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闽民终字第299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夫妻对共有财产有平等处理权，但该夫妻内部法律关系仍应受制于股权转让外部法律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并未赋予股东配偶在股东转让股权时的同意权与优先购买权。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的规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本案股权系郑××以个人名义受让，并将股份登记在郑××个人名下。在此情况下，陈××有理由相信郑××有权对诉争股权进行处分，上诉人陈××的诉请于法无据。综上所述，本院认为，陈××以郑××对案涉股权没有处分权为由，诉请确认本案诉争《股份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书》无效，该主张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7）最高法民申1525号
【裁判摘要】从上述协议的内容及履行情况看，其一，双方转让的标的为肖××所占有的“宁国市胡乐桥下砂场”100%股权及砂场全部设备，并未涉及采砂权主体的转让，采砂权主体仍为“宁国市胡乐桥下砂场”。之后，2010年12月1日，宁国市水务局颁发的《安徽省河道采砂许可证》（宁水砂证字[2011]第7号）载明采砂主体为“宁国市胡乐桥下砂场”。2011年5月30日，宁国市国土资源局为肖盛旺颁发的《采矿许可证》载明的采矿权人为“宁国市胡乐大桥砂场”，经济性质为私营企业，有效期限三年，自2011年5月30日至2014年5月30日。吴××等人对此并未提出异议。其二，．．．．．．由此可见，双方所谓“股权转让”实际是砂场投资经营份额的转让，该协议的签订和履行并不导致大桥砂场的采矿权主体发生变更或变相变更，亦不产生变相转让采矿权的后果。故二审法院认定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各股东股份比例及出资状况协议书》实为双方合作投资或投资权益转让协议，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述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吴××、康×主张案涉协议实为采矿权的转让，应为无效，二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虽然肖××于2011年10月18日办理了与大桥砂场实际组织形式不符的个体工商户登记，但该行为并不影响《股权转让协议》《各股东股份比例及出资状况协议书》的效力以及双方当事人合伙投资经营大桥砂场的意思表示的真实性，因此，二审据此认定大桥砂场名为肖××个人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实为肖××、吴××、康×、周×依据《股权转让协议书》《各股东股份比例及出资状况协议书》共同出资经营的个人合伙或合伙企业，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赣民一终字第25号
【裁判摘要】关于本案所涉法律关系定性以及各方订立的《金宏煤矿股份转让协议书》的效力问题。金宏煤矿工商登记为个人独资企业，但从本案一审查明的事实来看，金宏煤矿实际由曹某、陈某、梁某、胡××合伙经营，本案系因上述合伙人将金宏煤矿全部股权转让给中赢公司，双方当事人在履行股权转让协议过程中引起的纠纷。曹某、陈某、梁某、胡××与中赢公司于2011年2月24日签订的《金宏煤矿股份转让协议书》并不符合公司法意义上的股权转让。因此，一审将案由界定为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纠纷，符合本案实际情况以及相关法律规定，并无不妥。金宏煤矿的原合伙人曹某、陈某、梁某、胡××作为转让方，中赢公司作为受让方就金宏煤矿股份转让的相关事宜经协商一致订立《金宏煤矿股份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书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合法有效。根据《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242号）第三条第二款“除按照下列规定可以转让外，探矿权、采矿权不得转让：已经取得采矿权的矿山企业，因企业合并、分立，与他人合资、合作经营，或者因企业资产出售以及有其他变更企业资产产权的情形，需要变更采矿权主体的，经依法批准，可以将采矿权转让他人采矿”之规定，取得采矿权的矿山企业由于各种原因变更企业资产产权，只有当需要变更采矿权主体时，才须经依法批准，但本案中金宏煤矿只涉及合伙企业份额转让，采矿权主体仍是金宏煤矿无需进行变更。按《金宏煤矿股份转让协议书》之约定，金宏煤矿股份转让的履行，并非属于依照《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必须经相关主管部门依法批准并履行法定转让程序的情形，故《金宏煤矿股份转让协议书》应当认定合法有效，对于转让方、受让方均具有约束力。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一终字第159号
【裁判摘要】在矿山合伙企业投资人转让其全部财产份额、采矿权主体发生变更的情况下，未经批准不发生法律效力——关于合同性质的认定，原则上应根据合同的名称予以判断，但如果合同名称与该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不一致的，则应以该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确定。除此之外，尚需考察签约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中，2011年1月10日，柳××、马××作为转让方与肥矿光大公司作为受让方签订的《协议》，名称规范、明确，如该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与名称一致，则该协议即应定性为股权转让协议。经审查，尽管该协议约定转让的是股权，但由于大宏山煤矿属于合伙企业，并没有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投资人的柳××、马××转让的只能是大宏山煤矿的合伙财产份额，且属于全部转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的规定，合伙人有权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一般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并没有行政审批的要求，但案涉合伙企业属于矿山企业，而矿山合伙企业全部财产份额的转让将导致原投资合伙人全部退出该企业，原登记在“威宁县大宏山煤矿（柳××）”名下的采矿许可证亦需要进行相应变更，而采矿权的变更必须经由地质矿产主管部门的行政审批。因此，在矿山合伙企业投资人转让其全部财产份额、采矿权主体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应按照采矿权转让的规定对案涉《协议》的效力进行审查。就此而言，一审判决将本案双方的交易定性为采矿权转让、双方之间的协议定性为采矿权转让合同并无不当。柳××、马××主张本案属于企业并购协议纠纷，采矿权变更只是企业并购协议履行项下的一个组成部分即附随义务的主张与上述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案涉《协议》的效力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二项关于“已取得采矿权的矿山企业，因企业合并、分立，与他人合资、合作经营，或者因企业资产出售以及有其他变更企业资产产权的情形而需要变更采矿权主体的，经依法批准可以将采矿权转让他人采矿”的规定，案涉采矿权的转让应报请地质矿产主管部门批准，未经批准不发生法律效力。鉴于本案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采矿权转让并未办理审批手续，一审判决根据《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九条之规定，将案涉协议认定为未生效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最高法民终50号
【裁判摘要】母公司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子公司可以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三普公司依法可以作为原诉生效判决案件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理由如下：首先，虽然案涉《股权收购协议》的合同当事人为远东智慧公司和西藏荣恩公司，但双方交易标的为远东智慧公司持有的三普公司100%股权，三普公司系股权转让交易的标的公司，该次交易必然对三普公司的经营和管理产生影响，案涉股权转让纠纷的审理结果和三普公司存在利害关系。三普公司依法可以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其次，从案涉《股权收购协议》约定内容来看，第4.1条约定的5000万元债务系三普公司新老股东对三普公司与远东智慧公司以及其关联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核算后确定的数额，约定由受让股东西藏荣恩公司支付，该约定构成西藏荣恩公司对三普公司的债务加入。同时，该协议也约定，该5000万元由西藏荣恩公司借款给三普公司，由三普公司向远东智慧公司支付。按照协议约定的履行方式，远东智慧公司有权要求西藏荣恩公司和三普公司按照此方式履行，因此，该履行方式实际给三普公司设定了义务。原诉股权转让纠纷，远东智慧公司是否起诉请求或法院是否判决各方按照协议约定的方式履行该5000万元债务，和三普公司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三普公司依法可以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远东智慧公司与西藏荣恩公司的股权转让诉讼。远东智慧公司称案涉《股权收购协议》与三普公司无关、不涉及三普公司权益、三普公司不是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理由，依据不足，依法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354号
【裁判摘要１】在原一审时虽参加了部分庭审但未对案件进行实质审理亦未参与案件的评议等程序，不属于发回重审应当回避的人员——果满堂公司、曹×上诉认为本案系发回重审案件，本案一审审判长曾在发回前的原一审中担任审判长，按照相关规定其应回避而未回避，属程序违法，并提交(2018)新民初6号案一审开庭笔录作为新证据予以证明。经查明，原一审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曾于2018年10月17日开庭审理本案，但该次庭审进行到陈述诉辩意见阶段，即因一方当事人提起反诉而休庭。之后第二次开庭时，法庭即告知各方当事人审判长已经变更，各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本案发回重审后审理阶段，一审法院重新组成合议庭，其审判长曾在2018年10月17日开庭时担任合议庭审判长。在发回重审后的一审开庭时，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回避申请。本院认为，本案一审合议庭审判长在原一审时虽参加了首次开庭，但该次庭审未对案件进行实质审理，其亦未参与案件的评议等程序，原一审第二次开庭变更审判成员后，合议庭又重新开庭并对案件进行评议，故本案一审合议庭审判长不属于相关法律规定应当回避的人员。
摘要2：【裁判摘要２】股东名义与他人签订的公司资产转让合同，公司虽非合同主体，但结合合同的签订、履行（公司接受他人支付的款项）、股东会授权、尤其是公司反诉要求他人继续履行合同，可以认定公司亦为产权转让合同的主体——首先，关于果满堂公司资产的处置问题。《公司产权转让合同书》签订时，曹××为果满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8年10月23日的《股东会决议》表明，果满堂公司认可曹××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的以该公司名义从事的所有行为都是职务行为，但是对于曹××以其个人名义签订的案涉《公司产权转让合同书》，果满堂公司不仅接受了赵××履行该协议所支付的款项，还依据该协议提出了继续履行的反诉请求，并且该《股东会决议》与《公司产权转让合同书》在内容上具有明显的对应关系。同时，曹×作为果满堂公司大股东所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亦授权曹××全权处置该公司的资产。综合考虑合同书的签订及履行、《股东会决议》《授权委托书》的约定，以及当事人事后寻求救济所提请求等情况，一审法院认定就资产出让事宜果满堂公司系《公司产权转让合同书》的合同当事人并无不当。该部分约定不存在合同无效的事由，一审认定其合法有效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关于曹×所持果满堂公司股权转让的问题。《公司产权转让合同书》签订后，曹×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曹××全权处置果满堂公司资产等事宜，包括股权转让等。该《授权委托书》足以证实曹×对曹××处分果该部分满堂公司股权的行为进行了追认。故一审判决认定《公司产权转让合同书》中曹×持有股权转让部分的约定合法有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再次，就赵××所持股权及其他资产转让的问题。曹××虽无处分该部分股权和资产的权利，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有关“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公司产权转让合同书》中的该部分股权和资产转让的约定并无因此而无效。综上，案涉《公司产权转让合同书》所涉股权及资产转让的约定，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一审判决确认该协议有效，事实依据充分，并无不妥。果满堂公司、曹×认为《公司产权转让合同书》无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京民申4051号
【裁判摘要】企业年度报告显示出资信息为空白可以作为对股东未出资产生“合理怀疑”的证据——菜苗公司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其中仅有2014年年度报告、2015年年度报告，2014年度报告显示股东及出资信息一栏中，上海中海投公司以及张××实缴出资额一栏均为空白，公示日期为2015年3月23日；2015年度报告中显示，股东及出资信息一栏中，旋××、魏××实缴出资额一栏为空白。二审法院认为张××作为菜苗公司发起人，在公司设立时未履行出资义务，判决追加张××为被执行人，在其未出资的9000万元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处理并无不当。
摘要2：魏某某与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等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上诉案
【案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京01民终5432号
【摘要１】股权转让时公司章程修正案显示顺延出资时间足以表明原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且菜苗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该公司章程显示股东上海中海投公司、张××出资时间为2014年10月，后魏××受让上海中海投公司在菜苗公司的股权，菜苗公司章程修正案显示，股东魏××出资额11000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时间为2015年12月，若菜苗公司发起人股东上海中海投公司、张××在设立菜苗公司时已经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则魏××受让股权后，不应再顺延出资时间，因此，菜苗公司章程修正案对出资时间的修改，足以表明上海中海投公司、张××在出资期限届满前未履行出资义务。故魏××关于上海中海投公司、张××于2014年10月已足额缴纳菜苗公司注册资本的上诉理由，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摘要２】依据企业信息公示相关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及时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股东出资额、出资时间和方式等信息，百度在线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菜苗公司2014年度、2015年度年度报告中均未公示股东实缴出资额，菜苗公司亦未公示2016年度、2017年度年度报告，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百度在线公司可以根据报告显示内容合理怀疑菜苗公司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并无不当，亦未降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条“合理怀疑”的标准，故魏××关于一审法院将此标准近乎降为无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1795号
【裁判摘要】《规定（三）》第十九条的字面意思只规定了原股东虚假出资转让股权后，受让股东明知或应知的，对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对于原股东抽逃的责任是否也由受让股东承担没有明确。从《规定（三）》规定的前后体例看，涉及虚假出资和抽逃出资的相关规定，并未全部作为同一条文规定，也没有基于互相包含的关系而只列举一种情形规定，因此，严格按照文义理解更符合该规定的精神。抽逃出资和虚假出资从后果看，都是导致公司不拥有该部分注册资本，但从内涵上讲是有区别的。虚假出资是公司成立之前的股东单方行为，因公司尚未成立，故公司不能够表达否定意志，责任在于股东，新股东受让后原则上要对公司承担原股东的义务，此时可谓公司没有过错。抽逃出资行为是发生在公司设立之后，任何股东抽逃出资都必须经公司履行相关手续，从形式上看公司作出的是“同意”的意思表示，此时推定公司具有过错，股权转让后，公司不能够在同意原股东抽逃行为的前提下，又向新股东主张责任，否则，有悖诚实信用。因此，二审法院对《规定（三）》第十九条的解释不包括股东抽逃出资的情形，聊城美景公司不应承担连带责任的结论正确。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公司法解释三》对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与抽逃出资作出了不同规定，两者应区别开来，不能混淆适用；（２）《公司法解释三》第１８条规定的是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的法律责任，并未规定抽逃出资后转让股权的法律责任，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１８条规定要求抽逃出资后的受让人承担责任于法无据。
【解读】另外裁判观点认为受让股东应当对抽逃出资的出让股东出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106号《洪某某等与江西萍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768号《赖某、张某某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2986号《唐某某、江西萍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摘要2：【注解1】未履行出资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与抽逃出资存在区别——（１）《公司法解释三》第13条规定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之情形，第14条规定股东抽逃出资之情形，第18条规定受让股东承担连带责任情形仅限于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之情形而不包括股东抽逃出资情形；（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规定未缴纳或者未足额缴纳出资追加被执行人之情形，第18条规定抽逃出资追加被执行人之情形。
【注解2】抽逃出资行为是否适用《公司法解释三》第１８条规定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情形？——
（１）观点１：抽逃出资属于未履行出资义务的一种形式，即抽逃出资行为也可以适用《公司法解释三》第１８条。——参考案例：（2018）最高法民申2986号、（2018）鄂民终287号、（2017）闽民申583号、（2017）浙民申1228号、（2020）豫民申8250号、（2014）苏审三商申字第00403号；
（２）观点２：抽逃出资行为不适用《公司法解释三》第１８条。——参考案例：（2018）湘民终171号、（2019）鲁民终994号
【注解３】股权交易中如何认定“受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判断标准？——（１）考虑“受让人是否实际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款”和“受让人与转让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两大要素来判断受让人是否明知；（２）股权交易中若原股东抽逃出资，受让方存在0对价或低对价受让股权或者股权交易双方存在较为紧密的关联关系的情况，在后续诉讼纠纷过程中很可能会被推断为其“应当知情”；（３）若受让方对标的公司进行了股权收购成为标的公司控股股东，则后续诉讼纠纷过程中也可能会被推定为对原股东抽逃出资行为“应当知情”。——参考案例：（2018）最高法民申2986号、（2018）鄂民终287号、（2017）浙民申1228号、（2012）浙商提字第7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106号
【裁判摘要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受让人根据前款规定承担责任后，向该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中，杨××抽逃出资450万元后，将持有的平宇公司5%、5%、10%、10%的股权分别转让给唐××、洪××１、洪××２、江××，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均未约定股权的转让价款。洪××、江××均参与了抽逃出资，洪××１此时为平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与洪××系亲属关系，庭审中唐××亦自认对于所受让股份是否约定价格并不清楚，故受让人唐××、洪××１、洪××２、江××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出让人杨××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的情形，唐××、洪××１、洪××２、江××四受让人应当在受让的相应份额范围内对杨和平抽逃出资的部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即分别在45万（5%×1000万注册资本×450万杨××抽逃出资／500万杨××转让前总出资）、45万、90万（10%×1000万注册资本×450万杨××抽逃出资／500万杨××转让前总出资）、90万的份额内承担连带责任。
摘要2：【裁判摘要２】关于抽逃出资的股东应否相互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抽逃出资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可知，其他股东对抽逃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要件是“协助抽逃出资"，本案中，2012年4月23日，杨××、尹×、洪××、江××、汤×5人将居民身份证交给中介机构办理增资业务，将公司注册资本增资至1000万元，共计增加注册资本900万元。其中，杨××增资450万元，尹×增资135万元，洪××增资135万元，江××增资90万元，汤×增资90万元。该900万元款项由中介机构转入农行6404验资账户，待办理验资手续之后，900万元增资款即于2012年4月24日全部转回中介机构，该增资和抽逃出资过程系杨××、尹×、洪××、江××、汤×5人将居民身份证交给中介机构后，由中介机构操作和办理，没有证据证明抽逃出资的股东之间相互实施了协助抽逃出资的行为，故萍钢公司要求抽逃出资的股东相互承担连带责任的上诉请求没有法律依据。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768号
【裁判摘要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金钜公司原股东林××１与林××２系姐弟关系，作为金钜公司现股东的赖×与林××１系夫妻关系，股权转让方与受让方之间存在亲属关系；赖×主张其以475万元对价受让金钜公司股权，却未提供转款凭证、资金往来等相关证据，其在一审庭审时述称以现金方式支付上述款项，但未举示款项交付凭证等证据。综上，原判决认定赖×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金钜公司的原股东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并无不当。
摘要2：【裁判摘要２】公司承建项目资金投入与股东对公司出资并非同一概念，二者在功能、作用上存在重大区别，即便股东对公司的实际投资超出其认缴的出资也不能仅因此而免除股东出资不实的责任——赖×主张，资本充实的立法目的在于保护债权人，而林××１、林××２、赖×对金钜公司及其承建项目投入的资金远远超过其认缴的资本，已经完成对金钜公司的资本充实义务，不应要求其就金钜公司的债务在400万元范围内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院认为，股东对公司的出资在公司会计账簿上表现为公司的资本，是股东缴付给公司用于对公司全体债权人承担责任的特定财产，是公司债权人实现债权的重要保障。而股东对于公司承建项目的资金投入与股东对公司出资并非同一概念，二者在功能、作用上存在重大区别，即便股东对公司的实际投资超出其认缴的出资，也不能仅因此而免除股东出资不实的责任。赖×提出的此点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5616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的出资人尚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管理人应当要求该出资人缴纳所认缴的出资，而不受出资期限的限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规定，管理人有权代表债务人提起诉讼，主张公司的发起人对股东违反出资义务承担相应责任。本案中，依照波特城公司章程规定，虽然至一审法院受理对该公司的破产申请时，陈××认缴出资的期限尚未届满，但因波特城公司已进入破产程序，波特城管理人请求陈宗建履行出资义务，符合法律规定。原审判决认定波特城管理人是适格的诉讼主体，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2：陈某某与波特城（江苏）智慧园区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出资款纠纷上诉案
【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苏民终502号
【摘要】股东在认缴到期前转让股权（未变更工商登记）仍应承担破产加速到期出资责任——公司法解释三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陈××未履行出资义务即将其股权转让给王××、孙××，波特城管理人诉请其履行出资义务，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1：【案号】福建省周宁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闽0925民初675号
【裁判摘要】侵害债权不属于侵权责任法调整范畴——本案中案外人上海农商虹口支行享有的对案外人辉营公司的债权于2013年6月26日经虹口法院确认，上海农商虹口支行于2014年1月16日向虹口法院申请执行，而辉营公司与郑××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于2012年9月8日签订并于2012年9月19日办理工商登记变更，讴特公司受让的上海农商虹口支行债权在郑××受让辉营股权时并不具有公开性，讴特公司无法证明郑××当时明知该债权的存在，更不能证明郑××受让辉营公司股权是具有侵害其债权的过错，所以原告讴特公司的诉求在适用民法典时亦无法成立，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的情形，综上所述，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原告讴特公司诉请被告郑××承担因侵害其债权需要承担连带责任并不属于侵权责任法调整范畴，其诉求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注解】二审视为撤回上诉。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844号
【裁判摘要】公司工商登记对社会具有公公信效力，转让股权未变更工商登记无论受让方是否支付对价均不得对抗债权人强制执行——《执行异议复议司法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股权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判断。”《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公司的工商登记对社会具有公示公信效力，善意第三人有权信赖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文件，工商登记表现的权利外观应作为认定股权权属的依据。本案中，2016年8月10日，贵州雨田公司与付×签订《代持股协议书》，约定付×代贵州雨田公司持有雨田投资公司10％的股权。雨田投资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付×持有雨田投资公司10%股权。贵州雨田公司在二审中提交两组证据，证明其与付×之间存在股权转让关系，贵州雨田公司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安排支付了对价。本院认为，该两组证据仅能证明贵州雨田公司与付×之间进行了股权转让，但双方关于股权转让的约定和案涉《代持股协议书》均仅在协议签订双方之间具有法律效力，对外不具有公示效力，不能对抗第三人。在诉争股权仍然登记在付×名下的情形下，逸彭企业作为申请执行人有理由相信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是真实的。因此，不论贵州雨田公司是否支付对价，均不能以其与付重之间的代持股关系排除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行为。
摘要2：
摘要1：解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股权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６条第１款之规定，多个人民法院冻结同一股权的，以在公示系统先办理公示的为在先冻结。
【解析】股权由多个法院冻结以在公示系统办理公示先后时间确定冻结先后顺序。
摘要2：【注解１】股权冻结后公司履行协助义务内容：（１）公司不得为被执行人办理股权转让、股权出质相关手续；（２）公司不得为被执行人发放股息、红利等收益；（３）公司不得实施损害申请执行人权益的行为。
【注解２】股权冻结后公司登记机关协助事项内容：（１）被执行人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不予办理被执行人股东变更登记以及被执行人向公司其他股东转让股权的公司章程备案；（２）被执行人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不予办理被执行人股权出质登记；（３）其他需要协助办理事项。
摘要1：解读：（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股权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７条规定：“被执行人就被冻结股权所作的转让、出质或者其他有碍执行的行为，不得对抗申请执行人。”（２）被冻结股权转让、出质或者其他有碍执行的行为不能对抗法院的强制执行。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1268号
【裁判要旨１】《商业银行法》第２４条所规定的商业银行变更持股5%以上的股东应当经银监部门批准，旨在维护银行体系稳定与防控金融风险，商业银行5%以上股东变更如未经银监部门批准，应当认定股权转让合同未生效。
【裁判要旨２】案外人主张以其股权交付请求权对抗申请执行人之金钱债权必须同时具备以下要件：（１）已签订书面转让协议；（２）转让协议合法有效；（３）案外人已交付转让款项；（４）案外人已实际行使股东权利；（５）签订转让协议与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均在冻结之前；（６）案外人不存在过错。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2246号
【裁判摘要１】《执行规定》是针对执行程序中当事人提出执行异议时如何处理的规定，而执行程序与执行异议之诉是不同的法律程序，原判决对于《执行规定》第二十五条至第二十八条的规定理解为“即符合这些规定所列条件的，执行异议能够成立;不满足这些规定所列条件的，异议人在执行异议之诉中的请求也未必不成立。是否成立，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异议人所主张的权利、申请执行人债权实现的效力以及被执行人对执行标的的权利作出比较后综合判断，从而确定异议人的权利是否能够排除执行”并无不妥之处。
摘要2：【裁判摘要２】首先，从成立时间方面分析，该请求权远远早于王×因与林××股权转让纠纷所形成的金钱债权。债权的成立时间尽管并不影响债权的平等性，但在某些情况下对于该债权能否继续履行以及继续履行的顺序产生影响。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条针对出卖人就特殊动产订立多重买卖合同的继续履行问题明确规定，在均未受领交付且未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的情况下，依法成立在先合同的买受人的继续履行请求权就优先于其他买受人。原判决以此类推在本案中至少不能得出王×成立在后的债权具有优先于钟××成立在前的债权的结论，是正确的。其次，从内容方面分析，钟××的请求权系针对诉争房屋的请求权，而王×的债权为金钱债权，并未指向特定的财产，诉争房屋只是作为林荣达的责任财产成为王光的债权的一般担保。在钟××占有诉争房屋的前提下，原判决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精神，认为其要求将诉争房产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请求权，应当优于王×的金钱债权，也无不妥之处。第三，从性质方面分析，王×与林××之间的金钱债权，系林××与钟××的婚烟关系解除后发生的，属于林××的个人债务，基于以上情况，原判决认定在该债权债务发生之时诉争房屋实质上已经因钟××与林××之间的约定而不再成为林××的责任财产，并不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也就能够认定在本案中诉争房产没有影响到林××的责任财产。第四，从发生的根源方面分析，诉争房产系钟××与林××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合法建造而产生的夫妻共同财产，在钟××与林××婚烟关系解除之时约定诉争房产归钟××及其所生子女所有。从功能上看，该房产具有为钟××及其所生子女提供生活保障的功能，即使存在王×再审申请中提出的钟××一时不在诉争房产中居住等情况，也并不影响该房产的此项功能。因此，与王×的金钱债权相比，钟××及其子女享有的请求权在伦理上具有一定的优先性。原判决在综合考量上述因素的基础上，认为钟××对诉争房产所享有的权利具有排除执行的效力，能够阻却对本案诉争房产的执行，钟××提起执行异议请求阻却对本案诉争房产执行的理由成立，判决停止对诉争的位于福建省上杭县和平路××号房产的执行，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
【注解】案外人基于婚姻关系解除时财产分配的约定，在诉争财产办理产权过户登记之前，享有将讼争房产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至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2198号
【裁判摘要】（二）原判决认定涉案合同无法履行系由薛××违约导致，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是否不当｜．．．．．．最后，原判决认定合同目的落空应归因于薛成林一方，亦无不当。原审查明，合创公司在起诉薛成林、天都公司要求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义务的另案后，居委会作出决议要求对天都公司52%的股权行使优先购买权，导致合创公司无法通过涉案协议达到受让天都公司100%股权的目的。虽然涉案协议签订时，合创公司应知晓天都公司股权结构，但由于薛××曾于2013年4月19日与薛××１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书》约定由薛×８１协助将居委会在天都公司的48%股权变更到薛××名下，并且薛××作为天都公司法定代表人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中明确保证天都公司由薛××100%控股。原判决认定涉案股权无法转让系因居委会行使优先购买权导致，应归因于薛××一方，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原判决适用定金罚则认定薛××应双倍返还合创公司定金，适用法律是否不当｜《股权转让协议书》第四条第3项明确约定，协议生效后，任何一方中途擅自解除协议或严重违约造成协议无法继续履行，均视为单方违约。如薛××构成本款约定的单方违约，则双倍返还合创公司已付定金。本案中，因薛××根本违约导致涉案协议无法继续履行，原判决依据双方协议约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五条之规定，判决薛成林双倍返还合创公司已支付定金，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608号
【裁判摘要１】股权出让方因第三人行使优先购买权而无法履行合同构成违约且应当双倍返还定金——关于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协议无法继续履行的责任在于薛××，其构成根本违约从而认定本案适用定金罚则是否有误的问题。根据已查明事实，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天都公司由薛××100%控股，股权过户完成后，合创公司持有天都公司100%股权。在该《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之前，薛××与薛××１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书》，约定薛××购买薛××１的网点房，薛××１协助薛成林将居委会在天都公司的48%股权变更薛××，并将天都公司的公章、用地规划许可证及相关文件交给薛××。案涉土地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于2005年由薛家岛织布厂变更为天都公司。因此，虽然在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时，合创公司知悉居委会持有天都公司48%股权，但在薛××承诺将天都公司的股权全部过户给合创公司、双方达成合意，该约定有效的情形下，薛××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在其因居委会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而未能履行协议，造成合同目的落空的情形，一审法院认定其构成根本违约，并无不当。《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任何一方中途擅自解除协议或严重违约造成本协议无法继续履行，均视为单方违约。如薛××构成本款约定的单方违约，则合创公司已付定金双倍返还给合创公司。因薛××违约导致涉案协议无法继续履行，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五条，判令薛××双倍返还合创公司已支付的定金，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薛××上诉主张本案不应适用定金罚则，仅需支付已付定金的利息，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裁判摘要２】当事人在鉴定报告出具后有权撤回鉴定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关于“当事人可以就查明事实的专门性问题向人民法院申请鉴定"之规定，当事人有权申请鉴定，当然也有权撤回鉴定申请，此系当事人的程序上的处分权。因此，在土地估价报告作出之后，一审法院准许合创公司撤回鉴定申请，并无不当。由于一审法院已准许撤回鉴定申请，故该报告对本案的审理已无关联，不再作为证据使用，一审法院未出示、组织质证，程序上并无不当。至于一审法院准许合创公司撤回诉讼请求的问题，合创公司撤回有关诉讼请求系其行使处分权的表现，一审法院在判决作出前准许亦无不当。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一终字第282号
【裁判摘要】反诉只要不违反专属管辖的规定就应当与本诉合并审理，反诉的诉讼标的额超过本诉受诉法院的级别管辖标准也不影响反诉与本诉合并审理——本案争议焦点为新泰公司提起的本案诉讼是否属于（2015）合民一初字第177号案件的反诉，是否应当与该案合并审理。反诉是指本诉被告针对本诉原告提出的反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法律关系、诉讼请求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或者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事实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反诉应由其他人民法院专属管辖，或者与本诉的诉讼标的及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理由无关联的，裁定不予受理，告知另行起诉。”根据该条规定，反诉与本诉必须合并审理的原因在于两诉之间的牵连关系，而该牵连关系表现为本诉与反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法律关系、具有因果关系或基于相同事实，符合以上三项条件之一，即可视为本诉与反诉具有牵连关系。对于有牵连关系的反诉，只要不违反专属管辖的规定，就应当与本诉合并审理。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三款中并未规定反诉违反级别管辖也应当另行起诉，说明即使反诉的诉讼标的额超过本诉受诉法院的级别管辖标准，也不影响反诉与本诉合并审理。……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不属于专属管辖的案件类型。对于级别管辖问题，虽然一审原告新泰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额为2.8亿元，按一审立案时施行的级别管辖规定，达到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级别管辖标准，但根据前述分析，反诉与本诉的级别管辖法院不同，并不影响反诉与本诉的合并审理。本案与（2015）合民一初字第177号案属于反诉与本诉的关系，两案合并审理不违反专属管辖的规定，为保证司法裁判的统一性、节约当事人诉讼成本和司法成本、提高审判效率，应当合并审理。由于（2015）合民一初字第177号案件已经立案受理，该案双方争议的标的额合计8038万元，没有证据表明（2015）合民一初字第177号案件的原告圣联公司、早城公司有规避级别管辖的主观意图，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有管辖权，因此本案应移送受理本诉的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合并审理。
摘要2：
摘要1：解读：当事人约定将股权与出资款分开转让有效。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最高法执监428号
【裁判摘要】从该执行依据可以看出，只有在诗雨鼎泰公司和夏××履行完毕第三项判项确定的义务即支付被告(反诉原告)陈×、胡××、詹××、丁××剩余股权转让款1.25亿元(已付的1000万元已冲抵股权转让款)之后，才可以主张被告(反诉原告) 陈×、胡××、詹××、丁××将其所持第三人晨阳公司100%股权转让给原告(反诉被告)诗雨鼎泰公司、夏××名下。但根据武汉中院查明的事实，诗雨鼎泰公司和夏××并未按照判决主文第三项要求将股权转让款1.25亿直接向执行法院提存，而是向法院提供了一张案外人电子商业承兑汇票和履约公函。由于该承兑汇票的承兑人是案外人中商盛世（福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而非商业银行，能否承兑、贴现以及承兑汇票本身的真实性均无法确定。申诉人也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已经按照执行依据主文第三项内容履行了前置性义务。因此，武汉中院认为夏××和诗雨鼎泰公司不符合申请执行的条件，从而驳回夏成亮、诗雨鼎泰公司的执行申请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再370号
【裁判摘要１】上述事实证明，尽管崔××并非以自有货币进行出资，但绿地公司认可崔××的股东身份以及其享有股东权益。综上，在绿地公司知道崔××的出资款并非来源于崔××本人的情况下，仍然在2012年首届二次股东会决议（01号）中写明崔××的股东权益和股权对价，其他股东不持异议，可以认定绿地公司、受让方股东愿意按照股东会决议给付崔××股权转让款和股权收益。该股东会决议并未将崔××应以其自有货币进行出资、其应将自有出资货币交付给公司作为其可以取得案涉股权转让款的对价。．．．．．．至于为何崔××的资金来源于吴××，崔××是否为名义股东，是与本案争议焦点不同的另一法律关系，当事人可以另行解决。综上，二审判决认定崔××必须补足出资之后才能获得相应的股权对价存在错误。
【裁判摘要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崔××与吴××事后没有对给付股权对价的时间达成合意。在崔××请求吴××给付股权对价时，吴××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故崔××请求吴××给付股权对价款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崔××第一次向吴××主张权利、吴××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
摘要2：【注解】通过股东账户缴纳注册资本即应当认为属于该股东的出资，该股东已经完成出资。
摘要1：——成立未生效合同可以解除
【来源：肖峰：《成立未生效合同可以解除》，载《人民司法·案例》2021年第23期，第58-63页】
【裁判要旨】合同成立即对当事人具有拘束力。在合同因一方原因不能生效的情形下，如合同仍约束另一方，则将导致交易陷入僵局状态，既不符合市场效率原则，也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应允许当事人解除该成立未生效合同。
【案号】一审：（2018）浙民初67号；二审：（2020）最高法民终137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37号
【摘要１】合同中约定"不可撤销、不可终止、签订即生效”条款是否违反平等原则、公平原则而导致合同无效？——案涉《框架协议》中“不可撤销、不可终止、签订即生效”等约定，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应予尊重。中珠医疗虽然上诉主张其违背了证券法、上市公司系列监管规定和合同法的平等原则、公平原则、遵纪守法原则，但其并未列明违反的证券法、上市公司系列监管规定的具体条文内容，而且，该约定同样适用于江上与中珠医疗、浙江康静、杭州爱德，故也不存在违反合同法平等、公平等原则。
【摘要２】由于《资产协议》约定的生效条件尚未成就，处于成立尚未生效状态，故《补充协议》中与《资产协议》相关的补充条款也应属于尚未成立生效状态。因此，《补充协议》中“各方一致同意，《资产协议》未能生效的，中珠医疗已经支付的5000万元不予退还。”是基于《资产协议》不生效法律后果的约定，而该约定亦属于《补充协议》中关于《资产协议》的补充条款。故原判决未对此作出区分，直接认定《补充协议》生效确有不当，应予纠正。
【摘要３】关于案涉《资产协议》的解除问题。虽然《资产协议》因生效条件未成就而处于成立未生效状态，但并不意味着绝对不能解除。事实上，已经成立的合同具有形式拘束力，受到双方合意的拘束，除当事人同意或有解除、撤销原因外，不允许任何一方随意解除或撤销，但当事人不得请求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而成立后的合同产生效力则表现为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否则将承担债务不履行的法律责任。因此，从当事人解除合同的目的看，固然主要是通过解除成立且有效的合同，让自己不再需要履行合同义务，但由于合同成立未生效时也对当事人有形式上的拘束力，故也不排除当事人通过解除成立但未生效合同以摆脱合同形式拘束力的需
摘要2：（续）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矿业权转让合同依法成立后，转让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报批义务，受让人请求解除合同、返还已付转让款及利息，并由转让人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五条规定“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合同成立后，转让方和外商投资企业不履行报批义务，经受让方催告后在合理的期限内仍未履行，受让方请求解除合同并由转让方返还其已支付的转让款、赔偿因未履行报批义务而造成的实际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成立尚未生效的合同，合同当事人有权请求解除合同。由上，对中珠医疗关于《资产协议》成立未生效，不属于可解除对象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
——成立未生效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拘束力，当事人有权要求解除
【法理提示】已经成立但未生效的合同具有形式拘束力，受到双方合意的拘束，除当事人同意或有解除、撤销事由外，不允许任何一方随意解除或撤销，但当事人不得请求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而成立生效后的合同产生效力则表现为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否则将承担债务不履行的法律责任。因此，从当事人解除合同的目的看，固然主要是为了通过解除成立且有效的合同，让自己不再需要履行合同义务，但由于合同成立未生效时也对当事人有形式上的拘束力，故也不排除当事人通过解除成立但未生效合同以摆脱合同形式拘束力的需要和可能。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2285号
【裁判摘要】在出资义务尚未到期的情况下转让股权不属于出资期限届满而不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形，不构成前述司法解释规定的“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原审已查明，聂××作为中以光通信公司设立时的股东，认缴出资1000万元，实缴出资200万元。按照中以光通信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聂××认缴部分的剩余800万元应于2014年12月9日缴纳。2013年1月21日，聂××将其持有的中以光通信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符××，并于同年1月29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中格公司主张聂××系中以光通信公司的发起人，身份有别于其他股东，应当以认缴额对公司承担责任。然而，中格公司起诉请求并未明确主张聂××承担发起人的出资违约责任。且中以光通信公司成立后，聂××系中以光通信公司占比10%的股东，原判决认定聂××在出资义务尚未到期的情况下转让股权，不属于出资期限届满而不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形，不构成前述司法解释规定的“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的情形，并无不当。中格公司主张聂××承担中以光通信公司对中格公司债务的补充赔偿责任，依据不足。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再10号
【裁判摘要】金辰公司、陈××与云星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转让标的是篁胜公司100%股权，且对篁胜公司名下资产包括佛国用（2008）字第00058号、第00059号、第00060号土地使用权作出约定。股权的实际价值受公司财产价值影响，股权变更登记完成后，因上述国有土地使用权中与佛府林证字（2004）第001031号林权证重合的23.32亩土地使用权被撤销，篁胜公司的资产价值受到影响，云星公司持有的股权价值亦受影响。《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五条第5项约定“股权转让后，若有任何单位或个人向篁胜公司主张股权转让前形成的债权、权利，乙方及时交由甲方处理及抗辩（乙方及篁胜公司应无条件提供一切必要之协助），乙方及篁胜公司均不得擅自处理或放弃抗辩权或置之不理，否则因此所造成的损失甲方不予承担责任。”本案佛冈县人民政府将篁胜公司在股权转让前已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撤销，即属该约定所称“有单位向篁胜公司主张股权转让前形成的权利”的情形。没有证据证明云星公司将其交由金辰公司、陈××处理及抗辩，根据约定，云星公司无权要求股权转让方承担责任。
摘要2：——案件涉港性与法律关系涉港性的区分
【裁判要旨】人民法院审理涉港民事案件可参照适用涉外民事案件的相关法律规定。当涉港案件有不止一个法律关系时，应区分案件涉港性和法律关系涉港性，逐个审查不同法律关系的涉港性。
【案件索引】一审：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18民初23号（2017年5月5日）；二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粤民终2026号（2019年4月29日）；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再10号（2020年10月29日）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2951号
【裁判摘要１】公司证照返还纠纷案件通常由公司作为原告进行诉讼，股东也有权代位提起诉讼——公司印章是每一个公司合法设立的象征，在公司存续过程中，印章起着代表单位意志的作用，成为公司意思与行为的象征。在公司证照返还纠纷案件中，通常由公司作为原告进行诉讼。本案中，禾山公司法定代表人形式上已变更为张××，公司相关印章及证照均由张××控制，因此，张××１、林××作为禾山公司成立时的股东，在禾山公司系本案第三人参与诉讼的情况下，有权向张××提起公司证照返还之诉。虽然禾山公司股东变更为张××与张××１，但根据已生效判决，此次股权变更系张××伪造股权转让协议，该股权变动系无效行为，从法律上看，张××１、林××仍是禾山公司股东，其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即便从股东代位诉讼内部前置程序来看，张××１、林××除系禾山公司股东外，在禾山公司股权变更前，林××为该公司唯一监事，而股权变更后，张××１为该公司监事，林××、张××１为现行登记以及股权变更无效前的公司唯一监事亦有权提起诉讼。因此，原审法院认定张××１、林××有权作为原告提起诉讼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裁判摘要２】对于公司中谁有权保留印章及证照，我国法律并无明确规定，现实中应当以公司章程相关规定为准。公司经营中，大量公司印章与证照因日常处理事务方便所需，交由非特定人员保管亦较常见，导致印章及证照返还案件增多。因此，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印章及证照可由不同人员持有，在公司证照返还之诉中，应当以持有人非法侵占印章及证照为前提。本案中，根据已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张××为禾山公司的实际出资人，禾山公司实际上长期亦由张××控制管理并经营，在禾山公司股权争议并未作出最终认定的情况下，张××作为禾山公司实际出资人控制该公司相关证照并不构成非法侵占。虽然张××１、林××系禾山公司原始股东，但其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张××系非法侵占持有禾山公司印章及证照，故其要求张××返还公司证照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张某某等诉张某某１等公司证照返还纠纷案
【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闽民终453号
【摘要】股东资格的特征具有两类，即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形式要件是对股东出资的记载和证明，以公司章程记载、股东名册记载、工商部门登记为认定依据；实质要件是出资，即实际出资并参与公司管理。．．．．．．综合上述情况，从形式要件的角度来看，禾山公司的股东资格尚存争议，需要从实质要件的角度进一步考察。．．．．．．另外，张××１、林××陈述张××１保管印章直到2000年三、四月，结合张××的陈述和所提交的证据，可以认定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财务银行私章、财务会计资料及“金鹭花园”项目的所有资料，长期由张××保管。因此，从实质要件的角度，生效的判决书所确认的事实以及已查明的事实已经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确认以下事实，即张××是禾山公司的股东，履行了公司的全部出资义务，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且根据工商管理部门现今的登记情况，其仍然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此，张××持有公司印章和相关资料具有合法依据。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3402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并不意味着债权人提起该款诉讼时公司确定地不能清偿债务。所以，陕西有色公司以威海有色公司不能清偿中启胶建公司债务的条件未成就为由，主张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该主张不能成立。本案一审中，中启胶建公司的诉讼请求由起诉状中要求陕西有色公司和同舟泛华公司赔偿其损失，明确为要求陕西有色公司和同舟泛华公司承担未完全出资的补充赔偿责任，系对其诉讼请求的进一步明确，一审法院未将此认定为变更诉讼请求，并无不妥。
摘要2：陕西有色建设有限公司、中启胶建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鲁民终67号
【摘要】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未将公司是否具备清偿能力作为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股东应否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前提要件——关于陕西有色公司应否就威海有色公司对中启胶建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履行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陕西有色公司作为威海有色公司的股东，在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况下即转让股权，一审法院依据上述法条判决其在未出资范围内（扣减其已向威海有色公司其他债权人承担的部分）对威海有色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陕西有色公司关于其针对股权转让后的占股比例已经出资到位，故不应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抗辩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另，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未将公司是否具备清偿能力作为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股东应否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前提要件，故陕西有色公司以威海有色公司不具备“不能清偿其债务”的事实为由主张其不应承担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解读：出资人以贪污、受贿、侵占、挪用等违法犯罪所得货币出资后取得股权的，对违法犯罪行为予以追究、处罚时，应当采取拍卖、变卖的方式处置其股权。
摘要2：【注解】（１）出资人以犯罪所得进行投资（未形成股权）无效；（２）该投资债权（区别于股权）即使经转让后再转让均无效。——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3462号《赖某某与黄某股权转让纠纷再审申请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