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邵阳市北塔区人民法院（2020）湘0511行初280号
摘要1：【裁判摘要】行政机关之间内部往来函件不属于行政诉讼中撤销之诉的受案范围，除非行政机关将其积极主动地动用优越的意思力直接调整和塑造其他主体的权利义务（即“外化”）。被告关于复函不可诉的意见，于法有据，本院予以采纳。
摘要2：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闽民申379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在达到退休年龄之前已与用人单位形成劳动关系，因达到退休年龄终止劳动合同但未办理终止劳动合同手续的，其劳动关系可延续至实际办理终止劳动合同时止；（２）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后再就业不属于劳动法律关系保护范围，用人单位无需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和一次性医疗补助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劳动者达到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务关系处理。可见，通常情况下自然人建立劳动关系的能力资格始于用工年龄，终于退休年龄。在达到退休年龄之前已与用人单位形成劳动关系，因达到退休年龄终止劳动合同但未办理终止劳动合同手续的，其劳动关系可延续至实际办理终止劳动合同时止。邓××于1965年4月11日出生，其在2019年1月系首次受雇于恒兴公司且受雇时已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故王××以受雇时其未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及未领取退休金为由主张与冠深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七级至十级伤残，劳动、聘用合同期满终止或者职工本人提出解除劳动、聘用合同的，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其中，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系对劳动就业年龄范围内工伤劳动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影响就业的一种补偿，一次性医疗补助金则是为保障劳动就业年龄范围内工伤劳动者在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合同之后治疗所需而给付的另一补助，而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后再就业不属于劳动法律关系保护范围，故二审法院认定冠深公司无需向王××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与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符合法律规定且判决结果适当。王××主张二审法院未判决支付该两项补助金属适用法律错误不能成立，本院亦不予支持。
摘要2：【案号】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闽01民终5541号
【解读】二审法院认为——（１）用人单位招用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的，应按照劳务关系处理。（２）即使是劳务关系，但认定为工伤后用工单位应当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不支持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摘要】虽不具有劳动关系但工伤已经认定应当承担工伤赔偿责任——本院认为，用人单位招用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的，应按照劳务关系处理。冠深公司招收王××时，王珠仙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双方之间的用工关系为劳务关系。．．．．．．工伤认定属具体行政行为，王××所受伤害经闽侯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为工伤，冠深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行政复议也未提起行政诉讼，该工伤认定已生效。现冠深公司在本案二审中对工伤认定提出异议，不属于民事案件审查范围。王××所受伤害为工伤，因未参加工伤保险无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冠深公司作为用工单位应当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故王××诉请用工单位冠深公司支付工伤保险待遇，本院予以支持。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1)沪03行终85号
摘要1：——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法定义务不因劳动争议仲裁或诉讼中达成一揽子解决争议而予以免除
【裁判要旨】由于国家对住房公积金施行强制储蓄、专户专储制度，单位应当及时为职工缴存住房公积金，且缴存时间和缴存方式均依法定，具有强制性和专属性。因公积金缴存产生的争议属于行政争议，应依法通过行政诉讼途径加以解决。无论单位与劳动者是否自行协商、劳动仲裁抑或诉讼，无论其双方是否就劳动关系项下所有争议达成一揽子解决，均不能免除用人单位依法及时为职工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法定义务。
【裁判摘要】用人单位为本单位职工按时、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是《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所规定的法定义务，上诉人提出双方在劳动仲裁过程中已就劳动关系项下所有争议达成一致的民事约定并不能免除上诉人对于原审第三人自2011年7月至2019年3月期间住房公积金的缴存义务。
摘要2：
黑龙江省鹤岗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2016)黑04行终61号
摘要1：【裁判摘要】尹××、何××１、何××２起诉绥滨县绥滨镇凤仪村民委员会，请求判决确认尹××、何××１、何××２是绥滨县绥滨镇凤仪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并享受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相关待遇及义务，该诉讼不在人民法院受理行政诉讼范围之内，故一审法院裁定不予立案并无不当。
摘要2：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2019)赣行终412号
摘要1：【裁判摘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刘××在向里塘山村小组主张支付承包地征地补偿分配款提起民事诉讼前，是否需要由行政部门先行确认刘××系里塘山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资格。《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资格的人”属于人民法院审理农村承包地征地补偿分配纠纷时进行审查认定的内容，在集体经济组织一方对原告的成员资格提出异议后，人民法院有权根据证据在具体案件中对原告是否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进行审查和认定，并对原告实体权利主张能否得到支持进行裁判。因此，刘××是否认定为里塘山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系人民法院在审理承包地征地补偿款分配民事案件中需要确认的事实。不应也无需由行政机关先行对其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进行确认，且根据现行法律法规及机构职能，对于村民是否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不属于管委会、金鸡湖街道办以及其他行政机关职责范围，更不属于通过单独提起行政诉讼由人民法院进行审查的事项，因此，原审法院裁定对刘××的起诉不予立案，处理上并无不当。
摘要2：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1)京行终1313号
摘要1：——协助停电函作为内部行政行为的可诉性认定
【裁判要旨】违法建设查处过程中，行政机关向供电服务企业作出《协助停止为违法建设提供供电服务的函》（以下简称《协助停电函》），属于一种内部行政行为，一般情况下不具有可诉性。但是，在《协助停电函》向违法建设用电人送达，并且供电服务企业事实上停止了供电的情况下，《协助停电函》作为内部行政行为产生了外部化的法律效果，对违法建设用电人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此时，《协助停电函》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具有了可诉性。
【裁判摘要】门头沟区政府作出《停止供电函》的行为依法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金春公司具有针对该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门头沟区政府于2020年4月20日向门头沟供电公司作出《停止供电函》，要求门头沟供电公司配合大峪街道办对涉案建筑办理停止供电相关事宜。门头沟供电公司于2020年4月22日向金春公司送达《停电通知书》，并在《停电通知书》中载明以门头沟区政府作出的《停止供电函》为依据，还向金春公司一并送达了该《停止供电函》的复印件。此外，门头沟供电公司向金春公司出示了《停电工作单》，该《停电工作单》上亦加盖了门头沟区政府的公章。尽管《停止供电函》是门头沟区政府向门头沟供电公司作出的，门头沟区政府并未直接向金春公司送达《停止供电函》，但《停止供电函》的内容涉及对涉案建筑停止供电问题，金春公司又是与门头沟供电公司就涉案建筑签订了《高压供用电合同》的用电人，且门头沟供电公司在送达《停电通知书》《停止供电函》的复印件并出示《停电工作单》的基础上对涉案建筑停止了供电，因此门头沟区政府作出《停止供电函》的行为对金春公司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该行为依法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同时，金春公司的权利义务受到该行为的实际影响，其与该行为具有利害关系，依法具有针对该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门头沟区政府认为《停止供电函》只是其向门头沟供电公司提出的建议，并非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且金春公司不具有提起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的主张，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464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根据《土地置换协议书》第四条的约定，沐林公司应于2005年5月底前付清土地使用权转让款6000万元。而沐林公司提供的付款证据显示，2005年5月底之前，沐林公司仅支付宏基公司土地转让款144.307202万元。沐林公司逾期付款的行为构成违约。宏基公司上诉主张沐林公司逾期付款导致其以土地转让款另行竞价取得新地块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其有权解除合同。经审查，《土地置换协议书》第二条约定:“土地中心同意由宏基公司将上述182.32亩土地共计6937.766万元以土地置换的方式转让给沐林公司，由宏基公司自选地块，通过国土挂牌竞价取得出让土地……”从该约定看，宏基公司取得置换土地需通过公开竞价的方式，这一交易方式存在不确定性，即便沐林公司如期支付转让款，宏基公司仍存在竞拍失败的可能，故沐林公司逾期付款与宏基公司不能取得置换土地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宏基公司以此为由请求解除合同的主张不能成立。即便当时宏基公司享有解除权，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法定或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当事人一方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本案中，宏基公司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向沐林公司送达了解除合同、终止履行的通知。相反，2005年5月之后，宏基公司仍继续受领沐林公司的付款，直至2008年1月18日以其受领的转让款清偿了银行贷款本息。宏基公司受领付款的行为应视为其同意继续履行合同。……本院认定沐林公司已付清《土地置换协议书》项下土地使用权转让款。在沐林公司已履行合同主要义务且宏基公司接受后，宏基公司无权再以沐林公司违约为由请求解除合同。
【裁判摘要２】当事人通过人大代表反映情况的方式寻求救济不构成诉讼时效中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权利人提起诉讼、向对方提出要求以及向有权解决民事纠纷的有关单位提出保护民事权利的请求，均可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本案中，沐林公司迟延履行，宏基公司至迟于2005年5月31日即应知晓其权利受到侵害，其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该日起算。其后，宏基公司向土地中心提出权利请求、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及向本院申请再审均可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然而，2013年2月26日本院通知不对关联行政案件提起再审后，宏基公司未及时向沐林公司主张权利。
摘要2：（续）宏基公司虽主张其通过向人大代表反映情况的方式寻求救济构成诉讼时效中断，但该行为不属于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的可以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宏基公司在知晓本院2015年3月19日作出的复函后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其请求权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5557号
福建省福安市人民法院行政赔偿判决书(2018)闽0981行赔初1号
摘要1：【裁判摘要】原告申请采矿权延续登记有三次，前两次在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前，第三次为2017年9月16日。对于前两次申请，原告已于2013年8月收到被告柘荣县国土局的书面说明，得知未准予延续的具体内容。原告若主张确认违法，应当就该行政行为在法定起诉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本案中，被告柘荣县国土局作出的被诉不予许可决定，是基于原告第三次申请，经审查后作出。双方主要的争议焦点为被诉不予许可决定适用依据是否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的监督管理工作。”《福建省矿产资源条例》第六条、第十九条第二项规定，“省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对本省行政区域内的矿产资源实施统一管理。县级以上地质矿产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的监督管理工作。”“开采用作普通建筑材料的砂、石、粘土或者其它零星分散矿产资源的，由县级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审批和颁发采矿许可证。”2014年12月30日，作为省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的福建省国土资源厅作出的《关于加强矿业权出让管理工作的通知》（闽国土资综〔2014〕414号）明确指出：“各地要通过优化布局,努力减少普通建筑用砂、石、土采矿权数量,采矿证到期原则上不得同意延续登记。”同时，2009年，福建省国土资源厅作出的《关于加强矿业权管理工作的通知》（闽国土资文〔2009〕248号）的附件2《福建省采矿权延续审批条件》中亦载明：“原采矿许可证核定的生产规模达到省定最小开采规模标准，并符合国家、省产业政策的矿山，方可申请办理延续登记手续。”结合本案，原告第三次申请办理采矿权延续登记时，在原采矿许可证已到期，申请的采矿权属于普通建筑用砂、石、土采矿权，且延续不符合省产业政策，以及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对此未作明确规范之情形下，作为县级地质矿产主管部门的被告柘荣县国土局，依据福建省国土资源厅发布的闽国土资综〔2014〕414号文件规定，作出不予许可决定，并无不当。此外，被告柘荣县国土局在收到申请材料后二十日内作出被诉不予许可决定，并告知原告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亦未违反法定程序。
摘要2：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2）赣行终5号
摘要1：【裁判摘要1】关于玉山县人民政府是否为本案适格被告问题。……据此，若因玉山县人民政府设立怀玉山风景区给上诉人怀玉山萤石矿合法权益造成损失，其应承担补偿职责，玉山县人民政府是本案适格被告。
【裁判摘要2】采矿权延续不予准许是否属于撤回之前作出的生效采矿权许可？——关于行政机关因公共利益需要作出不予批准采矿权延续决定的性质认定问题。我国对矿产资源的开采利用实行许可证制度，并实行采矿权有偿取得的矿产资源产权制度。采矿权人开采矿产资源权利的取得，以有权机关颁发采矿许可证为标志，采矿许可证规定的期限届满，仅表明采矿权人在未经延续前不得继续开采相应矿产资源，采矿权人其他依法可以独立行使的权利仍然有效。怀玉山萤石矿原采矿许可证到期后，许可机关在批准延续时，则应当受前续行政许可的约束，如果法律、法规没有修改，或者客观情况没有变化，被许可人又没有违法的情形，行政机关应当予以延续。而对于因情事变更等影响而决定不予延续许可的，也应当兼顾行政相对人的信赖利益保障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五十条“被许可人需要延续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的有效期的，应当在该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三十日前向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提出申请。但是，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行政机关应当根据被许可人的申请，在该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前作出是否准予延续的决定；逾期未作决定的，视为准予延续。”之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在许可有效期届满之前对延续申请进行审查，并作出是否准许延续的决定。本案中，行政机关不予批准怀玉山萤石矿采矿权延续的理由是上诉人在怀玉山风景旅游区范围内，且该风景区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其风景区范围内不得开采矿产资源，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决定不予批准采矿权延续。上述情形属于基于公共利益需要，不宜作出延续行政许可决定的情形，因公共利益需要而不予延续的，应当视为提前收回行政许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八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之规定，
摘要2：（续）对于因公共利益需要，行政机关可以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但若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根据具体情况给予适当补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在接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不履行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许可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行政机关依据行政许可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仅主张行政补偿的，应当先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请；行政机关在法定期限或者合理期限内不予答复或者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补偿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之规定，上诉人玉山县怀玉山萤石矿于2020年9月3日提出履行补偿职责的申请，被上诉人玉山县人民政府收到申请后未在法定期限内予以答复，故上诉人怀玉山萤石矿向一审法院提起履行职责之诉，符合上述法律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最高法行再68号
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因此认定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情形为工伤需要同时符合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和履行工作职责三个条件。从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以及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来看，认定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各方当事人无争议，但是否为“履行工作职责”是本案核心焦点。 (一)关于刘×受到暴力伤害是否因履行工作职责所致的问题。本案情形是否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的关键不在于职工所受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具体表现形式，而在于暴力伤害与履行工作职责之间的关联性是否足以达到认定工伤的程度。根据(2015)高新刑初字第147号刑事判决书及附案询问笔录等在案证据，刘×与刘××在涉案纠纷发生前并不认识，二人并无个人恩怨。涉案伤害事件发生的起因是，刘×在工作中需使用塔吊机吊运钢材，在催促过程中与塔吊指挥人员刘××发生争执，在双方第一次争执打斗未造成严重伤害的情况下，刘××为报复刘×返回宿舍取刀后将其刺伤。从伤害事件发生的初始因素来看，刘×是在履行其工作职责，虽然刘×处理工作纠纷的方式方法欠妥，但从客观行为上看刘×在经过第一次打斗后并无与刘××继续争执的相关表现，其在笔录中自述找刘××的目的是配合其完成工作任务，说明刘×始终具有完成工作职责的主观意愿。二人之间的争执打斗系因工作原因引起，刘××心生怨气产生犯意致刘×受伤，且前后两次争执打斗时间连续、地点均在工作场所之内，具有较为明显的连贯性。换言之，刘×的伤害后果是工作原因与刘××的故意伤害行为共同导致，其中刘××的故意伤害行为虽是直接原因，但刘×受伤与工作原因之间亦具有因果关系，不能将刘××刺伤刘×归因于私人恩怨而否认刘×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伤害，故二被申请人关于“刘×受伤系私人恩怨所致不应认定为工伤”的答辩理由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工作纠纷发生后处理不当是否属于阻却认定工伤的理由。职工之间因履行工作职责发生争议时未能正确处理纠纷，甚至存在行为不当情形时能否认定为工伤，需要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进行具体分析。正如二审法院所言，因履行职责发生争议时，劳动者应以恢复正常履行工作职责状态为目的，并以适度的方法和手段达到该目的，行为不应超过合理、必要的限度。
摘要2：（续）但二审法院认为“劳动者严重不当的行为会阻却履行工作职责与受到暴力伤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导致其不被认定为因‘履行工作职责’”，该认定对受到伤害的劳动者而言过于严苛。首先，虽然《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并未就职工对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负有一定责任时如何认定工伤的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但可以参考《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关于“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的规定、第十六条关于“故意犯罪的、醉酒或者吸毒的、自残或者自杀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规定以及《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目的和原则进行认定。如果能够证明伤害后果系因职工故意或严重过失造成的，或者职工对伤害后果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的，即不属于意外伤害的范畴，不应认定为工伤。本案中，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5)高新刑初字第14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刘×对纠纷的发生并无明显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条的规定，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或者仲裁机构裁决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上述事实表明，刘×对于暴力侵害行为的后果并无明显过错。其次，二人因工作纠纷发生争执后，双方均未能冷静处理确有一定过错，但刘×的过错并不应导致其受到暴力伤害，不足以阻却对履行工作职责的认定。况且二被申请人亦未提供证据证明二人系因涉案工作纠纷之外的其他个人恩怨导致伤害后果的发生。最后，从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应当对《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作适度从宽解释。《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目的旨在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该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的立法意旨是为了保护劳动者在工作期间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后的救济。从制度价值的角度适用本款对是否属于工伤进行认定时，不能要求“纯洁的受害人”，即只有在暴力伤害中完全无过错的受害人才能够认定为“履行工作职责”，这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的立法意旨有违。故本案情形不能成为阻却认定工伤的理由。
【解读】《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3项未就职工对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负有一定责任时如何认定工伤的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如果能够证明伤害后果系因职工故意或严重过失造成的，或者职工对伤害后果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的，即不属于意外伤害的范畴，不应认定为工伤；反之，则应认定为工伤。
【笔记】复议机关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能否视为维持原行政行为？
摘要1：解读：《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２２条第３款规定：“复议机关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属于改变原行政行为，但复议机关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除外。”——（１）复议机关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属于改变原行政行为；（２）复议机关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属于维持原行政行为。
摘要2：【注解】复议机关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视为维持原行政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货币真伪鉴定行为是否可诉的电话答复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货币真伪鉴定行为是否可诉的电话答复（2012年5月17日 〔2012〕行他字第4号）
【摘要】货币真伪鉴定系中国人民银行或者其委托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业务机构对货币的真伪问题实施的科学技术鉴定行为，人民法院难以通过诉讼程序对相关科学技术问题进行合法性审查。因此，货币鉴定行为本身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人民法院可以在当事人对没收假币行为提起的行政诉讼中对货币真伪鉴定行为作为证据进行审查。
摘要2：
【笔记】劳动能力鉴定结论是否具有行政可诉性？
摘要1：解读：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不具行政可诉性，不应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495号
摘要1：【裁判摘要】公证机构作出的公证行为属于一般证明性质，均不具有可诉性——原武汉市江汉区公证处于2005年5月24日作出案涉公证书，徐××、乔×自认于2017年知道案涉公证行为，并提起本案确认违法之诉。对于当事人认为公证书有错误的情形，案涉公证书作出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并未明确规定相应救济途径，当时有效的《公证程序规则》第五十五条第一款仅规定了当事人可向司法行政机关提出申诉，并没有赋予当事人直接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2006年3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将公证机构的性质定位于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证明机构，明确公证行为系依照法定程序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的活动。公证内容的争议属于民事争议，应当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因公证行为造成损害的，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故《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实施后，已明确公证行为不属于行政行为，不具有可诉性。因此，无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实施之前，还是实施之后，公证机构作出的公证行为，属于一般证明性质，在诉讼中仅作为一种证据来对待，均不具有可诉性。徐××、乔×诉请确认案涉公证行为违法，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其一并请求行政赔偿，亦无法律依据。
摘要2：
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2017)吉02行终76号
摘要1：【裁判摘要】特检所是经国务院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的从事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的资质机构，是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特种设备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可以作为行政许可行为对待——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二十三条、《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四十一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出具的是否属于可诉行政行为问题的答复》（[2011]行他字第100号），特检所是经国务院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的从事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的资质机构，是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特种设备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可以作为行政许可行为对待。．．．．．．本院认为：上诉人特检中心是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出具的检验报告可以作为行政许可行为对待，系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案件的适格被告。
摘要2：
【笔记】行政机关出具鉴定意见是否具有行政可诉性？
摘要1：解读：（１）未外化的鉴定意见不具有行政可诉性，均不得提起行政诉讼；（２）反之，向社会公布的鉴定意见则属于外化的鉴定意见，具有行政可诉性。
摘要2：【注解】地质矿产主管部门作出的非法采矿及破坏性采矿鉴定意见作为刑事案件中证据不具有行政不可诉。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再315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公告》不是对特定行政管理相对人作出的具体决定，不对当事人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不具有可诉性——四平市政府于2017年12月28日发布《公告》的内容是对市区周边占用林地非法挖石的采石场一律关停并进行生态植被修复，并未明确需要关停的具体采石场。《公告》系行政机关对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采石场提出的总体治理要求，就治理相关事项的公开告知，不是四平市政府对特定行政管理相对人作出的具体决定，不对当事人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所以《公告》不具有可诉性。
【裁判摘要２】行政机关向供电公司出具《通知单》责令其对当事人停止供电的行为可诉｜行政机关向供电公司出具的停电通知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四平市政府于2018年2月26日向供电公司出具《通知单》，主要内容系根据四平市政府主要领导指示，请供电公司对16家采石场停止供电，并拆除相关供电设施。《通知单》列明了要求供电公司停止供电的具体16家采石场，并在四平市政府官网上予以公布，万芳设备公司即在《通知单》所列明的16家采石场范围内。虽然《通知单》系对供电公司作出，但责令供电公司对万芳设备公司停电的行为对万芳设备公司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质影响，万芳设备公司针对《通知单》提起撤销诉讼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5）行提字第34号
摘要1：【裁判摘要】只有认为被诉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才有权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如果认为行政行为合法，则不能提起行政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就是说，只有认为被诉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才有权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如果认为行政行为合法，则不能提起行政诉讼。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即发生法律效力，未经法定程序予以撤销，其法律效力无需人民法院的行政判决予以确认。无争议即无诉讼。国家设立行政诉讼制度的目的在于化解行政争议，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如果认为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未侵犯其合法权益，不存在行政争议，则无需启动行政诉讼程序。本案中，给孙×颁发的宅基地使用证并未经过法定程序予以撤销，其在法律上的合法有效性无需经过诉讼程序予以确认，孙××请求确认给孙×颁证的行政行为合法，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一、二审据此裁定驳回孙××的该项诉讼请求符合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依法应予支持。
摘要2：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粤行终86号
摘要1：【裁判摘要】一般而言，责令限期拆除通知行为属于程序性告知行为，不是对违法行为的最终处理，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亦不属于可诉讼或可复议的行政行为。但是在没有证据证明行政机关后续作出责令限期拆除决定、实施强制拆除，进而导致该通知行为被最终行为吸收、覆盖的情况下，行政机关作出《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后即刻直接实施强制拆除行为，则该通知行为实际已成为强制拆除行为的依据，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应赋予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或者行政复议的法定救济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作出行政复议决定，适用本法。”第六条第（十一）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十一）认为行政机关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政机关在查处违法建设过程中以书面通知的形式作出《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该通知行为不仅包括将涉案构筑物认定为违法建筑的定性行为，也给行政相对人直接设定了限期自行拆除的义务，具有特定的内容。一般而言，责令限期拆除通知行为属于程序性告知行为，不是对违法行为的最终处理，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亦不属于可诉讼或可复议的行政行为。但是在没有证据证明行政机关后续作出责令限期拆除决定、实施强制拆除，进而导致该通知行为被最终行为吸收、覆盖的情况下，行政机关作出《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后即刻直接实施强制拆除行为，则该通知行为实际已成为强制拆除行为的依据，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应赋予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或者行政复议的法定救济权利。本案中，海珠区城管局作出的《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认定张××存在违法建设，并设定张××应当限期履行的义务，且尚未作出后续处理决定就直接依据该通知强制拆除涉案围栏，故该通知行为已对张××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根据上述规定张文琼提起的行政复议申请属于复议受案范围。海珠区政府认为上述《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不属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未对该通知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就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驳回张××的复议申请，明显缺乏法律依据，应予撤销。
摘要2：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桂行终549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限期拆除决定书》是行政强制拆除行为的执行依据，行政强制拆除行为是执行《限期拆除决定书》的结果，两者相互关联，又各自独立：《限期拆除决定书》是对违反城乡规划管理行为作出的处理，依据是《城乡规划法》等相关规定；行政强制拆除行为是对不履行《限期拆除决定书》行为的处理，依据是《行政强制法》等相关规定；（２）《限期拆除决定书》行为与行政强制拆除案涉房屋行为，属于两个独立的行政行为，两者都属于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限期拆除决定书》是行政强制拆除行为的执行依据，行政强制拆除行为是执行《限期拆除决定书》的结果，两者相互关联，又各自独立。《限期拆除决定书》是对违反城乡规划管理行为作出的处理，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相关规定；行政强制拆除行为是对不履行《限期拆除决定书》行为的处理，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等相关规定。在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中，对两者的合法性审查依据是不同的。对《限期拆除决定书》的合法性审查，依据城乡规划法的相关规定，无需考虑实际强制拆除行为是否违法。而对行政强制拆除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审查，需要考虑《限期拆除决定书》的合法性，如《限期拆除决定书》违法，则因《限期拆除决定书》不能作为强制拆除行为的依据而导致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如《限期拆除决定书》合法，虽然可以作为强制拆除行为的依据，但强制拆除行为仍可能因违反行政强制法的规定而被确认违法。据此，《限期拆除决定书》行为，与行政强制拆除案涉房屋行为，属于两个独立的行政行为。两者都属于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黄××对《限期拆除决定书》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强制拆除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是其对法律救济途径的选择。在对黄××诉良庆区城管局强制拆除行为诉讼中，《限期拆除决定书》作为前置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性判断以是否具有重大明显违法情形为标准，即：审查良庆区城管局作出《限期拆除决定书》的职权和法律依据。这种审查方式，从其范围和深度来讲，都还没能够对《限期拆除决定书》的合法性进行实质性的判断。对《限期拆除决定书》合法性进行全面的、实质性的审查，只能在本行政复议案件中进行。所以，本行政复议案件有独立的价值，并没有强制拆除行为的诉讼所涵盖或吸收。相反，本行政复议案件对强制拆除行为诉讼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应当先于诉讼案件作出决定。．．．．．．关于《限期拆除决定书》不属于行政处罚。
摘要2：（续）本院认为，《限期拆除决定书》限定黄××3日内自行拆除案涉房屋，涉及黄××既得利益，属于惩罚性措施，属于行政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再248号
摘要1：【裁判摘要】《限期拆除通知》为当事人设置了积极的作为义务，且该义务具有被强制执行的可能性，属于对相对人不利之处分，并直接发生法律效果，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并非所有的行政行为均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可诉的行政行为必须是行政机关作出的发生法律效果的行为，即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产生确定的、终局的实际影响的行为。当该行政行为赋予、增加、减少、消灭了行政相对人的某些权利和义务，或使行政相对人申请或请求不能实现或者只能部分实现时，应当赋予行政相对人提起行政诉讼、寻求法律救济的权利。本案《通知》虽名为通知，其内容主要为责令晟鑫泰公司限期拆除所有构筑物及附属设施，恢复养殖池原貌，实际效果等同于行政机关作出的限期拆除的行政决定。《通知》除了程序性告知外，还为晟鑫泰公司设置了积极的作为义务，且该义务具有被强制执行的可能性。《通知》属于对相对人不利之处分，并直接发生法律效果，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该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其对晟鑫泰公司的不利影响已经产生，具有终局性的法律效果，故应当赋予晟鑫泰公司独立的诉权，以救济其可能受损的合法权益。一审、二审法院认为《通知》不对晟鑫泰公司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系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再150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针对集体土地及其上房屋的征收行为一般而言仅对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和房屋的所有权人等物权人的权益产生影响，普通承租人与征收行为之间不具有利害关系，不能针对征收行为提起行政诉讼；（２）拆除房屋行为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拆除房屋行为不仅会对房屋所有权人的权利造成损害，也有可能对合法经营的承租人权益造成损害，承租人与所租赁房屋拆除行为存在利害关系，具备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针对集体土地及其上房屋的征收行为是国家将集体土地由农民集体所有转为国家所有，以及将农民所有的房屋转为国家所有的过程，引起的是土地所有权和房屋所有权的转移，一般而言仅对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和房屋的所有权人等物权人的权益产生影响，普通承租人与征收行为之间不具有利害关系，不能针对征收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拆除房屋行为是征收过程中将房屋归于消灭的行为，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其影响的范围不仅及于房屋本身，还及于房屋消灭时波及范围中的权益。毕竟，用于经营的房屋被拆除，承租人的经营设施、经营利益等存在遭受强拆行为损害的可能。故，拆除房屋行为不仅会对房屋所有权人的权利造成损害，也有可能对合法经营的承租人权益造成损害，政府在实施拆除房屋行为时，对房屋实际承租人可能存在的权益予以考虑并采取必要措施避免损失发生是其应尽的义务。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是被申请人所实施的拆除房屋行为。根据一、二审查明事实，再审申请人作为承租人对其经营租赁的“桃花岛农家饭庄”部分房屋进行了装饰装修，并于2012年12月办理了桃花岛农家饭庄工商、税务登记和餐饮许可等相关经营手续，已成为案涉房屋内的合法经营人。被申请人实施拆除案涉房屋的行为存在给再审申请人的经营设施、经营利益等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可能。因此，再审申请人与被诉拆除房屋行为之间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具备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4120号
摘要1：【裁判摘要】承租人不是被征收人，与征收行为不具有利害关系｜（１）在行政征收法律关系中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或者被征收房屋的所有权人才是征收法律关系的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２）房屋承租人不是行政征收法律关系中的法定被征收人，与相关征收行为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是适格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一般来说，在行政征收法律关系中，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或者被征收房屋的所有权人才是征收法律关系的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本案中，武汉市凌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承租板桥村案涉土地后在其上建房，拥有涉案房屋的所有权。爱乐学校与武汉市凌志清华教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承租案涉房屋用于办学，基于租赁协议对相关房屋享有使用权，不是行政征收法律关系中的法定被征收人，其作为承租人与相关征收行为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不是本案适格原告。一审裁定驳回起诉，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3225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行政诉讼法解释》第４３条关于“不属于起诉人自身的原因被耽误的时间”是指基于地震、洪水等客观因素耽误的期间，或者基于对相关国家机关的信赖，等待其就相关争议事项进行处理的期间；（２）因申诉信访耽误的期间不属于应从起诉期限中扣除的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这里的“知道”包括实际知道和法律上推定的“应当知道”。本案中，涉案房屋于2010年7月20日被强制拆除，周××当时已经知道房屋被强制拆除的事实，至2015年5月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远远超过2年的法定起诉期限。一、二审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周××主张，曾多次信访要求解决问题，没有超过起诉期限。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三条关于“不属于起诉人自身的原因被耽误的时间”是指基于地震、洪水等客观因素耽误的期间，或者基于对相关国家机关的信赖，等待其就相关争议事项进行处理的期间。仅仅是当事人单方向有关部门申诉信访，因申诉信访耽误的期间，没有可保护的信赖利益，属于当事人自身放弃通过法定诉讼途径解决争议耽误起诉期限的情形，不属于第四十三条规定应予扣除的期间。
摘要2：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京0112行初257号
摘要1：——当事人申请获取不动产变更登记的相关信息或公开行政机关作出某一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调整的范围
【裁判摘要】起诉人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制作的政府信息，由制作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行政机关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获取的政府信息，由保存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行政机关获取的其他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由制作或者最初获取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法律、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权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权利人、利害关系人可以依法查询、复制不动产登记资料，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提供。本案中，起诉人申请市规自委昌平分局公开相关不动产登记信息及有关法律法规、政策依据，应当依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相关规定办理，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调整范围，故其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提起涉案之诉，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亦不符合行政诉讼法定的起诉条件，依法应不予立案。
摘要2：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皖行终897号
摘要1：【裁判摘要】不履行行政复议决定的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本案争议焦点是顾×、王××以马鞍山市人民政府不履行行政复议决定相关内容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行政复议决定作为一种特殊的行政行为，具有行政行为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特别是在法定期间未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下，行政复议决定具有不可争力，这种不可争力类似于司法判决的既判力。行政复议决定的不可争力决定了行政机关是否履行行政复议决定应当属于生效法律文书是否得到执行的问题。本案中，马鞍山市人民政府是否执行安徽省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属于下级行政机关是否执行上级行政机关的决定、命令，如果下级机关不执行则会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这种后果体现的是内部行政关系，受行政监督法律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被申请人不履行或者无正当理由拖延履行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或者有关上级行政机关应当责令其限期履行。”据此，对于被申请人不履行或者无正当理由拖延履行行政复议决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已规定了相应的处置和制约方式，行政复议申请人在此种情况下，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寻求救济，而非再对此提起行政诉讼。因此，顾×、王××要求人民法院确认马鞍山市人民政府不履行行政复议决定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不属于行政审判权限范围，顾×、王××的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
摘要2：
【笔记】具有补偿法定职责的行政机关作出的《不予受理行政补偿通知书》是否具有行政可诉性？
摘要1：解读：具有补偿法定职责的行政机关作出的《不予受理行政补偿通知书》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影响，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
摘要2：
【笔记】行政行为延期行为是否具有行政可诉性？
摘要1：解读：行政行为的延期行为独立于相关行政行为，具有行政可诉性。
摘要2：【理解与适用】延长查封、扣押期限的决定与原查封、扣押决定之间既紧密相连，又相对独立的，其性质与许可延续行为是一致的，可以认为是一项新的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如果对延长查封、扣押期限的决定不服，可针对延长查封、扣押期限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需要强调的是，当事人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的期限应当自其知道延长查封、扣押期限决定之日起计算，而不是从其收到原查封、扣押决定书之日起计算。行政机关延长期限的，应当告知当事人延长查封、扣押期限的决定，否则构成程序违法，当事人可以根据《若干解释》（备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已废止）第四十二条规定的起诉期限提起行政诉讼。——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强制法研究小组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条文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５５－１５６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成都青羊区大通商贸公司企业经济性质问题的答复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成都青羊区大通商贸公司企业经济性质问题的答复 （１９９８年５月５日，［１９９７］行他字第４号）
【摘要】成都市青羊区大通商贸公司是由成都市青羊区城乡管理委员会的下属单位环境卫生管理局申办的，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表明该公司为集体所有制企业，主管部门也由环境卫生管理局变更为青羊区城乡管理委员会。青羊区城乡管理委员会关于暂停许东风的大通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的职务，暂停公司营业活动的决定是合法的，人民法院应判决予以维持。
摘要2：【注解】行政机关撤换企业法定代表人行为的可诉性。
（2011）怀中行初字第4号；（2012）湘高法行终字第4号
摘要1：——对行政调解已达成有效协议的事项不能要求再次处理
【裁判要旨】经行政执法机关依据自愿、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双方当事人已就争议事项达成有效的和解协议后，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就该事项再次要求行政处理，相关部门不予处理，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相关部门履行法定职责的，人民法院对其诉讼请求不应支持。
【案号】（2011）怀中行初字第4号；（2012）湘高法行终字第4号
【摘要】根据《国务院批转林业部、民政部等部门〈关于调处省际山林权纠纷问题的报告〉的通知》，以及林业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的规定，行政调解是林权争议处理的必经程序。林权争议经林权争议处理机构调解达成协议的，当事人应当在协议书上签名或者盖章，并由调解人员签名，加盖林权争议处理机构印章，报同级人民政府或者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本案中，当事人之间的争议经山林纠纷调处部门反复协调，双方已自愿达成协议。林业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达成的林权争议处理协议，自当事人签字之日起生效。在已经有了生效的、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林权争议处理协议的情况下，贵州永光村桐油湾组再次请求湖南省靖州县政府给予行政处理，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上诉人贵州永光村桐油湾组起诉湖南省靖州县人民政府不作为的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应支持。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