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不同法律关系的诉讼请求合并起诉如何确定级别管辖？
摘要1：解读：管辖权异议案件审查中法院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不进行实质审查，但在经过初步审查即可认定诉讼请求是基于不同的法律关系提出的情形下，不应依据该诉讼请求的标的额的总额确定管辖法院，而应当分别计算诉讼金额确定级别管辖。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辖2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辖25号
【裁判摘要】劳动关系具有人身属性，不适用协议管辖的有关规定，劳动合同约定管辖条款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可见，协议管辖的适用领域为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这里的合同纠纷包括因合同订立、履行、变更、解除、违约等所产生的纠纷，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包括因物权、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而产生的民事纠纷，因身份关系产生民事纠纷的不能协议选择管辖法院。劳动争议案件涉及的法律关系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具有人身属性，不适用协议管辖的有关规定。故本案中《劳动合同》里所约定的管辖条款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劳动争议案件由用人单位所在地或者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作为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基层人民法院，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为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对本案都具有管辖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十六条规定，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先立案的人民法院不得将案件移送给另一个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在原告韩鹏选择向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起诉的情况下，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将本案移送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辖1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辖19号
【裁判摘要】当事人协议选择与争议没有实际联系地点法院管辖约定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根据该条规定，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的范围除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以及标的物所在地的法院，也可以选择其他法院管辖，但必须是与案件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包括原告经常居住地、被告经常居住地、侵权行为地或者代表机构住所地法院。若当事人协议选择了与争议没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管辖的，因超出本条规定范围，应当认定其约定无效。具体到本案，南京市雨花台区既非当事人住所地，又非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标的物所在地、原告经常居住地、被告经常居住地，当事人亦不能证明该地点与本案争议有其他实际联系，南京市雨花台区与本案争议没有实际联系，本案当事人协议管辖约定应属无效，南京雨花台法院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
摘要2：【摘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中，虽然《借条》落款处仅有被告债务人俞××的签字，原告汪××未在落款处签字，但原告选择向南京雨花台法院起诉，视为对该管辖条款的认可，因此本案中原、被告对管辖法院的选择已达成合意。协议管辖制度的核心目的是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减少了对协议管辖的限制，扩大了当事人可选择的范围，以尽量尊重当事人意愿为原则，不轻易认定协议管辖条款因不存在实际联系地而无效。本案现有证据尚不足以充分排除南京市雨花台区与争议毫无关联，原、被告约定的协议管辖条款应属有效，南京雨花台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经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协商未果,报请本院指定管辖。．．．．．．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具体到本案，南京市雨花台区既非当事人住所地，又非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标的物所在地、原告经常居住地、被告经常居住地，当事人亦不能证明该地点与本案争议有其他实际联系，南京市雨花台区与本案争议没有实际联系，本案当事人协议管辖约定应属无效，南京雨花台法院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辖5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辖57号
【裁判摘要】为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对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协议选择管辖法院。但双方当事人选择管辖法院的范围应当符合法律规定，即属于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且不得违反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如若约定与争议毫无联系地点的人民法院或者对依法应当专属管辖的纠纷约定管辖法院，则约定管辖的协议无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机械租赁合同》中约定：“甲乙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争议，应本着诚实信用、有利于合同履行的原则进行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双方同意由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诉讼裁决。"本案被告中交一公局住所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原告住所地、工程所在地等均在内蒙古自治区卓资县。根据中交一公局在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所作的询问笔录，其表示项目履行不在北京市昌平区，唯一与北京市昌平区有关系的是中交一公局第一工程有限公司注册地在昌平。但中交一公局既未提供中交一公局第一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北京市昌平区的证明，更未提供证据证明中交一公局第一工程有限公司系本案实际施工人，与争议有实际联系。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北京市昌平区系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双方当事人关于管辖的约定无效。另外，《场地租赁合同》虽然约定由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诉讼裁决，但场地租赁纠纷应按照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确定管辖法院。综上，上述两份合同中关于管辖的约定无效。
摘要2：
上海旭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刘某合同纠纷民事裁定书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辖76号
【裁判摘要】案涉《演出服务合同》虽约定双方发生争议可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起诉，但北京市朝阳区与案涉争议并无实际联系，约定管辖条款无效，本案应按照法定管辖确定管辖法院。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辖4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辖42号
【裁判要旨】原告因被告未向其实际出借款项而诉求撤销其房产抵押权登记如何确定管辖法院？——原告向被告借款并办理了房产抵押登记，但被告并未实际出借款项，原告起诉请求撤销被告对其房产抵押权。合同履行地应当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指向的合同义务作出判断。原告之所以请求撤销抵押登记，其成诉的原因是被告未履行出借款项义务造成，故本案“争议标的”应为给付货币，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即原告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同时本案涉及不动产权利的变更，而该不动产所在地为原告所在地，从案件审理和未来执行的角度考虑，由原告所在地法院管辖更为妥当。
摘要2：
【笔记】破产案件有关债务人民事诉讼案件如何确定管辖法院？
摘要1：解读：（１）破产案件有关债务人民事诉讼案件（不包括仲裁案件）由受理破产申请法院管辖（《企业破产法》第２１条）；（２）受理破产申请法院可以由上级法院提审或者报请上级法院批准后交下级法院审理，专属管辖案件（如对有关债务人的海事纠纷、专利纠纷、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纠纷等案件不能行使管辖权的）可以由上级法院指定管辖。
【注解１】破产衍生民事案件管辖涉及：（１）不动产专属管辖和其他专属管辖与破产案件集中管辖竞合？（２）第三人撤销之诉专属管辖与破产案件集中管辖竞合？（２）申请再审案件与破产案件集中管辖竞合等？
【注解２】破产企业作为第三人案件不适用破产案件集中管辖：（１）（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第三人能否对管辖权提出异议问题的批复》（法）经复[1990]9号的相关规定，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主动参加到他人已开始的诉讼中去，应视为承认和接受了受诉法院的管辖；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地位，无权就管辖提出异议。（２）破产企业作为第三人不适用《企业破产法》第２１条关于“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只能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的规定。“有关债务人”的规定较为宽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2]23号文件中第１９条和第２０条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文件法【2007】81号文件的规定，“有关债务人”是指当破产企业作为诉讼程序中的原告或被告时，由受理破产申请的法院管辖。
【注解３】破产企业民事诉讼案件集中管辖不包括仲裁案件：（１）《企业破产法》第２１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只能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企业破产法规定二》第４７条第１款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当事人提起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案件，应当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由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管辖。”明确有关债务人案件集中管辖限于“民事诉讼”；（２）《企业破产法规定三》第８条规定债务人、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债权有异议的，“当事人之间在破产申请受理前订立有仲裁条款或仲裁协议的，应当向选定的仲裁机构申请确认债权债务关系。”进一步明确破产企业民事诉讼案件集中管辖不包括仲裁案件在内。
摘要2：【注解４】《九民会议纪要》第１１３条第２款规定：“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因重整程序终止后新发生的事实或者事件引发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不适用《企业破产法》第21条有关集中管辖的规定。除重整计划有明确约定外，上述纠纷引发的诉讼，不再由管理人代表债务人进行。”
【注解５】根据《企业破产法》第７３条之规定，重整程序终止后重整计划执行阶段：（１）不再适用《企业破产法》第２１条有关破产集中管辖规定；（２）管理人不再代表债务人参加诉讼，而是由债务人自行参加诉讼。——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１８９.重整计划执行期间的诉讼管辖及诉讼参加人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辖终5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辖终51号
【裁判摘要１】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属于约定不明应当依法确定管辖法院——《委托协议》《补充协议》对于争议解决条款，均约定为“因本协议引起的任何争议，各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各方均应向有管辖权法院提起诉讼。”该条款对管辖法院约定不明，故应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辖。
【裁判摘要２】关于睿鹏合伙企业诉中科招商公司的诉讼应否合并审理问题。睿鹏合伙企业以中科招商公司与中科发明公司系关联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单××，二公司构成人格混同为由，起诉中科招商公司应对中科发明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与依据《委托协议》《补充协议》《质押合同》起诉中科发明公司、单××、深圳前海合伙企业承担合同违约责任及担保责任，虽请求权基础不同，但诉讼标的是共同的并具有合并审理的事实基础,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应当合并审理的情形。中科招商公司关于两诉系不同法律关系，不构成共同诉讼，不能合并审理的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辖16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辖162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未在法定期限内组成清算组开始清算，应对债权人主张的债权在造成公司财产损失减少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科伦比亚公司以朱××、李××为被告提起诉讼，属于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之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关于“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四条关于“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的规定，本案侵权结果发生地即科伦比亚公司住所地，和两名被告朱××、李××住所地，均可以作为确定案件管辖法院的连接点。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作为科伦比亚公司住所地的法院，在先行受理本案的情况下，将本案移送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审理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本案由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理。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5)民二终字第160号（１）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5)民二终字第160号
【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6年第6期(总116期)】
【裁判摘要】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虽然不具有法人资格，但如果该分支机构系依法设立并领有工商营业执照，具有一定的运营资金和在核准的经营范围内开展交易业务的行为能力，属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
摘要2：【解读】公司法人（共同被告）主张其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从而不应作为本案被告并确定管辖法院的意见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辖6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辖60号
【裁判摘要】约定地级法院解决因案件标的额属基层法院管辖且地级市有多个基层法院而无法确定具有管辖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条规定，“根据管辖协议，起诉时能够确定管辖法院的，从其约定；不能确定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具体到本案，《期货交易合作协议》约定，如协商未果双方同意在长沙市当地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本案的诉讼标的额符合基层人民法院级别管辖标准，但长沙市有多个基层人民法院，无法根据前述管辖协议确定具体的管辖法院，本案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
摘要2：【注解】合同约定由一方所在地级市法院管辖但该市有多个基层法院视为约定不明。
【笔记】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破产债权人能否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是否适用破产法院集中管辖？如何确定第三人撤销之诉起诉期限起算点？
摘要1：解读：（１）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债权人仍然有权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第三人撤销之诉不适用破产集中管辖，应当向生效裁判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而非向受理破产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２）进入破产程序后，第三人撤销之诉６个月起诉期间起算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为第三人签收破产管理人制作的有关债权人申报材料之日。
摘要2：【注解１】第三人撤销之诉专属管辖和破产债务人民事案件专属管辖发生冲突时应适用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管辖规定——（１）破产债务人提起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应当根据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专属关系型规定，向作出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２）而不应当根据涉破产债务人的民事案件专属管辖规定向受理破产申请的法院提起诉讼。
【注解２】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之规定，第三人撤销之诉由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法院专属管辖，该规定是对第三人撤销之诉管辖法院的特别规定，故本案不能适用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一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四十七条由受理破产申请的法院管辖的规定。
【注解３】《企业破产法》第２１条“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仅限于以实体权利义务纠纷为内容的民事诉讼，第三人撤销之诉属于程序性形成之诉并非有关债务人实体性权利的诉讼，构成破产衍生诉讼集中管辖的例外。
【笔记】“守约方所在地法院管辖”管辖协议是否有效？
摘要1：解读：“守约方所在地法院管辖”，要判断何方当事人守约，需要经过实体审理，在确定管辖的阶段无法判明，这类约定不明确的管辖协议无法执行，应当认定为无效。
摘要2：【注解１】由守约方所在地管辖法院管辖协议无效——约定“守约方所在地法院管辖”的管辖协议无效。
【注解２】“向违约方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属于协议管辖约定不明，应当根据法定确定管辖法院。——参考案例：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辖6号《天津市中铁物京钢材有限公司与天津冶金轧一物流有限公司仓储合同纠纷民事裁定书》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京民辖40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京民辖40号
【裁判摘要】门窗工程属于装饰装修工程，门窗安装工程系在建筑物上进行施工添加附属物并成为不动产的一部分，应属于建设工程的范围，适用不动产专属管辖规定——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建设工程，是指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工程及装修工程。参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建设部）发布的《GB50210-2018-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住宅装饰装修工程施工规范》等，门窗工程属于装饰装修工程。本案中，虽然原告按照承揽合同纠纷提起诉讼，但按照原告的主张，其承担的是海淀卫校抗震加固节能改造门窗安装工程，门窗安装工程系在建筑物上进行施工添加附属物并成为不动产的一部分，应属于建设工程的范围。原告提起本案之诉，请求支付其完成门窗安装的施工费，其与二被告之间的纠纷属于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政策性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一项规定：“下列案件，由本条规定的人民法院专属管辖：（一）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据此，本案应适用不动产专属管辖之规定确定管辖法院。
摘要2：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晋立商终字第38号
摘要1：【案号】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晋立商终字第38号
【裁判摘要】锅炉安置工程适用专属管辖规定——本案系因双方当事人在履行《蒸汽锅炉及附属系统安装工程合同》过程中产生的纠纷，对该合同性质的认定是确定管辖法院的前提。案涉合同系为蒸汽锅炉及附属系统安装工程建设施工事项而订立，合同对建设工期、工程造价及付款结算方式、施工图纸的交付、竣工验收等均作出了明确约定，其内容均属施工合同内容，因此本案应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审法院依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专属管辖的相关规定，裁定本案管辖权在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上诉人中国航空规划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主张本案为承揽合同，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管辖移送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闽民终字第518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闽民终字第518号
【裁判摘要】根据原审原告福州宏键公司的诉讼请求、所述的事实理由及起诉提供的《购销合同》等证据材料，其系作为出卖人诉请买受人厦门国贸公司支付拖欠的货款并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而提起诉讼，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讼争《购销合同》第六条第2项约定，“本案合同若有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协商不成，由原告方所在地法院管辖。”上述约定对管辖法院的选择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对协议管辖可选择法院范围的规定，应属有效。原审原告福州宏键公司住所地在福州市辖区，本案的诉讼标的额为16508028.9元，根据《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规定，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虽然厦门国贸公司在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本案前，已就同一份《购销合同》产生的纠纷向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根据级别管辖的规定及本院（2013）闽民提字第50号生效民事裁定，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不享有管辖权。因此，厦门国贸公司向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的起诉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第2条规定的“向有管辖权的不同法院起诉”的情形，故不以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受理该案的时间作为判断该案和本案何为“立案在先”的依据。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根据级别管辖的规定将该案移送有管辖权的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及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2月10日以（2014）厦民初字第217号立案受理，均在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本案之后，故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立案在先。综上，本案与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2014）厦民初字第217号案件是当事人基于同一法律事实而发生纠纷，分别以不同的诉讼请求向不同法院起诉的案件，应当合并审理。本案的立案时间先于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立案时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第2条“当事人基于同一法律关系或者同一法律事实而发生纠纷，以不同诉讼请求分别向有管辖权的不同法院起诉的，后立案的法院在得知有关法院先立案的情况后，应当在七日内裁定将案件移送先立案的法院合并审理。”的规定，本案应由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摘要2：【注解】（１）厦门国贸公司诉请解除合同；（２）福州宏键公司作为出卖人诉请买受人厦门国贸公司支付拖欠的货款并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３）本案裁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第２条规定：”当事人基于同一法律关系或者同一法律事实而发生纠纷，以不同诉讼请求分别向有管辖权的不同法院起诉的，后立案的法院在得知有关法院先立案的情况后，应当在七日内裁定将案件移送先立案的法院合并审理。”已经废止，本案按照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规定不再属于移送合并管辖之情形，而应当分别审理。
构成反诉的后诉应移送先诉法院 | 法官说
摘要1：【裁判要旨】同一合同法律关系下，当事人依据协议管辖约定分别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提出相反的诉讼请求，后诉案件只要符合反诉成立条件应予以允许，人民法院不应以后诉案件的诉讼请求否定先诉案件的诉讼请求为由，认定另行起诉的后诉案件为重复起诉而驳回。因另行起诉的后诉案件构成对先诉案件的反诉，应依据移送管辖规定，将构成反诉的后诉案件移送至先诉案件管辖法院，与作为本诉的先诉案件合并审理。
摘要2：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沪01民辖终99号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沪01民辖终99号
【裁判摘要】合并审理时如不同的诉讼标的之间既有约定管辖又有法定管辖则约定管辖中的管辖利益应更具优先性——首先，本案为保理合同纠纷，虽债权转让是业务的核心内容，但保理合同的内容不仅仅是简单的债权转让。作为金融创新的一种方式，其功能主要体现为贸易融资。故应认为债权转让之内容是在整个保理合同框架下运作的。同时本案中张某、陈某也是属于保理合同的担保人而非债权转让合同的担保人，故原审法院只以债权转让合同确定本案管辖不妥。其次，在案件存在并列的客观合并时，当基于案件审理的需要、纠纷一次解决之要求、程序利益保障等因素不宜分开审理的，如不同的诉讼标的之间即有约定管辖又有法定管辖的，约定管辖中的管辖利益应更具优先性。故在本案保理合同存在约定管辖的情况下，应以上述约定确定本案管辖更为妥当。
摘要2：【案号】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浦民六(商)初字第13327号
【摘要】原告起诉至本院的依据是《国内保理合同》第12.2条的管辖约定，但本院注意到，该合同仅有原告和被告朗特公司的盖章，故该管辖约定对被告红湖公司不能产生效力，因此，本案管辖应依据原告起诉的诉由和诉因予以确定管辖依据。本案案由为保理合同纠纷，但从原告起诉的诉因看，原告作为保理商同时向被告红湖公司、朗特公司主张权利，其权利基础并不相同。原告主张被告红湖公司支付应收账款本金，其权利基础系基于原告自被告朗特公司处受让了被告朗特公司在基础合同《订单合同》下对被告红湖公司享有的债权，即通过债权转让而取得；原告主张被告朗特公司对被告红湖公司未清偿的本金承担清偿责任，其权利基础则系基于原告与被告朗特公司双方签订的《国内保理合同》，即通过保理业务而取得。就两种权利基础的关系而言，债权转让是保理业务开展的基础，保理合同以基础合同的债权转让为前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债权转让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因此，取得被告朗特公司在基础合同中的债权人地位的原告，应当受基础合同《订单合同》的约束，故本案的管辖依据应当按照基础合同《订单合同》予以确定。
【注解】保理商依据保理合同、基础合同及保证合同起诉债权嗯、债务人和担保人，虽然债务人不是保理合同的签订主体，但是应收账款转让发生在保理业务框架内，依据保理合同协议管辖或者法定管辖确定管辖法院。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京民辖终29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京民辖终29号
【裁判摘要】有追索权的保理合同纠纷中保理合同、基础合同和担保合同应当合并审理，并按照保理合同约定协议管辖条款确定管辖法院——保理合同是指保理商与应收账款债权人之间签订的，以债权人转让其应收账款为前提，集应收账款催收、管理、坏账担保及融资于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合同。按照有无追索权，保理合同可分为有追索权保理合同和无追索权保理合同。其中，有追索权保理合同是指在应收账款到期无法从基础合同债务人处收回时，保理商可以向保理合同债务人（基础合同债权人）反转让应收账款、要求保理合同债务人回购应收账款或归还融资的保理合同。在有追索权保理合同纠纷中，因保理商对保理合同债务人享有追索权，故其可选择一并起诉保理合同债务人及基础合同债务人。本案中，中汇信通公司（甲方）与山东恒丰公司（乙方）签订《保理合同》（有追索权）第十三条约定：“在甲方受让的应收账款因任何原因不能收回时，甲方有权向乙方进行追索，乙方应无条件向甲方支付保理融资款、保理费、账户管理费等全部应付款项。”第十四条第一款约定：“甲方在本合同项下任何权利未充分受偿时，可向乙方的采购商及担保人分别行使追偿权。”因此，本案为有追索权保理合同纠纷，保理商中汇信通公司可以保理合同债务人山东恒丰公司、基础合同债务人兖州煤业公司及保理合同保证人柴×、狄××为共同被告，一并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有追索权保理合同协议管辖条款确定管辖——本案中，涉案《保理合同》（有追索权）第二十四条约定：“凡因本合同履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相关的一切争议纠纷，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同意由合同签订地（北京市朝阳区）有管辖权人民法院管辖。”上述协议管辖条款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民事诉讼法相关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本案应据此确定管辖法院。因本案合同签订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故本案属于一审法院地域管辖范围。
摘要2：【摘要】关于兖州煤业公司主张诉争《煤炭买卖合同》《应收账款通知书》回执的公章真实性问题，因本案是依据《保理合同》确定案件管辖权，故兖州煤业公司上述关于公章真实性的主张不影响本案管辖权的认定，不构成一审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的有效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兖州煤业公司可待本案进入实体程序处理后提出，由人民法院予以审查。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辖终3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辖终38号
【裁判摘要１】有追索权保理合同应当合并审理——建行钢城支行依据《有追索权国内保理合同》中约定的追索权，起诉宏鑫实业公司；依据其受让自宏鑫实业公司的《采购合同》中的应收账款债权，起诉普天信息公司。建行钢城支行基于不同的原因分别向两个债务人主张不同的债权请求权，但最终给付目的只有一个，追索权之诉与应收账款债权之诉的诉讼标的是共同的，由于一方当事人为二人以上，发生诉的主体合并，属于必要共同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法院应当合并审理。
【裁判摘要２】三份合同（备注：一份保理合同、两份基础合同）中的协议管辖条款或仲裁条款均对建行钢城支行有效。但由于本案属于法院应当合并审理的必要共同诉讼，三份合同中的协议管辖条款和仲裁条款内容相互矛盾冲突，分别指向不同的主管机关或管辖法院，《有追索权国内保理合同》与两份《采购合同》之间也不存在主从关系，无法根据协议管辖条款或仲裁条款确定案件的主管与管辖。因此，本案不予适用三份合同中的协议管辖条款和仲裁条款。本案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关于合同纠纷的一般管辖原则确定管辖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由于本案存在多个被告，一审被告普天信息公司和宏鑫实业公司住所地法院均有管辖权。建行武汉钢城支行向被告之一宏鑫实业公司住所地法院起诉，不违反地域管辖的规定。宏鑫实业公司住所地在湖北省武汉市，案件诉讼标的额超过2亿，按照本案一审立案时适用的级别管辖规定，案件达到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级别管辖标准，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案件具有管辖权。
摘要2：
【笔记】保理纠纷涉及保理合同和基础合同多重法律关系能否按保理合同约定确定管辖法院？
摘要1：解读：保理商和债权人、债务人之间的保理合同关系、基础交易关系以及债权转为关系构成完整的保理融资交易业务，形成一种新型融资法律关系，应根据保理合同约定确定案件管辖。
摘要2：【注解】凡是基础合同约定协议管辖条款的，均应按照《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３３条规定按照基础合同的协议管辖条款确定管辖——保理商为收回保理融资款依据保理合同、基础浩特起诉债权人、债务人以及担保人应当依据基础合同的协议管辖条款确定案件管辖。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京民辖终17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京民辖终17号
【裁判摘要】协议管辖指向管辖明确但不符合级别管辖规定，如果能够确定唯一的级别管辖法院的，该约定管辖条款应视为有效——本案系合同纠纷，中信保理公司与国创兴业公司在2012年4月27日签订的《保理合同》第二十一条中约定，“凡因本合同履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相关的一切争议纠纷，双方应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双方同意由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管辖，通过司法手段解决。”，该合同中还载明“本合同于2012年4月27日在北京市东城区签订”。该约定中双方当事人对地域管辖的选择明确具体，指向北京市东城区。本案涉及当事人的约定管辖条款中地域管辖选择合法有效，但级别管辖不符合当地级别管辖标准的，该管辖条款是否有效的问题。本院认为，从尊重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出发，同时考虑到在纠纷发生前当事人双方均无法预见今后争议的标的额，要求当事人在纠纷发生前约定级别管辖法院有违常理且在实践中比较困难。因此，如果按照当事人双方对地域管辖的约定，结合案件性质、诉讼标的额等，能够确定唯一的级别管辖法院的，该约定管辖条款应视为有效。本案诉讼标的额超过1亿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结合北京市各中级法院第一审民商事案件地域管辖的分工等，能够确定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为唯一的级别管辖法院，因此，一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摘要2：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京民辖终196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京民辖终196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保理合同》第七章第三十二条约定，甲乙双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所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向本合同签署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当事人均不在北京市且诉讼标的额超过5000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5]7号）规定的跨地管辖标准的精神，按照当事人住所地均在受理法院所处省级行政辖区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执行，即北京所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5000万元以上、3亿元以下的一审民商事案件。因此，本案涉及当事人的约定管辖条款中地域管辖选择合法有效，但级别管辖超出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级别管辖标准，因诉争合同约定的合同签订地为北京市朝阳区，属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区域，本案在起诉时能够确定一审法院为唯一的管辖法院，故一审法院对于本案具有管辖权。
摘要2：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琼民辖终3号
摘要1：【案号】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琼民辖终3号
【裁判摘要】债务人不是保理合同签订主体，保理合同的协议管辖条款对其无法律效力，应当依据基础合同确定案件管辖——中边公司依据其与汇金公司签订的《有追索权保理合同》（编号：xxx-CBL001）将其基于《产品购销合同》对中丝海南公司享有的应收账款转让给汇金公司，并将该应收账款转让事宜以书面方式通知中丝海南公司。汇金公司基于其受让中边公司对中丝海南公司享有的债权提起本案诉讼，向中丝海南公司主张权利，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是中边公司与中丝海南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中边公司将涉案应收账款转让给汇金公司后，中边公司基于持有该应收账款所享有的债权及其附属的一切权利均转让给汇金公司，当然也包括《产品购销合同》中的协议管辖条款在内。中边公司与中丝海南公司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中明确约定合同签订地点在海南省海口市，争议管辖法院为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该约定管辖条款是协议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条款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的规定，双方的约定管辖合法有效，原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摘要2：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京民辖终509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京民辖终509号
【裁判摘要】保理商依据保理合同对基础合同的债务人提起诉讼，但诉讼请求所依据的基础法律关系是买卖合同关系而不是保理合同关系，应当依据基础合同之买卖合同的协议管辖条款确定案件管辖法院——谨诚保理公司基于该公司与京东方公司之间保理合同而对京东方公司与乐视移动智能公司之间签订的《采购框架协议》享有相应的债权。现谨诚保理公司依据《采购框架协议》等合同向乐视移动智能公司、乐视控股公司、贾跃亭提起诉讼。故在本案确定管辖权时应当查明双方是否约定了相应的管辖条款。经查在《采购框架协议》中就管辖问题明确约定为：“如果争议未能因此解决，任何一方可以将争议提交乐视移动智能公司所在地法院解决”。因合同中管辖款明确约定由乐视移动智能公司住所地法院管辖，故乐视移动智能公司住所地的人民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
摘要2：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京02民辖终608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京02民辖终608号
【裁判摘要】中广投公司以其受让融资租赁合同债权为由，依据吉运公司与魏县妇幼保健院所签涉案《融资租赁合同》，远程视界科技集团向吉运公司提供的涉案《不可撤销担保书》，吉运公司与加油宝公司（原名“江泰金融公司”）所签《债权转让合作协议书》，吉运公司向加油宝公司提交的包含承诺提供担保的涉案《应收账款转让申请书》，刘××向加油宝公司提供的《个人无限连带担保责任书》，及加油宝公司与中广投公司所签《债权转让协议书》等证据材料，以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为由向魏县妇幼保健院、远程视界科技集团、吉运公司、刘××等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魏县妇幼保健院向中广投公司支付租金，远程视界科技集团、吉运公司、刘××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等，属于债权受让人依据《债权转让协议书》等就涉案《融资租赁合同》、《不可撤销担保书》的履行提起的诉讼，应依据融资租赁合同法律关系确定案件管辖法院。本案中，吉运公司为涉案《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的甲方（出租人），魏县妇幼保健院系约定的乙方（承租人），吉运公司及魏县妇幼保健院所在地均属于与本案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故涉案《融资租赁合同》第十九条第2项关于“有关本合同的一切争议，合同各方应首先根据本合同规定的内容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能解决的，各方同意由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的约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关于“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的规定，具有法律效力。
摘要2：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粤民辖终833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粤民辖终833号
【裁判摘要１】保理商依据保理合同、保证合同共同起诉债权人、保证人应根据主合同保理合同管辖条款确定案件管辖——联塑公司是依据主合同《保理合作协议》及从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等，一并起诉主债务人泰如公司和保证人华信集团。其中，主合同《保理合作协议》约定有内容明确的协议管辖条款，即由联塑公司所在地的人民法院通过诉讼方式解决，该协议管辖条款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关于“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的规定，应确认为有效。……原审法院作为本案原告联塑公司住所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关于华信集团的第（二）点上诉理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一款关于“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第二款关于“主合同和担保合同选择管辖的法院不一致的，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的规定，本案应根据主合同《保理合作协议》约定的协议管辖条款确定管辖法院。
【裁判摘要２】关于华信集团的第（一）点上诉理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的规定，格式条款如具有该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才能认定无效。而华信集团就本案提出管辖权异议时，并不能提交证据证明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协议管辖条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可认定无效的格式条款情形之一。而且，即便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是联塑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但华信集团作为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约定内容负有审慎审查义务，其因未尽合理审慎审查义务所导致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其自行承担；且华信集团亦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涉案协议管辖条款不是合同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
摘要2：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粤民辖终541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粤民辖终541号
【裁判摘要】保理商单独起诉保证人，按保证合同约定确定案件管辖，无约定管辖时按照法定管辖——国投公司依据与亿阳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亿阳公司向国投公司支付溢价回购款、违约金及逾期利息等共计约7005万元，故本案系保证合同纠纷案件。双方在《保证合同》中确认亿阳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可以将债务人或者保证人作为被告提起诉讼，也可以将债务人和保证人作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因此，国投公司单独起诉保证人亿阳公司，符合法律规定。《保证合同》第一条约定该《保证合同》的主合同为《国投保理业务合同》。第十三条约定凡因履行本合同而产生的一切争议、纠纷，双方可先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同意采用与主合同之约定相同的争议解决方式。《国投保理业务合同》第四十六条约定，若甲、乙双方在本合同的执行过程中发生纠纷，应本着友好协商的原则解决。若协商不成，均可向乙方（即国投公司）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上述约定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应确认有效。国投公司的住所地在深圳市，故原审法院作为合同约定的管辖法院依法对本案拥有管辖权。
摘要2：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京03民辖终16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京03民辖终16号
【裁判摘要】保理商向借款人主张还款如按照合同履行地确定案件管辖，可以按照保理商为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确定管辖法院——中宏公司系依据蒙××为其出具的《借据》提起的本案诉讼，并请求判令蒙××偿还借款7万元等，故本案属于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即时结清的合同，交易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本案中，中宏公司系接收货币一方，根据中宏公司提供的证据，可以认定中宏公司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故北京市朝阳区为本案合同履行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摘要2：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9津民辖终25号
摘要1：【案号】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9津民辖终25号
【裁判摘要】管辖权异议阶段确定双方纠纷的性质应主要根据起诉人的起诉请求、相应的事实理由及基本证据来确定。被上诉人即本案原告瀚溏公司主要提交了打款凭证，并主张所打款项为借款，已经完成初步的举证责任，且上诉人中奥公司现提交的证据亦不能充分证明涉案款项的性质，因此原审法院认定本案纠纷为借款合同纠纷，并依此确定本案管辖法院是正确的。因被上诉人瀚溏公司作为原告没有选择向被告住所地法院提起诉讼，而是选择向合同履行法院起诉，故本案应依据合同履行地确定管辖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由于本案当事人没有约定合同履行地，且本案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因此，原审法院根据本案的诉讼请求，认定被上诉人瀚溏公司为接收货币一方，其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符合法律规定。被上诉人瀚溏公司所在地位于天津自贸实验区(空港经济区)空港国际物流区，且本案标的额达到我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的标准，故原审法院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为合同履行地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