代表人是以公司名义从事民事活动，其行为后果由所任职公司承受。因此，法定代表人与所任职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符合委托代理法律关系，应当定性为委托合同法律关系。在委托合同关系中，受托人有权随时解除委托合同，辞去代理。本案中，作为受托人的葛××有权解除委托合同，辞去法定代表人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三条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及与本案，葛××第一项诉讼请求系基于其已不愿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之事实，请求终止其与秒购网络公司之间法定代表人的委托关系并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葛××自2021年5月份即提出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曾与股东赵×多次协商变更法定代表人未果，且多次至滕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办理变更法定代表人业务均被告知无法办理，表明葛××主观上已无继续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意愿，亦表明秒购网络公司并无配合葛××办理变更法人登记的意愿。因秒购网络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葛××并非秒购网络公司股东，股东赵×不配合办理法人登记变更，葛××则无法通过公司自治途径寻求解决问题之道。若人民法院驳回葛××的诉讼请求，则葛××因此所承受的法律风险将持续存在，而无任何救济途径。因此葛××要求秒购网络公司在登记机关变更法定代表人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至于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由谁担任，应当由秒购网络公司决定，葛××无权干涉。因此，葛××在第一项诉讼请求中要求将法定代表人由葛××变更登记为赵×，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因秒购网络公司为一人公司，赵×为唯一股东，因此秒购网络公司在登记机关变更葛××的法定代表人登记，赵×有义务办理。
【笔记】能否依据《关于依法制裁规避执行行为的若干意见》规定的恶意规避执行追加被执行人？
摘要1：解读：不能依据《关于依法制裁规避执行行为的若干意见》规定的“恶意规避执行”为由追加被执行人。
【注释】（１）《关于依法制裁规避执行行为的若干意见》系规范性文件并非司法解释，不宜在裁判主文部分援引，文件第２０条虽然规定被执行人恶意转移财产规避执行的，执行法院可以依法变更追加被执行人，但系特定时期基于特定理念的内部要求或倡导，并未增设执行程序中直接裁定变更追加被执行人的法定情形；（２）在《变更追加规定》生效后追加被执行人应当依照该司法解释所规定的法定情形，《关于依法制裁规避执行行为的若干意见》所规定的追加被执行人情形已不再适用。
摘要2：【注解１】《关于依法制裁规避执行行为的若干意见》第20条并未增设执行程序中直接裁定变更被执行人的法定情形。——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 （2012）执复字第30号
【注解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制裁规避执行行为的若干意见》第２０条规定的恶意转移财产不属于法定追加被执行人事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制裁规避执行行为的若干意见》第14条规定，被执行人放弃债权、无偿转让财产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申请执行人造成损害的，执行法院可以告知申请执行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撤销权诉讼。本案中，被执行人转让财产，申请执行人如果认为该转让行为对其债权造成损害，申请执行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撤销权诉讼，通过诉讼明确被执行人转移财产的协议以及申诉人占有案涉财产的行为是否合法有效，进而明确能否继续执行案涉财产。执行程序上，对上述财产转让协议及占有行为无权作出裁定，依法应当通过诉讼解决。龙岩中院直接以财产无偿转让为由，在执行中追加福×公司为本案被执行人错误，应予纠正。——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4)执监字第00030—1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知民辖终22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知民辖终227号
【裁判摘要１】如果当事人成为确定管辖的连结点，其是否适格直接影响到受诉法院对案件的管辖权时，则应在管辖权异议阶段对当事人是否适格问题进行审查——在审查管辖权异议案件时首先需要确定管辖权异议案件审查的法律标准。管辖权异议案件解决的是受诉法院对案件有无管辖权的问题，并未进入案件的实体审理。因此，在管辖权异议阶段，原则上只需审理与建立案件管辖连结点相关的事实。如果与建立管辖连结点相关的事实同时涉及案件实体争议内容的，只需审查案件初步证据是否能够证成一个可争辩的管辖连结点事实即可，一般不对案件实体争议内容作出明确认定。对于当事人是否适格，应当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判断其是否属于应予审查的情形，如果当事人是否适格不影响受诉法院对案件行使管辖权，有关其适格问题可以在实体审理阶段予以审查。如果当事人成为确定管辖的连结点，其是否适格直接影响到受诉法院对案件的管辖权时，则应在管辖权异议阶段对当事人是否适格问题进行审查。审查时，一般情况下只需有初步证据证明当事人与涉案事实存在形式上的关联性，即达到可争辩的程度即可，无需对实体内容进行审查。
【裁判摘要２】管辖权异议程序原则上只解决原审法院是否具有管辖权的问题，不解决是否方便管辖的问题，多个被告在同一辖区并不是管辖权异议程序的考虑因素。如果多个法院均有管辖权，只要原审法院受理在先且有权管辖，即便相比之下较为不便，管辖权异议也不能成立。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再21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再213号
【裁判要旨】债权人虽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强制执行，但双方为解决债权债务问题签订了还款协议，属于双方达成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债权人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执行，虽然丧失了请求法院强制执行保护其合法权益的权利，但可以对方不履行还款协议为由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裁判摘要】关于涉案债权是否系自然之债。工行荆州支行作为原债权人，对债务人沙商股份公司最初享有27笔贷款相应的债权经过（2003）鄂民二初字第19号民事判决认定后，工行荆州支行虽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强制执行，但双方为解决债权债务问题于2004年5月25日签订了《协议书》，对双方债权债务的清偿、相关财产解封等事宜进行了约定，属于双方达成的新的债权债务关系。根据《执行问题的复函》精神，对申请执行人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执行，而是在判决生效后达成还款协议的，也可以对方不履行还款协议为由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中，华鑫公司作为涉案债权受让人，自然也享有工行荆州支行基于涉案《协议书》这一新事实对沙商股份公司所享有的债权请求权，二审法院认定华鑫公司继受的债权系自然债权理据不足，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终37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终372号
【裁判摘要１】原告基于合同有效提出诉讼请求法院认定合同无效不意味着应当裁定驳回其诉讼请求——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一般系因当事人起诉缺乏诉的实质构成要件、违反人民法院管辖范围或一事不再理的原则，除此之外，在当事人的起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的情况下，应当对其诉讼请求进行实体审理，根据查明认定的事实判决是否支持其诉讼请求，而不应裁定驳回起诉。就本案而言，建惠公司与时丰公司具有合同关系，林××、张××则受让了建惠公司的前述合同利益，故该三原告与本案均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具备原告的主体资格，其起诉也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起诉条件。三原告提出诉讼请求系基于合同有效，人民法院有权对合同效力进行审查和作出认定，即使人民法院认定合同无效，与当事人主张的效力不一致，也不意味着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必然失去了进一步审理的基础和意义，因为无论当事人对合同效力的认识如何，其诉讼请求在实质上很可能仍是一样的，即获得相应利益。故人民法院在认定合同效力与当事人的认识不一致时，仍可就当事人所主张的法律关系进行审理，探究其本质请求和请求权基础，根据案件事实情况作出实体判决支持或驳回其诉讼请求。此时并不会剥夺当事人起诉和抗辩权利，亦不违反法定程序。因此，一审法院对当事人该六项诉讼请求应当予以审理作出实体判决，其裁定驳回起诉是错误的。
【裁判摘要２】该项诉讼请求系要求黄××、黄×承担刑事责任，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规定的起诉条件，一审裁定驳回起诉是正确的。
【裁判摘要３】此外，因一审裁定驳回起诉，退还案件受理费291800元，故对于林××第十项诉讼请求（即要求各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无需涉及。但若本案最终对相关判项作出实体判决，则对于诉讼费承担问题亦应予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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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债权人、利害关系人能否就公证债权文书提起诉讼？
摘要1：解读：“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与事实不符；”“经公证的债权文书具有法律规定的无效、可撤销等情形。”债权人、利害关系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２４条规定，可以就公证债权文书涉及的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直接向有管辖权法院提起诉讼。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辖6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辖61号
【裁判摘要】涉互联网金额纠纷案件双方约定由非真实合同签订地法院管辖条款无效——本案系互联网借贷引发的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案涉《最高额循环贷款合同》系通过互联网方式签订，其中，案涉合同明确约定因履行合同发生争议、不能协商解决时，双方当事人同意向合同签订地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出借人千方公司、借款人黄××住所地均不在北京市海淀区，现有证据材料无法证明当事人系在北京市海淀区签订。此类互联网借贷纠纷，出借方一方主体特定、借款方一方主体不特定，存在着面广量大的情形，虽然协议选择所谓的协议签订地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管辖，系双方当事人在案涉合同中进行的明确约定，但是，在无证据材料可以证明北京市海淀区系案涉合同签订地的情况下，如就此认定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是本案的管辖法院，势必造成大量案件通过协议管辖进入约定法院，破坏正常的民事诉讼管辖秩序，故案涉协议管辖条款无效。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辖5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辖55号
【裁判摘要】一般合同纠纷区别于互联网金融纠纷，双方约定“合同签订地”与实际签订地不一致的，以约定为准确定管辖法院——本案系商品房委托代理销售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本案中，链家高策公司与宇晟公司签订的《项目销售合作协议》约定“发生争议可提请本协议签订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签订地点：成都市金牛区”等内容，上述约定系链家高策公司与宇晟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从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报请指定管辖的情况看，尽管可能存在着链家高策公司陈述的案涉合同系项目办公地重庆市签章后交与宇晟公司签章的情形，即：实际的合同签订地与约定的合同签订地不一致，但是，链家高策公司与宇晟公司作为民事主体，约定实际合同签订地之外的地点作为合同签订地，进而作为协议管辖的连接点，系自行决定如何行使诉讼权利的行为。区别于诸如互联网借贷纠纷中出借方一方主体特定、借款方一方主体不特定，产生的纠纷案件存在着面广量大的情形，本案合同主体相对固定，产生的纠纷进入法院诉讼后表现为个案或者一定数量的类案，不会破坏正常的民事诉讼管辖秩序，故四川法院关于链家高策公司与宇晟公司上述约定无效的处理意见，缺乏法律依据，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裁定移送本案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笔记】房地产开发挂靠人能否排除被挂靠人房地产开发企业债权人强制执行？
摘要1：问题：借用他人资质开发房地产（挂靠开发房地产）能否排除强制执行？
解读：房地产开发挂靠关系（房地地产开发资质借用关系）中不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的房地产挂靠人不能排除被挂靠人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债权人的强制执行。
摘要2：【注解１】（１）当事人之间借用房地产开发资质开发经营合同应属无效；（２）借用资质方以其为执行标的实际所有权人为由提出排除执行应予驳回。
【注解２】借用资质人的债权人申请查封登记在出借人名下的土地使用权或房屋，法院驳回出借人排除执行诉讼请求。——参考案例：（２０１８）甘０４民终４３６号、（２０１６）黑７５民终７０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理解与适用
摘要1：【目录】一、《指导意见》的制定背景及过程；二、制定《指导意见》的宗旨和原则（一）尊重立法精神，完善既有规范（二）推动执行不能案件依法进入破产程序，有效化解“两难”问题（三）加强执行法院与破产法院、同一法院内部立案庭、执行局与破产审判庭在执转破过程中的协调配合，减少推诿扯皮，提高司法效率。三、执转破的条件（一）执转破的适用对象要（二）执转破的意思表示要件（三）破产原因要件；四、执转破案件的管辖(一)地域管辖(二)级别管辖；五、执转破的征询、决定程序；六、决定移送的异议处理；七、决定移送对执行的影响（一）决定移送与中止执行（二）决定移送与继续保全；八、材料移送、立案与破产审查（一）材料移送（二）立案（三）破产审查；九、裁定受理后执行费用的清偿；十、裁定受理后财产的移交；（一）执行标的物的移交；（二）未分配执行价款的移交；十一、受移送法院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申请的后续处理；十二、禁止重复移送；十三、执转破的监督制约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596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5967号
【裁判摘要】银行分行有权转让所辖支行不良债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商业银行对其分支机构实行全行统一核算，统一调度资金，分级管理的财务制度。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在总行授权范围内依法开展业务，其民事责任由总行承担。本案中，浦发昆明分行与浦发曲靖支行均属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分支机构，均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其作出的相关行为均系代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发昆明分行就案涉债权向云南资产公司转让，并未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同时，浦发昆明分行作为一级分行，对其下辖的浦发曲靖支行有权进行管辖，并有权统一转让浦发曲靖支行的债权。宇恒公司主张案涉债权转让行为及登报公告行为对其不发生效力的理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