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与公司财产混同的原一人公司股东应追加为被执行人
【裁判要旨】被执行人在债务形成时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在执行程序前通过股权转让的形式将公司类型变更为非一人公司。如果该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原一人公司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申请执行人申请追加该股东为被执行人并要求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应予支持。
【案号】一审：（2019）京03民初138号；二审：（2019）京民终1424号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未向执行法院提供申请执行人书面认可受让人取得债权的证据，受让人申请变更为申请执行人不符合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申请执行人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依法转让给第三人，且书面认可第三人取得该债权，该第三人申请变更、追加其为申请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据此，因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发生转让而变更申请执行人的，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第一，申请执行人已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依法予以转让；第二，申请执行人在执行程序中书面认可受让人取得该债权。之所以在债权已合法转让的情况下，再要求申请执行人向执行法院作出第三人取得债权的书面认可，原因在于债权转让是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法律行为，未经过生效法律文书确认，通过申请执行人向执行法院作出该书面认可，表明其对债权转让的行为及结果已经没有实体争议，避免执行程序变更申请执行人陷入不必要的实体争议之中。本案中，韬蕴公司与浙江中泰公司、东方车云信息公司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协议》，但浙江中泰公司不认可韬蕴公司取得债权，韬蕴公司也未向执行法院提供浙江中泰公司书面认可韬蕴公司取得该债权的证据，韬蕴公司申请变更其为申请执行人，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故本案并不具备申请执行人在执行程序中书面认可受让人取得债权的条件，执行程序依法不应变更韬蕴公司为申请执行人。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债权转让在前，另案法院冻结到期债权在后但在变更被执行人之前，冻结债权无效——首先，《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由此可见，债权人转让债权时，即便是未通知债务人，只是该转让行为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而不是该转让行为本身无效。转让行为本身有效与否，需要根据债权转让的具体情况依法来认定。对此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2016年3月16日，武汉治历公司与润鼎泰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其对湖北山河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的债权（包括从属权益）全部转让给润鼎泰公司；2016年3月31日，武汉治历公司向湖北山河公司邮寄的EMS快递单上写明邮寄文件为“债权转让协议”和“债务转让通知书”。武汉治历公司、润鼎泰公司共同向武汉中院主张债权已转让，申请变更申请执行人。武汉中院和湖北高院两级法院依法审查后作出（2017）鄂01执异957号裁定和（2017）鄂执复117号执行裁定，认定债权转让主体适格、程序合法，予以认可，变更债权人为润鼎泰公司。因此，湖北山河公司的债权人已由武汉治历公司变更为润鼎泰公司，武汉治历公司不再对湖北山河公司享有到期债权。其次，根据查明的事实，本案中，虽然黄冈中院对武汉治历公司对湖北山河公司享有到期债权采取的冻结措施在先，武汉中院变更申请执行人，即变更湖北山河公司的债权人为润鼎泰公司的裁定在后，但武汉治历公司与润鼎泰公司的债权转让行为早于黄冈中院冻结行为。虽然在债权转让时，武汉治历公司与湖北山河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法院尚未作出生效判决，但武汉治历公司与润鼎泰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转让债权数额是最终以法院生效判决或生效调解文书所确认的数额为准，实际上双方转让的就是法院将来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武汉治历公司在一、二审诉讼过程中未向人民法院主张债权已转让而仍以其自己的身份参与诉讼并取得判决的行为，并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也符合审判实践中的一惯做法。申诉人提供的现有证据，并不足以否定债权转让行为的效力。因债权转让，武汉治历公司对湖北山河公司已不存在到期债权。黄冈中院以武汉治历公司对湖北山河公司享有到期债权为由，继续对湖北山河公司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已缺乏事实依据。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涉及尚在人民法院审理程序中、未被生效判决确定的“债权”能否作为到期债权予以执行法律司法解释未作明确规定——关于对被执行人起诉后尚在审理程序中的债权的执行问题，虽然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3日即受理了袁×的执行申请，袁×也于2014年12月16日申请该院冻结被执行人铠佑公司诉李××、蒋×、王×、熊××返还股权转让款一案的到期债权，但因该案正处于本院二审审理程序中，按照袁×申诉称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答复要等待生效判决结果，故该院对上述到期债权未采取执行保全措施。而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年2月9日在审理赵××诉铠佑公司借款合同案中对上述债权进行了冻结，并在该案判决生效后予以执行。之所以出现上述情况，是因为两地法院对于上述铠佑公司的债权是否属于到期债权产生了不同认识，对于像本案中涉及的尚在人民法院审理程序中、未被生效判决确定的“债权”能否予以执行，法律司法解释未作明确规定，实践中亦存在不同认识和做法，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没有对上述“债权”采取保全措施不存在主观上的过错，该情形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错误执行行为。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双方当事人需同时履行的，如一方当事人尚未履行或者无法履行，则可驳回执行申请，待条件具备后再予执行——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执行依据判决互负义务的案件，双方当事人分别申请执行，应当如何处理的问题。对于同一执行依据的双方当事人分别申请执行，应当如何立案，以及执行条件不成立时应当如何处理已立案案件，目前并无明确规定。一般情况下，双方当事人均有权申请执行，如果执行法院分别立案，亦可合并执行，统一办理，均需审查执行条件是否成立。双方当事人需同时履行的，如一方当事人尚未履行或者无法履行，则可驳回执行申请，待条件具备后再予执行。就本案来说，与(2020)琼02执114号案件系同一依据而分别立案的两个案件。宝玉公司等买受人与志成公司等出让人均有权申请执行。宝玉公司等可以在未履行判决义务的情形下，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进入执行程序后履行相关义务，进而由法院强制执行志成公司的股权。而志成公司亦可申请强制执行，如宝玉公司等未支付转让款，法院可以变价宝玉公司等的财产支付转让款。本案在进入执行程序后，根据115号之二裁定、(2020)琼02执114号执行裁定查明的事实，在相关股权被查封的情况下，宝玉公司等未将股权转让款1.09亿元支付给四被执行人，也未支付至三亚中院代管款账户，故该院裁定驳回其执行申请并无不当。三亚中院基于此事实，在处理(2020)琼02执114号案件时，亦以此为由驳回了对方当事人的执行申请，符合本案实际。海南高院复议裁定所认定的“115号裁定一方面认为本案双方互负履行义务应当同时履行，一方面又驳回其中一方的执行申请”的情形，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应当予以纠正。又鉴于海南高院复议裁定作出后，(2020)琼02执114号、(2020)琼02执115号案件均已恢复执行，可继续合并执行，统一处理。故本案应当撤销海南高院的相关裁定内容，维持115号之二执行裁定，不影响目前的执行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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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审理涉及股东与外部第三人关系的公司纠纷案件时应当坚持外观主义原则；（２）夫妻共同出资而共同享有案涉股权的财产性权益在离婚时有权要求对该股权对应的财产性权利进行分割——关于案涉股权转让行为效力问题。一般而言，审理涉及股东与外部第三人关系的公司纠纷案件时，应当坚持外观主义原则，在维护公司内部约定效力的同时，优先保护外部善意第三人因信赖公示体现出的权利外观而作出行为的效力。本案中，邱××因与于××共同出资而共同享有案涉股权的财产性权益，在离婚时有权要求对该股权对应的财产性权利进行分割。而在外部关系中，于××作为登记的公司股东有权将其名下股权进行转让，并结合交易相对方的善意及主观信赖的合理性综合评判转让行为的效力。但案涉股权受让人邱×作为邱××与于××的女婿、中正公司发起人股东，不属于公司外部第三人，亦应明知案涉股权的出资来源于邱××与于××婚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故其不产生对于××股东权利外观的合理信赖。同时，于××虽主张邱×因承债式受让股权已支付对价，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邱×无偿受让股权，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双方存在承债式转让股权的合意。于××虽提供公司负债相关证据以证明邱×承债式受让股权，但基于公司人格独立性，公司债务不等同于股东债务，现有证据亦无法证明邱×作为股东代替承担该公司债务，故于××主张邱＊已支付股权转让对价缺乏事实基础。综上，对于××关于案涉股权转让不构成无权处分及物权处分行为有效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股权转让后所得价款为夫妻共同财产——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廖××取得嘉拓公司股权的时间以及后续两次增资的时间、两次向融达公司出资的时间均在其与罗××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二审判决据此认定廖××名下嘉拓公司和融达公司的股权是廖××和罗××的夫妻共同财产，根据股权的特点，应指案涉股权的财产权益部分，并没有认定罗××在嘉拓公司和融达公司的股东资格，后续是确定罗××在嘉拓公司和融达公司的股东资格，还是对廖××名下嘉拓公司和融达公司出资的转让所得进行分割，应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六条等的相关规定，结合实际情况处理。因此，一、二审判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等的规定，判决驳回李××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并无根本不当。退一步讲，即使考虑到股权除具有财产权属性，还包括一定的身份权、人格权等内容，对于以夫妻共同财产认缴有限责任公司出资但登记在夫或妻一方名下的股权，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存在一定争议，但对于该股权转让后所得价款为夫妻共同财产是无争议的。本案中，廖××名下嘉拓公司、融达公司的股权即便全部被拍卖，所得价款中也应先析出罗××所享有的财产份额，李××并不能就全部股权拍卖所得受偿。因此，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1执异543号执行裁定中止对廖××持有的嘉拓公司6%和融达公司5%股权的执行，并未损害李××作为申请执行人的利益，原审在处理结果上也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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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容忍代理在股权转让代签行为中的认定
【裁判摘要】股权转让合同中，股东家庭成员的代签行为在没有取得股东明确授权和事后追认的情况下，属于无权代理。股权虽然具有人身属性，但是夫妻、父子关系作为特殊社会关系，在其中一方处置另一方所有且如此巨大的财产时，另一方完全不知情，不符合日常经验法则，应当结合案件的相关事实进行综合判断，如因被代理人容忍家庭成员作为其代理人出现，股权受让方有理由相信代股东签字的行为人有代理权，则构成容忍型表见代理。
【案件索引与裁判日期】一审：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琼民初24号民事判决（2017年11月23日）；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终210号民事裁定（2018年9月29日）；再审一审：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琼民初64号民事判决（2018年12月29日）；再审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424号民事判决（2019年6月28日）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实际出资人并非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其不能直接向公司主张股东权利，其只能依照公司章程规定或协议约定通过持股股东或名义股东间接行使股东权利既而实现其投资权益；（２）实际出资人在没有依法被确认为公司股东前其对公司股权并不享有优先购买权——解决本案的关键问题在于巢××和高××对案涉股权是否享有优先购买权。本案中，黑龙公司系1999年12月由齐齐哈尔市黑龙酿造一厂改制而来的国有控股企业，虽然2001年12月3日黑龙公司原国有股全部退出时，巢××和高××等该公司167名职工通过安置补偿金政策和缴取现金方式，以每股1元的价格各自购买了一定股份，但巢××和高××等162人并未记载于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名册或在工商机关办理股东登记，其所购股份由该公司股东张××代持，因而，在其与张××之间事实上建立起一种代持股合同法律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巢××和高××等人属于实际出资人，并非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其不能直接向公司主张股东权利，其只能依照公司章程规定或协议约定，通过持股股东或名义股东间接行使股东权利，既而实现其投资权益。实际出资人在没有依法被确认为公司股东前，其对公司股权并不享有优先购买权。故此，巢××、高××无权就案涉公司股权主张优先购买权。况且，根据目前的公司法理论研究与实践，即便股权转让协议侵犯了股东的优先购买权，该股权转让协议也并不当然无效。故原审判决以股权转让协议剥夺了巢××、高××的优先购买权为由，认定案涉股权转让无效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090号
摘要1：解读：（１）股权拍卖之前公司未分配利润且未作出分配决议（未分配的利润仍然是公司财产，不属于股东个人资产），股权转让后才对未分配利润作出分配决议的，股权红利归股权买受人所有；（２）股权拍卖之前已经作出分配决议的，股权红利归被执行人所有，股权买受人不能主张股权红利归其所有。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股权转让合同解除后股权出让方不能排除对股权强制执行——（一）关于温××对案涉股权是否享有民事权益的问题。本案中，温××主张其对江苏高院（2013）苏执字第0004号中能源公司与中煤煤电公司、创益能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强制执行一案中的执行标的，即创益能源公司名下彩虹晶体公司70%股权中的28%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其依据在于内乡法院（2016）豫1325民初第704号民事判决已经解除温××与创益能源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创益能源公司在彩虹晶体公司的案涉28%股权归温××所有。但温××在该案中的诉讼请求为解除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并由创益能源公司归还案涉股权。故内乡法院（2016）豫1325民初第704号民事判决关于“创益能源公司在彩虹晶体公司的案涉28%股权归温××所有”的判项，只能解读为系针对合同解除产生的股权返还请求权这一债权所作出的确认，并非对案涉股权归属的确权。况且，在该民事判决作出之前，案涉股权已经被江苏高院依法查封冻结，具有限制权利变动的法定效力。因此，内乡法院（2016）豫1325民初第704号民事判决的生效，并不能直接产生股权变动的效力，温××仅得因该民事判决而要求创益能源公司返还案涉股权。（二）关于温××的民事权益是否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问题。本案中，温××向创益能源公司转让案涉股权，已经进行了变更登记，对外即具有公示、公信效力。《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四）股权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判断；……案外人依据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该法律文书认定的执行标的权利人与依照前款规定得出的判断不一致的，依照本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处理。”故江苏高院依据中能源公司基于（2012）苏商初字第0008号民事调解书提出的强制执行申请查封冻结登记在被执行人创益能源公司名下的案涉股权，并无不当。内乡法院（2016）豫1325民初第704号民事判决不能直接产生股权变动的效力，温××基于该民事判决只是享有要求创益能源公司返还案涉股权的权利，该判决并未否定工商登记显示的案涉股权权利人的信息。因此，温××凭内乡法院（2016）豫1325民初第704号民事判决主张创益能源公司名下彩虹晶体公司70%股权中的28%归其所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2：（续）由于温××依据上述判决拥有的只是股权返还请求权，故其民事权益不足以排除强制执行。退一步讲，假如温××依据上述判决拥有了股权，依据《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关于“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其诉讼请求亦不能获得支持。本案中，江苏高院于2013年4月7日作出（2013）苏执字第0004号民事裁定，于同年5月8日向河南省内乡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送达（2013）苏执字第0004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协助冻结创益能源公司持有的彩虹晶体公司70%股权。而温××据以主张权利的内乡法院（2016）豫1325民初第704号民事判决于2016年7月25日作出，依据上述规定，温××的民事权益亦不能排除江苏高院对案涉股权的强制执行。
摘要1：解读：（１）成品油零售经营许可或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征收不得买卖、出租、转借或者以其他任何形式非法转让；（２）法院不宜单独执行成品油零售资质许可，可以通过整体处置加油站经营权或者协调股权转让等方式清偿债权。
【注释】（１）成品油经营许可证不具有独立的财产性价值；（２）法院对成品油经营许可证一并采取司法拍卖措施不符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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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违反《商业银行法》第２８条规定未经行政监管部门批准的股权转让合同未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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