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512号
【裁判要旨】矿企股权转让合同未变更矿业权主体的，应自依法成立之日起生效。
【裁判摘要】矿山法人企业的股权转让与矿业权转让在交易标的、交易主体、审批程序、适用法律等方面均有不同。矿企股权转让可能会产生矿山法人企业的股权结构重构、法人治理结构调整等，但在未变更矿业权主体、不发生采矿权权属变更的情况下，不宜将矿山法人企业股权转让径行视为变相的采矿权转让；亦不宜直接适用《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十条的规定，以未经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批准为由，认定股权转让合同具有效力瑕疵。矿企股权转让合同未变更矿业权主体的，应自依法成立之日起生效。矿业权转让报批义务是矿业权人的法定义务，不因当事人之间的约定移交矿山企业的证照、印章而移转，但受让人因此负有协助、配合办理报批手续的义务。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110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590号
【裁判要旨】矿业权可能是公司主要财产，但不变更矿业权主体、不发生采矿权和探矿权权属变更的，不宜一概将股权转让视同变相矿业权转让。
【裁判摘要】矿业权登记在矿山法人企业名下，成为法人财产。虽然矿山法人股权转让可能会造成公司资产架构、实际控制人等方面的变动，最终会对矿业权的实际行使产生影响。但基于公司法人人格独立原则，公司股权转让与作为公司财产的矿业权转让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问题，两者在交易主体、交易标的、审批程序、适用法律等方面均存在很大程度上的差别。尽管矿业权可能作为公司的主要财产，但矿业权的转让和公司股权转让并不等同，在不变更矿业权主体、不发生采矿权和探矿权权属变更的情况下，不宜一径将股权转让行为视同变相的矿业权转让行为。在本案中，《转让合同》系自愿签订，是山西京海公司、丰镇鑫鑫公司、丰镇丰盛公司与莱芜矿业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莱芜矿业公司上诉主张《转让协议》的性质实质上是矿业权转让，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关于本案性质为股权转让纠纷的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3759号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务抵销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是对合同解除的异议期间及其法律后果的解释。合同的解除对当事人会产生重大影响，故而从平等保护合同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目的出发，为防止合同解除权的滥用，其行使要符合合同解除的约定或法定条件，即解除权人应拥有约定解除权或者法定解除权。2013年6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曾针对《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4条理解与适用的请示作出答复(法研[2013]79号)：“当事人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通知对方要求解除合同的，必须具备合同法第九十三条或者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条件，才能发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莱芜矿业公司发出解除合同通知函，主要是依据《转让合同》第五条第一款第2项关于办证期限的约定。如前所述，合同约定的办证期限并非一个明确的期限，莱芜矿业公司不具备约定合同解除权。因此，莱芜矿业公司上诉主张山西京海公司、丰镇鑫鑫公司、丰镇丰盛公司未在合理期限内行使异议权、合同已经解除，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关于莱芜矿业公司解除合同告知函不发生解除合同效力的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解读】一方解除合同的理由不符合合同关于解除条件的约定也不符合法定解除权的规定，其通知解除的行为不发生合同解除的效果。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48号
【裁判要旨】以收购股权的合法行使掩盖其交易国家矿产资源的非法目的，合同相关部分内容应为无效。
【裁判摘要】双方在协议中约定，采矿许可证范围之内的资源量分两期进行交易，其中一期系转让目标铁矿乔普卡铁矿西段采矿许可证平面范围内标高＋4640米～＋4220米范围内的资源量；二期资源量为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须变更采矿范围的资源量，即标高＋4220～＋3800米范围内的资源量；标的的对价方式为标的资产对价加上目标公司采矿权资源量对价的方式。．．．．．．经查，一期矿产资源量为1808.10万吨，由于该部分资源量属已取得采矿许可证范围内所含矿产资源，采矿权人有权对该部分矿产资源进行处置，赵某某等五人作为采矿权人金钢公司的股东，将该部分矿产资源作为股权交易对价的计算依据，与金岭公司进行股权交易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有效。对于该部分股权交易，双方现已履行完毕，且不属本案争议范围，本院不予处理。．．．．．．对于二期交易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由国务院行使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地表或者地下的矿产资源的国家所有权，不因其所依附的土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不同而改变。国家保障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矿产资源。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加强矿产资源的保护工作。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分别申请、经批准取得探矿权、采矿权，并办理登记……”本案中，根据金钢公司的采矿许可证显示，其仅享有乔普卡铁矿标高+4640米～+4220米范围内的采矿权，对于双方《收购股权协议书》中约定的“二期”资源量，即标高+4220米～+3800米部分所包含的资源量，金钢公司并不享有采矿权。亦即，在双方进行股权交易时，二期交易部分的矿产资源尚属国家所有，赵某某等五股东对该部分矿产资源并不享有处置权。现五人将该部分矿产资源以资源量乘以不同品位的单价，计算出收购价格的做法，名为以资源量作为双方交易价款的计价依据，实则系买卖国家矿产资源的无权处分行为，该行为属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的相关规定，损害了国家利益及公众利益，属无效行为。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54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525号
【裁判要旨】股权转让合同的转让方将包含采矿权在内全部资产整体转让给受让人，采矿权转让已经得到相关主管部门批准的，股权转让合同有效。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据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同意将所持有的威宁县得磨煤矿100%的股权、煤矿七证及矿山所有附属设施全部有偿转让给乙方”，虽然协议名称及内容上约定是得磨煤矿的股权转让协议，实际上是被上诉人将得磨煤矿包含采矿权在内的全部资产整体转让给上诉人朱某某。但在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按照上诉人朱某某指示，被上诉人蔡某才与盘南投资公司签订兼并重组合同，经贵州省国土资源厅批准后，将得磨煤矿采矿权变更登记在盘南投资公司名下，可以认定双方以实际履行行为变更了合同约定的履行方式，即将采矿权向朱家裕交付变更为向盘南投资公司交付，且已经得到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效，符合法律规定。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4832号
【裁判要旨】民航总局规章”未经民航总局或民航地区管理局许可、审核，民航企业不得联合重组改制“的规定为管理性规范而非效力性规范。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31号
【摘要】对于江某某所称案涉协议未办理行政审批、登记手续而尚未生效的主张。首先，从案涉协议多次提到的“自本协议生效……其余款项在股权工商登记变更并在民航局报备后一次性付清”、“协议生效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并完成相关登记批准备案手续，包括但不限于工商、税务和民航管理局等”等约定可以看出，案涉协议并未明确约定向民航管理部门办理审批、登记手续为合同生效的前提条件。其次，江某某所依据的《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并未明确规定相关民事合同未经过行政许可是否生效的问题,中国民航总局149号令系部门规章，并非合同法判断合同效力的条件中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且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自然人之间转让股权导致公司的股权结构发生变化，虽然按照该令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即“未经民航总局或民航地区管理局许可、审核，民航企业不得联合重组改制”，但该条款应为管理性规范而非效力性规范，并非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法定条件，故案涉协议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或社会公共利益，协议自成立时生效并有效。
【解读】转让人未根本违约，股权转让合同主要目的已经实现，受让人主张解除合同依据不足。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字7号
【裁判要旨】用于备案登记的股权转让合同掩盖股权转让实际价格，系双方通谋实施的虚伪意思表示，应认定无效。
【裁判摘要】当事人就案涉大西沟公司的股权转让事宜，先后签订了2011年11月8日的《股权转让合同》、《股权转让补充合同》、两份用于工商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以及2011年12月16日的《股权转让补充说明》等系列文件。就前述协议文本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看，首先，在朱某某与高某、唐某某分别签订的用于工商登记机关备案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将股权转让价款约定为66万元和33万元，掩盖了双方股权交易价格实际为2800万元的真实情况，该《股权转让协议》与《股权转让补充合同》构成“阴阳合同”的关系，依法应当认定该《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通谋实施的虚伪意思表示，为无效合同。故原审判决关于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处理方法，在法律适用方面存在瑕疵，本应予以纠正，但考虑到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并未就此提出异议，且该法律适用瑕疵并不影响本案当事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本院不再予以纠正。
摘要2：【解读】以提起诉讼方式行使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解除权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摘要】案涉《股权转让补充合同》第三条第二款后句约定：“若此款规定的出现纰漏或差错均由甲方如数退回乙方股权转让款并承担日千分之三的利息至转让款退还为止”。该款约定虽未使用一方有权解除合同的文字，但其文义非常清楚地包括了如果朱某某在履行合同义务的过程中出现纰漏或差错，应当承担返还价款并承担利息的不利后果，故原审判决将此约定认定为合同所附的解除条件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朱某某关于该约定仅包括一方返还的内容，而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应为双方相互返还，故该约定仅为关于违约责任的特别约定，并非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的诉讼理由，对法律的理解并不正确，按其逻辑，将会出现朱某某因违约而返还股权转让款并负担罚息后，还丧失了原有股权的结果，故本院对其该项诉讼理由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故原审判决关于朱某某无证据证明其已经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合同的特别约定，达到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但原审判决以朱某某不能证明申报材料的公章真实为由认定其未履行合同约定义务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本案中，高某和唐某某以提起诉讼的方式行使合同约定的解除权，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故对上诉人朱某某关于高某和唐某某直接向法院诉请解除合同违反了合同解除程序的诉讼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民提字第118号
【裁判要旨】股权托管公司行使股权转让行为的条件已经成就，有权依照法律和公司章程规定以特定价格转让托管股份。
【摘要】根据借款协议第五条的约定，托管公司转让海东发公司、赵某某持有的股份是海东发公司、赵某某事先授权的，且唯一的前提条件是“乙方（即含章公司）不能按时归还借款”。本案含章公司的借款到期日为2005年6月29日，含章公司在借款期限届满时仅偿还了10万元借款，其余款项并未偿还。在此后近两年的时间内，含章公司仍未偿还任何款项，海东发公司、赵某某也未承担担保责任，托管公司并未行使质押权转让海东发公司、赵某某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直到2007年6月19日，海东发公司、赵某某在相关各方为解决500万元借款担保事宜召开的专门会议上明确表示不再对含章公司所借款项提供担保之后，托管公司才采取了转让担保人海东发公司、赵某某股份的行为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含章公司未足额偿还所借款项、担保人海东发公司及赵某某未承担担保责任且明确表示不再继续提供担保的情况下，托管公司的合法权益正面临被侵害的境地，托管公司有权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和借款协议中的相关约定转让海东发公司、赵某某持有的公司股份以实现其债权。根据本案一、二审及本院提审查明的事实，托管公司转让海东发公司、赵某某股份的行为不仅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而且也符合借款协议的相关约定，更没有违背海东发公司、赵某某的全权授权，因此，本院认定托管公司行使股权转让行为的条件已经成就，托管公司转让海东发公司、赵某某股份的行为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168号
【裁判要旨】名义股东擅自处分代持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公司明知仍为其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裁判摘要】本案中，凤凰时装厂作为名义股东，未经实际出资人春晖贸易公司同意，擅自处置登记在其名下、由春晖贸易公司实际所有的100万股新沂农商行股份，致使春晖贸易公司合法利益遭受侵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五条第二款“名义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实际出资人请求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凤凰时装厂依法应当向春晖贸易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新沂农商行明知春晖贸易公司系新沂农商行100万股股份实际出资人，且春晖贸易公司与凤凰时装厂正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仍然与凤凰时装厂协商以案涉股份折价抵偿凤凰时装厂担保债务，并迅速办理案涉股份的变更登记手续。新沂农商行没有证据证明其曾经就上述事项通知并征求春晖贸易公司的意见，其与凤凰时装厂擅自处分春晖贸易公司实际所有股份、造成春晖贸易公司损失的共同故意十分明显，应当与凤凰时装厂对春晖贸易公司因此遭受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审判决认定新沂农商行对春晖贸易公司的损失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解读】公司与名义股东对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存在共同故意的情况下，应当对实际出资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裁判规则】名义股东擅自处分代持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的损失应为实施侵害行为之时股份的对价。
摘要2：【原审判决】一、凤凰时装厂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春晖贸易公司损失375万元及利息（自2011年8月28日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义务之日止，以375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二、在凤凰时装厂不能清偿上述债务的范围内，由新沂农商行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三、驳回春晖贸易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再审判决】（一）撤销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苏商终字第00419号民事判决及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徐商初字第0019号民事判决；（二）新沂市凤凰时装厂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江苏春晖国际贸易有限公司600万元及利息（自2011年8月28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义务履行完毕之日止，以600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三）江苏新沂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二项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江苏春晖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提字第85号
【裁判要旨】股东代理人与受让人签订《出资转让协议》转让其中一公司股权，股东对于代理人的两次授权并未明确是否包括股权处分，但受让人有足够理由相信代理人有权代理股东处分其股权的情况下，该代理行为构成表见代理。
【裁判规则】转让他人名下股权属于无权处分，未经股东同意和有效追认合同不能履行——转让人与受让人签订《出资转让协议》转让另一标的公司的股权，该股权登记在他人名下，转让没有取得登记股东的授权。该股权转让行为属于无权处分。
【摘要】畅达公司于2011年9月21日股东会一致通过的公司章程列明曾某某与雷某某为公司股东，且有曾、雷二人亲笔签名，应当认定畅达公司已出资股东就解除宋某某、潘某某股东资格达成一致意见，形成股东会决议。故潘某某与田某某签订《权益转让书及授权协议书》时，已丧失股东资格，无权对《出资转让协议》进行追认，也无权转让股权。《权益转让书及授权协议书》关于追认《出资转让协议》以及将潘某某在畅达公司工商登记的全部出资权益转让给田某某的约定，事实上不能履行。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248号
【裁判要旨】受让股权并非善意不能主张参照适用《物权法》第１０６条有关善意取得的规定。
摘要2：